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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規劃獲批：要重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轉移

雄安新區設立一周年後，黨中央、國務院對《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作出批複，強調科學構建城市空間布局，合理確定城市規模，實現城市智慧化管理等。

批複稱，《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明確了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的指導思想、功能定位、建設目標、重點任務和組織保障等各項內容，充分體現出“雄安質量”的明確要求和“全國樣板”的高點定位，為雄安新區建設提供了清晰的遵循。

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要重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轉移。積極穩妥有序承接符合雄安新區定位和發展需要的高校、醫療機構、企業總部、金融機構、事業單位等，嚴格產業準入標準，限制承接和布局一般性制造業、中低端第三產業。要與北京市在公共服務方面開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引入優質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完善配套條件。要創新政策環境，制定實施一攬子政策舉措，確保疏解對象來得了、留得住、發展好。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批複中可以看出，規劃考慮全面，從長遠著眼完整按照最初對雄安的高點定位來進行，實現雄安新區本身創新、綠色、宜居、智慧等使命，並高度契合高質量發展理念。

組團式發展分三階段進行

批複顯示，科學構建城市空間布局。雄安新區實行組團式發展，選擇容城、安新兩縣交界區域作為起步區先行開發並劃出一定範圍規劃建設啟動區，條件成熟後再穩步有序推進中期發展區建設，劃定遠期控制區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

黃群慧表示，與單中心結構城市不一樣，組團式就是多中心，每一個組團分別有生態旅遊、中央商務等核心功能，其本身又是一個職住平衡的抱團結構，體現了現代城市的設計理念。在每個組團內部，又細分為若幹空間單元。每一層空間都註重功能混合、自我平衡，避免在城市的一側上班卻在相反的方向生活。

在城市規模方面，批複強調，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雄安新區藍綠空間占比穩定在70%，遠景開發強度控制在30%。要合理控制用地規模，啟動區面積20至30平方公里，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

黃群慧對第一財經表示，城市規模通常基於人口規模，而新型城市首先基於功能定位來確定城市規模。從土地、人口、產業發展等城市自我發展的需求出發，來確定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規模。

“雄安新區從啟動區到起步區再到中期發展區循序漸進，如果發展合理，我們預計未來或與相保定連接。”黃群慧說。

布局最高端信息化基礎設施

在智慧化管理方面，批複指出，堅持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同步規劃、同步建設，適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礎設施，打造全球領先的數字城市。建立城市智能治理體系，完善智能城市運營體制機制，打造全覆蓋的數字化標識體系，構建匯聚城市數據和統籌管理運營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樞，推進城市智能治理和公共資源智能化配置。要根據城市發展需要，建設多級網絡銜接的市政綜合管廊系統，推進地下空間管理信息化建設，保障地下空間合理開發利用。

高端的信息化基礎設施布局在剛剛建成的雄安市民服務中心已有體現。第一財經從參與建設該工程的中建三局和達實智能獲悉，雄安市民服務中心通過達實智能研發的“智慧大腦”智能大廈管理系統（IBMS），結合建築信息模型（BIM）、設備設施管理（FM）進行建築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的管理，讓整座大廈建築形態、所有設備均以三維可視化的方式呈現，給管理人員提供最直觀高效的管理基礎。

此外，市民服務中心營造的“雨水花園”，利用下凹式綠地，匯聚並吸收來自地面的雨水，通過植物、沙土的綜合作用使雨水得到凈化，涵養地下水源；地埋式汙水處理站，日處理汙水能力達500立方米，實現項目汙水自主凈化，達到“小雨不積水，大雨不內澇，水體不黑臭”的目標。

加強融合發展實現錯位發展

批複指出，雄安新區要加強同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等城市的融合發展，與北京中心城區、北京城市副中心合理分工，實現錯位發展。

具體來說，要按照網絡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體化服務的要求，加快建立連接雄安新區與京津及周邊其他城市、北京新機場之間的軌道和公路交通網絡，構建快速便捷的交通體系。要加強對雄安新區及周邊區域的管控力度，劃定管控範圍和開發邊界，建設綠色生態屏障，統一規劃、嚴格管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黃群慧對第一財經表示，雄安新區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除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之外，其另一大職能是作為新的京津冀增長極帶動河北經濟的轉型和升級。

“新區的產業發展將發揮京津冀產業協同的支點作用。雄安新區以高端制造業為主導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既有利於集中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時與天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產業協同，還將帶動河北的鋼鐵、制藥、汽車制造、紡織等產業轉型升級。”黃群慧說。

上市公司非標年報背後的資金黑洞：利用應收、預付向體外轉移巨額資金

利用一些老掉牙的會計手段，大肆粉飾財務報表和業績，借此獲得巨額融資，繼而公司借助預付、保理、拆借種種渠道，將資金向上市公司體外轉移，形成巨大的資金黑洞。

拆借、預付等會計手法導致的巨額資金去向不明，成為新近吞噬A股上市公司的最大黑洞。2017年，僅年報被出具無法表示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就已經達到17家。動輒數億元乃至數十億元資金不知所蹤，是絕大多數年報被非標的上市公司共同存在的最大隱患。

資金黑洞爆出之際，便是業務變臉之時。然而，待到危機暴露，上市公司已經深陷泥潭，徒自留下一地雞毛，股價“跌跌不休”乃至面臨退市，只剩下脫身乏術的一眾投資者。

觸目驚心的資金黑洞

銷售收入確認、交易真實性存疑、資金黑洞和巨額債務，是17家上市公司年報被無法表示意見的三大主要情形。在這三種情況中，資金黑洞又最為嚴重。除了*ST東淩（000893.SZ）之外，其他16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資金和債務問題。

天龍集團(300063.SZ)年報被無法表示意見，就包括應收賬款無法確認。根據公開披露信息，截至2017年底，天龍集團兩家子公司賬面應收賬款余額 4.34億元、3.16億元。但審計機構表示，由於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無法判斷其準確性。

寶德股份(300023.SZ)也存在類似情形。今年4月前後，寶德股份子公司慶匯租賃資產證券化違約，被恒泰證券起訴追索5.31億元款項。審計機構認為，慶匯租賃存在重大未決訴訟，而高達55.9億元的風險資產，資產減值準備只有8669.15萬元，占比僅為1.55%。在此過程中，未能獲得確定資產減值準備是否計提充分的審計證據。

不同於寶德股份、天龍集團兩家公司，更多上市公司年報被出具非標意見，都出現了資金往來中的流出，導致的資金黑洞和巨額債務。

*ST工新(600701.SZ)2017年審計報告中，中準會計師事務所就指出，該公司合計超過5億元的款項確認存疑。審計意見顯示，2017年3月1日，*ST工新分公司中大植物蛋白分公司支付了2億元大豆采購款，執行時間為2017年3月1日到12月31日，但截至報告簽發，“合同尚未履行，無法判斷交易的真實性”；子公司上海哈青貿易有限公司對外的1億元預付賬款，子公司漢柏科技對外預付的2億元項目工程款，均無法確認真實性。

相對於上述幾家公司，*ST龍力（002604.SZ）、*ST天業(600807.SH)涉及的資金金額更大，而且涉及巨額資金流出。*ST龍力4月27日披露的年報，亞太會計所給出了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具體理由有四：公司進行財務自查調整，但未能提供完整的財務資料；存在內控失效、審計範圍受限、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等情形。內控失效等三項理由，均與該公司財務自查調整產生的巨額營業外支出有關。

年報數據顯示，2017年，*ST龍力凈利潤巨虧34.8億元，同比下降達3065.21%，扣非凈利潤虧損11.8億元，同比下降1285.71%。其中，僅增加的營業外支出就達27.27億元，接近該公司最近兩年營業收入總和。

如此規模的營業支出，究竟去了哪里？*ST龍力並未給出交代。財務報表附註顯示，2017年，該公司營業外支合計27.37億元，僅滯納金、違約金、財務自查調整損失就高達27.36億元左右，但財務自查調整損失的具體構成，該公司卻未進行任何說明。審計機構認為，在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證據的情況下，無法實施有效審計。

*ST天業的情況，幾乎如出一轍。瑞華會計所稱， 2017年*ST天業保理業務對外借款25.93億元、天業小貸對外借款8352萬元，非金融機構及個人借款余額13.95億元、對外擔保11.67億元等，以上借款金額合計多達52.4億元。審計機構稱，雖然進行了分析、檢查、函證等程序，但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做大利潤的突擊術

同樣涉及應收賬款、資產減值準備，以及銷售收入確認、交易存疑，而被審計機構出具非標意見的年報，但不同公司的最終目的，卻大相徑庭。部分公司的行為，與業績激增存在很大關聯。

在天龍集團的審計意見中，中介機構稱，對兩家子公司合計7.5億元的賬面應收款，無法判斷其準確性。截至2017年底，該公司總資產35.5億元，凈資產19.65億元。若上述全部或部分應收賬款的真實性不能確認，對其凈資產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寶德股份（300023.SZ）同樣如此。2017年，該公司營收7.21億元，凈利潤3601萬元，扣非後為2353萬元。而慶匯租賃風險資產原值高達55.9億元，計提金額只占1.55%。這意味著，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比例只要再提高2%，該公司去年就會陷入巨虧。

這還是建立在不計風險資產可回收性的前提上。截至2017年底，寶德股份總資產70.7億元，凈資產11.45億元。即便按10%的比例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該公司去年底的凈資產也將減少一半。根據媒體報道，2017年12月15日，恒泰證券收到告知函，慶匯租賃ABS承租人已停產整改，並被多家金融機構采取法律程序催收欠款。

除了上述情形，部分公司涉及資金流出的同時，又通過合並報表的方式，做大自身資產規模。4月28日，普華永道對*ST天馬（002122.SZ）2017年年報的審計報告表示不發表審計，原因是一項采購預付款未提供合理解釋及支持資料。

審計報告顯示，2017年12月末，*ST天馬與深圳東方博裕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東方博裕”)簽訂一系列合同采購鋼材及機器設備，並在合同簽訂後的三天內全額支付鋼材預付款5.666億元，機器設備預付1.066億元，但采購合同沒有約定交貨時間。此後，管理層提供了雙方在2018年2月12日簽訂的補充協議，約2018年9月30日前交貨。

審計意見還稱，東方博裕為*ST天馬新增供應商，此前沒有發生任何交易。該公司以往與其他供貨商采購，一般按貨物的到貨情況分期付款，交貨期一般為3 個月，與東方博裕的采購合同約定明顯不同。對比該公司下屬軸承生產廠家及機床生產廠家發現，去年鋼材采購金額共計1.99億元，遠低於上述預付的4.6億元。而截至報告日，上述采購的鋼材及機器設備尚未到貨。更離奇的是，今年 1 月 2 日，*ST天馬全資子公司喀什耀灼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又向東方博裕支付了1億元，並計入預付款中。

慷慨支付預付款的同時，*ST天馬還通過合並報表的方式，創造資產規模奇跡。在2017年年報中，*ST天馬將一家投資合夥企業“天馬誠合”合並報表。原因是天馬誠合於 2017年5月以現金人民幣 16.61億元收購了喀什基石 99.99%股份，後者有56家被投企業，其中51家被投企業規定喀什基石有權派駐董事。但該公司管理層稱，喀什基石並未對51家被投資企業派駐董事，因此不將這些企業作為長期股權投資核算。

如此一來，並表後的天馬誠合及其資產，在*ST天馬合並財報中就作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核算。並表後，*ST天馬財報中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了15.47億元，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凈額1.45 億元。審計機構稱，在財務報表批準報出日前兩天，上市公司管理層要求將天馬誠合並表，但未能及時提供相關財務報表的明細賬戶及會計資料，導致無法執行相關審計工作。值得註意的是，收購前，喀什基石由*ST天馬第一大股東徐茂棟控制。

“空心”的上市公司

同樣的結果，卻各有各的煩惱。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計提、應收賬款做大利潤，有一些上市公司卻因巨額資金黑洞，而背上了沈重的負擔。

*ST尤夫（002427.SZ）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除了隱瞞關聯方外，還涉及大量體外負債。審計報告顯示，*ST尤夫收到法院16起案件訴訟材料，其中12件為民間借貸，涉及金額5.4億元；4起為金融借款糾紛，金額3億元。

不僅如此，*ST尤夫還存在大額資金劃轉、商業承兌匯票違約問題。根據審計報告，該公司因與上海祈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上海祈尊）發生大宗貿易業務，開具給對方商業承兌匯票3.77億元，後來又以現金支付，形成應收上海祈尊3.77億元。但截至審計報告簽發日，上海祈尊未返還前述商票，其中2.78億元目前已違約。

此外，*ST尤夫全資子公司還將6億元活期存款劃給上海祈尊及另一家公司；子公司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3億元定期存款，解活後也立即對外劃款。

從自身資金狀況來看，*ST尤夫上述舉動非常可疑。截至2017年底，該公司賬面貨幣資金僅有15.5億元，而上述涉及資金總額，就達到12.77億元，約為同期貨幣資金的80%。*ST尤夫5月7日公告顯示，該公司又涉及4起訴訟，被追索資金2.18億元。加上上述16起訴訟，目前該公司涉訴債務至少已達10.58億元。而一季度末，該公司賬面資金僅有8.4億元，資金緊張程度顯而易見。

*ST尤夫自查發現，涉及的12起民間借貸，只有5000萬元本金進入公司賬戶，且並未查到用印流程、記錄。另外涉及的9 起案件，公司未收到法院送達的訴訟材料。而*ST尤夫董事會同一天的說明則顯示，涉及的16起案件中， 5件為表內借款案件，11件為民間借貸糾紛。

債務留在上市公司，資金卻流向別處，並承擔巨額虧損。相對於*ST尤夫，*ST天業的形勢更為嚴重。

2017年，*ST天業營業收入20.4億元，凈利潤、扣非凈利潤巨虧2.27億元、5.77億元，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同比下降63.45%、12.04%，唯獨財務費用大幅增加149.05%，從上年的2.64億元增加到6.57億元。

一手承擔高昂成本融資，一手向外慷慨輸送資金，在*ST天業表現得十分明顯。年報數據顯示，2017年，該公司融資余額51.11億元，增長約20%，達到營業收入的兩倍有余，融資成本則從7.01%，上升到10.18%。同期，其應收賬款卻達33.4億元，其他應收款25.1億元，但利息收入卻只有1988萬元，其他業務收入也只有1.07億元，類金融和金融業務凈收入合計不到1.5億元，與融資成本形成鮮明反差。

*ST龍力的巨額債務，不僅讓該公司承擔不菲成本，還造成了該公司債務危機。根據年報披露，截至2017年12月底，其短、長期借款分別為12.07億元、10.33億元，其他應付款5.82億元，應付票據4.98億元，合計33.6億元。

盡管未披露營業外支出的構成，但從負債結構可以判斷，*ST龍力的虧損，主要來自未入賬的債務。2017年三季報顯示，該公司短、長期借款余額1.44億元、7.43億元，其他應付款6384萬元，應付票據為0，合計金額不到9.6億元。據此計算，短短一個季度之內，其負債陡增24億元以上。

但這些債務，並非全部發生在2017年四季度。去年12月，該公司債務違約後，融資已極度困難。年報數據顯示，去年四季度，該公司短期借款共約4.2億元，長期借款僅有9900萬元，且全部發生於債務危機爆發前。據此計算，新增的債務中，至少19億元並非發生在去年四季度。

這些從天而降的債務，究竟來自何處？答案是借款發生時，該公司沒有入賬。2017年12月27日，回複深交所問詢函時，該公司就承認，在部分金融機構的借款，財務此前並未入賬。除此之外，ST龍力還與多家小貸、保理、實體企業存在債務糾紛。4月26日公告顯示，此類債務共計約6億元。

高價借來的資金，卻未創造利潤，反而帶來了沈重負擔。2017年，*ST龍力產生的財務費用達4.02億元，比上年大幅增加3.66億元，同比猛增了11倍以上，但利息收入卻為0。巨額營業外支出的形成， 表明這些債務只產生了成本，卻沒有形成任何利潤。

手段並不高明，為何屢屢得逞

五花八門的資金輸出，比並非無跡可尋,也並不高明。應收賬款、預付款等方式，在上市公司向外輸出資金中，是最為常見的手段。2017年年報被無法表示意見的上市公司，基本都存在這一問題。

根據公開披露， *ST工新年報被非標涉及的5億元資金，就由三筆采購款構成，除了2億元大豆采購款外，子公司對外支付的1億元預付賬款、2億元項目工程預付款，真實性均被審計機構質疑真實性。此外，*ST天馬預付的5.66億元采購預付款，也存在類似情形。

而從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保理業務、對外借款等手段，在部分上市公司資金黑洞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則成為財務上掩蓋資金真實流向的工具。

在*ST天業的身上，上述種情況體現得尤為明顯。年報數據顯示，2017年，*ST天業保理業務對外借款余額25.93億元、天業小貸借余額款8352萬元，非金融機構及個人借款余額13.95億元，對外擔保約11.67億元，合計約為52.4億元。

財務報表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該公司應收保理款項余額29.25億元，而上年同期只有6.53億元，一年時間暴增22.78億元，增長超過3.7倍，遠遠超過其營業收入規模。

這些巨額應收對應的資金，去向了哪里？財務報表顯示，截至2017年底，該公司應收賬款余額高達33.4億元，其中多數是保理應收款。這意味著，其巨額應收款，主要是由保理業務構成。但在年報中，*ST天業並未詳細交代保理業務借款人的信息，資金流向何處成謎。

此外，截至2017年底，該公司還有非金融機構及個人借款余額13.95億元，但同樣沒有明確交代資金去向。而財報顯示，同期該公司其他應收款賬面余額26.49億元，比期初的13.87元增加12.62億元，增加接近1倍，大幅增加的非金融機構、個人借款，可能被歸到了其他應收款名下。

*ST天業去年增加的其他應收款，主要來自非關聯方，金額從期初的2。6億元，增加到13.2億元，增加額約10.6億元，凈增加了4倍左右，而關聯方資金往來、拆借合計余額12.46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不到1.8億元。

部分上市公司借款形成的巨額債務，甚至憑空消失。2017年年報顯示，*ST龍力的資產負債表中，應收賬款、發放貸款等資產，並未出現明顯變化，只有負債出現大幅增長。換言之，數十億元的借款、負債，不僅沒有轉化為資產， 甚至還憑空消失了，其資金流向成為巨大的懸疑。

環保約談現最大陣仗：7市因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被約談

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的現象在各地屢屢出現，已經到了監管部門必須下狠手的地步。

今天（11日）一早，在生態環境部二樓多功能廳，被約談的對象罕見地多。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坐在第一排的被約談地方官員就多達12名之多，在他們後面，還有三排地方官員。這是記者見到的自環保約談有史以來，最大的陣仗。

當日，生態環境部集中約談廣東省廣州、江門、東莞，江蘇省連雲港、鹽城，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和浙江省溫嶺等7市政府。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副主任劉長根在約談會上要求各地，加強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處置能力建設，嚴厲打擊非法轉移傾倒行為，依法問責相關責任人員，切實壓實責任，加快解決問題。

非法轉移傾倒危廢時有發生

“生態環境部近期組織系列專項督察，發現廣州等7市在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監管方面問題突出。”劉長根對大家說。他一一列舉了7市存在的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問題。

廣州市日常監管不到位，對群眾舉報問題查處不力，導致非法轉移傾倒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等問題時有發生。海滔環保公司是全市生活汙泥主要處置企業，但處理設施不正常運行，長期非法轉移傾倒汙泥，僅今年3月就向增城區碧桂園陳家林工地非法傾倒未經處理汙泥3000多噸，嚴重汙染環境。蓮港船舶清油公司於2017年9月和2018年4月兩次非法轉移約40噸廢油等危險廢物，甚至為應對督察臨時編造臺賬記錄。金冶環保處置公司將水淬渣等危險廢物作為一般固體廢物長期送至水泥廠非法處置。

另外，2017年5月，廣州南方堿業公司將1700多噸白泥非法運至廣西貴港市傾倒；2017年6月，番禺區一首飾廠將產生的危險廢物違規交由私人並非法轉至廣西賀州市處置。

2018年4月督察還發現，廣州市對中央環保督察交辦有關問題整改不力。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的新塘環保工業園廢水汙染、在二期用地非法傾倒汙泥，以及廣州綠由公司超標排放等問題，均沒有查實情況、整改到位。新塘環保工業園盈隆汙水處理廠氨氮排放濃度高達60.3毫克/升，超標5倍，且在線監控數據嚴重失真；廣州綠由公司焚燒熱解爐急冷塔長期不正常運行，不僅煙塵超標排放，而且其他環境問題也十分突出。

督察發現，江門市長優實業公司2015年10月至今非法轉移危險廢物約2.1萬噸，其中0.45萬噸非法傾倒至陽江市。2018年3月，在有關方面查獲該企業向廣西藤縣非法傾倒危險廢物後，江門市仍未引起足夠重視，直至5月3日生態環境部專項督察時才啟動相關調查。

鶴山安栢電路板廠沙坪分公司含銅廢液（屬危險廢物）網上申報量遠低於實際產生量，大量含銅廢液去向不明，僅初步查實，該企業就已非法轉移含銅廢液約1400噸。江門市福恒汽車銷售公司、俊豪陶瓷、嘉俊陶瓷、勵福環保等企業均存在非法轉移或擅自焚燒廢機油或煤焦油等危險廢物問題。督察還發現，江門市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每年約1.5萬噸危險廢物需焚燒或填埋，但目前全市尚無焚燒、填埋設施。

有地方政府的調查流於表面

劉長根介紹，東莞市2016年9月有400噸生活垃圾經由該市廈崗碼頭裝船，運往廣西藤縣潯江河段非法傾倒，傾倒點位於藤縣飲用水源二級保護區內，導致水源超標，不得不暫停供水。經查實，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東莞市鴻海潤滑油經營部將廢酸油渣等危險廢物非法運至來賓市境內隨意堆放或挖坑傾倒掩埋；從2016年6月起，東莞市一些企業將大量廢濃硫酸非法轉至沒有處置資質的欽州市天錳公司處理。督察還發現，東莞市對群眾多次舉報的海滔環保公司非法轉移傾倒汙泥問題重視不夠，在沒有深入調查的情況下，即認定群眾舉報不實，導致有關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

督察發現，連雲港市中央環保督察整改不力，針對督察指出的灌雲、灌南兩縣化工園區危險廢物貯存量多、環境風險大的問題，江蘇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確要求在2017年底前減少危險廢物庫存。但督察發現，兩縣化工園區危險廢物貯存量不降反增，2017年貯存量是2015年的2倍。針對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的灌雲縣紫燕化學公司偷埋危險廢物問題，連雲港市調查工作流於表面，直至2018年5月4日生態環境部專項督察才查出該企業非法填埋大量黑色油泥，且區域環境已受到明顯汙染。

督察還發現，華通化學公司將約2.2萬噸化工殘液通過罐車非法轉至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鹽城銀天源制鎂公司；立本化工、多金化工、天辰化工、潤成峰醫藥化工、利海化工、環海化工、泰樂化學、環達貿易等8家企業將約9000噸危險廢物非法轉至無危險廢物經營資質的江蘇永大新材料科技公司處置，嚴重汙染周邊環境；天和化學公司在廠區非法填埋工業固廢，經現場挖掘，填埋區域已受到嚴重汙染；亞邦染料、鳳蝶化工、致誠化工、嘉隆化工等企業危險廢物或露天堆存，或超期貯存，甚至滲濾液直排環境。

督察發現，鹽城市輝豐農業公司（002496.SZ）作為上市公司，長期非法處置和違規貯存危險廢物，群眾對此舉報不斷，甚至通過律師公開致函市委、市政府，要求查處企業違法行為。但鹽城市始終沒有開展深入調查，並多次以群眾舉報不實了結案件。2018年4月，根據群眾舉報，江蘇省環保廳查實該市濱海縣化工園區尚萊特醫藥化工、三甬藥業化學、永太科技、中正生化、世宏化工等5家化工企業以托運園區生活垃圾為名，非法傾倒並填埋化工廢料，並已從該區域挖出化工廢料和受汙染土壤近400噸。

特別是鹽城市對中央環保督察交辦問題查處不力。2016年7月至8月，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後，先後兩次交辦輝豐農業公司汙染問題，但鹽城市在查處過程中避重就輕，僅就企業環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對非法填埋危險廢物等問題開展針對性調查，導致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危廢處置能力不足問題突出

督察發現，包頭市危險廢物處置中心是內蒙古西部地區最大的危險廢物處置企業，但該企業自2011年建成後一直無法運行，當地未采取有力措施推進整改。2016年7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專門指出這一問題，並要求地方攻堅克難，切實加快問題解決。為此，內蒙古自治區督察整改方案將其作為重要整改任務，明確要求2017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但截至目前該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溫嶺市非法掩埋生活垃圾，汙染嚴重，影響惡劣。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期間，先後兩次交辦溫嶺市城東街道雞鳴寺廊沿河大量垃圾違規堆放和臭氣擾民問題，溫嶺市雖然及時組織整改，但在未完成垃圾清運，且群眾仍在不斷舉報情況下，即上報整改辦結，工作不嚴不實。現場督察發現，在清運垃圾過程中，當地沒有加強協調監管，對企業偷工減料行為查處不力，導致約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造成環境汙染。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一些地方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的問題突出，一方面是由於環保督查力度不斷加大，環境稅征收，一些企業為逃避處罰和減少成本，想方設法通過非法手段轉移危險廢物。另一方面是由於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危險廢物處置的地方不均、品種不均、能力不足。“除了加大打擊力度外，更需要地方加大危險廢物的處置能力建設。”生態環境部土壤環境管理司副司長周誌強說。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李暉在約談會上反映，“有些危廢處置企業將處置價格提到每噸2萬元，加大了違法者的沖動。而對於危廢處置價格，按照國家規定是應當受到政府部門監控的，現在這項政策落實不到位。”

生態環境部約談要求，廣州、江門、東莞、連雲港、鹽城、包頭、溫嶺等7市壓實責任，狠抓落實，在推進具體問題整改的同時，不斷強化長效機制建設。按要求制訂整改方案，並在20個工作日內報送生態環境部，抄報省級政府。

參加約談會的官員名單：

生態環境部嚴懲非法轉移傾倒固危廢，多地百余人被問責

生態環境部組織實施的“清廢行動2018”開始嚴懲犯罪行為，並嚴肅追責問責。

據生態環境部13日通報，截至目前，臨汾市三維集團違規傾倒工業廢渣、池州市前江工業園違規堆放固體廢物、成都市金橋鎮舟渡村違規存放垃圾、溫嶺市城東街道非法掩埋垃圾等問題已基本完成整改和問責工作；鹽城輝豐公司非法填埋危險廢物和廣州、東莞兩市非法轉移傾倒固體廢物問題整改工作正在推進並已啟動問責程序。

非法轉移傾倒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嚴重汙染環境，群眾反映強烈。“清廢行動2018”從5月9日開始至6月底結束。環境部從全國抽調執法骨幹力量組成150個組，對長江經濟帶固體廢物傾倒情況進行全面摸排核實，對發現的問題督促地方政府限期整改，對發現的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全面公開問題清單和整改進展情況，直至全部整改完成。

生態環境部介紹，調查發現，三維集團在未經審批和采取防滲措施的情況下，於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擅自將16.8萬立方米電石渣和粉煤灰交由村民運至洪洞縣趙城鎮新莊村非法傾倒，產生的廢水直排汾河。調查認為，趙城鎮為三維集團非法轉移傾倒工業廢渣創造條件、提供便利，違法問題嚴重；洪洞縣及其有關部門日常監管不力，嚴重失職瀆職；臨汾市環保、水利、國土等部門履職不力，不作為問題突出。

為嚴肅法紀，臨汾市對50名責任人實施問責或采取留置措施。對洪洞縣長謝高民等7名責任人予以免職處理，對洪洞縣副縣長徐玉等8名責任人予以停職檢查。對洪洞縣及趙城鎮政府，臨汾市及洪洞縣兩級環保、水利、國土等部門32名責任人立案審查並實施問責。對洪洞縣環保局副局長王新森，黨組成員、機關黨委副書記劉俊剛，趙城鎮環境監察中隊隊長範曉震以涉嫌玩忽職守罪采取留置措施。

另外，山西路橋集團對三維華邦副董事長（主持全面工作）李建勛，總經理祁百發，黨委副書記田旭東，副總經理牛俊江，以及三維股份安環部副部長楊文華等5人予以免職處理。

調查發現，池州市前江工業園鑫茂精細礦業、恒鑫材料、優源礦產品貿易中心、銅陵金飛達貿易、瑞邦再生紙業等5家企業大量尾礦、廢渣、工業汙泥等固體廢物長期非法堆放長江沿岸，未采取防揚散、防流失、防滲漏措施。池州市貴池區政府、前江工業園區管委會及區環保局日常監管流於形式，履職不力，執法不嚴。

為嚴肅法紀，池州市已對前江工業園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郭新澤，貴池區環保局前江分局局長董力軍實施免職處理，其他責任人的問責調查工作正在進行。

安徽省就此問題成立追責問責調查組，目前相關調查工作正在開展。當地公安機關針對涉嫌汙染環境犯罪問題實施立案，已刑事拘留相關企業負責人6人，取保候審8人。

調查發現，2017年9月以來，雙流區金橋鎮舟渡村周邊村民在收取費用後，非法接收大量外來建築垃圾、工業廢物和生活垃圾，並傾倒於舟渡村一處百畝大的區域，累計堆放量7300余噸，周邊環境惡劣，群眾反映強烈。

調查認為，舟渡村對違規傾倒垃圾問題隱瞞不報、制止不力，致使問題長期存在；金橋鎮對屬地長期違規傾倒垃圾問題失察，對群眾反映問題重視不夠、處置不力；雙流區城管局、水務局、環保局履職不力，巡查監管不到位。

為嚴肅法紀，成都市及雙流區決定對23名責任人實施問責。對雙流區金橋鎮黨委書記唐偉、鎮長陳楊林等13名責任人分別給予免職、撤職或黨紀政務處分。對雙流區水務局黨組成員李國誌，環保局機關黨委書記劉慶峰等2人實施誡勉。對雙流區政法委書記李楊俊、宣傳部長李建、組織部長王毅、副區長兼公安分局局長肖健、副區長劉偉等8人進行批評教育並責令作出書面檢查。

調查發現，中央環保督察進駐期間，督察組兩次交辦溫嶺市城東街道雞鳴寺廊沿河大量堆放垃圾且臭氣擾民問題，但整改過程偷工減料，約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被就地掩埋，進一步造成環境汙染。調查認為，溫嶺市城市新區管委會，城東街道黨工委、辦事處，綜合行政執法局，環保局等單位對督察組交辦問題整改情況把關不嚴，對企業垃圾清運過程協調監管不力。

經溫嶺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給予城市新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主任林國華黨內警告處分，給予管委會黨工委委員、副主任陸夫友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給予城東街道黨工委書記邵俊武黨內警告處分，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夏明華政務記過處分，黨工委委員、辦事處常務副主任梁敏勇政務記大過處分，黨工委委員、武裝部長林國初政務記過處分。對城市新區管委會城市管理科科長童波等4人分別給予撤職處分、辭退處理或誡勉。另外，對涉嫌犯罪的宏順運輸有限公司法人張玲華和主要責任人張靈仁依法實施刑事拘留。

針對輝豐公司違法填埋危險廢物問題，生態環境部於2018年3月組織專項督察，發現該公司非法轉移填埋危險廢物等問題十分突出，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監管流於形式。生態環境部4月20日對外公開督察情況，4月23日將問題案卷移交江蘇省委、省政府。江蘇省委、省政府明確要求依法查處，嚴肅問責。省紀委、監察委迅速組成調查組，深入現場調查核實，問責工作正在進行。

根據群眾舉報，生態環境部在先期蹲守暗查基礎上，於2018年4月組織專項督察，發現廣州、東莞兩市非法轉移傾倒汙泥等固體廢物問題突出，相關企業環境違法問題普遍，並於5月11日對廣州、東莞兩市政府進行約談，移交問題案卷。廣東省及兩市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立即組織排查整改，嚴厲打擊環境犯罪，並全面啟動問責調查工作。目前已對部分責任人實施問責，其他責任人問責工作正在開展之中。

今年各地樓市調控達159次 重點已向三四線城市轉移

自去年11月開始，湖北宜昌的新房價格已連續6個月環比上漲，今年3月漲幅更是躍至全國前十。為遏制快速上漲的房價，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6月3日深夜，宜昌緊急發布限售令，規定自簽訂商品住房網簽合同之日起，2年內不得上市交易。

研究機構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今年全國各地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多達159次。調控城市也從2017年集中在一二線城市逐漸向三四線城市轉移。

第一財經記者也註意到，此輪進入商品住宅“限售”行列的三四線城市有幾個共同特點，即房價出現了明顯波動，並且投資投機需求明顯強於本地自住需求，房地產調控大有“哪里炒房限哪里”之勢。

燙手宜昌限售降溫

 “這一次，終於輪到有點發燙的宜昌了。”湖北房地產經濟學會常務理事李國政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受武漢房價快速上漲的溢出效應影響，再疊加宜昌本地大量的棚改貨幣安置需求，以及返鄉置業需求，多重因素助推宜昌房價近兩年來大幅上漲。

近兩年，品牌房企加速進入宜昌，掀起土地拍賣市場熱潮，地價連創新高。此外，市場成交也異常火爆。上月宜昌共成交商品住宅4769套，環比漲幅高達70%，且住宅庫存消化周期不到5個月，進入警戒線狀態。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指數報告，自去年11月開始，宜昌新房價格連續6個月環比上漲。

3日深夜，宜昌市突然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宣布：自本通知施行後，在城區（含夷陵區）範圍內購買商品住房的，自簽訂商品住房網簽合同之日起，2年內不得上市交易。

同時，對商品住房申報價格過高且不接受政府價格指導的項目，一律暫緩辦理預售許可、合同網簽備案、現房銷售備案。

不過，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認為，宜昌的這一限售政策力度明顯不足，一方面是限售年限僅2年，相較武漢、成都等城市3年的限售，時間略短；另一方面，2年限售期是從網簽合同日算起，與其他城市要取得產證之日起算，政策相對較為寬松。

三四線城市房價出現波動

2017年3月，廈門率先針對個人出臺限制交易的措施，明確新購買住房後，需取得產權證後滿2年方可上市交易。此後多地效仿，限售模式已經成為繼限購、限貸後引導房地產市場購買行為、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的重要手段。

研究機構數據顯示，截至5月，今年全國各地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達159次。剛剛過去的5月份，全國就有超過40個城市發布多達50次的調控政策，創下單月調控次數最多的紀錄。同時，調控城市明顯從熱點的一二線向周邊三四線蔓延。

事實上，本輪房地產調控政策密集發布的核心原因還是部分三四線城市的房價出現了波動。

以宜昌為例，從新建住宅價格指數可以看出，從2016年開始，該市住宅價格開始呈現不同程度的上漲，截至今年4月，宜昌新建住宅價格相較於2016年3月已上漲約16%。

此外，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顯示，環比漲幅超過1%的16個城市中，三四線城市多達10個，其中丹東漲幅最快，環比上漲2%。

戴德梁行武漢公司研究部分析師胡韻稱，房價短時間的過快上漲往往預示著市場過熱及投機炒房的可能性較高。因此本輪房地產調控政策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打擊投機炒房行為向“防守”相對薄弱的三四線城市下沈，持續強調住房的居住屬性，將市場引導並調整至良性的道路區間。

未來三到五年，三四線城市整體仍將處於棚戶區改造的高峰期，貨幣化安置的普及將不斷激發更多的購房需求，保守估計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仍將在一段時間內處於歷史高位。

戴德梁行認為，三四線城市房價上漲需防止“泡沫化”，堅守“房住不炒”原則，嚴厲打擊投機炒房的行為，不能讓房地產市場在三四線城市失控。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三四線城市住宅市場的調控政策將依舊主要集中在對擾亂市場等投機行為的精準打擊上。

此外，亦需滿足回鄉置業等剛需群體的購房需求，防止“一刀切”後造成誤傷。

破解“紙”變“錢”難題，上海要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

為了破解把“紙”變成“錢”的瓶頸，上海將以承接國際技術轉移為重點，建設以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為核心、長三角為主要輻射區的上海國際技術交易市場。

在6月12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閔行區區長倪耀明介紹了《上海市建設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行動方案（2018~2020年）》，他表示，將舉全區之力推進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建設。

2017年10月，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閔行區是其中之一。

瓶頸難題待解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世界性的難題，瓶頸到底在哪兒？又如何有針對性地破解這些瓶頸？

閔行區副區長吳斌表示，瓶頸首先在於轉化渠道不暢通，“科技成果和市場化、產業化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範疇。要跨過去，當中有‘死亡谷’。我們一直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怎麽達到，目前來看渠道不暢通。”

而要跨過“死亡谷”，必須有既掌握科技成果的內涵又了解整個市場需求的企業性機構來助推。但目前，整個國內包括上海來看，這類機構都比較缺乏。

與此同時，吳斌表示，目前既懂市場運營、產業化運作，又了解技術內涵、科技成果的內涵的專業人才比較缺乏，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帶來了難度。

閔行又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閔行區是上海老工業基地，也是制造業大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等四家萬人大廠都在閔行誕生，俗稱“四大金剛”。閔行還有“五朵金花”（吳涇化工廠、上海焦化廠、吳涇熱電廠、上海電化廠、上海碳素廠）等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誕生了新中國的第一臺油壓機、發電機組和汽輪機組，試制成功了“長征號”系列火箭。

2017年，閔行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3574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1290億元，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8.8%，工業稅收達299.5億元，同比增長34.8%。

閔行同時也是上海的科創資源集聚區，2017年，全區專利申請量14763件，專利申請量一直保持在上海全市前列，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59件，高出全市平均水平43.9%。

倪耀明表示，閔行將推動實現技術網絡全球化，積極發揮示範區引領作用，服務上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建設，助推上海形成國際技術交易中心，基本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的重要樞紐。

與此同時，推動科技資源共享化，成為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東部輻射源，推動長三角技術轉移協同發展。

作為上海全市唯一一個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的集聚區，閔行也提出，要推動軍民融合產業化，集聚一批軍民融合產業化項目落戶示範區，形成航天、航空、船舶、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軍民融合產業集群。

上海市經信委總工程師張英說，要搭建軍民雙向轉移平臺，推動航天航空、船舶、核電等領域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構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生態系統。

為了打通從源頭端到企業端的轉化通道，閔行提出要提供包括信息、載體、人才、資金、政策等保障支撐。

比如，為了優化成果轉化資金保障，倪耀明表示，將進一步發揮政府引導基金作用，籌建上海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專項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成果轉化早期項目，並發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過程中的投融資服務。

長三角技術市場要戰略合作

值得註意的是，在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的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中，有四個位於長三角區域，分別是上海閔行、浙江、江蘇蘇南、寧波示範區。

上海市科委主任張全表示，長三角是我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科研科創產業以及產業化也是非常活躍，頻度很高，而且交流最為密切。

不僅如此，這四個試點的定位功能各有側重，比如寧波示範區主要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為核心，浙江示範區是探索“互聯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模式，江蘇蘇南示範區是推動形成特色鮮明的先進制造產業集群，上海閔行示範區是努力建設成為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和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定位相關。

“這本身又形成一個梯度，為進一步輻射、擴散創造了條件。”張全表示，這四個試點有錯位競爭，也有合作。

按照中央和國家的要求，上海閔行示範區在改革上要率先，在創新上要引領。如何體現率先與引領？

張全說，首先要加強長三角技術市場的融合發展。推動三省一市四個技術市場開展戰略合作，推動建立長三角企業創新需求聯合發布機制、長三角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共享機制以及長三角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互認機制等。

同時，要共同推動技術轉移機構的蓬勃發展。目前，上海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在長三角發展活躍，將構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協同平臺，以長三角為核心，提供可供機構及從業者交流、學習和互動的渠道。

此外，長三角還要探索共建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基金。

張英表示，要以建設示範區為契機，推動研發機構開放協同及成果轉化功能的日益發揮，為上海全市提供科創資源在產業創新方面的配置作用，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模式，形成創新引領產業區域體系，成為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協同創新的重要節點。

（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破解“紙”變“錢”難題，上海要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

為了破解把“紙”變成“錢”的瓶頸，上海將以承接國際技術轉移為重點，建設以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為核心、長三角為主要輻射區的上海國際技術交易市場。

在6月12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閔行區區長倪耀明介紹了《上海市建設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行動方案（2018~2020年）》，他表示，將舉全區之力推進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建設。

2017年10月，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閔行區是其中之一。

瓶頸難題待解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世界性的難題，瓶頸到底在哪兒？又如何有針對性地破解這些瓶頸？

閔行區副區長吳斌表示，瓶頸首先在於轉化渠道不暢通，“科技成果和市場化、產業化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範疇。要跨過去，當中有‘死亡谷’。我們一直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怎麽達到，目前來看渠道不暢通。”

而要跨過“死亡谷”，必須有既掌握科技成果的內涵又了解整個市場需求的企業性機構來助推。但目前，整個國內包括上海來看，這類機構都比較缺乏。

與此同時，吳斌表示，目前既懂市場運營、產業化運作，又了解技術內涵、科技成果的內涵的專業人才比較缺乏，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帶來了難度。

閔行又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閔行區是上海老工業基地，也是制造業大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等四家萬人大廠都在閔行誕生，俗稱“四大金剛”。閔行還有“五朵金花”（吳涇化工廠、上海焦化廠、吳涇熱電廠、上海電化廠、上海碳素廠）等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誕生了新中國的第一臺油壓機、發電機組和汽輪機組，試制成功了“長征號”系列火箭。

2017年，閔行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3574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1290億元，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8.8%，工業稅收達299.5億元，同比增長34.8%。

閔行同時也是上海的科創資源集聚區，2017年，全區專利申請量14763件，專利申請量一直保持在上海全市前列，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59件，高出全市平均水平43.9%。

倪耀明表示，閔行將推動實現技術網絡全球化，積極發揮示範區引領作用，服務上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建設，助推上海形成國際技術交易中心，基本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的重要樞紐。

與此同時，推動科技資源共享化，成為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東部輻射源，推動長三角技術轉移協同發展。

作為上海全市唯一一個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的集聚區，閔行也提出，要推動軍民融合產業化，集聚一批軍民融合產業化項目落戶示範區，形成航天、航空、船舶、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軍民融合產業集群。

上海市經信委總工程師張英說，要搭建軍民雙向轉移平臺，推動航天航空、船舶、核電等領域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構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生態系統。

為了打通從源頭端到企業端的轉化通道，閔行提出要提供包括信息、載體、人才、資金、政策等保障支撐。

比如，為了優化成果轉化資金保障，倪耀明表示，將進一步發揮政府引導基金作用，籌建上海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專項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成果轉化早期項目，並發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過程中的投融資服務。

長三角技術市場要戰略合作

值得註意的是，在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的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中，有四個位於長三角區域，分別是上海閔行、浙江、江蘇蘇南、寧波示範區。

上海市科委主任張全表示，長三角是我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科研科創產業以及產業化也是非常活躍，頻度很高，而且交流最為密切。

不僅如此，這四個試點的定位功能各有側重，比如寧波示範區主要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為核心，浙江示範區是探索“互聯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模式，江蘇蘇南示範區是推動形成特色鮮明的先進制造產業集群，上海閔行示範區是努力建設成為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和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定位相關。

“這本身又形成一個梯度，為進一步輻射、擴散創造了條件。”張全表示，這四個試點有錯位競爭，也有合作。

按照中央和國家的要求，上海閔行示範區在改革上要率先，在創新上要引領。如何體現率先與引領？

張全說，首先要加強長三角技術市場的融合發展。推動三省一市四個技術市場開展戰略合作，推動建立長三角企業創新需求聯合發布機制、長三角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共享機制以及長三角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互認機制等。

同時，要共同推動技術轉移機構的蓬勃發展。目前，上海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在長三角發展活躍，將構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協同平臺，以長三角為核心，提供可供機構及從業者交流、學習和互動的渠道。

此外，長三角還要探索共建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基金。

張英表示，要以建設示範區為契機，推動研發機構開放協同及成果轉化功能的日益發揮，為上海全市提供科創資源在產業創新方面的配置作用，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模式，形成創新引領產業區域體系，成為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協同創新的重要節點。

（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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