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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上海等15個服貿創新區先進企業減按15%企業稅

12月2日從財政部網站獲悉，財政部近日印發《關於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其中指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在天津、上海等15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實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通知》還列出了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包括信息系統集成服務、文化產品數字制作及相關服務、中醫藥醫療保健及相關服務等8種服務類別。

關於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

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6〕122號

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浙江、湖北、廣東、四川、江蘇、山東、黑龍江、重慶、貴州、陜西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商務主管部門、科技廳(委、局)、發展改革委：

為加快服務貿易發展，進一步推進外貿結構優化，根據國務院有關決定精神，現就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漢、廣州、成都、蘇州、威海和哈爾濱新區、江北新區、兩江新區、貴安新區、西鹹新區等15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以下簡稱試點地區)實行以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1.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2.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實際發生的職工教育經費支出，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8%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部分準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扣除。

二、本通知所稱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須滿足的條件及有關管理事項，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59號)的相關規定執行。其中，企業須滿足的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按照本通知所附《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執行。

三、試點地區人民政府(管委會)財政、稅務、商務、科技和發展改革部門應加強溝通與協作，發現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上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科技部和發展改革委。

四、《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59號)繼續有效。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2016年11月10日

附件：

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

曹德旺事件啟示：降企業稅 征富人稅

最近，由曹德旺談企業在中美間的稅負對比，引發對中國企業稅負問題的討論，儼然成為輿論焦點。

曹德旺根據自身在美投資經歷，得出“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跟美國比的話，高35%”的結論。此言一出，社會反響十分強烈，企業家們紛紛站出來支持曹德旺觀點，各路媒體、專家也發文呼籲國家減稅降費，不然曹德旺之流可能要“跑路”。一時之間，矛頭皆指向政府，認為政府稅負過重，讓企業難以生存，並提出“死亡稅率”一說。

質疑之聲太大，官方也坐不住了。隨即，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公開表示，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總體較低，並引述IMF統計口徑，2012~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此論調與此前財政部等官方表態口徑一致。

二者觀點大相徑庭，該聽誰的呢?實際上，二者雖然均有其考量，但亦各有偏頗之處。

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真的比美國高35%?未必。筆者不是說曹德旺妄言，而是他有自己的出發點，根據《新京報》對於曹德旺的一篇轉發，曹旗下的福耀玻璃為何要去美國設廠?主要原因並非中國稅負過重，而是福耀玻璃主要生產汽車玻璃，通用汽車乃其主要客戶之一，通用客戶方面希望福耀玻璃在美國有工廠。曹德旺到美國投資，恰逢美國致力複興制造業，所以給了不少優惠，如廉價的土地。加上福耀玻璃生產的產品，正好供應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設廠協議談好之前已簽訂大單)，所以曹德旺得出了那樣的稅負結論。

也就是說，這個結論是有前提的，最大的前提就是，在美國生產，正好賣給美國公司，這樣成本就比國內低不少。

當然，說“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總體較低”，也與企業的實際感受不符。不少對於企業的調研報告，包括日前新華社旗下媒體歷時兩個月、橫跨東中西部、以問卷形式對500家企業的調研均顯示，稅負偏高乃企業的主要負擔。企業除了增值稅和所得稅兩大稅種外，還有不少小稅種及行政性規費。

所謂行政性規費，不少地方政府部門甚至存在“三亂”(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問題。隨著經濟增長趨緩，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難以為繼，這種“三亂”問題還有所擡頭。另外，不少部門，因為手中的權利而尋租，如企業開業一般要進行消防檢查，按理說是一個正常程序，但不少地方演變為，不給足“紅包”難以通過;熟人社會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很盛行，新華社旗下媒體調研就發現，同樣一個評估報告，有熟人或跟領導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過，而人生地不熟的外來企業，要3萬元才能通過。這一切，都構成了企業的隱性稅負。

此外，企業的社保負擔也頗為沈重。根據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近日發布的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其中中國總稅率為68%，位列世界第12，遠高於發達國家40%左右的水平。68%的總稅率中，分別為利潤稅率10.8%、勞動力稅率48.8%和其他稅率8.4%。無疑，畸高的勞動力稅率主要指的是企業的社會保障(五險一金)負擔。

所以說，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未必成立，當然也並非所謂的“稅負水平總體較低”。之所以稅負問題在近期引起強烈反響，主要是當前宏觀經濟增速下行，企業尤其是制造業盈利越來越困難，企業寄希望於政府大力減稅以度過難關。

那麽該不該減稅?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大規模減稅，引發財政收入下降，民生等支出不足，也會引發負面效應，所以應該進行稅制改革，即在某些領域減稅，在其他領域開征些稅。

該減稅的肯定是企業，因為企業是經濟的支柱。目前企業主要有兩大稅種，所得稅和增值稅，中國的企業所得稅並不高，但增值稅稅率偏高，占比重，且屬於間接稅。以目前增值稅主體稅率17%為例，不少企業認為過高，且因進項抵扣很難完備，容易造成重複征稅，因此，可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如主體稅率可先降到13%。

而針對各類政府規費，應繼續推行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對於企業的管制，消除“尋租”空間。同時在稅費的設置上，盡可能避免同一涉稅事項涉及多個稅種，更不應該又征稅又征費。

哪些領域應該加強征收?首要無疑是房產稅。近一年多來，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價暴漲，保障的原因之一是供應不足，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在大城市沒有住房，有購房需求，但不少人卻擁有多套住房，如潘石屹日前公開稱：“我知道北京有人買一百套房，自己只住一套。”

因此，需要針對超過一定居住標準者征稅，如對人均居住面積超過60平米部分的“奢侈性住房”征稅，這樣既可以抑制房價過熱，也能增加稅收收入，為其他領域減稅打開空間。此外，遺產稅等主要針對富人的國際通用稅種，也應該積極推進。

因為，中國歷經數十年高速發展後，雖然整體生活水平提升，但出現的新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越發明顯，稅收作為調節收入的作用，應該早日發揮。

實體經濟壓力再調查：企業稅一交就虧損

“以前穿兩件衣服夠暖和的，但現在天冷了，我們穿三件衣服還是感到寒冷，就是這個道理。” 絲綢之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州絲綢協會會長淩蘭芳對第一財經記者感嘆道。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企業家表示，稅費跟10年前比，看起來好像沒怎麽動，但在經濟行情不好、企業利潤少、人力成本又上升的“寒冬”，稅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企業承受的壓力很大。

同時，中小企業又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而實體經濟的資金又大量流向房地產、金融、IT 等虛擬經濟領域，偏虛脫實成為隱患。實體經濟振興的出路在哪里？

近日，江浙地區的民營企業家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紛紛呼籲降低稅費，調整用工政策，給予轉型升級中的企業以資金支持。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研究員馮立果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制造業衰微的深層次原因還是過多的行政管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去掉對生產企業的這些管制和約束。

實體經濟壓力重重

“總體來看，從事傳統產業的民企困難者居多，幾大紅利開始消失，瓶頸顯現。”淩蘭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據他了解，近幾年周邊的傳統紡織企業在此輪經濟下行中感到陣陣寒意。

一方面是訂單明顯減少。目前湖州的絲綢產品包括生絲、綢緞等還在遠銷歐美、日本、中東等國家和地區，表面上看年度出口金額差不多，但是按照價格和匯率算的話，整個出口總量在減少。

另一方面是企業的用能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融資成本等四大成本都在迅速上漲。“以用工成本為例，本世紀初勞動工資在600元左右，現在要漲幾倍，在3600元左右。但是產品價格的增長卻沒有那麽快。現在‘四險一金’按照工資比例來交，在企業勞動成本中這一項占去40%左右。”淩蘭芳說。

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老板何先生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兩年經濟下行給實體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他們也有點力不從心。“2016年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上漲，但銷售價格上不去，基本上很少漲，同時整個需求並沒有擴大，對利潤空間的擠壓比前兩年更厲害了。”

浙江中南建設董事長吳建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企業稅負相對比較重，人工成本也在漲，原材料價格也在上漲，整體來講，實體經濟日子不好過，企業壓力比較大。去產能方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地方沒有真正去幫助企業轉型升級，特別是在升級上面缺乏引導和幫助，要分析企業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什麽，比如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如何去幫助它們一起解決這些問題，一步步推進，要允許它們有時間去升級，一步到位的可能性相對比較小。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自2012年3月以來，全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4個月呈現同比負增長，2016年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0.1%，首次由負轉正。但整個2016年，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下降1.4%。

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8803.2億元，比上年增長8.5%。

“盡管2016年工業企業效益有所好轉，但與上年利潤下降形成的低基數有一定關系，兩年利潤平均增長尚不及生產增長。”國家統計局工業司工業效益處處長何平認為，目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依然錯綜複雜，工業經濟向好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結構不合理、回款難、費用高依然拖累企業盈利。

自2011年起，受周期性、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影響，民間投資開始下行。2016年1~8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6月，民間投資當月同比增速下滑至-0.01%，進入負增長區間。而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

長三角地區是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此前曾有媒體對該地區三省一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報業績做過統計，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報利潤負增長比例均超過30%，其中，安徽最高，為49%；蘇、浙、滬分別為40%、38%和33%。

數據顯示，三省一市制造業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凈利潤為負數的有63家，即長三角地區有一成制造業上市公司2015年中報虧損。

淩蘭芳說，傳統制造業根本問題是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許多工藝設備非常落後，原料質量下降而價格猛漲。一方面迫切需要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資本和人才卻加快逃離。高科技附加值目前還跟不上，而低成本優勢已經喪失，於是進退維谷，陷入困境。傳統制造業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鳳凰涅槃。

稅負重，成本上升

“稅負很重，主要體現在增值稅方面，每個環節都要交稅，稅大概是利潤的三倍，利潤微乎其微。比如企業一年交1000萬元的稅，利潤可能不到300萬元。”淩蘭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產業有起落，但一般來說稅收是利潤的兩倍。這已經算好的企業了，很多企業連稅都交不出來，稅一交就虧損了。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也認為，企業負擔的稅費太高，是我國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真實原因。

李煒光於2016年上半年在全國四個城市采集了一百多個樣本，四個地區調研結果一樣。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調研中發現，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約40%，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很多企業不堪重負倒閉。

淩蘭芳對記者談到，由於成本太高，我們已經在一般競爭領域中失去了優勢，中國紡織的活力漸漸衰退。

以絲綢加工成本為例，中國無法跟羅馬尼亞、土耳其、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度、泰國等南亞、東南亞和歐亞一些國家去比拼，並不是中國的加工工藝不行，到現在為止中國制造品的性價比在國際上還是領先的，而是企業成本高、負擔重，競爭力在減退。像柬埔寨這些國家為了招商引資，各項成本就很便宜，而泰國的招商引資則實行八年減免稅，其勞動工資是中國的三分之一。突尼斯也在購買中國絲綢原料用以加工出口。

“回到原先的低成本顯然不可能，出路只有創新。我們現在被逼往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淩蘭芳憂心忡忡道，即使是轉型升級走高科技的道路，也需要技改、需要人才、需要資本，但國家在引導傳統制造業解困脫圍、轉型升級方面，措施、辦法還不多，示範典型少，即使有也很難學習模仿。

吳建榮還對記者談到制造業目前土地供給的難題。“制造業需要的土地面積相對會比較大，因而有些地方不太願意把土地給制造業，即使供給，價格也會比較高。這個產品是要在國內和國際上競爭的，土地價格高，成本比別人高，優勢就沒有了，再加上制造業本來利潤就比較低，競爭力也就不強。”

正是經歷了這麽多難題之後，很多原本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在被上市公司收購掉或因征地被拆遷掉之後，企業主手里拿著一兩個億，不再搞制造業，而是用於投資、理財。

吳建榮告訴記者，做實體經濟風險太大，一是需要征地，政府拿地也有困難，二是征好地後，還要借款投資，弄得不好連本帶利都沒有，到時候還可能變成負債。他們會覺得還是理財穩當一點，有一兩個億理財的話，理財賺的錢每年一家子也花不光。“如果大家都這麽弄，都不搞實體經濟，怎麽辦？現在搞投機的人多，搞投資的人少，搞實業的人更少。”吳建榮不乏擔憂。

淩蘭芳對記者談到，現在實體經濟的財富增長比不過虛擬經濟，大量優質資源都往虛擬經濟跑，往房地產、金融、IT 這些岔道走，實體經濟就相對幹枯，將來後果會很明顯。“其實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經濟體量這樣雄厚，對實體經濟還是非常重視，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鼓勵實體經濟發展。”

中小企業融資難

一些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家這些年一直承受著雙重壓力，他們告訴記者，他們最害怕的不是政府埋怨他們業績上不去，而是銀行抽貸，寧可虛報業績也要保持貸款穩定不被抽走，一旦讓銀行知道經營業績在下滑，立馬被抽貸不留情。銀行怕貸出去收不回，企業怕還回去就再借不出來，互相提防，兩頭害怕。於是銀行千方百計加“保險”，除了正常抵押擔保外，再讓企業經營者的個人財產去“加保”，一旦出現風險，企業與創業者兩完。

有一位在二線城市從事制造業出口的老總由此推斷，真正的企業經營狀況可能比統計數據要差，風險正在不斷加大。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民營企業家們都談到了融資難、融資貴這個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實體經濟的發展。

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貴是世界現象，在中國尤為嚴重。國有企業因為有政府隱性擔保而在融資上受到了各種優待，中小企業(大部分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不僅要承擔更高的成本，而且難以申請。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曾撰文指出，從中美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對比中可以發現，中國的民營企業高度依賴內源性融資(包括自有資本和留存收益)，這一部分占比高達60%，而美國的對應比例只有30%；另外，民營企業從銀行貸款比例(20%)遠低於國外類似的企業(42%)，實際需求遠遠未得到滿足。對於1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申請銀行貸款被拒絕的可能性超過了50%，融資難的問題遠遠沒得到解決。“其他”一項中國占比將近20%，這里可能包括融資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

“銀行基本不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中小企業已占有的貸款額度只減不增，銀行還要在利息之外收取所謂的服務費。中小企業不能獲得銀行的支持就只能靠民間借貸，利息會很高，可謂雪上加霜。但銀行會支持政府做基礎設施，支持央企做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甚至無限制給予。”吳建榮告訴記者，當時中央提出來做PPP項目，是要利用民間資金、社會資金投基礎設施，但現在都是央企、國企在投，民企輪不到投，中小企業就更難了。

“我們企業規模還算比較大的，如果有比較好的項目，銀行也願意給錢，但政府不敢給我們做項目，怕人家說是不是得了民營企業的好處。但項目給央企、國企做，再高的價格也沒問題。這對民營企業不公平，民企投資增速下降也是有各種原因的。”吳建榮談道。

淩蘭芳也對記者表示，實體企業都是短期融資，這頭借，那頭還，借新還舊，時間又短，效率發揮受到影響，銀行還在基準利率上上浮，民企融資因此要貴很多。而且很多小企業借不到錢，通過民間借貸融資，利息翻一兩倍都有。

馮立果告訴記者，我們的金融系統是大銀行、大國企、大工程項目三位一體、互為依賴的關系。它們之間的資金價格相對比較低，大銀行給大國企的大工程項目提供貸款，價格都在4%左右，房地產稍高一點在10%左右。“國有大企業大工程項目占有了大量的低價格貸款資源，且人為壓低價格，給予中小企業的貸款量肯定減少，而且需求量那麽大，價格就高。如果中小企業能以10%的價格拿到貸款已經燒高香了，再通過擔保公司的話，要15%了。”

“但在國外，像美國的貸款利率原先是0，歐洲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資金成本非常低。國內國外一比較就會發現國內的資金成本要高很多。”馮立果補充道。

出路何在

那麽要振興實體經濟，出路在哪里？

淩蘭芳認為，首先國家在這方面要有頂層設計，要有方向和線路圖，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要調整，是否準備好忍受陣痛。因為屆時會有大批的中小企業倒閉，邁向高科技的一年半載又上不去。而如果要慢慢轉，那麽技術、資金和人才這三要素通過哪一個辦法來給予解決，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

同時，淩蘭芳也建議稅負和勞動用工的調整。“從金融危機到現在連續將近七八年的經濟下行態勢，原來的稅負政策、用工政策、產業政策和經濟的一些配套是否符合？如果不符合就得調整，稅負首先得調整；勞動用工方面，勞動合同法也要進行調整，提供勞動用工的靈活性，首先要保證企業能生存，勞動用工要促進企業發展。而現在的勞動用工不符合我們目前社會經濟結構的現狀，優秀人才又招不進來，低劣的勞動用工又辭退不去，這就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吳建榮也提出，政府應該在對中小企業減免稅費方面多多關心。另外，給中小企業一些貼息，政府搞一些擔保制度給它們做擔保。因為中小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需要很大的資金投入，如果沒有這塊資金，很難轉型升級。

馮立果分析說，中國制造業衰微的深層次原因還是過多的行政管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包括對勞動力、資金和生產要素等的管制。

比如，在對勞動力的管制方面，由於計劃生育，使勞動力緊張大概提前了10年，人口紅利也提前10年結束，現在，低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沒有了。

在對生產要素的管制方面，國內的油、天然氣、糖、煤炭、鐵礦石、棉花等價格都要比國外高。其中，棉花要比國外普通市場價格每噸高幾千塊錢，但我們有棉花收儲體制。企業不能向國外直接買棉花。必須買一部分中儲棉的棉花，再去國外進口。這些上遊的原材料的核心問題在於寡頭壟斷，市場供給不足，從而導致價格很高。

馮立果認為，現在的這種生產關系比較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解放生產力，不是去改生產產品的企業，改革約束企業的體制機制和政策。

根據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的計算，2014年中國財政供養的各類人員規模為7600萬，比2007年增加了900萬，官民比例高達1∶19。一個人按10萬元算，包括工資、社保等在內，就是7.6萬億元，這些支出是剛性的，這就造成了上層建築負擔重。

2014年GDP達60萬億，但政府通過稅收、各種費、各種基金等收走了24萬億，占三分之一還多，留給企業和居民的不到三分之二。

“減稅已經說了好多年，但大規模減稅還做不到。”馮立果說，中國現在每年有固定的大量財政支出，比如7600萬人吃財政飯的這筆剛性支出，這些制約性因素造成很多政策難以真正落實下去，放松管制、解放生產力無法深入推進。

特朗普擬降企業稅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