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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跑不動的經濟型酒店

讓互聯網賣藥，倒逼改不動的醫改

“萬能的淘寶”上有什麽是很可能買不到的？藥品。但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束縛醫藥電商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松動。

這項改革看似僅僅事關一個行業的監管法規，實際上還被寄予“從末端推動醫改”的厚望。

如果沒有意外，捆綁在醫藥電商身上的一系列政策束縛，將一一解開。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下稱食藥總局）法制司起草的《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或將於2014年10月國慶節前後落地。

辦法的征求意見稿，曾於5月28日在其官網公布，其後經歷了1個月的意見收納。據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稱，9月4日，食藥總局相關負責人再次就辦法推進進行了協調、安排，會議確認“文件肯定是要頒布的”，值得關註的時間點是國慶節前後，或者元旦假期。

目前，對於醫藥的互聯網交易，中國實行嚴格的管制政策，不僅對交易商家實行牌照管制，占市場體量近八成的處方藥也被禁止在網上銷售。

根據5月28日公布的征求意見稿，若該辦法落地，上述管制政策均將被廢除。不僅處方藥網售解禁，銷售主體資質也將由審批改為備案，這意味著今後若想在互聯網賣藥，“登記一下就可以了”。

而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則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這項看似只是一個行業監管法規的改革，還被寄予“從末端推動醫改”的厚望——推動者之一的發改委關心的是，“對推進醫改有什麽好處”。

“就像一直懸在懸崖上”

就這一業內的普遍猜測，南方周末記者向食藥總局進行求證。9月9日，食藥總局回複說，《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經公開征求意見後，起草工作組召開了專家、監管人員座談會，並結合調研正在對該辦法進行修改。

如果按征求意見的內容，牌照管制解除，處方藥解禁，第三方平臺可以參與網上藥品交易，這將給醫藥電商行業帶來數千億的市場規模，歷經數年緩慢發展後，醫藥電商行業發展突破。

直至目前，以確保藥品安全性為理由，中國一直對藥品的網絡交易實行嚴格的管制。

這些管制政策基於食藥總局在2004到2005年發布的一系列部門規章，主要包括2004年發布的《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以及2005年發布的《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七年間無任何調整和修改。

其時，正是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的轉折之年，國務院在當年頒布《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幹意見》，明確支持電商發展。經過7年發展，電商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2013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已超過10萬億。

就在電商勢如破竹之時，藥品的網上售賣卻冷清而畸形。

2013年醫藥電商交易額僅有40億。“這還是最近兩年有了突破性發展的數字，在2011年之前，交易額僅是可憐的億元左右甚至不到。”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電子商務課題組核心專家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稱。

因為嚴格的牌照管制，自2005年京衛大藥房獲得第一塊許可證起，截至2014年7月16日，獲得《互聯網藥品交易資格證》的藥店數不到200個，其中自建網站開業運營的只有二三十家——與36萬家零售藥店的底數相比，這個數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政策管制是公認的痛點。

“萬能的淘寶”上有什麽是買不到的？沒錯，是藥品。即便點開一個獲得了交易資質的B2C網站，所見也多是計生用品、隱形眼鏡和保健品，OTC（非處方藥）藥品數量很少，處方藥更是難覓蹤跡。

不是沒人願意賣，是政策不讓賣。處方藥網上禁售，意味著八成左右的藥品品類無法上網，這使得一些大藥廠和銷售商登時失去了興趣，市場規模難以做大。

個別商家在夾縫中尋找到擦邊球的商業模式：將處方藥的信息放在網頁上，然後再提供服務電話，通過電話達成交易，患者再到實體店購買。這種曲折交易，使電商完全失去節約交易成本的價值，對商業結構的重塑更無從談起。

不僅行業內企業難以染指，對醫藥品類頗有興趣的第三方平臺也始終難以進入。

“政策制定時，第三方平臺的概念還沒有。”原好藥師京動醫藥城市場總監，現以嶺藥業醫藥城市場總監邵清稱，“但實際上是不允許的，法無明示就禁止，這就是問題所在。”

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擋廣大電商的熱情。

2011年，阿里旗下天貓、京東先後下手醫藥電商，因為沒有牌照，京東選擇和擁有牌照的好藥師網站合作，但運營幾個月後雙方就因股權爭執一拍兩散。而天貓醫藥館也曾因為沒有資質而受到監管部門處罰，最終只能選擇“跳轉”鏈接的迂回戰術——跳轉到有牌照的B2C網站的收銀臺頁面。

“損失太大了，”曾經在天貓醫藥管負責商家運營的晶心（阿里集團內部花名）對南方周末記者稱，會有很多用戶誤以為釣魚網站，跳失很嚴重。

不僅如此，因為沒有正式交易牌照，天貓醫藥館運作很低調，一些促銷推廣活動，像聚劃算這種平臺也很難參加。這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貓醫藥館的發展——目前入住天貓醫藥館的有交易資質的大藥房僅有140家，進行銷售的有120家左右，2013年的銷售額是20億。

“天貓這麽大的平臺，又給了那麽好的入口，20個億肯定是讓人失望的。”邵清稱，而政策管制無疑是最大制約：管制太多，投資機構不敢進入，規模做不大。“就像一直懸在懸崖上。”

風向為何大變

如果征求意見稿落地，上述制約醫藥電商發展的幾大政策管制均將解除。

為何風向突變？且轉變如此之大？

據谷軍觀察，此次食藥總局推出這個深受市場歡迎的改革政策，與以往邏輯略有不同，以往相關政策的歸口單位都是稽查局，即原來的市場司，或者至少會征求他們的意見，但這次的征求意見稿直接由法制司拋出，“地方上甚至都沒有被征求意見”。

在邵清看來，征求意見稿的發布，顯然不是食藥總局一個部門在行動，而是本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該讓市場做的就交給市場。

可以佐證的是，其在去年8月，代表京東參加了發改委舉辦的一個關於處方藥網售的座談會，會議由高技術司組織，阿里、九州通等均有人參會。“發改委就關心一個問題，怎麽推動醫改？”

事實上，醫藥電商政策的調整思路，隱現於2003年以來的一系列官方行動和頒布的文件。

2013年年末、2014年年初，海南、上海等地已開始籌備網上藥店醫保支付試點。

2014年年初，主管醫療體制改革的副總理汪洋視察京東，在劉強東的匯報中，醫藥電商是重點匯報的內容之一。

一系列第三方平臺的試點也在陸續推出：

2013年11月，河北慧眼醫藥科技有限公司95095醫藥平臺獲得第三方平臺試點資質，隨後，2014年2月，廣州八百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再次獲得試點資質。

在兩家行業內的垂直平臺獲得試點機會後，今年8月，綜合電商平臺1號店的試點申請也被批準。

“可以用非常慎重來形容。”剛剛獲得試點資質的1號店對外事務總監彭述剛對南方周末記者稱，1號店從去年5月開始申請試點資質到今年8月獲批，用了1年多時間。

在親身參與爭取試點的過程中，彭察覺到了主管部門的謹慎，“總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態度是不明朗的”，“最擔心的還是藥品安全”。

1號店的試點周期是1年，試點需在現有政策框架內進行，處方藥並未被批準上架。“我理解，總局主要是希望通過我們的試點，為其監管互聯網售藥提供經驗支持，看看會暴露出哪些問題。我們如果成功，會給它信心，再繼續放開處方藥也不是問題。”

面對市場環境的劇烈變遷，監管部門小心翼翼地嘗試變革。而阿里、京東等產業大鱷的背後推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幾大電商企業而言，醫藥是其覬覦已久的行業，布局早已開始。

年初，阿里巴巴斥資1.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37億元）收購中信21世紀54.3%的股份，不僅為天貓醫藥館買得正身，更獲得了其儲存在阿里雲的醫藥監管碼的使用權，從藥品安全開始，阿里大手筆進入醫藥電商。

3月底，九州通旗下好藥師網與騰訊公司合作，開通微信購藥平臺，消費者可以進行微信支付買藥，下一步計劃將好藥師納入微信商城平臺。

推動醫藥電商管制的解除，成為各大電商平臺和資本布局醫藥產業必須打通的一環。

處方爭奪戰

征求意見稿發布後，食藥總局曾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會上討論激烈，最終國家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表態稱處方藥的解禁會再配套一個網上銷售處方藥的目錄。

而據9月4日會議透露的最新消息，國家將不再制定可以銷售的處方藥名單，改之為不可以銷售的處方藥名單，即“法不禁止均可行”。

這將給醫藥電商產業帶來近萬億級的市場商機。一些嗅覺敏感的商家已在提前籌備。康德樂大藥房副總經理夏語接觸的處方藥廠家，“有幾個已經在調整產品劑型結構，增加口服藥劑型，開發適合電商的產品”。

雖然想象空間很大，但管制的解除究竟能帶來多少實際的交易，則仍是未知數。

第一個問題即是：處方從哪里來？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征求意見稿發布後，中國醫藥報社曾舉辦過一次征求意見座談會，食藥總局法制司也有參加。會上關註的焦點問題主要是如何解決處方外流，如何保障安全配送，藥品如何打假以及第三方平臺的搭建等。

“處方來源，這也是官方關註的問題。”夏語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稱，若處方藥解禁，首先分食的會是零售藥店的處方市場，因為藥店賣的是大流通品種，相對易於采購，而第二階段，電商會通過各種方式，拿到醫院品種，這會對醫院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處方藥網售解禁，前提之一是患者能獲得處方，有自己決定到哪里買藥的權力和能力。這種被稱為處方社會化的前提，直接挑戰的是醫院對處方的壟斷權力。 在中國目前的藥品市場中，近九成的處方藥掌握在醫療機構手里，這也是藥廠和藥商不遺余力公關醫院和醫生的原因。

除了醫院，醫生也至關重要。在“以藥養醫”的格局下，目前行業里通行的做法是，醫生開出處方，藥房會有人進行“統方”——哪個醫生開了哪些藥，然後給予醫生不同形式的回扣，這幾乎已經是行業內的“明規則”。若處方流向社會，醫生會擔心這部分“方”如何“統”，自己的利益是否會受損？

“目前醫院和衛計委還沒有就此明確反對，但想從醫院獲得處方難度確實不小，除非醫院和醫生都不再靠賣藥生存。”一位業內人士說。

“目前為止，醫院的態度，也各有不同。”邵清對南方周末稱。

在籌備醫藥商城的過程中，邵清調研過三種醫院：大醫院也不反對，也不支持，他們客流量很大，無所謂；中小醫院希望做這個事情，希望有客流；社區醫院和民營醫院都很支持，“他們根本就不靠賣藥”。

1號店對外事務總監彭述剛也認為，若推動處方藥網售改革，需國家層面的統一安排，也要考慮醫生利益。

即便阻力不小，但已經進行的一些醫改舉措，依舊給處方外流形成利好的政策漏鬥。

例如，對民營資本投資醫院的鼓勵，公立醫院醫藥分開的改革嘗試，以及醫生多點執業的改革，都將釋放出一部分可以“社會化”的處方。

醫保是處方藥新政的另一個關鍵政策點，若網上售藥不能納入醫保，將限制消費者的選擇範圍。

但夏語並不認為這是決定性因素。目前，醫保消費藥品占全國醫藥流通總量的四成左右，更多的是自費藥。

“目前看，自費藥是醫藥電商最易攻破的點，而自費藥中的長期慢性病患者，會是比較好的切入口。”已有多年處方藥運營經驗的夏語認為，正因為自費，患者才會對價格更為敏感。

互聯網倒逼醫改

對藥價頗為敏感的還有發改委。

“除了關心如何推動醫改，發改委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降低藥價。”參加過發改委會議的邵清稱。

在無數次發布降低藥價的行政指令後，發改委惱人地發現這些指令不僅未能使整體藥價降低，反而讓一些藥品消失於市。互聯網能改變這種局面麽？

谷軍認為，若將互聯網的能力嫁接到醫藥領域，降價是必然趨勢：藥品是典型的標準品，是非常適合互聯網化的一類商品，如果解禁，電商模式會釋放出目前被中間渠道吃掉的巨大成本。

而對於患者和監管部門最為在意的藥品安全問題，邵清認為，由於網上購藥必須記錄聯系電話、收貨人姓名地址，留下用戶數據記錄，現在的技術對藥品物流配送也是全程可查的，因此網絡售藥將使藥品的全程可追溯更易實現。

在一個理想的設計里，由政府監管機構或者第三方公益組織建設一個電子處方平臺，平臺向醫生、患者開放不同權限，醫生開出處方後都將進入這個平臺，患者擁有用戶名和密碼，買藥時即可登錄調出自己的處方數據。

在美國，這樣的處方平臺已經運轉多年，而邵清認為，以中國各大醫院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做這樣一個平臺，技術上完全沒有問題。但要首先建立一個各個醫院之間的處方平臺，把各個醫院打通——不過，現在各個醫院都不互認，“國家投入了大量的錢，各個醫院的信息化弄得很好，但醫院之間的連接還非常差。”

如若實現，一個醫療大數據的空間就將展露無遺：不僅目前反複提倡卻難以實現的患者病後跟蹤管理輕易實現，患者的購藥和就醫記錄也均實現了全程可追溯，對用藥安全的監管也將更易實現。

7月10日，阿里巴巴在其“未來醫院”之外，又正式啟動的“藥品安全”計劃，正是看中這點：用戶只要使用手機淘寶和支付寶錢包，掃描市面上任何藥品包裝上的條形碼和藥品監管碼，就可獲得該藥品真偽的提示，以及生產批次、用法等信息。

在谷軍看來，或許正是看到了新技術對壘舊制度的無限可能，政府願意先把這個“大招”放出來，用它倒逼其他一些難以動手的改革，“從2009年到現在，醫改進行了五年，太難了”。

如果政策的管制去除，市場的供應到位，剩下的就交給消費者來選擇。最終決定醫藥電商發展的依舊是最簡單的互聯網法則：用戶說了算。

當一個理性患者拿著醫生開出的通用名（並不指明具體廠家）藥品處方，通過互聯網的海量藥品信息，選藥，進行比價，下單，得到配送，患者的醫藥常識會日益提高，談判能力也自然得到加強。

2014年3月18日，馬雲在北大百年講壇提到其醫療夢，不僅是想在淘寶上賣賣藥，而是利用大數據讓醫藥行業更加透明和公平，倒逼醫療機構和生產企業改善產品和服務，改善中國人的健康。

醫改之夢，能否由新技術來推動實現？

跑不動的“大象”電信運營商內耗二十年

電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運營商粉墨登場，拉開競爭戰局。轉瞬間六家又合並為三家，在國家任務的指揮棒下，電信運營商亦步亦趨、內耗嚴重。

沒有競爭，“大象”永遠在原地喘氣。最終拆除“花園的圍墻”的卻是互聯網公司，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錯過變革良機的運營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發布首個上市業績報告，一舉超過中國移動，成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國企業。

2009年至2013年，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家運營商的市值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但騰訊、百度的市值卻分別增長了9倍以上。

“花園的圍墻被拆除了，電信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應用服務環節的中心地位也結束了。”中國移動原掌門人王建宙在退休後出版的新書中寫道。

早在2003年運營商一家獨大的時代，闞凱力就曾撰文指出電信產業的核心不應該是運營商，而是應用提供商：“新浪網這些應用提供商應該成為電信業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來，還在那里‘寄人籬下’，我們的價值鏈就一天不可能構築起來。”

年屆七十的闞凱力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美國的留學生，在斯坦福大學電機系攻讀碩士、博士；曾在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後十幾年。2000年任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任院長後，因屢次直言抨擊電信業，被業內和媒體稱為“闞大炮”。

運營商們真正感受到這一變化，是從看到了App Store開始。王建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這之前也有移動互聯網，但你每做一個動作，運營商都知道。App Store起來以後，用戶完成整個交易，跟運營商一點關系都沒有。這個事震動很大，甚至超過了蘋果手機本身的震動，它是一種經營方式的改變。”

互聯網應用風生水起，運營商們並非後知後覺，實際上，以中國移動為例，就曾有數次機會介入互聯網領域，但大多都擦肩而過：

2007年，中國移動推出“飛信”，以免費群發短信，快速俘獲了大批用戶。然而隨著2011年微信的出現，飛信迅速沒落；中國移動也曾多次考慮在互聯網公司持有股份，始終卻沒有實現。

2009年，新浪CEO曹國偉跟王建宙說，要做中國的Twitter。中國移動希望合作，然而在一連串冗長的可行性分析之後，新浪已經把微博做起來了，不再需要中國移動的援手。

在受到蘋果App Store的刺激後，中國移動也推出了自己的應用商場，稱作MM（Mobile Market），但乏人問津。

周鴻祎說，運營商做互聯網是“鯊魚上樹”；馬雲也曾在中國移動的內部演講中坦言，“我喜歡在別人的地盤打架。至於你們想搞互聯網，恐怕機制不行，年齡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華演講，放話要找“互聯網瘋子”，並轉送臉譜網（Facebook）CEO馬克·紮克伯格贈送的衣服，然而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來，中國的電信業屢次分拆合並，構成了當下三家獨大的局面。移動、聯通、電信的競爭核心在於網絡。2G、3G、4G時代，因為三家網絡選擇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時期的迥異“戰局”。

在那些年里，電信系統里發生了什麽？

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這支由電子部、鐵道部和電力部“雜牌軍”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郵電部壟斷電信業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數網競爭——中國電信業的改革和開放》一書中回顧：聯通成立4年後，份額僅占全國手機市場的5%，總規模大約只有中國電信的1%。

“聯通的對手說是中國電信，實際上中國電信就是一塊牌子，背後是郵電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輸定了嗎？”闞凱力說，那些年里郵電部對聯通的策略是圍追堵截，管卡壓。

1999年，時任信息產業部（原郵電部）副部長的楊賢足調任中國聯通，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時調任聯通的，還有時任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後，馬上就召開專家座談會，討論上2G的CDMA移動通信網絡的問題。當時，聯通已有2G網絡GSM。為什麽有了還要建，“左手打右手”？

當年參加專家座談會的闞凱力說，上CDMA是聯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國家任務。“為什麽要上？因為他們太清楚了，郵電部對聯通圍追堵截，搞的種種制度，使得聯通的GSM網絡支離破碎。修舊網，比建新網的費用還高。”

新書中，王建宙回顧了推動CMDA的艱難：談判難、買專利難、手機制造難、國際漫遊難、銷售更難。然而，即便聯通為CDMA做了這麽多，最終GSM網絡仍然是其營業收入的支柱、利潤的主要來源。

國家計委和郵電部門關於分配CDMA手機牌照的內耗，拖了這個新生公司的後腿。

2004年，移動、聯通、電信三位董事長輪換，王建宙任中國移動董事長，王曉初任中國電信董事長，常小兵任中國聯通董事長。

闞凱力說，“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中央組織部的人事調動，實際上背後推手是國資委。”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它跨行業管理，完全不懂電信，要對手下的電信公司統一考核，末位淘汰”。

當時，六大運營商並存（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因為新的考核制度，展開了激烈的價格競爭。移動和聯通作為僅有的經營移動通訊的公司，競爭尤其激烈。

“但是國資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強’，它非常反對競爭，說電信運營商打價格戰是‘國有資產流失’。於是國資委就天真地認為，換換一把手，就能停止價格戰。”闞凱力從這個角度解釋了此番人事轉盤大挪移的原因。

國家任務攪黃企業利益

2001年，中國電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的“5+1”格局。2008年，電信業再度重組：移動與鐵通合並；電信購入聯通的CDMA網絡；聯通與網通合並。最終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當時的市場已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移動“大象快跑”，一家獨大；聯通掙紮在兩網互搏當中；電信和網通只能經營固定電話業務，在飽和的市場下增長慘淡；鐵通、衛通的勢力更是遠不敵前面四家。

“爛土豆分堆兒，怎麽分都還是爛土豆。”闞凱力認為這樣的重組方案僅僅是表面光鮮：重組後，移動不將鐵通納入上市公司結構中，鐵通依舊是窮光蛋；電信花了兩千多億拿到了CDMA網絡，實際只有2800萬的用戶；聯通與網通合並後，兩套班子、部門重疊的冗員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他認為這一方案並未觸及根本問題：國企的基本體制沒變；國資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沒變。

幾乎與這輪重組同時，電信業迎來了3G時代。2000年起，在歐美和香港就實行了3G牌照拍賣制度，歐洲市價一度飆升至1100億美元。國內，2009年，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向三家運營商發放牌照。闞凱力解釋，國外拍賣的是有限的頻率資源，而國內給國企的頻率是無償使用的。

三家運營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導致3G戰局中起點各異：聯通分到全球應用最廣的WCDMA，電信分到美國標準CDMA2000，唯有中國移動拿到的是國內“自主研發”的TD-SCDMA。

書中，王建宙描述接過這張牌照時，“心中充滿了沈甸甸的責任感”。因為這張戴著“自主研發”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國移動在用，技術最不成熟，市場前景最為叵測。

闞凱力則否認TD-SCDMA網絡國內自主研發的身份，稱其為“皇帝的新衣”：

據闞介紹，TD-SCDMA實際上來源於德國西門子公司。在歐洲爭奪3G標準時，西門子敗了，TD技術全盤“報廢”，於是就“順水人情”送給了中國，由大唐電信集團（前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接手，這個研究院被稱為“硬院”。闞凱力所在的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研究院被稱為“軟院”，他說3G研發需要數百人的多年勞動，“硬院”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發放箭在弦上。聯通和電信，合力保舉“老大哥”中國移動上馬TD網絡。

闞凱力回憶，當時各家電信運營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國電信斥資兩千余億元購買聯通的CMDA網絡時，他問一位在中國電信當老總的老同學，“你們中國電信這回虧了吧？”結果對方說，“只要TD不落在我們家，我們就是賺了！”

聯通的CMDA、移動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間鋪設的網絡，他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跟聯通的CDMA比，這次更困難了。至少CDMA全世界還有很多運營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們一家在用。”

他說，“這個任務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很艱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了。”

怎麽向上市公司的投資人交代？中國移動想出的辦法是，由母公司出資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減少風險。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運營商下發了4G牌照，中國移動才等來了新的轉機。

這次牌照統一發為TD-LTE制式。即使對技術上明顯不合理的聯通和電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說，發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為止允許另外兩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實驗。在被問及這是否是國家政策對中國移動的“照顧”時，王建宙笑言，“這個我不好評價，你們去評價。”

闞凱力認為，中國移動急推4G是為了扔掉TD-SCDMA網絡，而主管部門發放TD-LTE牌照則是當年3G錯誤決策的“遮羞布”。

他說，4G的兩種制式明顯是FDD更好，同樣的基站，它的網絡覆蓋面積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騰訊科技報道，工信部預計於12月中旬發放FDD牌照。唯有那時，三大運營商的4G之戰才算真正打響。

“野蠻人”入場

在運營商獨大的年頭里，曾經霸占全球市場40%的諾基亞CEO都要繞著中國移動轉，問怎樣服務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蘋果橫空出世，中國驕傲的運營商們遇到了第一位“野蠻人”。

蘋果要求分享運營商的收入，這成為了中國運營商們與蘋果合作的第一層障礙。一年後，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個問題：無線網絡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國發布自主創新的無線局域網WAPI，並宣布從2004年6月1日起在國內強制執行，並宣稱為了防範網絡安全問題，禁用WiFi。

此舉引發了美國市場的強烈反彈，經兩國協商，最終宣布無限期推遲WAPI的強制實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市場幾乎是唯一一個禁止手機WiFi功能的大國市場。在如今WiFi被戲稱為馬斯洛理論的“第一需求”時，很多人難以想象它曾在中國市場被禁用。

無線網絡問題解決後，恰逢3G時代到來，因為蘋果不肯生產符合中國移動TD-SCDMA這個全球只有一家運營商使用的手機，雙方的談判進入焦灼狀態。

這輪談判歷時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時，中國移動仍未與蘋果簽約。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 5S/5C，才有了符合中國移動制式的蘋果手機。

蘋果與中國移動的“七年抗戰”，有其自身的霸氣，也先後遇到了“中國特色”與“中國移動特色”。

2011年，微信橫空出世，迅速俘獲了大批受眾，運營商的短信和通話業務立刻受損。與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長也曾放話，運營商要向微信收費，兩個月後，這場風波悄然息止，此後再也沒有運營商向移動應用的強硬反擊。

2014年11月11日，騰訊推出“微信電話本”。

闞凱力認為此舉意義重大。號碼攜帶是打破運營商壟斷的法寶。此前，換運營商就要換手機號，用戶自己的聯系人網絡就被打破一次，因此號碼是運營商對消費者的最大捆綁。

微信電話本出來以後，第一聯系方式變成了微信號，只要微信號不變，換哪家運營商的號碼都可以找到機主，手機號碼的硬束縛被打破。

實際上，2012年3月，闞凱力就曾經給“部里”（工信部）寫過利用“虛擬號”推動號碼攜帶的建議書：“結果建議書被主管領導當場駁回：這樣一來運營商日子怎麽過？！”

後來，闞凱力把這份建議書直接發到了騰訊總部。

2001年，中國移動用戶破1億，用了12年的時間，擴展為7.5億。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僅僅用了2年半的時間，用戶就已經超過了4億。

不久之前，“管道”還是運營商們不甘心承認的身份，如今卻很快變成了捍衛自身價值的唯一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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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講了堂生動的“互聯網+政務服務”課

9月1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這場會，某種意義上是講了一堂“互聯網+政務服務”課。整個政府系統，上至部委負責人、下至基層幹部，相信會極有啟發，同時也應受到極大鞭策。

總理這堂課主旨鮮明：各級政府官員都要用好“互聯網+”的渠道，不斷提高處理政務信息、感知群眾冷暖、應變社會輿情的能力。

梳理總理“課件”，一講觀念。核心在於，互聯網時代公眾的信息渠道和話語體系都呈現顯著變化，因而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觀念隨之而變，“政府不能把自己關在‘玻璃缸’里面”。所謂優化政務服務，不能自說自話，而必須以公眾感知為依歸。從現代政府的理念講，政務，乃是政府為百姓之務，而非政府自家之務。因此總理才會強調：政府必須要對公眾關心的問題及時回應，這不僅是為人民服務的本質要求，也是政府必須盡的職責所在，不及時回應就是失責!

二講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說政務服務是“事”，當今時代的“大器”就是“互聯網+”。總理的方法論條分縷析。一是優化再造服務流程，其中包括凡能實現網上辦理的事項，不得要求群眾必須到現場辦理等。二是優化再造服務平臺，依托政府門戶網站，整合政務信息和服務平臺，推進實體政務大廳與網上服務平臺融合。三是打通數據壁壘，促進各部門、各層級、各業務系統互聯互通。四是加強系統和信息安全防護能力，加大對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重要數據保護力度。五是加快清理不適應“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各種規定。

可以想見，這五道“課堂作業”一旦被各地方、各部門完成好，民心必定大快。

一堂好的課，固然離不開擺事實、講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情懷。總理這堂課，骨子里講的是為政情懷。他舉例說，我們黨最早提出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都是非常具體的“小事”，但正因如此才贏得了民心。老百姓最關心的，可不就是那些身邊發生的、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事情嗎?所以各級政府不僅要重視宏觀經濟等“大事”，同時也絲毫不能忽視老百姓關心的“小事”。話說回來，無論什麽增長數據、發展曲線，落腳點都是國民的富裕和幸福。為政者，體恤百姓冷暖，感知社會體溫，方足以談政。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曾"發話"部長們當第一新聞發言人，“部長通道”的答問因此廣受好評。精彩的記者會後，更有媒體評論，這是總理親身示範當國務院第一新聞發言人。此次常務會，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總理要求中央部門要率先垂範、以上率下，抓好“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而他講的這堂課，本身就是一種垂範。

政府系統上上下下，越多領會總理這堂課的要旨，在面對老百姓“考官”時交出的政務答卷，才會越漂亮。

1%的95後有整容打算 他們最想動的部位是？

消費“新勢力”來襲，並不出意外，正逐漸成為消費主力軍的95後將對顏值經濟做出比之前任何一代的前輩們更多的貢獻。

QQ大數據微報告近期針對95後們做出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95後中，已經有過整容經歷的人數比例為1%，有11%的95後們未來有著整容計劃，而這一數據在95前的人群中調查結果僅為8%。

在“保守幾代”的世界里，整容還是件羞羞答答的事情，不過對於95後來說，整容並非不可接受，僅有不到兩成的95後表示，他們是不能接受別人整容 的，有一半的95後表示不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整容，這些數據相比較前幾年都已經有了較大顛覆，95後對於整容的態度相比較“前輩們”顯得更加開放。

不過顏值經濟並不代表網紅臉經濟，相反，有近8成的95後認為網紅臉將不再成為主流審美趨勢，“個性化”才是他們的標簽。

“正常人都喜歡看臉，好看是件好事，不過網紅臉好像都是長一個樣。所以覺得不好看。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沒什麽辨識度記不住，而且容易認錯人，這就很尷尬了。”今年20歲的肖峰如此表示。

在個性化的需求下，95後也更願意在整容問題上更多的保留“純天然”特色，比如他們更喜歡的是開雙眼皮(38%)、墊鼻梁(31%)、瘦臉(30%)這樣的微調方式。

有意思的是，對於“美女”的定義，95後雖然沒有出現太大改變，瓜子臉和長直發仍然是最受喜愛的標配，但是“帥哥”將被重新定義：95前的人們更喜歡方臉(33%)+板寸(39%)的搭配，但是95後的年代，他們更多的熱衷瓜子臉(40%)+有劉海(52%)的男生。

事實上，在目前中國的醫美行業消費能力還算比較之後，與韓國相比，後者的收入水平是中國的3.66被，但醫美的滲透率水平確實中國的12倍。從這份95後報告，我們也可以清晰的看出，醫美整容在中國正呈現增長之勢，而且潛力可觀。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在美國，按照年齡劃分的分布80%的市場體量存在於35歲到65歲的區間，但中國仍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20-35歲的國人正引發起第一波市場熱潮。隨著時間的推移，以95後為代表的第一批啟蒙人群將成長為消費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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