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拓維信息(002261.SZ)確認董事長李新宇、總經理宋鷹已被檢察機關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4月22日,湖南移動原黨組書記王建根涉嫌嚴重違紀被帶走接受調查第三天,已有消息傳出,李新宇因涉王建根案同時受到調查。一位接近拓維信息的消息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財務當時已找不到李新宇“簽字”。
王建根、李新宇幾乎同時遭到調查,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當地電信業人士看來,紀檢部門對湖南移動系統的調查,已進入攻堅階段。
結識王建根於邵陽
拓維信息主要從事電信行業軟件開發及無線增值業務,屬於國家規劃布局內重點軟件企業、無線增值行業重點企業。
拓維信息的客戶包括三大運營商,中移動是其最大客戶。該公司2014年年報顯示,廣東移動、湖南移動、雲南移動、江蘇移動、湖南廣電,分別是拓維信息前五大客戶,其中前四大中移動分公司客戶總共為托維信息創造了2.9億元營收,在其總體營收中占比四成以上,其中湖南移動銷售額在營收中占比13.31%。
王建根早期曾在湖南省嶽陽市湘陰縣郵電局參加工作,王妻譚建平父親曾擔任湘陰縣委書記,後任湖南省農業廳廳長。後來,王調任邵陽市郵電局擔任副局長、局長、書記,後擔任湖南省郵電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郵電分家”之後,王建根成為中移動湖南分公司第一任黨組書記、總經理、董事長,直到退居二線前,十多年間一直擔任湖南移動一把手。拓維信息註冊成立於1996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訴記者,正是借助李新宇與王建根的關系,拓維信息迅速發展起來。
“李新宇原來是在湖南一家電腦公司做銷售經理,當時主要負責邵陽地區業務,王建根在邵陽郵電局當副局、局長。後來王建根當了湖南移動的老總,他又跟著做移動的業務。”上述人士對記者說。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拓維信息招股書發現,2007年,僅對湖南移動一家的銷售額,就一度占到拓維信息總體營收的三成以上。現在,拓維信息幾乎包攬了湖南移動的管理支撐系統、協同辦公系統業務,以及支付系統業務。
王建根的朋友圈
上述人士稱,王建根於4月20日傍晚被帶走接受調查,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其妻。
王建根被正式宣布接受調查之前,其老部下,湖南移動先後三位副總經理被免職或被調查。
曾擔任邵陽移動辦公室主任、副總經理的周曉春,在湖南移動副總經理職務上被免職。
去年11月,湖南移動副總經理郭小明及其親屬被調查。郭小明1998年底在湖南省郵政局擔任後勤中心主任,2002年被王建根調入湖南移動,後主管基建和電子商務。
與王建根存在交集的還包括原天津移動董事長、總經理權明富。權明富發跡之前也曾在邵陽市擔任郵電局局長,後擔任湖南移動市場部總經理、湖南移動副總經理,長期分管網絡建設和增值業務。權明富2012年就被帶走接受調查,至今尚未結案。
一位接近湖南紀檢監察機關的人士向記者表示,湖南移動原副總經理李大川也正在受到調查。
“一個總經理長期在一個地方不動,很容易出問題,出現利益集團。”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運營商人士稱,直到臨近退休,中移動總部空降一位總經理以前,頗有根基的王建根都主宰著湖南移動。
5月6日收盤,此前一度多日上漲的拓維信息封在跌停板。
多倫股份此番更名“匹凸匹”是否屬於內幕信息?有無牽涉業務調整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
5月21日晚間,多倫股份披露了更正公告司稱,經仔細研究,上證所問詢函所提問題不僅僅是名稱變更,還涵蓋問詢函開篇提出的經營範圍變更等問題,屬於內幕信息,公司將按上證所要求進行自查。
此前,上證所向多倫股份發出問詢函“請公司提交本次名稱變更的內幕信息知情人名單,核查並披露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及其他內幕信息知情人最近六個月內買賣公司股票的自查報告。“
而多倫股份的公告對於更名是否屬於內幕信息提出質疑稱:“無論在 A 股市場還是其他股票市場,都沒有將名稱變更作為內幕信息事項的規定,也沒有將名稱變更作為內幕信息事項進行核查的慣例或先例。若確有必要,公司將聯系律師事務所,請專業人員對此發表意見。”
僅僅一天之後,多倫股份發布更正公告,承認此前理解錯誤並更正回複如下:“ 經公司仔細研究後發現,問詢函所提問題針對的問題不僅僅是名稱變更,還涵蓋問詢函在開篇提出的經營範圍變更等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 67 條及 75 條規定,經營範圍變更屬於內幕信息。”
在市場火爆的情況下,近期上市公司出於各種原因更名的現象顯著增加,多數對股價影響較大,其背後的利益勾連不可忽視。對於更名和內幕信息的關系界定及其相關核查的疑問,上證所相關人士指出之所以要求多倫股份提交內幕信息知情人名單,主要是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多倫股份此次更名,是基於公司業務轉型的需要,更名與公司主營業務的調整相關聯。二是公司披露公告後,其股價兩個交易日漲停。因此,多倫股份此次更名,源於其主營業務的調整,並對公司股票交易產生重大影響,屬於《證券法》所規定的內幕信息。”
此外,據該人士介紹,對股票異常交易進行核查,是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中的一項常規性工作。今年以來,在市場持續升溫和中小投資者加快入市的背景下,上證所進一步強化了股票異常交易的核查力度,共對存在異常交易情況的76只股票進行了核查。
那麽法律怎麽說?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建立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制度的規定》中對於內幕信息的概念,表述為“根據《證券法》第75條規定,涉及上市公司的經營、財務或者對公司證券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尚未公開的信息。”而根據《證券法》第75條的規定,其中除了列舉了七項明確屬於內幕信息的內容外,還有一條兜底條款,即“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認定的對證券交易價格有顯著影響的其他重要信息。”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據上述關於內幕信息的規定,多倫股份更名以及變更業務範圍的行為已經構成了會對股價造成影響的未公開信息,而公告之後帶來的兩個漲停也充分說明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上證所對其發出問詢函是完全合理的,是維護市場公平的正確之舉。
該人士同時指出,交易所對證券異常交易進行核查,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及時發現可能存在的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線索,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證券交易的正常秩序。要求公司提交內幕信息知情人名單並進行核查,並不意味著對於內幕交易行為的認定。只有在核查中發現確實存在內幕交易嫌疑線索,交易所才會提請證監會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目前我們的股價尚未回歸預期,還在價值被不斷發現的過程中,員工持股68元的投入一定會有回報,我們對萬達員工持股計劃的設立及增資表示信任。”萬達信息(300168.SZ)高級副總裁王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曾經在上一輪大漲中備受關註的醫藥題材類上市公司在此輪大跌中未能逃脫股災折價厄運,以萬達信息、海虹控股(000503.SZ)、東軟集團(600718.SH)為代表的醫療信息類龍頭股在此次大跌中折價嚴重:自6月18日以來,萬達信息一路從71.78元下跌至最低點位40.19元,海虹控股更是從70.46元下跌至35.74元,股價近乎“攔腰斬”。
而記者通過了解得知,這三家醫療信息上市公司正在通過開展員工持股、高管增資、邀請券商調研、發布利好公告等多種方式以期穩定股價。
以萬達信息為例,記者通過了解得知,六月中上旬公司員工持股計劃投入愈十億,均價為68.59元,且主要為員工自己融資方式:包括自有資金出資、融資融券等方式持有公司股票。而在此前“神創板”大跌影響下,股價數日遭遇跌停,一度跌至40.19元,相對員工持股複權價格跌去了41.4%。
“這個價格我們已經跌不動了,一方面我們最近召開了機構的投資者見面會,引入更多投資者,另一方面我們的員工持股超過十億,遠超普通公控股東增持幾千萬的象征性小舉動,並且員工持股將不斷增資,直到扭虧為盈。”王清告知記者,“在6月30日,公司也發布了重大合同的進展公告,表明公司對新進入的醫藥領域、創導的新生態以及未來醫藥電商的業務抱有信心。”王清補充。
一個看得到的市場反映是,在系列措施影響下,目前萬達信息股價已經連續三天拉升,截止上周五,股價收於56.53元。
除此之外,高管增持以及發布相關利好公告也成為了股價“穩定劑”的方式之一:海虹控股於7月2日發布相關公告,公司第一大股東中海恒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通過二級市場買入方式增持60萬股,占總股本的0.067%;東軟集團也於7月2日發布利好信息,與idc聯合發布業務基礎平臺白皮書,以期穩定股價。
另一方面,相比較動蕩的題材類醫藥股,傳統醫藥龍頭上市公司則表現出了優良的“抗跌”屬性,多數逃過了“攔腰斬”厄運,以上海醫藥(601607.SH)為例,其內部人士告知記者,目前公司尚未有高管增持或機構調研計劃,“我們的估值原本就不是高離譜的,所以現在還是一切照常。”
頂層設計終敲定,細則出臺遙盼望。
7月18日,《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落地,作為互聯網金融典型業態的P2P被給予確定的信息中介的定位,這給多數曾打擦邊球從事信用中介的平臺而言帶來極大挑戰。
但是,從“信用中介”走向“信息中介”並非一條順暢的通路,在行業氛圍如此、投資者教育尚未到位的情況下,這也成為未來細則出臺的重點關註對象,這也幾乎決定了整個行業的“生死存亡”,以及“生存方式”。
與此同時,一直以來對這個細分領域“虎視眈眈”的傳統金融機構大踏步向前邁步,大量的金融大鱷將在未來開展更多動作,他們既包括了實體經濟產業,也有傳統金融機構。
信息中介定位或成細則落地最大難題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互聯網金融終於擺脫了“遊離”狀態,《指導意見》在更大程度上認可了P2P網貸行業的存在形式,並將其監管方正式劃至銀監會。
但是,不可否認,《指導意見》更多從高屋建瓴層面對於行業的“紅線”、“底線”等進行了界定,在更多業內人士看來,這更像為行業圍起了圍欄,但是遊戲如何進行尚不得而知。
“監管細則已經準備好了,之前遲遲沒有推出就是在於頂層設計遲遲沒有出臺。”曾經多次參與監管層摸底調查座談的某平臺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他看來,在未來眾多有待落地的細則中,如何通過細則落實信息中介將成為最大難點。
《指導意見》第八條指出,個體網絡借貸機構要明確信息中介性質,主要為借貸雙方的直接借貸提供信息服務,不得提供增信服務,不得非法集資。
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新宇表示,平臺中介屬性的提法由來已久,“增信”一詞的概念界定可大可小,其解釋將直接影響到實踐中形形色色的“增信措施”。從嚴格角度而言,實踐中的“風險準備金模式”、“回購條款的設定”、“平臺關聯方擔保”、“平臺墊付逾期款項”,以及隱性的“平臺剛兌”等,都將不同程度地違反“不得提供增信服務”的要求。
“從目前行業發展現狀來看,平臺不擔保、不墊付的不太可能。”P2P網貸行業資深研究人士表示,不墊付也將為未來整個司法體系和監管方提出巨大挑戰和要求。
如何通過細則落地“信息中介”界定,網貸之家CEO石鵬峰表示,即便定位信息中介,未來平臺對於借款人的信用審核也不可或缺。
“未來互聯網金融第一版細則的推出,應該更多在於標準的制定。”石鵬峰舉例道,平臺信息披露應該到什麽程度,是否要公開壞賬率,對於壞賬率等切實可行的行業標準和規範。
首先,建立行業標準得到了更多業內人士的認可。此前,“四條紅線”的監管標準已經在行業普及,但是,從業務實施的角度來看,“紅線”較為寬泛,存在諸多模糊地帶。以“非法集資”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例,就已經有多種解讀。
此外,此前針對監管細則討論較多的“杠桿水準”、“擔保模式”以及“註冊資本金門檻”等問題,網貸之家創始人徐紅偉表示,未來定位信息中介,“杠桿”問題或會逐步成為“歷史話題”,但是對於註冊資本金,應該提出實繳要求。“如果不要求實繳,平臺很容易架空。”徐紅偉稱,從目前討論的結果來看,偏金融的平臺多認為門檻應設定為3000萬元,草根平臺則給出1000萬元的建議。“我認為5000萬元也不為過,”徐紅偉表示,註冊資本金的設定或將擋住一些平臺,此外應該從制度層面出臺禁止註冊資本金出逃的相關規定。
一大批金融大鱷即將來襲 創新或受抑制
在以創新為主要定位點的互聯網金融領域,界定了大框架之後,行業的業務創新以及發展空間並不能止步。
“對於整個行業的肯定讓更多人興奮,也消除了更多行業內心舉棋不定的念頭。”一位P2P平臺負責人表示,這種不確定的念頭更多來自傳統金融機構,以及有能力打入供應鏈金融和相關行業的大型實體產業。
一波大鱷即將來襲成為業內人士對行業未來走向的一個判斷。5月8日,寶鋼股份公告稱,其子公司歐冶雲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冶雲商”)旗下互聯網平臺歐冶金融正式上線,歐冶金融是歐冶雲商旗下基於產業鏈的金融服務板塊,為生產廠家、大宗商品交易平臺、貿易企業、終端用戶等提供在線支付、融資服務、票據服務、投資理財等互聯網金融產品。
“未來中石油或許也會有動作,上線一個新的平臺。”徐紅偉表示,如果說過去是一個草根創業的時代,未來或將迎來巨頭的時代。
除了類似於寶鋼、中石油等實體產業,更大的大鱷則是擁有從事金融業務天然優勢的傳統金融機構。從過去一年發展來看,大量的傳統金融機構提出互聯網轉型方向及決心,但是一些機構“雷聲大雨點小”,而如今《指導意見》吃了定心丸,傳統金融機構的步伐預期將越來越大、越來越快。
金融大鱷進入這個市場後,那些草根的平臺如果想要在行業中立足,需要另辟蹊徑。一位業內人士也表示,未來大平臺的進入,將帶來行業成本進一步推高。
《指導意見》對於P2P網貸概念定義為“個體網絡借貸”,即指個體和個體之間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的直接借貸。對此,劉新宇表示有兩個關鍵詞應該被重點關註,第一個是“個體”,另外一個是“直接借貸”。
“個體一詞並非法律術語,從字面而言,其應當與‘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加以區分。”劉新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細則中,如何界定“個體”一詞的概念邊界尤為重要,這直接關系到實踐中大量存在的P2C、P2B、P2G等衍生模式能否繼續存續。
而《指導意見中》並未對“直接借貸”做進一步解釋,但縱觀P2P網貸平臺可以發現,大量存在的“債權轉讓”、“應收賬款轉讓”乃至“收益權轉讓”, 劉新宇認為,這些業務能否繼續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監管層未來對於“直接借貸”概念的進一步解讀。
2015年7月29日,今日頭條CEO張一鳴在北京知春里的辦公室內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1983年出生於福建龍巖的張一鳴,2012年3月創辦了“字節跳動”,半年後推出了移動資訊App今日頭條,目前有超過2500萬日活用戶。
一年前,這個公司主要是通過機器算法猜測某個用戶可能關註什麽內容,然後將用戶引到媒體網頁,或者抓取媒體內容推送給用戶。這一模式讓今日頭條陷入爭議。
此後,今日頭條開始加大對傳統媒體的利益分享力度。同時,積極引入自媒體等新內容創作者入駐,開辟新的信息源。但它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比如如何區別虛假信息,如何讓海量信息更精準地體現其對用戶的價值。
如果做個調查,可能會發現一個公司的員工打開工作郵箱的頻率跟這個公司的業績有著某種正向關聯。郵件被閱讀得越及時,這個公司的業績往往越好。因為信息在公司內部被高效流動和分享,作出決策的時間在縮短,公司運營的效率在提升。
現在很多公司內部都有不少信息共享工具,比如即時通訊工具、郵箱和公司內部信息傳達系統等,但這些工具還不夠智能。很多公司還把開會當做最主要的信息流動工具,其實開會的價值越來越低了。
信息流動的效率是否足夠高,對我們這種人才高度密集的知識型企業非常重要。
當然,像老幹媽這樣的傳統企業,不需要知道外界太多信息,也不需要跟外界交換太多信息,因為制作方法可以做到百年不變,或者基本不變。除非發生外部變化,比如自來水受到了汙染,否則它可以跟外部信息絕緣。
但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信息的流動效率正在從本質上影響著生產和資源配置。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信息的流動涉及安全、效率和自由等好幾個維度,政府比較關註安全,文科生比較關註自由,作為理科生,我最願意從效率角度看問題,即讓需要某個信息的人,快速得到這個信息。效率是比較好量化的。比如效率講究的是降低信噪比,減少無用信息對你時間的占用。用技術的手段提高信息流動效率,就是降低信噪比的過程,降低信噪比的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消除有害信息,比如虛假信息,讓信息有序有效流動。
目前在信息的高效流動上,中國已經做得很不錯。我們的搜索引擎、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都還可以。當然,在一些公共基礎設施比如互聯互通等方面還沒有做好。另外,信息鴻溝依然存在。東部比中西部信息化程度高,同一地區的信息發達程度也不相同,農村信息化依然落後。有次我去農村,聽老人說到某條信息,我一聽就知道是詐騙信息,其實你只需要在網上搜一下就知道這是騙局,但當地農村大部分人還沒有觸網。
還有一種情況,有些人雖然能上網,但缺乏對信息的歸納判斷能力。他們說某個網站都報道了這事,肯定不會是騙子。我最不喜歡聽到他們說是在今日頭條上看到這類信息,所以我們跟全國很多公安部門合作,他們入駐我們平臺,比如有兒童走失的信息,我們就會推送給這個城市的用戶,有防詐騙信息,我們也會嘗試推送給老人等易受騙群體,以後我們可以做到專門推送給某個地區,比如給海澱區的老人們推一條這個區案發率很高的預防詐騙信息。
很多農村用戶經常網購到假貨,而且不太懂維權,甚至不知道怎麽網上退換貨。他們閱讀的資訊比較少。很多老的騙術在自東向西,從城市向農村移動。因此在中國內部信息流動的差異很大。
消除這種信息鴻溝主要是靠技術進步。我們現在先把一些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用技術的手段填平信息鴻溝。比如我們跟地震臺網的系統打通,一旦有地震發生,數據會傳給我們,機器自動生成文章,第一時間推送給當地用戶。這類合作正延伸到交通和治安領域。
目前在信息分發領域,中國公司在產品和技術能力上,可與通常意義的發達國家同臺競技甚至更勝一籌。現在中國對於新事物是比較鼓勵的,你看Uber在很多國家被禁止,但在中國許多城市還在順利運營。
Uber是讓車的位置信息和人的位置信息更快匹配,今日頭條是讓信息和人更快匹配。
Uber對傳統出租車行業有影響。但我們跟Uber不太一樣,我們不是要取代誰,我們是新生的一個物種。我們跟搜索引擎的出現有點像。當年搜索引擎出現後,對門戶網站有沖擊。但搜索引擎幫助信息更有效率地傳播。我們也一樣,而且我們沒有取代傳統媒體,2014年5月我們完成C輪融資前,甚至我們出現之前,傳統媒體已經開始下滑,它是被整個移動互聯網影響的。
目前今日頭條的廣告模式是信息流的精準廣告。我們現在分給創作者的錢越來越多,我們要繼續努力賺錢,給創作者分越來越多的錢,幫他們找到自己的新商業模式。
另外,對於災難調查等涉及公眾信息的信息生產,國外主要是公益基金會和政府主導,如果有合適條件我們也願意貢獻力量。對於這類信息生產的好的模式不是付費閱讀,而是公益贊助。
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正對舊的一些東西產生倒逼效應。比如前不久的電梯事故和機場快軌冒煙事件,過去這類消息不一定能出現在媒體上,即便出現,最快也要第二天報紙才會印出來。但現在通過手機,分分鐘就傳播出來了。
特別是對於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比如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技術不僅可以第一時間告知事件發生,避免更多的人前往外灘,甚至可以預防踩踏事件發生,在人數眾多的時候,通過手機推送信息引導大家分流。
在信息流動這個大市場,參與者包括信息的生產者、分發者和讀者。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些環節都發生了變化。
現在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社交工具的發展,拉低了創作的門檻。創作的時效也提高了。以前寫篇稿子要去賓館,現在現場就能用手機發出去。以前只有攝影師才能做的事,現在人人都可以拿著手機拍下來放到網上。
信息分發的時效性、廣泛性、精準性和多樣性都大大提高了。以前除了《新聞聯播》這類節目之外,很少有一個信息能迅速抵達每個人,現在十個人里有七八個人在通過手機每天接收信息。
讀者的受益程度則不同。歸納整理能力強的,能從碎片信息中梳理出知識判斷,響應判斷。很多讀者通過評論、再次編輯傳播和收藏,變成了創作者和再創作者。用戶的參與有利於信息的更好傳播。
有了移動互聯網,信息開始向信息窪地流動。
在我們這類信息分發平臺出現之前,很少有媒體會刊登春季養豬該註意什麽這類信息,過去可能科技下鄉做過一點類似工作,但科技下鄉頻次很低。一些專門的養豬類報刊雜誌往往送達不到農村,尤其是某個村只有幾戶人家的時候,郵遞員基本不下鄉。豬肉降價了,不應該買豬崽了,但這個信息可能農民不會第一時間看到。現在有了移動互聯網,有人在我們平臺上寫養豬的文章,農民通過手機就能看到這些信息。
當然,要想讓技術對信息的流動發揮價值,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得有人來生產有價值的信息。所以我們鼓勵更多的信息源入駐我們平臺,也歡迎政府機構接入,相當於是他們的政務公開平臺。
我強調信息的流動效率,但信息的有序流動也很重要。我們的手段是讓機器幫我們鑒別虛假信息。
機器鑒別的原理是,有個樣本庫,然後機器去學習,但總歸會有漏網之魚。於是我們也有辦法,就是一旦有5%的評論說是假消息,有3%的評論是舉報,機器就會自動抓取這條信息,然後扔給我們的信息審核團隊。
很多有害信息正從線下跑到線上。比如過去北京地鐵里經常有人叫賣報紙,說某個明星死了。這是假消息,只能在地鐵里偷偷賣。現在網絡發達了,這樣的假消息就直接搬到網上了,而且傳播很快。
最可怕的是這類假消息的傳播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沒有任何門檻,一個科技盲也能傳播信息了。他在科技領域的發言權跟他的傳播權限完全不對等。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這些都是造成信噪比過低的現實。
為了拉高信噪比,我們的做法是跟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權威機構合作,讓更多權威信息得到擴散。比如我們平臺上一旦出現醫療信息,我們每條都會跟醫院和衛計部門做信息確認,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也會跟政府機構做確認。考慮到負面風險和鑒別負擔,目前我們不開放醫療廣告。
今日頭條是靠技術系統驅動來進行信息分發的。這個系統目前由4000臺左右服務器組成,每天處理數據相當於100塊500G的硬盤。
這個系統的智力水平不好衡量,你讓它快速總結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它可能是高中水平,你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夠文藝,它可能是小學生水平。你要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傷感,它的智力就更低了。
我想說的是,計算機的優勢是記憶力好,而且精準,不知疲倦,但人腦的優勢在於強大的跨領域綜合判斷能力。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在理論上將來有可能在人工環境下重新形成物質和連接,但目前的人工智能,依然是仿造和模擬人腦的神經傳遞機制。
過去我們覺得,不應該只由編輯部的幾個人來決定眾多的讀者該看什麽,所以,我們用機器來決定讀者看什麽,但兩者區別很大,傳統媒體是把觀點告訴別人,今日頭條是提供實用信息,比如給養豬專業戶提供更好的養豬信息,告訴強直性脊柱炎病人如何治療。傳統媒體是傳遞價值觀,我們只是讓有益的信息到達個體。
現在確實有人質疑說,我們這些分發平臺做的事情是收集和分析用戶行為,然後推薦分發信息。一旦在信息分發市場形成寡頭級的公司,這種信息壟斷會帶來潛在危險。比如說,有人擔心這個系統足夠智能後,它能看透每個人,會造成用戶隱私的問題。我覺得多慮了,我們只是知道用戶的興趣,遠遠達不到社交網站涉及的隱私問題,而且我們會有比它們更嚴格的標準。
2015年7月29日,今日頭條CEO張一鳴在北京知春里的辦公室內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1983年出生於福建龍巖的張一鳴,2012年3月創辦了“字節跳動”,半年後推出了移動資訊App今日頭條,目前有超過2500萬日活用戶。
一年前,這個公司主要是通過機器算法猜測某個用戶可能關註什麽內容,然後將用戶引到媒體網頁,或者抓取媒體內容推送給用戶。這一模式讓今日頭條陷入爭議。
此後,今日頭條開始加大對傳統媒體的利益分享力度。同時,積極引入自媒體等新內容創作者入駐,開辟新的信息源。但它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比如如何區別虛假信息,如何讓海量信息更精準地體現其對用戶的價值。
如果做個調查,可能會發現一個公司的員工打開工作郵箱的頻率跟這個公司的業績有著某種正向關聯。郵件被閱讀得越及時,這個公司的業績往往越好。因為信息在公司內部被高效流動和分享,作出決策的時間在縮短,公司運營的效率在提升。
現在很多公司內部都有不少信息共享工具,比如即時通訊工具、郵箱和公司內部信息傳達系統等,但這些工具還不夠智能。很多公司還把開會當做最主要的信息流動工具,其實開會的價值越來越低了。
信息流動的效率是否足夠高,對我們這種人才高度密集的知識型企業非常重要。
當然,像老幹媽這樣的傳統企業,不需要知道外界太多信息,也不需要跟外界交換太多信息,因為制作方法可以做到百年不變,或者基本不變。除非發生外部變化,比如自來水受到了汙染,否則它可以跟外部信息絕緣。
但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信息的流動效率正在從本質上影響著生產和資源配置。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信息的流動涉及安全、效率和自由等好幾個維度,政府比較關註安全,文科生比較關註自由,作為理科生,我最願意從效率角度看問題,即讓需要某個信息的人,快速得到這個信息。效率是比較好量化的。比如效率講究的是降低信噪比,減少無用信息對你時間的占用。用技術的手段提高信息流動效率,就是降低信噪比的過程,降低信噪比的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消除有害信息,比如虛假信息,讓信息有序有效流動。
目前在信息的高效流動上,中國已經做得很不錯。我們的搜索引擎、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都還可以。當然,在一些公共基礎設施比如互聯互通等方面還沒有做好。另外,信息鴻溝依然存在。東部比中西部信息化程度高,同一地區的信息發達程度也不相同,農村信息化依然落後。有次我去農村,聽老人說到某條信息,我一聽就知道是詐騙信息,其實你只需要在網上搜一下就知道這是騙局,但當地農村大部分人還沒有觸網。
還有一種情況,有些人雖然能上網,但缺乏對信息的歸納判斷能力。他們說某個網站都報道了這事,肯定不會是騙子。我最不喜歡聽到他們說是在今日頭條上看到這類信息,所以我們跟全國很多公安部門合作,他們入駐我們平臺,比如有兒童走失的信息,我們就會推送給這個城市的用戶,有防詐騙信息,我們也會嘗試推送給老人等易受騙群體,以後我們可以做到專門推送給某個地區,比如給海澱區的老人們推一條這個區案發率很高的預防詐騙信息。
很多農村用戶經常網購到假貨,而且不太懂維權,甚至不知道怎麽網上退換貨。他們閱讀的資訊比較少。很多老的騙術在自東向西,從城市向農村移動。因此在中國內部信息流動的差異很大。
消除這種信息鴻溝主要是靠技術進步。我們現在先把一些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用技術的手段填平信息鴻溝。比如我們跟地震臺網的系統打通,一旦有地震發生,數據會傳給我們,機器自動生成文章,第一時間推送給當地用戶。這類合作正延伸到交通和治安領域。
目前在信息分發領域,中國公司在產品和技術能力上,可與通常意義的發達國家同臺競技甚至更勝一籌。現在中國對於新事物是比較鼓勵的,你看Uber在很多國家被禁止,但在中國許多城市還在順利運營。
Uber是讓車的位置信息和人的位置信息更快匹配,今日頭條是讓信息和人更快匹配。
Uber對傳統出租車行業有影響。但我們跟Uber不太一樣,我們不是要取代誰,我們是新生的一個物種。我們跟搜索引擎的出現有點像。當年搜索引擎出現後,對門戶網站有沖擊。但搜索引擎幫助信息更有效率地傳播。我們也一樣,而且我們沒有取代傳統媒體,2014年5月我們完成C輪融資前,甚至我們出現之前,傳統媒體已經開始下滑,它是被整個移動互聯網影響的。
目前今日頭條的廣告模式是信息流的精準廣告。我們現在分給創作者的錢越來越多,我們要繼續努力賺錢,給創作者分越來越多的錢,幫他們找到自己的新商業模式。
另外,對於災難調查等涉及公眾信息的信息生產,國外主要是公益基金會和政府主導,如果有合適條件我們也願意貢獻力量。對於這類信息生產的好的模式不是付費閱讀,而是公益贊助。
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正對舊的一些東西產生倒逼效應。比如前不久的電梯事故和機場快軌冒煙事件,過去這類消息不一定能出現在媒體上,即便出現,最快也要第二天報紙才會印出來。但現在通過手機,分分鐘就傳播出來了。
特別是對於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比如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技術不僅可以第一時間告知事件發生,避免更多的人前往外灘,甚至可以預防踩踏事件發生,在人數眾多的時候,通過手機推送信息引導大家分流。
在信息流動這個大市場,參與者包括信息的生產者、分發者和讀者。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些環節都發生了變化。
現在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社交工具的發展,拉低了創作的門檻。創作的時效也提高了。以前寫篇稿子要去賓館,現在現場就能用手機發出去。以前只有攝影師才能做的事,現在人人都可以拿著手機拍下來放到網上。
信息分發的時效性、廣泛性、精準性和多樣性都大大提高了。以前除了《新聞聯播》這類節目之外,很少有一個信息能迅速抵達每個人,現在十個人里有七八個人在通過手機每天接收信息。
讀者的受益程度則不同。歸納整理能力強的,能從碎片信息中梳理出知識判斷,響應判斷。很多讀者通過評論、再次編輯傳播和收藏,變成了創作者和再創作者。用戶的參與有利於信息的更好傳播。
有了移動互聯網,信息開始向信息窪地流動。
在我們這類信息分發平臺出現之前,很少有媒體會刊登春季養豬該註意什麽這類信息,過去可能科技下鄉做過一點類似工作,但科技下鄉頻次很低。一些專門的養豬類報刊雜誌往往送達不到農村,尤其是某個村只有幾戶人家的時候,郵遞員基本不下鄉。豬肉降價了,不應該買豬崽了,但這個信息可能農民不會第一時間看到。現在有了移動互聯網,有人在我們平臺上寫養豬的文章,農民通過手機就能看到這些信息。
當然,要想讓技術對信息的流動發揮價值,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得有人來生產有價值的信息。所以我們鼓勵更多的信息源入駐我們平臺,也歡迎政府機構接入,相當於是他們的政務公開平臺。
我強調信息的流動效率,但信息的有序流動也很重要。我們的手段是讓機器幫我們鑒別虛假信息。
機器鑒別的原理是,有個樣本庫,然後機器去學習,但總歸會有漏網之魚。於是我們也有辦法,就是一旦有5%的評論說是假消息,有3%的評論是舉報,機器就會自動抓取這條信息,然後扔給我們的信息審核團隊。
很多有害信息正從線下跑到線上。比如過去北京地鐵里經常有人叫賣報紙,說某個明星死了。這是假消息,只能在地鐵里偷偷賣。現在網絡發達了,這樣的假消息就直接搬到網上了,而且傳播很快。
最可怕的是這類假消息的傳播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沒有任何門檻,一個科技盲也能傳播信息了。他在科技領域的發言權跟他的傳播權限完全不對等。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這些都是造成信噪比過低的現實。
為了拉高信噪比,我們的做法是跟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權威機構合作,讓更多權威信息得到擴散。比如我們平臺上一旦出現醫療信息,我們每條都會跟醫院和衛計部門做信息確認,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也會跟政府機構做確認。考慮到負面風險和鑒別負擔,目前我們不開放醫療廣告。
今日頭條是靠技術系統驅動來進行信息分發的。這個系統目前由4000臺左右服務器組成,每天處理數據相當於100塊500G的硬盤。
這個系統的智力水平不好衡量,你讓它快速總結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它可能是高中水平,你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夠文藝,它可能是小學生水平。你要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傷感,它的智力就更低了。
我想說的是,計算機的優勢是記憶力好,而且精準,不知疲倦,但人腦的優勢在於強大的跨領域綜合判斷能力。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在理論上將來有可能在人工環境下重新形成物質和連接,但目前的人工智能,依然是仿造和模擬人腦的神經傳遞機制。
過去我們覺得,不應該只由編輯部的幾個人來決定眾多的讀者該看什麽,所以,我們用機器來決定讀者看什麽,但兩者區別很大,傳統媒體是把觀點告訴別人,今日頭條是提供實用信息,比如給養豬專業戶提供更好的養豬信息,告訴強直性脊柱炎病人如何治療。傳統媒體是傳遞價值觀,我們只是讓有益的信息到達個體。
現在確實有人質疑說,我們這些分發平臺做的事情是收集和分析用戶行為,然後推薦分發信息。一旦在信息分發市場形成寡頭級的公司,這種信息壟斷會帶來潛在危險。比如說,有人擔心這個系統足夠智能後,它能看透每個人,會造成用戶隱私的問題。我覺得多慮了,我們只是知道用戶的興趣,遠遠達不到社交網站涉及的隱私問題,而且我們會有比它們更嚴格的標準。
2015年7月29日,今日頭條CEO張一鳴在北京知春里的辦公室內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1983年出生於福建龍巖的張一鳴,2012年3月創辦了“字節跳動”,半年後推出了移動資訊App今日頭條,目前有超過2500萬日活用戶。
一年前,這個公司主要是通過機器算法猜測某個用戶可能關註什麽內容,然後將用戶引到媒體網頁,或者抓取媒體內容推送給用戶。這一模式讓今日頭條陷入爭議。
此後,今日頭條開始加大對傳統媒體的利益分享力度。同時,積極引入自媒體等新內容創作者入駐,開辟新的信息源。但它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比如如何區別虛假信息,如何讓海量信息更精準地體現其對用戶的價值。
如果做個調查,可能會發現一個公司的員工打開工作郵箱的頻率跟這個公司的業績有著某種正向關聯。郵件被閱讀得越及時,這個公司的業績往往越好。因為信息在公司內部被高效流動和分享,作出決策的時間在縮短,公司運營的效率在提升。
現在很多公司內部都有不少信息共享工具,比如即時通訊工具、郵箱和公司內部信息傳達系統等,但這些工具還不夠智能。很多公司還把開會當做最主要的信息流動工具,其實開會的價值越來越低了。
信息流動的效率是否足夠高,對我們這種人才高度密集的知識型企業非常重要。
當然,像老幹媽這樣的傳統企業,不需要知道外界太多信息,也不需要跟外界交換太多信息,因為制作方法可以做到百年不變,或者基本不變。除非發生外部變化,比如自來水受到了汙染,否則它可以跟外部信息絕緣。
但當知識型經濟成為商業的主流形態,一個公司跟行業和同行交換信息就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極度依賴了。可以說,信息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和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信息的流動效率正在從本質上影響著生產和資源配置。你的信息接收能力決定了你的生產和產出。以前強調的是大幹快上,用力就行,現在不行了,如果你信息接收能力弱,你加班也沒法比別人生產更多東西。
信息的流動涉及安全、效率和自由等好幾個維度,政府比較關註安全,文科生比較關註自由,作為理科生,我最願意從效率角度看問題,即讓需要某個信息的人,快速得到這個信息。效率是比較好量化的。比如效率講究的是降低信噪比,減少無用信息對你時間的占用。用技術的手段提高信息流動效率,就是降低信噪比的過程,降低信噪比的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消除有害信息,比如虛假信息,讓信息有序有效流動。
目前在信息的高效流動上,中國已經做得很不錯。我們的搜索引擎、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都還可以。當然,在一些公共基礎設施比如互聯互通等方面還沒有做好。另外,信息鴻溝依然存在。東部比中西部信息化程度高,同一地區的信息發達程度也不相同,農村信息化依然落後。有次我去農村,聽老人說到某條信息,我一聽就知道是詐騙信息,其實你只需要在網上搜一下就知道這是騙局,但當地農村大部分人還沒有觸網。
還有一種情況,有些人雖然能上網,但缺乏對信息的歸納判斷能力。他們說某個網站都報道了這事,肯定不會是騙子。我最不喜歡聽到他們說是在今日頭條上看到這類信息,所以我們跟全國很多公安部門合作,他們入駐我們平臺,比如有兒童走失的信息,我們就會推送給這個城市的用戶,有防詐騙信息,我們也會嘗試推送給老人等易受騙群體,以後我們可以做到專門推送給某個地區,比如給海澱區的老人們推一條這個區案發率很高的預防詐騙信息。
很多農村用戶經常網購到假貨,而且不太懂維權,甚至不知道怎麽網上退換貨。他們閱讀的資訊比較少。很多老的騙術在自東向西,從城市向農村移動。因此在中國內部信息流動的差異很大。
消除這種信息鴻溝主要是靠技術進步。我們現在先把一些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用技術的手段填平信息鴻溝。比如我們跟地震臺網的系統打通,一旦有地震發生,數據會傳給我們,機器自動生成文章,第一時間推送給當地用戶。這類合作正延伸到交通和治安領域。
目前在信息分發領域,中國公司在產品和技術能力上,可與通常意義的發達國家同臺競技甚至更勝一籌。現在中國對於新事物是比較鼓勵的,你看Uber在很多國家被禁止,但在中國許多城市還在順利運營。
Uber是讓車的位置信息和人的位置信息更快匹配,今日頭條是讓信息和人更快匹配。
Uber對傳統出租車行業有影響。但我們跟Uber不太一樣,我們不是要取代誰,我們是新生的一個物種。我們跟搜索引擎的出現有點像。當年搜索引擎出現後,對門戶網站有沖擊。但搜索引擎幫助信息更有效率地傳播。我們也一樣,而且我們沒有取代傳統媒體,2014年5月我們完成C輪融資前,甚至我們出現之前,傳統媒體已經開始下滑,它是被整個移動互聯網影響的。
目前今日頭條的廣告模式是信息流的精準廣告。我們現在分給創作者的錢越來越多,我們要繼續努力賺錢,給創作者分越來越多的錢,幫他們找到自己的新商業模式。
另外,對於災難調查等涉及公眾信息的信息生產,國外主要是公益基金會和政府主導,如果有合適條件我們也願意貢獻力量。對於這類信息生產的好的模式不是付費閱讀,而是公益贊助。
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正對舊的一些東西產生倒逼效應。比如前不久的電梯事故和機場快軌冒煙事件,過去這類消息不一定能出現在媒體上,即便出現,最快也要第二天報紙才會印出來。但現在通過手機,分分鐘就傳播出來了。
特別是對於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比如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技術不僅可以第一時間告知事件發生,避免更多的人前往外灘,甚至可以預防踩踏事件發生,在人數眾多的時候,通過手機推送信息引導大家分流。
在信息流動這個大市場,參與者包括信息的生產者、分發者和讀者。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些環節都發生了變化。
現在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社交工具的發展,拉低了創作的門檻。創作的時效也提高了。以前寫篇稿子要去賓館,現在現場就能用手機發出去。以前只有攝影師才能做的事,現在人人都可以拿著手機拍下來放到網上。
信息分發的時效性、廣泛性、精準性和多樣性都大大提高了。以前除了《新聞聯播》這類節目之外,很少有一個信息能迅速抵達每個人,現在十個人里有七八個人在通過手機每天接收信息。
讀者的受益程度則不同。歸納整理能力強的,能從碎片信息中梳理出知識判斷,響應判斷。很多讀者通過評論、再次編輯傳播和收藏,變成了創作者和再創作者。用戶的參與有利於信息的更好傳播。
有了移動互聯網,信息開始向信息窪地流動。
在我們這類信息分發平臺出現之前,很少有媒體會刊登春季養豬該註意什麽這類信息,過去可能科技下鄉做過一點類似工作,但科技下鄉頻次很低。一些專門的養豬類報刊雜誌往往送達不到農村,尤其是某個村只有幾戶人家的時候,郵遞員基本不下鄉。豬肉降價了,不應該買豬崽了,但這個信息可能農民不會第一時間看到。現在有了移動互聯網,有人在我們平臺上寫養豬的文章,農民通過手機就能看到這些信息。
當然,要想讓技術對信息的流動發揮價值,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得有人來生產有價值的信息。所以我們鼓勵更多的信息源入駐我們平臺,也歡迎政府機構接入,相當於是他們的政務公開平臺。
我強調信息的流動效率,但信息的有序流動也很重要。我們的手段是讓機器幫我們鑒別虛假信息。
機器鑒別的原理是,有個樣本庫,然後機器去學習,但總歸會有漏網之魚。於是我們也有辦法,就是一旦有5%的評論說是假消息,有3%的評論是舉報,機器就會自動抓取這條信息,然後扔給我們的信息審核團隊。
很多有害信息正從線下跑到線上。比如過去北京地鐵里經常有人叫賣報紙,說某個明星死了。這是假消息,只能在地鐵里偷偷賣。現在網絡發達了,這樣的假消息就直接搬到網上了,而且傳播很快。
最可怕的是這類假消息的傳播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沒有任何門檻,一個科技盲也能傳播信息了。他在科技領域的發言權跟他的傳播權限完全不對等。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這些都是造成信噪比過低的現實。
為了拉高信噪比,我們的做法是跟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權威機構合作,讓更多權威信息得到擴散。比如我們平臺上一旦出現醫療信息,我們每條都會跟醫院和衛計部門做信息確認,涉及公眾安全的信息也會跟政府機構做確認。考慮到負面風險和鑒別負擔,目前我們不開放醫療廣告。
今日頭條是靠技術系統驅動來進行信息分發的。這個系統目前由4000臺左右服務器組成,每天處理數據相當於100塊500G的硬盤。
這個系統的智力水平不好衡量,你讓它快速總結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它可能是高中水平,你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夠文藝,它可能是小學生水平。你要問它這個文章是否傷感,它的智力就更低了。
我想說的是,計算機的優勢是記憶力好,而且精準,不知疲倦,但人腦的優勢在於強大的跨領域綜合判斷能力。
人工智能的關鍵依然是人,計算機對人控制反轉的可能性,至少在未來十年我還沒看到。
在理論上將來有可能在人工環境下重新形成物質和連接,但目前的人工智能,依然是仿造和模擬人腦的神經傳遞機制。
過去我們覺得,不應該只由編輯部的幾個人來決定眾多的讀者該看什麽,所以,我們用機器來決定讀者看什麽,但兩者區別很大,傳統媒體是把觀點告訴別人,今日頭條是提供實用信息,比如給養豬專業戶提供更好的養豬信息,告訴強直性脊柱炎病人如何治療。傳統媒體是傳遞價值觀,我們只是讓有益的信息到達個體。
現在確實有人質疑說,我們這些分發平臺做的事情是收集和分析用戶行為,然後推薦分發信息。一旦在信息分發市場形成寡頭級的公司,這種信息壟斷會帶來潛在危險。比如說,有人擔心這個系統足夠智能後,它能看透每個人,會造成用戶隱私的問題。我覺得多慮了,我們只是知道用戶的興趣,遠遠達不到社交網站涉及的隱私問題,而且我們會有比它們更嚴格的標準。
(CFP/圖)
“我按照電話一個個地打,越打越傷心。包括姓名、電話、買的東西……我發現那些信息都是真的。”
被自稱“蘇寧易購客服”的詐騙電話騙去47,500元後,華南師範大學教師李壽明抱著求證的心態,從網上購買了兩百條“蘇寧易購客戶信息”,經核實無誤後,一個一個致電提醒對方不要上當受騙,“我不想他們跟我一樣”。
截至2015年9月15日,“蘇寧泄露隱私維權群”中已有北京、長沙、廣州等141名受害者,單筆被騙金額最高達8.3萬元,被騙總金額達190萬元。
蘇寧易購方面表示,已向南京玄武區公安局報案,並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但由於“沒有查詢到因為蘇寧易購系統的原因所導致的信息泄露”,不可能對受害者進行賠償。
2015年4月5日,李壽明在蘇寧易購下單購買了一臺小冰箱。兩個月後,他接到一個自稱“蘇寧易購客服”的電話,對方一字不差地報出了他在蘇寧易購上下單的包括購物時間、所購商品、發貨地址等訂單信息。對方稱誤把李壽明歸到了批發商名單當中,希望他配合取消此業務,不然所綁定銀行卡的余額有被扣除的風險。
接著,另一自稱受蘇寧易購委托幫助取消業務的“銀行工作人員”打來電話,“指導”李壽明在ATM上進行了一連串操作。因為步驟多、對方的說辭也很專業,李壽明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轉賬。等到恍然大悟,他的錢已經落入對方的銀行賬戶里。
華南理工大學學生林未也在蘇寧易購購物後接到“蘇寧易購客服”和“銀行工作人員”的電話,導致他的支付寶被騙走18,155元。
林未認為,他之所以上當是因為騙子提供了準確的訂單信息,使他相信了騙子假冒的“蘇寧易購客服”身份。他相信是蘇寧易購泄露了訂單信息,並決定找蘇寧易購理賠。
7月28日,林未等5名受害者來到蘇寧易購位於南京的總部,要求蘇寧易購道歉並賠償損失,同時在蘇寧易購網站首頁公示詐騙場景或群發防詐騙短信。蘇寧易購方面拒絕了這些要求。
當時在場的蘇寧易購法務部工作人員對林未說:“如果法院判了(是我們的錯),我們會一分錢不少地(賠給你)……但不會私底下協商賠償。”
8月16日,蘇寧易購山東濟南消費者王淑華同樣接到了自稱把她歸到了批發商名單、要求取消訂單的電話,最後導致她被騙近七萬元。多次向蘇寧易購投訴後,王淑華得到的回應是“蘇寧易購不會泄露用戶信息”“建議您盡快報警”以及“我們會協助警方調查”。
李壽明發現,蘇寧易購直到8月31日才在實體店發布了防詐騙提示信息。“而6月在網上掛出的防詐騙提示卻深藏在蘇寧易購的五級菜單下,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找到。”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消費者協會常務理事劉俊海認為,蘇寧易購沒有以顯著的、容易理解的方式警示消費者,是在履行消費者保護義務方面有所懈怠。
訂單信息到底是從哪里泄露出去?被騙之後,大惑不解的李壽明專門翻出了冰箱外包裝,上面並沒有訂單信息。
他嘗試著搜索“個人信息出售”QQ群,並在一個群中求購蘇寧易購訂單交易數據。李壽明順利地買到了兩百條蘇寧易購電器類訂單信息。賣家告訴李壽明,既有蘇寧易購內部員工在販賣信息,也有黑客通過攻擊蘇寧易購的系統來提取數據。
李壽明還發現,在第三方安全漏洞平臺烏雲網上,由“白帽子”(識別並公布系統安全漏洞但不惡意利用的網絡高手)提交給蘇寧易購的系統漏洞多達兩百多條。讀大學時修讀過計算機專業的李壽明稱,經查詢,他在烏雲平臺上獲得的蘇寧易購的系統漏洞,早前確實存在。
“可能因為蘇寧易購的業務比較龐大,程序邏輯問題比較多,旗下網站的子系統問題也比較多。”烏雲網安全專家王彪這樣評價蘇寧易購系統漏洞問題。
自2012年6月至2015年9月,烏雲平臺上共發布蘇寧易購系統漏洞270條,其中在2015年發布的漏洞數目顯著增多,僅6月就發布了58條。
270條漏洞中,與敏感信息泄露相關的占5%,與用戶敏感數據泄露相關的占1%。其他類別的漏洞也可能導致泄露用戶信息的風險,比如後臺弱口令。王彪解釋,後臺弱口令就是管理人員的密碼設置比較簡單,容易被暴力猜出;如果在有敏感信息的系統中存在後臺弱口令漏洞,那麽用戶信息同樣有泄露的可能。
據王彪分析,從目前發現的蘇寧易購系統漏洞中能夠得到部分用戶的訂單號碼、姓名、電話、地址等信息。但是,“漏洞是‘白帽子’發現後提交到烏雲的,在此之前,我們也不知道是否有被利用。理論上來說,廠商收到漏洞都是會立馬修複的。這畢竟關系到他們自身系統、業務安全。”
王彪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了提交於7月份的兩個蘇寧易購系統漏洞。其中一個漏洞名為“蘇寧易購主站多接口越權操作訂單及遍歷用戶訂單信息”,在正常情況下登錄蘇寧易購系統,用戶看到的應該是自己的酒店訂單。但由於蘇寧易購的系統驗證問題,用戶通過訪問不同的訂單網址,還能看到別人的訂單信息。“如果沒有更多安全防護措施的話,所有酒店訂單信息都可以看到。”
7月31日提交的題為“蘇寧易購支付某處url任意跳轉已被大量運用到釣魚詐騙中”的漏洞指出,蘇寧易付寶的某個鏈接沒有做跳轉限制,可以跳到其他網站。如果攻擊者利用它跳轉到釣魚網站,用戶看到主域名是蘇寧易購的,就會比較信任,容易上當受騙。王彪表示,蘇寧易購現在已經增加了這一限制,不會再出現類似問題。
蘇寧易購客戶服務中心負責處理此事的蔣姓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烏雲網提交的系統漏洞“已經修複掉了”。他表示,蘇寧易購網站的安全等級是絕對達到標準的。針對4月以來大批消費者被騙,蘇寧易購成立了專門調查小組,“目前沒有跡象證明因為蘇寧易購系統原因導致用戶信息泄露”。
“無論出於什麽原因,我們都不可能對消費者做任何賠償。”該工作人員表示,蘇寧易購有責任去保護用戶信息,但沒有責任賠償這部分消費者的損失,因為“蘇寧易購沒有主動泄露任何的用戶隱私信息,在這件事上也是一個受害者,這對蘇寧易購的名譽也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劉俊海認為,即便蘇寧易購沒有主動泄露消費者隱私信息,也不能證明其沒有過失。“你應當把籬笆紮緊一點,為消費者站好崗把好關。”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如果因未采取合理的保障措施致使消費者個人信息泄露並造成損害,蘇寧易購就違反了消費者安全保護義務。
劉俊海建議,除了協助公安機關破案,蘇寧易購也應積極與消費者商討解決方案。
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主任邱寶昌建議受害者報案,或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他認為,消費者可以盡到自己的舉證義務,但要證明蘇寧易購是過失性泄露信息或個別人故意泄露信息,還須借助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進行調查,單憑消費者個人舉證很難做到證據充分。
但事實上,企業發生信息泄露事件會導致企業在公眾中的威望和信任度下降,而直接改變客戶原有選擇傾向。一旦信息泄露事件出現,很可能就使企業失去一大批現有或潛在客戶。因此數據信息的安全問題是關乎企業聲譽、公眾信任、甚至生死存亡的問題。一般來說,在考慮跟某家公司合作時,如果客戶得知這家企業出現過信息泄密事件,都會疑慮“自己的信息能不能得到保障?企業信息安全機制不完善是不是間接反映了整體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信息泄密事件是否會直接影響到公司將來的發展和業績?” ,正是在這一系列疑慮的“光暈效應”下,企業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聲譽,公眾和合作方對企業的信任感大大降低。
本文作者獬豸淩,i黑馬授權發布。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i黑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