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隨筆150225
香港選舉概述1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一)香港選舉遞嬗概述(上)
在過去數月,我們湊合著算是介紹了關於選舉的種種,包括常見的選舉方式及其背後的邏輯和策略,還有它們各自所帶來的政治效應;除此以外,還有各種競選活動和選舉財務的的規則和運作方式。在之前的各章中,介紹的都是以「選舉」這個課題為中心的一些相對「普世性」情況。雖然也有提及香港的一些事件,但都僅是作為例子出現,而沒有較為詳細地講述關於「香港選舉」的具體情況。
其實「香港選舉」在國際選舉研究學門中,也算得上是一朵「奇葩」。 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情況,令選舉無論在制度或運作上,都出現一些世界各地「民主選舉」中,皆屬非常罕見的現象。 然而,正是由於她的「獨特」,香港的選舉在很多方面都缺乏與其他「民主選舉」的「可比性」。 故此,除了本地的學術機構會進行較詳細和完整的動態研究外,外地的研究機構就算對香港的選舉感到興趣…… 也僅限於「咁過癮都有既」的「趣味個案」,而較少有跨時度的系統研究。 即使進行研究,充其量也不過將其作為整個政治生態演變的一環。
正如上面所說,香港的選舉有很多東西是非常「特別」的。身為香港人,若對香港「獨特」的選舉型態毫無認識的話,也太說不過去了! 在接下來的篇章,我們會先概括地簡介一下香港選舉的歷史,然而重點則講述整個香港選舉制度中最最最奇妙之處,這就是曠古絕今、天下無雙的「功能組別選舉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
Franchise這個詞除了特許經營外,其實同時兼具「選舉權」和「公民權」的意思。也就是說,在現代(西方)文明中兩者是二而為一的,有選舉權才是公民;有公民權就必然能夠選舉。現代的香港作為一個文明開化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永久性居民」(其涵意相當於弱性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受到《基本法》第廿六條明文保障。 不像一百多年前,當時香港作為一塊殖民地,在這裏的人(也不知「永不永久」、「性不性」和是不是「居民」)當然不能奢求有「公民權」,所以當然也不可能會有選舉了,所有公職人員自然都是由大英帝國委任的。***
開埠之初, 由於香港這片Barren Rock實在太窮,政府人員編制只能極度緊縮(還有點入不敷支)。 這樣,自然就不可能有什麼市政管理了。香港由是「臭名遠播」,連英國本土都知道其衛生環境極度惡劣。 1881年英國殖民地大臣派皇家工程師Osbert Chadwick來港考察,他在翌年完成的報告書,直接導致1883年「市政局」的前身「潔淨局Sanitary Board」的誕生。不過成立新機構,還得有運作經費呀!於是政府就希望向在港營商的各大洋行徵收「潔淨費」。 不過,從來政府從窮人手中「搶劫」容易(若這些窮人還未至一貧如洗的話),但從有錢人口袋中掏錢卻很難。就在一百年前左右,北美那些資產階級就是因為「付了錢卻沒有代表權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結果鬧得個天翻地覆。香港政府有此前車之鑒,在新成立的「潔淨局」中加入了兩個「由選舉產生的議席」。 有了「代表權」,各位大佬交稅也交得比較順氣吧!香港的選舉歷史,由此就拉開了序幕。***
在這次首屆「潔淨局議員選舉」中,只要是有納稅的成年英國籍男性公民,並符合一定的學歷要求,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然了,符合這些條件的選民並不多。不過,這次選舉其實已是合乎當時「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過了一百年。在這百年的日子裏,「潔淨局」(在1936年改名為「市政局」)一直是香港唯一「有得選」的機構,選舉議席雖有增加,但直到1983年之前,其選民登記資格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 只要納差餉(即擁有物業了),並且中五會考合格,就可以登記成為市政局選民,男女不拘(這是非常重大的進步!)。*** 當時全港居民中符合資格者大概有十分之一,而實際登記者只有這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 一般認為,參與度之低,除了因為當時社會對政治本來就不熱衷,還因為「民選議席」佔的比例太少,加上整個「市政局」的權力本來就不大。 在之前的《點解要投票》中已經提過,投票對權力結構產生的「影響力」與投票率,以至整個選舉參與度是正相關的。
不過,在「市政局」以外,香港的「選舉遊戲」於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現突破性的發展。1980年6月港督麥理浩爵士就香港地方行政制度規劃,發表綠皮書徵詢公眾意見。政府並於1981年1月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White Paper 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訂出框架性大綱,作出立法前的最後公布和諮詢。
其實早於港督楊慕琦之時,已曾構想在香港逐步實行「代議政制」,唯因太平洋戰爭之故,楊慕琦被送到東北戰俘營,「Young Plan」胎死腹中。1981年麥理浩的白皮書出現得如此突然,一般都相信,與他在1979年到北京與鄧小平會面,得悉中方「收回香港的決心」後,希望趕及在中國收回前,先行發展出一套穩定的地方代議政制架構。***
根據白皮書的規劃,香港行政架構將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原來的行政局及立法局;第二級為原來在市區的市政局,以及將會成立以管理新界的平行機構(即後來的區域市政局);第三級則是新增設的「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
1982年舉行了第一屆區議會的選舉。雖然議席中有三分之一為官守、三分之一為委任,而選舉議席只佔三分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其選民登記資格擴及至所有年滿二十一歲,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居民。(同樣的選民登記資格,也適用於1983年的市政區選舉。)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符合現今「國際標準」的「真.真普選」!*** 1985年第二屆更取消了官守議席,將民選議席比例增加至三分之二。
這個三分之一委任、三分之二民選的區議會比例,由1985年至1991年一共實行了三屆,直到1994年彭定康完全取消委任議席。中方對這個「三違反」的舉動當然非常不滿,於是在1997年後,區議會中又重新加入委任議席。不過,迫於社會輿論,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還是逐步減少委任議席。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將會完全取消委任議席,區議會又回到二十年前全民選議席的狀態了。
作為歷史常識,不妨簡述一下早期區議會的政治生態。由於受到各種地理限制,以致劃分選區時,各選區的人口規模極不平均,少至三四千人(多數為鄉郊地區,已將方圓百里的眾村合併),多至萬餘人(市區一條屋邨即有此數,總不成硬分為兩區吧!)。 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有些選區只以SMS選出一席,而另一些選區則以「雙議席雙票制」選出兩席。主要集中在新界的「單議席選區」,當然由「鄉事派」所囊括;至於大多數在市區的「雙議席選區」,則通常是半分天下,一席由「民主派」取得,另一席則由當地的「街坊勢力」取得──當時還沒有現在說的「建制派」嘛!不過,其「街坊聯絡」和「蛇齋餅糉」等「地區工作」倒是一脈相承的。
區議會選舉對日後香港整個選舉系統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就拿上面的「雙議席選區」來說,已經建立了一種異於英國的「新思維」。 幾乎所有(前)英國殖民地,其各級選區都是採用SMS的,就算澳洲和愛爾蘭改用了IRV,仍不脫「單議席」原則。 香港現在立法會選舉採用與英國迥異的「多議席選區」,其實正是脫胎自當年的區議會選舉。
不過,區議會選舉的影響遠不止於此,由於它是香港最早的「公共選舉」,其選舉內容方式議題等,都深深牽引著選民的想法,由此亦影響著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和各政團的運作方式。因此,即使說它奠定了香港整個的「選舉文化」以至「政治文化」,也許亦不為過。
首先從競選活動方式說起。香港本來地方就小,人口又密集。而區議會選舉則將此特點發揮至極致──選區面積極小,人口極密集。 按照以前講過的「競選策略」理論,地球上應該再沒有另一個地方,比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適合使用勞力密集的「傳統型競選活動模式」了。*** 「洗樓」、擺街站、派傳單,成為了競選活動的主要手段。致使後來的立法會選舉,雖然選區規模增大,但競選活動的主軸並未有發生質變,充其量只是規模擴大,而形式卻仍是「勞力密集傳統型模式」。 從整個競選活動的策略和行銷方式看來,不難發現,對於候選人而言,立法會選舉只是「同時進行的幾場或十幾場區議員選舉」, 而對於選民來說,則是投選一個「轄區大了幾倍的區議員」。
然而,當選區規模擴大,繼續使用勞力密集的競選模式,必然會遇上「統籌瓶頸」的問題—管理調配大量人力必然會出現訊息溝通問題,因此必須增加人手以處理訊息,但這樣卻又增加了更多的訊息溝通問題,此為著名的「柏金森定律」!*** 這也正是美國總統選舉這類超大型選區中,「資本密集」取代「勞力密集」的原因。 今日香港立法會選區比區議會大得多,甚至是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的「區議會(二)」功能組別選舉(俗稱「超級區議員」),仍然維持「勞力密集」模式,一來固然是因為香港地小人密, “得天獨厚”,二來則是因為這裏利用了各種街坊會、互委會等社區組織,解決了由訊息溝通問題產生的「統籌瓶頸」。
按道理,當一個選區的選民數目近百萬乃至幾百萬時,一個互委會的一百幾十票本應是微不道的。不過,當這個選民百萬的「立法會選舉」,其實暗中已化成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區議會」選舉時,情況又另作別論。香港選民是由區議會選舉「養成」的,因此其「被動員」方式也一直依循著區議會選舉的模式。這導致香港的各種社區居民組織,在各級選舉中均有相當的影響力。 這種情況在香港和臺灣等由威權時代,逐步以基層小地方行政單位開放選舉的地區,都非常明顯。 至於在歐洲等老牌民主國家,則一般只有在鄉村地方才會出現。
上面提到的只是選舉的「操作層面」問題,下面提到的可能是對香港政治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點。這就是無論在任何層級選舉中,香港選民都極度關註候選人在「地方服務」方面的表現。***
區議會的選區面積極小,選民關註選區內一些街道、環境、市政服務等「地區工作」當然合情合理。然而,當選舉的對象是以政制、政策為主要功能的立法(局)會時,選民這種由區議會選舉養成的習慣,就會令他們過度側重所謂的「實務」,認為要直接解決個別具體的「民生議題」才是「做實事」,而忽略作為Law Maker,其實更應該擁有宏觀的視野,和審議政策的能力。****
在候選人甚至現任議員層面,由於「選票」就是一切,他們當然也就盡力將自己塑造成選民所喜歡的類型,標榜「政績」時(即使是選立法會)也會不斷地強調自己在地區上各種的「成功爭取」。而事實上,先選區議員,「地區工作」做得好,選民就送他入市政局;衛生文康搞得不錯,選民就獎勵他「升呢」成為立法局議員。這也是一條常見的「政治階梯」(近年來開始有點變化,出現了若幹沒有地區經驗,就直接入立法會的例子!不過這也屬於少數。),其結果就是,最高層級的議會內,往往坐著不少「地區工作」也許幹得不錯,但卻缺乏議政能力以至政治常識的「尊貴議員」,甚至鬧出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討論在自己選區內興建一條行人天橋而淪為笑柄。
今天立法會議員因「缺乏常識」而鬧笑話實在是屢見不鮮,但在慨嘆「香港缺乏政治人材」的同時,我們也要看看,香港選民的思維模式、投票準則,還有由此洐生的「選舉文化」,是否有好的土壤,培養出具宏觀視野和議政能力的優秀政治人材。
造成上面說的種種局面,與香港選舉由區議會起步不無關係。設想當初香港推行選舉之時,一開始就已是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三級議會一同起步,那麼選民選擇各級議會議員時,應該就較可能會想到,這其實應該要分開不同的標準吧!
SENSE隨筆150301
香港選舉概述2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一)香港選舉遞嬗概述(上)
1985年香港立法局舉行首次間接選舉,除11名官守議員(包括港督、三司等官員)外,另外24個議席一半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另一半則由「選舉團」(成員包括所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議員)選出。民主派乘勢打出「八八直選」的口號,即要求政府於1988年立法局選舉落實直選。為回應 “民情”,港府終於決定在1991年,首次將「直接選舉」議席引入香港最高層級的議會──立法局。***
1991年的立法局共有議席60個,其中四席為港督本人(並為當然主席)、布政司、財政司及律政司的當然官守議席;17席為港督委任議席;21席為功能組別議席;18席為直選議席。本來全港十八區,每區以SMS選一個議席,應該是最直觀的想法,也符合英國祖家的「選舉傳統」。然而,當年的選舉卻將全港分為九區,每區選兩席,並採用了一種全球罕見的選舉制度──「雙議席雙票制」。 選民可在其所屬選區,最多在選票上勾選兩名候選人,即「投兩票」(投零票或一票亦可),該選區得票最高的兩名候選人當選。
看過之前的篇章的諸位,都會知道這種又名「不可讓渡多票制Multiple Non-Transferable Vote(MNTV)」的「X議席X票制」,綜觀整個民主選舉的發展史,使用者實在屈指可數。近代較為著名的,大概只有本港某著名讀書會的執委選舉了。
不過,這個「雙議席雙票制」雖然世上罕見,但在香港選舉中卻並非新生事物,因為早於1982年區議會選舉的「雙議席選區」,用的就是「雙議席雙票制」。而其結果通常會是「街坊長老派」和「民主派」平分秋色各取一席的局面。
「街坊派」的支持度來自長久以來的地區網絡,還有各種節慶的聯誼飯局。而當時的「民主派」則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滲入社區。 第一代參加地區直選的民主派議員不少都是社工或傳媒出身(如馮檢基和劉慧卿等),他們在地區上為市民發聲,組織各種遊行請願(當時還沒有「示威」),向政府施壓爭取改善地區上各種市政和民生措施,由此獲得居民的支持。
從一般選舉研究的常識看來,出現這種情況,其實是相當奇怪的。因為同一個選民合理地應該把「兩票」都投給其支持的陣營,結果應該是佔多數(即使只是僅多一點點)的陣營全取兩席。事實上,當年「民主派」和「街坊派」也的確在各區均派出兩名候選人,以圖全取兩席。然而結果卻出現兩派各取一席的局面,這說明了同一個選民的兩票,很可能會分別投給兩個不同陣營。
選民是非常務實理性的。他們當然知道「識雞腸的民主派阿基」為他們爭取了不少,但同時也會盤算到若「街坊保守派陳伯」落選,明年春茗可能就沒有那麼豐富了,而且陳伯總算為街坊服務了幾十年,好歹也給他一個面子吧!況且組織遊行請願,寫雞腸投訴信也不用兩個人吧!於是,就這種出現了「兩票分投」的特殊現象。
從全港的層面來看,「民主派」是當時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陣營,而民主派作為「萬世一系」的反對派,當時也是很用力「砌」政府的—- 只不過當時的政府是港英政府而已!也當然,這個所謂「很用力」,現在看來只是「隔靴搔癢」級別,但當時卻已經「很激」了!(今日常被調侃為「和理非非發明人」的劉慧卿,當年正是以「激進」馳譽政壇的!)從政府的角度,當然不希望「反對派」在議會中勢力太大。若果沿用英國祖家的單議席單票制,恐怕「民主派」會「大獲全勝」。正是區議會選舉的經驗,令香港政府在第一屆立法會直選中,設計出這種其實相當「突兀」的「雙議席雙票制」。政府預期選民會以類似的「分投」邏輯,削弱「民主派」的影響力。***
然而,選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往往都會出人意表。 由於「六四事件」的影響,「民主派」聲威大振。 同屬「民主派」陣營,最大的兩個政團「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主要成員包括李柱銘、司徒華、劉千石、陳偉業、劉江華、何俊仁等)和「匯點」(主要成員包括劉迺強、楊森、張炳良、梁智鴻、狄誌遠、高達斌)聯手出擊,在十八個議席中取得十四席,其中六區全取兩席。 加上馮檢基、劉慧卿和黃宏發(他的確被歸類為「民主派」),民主派取得十七席。 保守陣營僅有具鄉事背景的「穩港盟」戴展華,在新界西選區取得一席。然而戴展華當選後卻以「私人理由」放棄議席。其後更被揭發以假文件獲得律師資格,被裁定5項偽造文件冒充律師資格及向律師公會發假誓等罪成,被判入獄9個月。 新界西選區進行補選,由「匯點」黃偉賢勝出。 至此,「民主派」囊括了直選的十八個議席,就算不論這一席,單從「大選」而論,香港的「民主派」自有選舉以來(包括到了回歸後的今天),總體得票率其實一直也是在55%-65%之間遊走。 1991年是其中一個高峰,但他們的整體得票率,其實只有大約64%,不過,卻獲得了幾乎所有的議席!
這個完全出乎所有人想像的「完勝」局面,事後被解釋為「聯票效應」。*** 「玩法」有兩種,一種是「互相呼應」。例如同屬「港同盟」的李永達和陳偉業一同參選「新界南」,李的基地在葵湧,而陳則紮根荃灣。他們在各自的地盤均有相當支持度,並交叉呼籲支持者把另一票投給自己的「拍檔」;另一種則純屬「掹衫尾效應Coat-tail Effect」,即一個吸票力特強的「政治明星」領著另一位較弱的候選人,呼籲支持自己的選民把第二票投給自己的「搭檔」。 數據分析反映出這種效應非常強烈。例如當時知名度較低的李華明,其得票中即有85%與「超級巨星」司徒華重疊。其實出現這種「聯票效應」,本來就是MNTV正常不過的現象,只不過香港區議會選舉情況特殊,才出現特殊結果。只是由此令人產生「不合理預期」,到了出現「正常情況」,反倒讓人覺得「不正常」了。
題外說一下,「港同盟」只有一區派出兩員大將皆鎩羽而回,就是劉江華和黃匡忠參選的「新界東」。該區本身已有兩名「明星級」的候選人劉慧卿和黃宏發,加上「地方大老」簡松年,故此「港同盟」二子即使「聯票」亦無勝算。然而,由於劉黃簡三人的政治光譜分屬不同「維度」,是以三人支持者的「第二票取態」非常不穩定。在爭取選民「次選的一票」時,來自相同政團的二人,關係就很自然會由「(港同)盟友」變成「敵人」了。在選戰中,劉江華亦當真為了爭選票而攻擊黨友黃匡忠,這當然引來黨內聲討。選後劉江華退黨,自立門戶成立「公民力量」,後來在1998年加入「民建聯」。
回說正題,根據一般常識可以推斷,大凡在遊戲中大勝者都不太會認為規則有問題,而大敗的一方則必然會批評制度不公。 當時輸家包括有後來結合成「民建聯」的「親中陣營」,還有向來在議會很有勢力的「工商集團」。 按「民主派」的說法,選民既然支持「我們的理念」,兩票都投給「我們」合情合理。 但失利的兩派卻力斥「雙議席雙票制」造成「掹衫尾效應」,「生夾搭死夾」,明顯「屈機」! 他們建議下一屆的直選議席(已決定為20席)採用「多議席單票制」(即「不可讓渡單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由於選民只能投一票,「民主派」雖然政治明星眾多,但要「平均配票」以盡取某選區的全部議席畢竟有相當難度,其他政治陣營要「偷雞」取得議席也相對容易。
有一點非常值得註意,就是關於1995年直選制度的爭論,「親中」和「工商」兩大陣營一直爭取的都是改行SNTV,卻始終沒有人提過要採用「比例代表制」,也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方式。*** 這很可能是由於「比例代表制」向來被認為是一個會孕育出「政黨政治」的制度,而無論港英政府、中國政府,以及本地的保守利益集團,一直都對香港發展「政黨政治」保持戒心。
1992年 彭定康接任末代港督。隨著中英因爭拗而陷入外交低谷,彭定康決定在1995年的選舉制度改革上「大幹一場」,推出被中方怒斥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 功能組別選舉擴充為「新九組」,幾乎是「變相直選」,這個我們之後在介紹「功能組別」時再談。 至於二十席直選議席,則「無謂拗,一於跟隨祖家英國」,改為「單議席單票制SMS」。 「民主派」自恃「粒粒皆星」,當然覺得制度非常合理公道,大力支持;至於「保守派」的一方,之前一直攻擊的「掹衫尾效應」已經解決了,唯有指SMS不能全面反映選民整體意願,有違「均衡參與」精神雲雲。
在1991和1995兩屆立法局選舉之間,香港政壇誕生了幾個新「政黨」(由於香港沒有「政黨法」,所以法律上它們只是「公司」或「社團」)。首先是1991年選戰失利後,「親中陣營」於翌年整合成「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DAB);「工商派」則於1993年將原來的「啟聯資源中心」正式改組成「自由黨LP」;而在1991年選戰中攜手取勝的「港同盟」和「匯點」,則合併成當時全港最大的政黨──「民主黨DP」。
1995年的立法局直選,全港分為二十個選區,每區以SMS方式選出一個議席。這次的選舉有兩個相當明顯的特點。其一是選舉呈現出極為類似兩黨制的選戰格局,其二是地區事務主導選舉議題。這兩點當然也是一般認為SMS制度下,容易造成的情況。
先說第一點。「工商派」雖然成立了「自由黨」,但「敢於」參加直選的卻只有創黨主席 李鵬飛一人(他最後成功當選)。大多數選區呈現的格局,都是「民主派」和「親中派」的對決,有12個選區更出現兩大陣營單對單的局面。這除了表明這兩派「各自歸邊」外,大量的「隻揪」還顯示出陣營內部的高度協調,所以才說選舉形勢極為類近「兩黨制」。當然「民主派」內部也有協調失敗的情況,致使三區內出現民主黨與民協候選人對壘的情況,但這些選區的親中力量實在太弱,「民主派」並未因此而失卻任何一席。
另一點就是地區議題主導選舉。香港地方其實真的很小,人口卻非常密集。若將全港分為二十個單議席選區,每個選區其實比一個分區(十八區或十九區)還要小。因此,候選人主力關註地區事務是可以預期的。 甚至乎一些極為地方性的「選舉事件」,都得到與其影響力不相稱的關註。
例如當年被譽為「世紀之戰」的「李華明Vs譚耀宗」在「九龍東南」開打,鯉魚門三家村發生山泥傾瀉事件,兩名候選人爭相到這個只有不足三百選票的區域,先後開了幾次居民大會。 這固然因為兩人的競爭委實非常激烈(在約60,000選票中,李最終僅以約2,000票擊敗譚),另一方面也反映候選人「重視地區事務」的形象非常重要!
市民似乎也同樣是以「區議會心態」看待這次選舉。 當時有線電視新開臺,舉辦選舉論壇。其中有問答環節,會問候選人諸如「由彩虹應該乘幾號巴士出尖沙咀?」或「香港仔隧道電單車收費多少?」這類相當「雞毛蒜皮」的問題,讓大多數候選人出醜,卻為真正「紮根地區」,熟悉「地方雜務」的候選人提供Show Time。這個節目的收視也相當不錯呢。
除此以外,這次選舉進一步鞏固「以個人(政治明星)為中心」,以及以「勞力密集」為主要競選手段的競選方式,這些自此一直成為香港選舉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影響力至今未減。
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哥大「民主黨」派出十五人參選,贏得其中十二席,勝高達八成。 加上其他小黨及獨立人士,「民主派」共獲得大約六成選票,但因著SMS之故,在二十席中取得十六席,即八成議席。 那邊廂,親中陣營的「民建聯」,派出七人參選,雖然最終只取得兩席,但在不少選區都只是僅敗於「民主派」,表現可謂大躍進。 至於「自由黨」,雖然創黨主席李鵬飛取得一席,為黨帶來「百分百勝率」兼「零的突破」,但自此一直堅守「功能組別」地盤,除個別知名度較高的領袖外,參與直選者甚少。
第二天文匯報社論即大事批評SMS制度,指其是彭定康為「民主派」度身訂造的「不公平制度」。 同時認為回歸後的立法會選舉,應改用較能「體現廣泛代表性」的「多議席單票制」(即「不可讓渡單票制」SNTV)。 之後的各種「前特區機構」,無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抑或其之下的「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以至因避免「非法集會」罪嫌而在深圳召開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也是由「選舉」產生的。選舉辦法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全體委員作為選民,以每人最多可投60票的「多議席多票制」方式選出60名議員)等,皆不斷「放風」,建議回歸後香港立法會應改用SNTV制度。
平心而論,任何選舉制度也有其合理之處,同時也有其不足之處。 制度「公平」與否,誠然也是見仁見智。 不過,當時輿論對採用SNTV的反對聲音相當大。這固然是因為SNTV向來就被認為是「黑金政治」的溫牀。況且,還有一點最大的質疑,就是這個制度在全世界只有日本一個國家使用(因為「臺灣不是一個國家」嘛!),而日本在1994年的一屆國會選舉後,也宣佈之後會改革選舉辦法了。 SNTV的支持者實在很難解釋,何以要放棄現行的SMS這樣一個在全球相當普遍的制度,而改行一個已「為全世界摒棄」的選舉方式。 如此「倒行逆施」的做法,除了本地民情反彈外,連各國駐港領事也表示不同程度的關註。
幾經權衡之下,終於想到以「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PRLR」,取代1995年的SMS。 PR有效減低「大黨優勢」,其壓制「民主派」的效果與SNTV相差無幾,而且,此法為歐洲各國廣泛採用,各國領事也就「無話可說」了。 唯一的擔心就是會衍生「政黨政治」,不過這個可在日後以各種法規加以限制。
就這樣,我們一直使用至今的PRLR立法會直選方式,就從在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開始,正式實行了。
SENSE隨筆150307
香港選舉概述3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二)香港選舉遞嬗概述(下)
我們從上一篇開始介紹香港選舉的發展簡史。當然了,這裏所說的「選舉」,主要集中討論的都是各級「議會」的選舉,而且基本上指的都是「公眾選舉」或「民主選舉」,而不包括諸如「選舉委會員」一類的選舉方式。因為這類型的議席產生的辦法,雖然名義上也稱為「選舉」,但其實質似乎更像是利益集團的內部協商,只是以「選舉」的方式為其賦予「合法性」而矣。
這其實也有點像議會內,圍繞不同議案進行的「辯論」過程。很明顯,每一個議員在進入議事場之前,對任一議案必然已有既定立場。在「辯論」過程中,絕對沒有人會因為聽到其他議員的發言,「覺今是而昨非」,忽然覺得對方的見解「很有道理」,因此跟隨對方的投票取向。相反,也從沒有人會相信,自己發言會說服到反對者。「議會」從來不是「議事」的地方,只是為「法案」變成「法例」賦予合法性的場所。***
可以想像當年立法會選在星期三召開,應該是方便這些社會菁英們散會後,可以從容地一起赴馬場聯誼。哪會像現在有個別「馬主議員」要中途「失蹤」一兩小時的局面呢?
真正的「選舉」卻截然不同。它是充滿變數的,這包括每一個選民在票站內提筆一刻所作的最後決定在內!然而,它的結果卻是決定性的、權威性的,甚至是強制性的。這個結果在開票前的一刻始終難以預料,但結果卻是穩固而不容推翻的!(當然前提是沒有暴力幹預,而整個選舉又都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由此定義出發,「選舉委員會」不能稱為「選舉」;第一屆臨時立法會「選舉」,由推委會委員以「六十議席六十票制」方式,將剛好六十名候選人「選為」第一屆臨時立法會議員,也很難稱為「選舉」。至於我們現在還一路實行的「功能組別」嘛…..這個問題有點尷尬,我們留待之後介紹功能組別的時候再說。
還是先回到「香港選舉發展史」這個課題上吧!前一篇我們基本上介紹了九七回歸前,香港議會選舉的發展概況,本篇則會介紹回歸後的議會選舉。
上回講到回歸前最後兩屆立法局選舉的直選議席,先後用了「雙議席雙票制」和「單議席單票制」,兩次皆由民意稍佔多數的「民主派」大獲全勝,以大約六成的支持度取得超過八成議席,大賺了不少「超額代表權」。 「工商派」就不用提了,因為當時他們本來就沒有太多「民意基礎」,在直選中無甚表現非常合理。倒是「親中派」本來也有三至四成的支持度,但卻僅得兩席,即10%的議席,當然覺得「制度不公」。
看過之前關於各種選舉制度介紹的各位,都會知道「民主派」之所以能夠1992和1995兩屆立法會直選中「大賺特賺」,其原因當然不在於他們「夠民主」,而是在於「碰巧」他們是「大黨」。*** 無論是MNTV抑或SMS,都是高度有利大黨的,尤其按照上篇所說的情況,當時的選舉呈現出高度「兩黨制」的形態,在「勝者全拿」的前提下,作為「兩黨」中稍大的「民主派」,賺取極多的「超額代表權」實在毫不意外。
為了遏壓「民主派」的「大黨優勢」,中方及「親中派」皆屬意回歸後的立法會地區直選改行「不可讓渡單票制SNTV」。 然而,由於SNTV被公認為「黑金溫牀」而惡名昭著,加上世上使用此制度的「民主政體」跡近於無,最後終於拍板決定回歸後的立法會直選議席,採用「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PRLR」。 這個制度受歐洲諸國廣泛採用,而且根據經驗,其實在數學上呈現的議席分佈結果與SNTV「相當接近」。
「比例代表制」向來公認是對小黨派比較有利的制度。 當然,這裏所說的有利,只是說小型政黨在這個PR中,能夠獲取與其得票率相差「沒那麼多」的議席,而不用像SMS之類的制度下,被大黨「屈曬機」而已。 因此,根據外國經驗,一般而言對「比例代表制」的「變項parameters」作出的調整(例如增設最低得票率的「入場門檻」),都是有利大黨,以避免議會「過度分裂」的。***
不過,香港的情況卻比較特殊,因為採用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阻遏民主派」這個「路人皆知」的目的。為了貫徹這個目的,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從一開始的設計就特別照顧「小黨」的利益,最明顯的就是在「餘額制」之下選用了「黑爾數額Hare Quota (HQ)」這個已較少國家使用的議席計算方法。因為若使用「特立數額 Droop Quota (DQ)」(或其他「數額」計算法),要獲得「完整議席」所需的票數就會減少,「大黨」在取得若幹「完整議席」後,就會有較多的「餘額票」以在爭取「最後一席」了。
整體而言,香港立會選直選議席自1998年第一屆,到剛過去的2012年第五屆(首屆任期只有兩年),其規則和選區劃界均沒有改變。選舉方式以全港分為五區,每區以「封閉名單Close List」形式的「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PRLR」及「黑爾數額HQ」點票法,選出該區的議席。
不過,由於直選議席逐屆增加(1998年為20席,2012年已增至35席,但佔議會50%的比例則維持不變),故各區的議席亦逐屆增加。1998年各區的議席為三至五席,2000年為四至六席,2004年及2008年增至四至八席,到2012年再增至如今的五至九席。
由於這是我們現在使用的制度,相信各位對其本身已有相當的了解,加上從選舉制度設置而言,歷屆以來也幾乎沒有變化,所以這裏不打算再累贅地細講每一屆的具體情況,而會直接講述這個制度,對香港選舉、議會、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各種影響。這些影響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面,分別是最直接的「議席分配Proportionality」,然後是「競選方式Campaigning」,以及較宏觀一點,對整個議會乃至政治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從整體〈議席分配〉方面說起。
由於「比例代表制」從邏輯上而言,就是一個希望議席能夠按照各黨派得票率「公平分配」的制度,因此評價一個「比例代表制」選舉是否「成功」,就是其結果是否「達到目的」,即議席「按得票比例分配」。
若將香港政界簡單劃分為「建制」和「泛民」兩大「壁壘cleavage」,並以過去五屆全港五區作平均計算,兩派分別的得票率一直維持約六四之比,與其各自所獲得的直選議席數目亦大體相符。 另外,兩大陣營中的「大黨」亦無顯著「超額代表權」優勢。 從這個角度而言,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大致上算是「成功」的。*** 不過,這個情況在剛過去的一屆似乎有變,詳情下面再說。
從1998年至對上一屆的2012年,選舉中有一個「變項」的改變,顯然特別重要。這就是由於整體直選議席的增加,而各選區的範圍和劃分方式均保持不變,故此各區所能選出的議席數目,自然就是逐屆增加了。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導致獲得議席的所需得票率不斷降低。*** 各選區的總議席增加,按「總有效票 ÷ 議席數」而得出的「黑爾數額」本來就已經相應降低,也就是獲得一個「完整議席」的門檻降低。
九龍東及九龍西選區的「黑爾數額」由1998年的33.33%降至2012年的20%;港島區由25%降至14.29%;新界東及新界西則由20%降至僅11.1%。不過,由於香港採用的是「最大餘額制」,因此各區「最後一席」的爭奪更能反映擠身議會所需的「真正得票」。
1998年的九龍西選區只有三個議席。縱觀世界上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地方,一個選區內只有三個議席實在極度罕見。 結果,當年 馮檢基雖然得票率達19.25%,但卻依然落選。 在大部分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在一個選區有這樣的得票,就算不是第一二大黨,至少也算是排行三四的中型政黨了。得票兩成也得不到一個議席,在「比例代表制」中應該算是「萬中無一」的特例吧!然而,到2012年,新界東的 範國威卻僅以6.16%的得票率,即獲得一個議席。相比之下,「入場門檻」差距的變化實在很大。
「買啦餵!好易中呀餵!」獲得議席的難度大幅減低,直接導致更多人參選,另一方面也導致政黨的「分裂」。當然,這兩點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1998年每區參選名單平均只有6.8張,其中得票超過3%,即不用被沒收選舉按金者,平均每區只有4張。然而到了2012年,每區參選名單平均增至13.4張,而能取回按金的「正經」名單每區平均高達9.6張。這個局面的出現,說明更多候選人是具「民意基礎」的,選民的投票意向的確比從前更離散、更多元。
這個現象當然也是與制度的結構本身直接相關。我們都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中,一個政黨要取得「額外一席」是相對困難的。 尤其是在「黑爾數額」計票法下,若以整個選區的「最後一席」為基準,一張「大黨名單」每多取一席,其實都需要「浪費」大量的選票。 在名單上排名即使只是第二的候選人,其當選機會相對排在第一位的「大佬」,其實已經相當「渺茫」。 因此,「只需相對少的選票即能獲取最後一席」,就成為制度結構上的誘因,促使政黨策略性地「分拆名單」,這在近來的選舉已成為慣例。
不過,大凡從政之人都有一種「超自信」,對自己的支持度作出有意無意、真心裝傻的「高估」。 每個政客都覺得自己出來選必然是「掂」的,最後往往「協商不果」,個別薄具知名度又或是有相當「地區基礎」的「第二梯隊」,就會盤算到即使退黨參選,還是有機會博得「最後一席」。 畢竟,僅需要6%-7%就已經「足夠」了。上文提到的範國威,正是由民主黨「出走」的「成功例子」。
這種「分裂」或「分拆」並不限於較為「缺乏紀律」的「泛民」,在「建制」陣營同樣出現。 「工聯會」的候選人從最初兩屆以「民建聯成員」身份參選,到2004年以「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政治聯繫申報,再到正式以「工聯會」作為獨立政團的身份參選,其實也是「建制陣營」內「分裂」的一種表現。
至於「分拆」方面,其實早於1998年第一屆選舉時,「前線」的 梁耀忠和李卓人,在新界西參選時已採用「分拆名單」的方法,結果二人得票分別為10.3%和12.45%(合計22.75%),均能成功當選。 當時沒有分拆名單的民主黨,得票雖有39.21%,比前線多近倍,但同也是只得兩個議席。 因此,2000年的選舉中民主黨也採用了分拆名單的辦法。 自此,「分拆名單」成為「泛民」各派的慣常做法,唯有「公民黨」除外。這是因為該黨不同候選人之間的知名度差距太大,因此必須以「單一名單」始能發揮「聯票效應」。 對他們而言,這個策略反而是「不浪費(明星候選人餘額)選票」的方法!
至於「建制陣營」方面,被稱為「建制派第一大黨」的「民建聯」其實一直到2012年,也就是剛過去的一屆選舉才正式使用「分拆名單」策略。 不過,「建制派」方面,其實也老早就明白,「民建聯」的選票基礎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例如,他們很難取得中產選民的支持。不過,Tree Gun拿不到中產選票,那範徐麗泰可以嗎?葉劉淑儀又如何?梁美芬呢?
選舉除了「泛民」和「建制」的「壁壘對立」外,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維度」。 因此「建制派」內也越來越多像 謝偉俊等「專業形象」候選人出現,以光譜內對「泛民vs建制」為較不敏感的選民為目標。 這類候選人當選為議員後,對「關鍵議題」外的很多議案,都會表現出與「民建聯」等其他「建制派」政黨不同的意見,支持政府議案的「密度」也較低。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但是「泛民」,就連「建制」方面,其政治光譜也日趨廣闊。***
從整個議會的角度來看,左右兩派都出現「離散現象」,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議會的高度「分裂fragmentation」。**** 上集提到,1995年的選舉呈現的,是高度近似「兩黨制」的局面。 即使到了1998年,議會內也有三個黨有雙位數議席,其中民主黨佔議席最多,有13席,佔總議席21.67%,而三大黨加起來佔55%的議席。 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明顯有異,議會中僅第一大黨民建聯有雙位數議席,與當年民主黨同樣是13席,但佔總議席比例下降至18.58%。(因為議席總數由60席增加至70席。)議會內五大黨加起來才有36席,僅僅過半。
當然,有論者會認為這種「大分裂」局面,其實是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方面的「陽謀」,為的是弱化議會的力量,從而鞏固香港「行政主導」的格局。不過,這說法其中也許存在一種「邏輯謬誤」,就是在香港「行政」與「立法」的權力關係未必是「此消彼長」的「零和」結構。 「立法弱」並不必然意味「行政強」,「兩者皆弱」也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局面。(抑或其實已經發生了?)
事實上,議會的「高度分裂」,對政府在一些並非如「政制發展」或「中港關係」等「大是大非」的議案上,對不同政團進行的遊說工作,平添了不少的難度,這也直接增加了施政的阻力。
另一個現在經常有人提出的問題,就是由於在現行「比例代表制」中得到「最後一席」所需的票數越來越少,這對從前也許永遠沒有機會走到「臺前」的「激進路線」越見有利。當然,「激進路線」候選人的增加有其選舉制度之外的原因,特別是近年來很多傳統的「溫和路線」,似乎都不甚湊效,部分選民,尤其是「缺乏耐性」的年青人自然要求「升級」。 事實上,標榜「激進」的候選人及其總得票率每屆均有相當的增幅。梁國雄(長毛)在2000年參選新界東時,只得到少於二萬票,得票率不足6%,未能當選。 然而,當他在2004年以逾六萬票,超過14%得票率當選後,令「激進路線」看到了希望。
直到2012年,立法會中已有公認的「激進派」議員四名,佔直選議席超過一成。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制度結構本身當然也有關係。 舉例說,若實行SMS,「激進派選民」會認為自己的一票不可能「產生效用」,投票意欲自然就會大大降低。正是由於在現制度下,取得「最後一席」並不需很多選票,「激進派」的生存空間才會不斷增加。 其支持者看到選票當真產生效用,自然就會更積極參與投票,由此造成「正回饋循環」。***
若細心觀察,則會發現這種「極端路線」的取態,其實除了在「泛民」方面出現外,在「建制派」的一方也有跡可尋。 個別直選「建制派」議員表現出來的態度,可謂「極度保守」,以至於幾近「無視邏輯」。這也可視為某種「極端路線」的「政治形象」,顯然也能吸引部分選民的註意。
對內撙節改革,讓西班牙今年經濟成長率傲視歐元區,但若「加獨一成真,對西班牙的經濟影響可能再度衝擊歐盟。 三年前被譏為「歐豬五國」之一的西班牙,今年經濟成長率在歐盟主要國家高居第一,經營環境也大躍進。只不過九月二十七日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選舉,獨立聲浪高漲,讓西班牙面臨分裂危機,這也將衝擊該國與歐盟復甦。 凍公薪、推減稅奏效今年預估成長率將破三% 西班牙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二〇〇九年它和希臘等國陷入債務危機。如今希臘仍在掙扎,西班牙已走出衰退泥淖:去年該國經濟出現六年來首次正成長,今年預估成長率將破三%,在歐盟前五大經濟體(德、英、法、西、義)居第一,也是歐元區十九國平均成長率的兩倍。 西班牙經濟復甦,有外、內兩大因素。外在因素是油價下跌。原油是西班牙主要進口品,油價下跌導致需求量大增,今年第一季西班牙原油進口量創歷史新高(超過一千五百萬公噸)。 原油是廠商生產要素,其價格下跌意味著生產成本降低,廠商供應因此增加。據官方日前公布的數據,今年七月該國工業產出成長率(五.二%)創十五年來新高, 遠高於歐元區平均值(一%)。但油價下跌不只對西班牙有利,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受惠,為何西班牙經濟能優於別國?這要歸功該國的結構性改革。歐債危機爆發後 兩年(二〇一一),拉霍伊(MrianoRajoy)上台成為西班牙現任總理,他領導的西班牙政府做了兩件事,第一是勒緊褲帶。過去西班牙公務員薪資比民 間勞工平均高出三成,而且每年都調薪。為節省開支,拉霍伊開始凍薪,這五年來西班牙公務員薪資一毛末漲,連西班牙國王及皇室也跟著減薪。 第二是改善經營環境。西班牙有三個實力強大的全國工會,歐債危機後當局推動改革,若企業收入下降,可以不和工會協商就下調工資,以提高企業經營的靈活性。 此外政府也開始減稅,企業稅率從去年三〇%將降到明年的二五%,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下降(五二%降為四五%)。 政府也簡化審批流程,申請新創企業的手續,由十道減為六道。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經商環境排名,西班牙由前年五十二名,大躍進至去年三十三名。 這些改革提高企業進駐的誘因,法國雷諾汽車就決定在西班牙增產,德國福斯汽車未來兩年也將在巴塞隆納投資近二十億美元。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西班牙共增加 一百萬個工作機會。今年八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讚西班牙「結構性改革終獲回報」,彭博也稱西班牙改革是「沒有痛苦,哪有收穫(No Pain,nogain.)」。 失業率卻超過20% 高津貼給付讓人自願失業 儘管西班牙經濟復甦,但仍有不少變數,其中之一就是勞動市場僵化。西班牙民眾失業後,最長可領取兩年的失業津貼,前半年還可領原工資的七成。這種長期問的失業給付,提高人們自願失業的誘因,西班牙失業率如今超過二〇%,是歐元區平均的兩倍。 此外,西班牙政府對終身雇用合約規定,雇主在合約期內解雇勞工,每工作一年要發四十五個工作天工資做為補償。若是短期雇用臨時工,每工作一年解雇後只要發八個工作天補償,等於變相鼓勵企業主雇用臨時合約工,目前西班牙臨時合約工占就業人口四分之一。 由於終身雇用的工作機會難找,學生先當臨時工,導致西班牙學生輟學率領先歐盟各國:高中生輟學率近三成,也只有三〇%大學生在四年內完成學業。該國輿論稱二十五歲以下年輕人為「尼尼族」(Ni-Ni)——沒受教育,也沒有正式工作。 兩大政治風險蠢動加獨、反撙節政黨勢力起 除勞動市場外,西班牙近期還有政治風險,那就是「加獨」。加泰隆尼亞三百年前被併入西班牙後,主流民意一直視馬德里(西班牙首都)為「外來政權」。去年十一月加泰隆尼亞區曾自辦公投,有八成支持獨立。雖然此公投被西班牙法院裁定非法,但也反映出獨立呼聲。 九月二十七日加泰隆尼亞舉行議會選舉,選前民調顯示,獨派政黨席次可望過半。獨派政黨揚言,若席次過半將在十八個月內推動獨立。該地區占西班牙G D P五分之一,境內又有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納。若「加獨」成真,對西班牙經濟的衝擊將無可避免。 另一風險則是反撙節勢力。今年底西班牙將舉行大選,近年來打著反撙節旗號的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其支持度高於執政的人民黨與在野的社會黨。西班牙是否會步上希臘後塵,由反撙節勢力執政?這又是一大變數。 對歐盟來說,西班牙這些變數可說雪上加霜。之前才擺平希臘危機,如今碰上難民問題,現在還有西班牙「加獨」與年底大選兩大風險。九月初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 (MarioDraghi)稱,景氣惡化的風險正提高,似在為進一步量化寬鬆做準備。或許歐盟也只能期盼,西班牙這些變數最後都不會成真了。 |
80天的時間,美國副總統拜登一直讓公眾和媒體猜測他的“大決定”。事實是,不僅這個決定被拖延了幾個月的時間,拜登最後的決定居然還是:不參加下屆總統選舉。
拜登周三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聲明,指出自己不參加下屆總統大選的主要原因是“競選的最好時機已過。”
在夫人吉爾·拜登和奧巴馬總統的陪同下,拜登如外界所期望的終於在周三做出正式聲明, “我相信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發起能夠贏得提名的競選活動了。雖然我不會做候選人了,但是我不會沈默。”拜登說,“我打算明確而有力地發聲,盡我的所能來影響我們作為一個政黨所持的立場和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走的方向。”
讓所有美國媒體和公眾都非常吃驚的是,幾乎前幾天的所有報道都指出“拜登一定會宣布參加競選。”
內幕:希拉里競選規模龐大 拜登自認大勢已去
為拜登參選做前沿探路準備的組織“應征拜登”(Draft Biden)在重要政治搖擺州南卡州的一名競選分析人士表示,拜登退選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希拉里在全國各地的競選規模和運作已經讓其他候選人非常難以超越,拜登如果宣布參選非但不會取得勝利,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希拉里的實力和支持度而讓共和黨“占了便宜”。
“如果他在夏天的時候開始準備情況肯定是不同的。”這位分析人士表示,“那可能會讓初選變成兩個人(拜登和希拉里)的競爭。”他說。
拜登因為兒子5月份患腦癌去世而一直表示自己在情緒和個人以及家庭的因素上無法投入參加競選,“最大的原因是我和我的家庭是否有情感上的能量來參加競選。”拜登在解釋自己一直未作參選的決定時這樣解釋。
民主黨知名競選捐款大戶哈珀提安(Dick Harpootlian)指出,但是等到拜登在情感上準備好的時候,運作上實際已經來不及了。“他(拜登)也知道自己的實際情況是什麽,運作上已經遲了。”他說。
哈珀提安指出,如果拜登宣布參加競選,那麽最快他的競選團隊會在11月底組建到位,這基本意味著拜登會失去艾奧瓦州的初選,而連同在另外一個提前舉行黨團大會的新罕布什爾州同桑德斯爭奪選票都將是一個挑戰。
“他一直堅持而沒有放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哈珀提安說,“他所經歷一切非常的災難性,他需要做的比在他位置的普通人都要多得多。”
拜登辦公室的一名助手表示,最後的決定是在星期二晚間才被最終做出,雖然大部分同拜登關系接近的人都表示他在走上演講臺做出決定前一切都可能有變,但拜登的“內部圈子”幾乎在拜登做出聲明的24小時前都“集體噤聲”,也被看作是已經知曉了拜登不會參選的內幕。
最大受益者:希拉里終於可以松口氣了
拜登宣布不參加競選也意味著,前國務卿希拉里幾乎鐵定獲得民主黨提名。另外,在聯合少數族裔以及藍領階層等希拉里需要依賴的選票上,拜登的退出也會間接地幫助希拉里整合這些選票,也將讓希拉里在同桑德斯的競爭上更加強勢。
民主黨策略人士預測,在2016年的競選中,希拉里會在少數族裔以及藍領階層中獲得大量支持,而競爭者桑德斯會在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和年青人獲得大量支持。
一直猜錯 媒體這次終於猜對了
最近一周里不斷報道拜登參選的相關消息但一直沒有得到確認相比,周三的媒體顯然在猜測上準確了一些。在白宮公布副總統拜登會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聲明後,多家媒體的記者都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消息,認為拜登可能會對參選說“不”,因為白宮的玫瑰園絕對不是一個宣布競選的合適地點。
“有猜測拜登會宣布他不參加競選,因為在白宮發表參選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BBC駐華盛頓負責任達那哈(Paul Danahar) 在拜登宣布不參選前表示。
“法律上從白宮玫瑰園發表競選聲明完全不可能。”雅虎新聞記者沃克爾表示,“如果拜登的聲明是有關2016,那很有可能是他選擇了退出。”沃克爾說。
最近選舉將至,不少對官員、立委有影響力的企業家都在努力遊說修法,台灣政策參考意見的對象,居然是券商公會、大富豪等;如何阻擋他們對台灣的蹂躪? 多年以來,政府部門最習慣對話的工商產業負責人,大都是工總、商總、工商建言社、工商協進會等的代表人物。而能夠當上這些工商團體代表的,都是勢力龐大的企業大咖。 所謂大咖,也一定是多年聲譽累積的結果。但是即使當年曾經輝煌,這些人今天究竟還能不能真正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恐怕大有疑問。讓我描述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這些企業家大部分的工廠都已經遷到越南、中國等地,在台灣只剩下公司總部,已經沒有雇用任何藍領勞工,只剩下白領管理階層。 當行政當局與這些代表溝通的時候,他們有什麼立場對最低工資、勞工條件、租稅改革、經濟方向表示意見?難道我們討論的是越南的最低工資、深圳的勞工條件? 第二種情況,是這些大老闆企業形象實在不好。就我新聞記憶所及,有位商人把旅館排放用暗管直接排進日月潭;有位老闆因為逃稅有數不清的裁罰紀錄;有位建商因為開發案受市府阻擋,就誘騙市府建設首長到中國,然後設局拍照再流出照片。 這樣形象的人,他們的立場會是為國為民嗎?他們心裡有社會公益、公平正義嗎?他們的發言可能不偏袒嗎?無奈前述人士即使社會形象差,目前卻都是對台灣經濟政策有影響力的大咖。 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 最近寫了《扭轉貧富不均》一書,談到政府政策要考慮的面向,應該包括不同利害關係人(包括雇主與受雇人)、廣納容許勞工利益代表、社會夥伴等進入決策機制。 惟有政策形成的參與者具有代表性,政策才不至於系統性地偏向某一邊。但是台灣目前的決策機制,卻是大企業家的權數太重、弱勢者的權數太小。 最近選舉將至,不少對官員、立委有影響力的企業家都在努力遊說修法。證所稅兩年之內要一修再修、明顯偏袒極少數有錢人的股利所得稅要大幅調降、保險資金要放寬投資限制。 政府官員與立委參考意見的對象,居然是券商公會、大富豪等。他們在可能政黨輪替之前這樣大舉爭搶利益,真是醜陋至極。 對於即將退場的行政權,我們有「看守」制度予以規範;但是對於即將退場的立法權,我們卻全無制衡。我不知道法理上是否允許研擬「立法院職權看守條例」,規定在立法委員改選前最後一個會期通過之立法,須經新選出的立委複決始生效力。 惟有如此,才能稍歇黑心立委與私心富豪對台灣的蹂躪。
(本專欄隔周刊出)
撰文 / 朱敬一 |
2015年8月6日,臺北,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布參選2016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CFP/圖)
兩天前,南方周末帶大家認識了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其中一位候選人——朱立倫,分析了他能否挽救國民黨於危急之中(請看《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還剩8天,朱立倫能拯救國民黨嗎?》)。今天要聊聊另一位候選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他已經參選了三次了)。臺灣年輕人會怎麽看這位“40後”老將,從前的“老省長”的“再戰”呢?
說起宋楚瑜,恐怕臺灣人沒有不知道的。宋楚瑜1942年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今年已經74歲了。
1949年,宋楚瑜跟隨父親來到臺灣。在美國讀完博士後,他經人推薦回到臺灣從政。他先後做過蔣經國的英文翻譯、“臺灣新聞局局長”,並且擔任史上唯一的一位“臺灣省省長”。因為這些豐富的從政履歷,臺灣民眾一直都對宋楚瑜的執政能力非常肯定。
1999年,宋楚瑜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後,隔年創立親民黨並擔任黨主席至今。從他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可以看出宋楚瑜是個不折不扣的選舉老將。他此前曾3度參加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分別是2000年、2004年、2012年,但最終皆以敗選告終。
2015年8月6日,宋楚瑜再度參加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創造了臺灣選舉史上參選次數最多的記錄。
然而,即便宋楚瑜如此不屈不撓地“屢敗屢戰”,但民調顯示,他的當選幾率並不高。國民黨1月4日發布最新民調顯示,朱立倫與蔡英文的差距僅剩8%,但宋楚瑜只維持10%左右的支持度。
對於老將宋楚瑜再次出馬,臺灣年輕人褒貶不一。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後發覺,不少臺灣年輕人認為,經驗是宋楚瑜的最大優勢。此外宋楚瑜“從政時間長”、“經歷過臺灣的起飛”,“看過的東西比較多”,這也是相當多年輕人認可他的重要原因。
宋楚瑜的優勢還在於,因為“換柱風波”(註:撤換掉國民黨“大選”候選人洪秀柱),讓國民黨的聲望一跌再跌,使得本來藍軍的支持者失去了方向。這些人既不喜歡“咄咄逼人”的蔡英文,又不能接受“前後不一”的朱立倫,便寧可選擇支持宋楚瑜。
臺灣文藻外語大學的廖同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本身比較支持國民黨,但是,“這次國民黨太扯了,自己內部派系都沒有處理好,突然就換人了”,至於蔡英文,“她都沒結過婚,怎麽知道家庭需要什麽,小孩需要什麽?我要投的話會偏向宋楚瑜,這次蠻多首投族都會想要選他(註:首投族就是第一次投票的人)”。
“宋楚瑜是個有能力的人。”從臺灣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的周同學覺得,蔡英文雖然民調領先,但她的執政實力實在讓人質疑,“這次我真的不太想投票了,如果投就選宋楚瑜吧,就是感覺他沒什麽希望。”
宋楚瑜的劣勢在於,他之前的政治立場比較搖擺和反複。自從他離開國民黨後,2004年他又回頭再和國民黨合作,後來在選舉中輸給陳水扁,他又試著和民進黨做和解,結果被民進黨說成宋楚瑜來“求官”。
宋楚瑜的劣勢還在於,他在親民黨內的個人權威太高,以至於影響了後輩的發展。
一位曾經在南京大學學習的臺灣交換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南大時,有親民黨人士來南大做活動。結束後他正在跟人聊天,剛好宋楚瑜打電話給那個人。聽到電話聲音後,那個人當場就正襟危坐,很恭敬地和宋楚瑜講話。所以親民黨內部可能還是像傳統國民黨的那種官僚做派,黨內就是靠他一個人撐著。”
家在臺灣新北市的大學生李雲帆(化名)認為,從現實政治考量,宋楚瑜即便能選上,親民黨在“立法委員”的席次上也非常少,“宋楚瑜可能沒有足夠的力量推動自己的政策。像在電視辯論會上,我覺得宋楚瑜的政見像在做夢,口號喊得很好聽,但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他基本上還是偏藍的那一路。”
總體來看,臺灣年輕人對宋楚瑜的優缺點都看得很清楚。臺灣指標民調最近做的一份調查就很說明問題。這個調查顯示,從20-29歲和30-39歲兩個年齡段看,宋楚瑜的支持度都是17%,這雖然遠遠落後於蔡英文的47%和46%,但數據卻高出國民黨2到3各百分點。
事實上,無論宋楚瑜能否選上,單就他參與選舉的次數和努力來看,他已經創造了自己的歷史。
2016年1月16日,新北市,蔡英文一早現身新北永和區投票站。 (CFP/圖)
據人民網信息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16日下午4時結束。當晚開票,結果顯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陳建仁獲勝。
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16日結束,得票第二的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於晚間7時許承認敗選,這意味著得票第一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臺灣新領導人。
晚上7時,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現身大會,承認“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敗選,我責無旁貸。我要負起最大責任,即刻辭去主席職務”。截止晚上7點,蔡英文得超過648萬票,朱立倫得超過323萬票,宋楚瑜得超過107萬票。
2016年1月16日,新北市,朱立倫現身新北市五福小學投票站,接受媒體采訪。 (CFP/圖)
今天,備受矚目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正式上演,誰將贏得未來臺灣四年的領導權,晚上就會揭曉答案。
為使各位更好地了解本次選舉,南方周末記者整理了十個細節,讓你全方位了解臺灣地區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這件大事。
要選出第14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副領導人,以及第9屆“立法委員”。
領導人選舉有3組候選人,依次為1號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與王如玄、2號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與陳建仁、3號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與徐欣瑩。
第9屆“立委”應選名額113席,其中區域立委73席,有354人角逐;3席平地與3席山地原住民立委,分別有13人、10人角逐;不分區及僑居海外的僑胞選舉部分,有18個政黨179名候選人角逐34席,政黨票得票比率達5%以上政黨可參與分配。
此次所有選民可以領到三種選票,包括領導人副領導人,區域或原住民“立法委員”,及政黨票(“不分區立委”)。選領導人的選票顏色為淺粉紅色、政黨票為白色、“區域立委”是淺黃色、平地原住民淺藍色、山地原住民則為淺綠色。
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16年1月16日上午8時到下午4時。
每一位登記在案的選民,在選前兩至三個星期,都會領到一張紅色的《投票通知單》。內容是通知選民具體投票時間、地點、投票內容。在1月16日當天,選民要拿著身份證和個人私章,以及《投票通知單》,到相關投票站去登記領票,並完成投票。
若選民在臺灣沒有戶籍,但其所持有的臺灣 “護照”仍在有效期內,就擁有投票權。這部分選民,可采用“選民登記”的方式進行。在其登記時,需要有效的臺灣“護照”以及最後戶籍地的信息。這部分人必須在2011年9月前確認自己證件的有效期及確認當年離開臺灣時的最後戶籍地,以便進行選民登記。
每一位選民進入投票的專門小隔間,里面的桌上有一根白色圓柱形的小棒子,實際上這是一個人字形印章,是專門用來蓋選票的。全臺的投票站印章都是一樣的,而且相關隔間的布置也要基本一樣,以盡可能保證蓋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此印章蓋哪一位候選人上方的空白表格內,就代表選民將票投給誰。在該小隔間中,僅有選民一人在操作,這是“秘密投票”的關鍵所在。
選票“秘密”蓋印章後,就可以走出隔間,將選票投入在投票所的投票箱,就完成投票過程了。
臺灣“中選會”表示,投票時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法將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選民也不可撕毀選票,否則將處5000元以上至5萬元以下罰款。
每一張選票,都有相關候選人的照片,選民只需在自己所要投票的候選人上方的空白格子內蓋上專用人字印章。
若民眾不小心蓋錯候選人,那就把其他候選人全都蓋章,形成廢票。臺灣選票實行一人一票制,蓋錯就只能是蓋錯。而選票通常是長條形,候選人越多,則選票越長。
1月16日下午4點投票截止,投票現場從“投票所”改成“開票所”。全臺灣各地設置15600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20萬6406人。
計票形式為開票時,采用公開方式,逐張唱名開票,並開放民眾參觀。開票完畢後,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會以書面形式宣布開票結果,除要把開票結果報告表張貼在投開票所門口外,同時應將同一內容的投開票報告表副本在當場簽名後,交給推薦候選人的政黨,及沒有經政黨推薦候選人指派的人員。直轄巿、縣(巿)選舉委員會於當選人名單公告後十日內,將各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得票數,列表寄送給各候選人。
這要看投票人數、投票率以及投票所處的位置,一般山區的投票人數比較少,計票會比較早結束,但位置比較偏僻,送報告表會多花點時間。市區的投票人數比較多,所需的時間也比較多。
臺灣“中央選舉委員會”預估今晚10時前就能完成開票。
按照以往選舉出結果的時間,通常在投票日當晚的七到八點,就能知道誰能夠當選。2012年選舉時,在1月12日晚上八點出來結果,2008年則是在七點知道結果。
一般來說,投票日當晚九到十點左右,勝選人和敗選人都會相繼發表感言。
蔡英文2012年的敗選感言曾經廣為流傳,執筆者是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姚人多教授。姚人多曾任蔡英文特助,離開蔡英文身邊後,偶爾還會幫忙跨刀。上次蔡英文的參選聲明與敗選感言都是由他執筆,他擅長觀察社會脈動,筆觸帶有情感。
至於今天晚上,蔡英文、朱立倫以及宋楚瑜會發布怎樣的選後感言,我們到時可以好好關註。
接受教育,不只是被動的吸收知識。瑞士的小學,鼓勵學生透過表達建立自我意識,並藉由多語言課程認識他人、學習尊重。 「她說的不對,應該是……。」日內瓦州奧涅公園小學(Ecole d'Onex-Parc)四年級的法語課上,坐在後排的一位男學生突然開口,糾正誦讀習作解答的女同學。站在女孩桌前的導師立刻抬頭,用食指按住嘴唇,提醒插嘴男孩尊重同學發言,再示意女孩繼續。 第一堂:尊重 插嘴是不禮貌的,舉手才能發言在這之前,班上其他十多名學生已爭相舉手發言過一輪,女孩卻只是靜靜地坐著。到了這一題,導師刻意略過其他高高舉起的手,來到女孩面前。 被打斷誦讀的女孩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目光緊盯著桌面,怯生生地重新念出習作上的文字。等她說完,導師到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才又走回女孩面前。這一次,在導師鼓勵的眼神陪伴下,女孩一字一字慢慢說出了正確答案。 「très bon!(很好)」導師轉身離開前,微笑地拋下這兩個字。 「你可能預期瑞士像其他國家一樣,有全國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實際上沒有。我們認為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但反覆討論後,還是決定讓『公民意識』(citizenship)融入整體教育裡。所以無論語言、歷史或其他科目,教室裡的每一堂課,都是強調獨立思考、親身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課。」瑞士聯邦政府教育專家傑林斯(Alexander Gerlings)說。 在瑞士,基礎教育屬於各州與市鎮的自治權,因此全國二十六個州,就至少擁有二十六套不同的教育系統與教材內容;甚至在同一州內,也可能因不同語言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例如伯恩州)。直到二○○七年各州政府達成共識、簽訂教育一致性條約(Harmonize Treaty)之前,各州連義務教育起始年齡都不相同。 「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精神,聯邦政府把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盡可能留給各地區自行決定。」瑞士聯邦教育廳長委員會(EDK)副祕書長哈梅爾(Susanne Hardmeier)說。 對瑞士人來說,教育的意義並不該只是政府由上而下地灌輸知識,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進而實現自我的歷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將辦理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最了解當地學生需求的地方政府,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但在分歧的系統與課程之上,瑞士教育仍有共同的「精神目標」:平等、獨立思考及溝通參與、多元融合。 在瑞士,無論本國公民、外籍人士,甚至非法移民,只要你是學齡兒童,就必須強制入學,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因為教育,是無排他性的基本人權。但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童,沒有選擇學校權利,只能按照居住地就近入學;儘管家長有權讓小孩就讀私立學校,但官方統計,就讀私校的學生,比率不到五%。 第二堂:獨立思考 老師不給評論,讓學生自行討論哈梅爾指出,為實現讓每一位學生擁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目標,各州政府有義務讓所有學校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但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並不等於齊頭式平等,例如日內瓦州,就將社經地位較低或犯罪率較高的區域劃為優先學區(Priority education network),投入更多資源,縮小班級規模、安排專任社工隨班關心學生。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參與,則散見在日常課程中。傑林斯舉例,在他九歲那年,適逢瑞士政府四年一度的聯邦委員會選舉,當天一早到學校,老師就告訴全班同學:「今天有重要的事,大家來看電視吧。 」於是從八點到十二點,整班同學跳過了課表,只盯著電視螢幕上的選舉實況轉播,全程參與了瑞士重要的政治儀式。 「看完電視後,老師要大家提出疑問,或發表感想。我當時對政治一無所知,老師也沒有教導我任何知識,但在問答和討論中,我弄懂了什麼是聯邦委員會、他們平常做些什麼、為什麼要被選出來。」如今,已逾四十歲的傑林斯,仍對這堂特別的「公民課」記憶猶新,「我想老師這麼做,是為了不讓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要我們憑自己的雙眼,認識一件事。」瑞士獨特的直接民主,讓居民能透過公投,對學校的經費使用、建設等表達意見,間接培養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興趣。「當家長收到一張『是否同意學校蓋新建築』的公投票,和孩子討論該怎麼做決定時,就是最好的教育。」哈梅爾說。 不僅成年人享有直接民主,小學生也可以班為單位推出代表,集結成「學生議會」,體驗民主。議會的討論事項可以天馬行空,「可能向學校要求午餐多吃點肉、少吃點海鮮。他們的目的不一定能實現,但至少是一種尋求共識的練習。」傑林斯說。 多元融合,是瑞士教育最重要卻最困難的一項目標。語言,則是融合並尊重差異的最重要工具。 自○七年實施「一致性條約」後,有四種官方語言的瑞士,統一讓全國學生在八歲時學習第一外語、十歲學習第二外語;但學習什麼外語,則交由各州依使用頻率決定。因此出現靠近法語區的德語州,將法語列為第一外語;靠近德國的德語州,則選擇先學習英語而非法語的有趣現象。 為了讓使用其他母語的外籍移民學生快速融入瑞士社會,各州小學設有專門的語言強化課程,如官方語言為法語、法語母語學生卻僅占五八%的日內瓦州,替六歲以上的非母語學生設計最長一年的「歡迎教室」(Welcome class)。 這批學生按學區入學,但課程期間,只有一半時間和一般同學上課,其他時間就在特別師資協助下強化語言,直到跟上進度。 非母語學生跟上進度前,不必與一般學生一起接受課堂測驗,最長可持續兩年,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說:「這是希望減少外籍學生挫折感,以免影響學習意願。」 第三堂:包容 鼓勵移民學生,在學校說母語瑞士基礎教育講究的多元融合,不只是單向的「同化」;相反地,瑞士不歧視任何非官方語言文化,學校也鼓勵外籍學生與家長以母語溝通。伯恩州基礎教育的家長手冊上就寫著:「在與孩子的溝通交流過程中,請你堅持使用最擅長的語言。請讓你的孩子接受額外的母國文化及語言課程,因為學習父母使用的語言,對孩子的良好語言發展至關重要。」課外的母國文化語言及課程,通常由學校與外國企業、外交使館等合作籌辦,在移民比率較高的日內瓦、巴塞爾、蘇黎士、伯恩等城市相當普遍。這類課程也鼓勵其他語言學生參與,以促進相互理解。 「有些國家有成文憲法,有些國家沒有。瑞士的公民教育像是後者,你找不到一套全國的標準公民守則,但你從每個小地方,都能找到一些素材。畢竟,『公民素養』,本來就不只是單一論點,應該存在於各個領域。」傑林斯下了這個注腳。 撰文 / 鄭閔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