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中國人起訴日本 民間對日索賠二十年的背影

編者按：2015，抗戰勝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記者，探訪那個深刻傷害過中國，最後傷及自身的國家。

本期刊發的這一篇，我們選取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二十年來的日本背影，作為觀察的角度。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對日本毫無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樣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7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一直在攜手治療那場侵略戰爭造成的創傷。這種治療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國恥日。

從1995年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花崗勞工訴訟”起，中日聯手進行的對日索賠運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

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歲的旅日華僑林伯耀興奮地從日本來到天津，來參加一個儀式——“花崗事件紀念園”的開園儀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為彌補勞動力不足，將四萬余名中國戰俘和普通百姓強行擄往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其中被強擄到日本花崗的中國人不堪屈辱，進行了自殺性的暴動，震驚了整個日本。

用5年時間建成的“花崗事件紀念園”坐落於天津烈士陵園中，西側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錄墻上，鐫刻著6830個死亡勞工的名字，作為永久紀念。

這個紀念館是由日方——當年使用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出資修建的。1995年開啟的“花崗勞工對日訴訟”，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最後以和解收場。林伯耀帶著幸存勞工遞交起訴狀的日子——6月30日，就是當年暴動的日子。

然而，對這起索賠案的結局，中國民間評價截然不同。贊揚的人說：它開啟了中國民間索賠之路；批判的人說：它背叛了受害者。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結。

同一天，一頭銀發的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來到山西盂縣，這是她每年必來一次的地方。多年來，她都要探望自己當年的委托訴訟人——6名在二戰中被強行擄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

第一次來盂縣是17年前。當時，這里的貧困令她震撼，從而堅定了為這些受害女性討回公道的決心。“她們就是在這種貧窮的山村里，帶著屈辱的記憶生活了50年。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她們的痛苦。”

不過，這一次她能見到的只是原告的後代——6名中國慰安婦都已相繼辭世。這座縣城更關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為山西唯一一個擁有高鐵的縣，它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和國家建設帶來的“高鐵福利”。從北京到這里乘高鐵只需兩個小時。

在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案件風起雲湧。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細菌戰訴訟、731人體試驗訴訟、慰安婦訴訟、大轟炸訴訟等訴訟一次次將戰爭的罪惡推到中日兩國民眾的眼前。激發的民族情緒，與激發的對和平的熱愛一樣多。

作為推動者，來自日本的律師、歷史學者、社會活動家，承擔著來自兩個國家的猜疑、憤怒和感激。二十年來，他們貫穿在每一起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案件中。

鬼子進村了

“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長談之後，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

這位63歲的浙江女性，已經擔任了18年的“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團”的團長。描寫日本細菌戰的著作《死亡工廠》的作者、美國作家謝爾頓·哈里斯如此評價她：“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沈沒。”

然而，1995年，她帶著日本律師來到曾經遭受日軍細菌戰殘害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一個叫崇山村的村子時，從村民們那兒得到的評價是：“王選帶著鬼子進村了！”

這里對“日本人”一詞有著濃重的民族情緒。1940年，日軍731部隊奉命對浙江寧波、金華、溫州等六個城市進行細菌戰，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從飛機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個村民就這樣感染了鼠疫，被恐懼的鄰人關在二樓，撤掉了樓梯。兒子在樓下，聽著父親一會兒憤怒地吼叫，將被子、椅子砸下來，一會兒絕望地哀求人們救命，終於被活活餓死了。

“鬼子”共有三個。一個老太太指著他們的鼻子罵，他們低著頭，只是工作。

一個日本中學歷史教師帶來了自制的調查表，調查在日軍侵華期間，被鼠疫、傷寒病菌害死的村民。這份表格讓幫忙參與的一位當地退休幹部王培根吃了一驚。他發現：里面要登記受害者墳墓的位置。

“解放後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時至今日，王培根仍驚訝得直搖頭，而“鬼子”們又帶來了一堆更詳細的問題：受害者發病的時間、感染的癥狀、治療的藥物、對藥物的反應、受害者臨終的痛苦……

為了配合這次調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開了座談會，要對崇山村當年的受害情況討論個說法。有的說死了五百人，有的說死了幾千人。領略了日本人的嚴謹之後，王培根敏銳地領悟到：“這樣的數字說出去只能壞事，不能提供。”

最後，死者數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戶地走訪、登記，他們共統計到了404人。

三個“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這是他參與的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訴訟。

一瀨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縣。戰爭之時的說法是，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來最不要命。一瀨的父親就從中國的東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廣西桂林。但戰後，父親卻從不肯多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

就在一瀨為細菌戰訴訟做準備的時候，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已經打響。當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崗勞工及死難者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頁的起訴書，狀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在戰爭期間強制奴役中國勞工。訴訟的組織者，是旅日華僑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

1942年，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日本政府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到1945年5月，強行從中國移進勞工近4萬名，包括戰俘、強行抓捕的農民、學生，分散在日本全國135個作業場，從事碼頭裝卸、礦業開采、建築工地等重體力勞動。他們的命運比自己預感的還要悲慘：中國勞工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業場超過一半。

鹿島建設公司的銅礦山，就位於東京附近秋田縣的花崗地區。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這里被強迫勞動的中國勞工舉行暴動，用鐵鍬和鏟子殺死了4名日本監工，想要奪船回國。第二天，兩萬日本軍警包圍了勞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國勞工在抓捕和隨後的懲戒中死亡。

“村山談話”——“中國訴訟熱”

戰後半個世紀，經歷了蕭條和繁榮、動蕩和安穩的日本，有意或者無意，人們逐漸淡忘了戰爭，不提、不說、不關心成了時代主流。如果不是出於偶然，人們不會看到曾經的罪惡。

1995年，終戰五十年之際，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發表“村山談話”，這是最受亞洲周邊國家歡迎的一次首相談話。他在談話中表示：日本的戰爭之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將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雖然隨後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認為，出現一個左翼傾向的首相，發表如此談話，只是日本政黨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談話為契機，1995年前後，在日本出現了“中國訴訟熱”。多達三百余名日本律師自願參與的“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律師團”成立，代理了11件中國勞工訴訟。

其中細菌戰訴訟團的律師團長，是日本律師協會的會長土屋公獻。這位已於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師，律所開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二戰期間，他曾入伍與美軍作戰，這成了他反對戰爭的起點。由於他的名望，細菌戰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此前，在日本民間，追究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者、反省戰爭罪惡的自發行動，已經發酵了十年。

1985年戰敗紀念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戰爭結束後，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罪魁亦被一並參拜，在日本國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第二年，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在東京成立——銘心，就是將戰爭罪行銘記在心的意思。左翼政黨成員、社會活動者、大學教授、普通市民紛紛加入。為了推動對舊日本帝國時期戰爭罪行的研究，銘心會促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運動——通過民間募捐，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受害者請到日本來做證人。

中國勞工幸存者、細菌戰受害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慰安婦……就這樣紛紛來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講演，通過親身講述，將戰爭罪行推到就快遺忘的日本國民眼前。

作為最初的“銘心會”成員，林伯耀將花崗暴動的幸存者請來日本演講，這成為之後花崗索賠的肇始。

作為出生在日本的華僑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許多。生於1938年，他的整個童年，都夾縫於漫長的中日戰爭，對這個生養他的國家，他熟悉又疏離。

“在戰爭期間，母親背著布匹帶著我去鄉下叫賣。有一戶人家的長子死在了中國，戶主人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就放狗來咬。”七十年後，林伯耀依然記得：母親帶著自己滾進了稻田才得以脫身。將兩個人滿是泥汙的外衣洗凈，母親放聲大哭。

大森典子律師也是在銘心會組織的證人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來自中國的慰安婦萬愛花。而當她希望去中國取證時，卻未被批準。“當時，外國人要來中國內地做調查很不方便。”她說。

“1990年代已經有了韓國、菲律賓、荷蘭的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作為慰安婦人數最多的中國，卻一個起訴者都沒有，這讓我感到不正常。”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一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婦女大會，中日女性律師進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問，“有沒有中國律師願意和我們合作，進行慰安婦訴訟的調查？”

北京女律師康健也在座。她記得：當時中方的律師們都楞住了，這超出了會議議程的內容。面對這個事關民族感情的問題，所有人都不敢答話。

當沈默就要變得難堪的時候，她用兩個“不”字委婉地說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後，兩人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聯手合作，成為第一例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的代理律師。

另一位日本律師南典男加入律師團則是出於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律師事務所靠近原陸軍醫務所的原址，建築工人在地基里發現了一百多具人骨，經過鑒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陸軍醫務所隔壁，是原日本陸軍731部隊的東京司令部。這支細菌生化部隊因在中國東北使用中國人進行活體試驗，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隊有沒有關系？”南典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學生時代，他沒有在書上讀到過關於日軍生化試驗的歷史。他發現在日本找不到答案，於是決定去中國東北，尋找731部隊的受害者。在律師團中，他負責化學武器、毒氣彈受害者的對日訴訟。

歷史的複雜面容

“這里不存在施恩與受恩。日本律師和中國受害者之間，是為了追究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責而攜手的協作關系。”

一瀨敬一郎律師的事務所鄰近東京霞關，這里是日本國的政治中樞：首相官邸、國會兩院、外務省、防務省；隔著一條馬路，就與天皇皇宮相鄰。身處本國政治心臟，他的辦公室內，堆滿的直抵天花板的訴訟文件，卻都是關於中國的。

“訴訟，是重現歷史，同時也是中日之間的橋梁。”一瀨今年67歲，眉毛有了白色。但語調一直堅定樂觀。

調查和訴訟，本身是嚴肅的，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訴訟，首先就是確定歷史事實。這些並非歷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尋找能經受以最嚴苛標準審視的歷史。

在細菌戰訴訟的調查取證階段，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當地人記憶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聲稱他們親眼看見日軍飛機在頭頂撒播病菌——“播撒煙霧一樣的東西”。但無論是日軍的作戰報告，還是當時的疫情調查，都顯示這不可能。事實上，崇山村的鼠疫是從其他遭播撒的地區二次傳播而來。證言和歷史資料抵觸，在法庭上提交的話，會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開了一次針對細菌戰暴行的控訴大會，村民們當年都參加過。會上群情激憤，卻沒有進行科學有序的統計取證工作，記憶也在充滿國仇家恨的控訴中漸漸變形。

“他們在記憶中已經形成了細密的故事。”直到調查結束，一瀨也無法說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與崇山村的受害歷史被反複訴說不同，這里的細菌戰受害者長期處於失語狀態。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聶莉莉接受一瀨律師邀請，對湖南常德的細菌戰受害情況進行調查。法庭作證後，一直沈默的日本法官突然問她，之前是否了解這樣的歷史？聶莉莉承認：自己之前從沒聽說過。

“鼠疫在當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沒有說出來，也沒有人去整理搜集。”讓聶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斷了腿，也要等著見她，她的父母都歿於日軍播撒的鼠疫。而之後數十年，她從未告訴過自己的丈夫和兒女。

歷史可能沈默，也可能以最複雜的面容出現在調查者面前。

1989年，“花崗受難者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有的勞工卻沖出來，罵曾經的花崗暴動領袖耿諄是“漢奸”。林伯耀當時在現場，一下子有些懵。

耿諄，原本的抗日國軍上尉，被俘後成了勞工，擔任勞工大隊長，領導了花崗暴動。但人們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隊長並不是普通的勞工，他們不用幹活，有著幹凈的衣服，還可以命令廚師在任何時候做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源於日本政府當時設計的勞工管理政策：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不把中國勞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隊長這個職務，甚至要出手懲戒違反“紀律”、膽敢逃跑的勞工，擁有生殺大權。

二十年來，陸續展開的中國民間對日訴訟，幾乎都有著一樣的過程：中國受害者與日本律師簽訂委托書，日本律師與中方參與者聯合調查取證，訴訟全在日本法庭進行，由日方負責。中方原告和證人出庭作證，日本民間的和平團體則在法庭外進行宣傳造勢。

應不應該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敗訴了。

從1995年至今，27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法院對於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歷史事實，大多都進行了確認：慰安婦問題、細菌戰、731部隊人體試驗、中國勞工被強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決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認。

有過勝訴記錄的只有5件，其中4件發生在一審，1件發生在二審。而所有勝訴案件都在隨後的二審、最高法院審判中敗訴。重慶大轟炸是唯一還在訴訟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軍的轟炸中，重慶、成都、樂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許多人家破人亡。依據歷史材料，中日兩國的原告與律師，為每一次日軍轟炸都制作了示意圖：包括飛機來襲方向、投彈位置、燒毀情況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對中國勞工索賠、細菌戰訴訟、慰安婦問題，分別就相關訴訟進行了終審判決，駁回原告一切請求。“這個判決之後，在日本訴訟的大門基本上就關閉了。”王選說。

然而，敗訴不等於失敗。

日本最高法院在駁回中國勞工一切訴求的判決書附言內，提出：“……希望曾經奴役過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作出救濟。”

庭外和解被擺上談判桌，和解的主體，是中國勞工和日方企業——那些企業多數還在。這也是為何，在其他訴訟相繼消沈的情況下，勞工索賠依然活躍的原因，這也是民間索賠爭議最大的領域。

“後來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崗和解’的模式來推動的。”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陳根發說。

從一審打到二審，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花崗勞工原告與代理律師接受了東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職權和解勸告”。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崗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所有花崗勞工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崗和解管理委員會，對記錄在案的986個花崗勞工，每找到一個或者遺屬，就向他們發放鹿島建設提供的賠償金。這實際也是從德國學來的先例。二戰中，克虜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過猶太人、戰俘等奴隸勞工。戰後，它們在民間組織的追索下支付了類似的賠償，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義。

“花崗和解是整體解決，之前在日本沒有過一次性賠償這麽多勞工的先例。”林伯耀說。

在日本，這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國，花崗和解引發巨大爭議。鹿島公司在和解聲明中寫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同時，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著放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區對鹿島再次提起訴訟的權利。

“我們被朋友騙了。”中國原告代表、原花崗暴動的領袖耿諄曾長嘆。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一種意見認為，花崗“和解”開創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惡例”。

但林伯耀的解釋是：和解的初衷，是勞工幸存者，他們困頓一生，臨到人生末尾，一點補償對他們也不無裨益。許多老人已經等不起了。“我去耿諄家里，向他說明情況。他開始說理解，後來還是反對。”

耿諄曾提出“至少賠償20億日元”的談判底線。當年，許多勞工回國後被認為有特務嫌疑，勞工經歷成為歷史汙點，不僅影響自己，也禍及家人。花崗訴訟開始後，耿諄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這或許也成了他堅持更多賠償權利的源頭。

“我和新美隆說，你不要急，中國人會理解你的。”林伯耀回憶：巨大爭議之下，律師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臟病一度突發。

更多的勞工訴訟案也是以這種“和解”結束的，寫入“謝罪”字樣的極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巨大爭議。這些和解到底是“喪權辱國”還是“中日友好”的證據，成了一點就炸的話題。一些勞工索賠團體也分裂成反對“和解”的強硬派與支持“和解”的現實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漢奸”“沒骨氣”的地步。

當時，森田律師曾無奈地表示：“作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確發出統一的聲音，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進入尾聲，還是走向持久？

現今，有兩件民間對日訴訟仍在持續。

一件是“三菱和解談判”。作為曾奴役中國勞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預備與中方受害者達成全面和解協議，作出賠償和道歉。將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幣10萬元，支付對象共計3765人。

康健律師旗幟鮮明地帶領數十位勞工及遺屬，宣布退出和解。

“將賠償金表述為‘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的資金支付款項’，避開賠償兩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責，如此卑劣的做法，豈容得逞。”康健逐條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從曾經的親密戰友，到現在對日本律師最嚴厲的批評者，她對大部分勞工和解都持批判態度。“日本律師老強調日本社會是什麽狀況，我說那要因為日本社會是不容事實真相的社會，我們的受害者就得忍氣吞聲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嗎？”

“原本中日雙方協議簽字的酒店都訂好了。”林伯耀說，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勞工團體內部都是爭議不斷。

另一件是一瀨正在準備的重慶大轟炸訴訟二審。針對日軍侵華時期對重慶地區無差別轟炸的訴訟，2015年2月第一審宣告敗訴。作為代理律師，他正在準備上訴二審。

近十年的一審時間，他向法庭遞交的證據多達上千份，由日方學者和中方學者分別撰寫的大轟炸鑒定報告有上百萬字。讓一瀨驕傲的是，每一次當原告律師舉證完畢，被告方律師從來不質詢。他們也知道，中方的證據無可辯駁。

然而，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訴訟。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之後，新的訴訟能夠勝訴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明白一瀨的用意：他想用訴訟，將民間索賠的問題延續下來，不讓它冷卻，被蓋棺定論。

和勞工訴訟原告團一樣，重慶大轟炸原告團內部也出現了矛盾，中方律師團首席律師林剛甚至向一瀨發了一封申明信：“重慶方面受害人內部的矛盾，屬於中國內政，應相信中國人自己解決，希望您不要幹涉和過問。”

林剛對一瀨也有不滿。2012年，他希望將重慶大轟炸納入國防教育的素材，在這年6月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聯席會議上，將之寫入了一份《重慶宣言》。沒想到在座的一瀨當即站起來反對。“從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慶宣言》，應該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眾，這時候提‘加強國防’，就不大合適。”

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劉世龍見證了雙方的沖突。一瀨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揮了拳頭。“我理解他的反對，因為‘愛國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是日本從西方翻譯的，後來被用作宣揚軍國主義。”

二十年間，雙方的民族身份總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過一次次具體分歧凸顯出來。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陰里。進入尾聲的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還不斷有人想將它持續下去，推向未來。近年來王選致力於江浙地區“爛腳病”老人群體的調查，這有可能是細菌戰造成的後遺癥，但沒有確實證據。有國人對她說：你去告日本啊。

“我們這些到過日本的原告都變了。”曾經擔任細菌戰原告團秘書長的王培根對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幹凈，市民友好，東西物美價廉。”

他對日本的厭惡與仇恨，悄然轉移到了報紙上、《新聞聯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們繼承了那些兇惡猥瑣的“鬼子”形象。

王選說：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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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陸琨倩 張誌偉 2015-10-28 15:57:00

聯手白酒大廠大商，是中糧打造進口酒產業鏈整合平臺戰略的一部分。“中糧的優勢在於品牌、供應鏈，以及專業進口酒運營管理優勢，上遊資源優勢突出；而區域龍頭白酒企業通常在渠道掌控、市場管理及公信力方面優勢明顯，擁有獨特的下遊資源。”李士祎向記者稱，兩者結合，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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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危化品企業透明度民間調查無法完成的“危險地圖”

只有6個省級安監部門同時主動公開了危化品生產和經營許可證信息。

只有9個省級安監部門既公布了許可的生產危化品種類，也公布了年產量。

只有11個省級安監部門提供了危化品企業的精確地址。

只有12個省級安監部門按季度及時公布危化品企業信息。

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發生後，劉春蕾打算在“危險地圖”App中添加一項新元素——危險化學品企業信息。這款App由環保NGO上海閔行區青悅環保信息技術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上海青悅”）制作，旨在讓公眾看見身邊的危險源，劉春蕾是其負責人。

依照法規，危化品企業信息應由安監部門主動公開。近3個月來，劉春蕾和同事頻頻查閱各省安監局網站，申請信息公開，卻發現實際情況不盡如人意。

2016年1月21日，上海青悅發布《全國危險化學品企業信息公開狀況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在調研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只有19%同時主動公開了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證信息和經營許可證信息，有9省上述信息都沒有公開。

九省信息未公開

近年來，危化品行業安全事故頻發。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險品與化工物流分會統計，2015年共發生50起事故，其中最嚴重的天津港爆炸造成165人遇難。除人員傷亡，事故還可能引發危化品泄漏、環境汙染等次生災害。

“哪些工廠有危險化學品？有什麽類型的危化品？它在什麽地方？”這是劉春蕾關心的問題。

通過危化品企業一一匯總信息不太現實。遍查法規後，他發現：安監部門掌握危化品企業信息，且有義務公開。

根據《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核發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證、安全使用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並負責危化品登記工作。《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和相關實施辦法規定，發證機關應定期向社會公布企業取得許可證的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報告考察的是省一級安監部門，根據調研報告，只有北京、上海、海南、山西、青海、江蘇6省份（約19%）同時主動公開了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證信息和經營許可證信息。貴州、雲南、湖北等14個省份（約45％）只公開了危化品生產許可證信息，其中安徽為依申請公開，其余省份在官網上不同程度地主動公開。西藏、天津2省份（約6％）只公開了危化品經營許可證信息。

而重慶、河北、內蒙古、吉林、甘肅、寧夏、湖南、廣東、黑龍江等9省份（約29%）既沒有公開危化品生產許可證信息，也沒有公開經營許可證信息。上海青悅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聯系了這些省份，但都無回複相關信息。

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了上述9省份安監局，詢問信息未公開的原因。截至發稿，除河北外，8省份安監局給出了答複。

湖南、內蒙古等安監局工作人員稱，經營許可證由地市級安監局核發並公開信息，省局不直接掌握數據。南方周末記者登錄長沙、株洲、嶽陽、包頭、呼倫貝爾、鄂爾多斯等6市安監局網站，只在長沙市網站上查詢到按月公布的經營許可證信息，最近更新到2015年5月。

廣東省安監局法規處負責人表示，廣東在2015年前已把危化品項目審批權下放到各地市，生產和經營許可證信息可在地市安監局網站上查詢。南方周末記者登錄廣州、東莞、中山3市安監局網站，發現雙證均已公開信息。

據重慶、吉林安監局工作人員介紹，因網站改版與後臺操作問題，危化品企業信息暫時無法查詢。

也有省份坦承，危化品信息公開做得不夠。寧夏安監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治區信息相對滯後，這塊工作正在安排。”黑龍江安監局安全監管三處工作人員說：“之前是內部掌握相關信息，沒考慮到信息公開問題。”

公開程度無細化規定

做到危化品信息公開的省份，在細節上也有較大差異。

為了評估信息公開的程度，調研報告對是否公布了生產許可範圍、企業地址、法定代表人、許可證書編號及有效期，以及公布即時性、信息可利用性、歷年信息完整度等因素打分。但由於只有8個省公開了危化品經營許可證信息，數據量太少，打分以危化品生產許可證為主要評估對象。

以危化品生產許可範圍為例，這一信息揭示了企業生產或經營物品的危險程度和環境健康風險。其中，湖北、河南、新疆等9省份既公布了許可的企業生產危化品種類，也公布了年產量，如“高氯酸銨1600噸/年、高氯酸鉀400噸/年”。江西、海南只公布了種類，無年產量。江蘇省公布的表格中雖然有“許可範圍”這一欄，但都只填寫了“危險化學品生產”，沒有列出具體的危化品種類。

企業地址可讓公眾知道自己身邊是否存在危化品相關風險，這也是劉春蕾特別關註的一項信息。企業地址又分為註冊地址、經營地址或儲存地址，後者才對周邊公眾的生命安全具有參考意義，但沒有任何一個省份在公開信息中進行區分。11省提供了危化品企業的精確地址，如湖北省的“荊州市沙市區北京東路93號”。而福建省只給出了模糊地址，如“福建福州”。

盡管湖北、河南、浙江沒有同時公布兩證，但這三省總體得分最高。其中，河南省的信息查詢系統做得最完善，可以根據地區、許可證有效期、企業負責人、許可證書編號、企業名稱等進行條件查詢，公眾不僅可以查看全面詳細的危化品企業信息，還可以在數據庫中進行簡單的篩選。

2016年1月15日，國家安監總局政法司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危化品信息公開的依據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總局對於公開程度沒有單獨提出細化規定，目前也沒有相關立法計劃。“你認為屬於行政許可法要求公開的事項，就可以要求公開。”

不過，當上海青悅向拉薩市安監局申請公開生產許可證信息時，卻遭到拒絕。拉薩市安監局回複郵件稱：“由於企業名稱涉及企業相關隱私所以不便透露，望請諒解。”

長期關註政府信息公開的公益人士楊占青認為，該回複極不嚴肅，更缺乏法律依據：“企業有商業秘密，但無隱私之說。企業名稱是公司對外開展經營活動需要公示的內容，並非商業秘密。即使安監部門認為企業名稱可能涉及商業秘密，依照程序，必須書面征求企業意見，企業不同意公開，才可以在回複中拒絕公開。”

不能把責任全推給政府

天津港爆炸事故後，天津環保NGO綠領啟動了一個項目——看見危險化學品。和劉春蕾想法相似，綠領負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天津市安監局申請公開危化品企業許可證信息。

“之前一直和環保局打交道，這是第一次接觸安監局。他們態度不錯。但有的信息，安監局也掌握得不全面，比如企業危化品使用量，他們說需要去翻資料才能知道。”綠領負責人說。

“政府畢竟不是企業，如果把信息公開責任完全推給政府，很可能政府公開的信息和實際情況有偏差。在日本，信息公開更多是企業行為，危化品企業為了和周圍居民良好互動會主動通報信息。”賽迪智庫工業安全生產研究所所長高宏認為，信息公開應該是政府提要求，企業來承擔公開信息的可靠性。

“泛泛的要求，法律法規都有，但具體如何執行就不那麽明確。什麽樣的企業要公開到什麽程度，政府需要通過行業法規提出實施細則，包括修改危化品安全管理條例。”

高宏在2015年第10期《中國工業評論》上刊文介紹國外危化品安全治理的經驗，其中特別強調危化品信息透明的作用：一方面能讓公眾充分了解危化品種類、儲量、特性等信息，對企業進行監督；另一方面，一旦發生事故，救援人員能夠第一時間了解事故現場情況，進行有效救援。

高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中國約30%的危化品生產企業與周邊居民居住和生活區域的安全距離不足。這是由危化品項目審批不嚴格等歷史原因造成的，但相關信息也未得到充分披露：“有的地方是先有化工廠，後有居民區。如果信息公開，那麽開發商明明白白地避免在附近建居民區，有利於城市規劃。”

上海青悅在調研報告中建議，危化品信息公開應該盡可能全面具體：“在不侵犯企業商業利益的前提下，應該公開盡可能詳盡的信息，如此次調研的危化品企業信息，企業地址和危化品種類是公眾利用公開信息評估環境風險的重要依據，屬於按照信息公開條例應該公開的內容。”

此外，報告還建議安監部門及時、定期發布危化品企業信息，並進行季度或年終匯總，以確保公眾能得到歷年完整信息；通過數據庫形式公開信息，有利於公眾在線查詢、篩選數據。

民間資本帳

河南速達如何變成“僵屍車企” 政府全力扶持，變相民間集資

速達股份大門外停放的速達電動汽車。（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河南速達電動汽車一度被視為河南三門峽市工業轉型升級的希望。五年過去，雖然有政府不遺余力的扶持，甚至涉嫌民間集資，但速達電動汽車還是難產。

這個案例說明，一個城市的工業升級轉型，還是要依托市場的自發選擇，政府用公共資金去試錯，結果可能是全民利益受損。

“占著茅坑不拉屎，這騙子公司早該倒閉了。”2016年4月初，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速達電動汽車”）總部所在的三門峽陜州風景區，聽到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速達電動汽車，小賣部的老板娘絲毫沒有掩飾其不屑。

開建5年的生產基地上長起了荒草，試制成功5年後的電動車還是沒能實現量產。原本不為人知的速達電動汽車，原本地方政府的“寵兒”，在2016年3月末因為被媒體指為“僵屍企業”而出了名。

速達電動汽車宣傳部長徐為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公司不便回應此事，“咱不爭辯，低頭做事。”

速達電動汽車被指“五年沒造出一輛車”，但其官網上不斷發出簽約、交車的消息，投資人遍布各地，手拿這家公司的高息借款合同。速達電動汽車到底出了什麽事？

“老李，來三門峽幹吧”

速達電動汽車的工商註冊地址，在三門峽市經濟開發區東區（山前、山後村），員工們稱之為“山上”，而位於三門峽陜州風景區太陽路1號的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速達科技），被稱為“集團”或者“總部”。

集團大門口右邊的墻壁上掛著12塊牌匾，其中9塊金底黑字豎長條形並列的牌匾尤其醒目，上面寫著國家純電動轎車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博士後研發基地、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國十大應用新技術企業、河南省技術創新示範企業等等。

集團處在三門峽陜州風景區內，那里有個天鵝湖濕地公園，每年冬天，成群結隊的白天鵝、黑天鵝及各種候鳥，從西伯利亞飛到此地過冬，三門峽因此又被稱作“天鵝城”。

尋根溯源，速達電動汽車也是從外地飛來三門峽的。

2011年1月21日，時任三門峽市市長的楊樹平做客河南省政府門戶網站“兩會會客廳”，講到了他和速達電動汽車董事長李複活認識的經歷——

2008年5月，楊樹平正在位於陜州風景區的大鵬酒店開一個工業會議，偶遇陜西人李複活在此宣傳他的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產品，於是鼓勵他在三門峽生產，專門騰出一個地方給他搞研發。

李複活在一檔電視節目中也確認了這段經歷，他稱會議後楊樹平把他們追到賓館，詳細了解產品的性能，最後說，“老李，來三門峽幹吧。”

李複活表示，自己做節油器產品二十年無人問津，楊樹平這樣追過來，讓他十分感動。

李複活1959年6月出生於陜西渭南，今年57歲。楊樹平曾稱李是西安交大博士、曹秉剛的學生，新三板《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轉讓說明書》則稱，李複活2012年9月畢業於日本近畿大學控制系統專業、獲在職博士研究生學歷。

在這份轉讓說明書中，提到李複活曾經任職過的東方實業貿易公司駐外辦事處、西北工貿公司、原野置業集團三家企業，南方周末記者在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以相應關鍵詞查詢，他們要麽已經吊銷，要麽在公司註冊時間上無法與李的任職時間匹配，要麽公司續存，卻無法確認李複活這樣一位曾經的職員。

與楊樹平、李複活口徑不一致的地方是，前述轉讓說明書稱李複活自2006年5月起就擔任速達科技執行董事、總經理，比兩人之前說的2008年提前了兩年。

不管怎樣，李複活確實在三門峽開始生產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並獲得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2008年11月，年產600萬套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審批的中央預算內資金支持；2010年3月，該技術入選河南省先進適用節能技術推廣目錄（第一批）；2010年12月，該技術被評為河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2011年3月，河南省工信廳通知在全省範圍內鼓勵推廣本技術產品，隨後三門峽市八局委聯合下文並出臺財政補貼政策全市推廣。

前述轉讓說明書上的財務數據顯示，速達科技在2014年的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的營收僅為6004萬元，毛利率卻達到驚人的86.92%。

李複活隨後將眼光投向了電動汽車，請來西安交通大學的電動汽車專家曹秉剛教授及其團隊，於2010年4月29日成立了三門峽速達節能新能源科技研究院，2010年9月9日成立了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三門峽市的電動汽車就此起步。

從股權關系來看，截至2016年4月14日，李複活仍是速達電動汽車的第一大股東，而速達科技也持有速達電動汽車33.42%的股權。

河南速達電動汽車成立之初，法定代表人是曹秉剛。至今，在公司官網的介紹中，仍然如此。科研出身的曹秉剛，是速達電動汽車技術領先的“金字招牌”。

曹秉剛出生於1953年10月，今年63歲，曾任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院長，2001年起至今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電動汽車研究開發中心主任，教授、博導。2004年5月，曹秉剛被評為西安交通大學2004年度“我最喜愛的交大導師”。曾經上過曹秉剛課程的學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曹是一位好老師，在學生中頗受歡迎。

2004年4月1日，曹秉剛參與投資創辦了西安交大科技園博源電動車技術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6月，曹秉剛團隊成立蘇州秉立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曹秉剛任法定代表人。速達電動汽車，應該算是曹秉剛的第三次“創業”。

速達科技2015年年報稱，曹秉剛擔任三門峽速達節能新能源科技研究院院長，速達電動汽車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報告期內，公司核心技術團隊較為穩定，未發生變化。然而，工商資料顯示，2015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由曹秉剛變更為李複活。

曹秉剛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請求。

速達電動汽車員工蘇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曹秉剛確實身體欠佳，已經很少在公司露面，目前主要由其學生鄒忠月領銜技術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校方獲知，鄒忠月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2009年9月入學，導師為曹秉剛，2015年8月結業，尚未能獲得博士學位。

南方周末記者未能聯系上速達科技董事會秘書、李複活的女兒李紅宇，速達科技工作人員稱其臨盆待產中，“公司領導未就接下來的工作做出安排”。李複活也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采訪請求。

速達電動車生產基地外墻上的標語。（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轉戰電動車

三門峽市位於河南、山西、陜西三省交界處，乘坐高鐵前往河南洛陽、山西運城僅半小時車程，前往河南鄭州、陜西西安約1小時。這是一個資源型城市，號稱“一拳握四寶”，四寶分別是蘋果、黃金、鋁、煤炭。

電動汽車，一度被看作是三門峽市工業轉型升級的希望，不惜“舉全市之力”托舉，也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重視。

2010年11月頒布的《河南省電動汽車產業發展規劃》提出，“三門峽速達公司電動汽車再生制動能量回收控制器和控制系統性能處於國際先進水平”，“到2015年形成純電動微型和中級轎車10萬輛生產能力”。

公開資料顯示，速達電動汽車位於三門峽經濟開發區東部山前、山後村的生產基地，第一期工程征地826畝，涉及兩村農戶304戶，拆搬並新建一所學校。

作為速達電動汽車生產興建的一項重要輔助工程，2011年2月-6月，三門峽市交通運輸局用不到4個月時間主持修建完成速達電動汽車物流專用線，比原計劃提前了20天。

這條路全長2.426公里。據《三門峽日報》報道，這不是簡單的修路，同時還要面對拆遷和補償工作，總投資2300萬元。

2011年2月10日，《三門峽市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實施意見（暫行）》稱，要重點培育速達科技生產純電動微型和中級轎車，到2015年形成年產10萬輛的規模。

按照規劃，速達電動汽車項目用地一共3500畝（一期826畝），擬投資總額為50億元，達產後預計年產值356億，利稅70億；建成後還可以整合一批關聯企業入駐，間接實現產值800億以上，利稅150億以上，吸納產業工人2萬人左右。

據《河南日報》報道，2012年4月21日，河南省第一輛自主研發的純電動轎車在三門峽速達交通集團誕生。這款世界上首次利用車輛震動能量回收進行再發電的純電動汽車，是該公司在經過近20年的研究、試制、測試的基礎上，由116人的產品開發團隊耗資8900萬元、歷時14個月不懈努力的結晶，具有完全獨立自主知識產權。

各種榮譽、獎章不斷地砸到了速達電動汽車和李複活的頭上。

2012年12月26日，在河南省電動汽車產業聯盟第九次會議上，速達電動汽車被評為河南省“2012年度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及創新工程先進單位”，此後陸續集齊了速達股份大門口的12張牌匾。

李複活先後獲得“2012年河南省五一勞動獎章”、“2012年度中國企業創新優秀人物”，同年當選為三門峽市政協常委、河南省人大代表，2014年獲河南省勞動模範，2015年獲第四屆河南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稱號。

當然，這些榮譽也不是白得的，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三門峽市國土局公示的土地出讓結果顯示，2011年3月17日，河南省速達電動汽車有限公司獲得省道S314北470277.8平方米（約705畝）工業用地，總成交價格為7910萬元。這個數字約等於速達科技全年營業收入的總和。

《三門峽市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實施意見（暫行）》稱，要鼓勵創投資金進入電動汽車領域。支持骨幹企業通過上市融資、合資等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積極引進外資投入電動汽車產業發展，鼓勵民間資本、社會資源等參與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充分發揮市擔保體系的作用，提供融資擔保支持，促進電動汽車產業快速健康發展。

“等有了資質，就一馬平川了”

看來三門峽政府有些多慮了。

速達電動汽車官網新聞稱，2013年8月22日上午，來自山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廣東、雲南、湖南、貴州等地的十多家經銷商與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舉行簽約儀式，9家客戶簽訂汽車銷售數量10萬輛，金額達170億元。到當日為止，將於2014年出廠的純電動轎車已被全部訂購。

位於廣東佛山的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經銷商代表之一參加了這一簽約儀式，並在一個月之後，率包括佛山市招商中心主任、佛山順德區副區長在內的中盟達考察團參觀了速達電動汽車生產車間及基地。

兩個月後，據《佛山日報》報道，2013年11月中旬，新能源企業速達交通集團落戶張槎，成立佛山綠動力服務中心，是首家進駐佛山國家火炬創新創業園的新能源高科技純電動汽車企業，計劃投資近4億元在佛山建純電動汽車生產基地。

2014年2月、3月，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先後舉辦了3場速達新能源汽車的項目說明會，並邀請速達交通集團的曹博總監介紹速達電動汽車情況，招募來自佛山、東莞、中山、江門、珠海、湛江、南寧等地分公司的代表。

隨後，合作夥伴們沒有了下文。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東之一李凱，先是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速達電動汽車與其尚有資金糾紛，隨後又表示不清楚具體情況。

2016年4月5日，南方周末記者致電速達電動汽車的貴州經銷商，貴州同興會新能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這家成立於2014年7月的經銷商，是速達電動汽車新的銷售夥伴。

一位接電話的工作人員稱，由於速達電動汽車的生產資質還在申請中，目前其銷售的是野馬C31電動汽車，主要面向政府部門，但可以為個人提供試乘試駕。工廠小車間生產、工人不夠熟練、生產跟不上。

四川野馬汽車公關部門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目前野馬新能源汽車主推SUV款的E70，C31項目已暫停，並未量產。

而前述工作人員還稱，河南的經銷商——河南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已經開始面向個人銷售了。

南方周末記者隨後發現，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網站無法訪問，此前公布的電話號碼已經是空號，工商登記的號碼無法接通，也沒有在114查號臺登記電話號碼。

奇怪的是，速達電動車官網新聞稱，2016年2月4日，速達電動汽車舉行了交車儀式，客戶為河南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澤厚。

來自河南周口市的王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速達電動汽車在全國多個省市的代理商，並非真正賣車，而是涉嫌非法集資。

這些代理商多數都是當地人，在家，或者租一個鋪面辦公，不斷約人喝茶聊天。

王先本人是集資受害人之一。2013年上半年，他隨當地代理商一起到速達電動汽車公司看廠房、土地，也到了太陽路總部。一個叫做張超義的經理出來給大家講公司現狀和前景，然後勸大家買公司原始股或者借款。

當時代理商給了王先兩個選擇，第一種是買原始股，按一年兩分給利息，等上市後就不給利息，分給股權；第二種是借款，4分利息。

2014年3月，王先投了二十多萬元作為借款。借款合同上寫著，“現集團公司為促進電動汽車盡快投產上市，特委托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在平等、誠信的基礎上，向內部員工預借部分資金用於電動汽車項目的建設”。合同上蓋的是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財務專用章。

一開始，王先每月按時能拿到利息，從2014年10月開始，利息沒了。找到代理商，對方不斷拖，然後放利好消息，讓再等幾個月。被逼到沒辦法，代理商說只是沒有資質，“等有了資質，就一馬平川了”。2015年初，部分借款人跟代理一起去速達總部討說法，但沒有結果。

2014年底，速達高息融資客戶一起組建了速達集資QQ群，目前群里有兩百多名成員，主要來自河南。

也有部分借款人提起了司法訴訟，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7份不同個人向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催還借款的法院判決書來看，借款從2013年5月就已經開始了。

這些借款合同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合同約定的借款金額，大於實際借款金額，而每月歸還的利息金額又是按照借款合同進行。王先表示，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規避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4倍的規定。

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日期為2008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寧誌剛。2014年10月15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與自然人寧誌剛、張超義出資成立了河南綠源電動汽車租賃有限公司，經營電動汽車租賃及銷售。

自2015年8月25日起，漯河市郾城區人民法院將他們的股權凍結，直至2017年8月24日。

從股東結構上看，這家公司和速達電動汽車沒有任何關系。但工商資料顯示，2015年4月30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的經營場所，從原來的三門峽市崤山路西段速達公司1號－6號樓（也就是速達總部），變更為三門峽風景區人工湖北風景區管理處東二層小樓。

由於此前有借款人圍堵總部，2016年春節過後，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搬離速達總部，保安熟練地告知來訪者，寶輪寺塔拐左、一條小道進去。

入股公司曾卷入傳銷案件

速達電動汽車位於山前、山後村的生產基地，至今只有一棟成型的四層的辦公樓，其余建築還只搭起主體框架，工地上長起了雜草。至今仍只能在試制車間而非工業化生產車間生產。

公司缺錢，蘇立在2015年下半年明顯感覺到這一點。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正常情況下，速達電動車公司會在每個月25日發上個月工資，2015年下半年，拖欠了三個月的工資直到年底才發。為此，大約有30多人離職。技術部門在2015年下半年召集了幾家供應商開會，本來是想一起解決系統協調性問題，結果意外地變成了供應商湊到一起要債。

李複活曾試圖在資本市場融資。2010年9月6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舉行啟動公司首發上市儀式，與中介機構正式簽約，力爭在創業板上市。直到2015年8月28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才在新三板掛牌，采用協議轉讓方式交易，流動性很小。

速達科技之後，速達電動車也啟動了新三板掛牌計劃，增資擴股。一家由利派（上海）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發起的《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壹期）》於2015年8月31日成立，存續期為18個月，計劃在新三板掛牌後合適時機退出。

該公司以商業機密為由，未透露這只基金的具體數額。

2015年2月，速達電動汽車承辦的2015三門峽春節電視文藝晚會，以“速達之春·美麗天鵝城”為主題。但是，速達電動車自己似乎並沒有迎來春天。

當年8月11日，李複活將其持有的13，433.6萬元速達電動汽車股權出質。速達電動汽車在2016年2月24日引入了一家新的股東——北京中奧伍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伍福公司）。

工商資料顯示，伍福公司註冊成立於2012年07月13日，與一個叫做“金健康”的涉嫌非法傳銷的組織有密切關聯。

據《黑龍江日報》報道，2014年6月，哈市阿城區警方得到線索，打掉了包括“金健康”在內的三個傳銷組織，嫌疑人的講課筆記，成為這起傳銷案件的重要證據。

該組織打著“金健康營養自助工程”的旗號賣保健品。2014年8月7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發布聲明稱與之毫無關聯。

伍福網已經刪掉了大部分關於金健康的內容，但是仍然可以見到新聞快照：2015年2月2日至4日，為期3天的金健康營養自助工程全國高級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

伍福公司的股東之一、法定代表人為宋自甫，“金健康”的運營主體、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一、法定代表人則是宋運甫。

但據中國體育報業總社訴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等一審民事調解書（2008）海民初字第12033號，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宋自甫。

由此來看，宋自甫和宋運甫是否為同一人？伍福公司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請求。

技術世界領先？

客觀地說，速達電動汽車並非“五年沒有造出一輛車”。

早在2010年9月12日，速達公司電動汽車就舉行了樣車運行暨整車裝配線開工儀式。當天，20輛電動汽車樣車駛向三門峽街頭。

2011年4月21日，速達公司宣告第一輛自主研發的純電動汽車下線。5個月後，三門峽市正式啟動了速達純電動轎車出租示範運營。

三門峽出租車司機老李說起速達就來氣，他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本來出租車8年到期要報廢了，市里硬是給延後了一年，讓我們等速達電動車出來，結果它就一直出不來，最後還是換了汽油車。”

在集團大門口左側，倒是經常停著兩輛白色速達電動汽車，司機稱主要用於接送公司內部員工外出辦事。

速達電動車的主要用戶是三門峽市政府下屬的部門，蘇立介紹，目前還有十多輛車在跑，速達電動汽車公司還專門為這些車配置了售後維修人員，目前車還沒有出過大問題。

最早一代速達電動汽車是在鈴木天語車身內搭載電力系統，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上海沿鋒汽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設計了速達SD01、SA01兩款車型。

速達電動車官網顯示，目前速達電動車有兩款車型，銀色三廂、藍色兩廂。速達三廂款車型，曾出現在2014年四川野馬汽車的展臺上，不過是冠以野馬C31的標識。

野馬汽車新能源汽車分公司總經理毛俊剛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野馬C31是與河南速達電動車產品合作，未來將由野馬汽車自行組裝生產，遲遲未能量產是因為產品還有待改進、提升，預計在2017年上市。

李複活在多個場合稱，速達電動汽車有三項核心技術具備世界領先，第一是能量回收系統，第二是內置式永磁同步電機，第三是電池能源管理系統。

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發現，自2011年1月至今，以“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為申請人的專利一共127個，其中發明專利39個，實用新型專利82個，外觀設計專利6個。

在含金量最高的發明專利中，處於專利權維持狀態的僅有3個（分別為：一種用於電池主動均衡的開關系統，電動汽車用動力電池組一致性在線監測裝置及方法，電動汽車轉向用自動閃光警示燈），逾期視撤失效5個，駁回失效2個，逾期視撤、等恢複1個，其余28個還在申請流程中。

徐為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速達電動汽車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拿到工信部生產資質。

蘇立覺得公司下一步最大的問題還是錢，他說自己還沒有拿到2016年2月的工資。

（應被訪者要求，蘇立、王先為化名。）

【社論】激活民間投資裨益無窮

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實現了良好開局，這與穩增長政策取得成效密不可分。數據顯示，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0.7%，相比2015年全年提高了0.7個百分點;然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卻同比回落了7.9個百分點，僅為5.7%，反差頗為明顯。

有鑒於此，在5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將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著力擴大民間投資列為議題。

民間投資的重要性十分顯見，乃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同時也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過去十年以來，民間投資占投資比重一直保持上升態勢，截至2015年底占比為64.2%，其增速通常也高出全社會投資增速2~3個百分點。但自進入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與全社會投資開始分道揚鑣，增速開始一路下滑。

增速為何下滑?最主要的是民間投資較為集中的制造業領域，面臨利潤下滑、去產能、去庫存壓力，整體處於收縮調整期，再加上不斷爆發的債務違約和破產倒閉案例，導致民間資本投資的選擇不多。這從各領域的投資增速中可見一斑，其中制造業投資27716億元，同比增長6.4%，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了1.7個百分點;而基礎設施投資15384億元，同比增長19.6%，比2015年全年增速提高了2.4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自2015年下半年開始發力的財政政策，重點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而基建項目由於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歷來皆主要為政府和國企主導。數據也顯示，一季度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則同比上升23.3%，占到總量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一定程度上對民間資本形成擠出效應。

針對民間投資增速回落，此番國務院開展專項督查，可見重視程度之高。而民間投資多為社會資本，天然具有逐利性。因此，欲提高民間投資熱情，關鍵要解決好投資回報問題。這其中，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給予民間投資可預期的投資回報和創造較寬松的投資環境，就是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的可取之策。如對於去年以來政府力推的PPP項目，可通過完善價格政策等，構建合理有效的PPP項目投資回報機制，以吸引民間投資參與PPP項目建設。

與此同時，針對民間投資在一些領域遇到的“壁壘”，要進一步打開投資空間，放寬市場準入，打造公平的營商環境。實質上，早在2014年11月國務院就印發了《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列出生態環保、農業和水利、市政基礎設施、交通、能源以及信息和民用空間基礎設施六大領域鼓勵社會投資。然而從實際效果看，當前上述領域的社會資本發展尚不充分，民間資本在進入上仍然存在一定困難和障礙。

因此，國務院派出督查組，圍繞上述文件落實情況，選擇部分地區進行督查，同時開展第三方評估，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克服不作為現象，十分及時且必要，如此可讓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真正釋放紅利。此外，應從法律角度確立民間投資主體的合法地位和根本權益，尊重和維護企業市場主體地位，以此消除其後顧之憂，增強民間投資的內生動力。正如李克強所言，各項政策對國企和民企要“一視同仁”。

如今，民間資本在全社會資本中占比已十分顯著，若能激發民間投資潛力和創新活力，對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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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轉型陣痛：傳統制造業節衣縮食，高新企業大手筆投資

傳統制造業企業主正在節省每一分錢。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民間制造業投資增速僅為5.4%，創下歷史新低。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發現，廣東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為了應對訂單量萎縮的困境，節省投資，亦不再擴大廠房、更新設備;部分企業雖然訂單量有所增長，但也只是購買新設備，致力提升產品質量。一句話，傳統制造業確實遭遇了投資低潮。

與此同時，高新技術產業表現繼續搶眼，部分企業主接訂單接到手軟，擴大產能的勢頭正如火如荼。

連續虧損不敢花錢

陳銘(化名)的工廠是東莞一家自動化設備制造商，已經連續虧損兩年。為了讓公司撐下去，他不敢再花錢去擴大廠房或購買設備了。

2014年，他們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每個月虧損30萬元左右。

其實陳銘的工廠並非沒有訂單。今年的訂單量雖然比去年下滑了3成，但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

然而在去掉原材料、人力成本等之後，利潤所剩無幾。他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已經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也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成本上漲得太快。

2008年，東莞最低工資標準為770元/月。2015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510元/月，不計通脹因素，比7年前翻了一番多。

陳銘的工廠現在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而普工的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他給記者盤算了一下，如果接100萬元的訂單，那麽去掉人員工資、社保、公積金、稅收、原材料等所有開支後，凈利潤不僅沒有，反而要虧掉兩三萬元。

本報記者接觸珠三角多家企業後發現，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盈利。

這些中小企業主也曾想過幹脆關門大吉，等經濟環境好轉時再卷土重來。但是，技術人員和研發人員大多是他們一手培養起來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資金，如果關門的話，再去尋找和培養這些專業人才太過費事。

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大家就都在堅持著。”

他前一陣子走訪當地部分企業後，發現今年部分企業主在招商引資的吸引下，去內地城市買地皮、建廠房。不過，更多的是選擇留在東莞，廠房面積維持不變。

他說：“有些企業主自己買了地，廠房也是自建的，自己用不完的話，就租給別人。大部分企業的廠房是租的，雖然需要支付租金，但為了客戶來看廠時好看一些，也在撐著。”

出手謹慎，小規模增加新設備

深圳的一位小企業主曾賢則在另辟蹊徑：他計劃縮小工廠的租賃面積，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放到產品和渠道上。

他已經有所行動。上個月，他花了三四萬元添置了一臺新設備，提高產品的精度。

曾賢的工廠主要研制MP4和智能穿戴之類的小電子產品。今年他們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倍，每個月的銷售額超過300萬元。目前雖然有三四十位工人，可加班加點也忙不過來，他計劃再招一二十人。

雖然訂單紅火，但他認為，租金和人力成本太高，擴大廠房面積並非長久之計。他希望將產能外包一部分到內地，自己的公司專註於產品研發升級和銷售渠道的拓寬。

與東莞相似，最近幾年深圳的人力成本也在蹭蹭上漲，最低工資標準也高於東莞等周邊城市。2015年，深圳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為2030元/月，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8.5元/小時。

在租金上，2015年初深圳的廠房類出租屋平均月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達11%，在去年住宅房價高漲的帶動下，租金又上漲了不少。

在人力成本、租金等紛紛上漲的壓力下，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將工廠搬回了內地人力資源豐富、成本較低的城市，只將研發和銷售部門留在了深圳。

也有一些企業為了應付客戶的看廠要求，雖然沒有撤走在深圳的工廠，但廠房面積大大縮小。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告訴本報記者，勞動密集型企業對用工成本和生產成本很敏感，因為他們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利潤空間被層層壓縮。

“沿海的發達城市幾乎都面臨這個困境。不少企業就被迫向海外或內地轉移。” 他說：“深圳已經有一批企業跑到印度設廠。雖然(印度)暫時面臨環境和配套等問題，但是假以時日，可能會對我們世界工廠的地位構成挑戰。”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則對本報記者分析，今年全國和廣東制造業的投資增速在放緩，除了經營壓力之外，也可能是因為部分企業主擔心經濟走勢，覺得現在並非擴大投資的好時機，就減少了投資。“民營企業在投資上相對會更加謹慎，市場沒有明確的信號，就不會輕易投。”他說：“也有一些企業主將資金轉去了容易生錢的領域，比如金融和房地產。”

高新技術企業“大手大腳”

王然(化名)是深圳一名3D傳感器制造商，他沒有上述成本煩惱，加上所在的行業前景光明，因此在投資上“大手大腳”。

與制造業投資增速放緩的勢頭相反，深圳高技術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由於業務增長勢頭良好，固定資產的投資駛上了快車道。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今年一季度全市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高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2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75.8%;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高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4.3個百分點，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67 .3%，同比提高2 .5個百分點。

其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62 .7%，同比提高4個百分點。

王然的傳感器量產不到1年，訂單金額已接近2億元。本報記者聯系他的時候，他正在忙著引進新設備。

他向記者表示：“我們的傳感器用於人臉識別，是個很新的領域，市場上買不到這麽新潮的設備，只能自己買零部件回來，再進行研發和組裝。”

由於目前的生產已經安排到四季度了，他不敢再接新訂單，只能等到廠房擴大後產能跟上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