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810/1363493.shtml
每经记者 周洲 发自昆山
8月7日,夜幕笼罩下的昆山富士康吴淞江厂区 (以下简称昆山富士康)比白天反而热闹一些,成群的年轻工人在宿舍楼进进出出,厂区周围的街道充斥着各地的口音,而一些高声的嬉闹似乎是在宣泄着上班后的压力。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在深圳富士康“跳楼门”事件频发之后,昆山富士康几乎落实了深圳富士康的全部改进措施,如在员工宿舍楼加装“防跳网”、加薪和减少加班时间,在昆山富士康都得到了推行。
然而新的问题也由此而生。据目前在昆山富士康任职的汪晓彬(化名)告诉记者,自6月2日加薪以来,因加班时间变少,获得加薪30%的一线工人,月终收入 反而比加薪前减少了。他在分析8月4日女工刘明跳楼的原因时认为,“昆山生活成本较高,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让这些孩子感到前景渺茫。”
凌晨3时的“意外坠楼”
昆山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金海近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8月4日凌晨3时,昆山富士康的一名女工跳楼,近30分钟后被送往医院,数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伤重不治死亡。李金海说,“警方初步结论是‘意外坠楼’,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中。”
昆山市玉山镇党委委员王云飞告诉记者,死者叫刘明,1988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刘明今年大学刚毕业,来昆山富士康属于实习暑期工。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与同事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工作表现也很好,事发前也没任何异常。”
鸿海精密集团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丁祈安称,目前不清楚“坠楼”的原因,昆山市公安局正对此调查。
王云飞还对记者提及,当地警方在整理刘明遗物时发现了两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从刘明的日常表现看,看不出她有这类疾病的迹象。”李金海也证实了王云飞提及的在刘明遗物中发现精神疾病治疗药物的情况。
加薪30%后收入较前减少
深圳“连跳门”事件发生至第13起之后,富士康集团宣布将实施加薪,幅度为30%~66%。经记者调查,昆山富士康也实施了这一调薪举措。
目前在昆山富士康任职机械工程师的汪晓彬告诉记者,“我们从6月初开始确实加薪了,幅度在30%~66%之间。不过,那些加薪幅度为30%的一线工人, 加薪后的收入却可能比加薪前减少。”汪晓彬解释说,“富士康加班费占比很高,约有一半左右。这次虽然加了薪,但加班时间也比从前少了。在调薪前,基本工资 加上加班费,一线工人可以拿到2000元/月的收入;但加薪30%后,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变成了1500元。”
王云飞也向记者证实,昆山富士康减少了加班时间,“从每月超过100小时的累计时间,减少至每月不足80小时。”
在分析刘明“坠楼”的原因时,汪晓彬不认为是由于昆山富士康工作压力大,“实际上从6月份开始,随着加班时间的减少,工作压力比从前小了很多。可能是个 人原因吧,比如钱比较少,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汪晓彬还认为,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加班时间的同步减少,加薪对一线员工的生活没有起到改善的作用;而对昆山 富士康来讲,加薪提高了成本,致使利润率更差。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两方都没有能够获益。
西进北上的产业转移路线
在深圳“连跳门”事件发生后,富士康集团启动了内迁计划,具体路线图概括而言即“西进、北上”。
事实上,“连跳门”事件和富士康集团内迁只是表面上的联动关系,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的地价高企、要素成本高涨及产业结构调整,让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代工帝国”富士康集团不再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定位,转而投向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正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来自发展模式的变化和要素成本(包括工资、地价)的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让位于收益更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必然趋势。”
史晋川认为,富士康已经从珠三角分步骤撤出,这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要素成本大致等同、地利位置同类的长三角地区来说,珠三角今天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致就等于长三角的明天。“现在的区别在于,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已经拉开帷幕,而长三角尚未开始,但这仍将是一个大的趋势。”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8/387716.html
站在昆山富士康吴淞江厂区(下称“昆山富士康”)的围墙外往里看,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这像一座大学。巨大的白色工厂区与通常的教学楼相似,墙体略带红色的员工宿舍楼成片排列,其中还夹杂着食堂和活动中心,与大学里的学生宿舍区并无二致。
实际上,昆山富士康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厂区共有员工50000多人,占地2500多亩。它还有另外一个“第一”的称号——全球个人计算器连接器第一大厂商。
和世界上所有大学都不同的是,这里的员工宿舍楼每一层阳台外都装满了防止员工坠楼的防护网,远望去白蒙蒙一片。
8月4日凌晨3点左右,23岁的女工刘敏(化名)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新装不久的防护网的虚弱。当她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阳台坠下时,花费巨资修建的防护网像蛛网般瞬间撕裂,刘敏继续下坠,跌至地面。随后,她被送到附近的昆山中医院,经抢救后宣告不治。
这是自富士康集团宣布加薪并迁移工厂至中西部地区后的又一起员工坠楼事件。这家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在深圳工厂发生员工连续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工厂迁徙、加薪、安装防护网等等。
但在刘敏落地的一刹那,这一切显得如此无力。
改进措施条条落实
刘敏,江苏徐州人,今年3月22日刚刚入职昆山富士康,主要从事简单的塑胶垫片包装工作。据初步了解,死者生前性格开朗活泼,坠落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确实。
实际上,只要刘敏再等两个月,她的底薪就会和其他同事一样,从1120元人民币涨到1500元人民币。这是富士康在继深圳工厂加薪后,在昆山厂区也开始推行的加薪政策。
一名员工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昆山富士康的厂中,师级(员工的层级划分)以下的加了30%,师级1、师级两个级别差不多加了600元。这样的话,每个月会有2000多元的总收入,“去掉800块钱左右的生活成本,还能有1000块钱寄回家去。”
而且,虽然“装配线上累得很”,但是厂区内连续加班已经不多了。有些作业线上白班要加2个多小时,夜班加1个半小时,但也有很多都是“标准22天8小时”,员工反而开始抱怨“没得加班,挣不到钱了”。
至少表面看上去,在这座外面看上去酷似一座大学的工厂区,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员工们也表示厂里的心理咨询热线也在正常运行,可以随时拨打。在深圳多名员工相继跳楼以后,富士康集团对于公众所做出的承诺,逐一数来,在昆山这个厂区也算得上是条条落实。
严格和封闭的工厂
傍晚6点多,下班时间,厂区西门的工人开始逐渐涌出。很多人已经脱去了清一色的白色制服,有的男员工穿着背心,边走边把手里的山寨手机音量开到最响,各种音乐在炎热的傍晚肆无忌惮地嚣叫着。
这些工人的脸孔和下课时间涌出学校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都有着20岁左右单一的青涩。但是不同于那些脸孔慵懒放松的大学生,这些工人浑身都散发着一 种异常明显的宣泄的渴望。这种宣泄渴望并不完全等同于青春期通常应有的情感焦虑,还有着在这个繁复紧密的工业时代个体被碎片化、原子化后面临的某种压抑。 这些压抑和焦虑统统伴随着各种山寨机在傍晚的空气中撕吼成一片。
这是这座工厂看似大学但又与真正的大学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外在一应俱全,但其内在却始终流淌着严格和封闭的血液。直到现在,富士康的厂区仍然对所有 外人都保持封闭,没有证件不能随意出入。即使是前来应聘的,都不能自行前往,需要有内部人士来门口统一带领进厂。就像其宿舍楼外蒙着的白色防护网一样,富 士康在外界看来仍然是一片迷蒙。
除了空间上的与外界封闭以外,最让员工感到无力的是其中等级分明的级别制度。从底层员工开始算,要经历“不铨叙”、“铨叙”、“员1”、“员2”、 “员3”,才能到师级,而师级还有从师1到师14不等。“如果没有大学文凭,就算干100年,也到不了师级。”一位富士康的员工说。
日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 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 音。
进退失措的青春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个体身份认知最严酷的考验,他们从农村寄希望而来,却在城市边缘附于冷酷的流水线而生,回头望却或因城市化进程而造成的土地 消失,或因自身已经远离太久而无法回归故土,而面前冰冷巨大的城市又无隙可钻。大量的年轻一代用自己的青春推进工业化转速加快,自己却进退失措。
富士康的工人们也许很少想到,这个城市崛起所带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娱乐设施等等,皆因他们的贡献而得以发展,却很少有人参与共享了城市进程所带来的好 处。在富士康继续向中国内部西进或者北迁之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企业、社会、政府的联手根本解决,那么各种现有的措施仍然会像刘敏身下的防护网那样一触 即溃。
富士康的大门前,每天仍然都等候着面试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将接受考验的,远不只是面试的几道题。
北上和西进无法终结富士康悲剧 重构企业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8月5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河南郑州举行盛大招聘会,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而就在前一天凌晨,富士康集团江苏昆山厂区的一女工从宿舍楼跳下,坠入防护网,跌至地面,后不治身亡。
这是继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曾连续发生“十二跳”事件之后,又一起令人痛心的跳楼事件。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这已不是昆山工厂发生的第一起跳楼事件,在深圳龙华工厂连续跳楼前,昆山工厂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是未被重视和曝光。
一边是求职者涌进富士康,另一边是富士康内部的员工用逃离生命的方式逃离这座“围城”。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与富士康已经构成为一对‘纠结 体’,中国离不开富士康——近千亿美元的制造出口能力和百万就业机会,富士康也离不开中国——到哪里寻找如此价廉物美的劳工资源。可是如果以青年工人的鲜 血作为这一‘纠结体’的润滑剂,却是反人类的。发展固然是硬道理,尊重人权却是天理。GDP再大,也不能比天大。”
为了摆脱员工跳楼阴影,焦头烂额的富士康也做了大量努力。除了调查、加薪,人们看到富士康上半年的重要动作是从深圳撤离,大规模迁往内地。“去深圳化”似乎成为富士康摆脱上述阴影的重要方式。
由于持续上涨的成本原因,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至内地。但是跳楼事件使得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2010年上半年“超速”在运作。 据说手机事业部、电脑配件等被要求在一至两个月内搬往烟台、武汉等地。现在,富士康从沿海到内陆地区的布局已全线展开:昆山、郑州、烟台、天津、重庆等多 个城市,均成为富士康棋盘中的重要棋子。
然而富士康的悲剧似乎不是靠北上或西进就能解决的,吴晓波在微博中指出。
在新的工厂招工中,虽然富士康已将员工的心理素质纳入了重要的考核指标行列,面试时将有专业心理咨询师与应聘者进行面谈,以了解其心智是否成熟健 康,从而决定是否录用。但昆山跳楼事件的发生,让人意识到,如果在富士康中,员工没有心灵的归宿感,如果企业的价值管理体系不发生改变,悲剧难以杜绝。
不容置疑的是,领导者在企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价值观和他建立的价值管理体系应该能够扮演心灵看护和救赎的角色。然而让人质疑的是,郭台铭在富士康企业文化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在郭台铭语录中,“独裁为公”、“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属于常见语汇。代工业的行业利润率下降不是秘密,富士康的效率和利润来源过于倚重对于员 工人力成本的压缩和控制已不是秘密。2009年年报中,富士康国际的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 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
一个故事或许能给郭台铭在重新建立企业价值体系的时候参考。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阵冷风,想吹得行人把大衣脱掉。寒冷的风凛冽刺骨,冻得行人直喊冷,结果把身上的大衣越裹越紧。而南风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春意上心,心里暖烘烘的,始而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
郭台铭的富士康中崇尚军事化管理,总习惯于用阴沉的面孔和严厉的语言对待员工。这样或许能体现管理者的强大和有力,能迫使员工们一时完全屈服于管理 者的 “威严”,按照管理者的命令亦步亦趋。也许最终员工们暂时妥协了,但富士康将付出更多代价之后,收获的将是更多的反对、抱怨和消极应付。
实际上,比严厉更有力的“武器”却是像南风一样的爱、关心和尊重,也就是让人们感到温暖。倘若富士康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管理中运用“南风”法则,尊重和关心下属,以员工为本,多点人情味,定能使员工真正感觉到领导者给予的温暖,激发工作的积极性。
倘若富士康中能建立互助互爱、相互尊重的价值体系与管理体系,必定将更有利于同事之间的合作,领导与员工间的沟通,更有利于提高彼此的工作效率,共 同提高绩效。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0820/144746.html
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生产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8日表示,计划大幅增加中国大陆雇员人数,以促进业务增长。鸿海精密在深圳举行的一 次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将把中国大陆雇员人数增加9%,至100万人。该公司还计划在2011年将中国大陆雇员总人数进一步增加20%-30%。
此前,受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的影响,社会舆论群起而攻之,政府也不断加大问责的力度,一时间令富士康备感煎熬。郭台铭在各方压力之下甚至曾威胁撤 资,将把部分大陆生产线撤回台湾,并研究加大越南的生产线,更会迁至印度等低成本地区。他当时强调,员工跳楼自杀属社会责任,企业无法承担太多的社会责 任,并称要把大陆的宿舍管理权、员工照顾权交还地方政府。
郭台铭更于股东会上表示,集团正在台湾寻找合适地点建设机械化的无人工厂,将 大幅减少流水线的作业员。不过,从近期来看,随着富士康的内迁,其招聘的员工也越来越多,单在郑州厂区就已经举行了9次专场招聘,每次招聘人数都大概在 200人以上。现在,富士康又开始高调宣布大规模增加大陆员工数量。这些都说明,国内工人吃苦耐劳的素质和低成本的优势,以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根本就是 鸿海精密这个“代工帝国”离不开的大树,他的威胁撤资基本上就是在向政府撒娇。对于如此大的制造企业而言,根本撤不出大陆。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19/3NMDAwMDE5Mjk3NA.html
富士康8月18日晚间向媒体披露内迁计划,深圳员工数量将从现在的45万降低到30-35万。同时富士康计划明年在中国大陆再招40万名员工,约占公司目前员工总数40%。
在18日晚间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富士康副总裁程天纵说,富士康不会搬离深圳,在深圳的员工会从现在的45万人降低到30到35万人,深圳的厂区会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程天纵向外界澄清,富士康正在进行的“西进和扩展”工程,不是外界所说的迁移,而是因为业务本身发展进行的扩张。今年上半年,富士康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未来富士康希望能够将员工总数增加到130万人。
另一方面,富士康的“西进和扩展”工程,是为了员工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自己的亲友生活在一起。在过去的坠楼案例中,大部分都是和家庭失去联系或者很少回家的。将来富士康的扩充和发展,将以招聘当地员工为主。让家庭的温情网、亲情网取代富士康布置的防护网。
而深圳厂区方面,富士康会推动员工“减量增质”,即减少一部分员工的数量,但是要提升员工的素质,增加他们的培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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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睇得開,富 士康嘅員工就真係未必做到,日日由朝做到晚,搞到早排出現十連跳、打齌超渡、搬廠以至起300萬呎安全防跳網等等……血汗工廠富士康嘅員工噚日自發喺深圳 龍華廠搞咗個以「珍惜生命、關愛家人」為主題嘅萬人誓師大會,呢個應該係富士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嘅員工運動。 之不過咁大壇嘢,就唔見親自坐鎮深圳幾個月、督導防止自殺工程嘅大老闆郭台銘蒲頭……咪話華華衰衰咁諗,郭總可能係驚到時班員工唔自殺轉為追殺佢,所以寧願響幕後默默關心。 李華華 |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902/1623782.shtml
每经记者 刘晓杰 发自武汉
代工巨头富士康自决定内迁后,瞬间成为各目标地的座上宾,但在地方政府的热情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其新一轮招工过程可谓喜忧参半。在湖北襄樊,经过多方艰辛努力才送40余位少年南下深圳,而这离富士康在当地的2000名招工计划差距尚远。
普工难招成常态
用工大户富士康的北上计划搅动了各地政府的心,也搅乱了各地用工企业的心,掀起一场场“抢人大战”。
“哪里应聘的人多,哪里就是富士康的展位。”河南省就业促进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该省年内要为富士康招聘培训员工10万名。在湖北,随着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新项目即将投产,“年内急需招普工2.8万名。两年后,员工人数最终达到6万人。”
之所以大量招聘普工,富士康武汉招聘人员给《每日经济新闻》的解释是“就是基层员工,也就是说能干活就行”,要求年龄为16岁~35岁,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裸眼视力不低于0.6。
“我们企业在两年前就已经遭遇了用工荒这个问题”,武汉某大型服装企业行政人事袁经理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富士康本来就是个用工量非常大的代工型企业,它的到来对我们肯定有影响。”据其介绍,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他所在的企业已经在提供基 本工资的基础上,“为每位员工都购买了基本的保险,还有节日福利。”
不仅在项目所在地武汉,湖北襄樊的一家机械制造厂招聘负责人金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自富士康来襄樊招人后,我们现在更难招到人。为增强优势,我们已经将工资上调至每月1500元。”
湖北襄樊市鄂西北人力资源市场主任沙鸿表示,“现在普工确实不好招,不只是富士康一家企业,所有的企业都遇到招工难这个问题。”
950元底薪被指无吸引力
截至昨日(9月1日),富士康派驻襄樊负责招聘的三人工作组在一周时间里只“抢”到了40余位合适的年轻普工,这距离招够2000名普工并送往深圳总部培训的任务还差得太远。
“我们专门为富士康设置了一个招聘窗口,他们工作人员就住在这里”,据沙鸿介绍,湖北省政府在8月10日专门为富士康招工的事情召开全省人力部门会议, 但各地工作成绩还并不乐观。“根据富士康工作人员提供的各地招聘数量统计,黄石招了2个人、咸宁有5个人、天门有2个人、仙桃和潜江都还没有招到人,就武 汉的情况最好。”在沙鸿的印象里,“以省里面下派任务的形式来为企业招工还是第一次。”
除适用型人力资源缺乏这个客观因素外,富士康所提供的薪酬“确实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地人告诉记者:“我们襄樊的普工月薪现在都有1200多元了,富士康只给950元的底薪,还是在武汉生活,我们肯定不愿意去。”
对此,沙鸿坦言:“客观地说,富士康给出的待遇也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解释道,目前,由于襄樊招商的引资力度比较大,有很多沿海企业都纷纷来襄樊投 资建厂,“他们都需要普工,有的企业都开出了每月1400元、甚至1600元的工资。”此外,他还认为 “很多人也想进富士康,但就是不想去深圳培训。”
企业软环境成重要标准
对于此次富士康招工遇冷的事实,某网站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姜永杰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这个情况的出现,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之前发生的富士 康跳楼事件形成比较恶劣的舆论影响;其次,富士康庞大产业园的工作环境与已经不太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频繁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接 受的。”
喜得龙(中国)人力总监李婷婷也表示:“可能是深圳那几次事件的影响,再有就是工资的问题。”据其介绍,现在的普工一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大都是在1989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以后的目标不明确,他们也不会把金钱看作是唯一的标准。”
在湖北省一家门户网站所做的关于“你会去富士康工作吗?”话题调查中,选择“不考虑”的人数比例是59.21%,考虑前三位的因素分别是:工资水平、企业氛围、发展前途。
上述袁姓经理就对《每日经济新闻》直言:“企业的软环境已经成了求职者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更多员工在乎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金钱。在我们这 种制造企业中,虽然员工素质不是很高,但待遇也不错,他们当下关心的是工作够不够舒心、有多少休息时间,而且考虑自身的问题也很长远。这是我接触制造型企 业员工后了解最多的想法。”
尽管进展不如人意,沙鸿仍表示:“工作再难也要做,下一步,我们将为富士康召开一次专场招聘会,全都是免费。”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927/1906040.shtml
每经记者 张初亮 发自上海
绿城的高负债率(资本负债率),一直颇受业内关注。而绿城“迅速开发销售”的经营模式,让其在2009年的业绩轻松翻了3倍,成为销售额仅次于万科的行业第二。2010年上半年,随着项目增多、规模进一步扩大,绿城负债率再度达到158.8%的新高。
不过这一切,或将在未来有所改变。9月25日,绿城在杭州玫瑰园度假酒店宣布成立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尽管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绿城总 裁寿柏年表示代建只是绿城新增长的一个业务,并不影响绿城原有直接开发投资。但毫无疑问,与“有地并且不差钱”的企业合作开发土地,或为绿城铸就一道最少 涉及资金链的安全防线。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薛迥文表示:“绿城采取这种代建的方式,说明绿城在开发管理能力上,超过了其整合资金的能力。而代建可以补齐绿城在资金整合上的空缺,使其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
代建规模越大越好?
在更早一些的8月,绿城方面即有消息传出已与多家“不缺钱”的企业开始接触,并将在9月份有所动作,即“和别人合作开发土地”。
而这一“合作开发”的模式,与以往“合作拿地、合作开发”并不相同。此前绿城已与多家企业合作开发,比如与西子合作的项目就有绿城西子紫兰公寓、绿城西子田园牧歌、绿城西子海棠公寓等数十个项目。
通过代建开发,绿城方面将极少动用自身资金。“代建模式有三种,项目代建即甲方已取得土地,或者甲方有很强的资金实力,一起拿地,在拿地之前跟我们有效对接,这是整个开发过程的代建,从工程前期,到整个营造、销售,包括到最后的售后和物管,由绿城来代建。”
“第二种叫资本代建,就是通过资金形式,通过基金,最后基金与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直接进行合作;第三种代建指政府代建,包括安置房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曹舟南介绍。
曹舟南是新成立的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表示:“大致规划根据董事长(宋卫平)要求,在三年内代建项目超过100个,销售形成1000亿元。”按照这一销售规模,三年内绿城代建规模或超过现有规模。
绿城总裁寿柏年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代建这块业务在绿城主营业务的比重,这个还很难预料,我们希望它能发展多大就发展多大。”
缓解资金压力?
8月份绿城发布中期业绩报告,其高达158.8%的负债率再度引发业内关注。与此同时,寿柏年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绿城完成今年670亿元的全年销售目 标存在一定困难。经过2009年的良好销售,绿城负债率一度降至105.1%,而2010年负债率的再度上升,正是由于上一年拿地在今年上半年的集中付 款。
而代建业务的开展,或将缓解绿城在资金方面的压力。寿柏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宗旨是造更多更好的房子,但以前我们的困惑是机会 多、钱不多,现在有了代建模式,我们投资这块会根据公司自身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增加。”而在提及代建业务的过程中,寿柏年表述最多的语句之一,就是“绿城 不出钱”。
薛迥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万科、绿城这样的企业,在多年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中,开发技术与管理能力成了其核心竞争力。以绿城的生产 能力,是可以完成每年700亿元的开发规模的,但资金方面的整合,跟不上其开发管理能力,这就促使其通过代建这样一种模式补齐其在资金整合方面的短板。”
品牌输出的喜与忧
在谈及代建业务时,寿柏年表示代建意味着绿城品牌的输出。“大家可能知道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全部把工厂一把火烧了以后,它照样生存。也就是说现在在行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品质的价值和品牌的价值。”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见证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后,给予绿城代建业务鼓励,但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可能代建项目出现了1%的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绿城品牌,就会砸牌子。”
住在杭州网首席评论员丁建刚也同样表示自己的疑问:“代建为谁代建,建什么样的房子,代建品质和自己开发的品质是不是一样?标准是不是一样,品质怎么把控?比如人员的组织等等?”
寿柏年称:“我们绿城率先在这个领域探索,通过品牌输出和产品输出来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源整合,来提高整个行业的管理效力和管理水平,使整个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薛迥文表示:“绿城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趋势,抢先做了房地产市场中的富士康。”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18/4MMDAwMDIwMTM4Mw.html
赶超万科,代建制或是一条路子。
虽说绿城集团10月份有好几个新盘开盘,但从前8个月的销售额来看,要赶超万科,貌似还要下狠功夫。
9月底,绿城集团常务副董事长寿柏年在杭州宣布成立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建”)时,业界一片哗然。
很多人以为发展代建业务是绿城规避高负债率,继续扩大规模发展的选择。更有媒体将绿城这条战略道路戏称为“富士康”,以表示对其战略的质疑。
然而,今年6月份曾为“绿建”做内部组建方案的兰德地产策略咨询机构总裁宋延庆却向记者透露,绿城现在提出的代建合作模式,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企业发展道路寻找突破口,并非为突破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
业内人士都记得,2009年年底,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发出赌咒:3至5年内赶超万科。
如果不寻找突破口,宋卫平上述豪言壮语估计只能成明日黄花,随风飘逝于西子湖。
“绿建”的成立,或是绿城寻求突围的一道新招。
“绿建”出世
据了解,“绿建”已注册成立,由绿城集团执行总经理曹舟南出任总经理,主要提供品牌输出与建设管理服务。
绿城决定“不出钱,不出地”,用“代建”的方式,规避和突破自身资金以及土地方面瓶颈。
绿城代建有三种模式:其中一种是与已经取得土地证的企业对接,由合作方承担全部或部分资金,绿城建设承担开发任务。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代建方不能提供资金,中小开发商没有丝毫与其合作的必要性。在宏观调控下,资金问题是中小开发商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不如将项目卖掉。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则认为,一个项目,中小房地产企业做下来获得的利润是20%,而绿城是30%,绿城从中赚取7%的管理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绿城集团副董事长罗钊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现在找绿城合作的中小开发商特别多。“我们将对这些企业进行多项调研,并做区域市场调查。”罗钊明如是说。
宋延庆认为,绿城需要作出一个可行性的合作模式,要对合作方进行一系列的调研,包括资金状况,就像是风投找项目搞调研一样。
绿城另外一种代建模式是与外部资本对接,通过成立平台公司募集资金。绿城负责开发建设,并与投资方共享收益。
对 于这个模式,罗钊明表示,绿城主要是参与和发起成立基金,拓展融资渠道。这被认为是绿城与资金对接的一个方式,如果在“绿建”的大池子里面,既有合作方提 供的代建项目,又有希望进入房地产投资的基金,“绿建”这个代建公司生意才会做好。否则,单纯拿钱去做代建,绿城本身紧绷的现金流不能支撑。
第三种模式是与政府安置房建设对接,由绿城的专业团队承担项目开发任务。绿城将根据项目的销售额或利润额提取7%-8%的分红。
对于相关媒体报道的“7%-8%的分红”,罗钊明澄清说:“保障房利润没有那么高,也就是在3%-5%左右”。
宋延庆则认为,保障房利润的高低关键在于如何与地方政府“谈条件”。“获得7%-8%的利润是很有可能的。比如,一个项目,60%用来建保障房,配建40%商品房,还有车库、车位和商铺,别说7%-8%,15%的利润都是有可能的。”宋延庆如是说。
宋延庆表示,开发商做商品房是为了利润,做保障房则是为了现金流。开发商做保障房,只要不赔钱就达到目的了。
“绿建”的成立,根本上是想为绿城另辟一条快速做大营业额的路子,希望能够除自身开发业务之外,找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宋延庆认为,成立基金其实就是想做大营业额。绿城有“雄心壮志”,想做行业老大,赶超万科。
未完的赌局
2009年底,绿城销售额达到了425亿元,并且斥资购买了17块地,土地储备达到3000万平方米。
当时,宋卫平认为,绿城土地储备和销售增长速度都远超过万科,以这样的速度,3至5年内超过万科,做行业老大,是没问题的。
为此,绿城2010年销售目标初步定在了900亿元,随后又改为670亿元,近期在眼看无法完成销售目标的情况下,再度将年度销售目标下调到了500亿元。
如果再继续下调,将接近2009年的425亿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看来,宋卫平在2009年底发起赌局的时候,并没有料到2010年4月份会出台“国十条”调控政策,绿城2009年大肆购买土地,不但没有实现快速开发,反而因为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形成了负担。与此同时,国内银行紧缩开发贷,绿城资金链紧绷,8月份负债率已经高达158%。
2009年中期的高负债率景象,再度出现。而这次宋卫平能否平安过关,还不得而知。绿城自2006年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后,也罕有再融资动作,在绿城负债率再度攀升的时候,绿城集团还没有成功募资为其解困。
“当一个开发商资产规模做到500亿的时候,就很难再做下去了,” 宋延庆表示,即使没有赶超万科的目标,绿城发展到销售500亿元的时候,也要面临一次重要的转型问题。
万科总裁郁亮也曾对媒体表示,万科年度销售额到500亿元的时候,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管理体制改革,而万科目前销售额达到800亿元,接下来要做1000亿元的管理体制调整。
万科的内部管理之严密,在业内早有口碑,而绿城并没有像万科那样做专业、科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绿城这种成立“绿建”的特别“超车”方式,业内人士也看法不一。
其实,绿城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几年前,阳光100、中体奥园等房地产企业就已经在做品牌输出,有的打出了名气,有的却没有发展起来。
绿城到底能挖得金矿,还是徒劳一场?
笔者发现,绿城高管在提及代建业务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的就是“绿城不出钱”。其实绿城自己也很清楚,代建方如果提供资金,一旦房子卖不出去,就会陷入呆坏账的境地。
如果不提供资金不提供土地,绿城主要做的也就是品牌输出了。
罗钊明指出,绿城在选择合作方的时候,有三个条件:第一,土地的权属证明必须是取得的。第二个就是对方对房产的开发理念和对产品的要求基本吻合绿城的定位。第三,必须具备非常好的资金条件。
宋延庆透露,阳光100早期做的品牌输出,主要是捆绑社会资本金,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现在阳光100已经独立发展,品牌输出方面涉及得比较少。
“我们在2005、2006年的时候也帮中体奥园做过这方面的咨询服务,当时他们要做的是纯粹的品牌输出,”宋延庆说道,中体奥园就是想走捷径,不需要任何付出,单纯赚取管理费。所以到现在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品牌授权估计也快要到期了。
罗钊明表示,在代建合作中,绿城将参与开发全过程,从前期管理、规划设计,一直到工程营造、成本控制、营销策划、竣工交付,以及到最后的物业管理。
宋延庆认为,绿城的输出品牌与中体奥园不一样,他参与开发全过程,再加上绿建是独立核算,流动资金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09/2100752.shtml
每经记者 徐洁云 发自上海
昨日(12月8日),我国台湾地区的实业巨头奇美集团宣布,旗下“CHIMEI奇美”品牌显示器产品线正式与富士康结盟,借助后者的渠道进入大陆市场。
资料显示,“CHIMEI奇美”是奇美集团2006年进军消费电子产业创立的自有品牌。目前由奇美集团旗下新视代科技公司负责全球营运,主要产品有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LED照明产品。
两年前,奇美曾尝试以自有品牌进军大陆市场。当时,他们选择了液晶电视整机领域,同时将电视整机产品交给苏宁电器负责独家代销及品牌、市场推广。不过第一次尝试并不成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苏宁方面获悉,当时的合作维持了不到半年便宣告搁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面板业受到较大冲击,奇美选择收缩战略,自有品牌整机在大陆市场的推广被叫停。”上海苏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此,奇美方面则表示,苏宁渠道试验的效果并不理想,公司对液晶电视产品的策略有所转变,故在大陆的布局至今仍是暂缓。
将奇美电子卖给鸿海1年后,奇美集团自有品牌的大陆策略再度启动,此次公司选择让LED液晶显示器出任“先锋”。
为什么会选择显示器先行?CHIMEI品牌看中该领域市场较高的增长性。CHIMEI奇美液晶显示器事业处兼照明小组处长余冺乐表示,因受全球市场的强势需求催化影响,大陆LED液晶显示器市场预估至今年底可成长至25%。
奇美的目标是计划2011年CHIMEI液晶显示器在大陆销售30万台以上,并在3年内挤进显示器市场的前十。
在渠道方面,公司选择鸿海旗下富士康的渠道。余冺乐透露,CHIMEI在大陆的渠道布局及开拓策略上,将采用CHIMEI显示器品牌结合富士康现有渠道 为主体。未来在一级战场,如北京、上海、广州的赛博、百脑汇、太平洋等主要IT卖场,将通过富士康快速建立旗舰级品牌形象销售店面。此外,还将通过富士康 旗下的渠道于年底前在全国主要省份,建立超过20家以上的省级代理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奇美集团了解,公司预计在2012年视渠道运营状况,决定自有品牌液晶电视整机是否再度投入大陆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奇美品牌自有电视整机投入大陆市场突围的难度较大,且渠道选择也有难度。基于中小尺寸面板的显示器可借富士康在IT产品领域较为成熟的渠道进行铺货。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28/2164796.shtml
每经记者 郭新志 发自成都
近日,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成都宣布,富士康成都基地平板电脑 (iPad)2011年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今年7月富士康作出在四川投资iPad项目决策,10月22日正式投产,从建厂到投产只用了76天,创造了富士康全球建厂史上的奇迹!
此前郭台铭在接受美国 《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盛赞“成都速度”。
12月24日,郭台铭在成都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将追加在川投资规模,原定2011年在蓉生产的iPad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富士康相关人士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将力争用5年时间把成都打造成为富士康在全球最重要的基地、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基地。此次,在成都的投资,应是上述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按照此前的整体规划,在产业链整合上,富士康将通过扩大产能,把全球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放到四川,加快引进上游配套厂商,在西部形成完整产业链,加速产业链各环节在四川的垂直整合,带动相关产业,提升四川的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