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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大棒”沒打準 自動化才是工作崗位減少主因

說服原打算把工廠遷移到墨西哥的開利(Carrier)空調制造工廠繼續留在美國被視為特朗普促使制造業回流美國的首個成功案例。但聽起來的好消息在現實中並沒有那麽美好。

開利的母公司美國聯合技術公司CEO海斯(Greg Hayes)最近表示，公司會把在美國印地安那州投資的絕大部分資金都用於自動化和設備升級上。

“我們打算通過自動化的改造來降低成本，以確保我們持續擁有競爭力。”他說，“(自動化改造)會和把工廠搬遷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墨西哥一樣便宜嗎?並不會。但是我們既然打算繼續在美國投資，就必須要讓工廠具有競爭力。因此，這也最終意味著，美國這里將會有更少的就業崗位。”

效果打折

12月初，特朗普正式宣布，已與開利公司達成協議，後者不會把工廠轉移到墨西哥，而是把大約1000個工作機會留在美國印地安那州。

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稱，開利公司獲得了700萬美元的稅收減免承諾，作為交換，該公司才決定把原本準備移到墨西哥的800個工人崗位和300個總部研發崗位留在美國。

根據公司的估算，如果把這些低工資、高流動性的工作轉移到墨西哥，每年可以為公司節省6500萬美元左右。特朗普對此回應稱，按照他準備實施的削減公司稅措施，公司將會得到更大的收益。

決定將工廠繼續留在美國的同時，開利公司也計劃給該工廠投資1600萬美元。但按照開利官方最新的表態，這1600萬美元將主要投給自動化升級，而特朗普挽留下來的1000個就業崗位勢必會因為機器換人而大打折扣。

最近，特朗普在推特上聲稱將對企業實施大幅減稅和政策松綁，但與此同時將對那些把工廠搬遷到其他國家、雇傭其他國家員工、卻想把產品售回美國的企業征收高達35%的關稅。這被外界視為特朗普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

但對企業而言，競爭力和利益最大化始終是最大目標。除了機器換人，特朗普的“大棒”也並沒有真的阻止企業外流的腳步。除了暫時留在美國的800個工人外，整個工廠共1400個工人崗位的另外600個仍將遷至墨西哥。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700萬美元的稅收減免“建立在工人招募、崗位保留和資本投資等因素基礎上”。

要怪就怪自動化

“1999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瓊斯(Chuck Jones)本周四公開將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根本原因指向了自動化。他說：“自動化就意味著更少的人工。我認為如果那些公司全部實現了自動化生產，工人的就業崗位就會大幅減少。”

然而，對於留在印地安那州的工廠來說，自動化生產是唯一能讓工廠保持競爭力的方式。當地的人工成本是每小時20美元(約合人民幣138元)，而墨西哥工廠的人工成本是每小時3美元(約合人民幣20元)，僅七分之一。

“你不可以責怪那些(美國以外地區的)便宜勞動力。”LNS Research首席分析師米克諾維奇(Dan Miklovic)表示，“毫無疑問，大量我們失去的就業崗位，尤其是在成熟的工業領域，並不是因為它們被遷移到了海外，而是自動化的生產取代了它們。我們使用了大量的機器人來生產汽車。”

總體來說，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制造業產量統計，美國各大工廠如今的產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二戰後的時期，在過去的40年里增長了150%。但是美國制造業的就業崗位卻同期下降了30%多，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自動化。

制造業領域自動化程度提升和就業減少的趨勢並不會在特朗普的“胡蘿蔔加大棒”中結束。麥肯錫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現有技術的情況下，美國45%工人的工作任務已經可以被機器人取代，這相當於每年可以節省2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8萬億元)的人工工資。

姚景源：中國經濟面臨“四降一升” 結構性問題是主因

“目前中國經濟面對的困難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企業利潤下降、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下降、財政收入下降，潛在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12月22日，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上海舉行的“改革與開放論壇”第三期上如是說。

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困難有周期性總量的原因，但主要是經濟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著眼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

在“四降一升”中，“增速下降”表現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中國GDP增速為9.3%，2012年直接降到7.7%，此後一路下滑，2016年基本在6.7%左右;

“企業利潤下降”表現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

“PPI下降”表現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4個月同比負增長，2016年1-8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而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

“財政收入下降”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形勢最好的中央財政去年才增長5.8%，而基層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慘不忍睹，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造成財政收支缺口不斷加大，今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達到3%，為多年所不見，財政缺口達5600億，未來隨著養老支出的增加，財政支出壓力會更加巨大。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做了高度概括，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

新常態是當下乃至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大邏輯。姚景源認為，把握了這三個“化”，就是把握了當下乃至今後中國的經濟規律。

改革開放3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整個世界經濟中都名列前茅。盡管近3年遭遇了增速回落，但平均來看，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高達9.8%。姚景源談到，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速度就會不一樣，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目前，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過去靠規模和速度擴張的粗放型增長轉變到以質量和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

為何在現在出現增長速度換擋期?姚景源認為，除了經濟增長規律的因素外，這還和過去長時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有關，也就是結構性問題。

姚景源表示，以人口結構為例，人口紅利消失是一個大問題。1980~1989年我國出生人口達到2.28億，1990~199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74億，2000~2009年降至1.26億，這意味著00後人口數量比80後少了整整1個億。

近三年，我國16~59歲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了1千萬，其中，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這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漲。

此外，老齡化也在迅速推進。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2.2億，65歲以上人口是1.3億，都超過了老齡化的標準線，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和沖擊。

姚景源提到，目前中國經濟遭遇下行壓力，而整個經濟中下行幅度最大的是進出口貿易。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目標定為6%，但是2015年進出口實際的增長率為-7%，問題出在了曾經給中國的出口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七大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即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

過去這七大行業使得中國制造占領了全球很多市場，但是隨著勞動力人口優勢的消失，廉價勞動力沒有了。而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他們正在走中國過去走過的路。所以這次的經濟下行折射出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商品，再以出口打天下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

在結構優化方面，姚景源認為，農業要從傳統走到現代，工業要從中低端走到中高端，然後全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姚景源表示，當前，我國農業依舊十分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低，現代服務業的成分少。

具體來說，中國農業有兩個“低”，一個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二是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這導致勞動生產率很低。中國現在有2.2億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700億美元，荷蘭有22萬農民，但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820億美元。

工業方面，中國在眾多行業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汽車行業，全世界每4輛汽車就有1輛是中國制造，機床產量占全球總量的38%，造船業產量占全球40%，發電設備產量占全球60%，但存在缺少核心技術的問題。另外，我國是世界第一鋼鐵大國，我國的鋼鐵產量占世界鋼鐵總量的52%，但高負荷噸位起重機的鋼絲都要依賴進口，高檔數控機床95%要靠進口。

我國第三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去年是50.2%，今年9月底增至52.8%。但是這個比重依舊不夠高，美國這一數據是80%，全球平均水平是60%。在目前的服務業排名中，足療業、餐飲業等排名靠前，金融、文化產業等還比較缺乏。

在動力轉化方面，姚景源談到，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資本投入，二是資源投入，三是勞動力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遇到坎、不可持續了。大量的資本投入帶來了產能過剩，資源投入帶來了高能耗、高汙染，勞動力投入上又遇到了老齡化。因而，現在只有讓創新去替代這三個投入，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

特朗普狠批黑客調查報告：民主黨的疏忽才是主因

在美國情報機構公布了俄羅斯總統普京利用黑客進行網絡幹擾並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特朗普在推特上澄清並反駁道：“該份報告並沒有列出證據證明黑客活動影響了大選的結果!民主黨的疏忽才是導致他們服務器被黑的真正原因。”

針對這份指控報告，美國國土安全局表示，大選投票機器以及其他選舉相關的數據庫作為關鍵的基礎設施，已經享有額外的保護，來自網絡的攻擊沒那麽容易直接幹擾到儀器結果。

特朗普隨後還強調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郵箱服務器被黑，他們擱不下面子才會編造出大選結果被影響的報告出來掩飾他們的尷尬。

目前莫斯科方面還沒對特朗普的表態做出回應，但早前已經否認美國情報機構所公布的報告的真實性。

稅務總局：上年稅收增幅4.8% 減稅政策成主因

國家稅務總局12日消息：2016年，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115878億元(已扣減出口退稅)，比上年增長4.8%。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這個增幅同2012年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增幅11.3%相比，下降了6.5個百分點，比同期GDP增幅下降得更多。盡管這其中有多種因素，但減稅是一個重要原因。

王軍表示，稅制改革和減稅政策不僅直接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而且助推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企業轉型升級，鼓勵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經濟穩增長和市場增活力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終於水落石出？消息稱三星發現電池尺寸問題是Note7起火主因

1月20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一項圍繞三星手機缺陷電池展開的調查發現，部分電池尺寸不合規，造成了過熱，還有一些電池存在生產問題。去年，電池缺陷迫使三星電子召回所有Note 7手機。

三星將於下周一公布上述結論，這個結論幫助解釋了這家科技巨頭召回手機的原因。此次召回損害了三星的品牌，召回成本至少為50億美元。

三星此前委聘了三家質量控制和供應鏈分析公司協助其開展獨立調查。三星在去年秋季召回了所有的250萬部蓋樂世Note 7智能手機。此前，三星收到了消費者有關手機起火的投訴，隨後美國監管部門禁止乘客攜帶蓋樂世Note 7搭乘飛機。

三星從去年8月份開始銷售蓋樂世Note 7。該款手機的電池供應商是三星子公司Samsung SDI Co.和總部位於香港的Amperex Technology Ltd.。Amperex提供給三星的手機電池是在中國大陸的一座工廠里生產的。

上述知情人士稱，三星周一公布的報告將得出結論：Samsung SDI提供的電池存在尺寸不合規問題，無法適當嵌入手機內，電池與手機尺寸不協調造成了過熱。他們稱，至於Amperex為蓋樂世Note 7提供的電池，缺陷集中在一個生產問題上，當時，替換手機的生產迅速擴大，造成了這個生產問題。尚不清楚究竟是什麽樣的生產問題。

2016年第四季食品抽檢：違規使用食品添加劑成不合格主因

20日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網站消息，2016年第四季度，全國共完成並公布738972批次食品(含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劑)樣品監督抽檢結果，檢驗項目合格的樣品722483批次，不合格樣品16489批次，樣品總體合格率為97.8%，與2016年前三季度基本持平。

其中，糧、油、肉、蛋、乳等大宗日常消費品的樣品合格率均接近或高於平均水平。而食品中超範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32.5%，比三季度高2.4個百分點。

抽檢發現的主要問題有：

一是食品中超範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32.5%，比三季度高2.4個百分點;

二是食品中微生物汙染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27.4%，比三季度低8.2個百分點;

三是食品中農藥獸藥殘留不符合標準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14.7%，比三季度高5.4個百分點;

四是食品中質量指標不符合標準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11.7%，比三季度低0.9個百分點;

五是食品中重金屬等元素汙染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3.7%，比三季度低0.2個百分點;

六是食品中檢出非食用物質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2.1%，比三季度高0.6個百分點;

七是食品中真菌毒素汙染問題占不合格總數的1.0%，比三季度高0.3個百分點。

三星：電池缺陷是Note 7爆炸主因 設計與制造過程存在問題

今日，三星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Note 7爆炸原因調查情況。三星方面表示，三星電子針對20萬部手機，3萬塊電池進行的大規模充放電測試中，發現了燃損現象，在Note 7搭載的A電池和B電池中均發現了不同原因導致的燃損現象。參與調查的三家外部機構的分析結果也顯示，是電池缺陷導致了燃損。

三星電子無線事業部總裁DJ Koh表示，從結論上來看，Galaxy Note 7燃損的原因在於電池。“然而，我們為了追求創新與卓越的設計設置了Note 7電池的規格和標準，而這種電池在設計與制造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未能在Note 7發布之前發現和證實。對此，我們深感痛心和抱歉。”

三星表示，正在考慮將上述多重安全設計與檢查流程與相關機構公開，並希望此次Note 7事件能夠成為行業整體提高鋰電池安全性能的契機。

發布會中，三星還公開了安全強化措施，包含燃損原因的改善、“8項電池安全性檢查措施”、“多重安全措施協議”等。

2016年8月中旬，三星推出Galaxy Note 7，可在短短兩三周里，這款新機型在充電時或充電後會發生爆炸的問題逐漸暴露。這迫使三星不得不宣布召回在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售出的全部Note 7手機。

2016年9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在首爾舉行新聞發布會，證實將在全球範圍內召回Galaxy Note 7智能手機。在已經發售Galaxy Note 7的十個市場停止銷售工作。此外，三星宣布，2016年9月19日起三星電子啟動針對韓國本土售出約40萬部Galaxy Note 7的換機計劃。

清華大學白重恩：中國稅費負擔重的主因是社保繳費

“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在2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作了上述發言。

白重恩在會上分享了一份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這個報告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白重恩表示，這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白重恩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白重恩分析稱，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繳費在國際上的情況，美國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則是35%。

白重恩指出，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如果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白重恩還列舉了更進一步的數據。2010年，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中國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中國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以下為白重恩演講實錄：

白重恩：今年年會的組織者叫我講動力，我想動力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為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察和我剛才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為什麽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麽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麽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才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里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里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麽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麽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有人說這是法定繳費率，但是其實法定繳費率和實際繳費率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代表負擔輕了，守法的企業要按法定的繳費率來繳費，所以負擔仍然是很重的。我們希望降低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們地方融資平臺借債做的投資效率，我給大家一個數，投資回報率是在不斷下降。我們怎麽辦?既然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提出一個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政府資產更好的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於我們改善剛才說的那個惡性循環，走出那個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我就匯報到這兒，謝謝。

一場“黑色”的辯論：螺紋飆漲的主因 市場還是基本面

近期螺紋鋼走勢再次刷新3年多的新高，是市場投機或是基本面確有需求?第一財經采訪到了各市場人士的觀點，進行了一場關於“黑色”的隔空辯論，總體來看鋼價上漲或確有基本面支撐。

王兵：上漲是市場再次印證消費需求

固利資產總經理王兵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今天的上漲是在市場再次印證需求消費的前提下啟動的。此前空頭最大的做空邏輯就是消費被證偽達不到預期。從需求端來看周五盤面下跌後現貨補貨積極，大單頻出建材部分型號甚至發生斷貨。貿易商低價出貨後發現得從鋼廠高價補貨，午後部分鋼廠封盤停售再次拉漲現貨。

供給端，唐山3月1日0時至15日24時，唐山市鋼鐵行業未完成濕法脫硫煙氣深度治理的燒結機(含豎爐)全停，完成治理的減少排放50%，焦化完成治理任務的出焦時間延長至36小時，未完成的出焦時間延長至48小時。除使用天然氣、管道煤氣等清潔能源為熱源軋鋼廠外，全部停止排放汙染物。環保發力可能要再創新高。環保影響河北武安16家鋼廠停產三天預計影響成材產量15萬噸左右。

需求和供給端的雙重合力今天輕松突破3630的前高壓力下一步我們繼續看高後市。今早現貨鋼廠拉漲意願強烈。今天，我公司建材產品銷售價格追漲至3780元/噸，建議投資者在此價格基礎之上不要低賣。初步我們看到3750~3800的位置。

環保發力後進一步的收縮了供應，近期的價格易漲難跌。操作建議逢低做多。Rb1705合約是傳統的旺季合約，3月份後更會貼近現貨走勢，目前還貼水現貨150點很有可能在近期修複貼水，不排除現貨價格進一步上漲。

劉秋平：盤面已經不是預期帶動 而是現實帶動

國泰君安期貨黑色研究總監劉秋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主要還是市場層面的原因。因為現在盤面的主驅動已經不是預期帶動，而是現實帶動了。現實的話，現貨比較強。今天各地的螺紋鋼價格過半已經起碼是3850以上了。所以盤面等於貼水貼200。看著盤面強其實是一個大貼水的格局。螺紋鋼的基本面還比較好，所以說它的供應有收縮，需求釋放比較平穩。

今年整體的建築材這一塊需求恢複還是不錯的，就是說過完年之後，需求都是在好轉。供給端在收縮，我覺得現在可能是一個緊平衡。未來供需情況，如果國家不放開中頻爐的話，可能供應持續的會比較緊張。黑色系後面的走勢，我覺得可能還是一個振蕩重心上移。第一，供應有收縮;第二，需求是一個正常釋放的過程。

也就是說，只要需求接近持平的情況下，供應收縮。總體來講，在3月上旬之前，還是逢低買為主。3月中下旬之後，可能再看具體的時間。看一下3月中旬以後，兩會開完之後，供應會不會有放開的跡象。因為3月上旬之前，整個供應收得特點緊，各地的環保都很嚴格。現在要考慮兩會開完之後，供應會不會有放開的跡象。

張晨亮：市場因素與基本面共振

上海鋼聯研究中心研究員、黑色金屬分析師張晨亮對第一財經表示，今天黑色系大漲，市場和基本面原因都有。

一方面，在春節之後，包括春節之前很長的時間，都比較期待三月份的行情。在節後第三周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庫存雖然是在增加，但是我們鋼廠統計的五大品種的廠內庫存總量，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回落。而且這兩個量如果是把鋼廠庫存量和社會庫存量這兩個變量加在一起，我們發現總量實際上已經回落了。但是在社會庫存這一塊，上個禮拜，就是第四周數據出來出現了回落。

對市場上很多期貨參與者來說，這方面有比較明確的需求利好信號。大家對後面3月份市場需求也會有更好的期待。再加上前兩天的盤面，特別是螺紋鋼盤已經出現了調整，已經從最高點3648往下已經回到了3400附近。3400附近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點位。當這個點位已經成功在3400之上確立了之後，再回到3400這個點位如果沒有破，相對來說市場上也會有看好心里。也就是說，無論從技術面來說沒有破3400這個重要點位，從基本面來說有庫存的回落支撐，所以兩點加起來，我認為這是周五收盤和今天行情漲得特別多的原因。

秦芬芬：市場消息面利好是主因

中鋼網高級研究員秦芬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認為，今天的大漲還是市場消息面的利好。兩會期間各地為了環保限產力度加大，尤其是河北唐山地區，市場對後期供應減少的預期強烈。另外傳統金三銀四需求旺季到來，下遊需求逐步恢複，前期令市場擔憂的鋼材庫存已經出現回落。對於鋼材整體來說，這種炒作拉高的行情，如果沒有高需求的配合，後期必定有較大的回調空間，我們預測的是3月中下旬市場如果沒有新的亮點，價格將會出現大的下跌。

外儲重返三萬億有新招，資產收益增加是主因

我國外匯儲備變動情況再次牽動市場神經，根據央行7日公布的數據，外儲規模今年2月末環比增加69.2億美元，重新站上了3萬億美元的關口。

不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外匯專家均認為，外儲規模自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屬於市場化的自然波動，並非趨勢性上升。

外匯局相關負責人將2月外儲穩中有升主因歸結為“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員趙慶明分析認為，除上述主因外，此次“外儲重返三萬億”還有監管層加強了外匯管理及人民幣匯率企穩等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局長潘功勝4日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間隙表示，外匯儲備是一個連續變量，整數關口是沒有什麽意義的，“無論是按照國際上的多種傳統指標，還是學者提出的最新指標來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非常充足。”

潘功勝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外儲重返3萬億美元上方屬於正常波動，與很多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也有關系。例如美元匯率的升貶會影響外匯儲備賬面價值、美聯儲加息會導致債券價格下跌。

“雖然並非趨勢性企穩，但外儲回升無疑釋放出了積極信號。”招商證券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外匯管理效果顯現

外匯儲備回升與監管層完善外匯管理有一定關系。

外匯局2月27日發布消息稱，近期查處了一批外匯違法違規案件，深圳6 家企業在外匯收支中涉嫌違法，經過警方進一步偵查，破獲一起涉案近500億元的地下錢莊案件。外匯局還通過官網表示，查明多家企業采用虛假單據、虛構貿易等手段逃匯;多名個人采用“螞蟻搬家”的手段，涉嫌洗錢、非法轉移資產等行為。

無獨有偶，2月26日，公安部網站顯示，全國公安機關2016年共破獲地下錢莊重大案件380 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打掉作案窩點500余個，涉案交易總金額逾9000億元人民幣。

上述消息均表明，針對外匯領域的違法違規活動，我國完善了監管機制。尤其2017年以來，我國更是加強了對此前不合規的外匯交易的管理。個人項下，購買投資性保險、化整為零、螞蟻搬家至境外買房、買股票等違規行為受到嚴格監管。

第一財經記者還獲悉，外匯局於去年11月28日對商業銀行進行了窗口指導，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此前為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地方外匯分局批準;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賬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

多位涉及海外業務的央企會計師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內部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以往，符合規定的跨境並購業務手續也更加完備。

潘功勝年初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外匯管理需要統籌兼顧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關系，繼續支持與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與此同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嚴厲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和投機力量，著力維護外匯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

潘功勝還強調，不會重回資本管制的老路，“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

匯率企穩預期變樂觀

人民幣匯率近期的穩定也為外匯儲備重返三萬億美元做出貢獻。

與去年人民幣連續逼近“破7”關口不同，2017年一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逐漸企穩。近兩日人民幣中間價雖然有調升也有調降，但都徘徊於6.89上下。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預期變了，從此前的貶值預期到今年以來的相對企穩，不僅促進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也減輕了央行滿足市場供求關系的壓力。

“從1月及年前的情況看，外匯市場的需求都是供應小於需求，需要央行減少外匯儲備彌補需求。但2月外儲小幅增加，說明央行沒有大規模向市場供應流動性，可見近期人民幣匯率趨穩更多是市場化的結果。”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談到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企穩的原因，溫彬認為，美元指數因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步走強後，今年開始回落，使得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壓力減輕。反觀國內，2016年三季度以後，宏觀經濟數據陸續企穩，特別是年初以來公布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向好。比如，中國2月份官方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為51.6，環比增長0.3個百分點，為2012年以來第三高。“PMI等指標(回升)使市場增強了對人民幣走強的信心。”溫彬說。

“中國目前經濟增長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潘功勝在全國兩會上答記者問時表示，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目前外匯市場形勢比較平衡，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均衡，市場預期比較平穩，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趨於均衡。

外儲資產收益增加

外儲規模此次“重返三萬億”的最主要原因是“資產價格收益抵消了匯率折算損失”。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7日表示，2月份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整體比較平衡，國際金融市場上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貶值，但資產價格出現上升，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外匯儲備規模穩中有升。

謝亞軒表示，2月外匯儲備上升可能與儲備資產價格估值波動、債券利息或者股息收入有關。經其簡單估算，前者貢獻了約80億美元的外儲規模。

此外，謝亞軒指出，本身外匯儲備的經營就會使得其自然增加。每年正常來說外儲有1000億左右規模的收入，“不排除2月份有收益進入到外匯儲備盤子中，導致儲備增加。”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前些年，外匯儲備通過一些機構委托運用出去，也可能產生外匯儲備收益增加。但這些增加絕不會使外儲系統性、持續性地增加。

趙慶明也表示，中國巨大的外儲規模每個月都會產生收益，進而能夠推高外儲增量。

“外匯市場短期波動是正常的。預計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推動，但是短期波動都會回到基本面。”潘功勝在5日的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我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會更加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跨境資本流入更加穩定，外匯儲備也非常充裕。“未來我們外匯市場的基礎十分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