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債券基金PIMCO今天發布公告稱,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Paul McCulley將於月底離職。
McCulley是PIMCO創始人、前首席投資官格羅斯的親密戰友,於2014年5月受格羅斯聘請就任PIMCO首席經濟學家。
在提到他的離開時,PIMCO現任首席投資官Daniel Ivascyn表示:“Paul去年5月被比爾格羅斯招募回到PIMCO團隊,他們兩人的親密友誼和合作保持了20多年。我們理解Paul離職的決定。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祝願他前程似錦。”
2014年9月26日,傳奇投資人、被稱為“債券之王”的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宣布離開自己在1971年創立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並加入Janus Capital,繼續從事債券基金管理工作。
McCulley表示:“我就任時就說過,我接受這份工作是為了和格羅斯並肩工作。我想以一名經濟顧問的身份,做自己最喜歡的算哪件事:思考、寫作和‘高談闊論’。我在這里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我將在其他地方繼續自己喜歡的事業,我可能會去學術界。PIMCO將是我心中永遠的聖地。”
McCulley在PIMCO最後的工作日為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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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美國2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29.5萬,遠超預期,失業率5.5%,創七年新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聯儲很可能在3月聲明中去掉“耐心”措辭,美國走在加息的道路上。
美國2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29.5萬,遠超預期的23.5萬。非農就業人口連續12個月增幅在20萬以上,為逾十年來最強升勢。2月失業率 5.5%,較1月的5.7%進一步下降,創2008年以來最低,預期為5.6%。不過,2月平均時薪環比增0.1%,低於1月的0.5%。2月勞動力參與 率62.8%,略低於預期和1月的62.9%。
多位經濟學家對美國非農就業報告進行了點評。
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Jon Hilsenrath:
美國2月非農就業數據強勁,美聯儲正走在“3月FOMC會議上去掉‘耐心’措辭”的軌道上,將就是否在6月開始加息展開爭論。
耶倫上周在國會證詞表明,美聯儲有可能在3月會議上去掉“耐心措辭”,今年6月加息的大門就此打開。
不過,這不表明美聯儲一定會在6月行動,美聯儲官員想要看到產出、就業和通脹的表現。目前,美聯儲的擔憂是通脹持續低於2%目標水平。
2月平均時薪同比增長2%,這與過去四年平均水平大體一致。美聯儲許多官員們認為,失業率下降,勞動力市場閑置在減小,給他們足夠的信心,認為通脹會朝2%目標前進。
黑石:
美國2月非農就業報告強勁,美聯儲可能會在2015年6月或9月開始加息。
摩根大通:
美聯儲在3月17~18日議息會議上撤銷“耐心”一詞,幾乎已成“板上釘釘之事”。
法巴銀行:
2月失業率5.5%,已經進入FOMC委員們預期的長期失業率目標5.2%~5.5%範圍內,為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首次,美國已實現充分就業,這給美聯儲更大壓力,為加息鋪路。
道明證券:
美國就業增速強勁得離奇,撤銷前瞻指引中“耐心”措辭,的確表明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會提高,但美聯儲仍然有可能推遲行動。
荷蘭國際集團經濟學家James Knightley:
新增就業人數超過預期,失業率下降,唯一令人失望的是工資增長沒有預期那麽紮實。美國2月平均時薪增長0.1%,低於預期,表明目前源於勞動力市場的通脹壓力依然疲弱。
彭博策略師分析師TJ Marta:
雖然名義平均時薪增長低於預期,但實際時薪取得2008年以來最快增速;從2008年的經驗看,名義工資增速下降的趨勢將會反轉。
凱投宏觀:
盡管美國薪資漲幅仍然疲軟不堪,但美聯儲不能再在加息之前表現得猶豫不決。
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Justin Wolfers:
美國2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29.5萬,12月數據32.9萬沒有調整,失業率降至5.5%,這才是真正的經濟複蘇。
美聯儲將於3月17~18日舉行FOMC會議,屆時市場將高度關註美聯儲是否在聲明中去掉“耐心”措辭。上周,耶倫表示,去掉“耐心”措辭,表明美聯儲在未來任何會議上都有可能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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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否為中國的一廂情願?習近平是否真的「夢太大」? 《今周刊》特別專訪澳盛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以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視野,為讀者解答六大爭議及疑問。 整理‧楊卓翰、謝富旭 Q1:「一帶一路」是針對新絲路經濟體的海外投資計畫,對中國國內經濟成長真的有幫助嗎?是否會衝擊中國的資金流向? 劉利剛答(以下簡稱答):「一帶一路」的建設,旨在鼓勵企業資本走出去,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化、提升基礎設施。資本的輸出,短期內對於中國國內的經濟成長,的確不會有直接助益。 現階段來看,中國四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中,有一.五兆美元(約四十五兆元新台幣)是投資在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公債,非常沒有效率。 「一帶一路」另一個重點,就是將這些資金利用得更有效益,透過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跨國金融機構,來投入實體經濟項目上。因為這樣的出資,未來中國外匯存底可能會下降。 另外,我們也看到去年第二季度開始,中國的資本帳戶有逆差出現,代表資金正在淨流出,同時人民幣最近也有貶值的壓力,都會加速外匯存底的下降。 但這是健康的,因為中國完全不需要現在四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此舉不僅可以分散美元波動造成的匯損,也對中國長期經濟有幫助。 爭議》 海外砸錢 考驗中國人民的世界觀Q2:如果「一帶一路」短期內對中國內部經濟成長沒有明顯效益,那麼計畫的長遠戰略目標是什麼? 答:很多觀點認為,「一帶一路」的目的是將過剩的產能輸出去,但我不認同,比較大的目標應該是,對相對落後的亞洲國家,進行新一輪的工業化。 當初中國、韓國在進行工業化時,日本因為擁有相對成熟的技術及較多的資金,鞏固了他們的製造、重工業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打造的國際競爭力,迄今仍屹立不搖。 所以,中國長期的目標不應該是輸出過剩的產能,而是輸出自己在工業化階段累積的經驗和資本,並增加國際經濟、政治的影響力。 如果中國只是藉此單純輸出本國的低端產能,那麼很快地,各國抵制的力量就會很大,計畫就很難長期走下去。 Q3: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正深受空氣汙染及其他環境汙染之苦,此時政府當局卻提出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計畫,是否會引起一些民怨? 答:的確,現在有一些這方面的疑慮,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對外及對內的問題,都要同步解決,因此政策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對於城市汙染,不見得需要硬體的投資,而是從法制、制度面去處理。 這絕對是中國需要加強的地方,也是「十三五」規畫中不能迴避的大問題,同時,考驗中國人民的世界觀,能不能看到「一帶一路」為中國帶來較長遠、規模也較大的好處。 疑慮》 投資石沉大海?不以回報率定義成功Q4:「一帶一路」是否能為中國某些企業帶來競爭力提升的機會?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答:在第一階段,跟基礎建設有關的行業,像是高鐵、能源、建築、鋼鐵、重機等這些「硬需求」的行業,是首先受到帶動的。當中國資金走出去,這些已經在海外發展的基礎設施企業,也比較有優勢。 如果「一帶一路」做得好,就會有第二階段的效果。當交通變得便捷,這些中亞國家從中國、歐洲兩端的進出口,會變得更方便。 縮短商品和服務的時間後,中國整體的製造業,也會享受到競爭優勢。另外,中國中西部的城市,因為這些建設,也會看到直接的經濟增長。 這時候,台灣的優勢就可以出現。不只電子行業,台灣在其他基礎建設也有很成熟的技術。同時,很多台商在中國生產的商品,可以透過「一帶一路」很快地走出去。例如台灣企業在四川重慶、成都的電子行業,透過直通中亞、東歐的鐵路,會比海運要縮短半個月,這樣對台灣的企業也有很大的幫助。 Q5:和美國馬歇爾計畫對比,當時在歐洲投資成功的「民窮國弱、百廢待舉」客觀條件,似乎不存在於新絲路經濟體。「一帶一路」是否「夢太大」? 答:從資金面來說,「一帶一路」的建設國家對長期投資的資金需求,是絕對存在的,而且難以被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滿足。 因此,「一帶一路」只要做到一件事,就能成功:就是對當地的長期融資能夠穩定、持續。 另一個疑慮就是,這些透過亞投行的投資,可能石沉大海,拿不回來。其實,基礎設施硬體的收益率,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們應該看綜合的收益率,也就是對於當地市場需求的提升。 當初「馬歇爾計畫」施行,美國從投資歐洲國家復建工程所得到的獲利,只是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馬歇爾計畫」造成歐洲國家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和依賴,才奠定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的基礎。因此,對於「一帶一路」的成功,也不應該用狹隘的回報率來定義。 回過頭來看,這整個計畫最致命的問題,將存在第一階段。如果一開始的基礎建設沒有做好,各國就會對這個計畫反彈。因此,成功關鍵就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透明、有公信力的制度。 策略》 組織架構開放透明 淡化「中國成分」Q6:中國該如何做,來化解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對亞投行的阻力?中國又該如何降低「一帶一路」造成「中國力量擴張」的疑慮? 答:最好的策略,當然是邀請他們加入亞投行,就像中國正在做的一樣。 另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必須在初期,就要維持透明、開放的組織架構,這就是中國需要這麼多國家加入的原因。 雖然中國在亞投行的出資比率很高,但是有了英國、德國、澳洲等國家,可以引入比較高的國際標準,監督這些融資和投資效率。 亞投行需要被認為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中國的組織。如果這點沒有建立起來,將可能遭遇很多困難。例如印尼在六○年代,就有過反華的風潮;像越南、印度等國,也對中國有複雜的恩怨。 「一帶一路」需要採取一種更開放的策略,淡化「中國成分」,要不然抗拒心只會更強。 劉利剛 現職:澳盛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亞洲發展銀行學院資深研究員學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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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 提出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于2013年以102岁的高寿去世。科斯在81岁时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 会成本”,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同时,他还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对中国经济问 题提出忠告,字字珠玑,其言无价。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 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 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 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 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 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 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北京動用行政手段大舉干預資產價格,是為了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必要之舉,但在救市初步有成之後,更大的挑戰在後面。「暴力救市」改變了市場的運作方式,中國股市必須重回資本市場的基本規則。 撰文•陶 冬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 ∼ 中國前領導人 鄧小平二十三年之後,中國政府真的出手,沒有關掉股市,不過改了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關了作空者的退路,也關了股市集資之門。 六月中旬開始,A股市場經歷了一場浩劫,股價暴跌,對股民財富、市場信心均是摧殘。證監會整治場外配資、查處過度槓桿,從監管的角度是正確的,不過其後果 卻是當局做夢都想不到的,股市市值在三周內的損失,超過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德國的整個國內生產毛額(GDP)。去槓桿帶來拋售壓力,指數下跌導致更多結構產 品被強制性清倉離場,觸發火燒連營,股市一瀉千里,半數以上的上市公司需要停牌自救。 救市是不得已之舉 防制市場恐慌、防範系統性風險A股暴跌,不僅影響市值、財富、消費,更可能成為觸發潛在系統性風險的誘因。此次市場調整,銀行的參與度不算太高,不過券 商、資產管理公司的槓桿超高,遠超過監管所允許的水準和公共數字所見,金融企業的資本金一般較薄弱,難以承受跌市中強制平倉的重創。同時貸款炒股的企業不 在少數,抵押物業炒股的個人也不在少數。 更可怕的是,結構產品、衍生產品、場外交易大行其道,金融資產的風險傳播管道變得不可捉摸,監管帶來的拋空反噬,加深了資金的恐懼,加大了市場的動盪。 筆者認為,北京動用行政手段大舉干預資產價格,乃不得已而為之,是制止市場恐慌所必需,是防範系統性風險所必需。 政策干預反市場 恐加深外資疑慮 北京的「暴力救市」,雖然與美國聯準會二○○八年干預債市,和二○一二年歐洲央行干預匯率在技術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質上均為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手段,不設 上限、不設時限地買斷金融資產,試圖用天量的流動性來撲滅恐慌之火,乃非常時期之非常舉措。救市是為了從進入惡性循環的市場非理性行為中跳出來,為了避免 整個金融體系,甚至整個經濟被熔化。 救市,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排山倒海的賣壓逆轉了,市場情緒有了初步的改善,但是更大的挑戰在後面。資本市場並非兒戲,政府突然改變遊戲規則,無視市場規 則,主宰參與者的生殺大權。這種反市場的政策干預,與資本的本性格格不入,與中國政府近十年致力建設符合市場規律、與國際準則相接軌的資本市場大相逕庭。 可以說,這是建設和培育資本市場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可能推遲中國開放資本專案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同時外資對於進入中國市場必然更猶豫,摩根指數( MSCI)勢必延緩將A股加入其指數的進程,甚至國際貨幣基金(IMF)接納人民幣成為特別提款權(SDR)幣種的決定,都可能受到影響。 同時,中國股市的集資功能也受到嚴重傷害。資本市場的核心,在於資金在公平、透明平台上進行公共募集,信譽、信心十分關鍵,而此是建立在對遊戲規則、監管 條例、資訊流通、合約精神的尊重和認同之上的。政府干預股市,踐踏了市場的共同準則,改變了市場的運作方式。政府有公權力來執行它的意志,不過資金則可以 選擇以腳投票,不參與今後的集資活動。對於中國股市,如何重塑信心是擺在政府、監管、企業和投資者面前的共同挑戰。 此次股市暴跌的最大教訓,是從投資方到監管、從政府到媒體,多數人對市場失去了敬畏之心,以為政府意志就是上帝意志,以為自己就是股神,只看到槓桿的賺錢 能力,只看到金融創新所帶來的繁榮。其實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風險,但是選擇漠視風險,以為自己在風險爆發前可以全身而退。幾乎所有人都強調中國市場的特殊 性,其實貪婪、瘋狂遠大過國情的特殊性。 輕忽風險終釀大禍 葬送人民血汗錢 政府、媒體是幫凶政府站在入市干預的勝利者台上,不過它又是失敗者。這輪市場上揚,既沒有基本面支持,也沒有企業盈利的支持,北京憑著央行印鈔權,硬要打 造出政策牛市,考慮不夠周全。在對互聯網金融、衍生性金融商品不甚了解的情況下,放開監管尺度,聽由市場任意搭建風險管道,最終釀出大禍。國家媒體並不熟 悉資本市場運作,偏要運用壟斷的話語權,連篇累牘地鼓吹牛市剛開始的論調,葬送了大量百姓的血汗錢。 政府暴力救市,取得初步的效果,不過這並沒有給資本市場一個句號,而是帶來更多的問號。其中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是,政府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股指打到 四千五百點後又如何?沒有理由北京無限期地持續救市,萬一之後再掉頭向下,會不會再救?如果不斷救市,北京就成了投機勢力的提款機;如果不救市,民情壓力 勢必巨大。 筆者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唯一出路,就是回歸資本市場的基本規則,讓市場供需決定資產價格,讓資產估值引導投資決策。只要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政府不應該救 市,也沒有能力無限期救市。過去試圖通過資本市場改變實體經濟的作法,根本是本末倒置的。搞好實體經濟,為企業打造好的營商環境,是政府的本分;將精力放 在鼓吹政策牛市、推動市場槓桿上,則進入了偏門,早晚會釀出大禍。 至於投資者,回歸基本面才是投資正道。「經濟不降,股市不升」,那是歪理,放著有盈利增長、有分紅的公司不買,追求小股 槓桿 英國政府在一九九二年英鎊匯率之役,輸得一敗塗地,不過這反而將英國造就成全球金融中心。無他,懂得亡羊補牢而已。 |
「我們能從金融危機裡學到什麼?」這是馬丁.沃夫(Martin Wolf)想探討的問題。身為倫敦《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用大量數據來解釋危機為什麼發生,以及未來我們該怎 麼辨。本刊摘錄這本新書的精華內容,讓讀者一窺這位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是如何思考問題的。 趨勢觀察1 看新興市場:都中了「縮減恐慌」魔咒「史上擴張性最強的貨幣政策,加上民間部門積極尋求投資收益,一定會造成某種經濟脆弱性。」 二〇一三年五月,聯準會主席柏南奇公開談到聯準會減少購買資產的可能性,當時聯準會是以每月八百五十億美元的速度購入美國公債。請注意,當時柏南奇並非宣 布聯準會馬上就要放慢購買資產的速度:聯準會要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才宣布降低每月的資產購買額一百億美元。也請注意,聯準會並非真的緊縮貨幣:柏南奇不 過是公開提到,聯準會未來可能減慢增持資產的速度。 儘管如此,長債殖利率仍應聲大漲:五月初到六月底期間,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升至二.五%,升幅略高於八十個基點。這引發一場「縮減恐慌」 (tapertantrum),世界各地的市場對超寬鬆貨幣政策將結束的可能性,均有顯著反應,新興經濟體可能因此受到特別嚴重的衝擊。 海外舉債,買賣方同謀高風險賭注雖然沒有事情發生(柏南奇發言後,聯準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並未改變任何做法),市場卻大受衝擊,原因之一是柏南奇的發言顯示,美國貨幣政策的轉捩點可能就在眼前。但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新興經濟體的弱點。 此外,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世界頂尖金融經濟學家申鉉松指出,國際上對新興經濟體民間債券的需求增加,已導致這些經濟體出現新的外部弱點。 這些債券的買方,希望藉由承擔較高的放貸風險,在超寬鬆貨幣環境裡獲得較高的收益。賣方則把握以外幣舉債成本較低的好處。賣方因此承擔起幣別錯配的風險: 債務以外幣計價,資產則以本國貨幣計價。這些借款人等同壓注他們的本幣不會顯著貶值。研究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人,會覺得這情況似曾相識, 令人不安。 隨著聯準會收緊貨幣政策,美元可能將進一步升值,美元債券的價格則料將下跌,而美元資本的流向可能一如二〇一三年夏天那樣逆轉(見上固)。 隨著美元債券價值下跌,這些債券的發行者將被迫拿出更多本幣做擔保品。這會擠壓現金流,促使資本支出下跌。本幣貶值,將使這些公司承受更大的壓力。背負重債的非金融企業可能因此破產,危及包括銀行在內的本地債權人。 史上擴張性最強的貨幣政策,加上民間部門積極尋求投資收益,一定會造成某種經濟脆弱性。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什麼政策啟示?啟示之一是,如果企業獲准在海 外舉債,政府對資本流入的管制將幾無作用。另一啟示是,貨幣方面的調整,將暴露出幣別錯配的問題。雖然一如IMF指出,這種調整對管理我們這個波動的世界 至關緊要。最重要的是高所得國家要恢復正常的貨幣環境,同時避免導致全球動盪,將是十分棘手的事。 趨勢觀察2 看中國經濟:失速將比預期猛烈「長期而言,投資成長快於消費是沒道理的。那很可能是投資過度、產能過剩,且投資報酬正在下跌。」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應付全球經濟尋求新平衡狀態的調整,還包括適應中國經濟可能出現的嚴重放緩。新興經濟體在危機爆發後表現優異,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濟表現優異。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危機,讓淨出口不再是中國經濟重要需求來源,而中國政府馬上意識到此一變化。那麼,什麼取代了淨出口? 中國緩成長,打翻一船新興經濟體 中國政府的應急方案,是藉助信貸膨脹大量增加投資,使得投資毛額占GDP的比率增至近五〇%。與此同時,二〇〇七至二〇一二年間,民間消費占中國GDP的比率保持在三五%左右,以所有其他經濟體的標準衡量,這都是極低的水準。 好在投資大增,完全抵銷了淨出口萎縮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二〇〇九年。此後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降低了,而中國的經濟成長也放緩了。這種高度仰賴投 資,做為中國經濟需求來源的異常情況無法長久,原因有兩個。先講長期原因: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而投資不過是生產的一種中間形態。長期而言,投資成長快 於消費是沒道理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很可能是投資已變得過度,產能嚴重過剩,而且投資的經濟報酬正在下跌。再講短期的原因。投資的規模本身取決於經濟 成長率:經濟成長率越高,投資占GDP的比率通常也越高。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一如所有人(包括政府)的預期,中國的投資需求很可能將急跌,而這將令中 國經濟需求失去一股重要的支撐力量。 金融壓力很可能將導致中國經濟加速放緩。中國近年快速的信貸擴張,是受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產生豐厚盈利的預期驅動。如果經濟成長令人失望、資產價格下跌,許 多新貸款可能將變成壞帳。雖然中國政府無疑有能力應付想像得到的損失,這種經驗將使它在未來對信貸擴張的態度變得謹慎得多。簡而言之,中短期而言,中國頗 有機會出現比預期猛烈的經濟放緩,而趨勢成長率隨後將顯著降低。 趨勢觀察3 看德國後市:經濟出現超大外部失衡「高儲蓄率,手段是抑制德國人的消費以補貼製造業,結果是常常打擊到世界其他各國的製造業者。」 德國經濟出現顯著的外部失衡,也就是出現了巨大的經常帳盈餘。下圖簡單的呈現了這一點。 第一面,呈現在該國的總體經濟收支上:民間部門維持大幅的財務盈餘(民間儲蓄超過投資),由經常帳盈餘吸收過剩的民間儲蓄。這不是德國決策當局刻意造成的,但它發生了。 另一面,則是提升競爭力,而這確實是決策當局曾想過的事:將薪資成長率壓制在微不足道的水準,確保實質薪資成長落後於生產力成長。假以時日,德國向來強大的出口導向製造業之競爭力將進一步增強。企業盈利和儲蓄對GDP的比率,也將因此上升。 北京大學的佩蒂斯教授對德國的政策是這麼說的:「德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旨在產生快速的就業成長,手段是抑制德國人的消費以補貼德國製造業,結果是常常打擊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製造業者。」這是以鄰為壑的政策,效應正是令德國的鄰國變窮。 現在該走的路,是大力刺激經濟 想像一下,我們有兩種政策可選:大力刺激經濟,以及執行緊縮政策。如果經濟體中有大量產能閒置,而我們選擇大力刺激經濟,結果將是經濟更強勁的復甦。 因此,如果我們犯了樂觀的錯誤,代價將是通膨超出預期,然後我們將修正政策。但如果我們犯了悲觀的錯誤,代價將是經濟規模永久萎縮。後者的代價比前者慘 重。因此,我們應該冒的風險是大力刺激經濟,因為緊縮政策的代價比較大。而且,在經濟產出如此大幅下跌後,經濟體中確實很可能有大量產能閒置。我們因此更 有理由冒險執行擴張政策。 我們必須盡全力恢復經濟成長,從需求面和供給面雙管齊下。我們也應盡全力確保類似的危機不會重演,同時設法保存開放的世界經濟體和整合的金融體系的益處。 這需要超出多數人認知的激進改革。我們不能只是從世界經濟的錯誤裡記取教訓,還必須據此有所作為。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下一場大危機爆發時,我們開放的世界 經濟體可能將毀於大火。 書名:面對轉變輿衝擊的年代作者:馬丁.沃夫(Martin Wolf)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日期:2015年9月30日 整理.楊少強 |
原本最有可能升息的一次機會,美國卻基於國際不穩定因素而決定按兵不動。聯準會主席葉倫真的是為避免引發市場動盪?還是看到什麼我們沒看見的經濟「黑洞」?《今周刊》越洋專訪前摩根士丹利亞洲區董事長史蒂芬.羅奇徹底解析。 九月,美國聯準會例行會議決定不升息,市場沒什麼掌(漲)聲,徒留一堆問號,且漸成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緒。 原本已達升息的成熟時機,美國失業率降至五.一%,來到五年多來低點,逼近二○○七年經濟繁榮承平水準。經濟成長率動能再現,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經修正後高達三.七%。此外,金融市場也對九月升息做好心理準備。 然而,八月的一場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再度打亂了聯準會的步調,葉倫公開對外宣稱不升息的理由主要是:海外展望與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可能對經濟活動造成一定的壓抑。 葉倫此說法,按邏輯來說,並沒有錯。國際經濟如果不好,本來就會拖累美國出口,連帶影響美國國內經濟。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目前正飽受資金外流之苦,誇張一點地說,把決定不升息的葉倫,視為穩定全球金融市場的「媽祖婆」似乎也不為過。 不過,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現為耶魯大學傑克森全球事務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顯然持有不同看法。接受本刊採訪時,羅奇直指這次不升息的盲點:「超低利率,正是造成全球金融市場愈來愈不穩定的核心問題所在,這次不升息 的藉口竟然是著眼於金融市場不穩定,這豈不是倒果為因的邏輯嗎?」羅奇認為,消除金融市場不穩定釜底抽薪之道,就在於如何把超級寬鬆與超低利率的不正常現 象,回歸正常化。他說:「柏南克的寬鬆貨幣政策(QE)不能說沒有功勞,但是QE對實體經濟的復甦沒有幫助,甚至會帶來資產泡沫與信貸泡沫的種種後遺症, 因此,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政策工具,應該就要引導它退場。 」 葉倫的憂心——消費力
二戰以來最弱的復甦 事實上,從一四年開始,羅奇就已主張聯準會應該及早進行升息動作。在他看來,九月中旬聯準會對利率之所以「該升而未升」,在於葉倫看到了一些官方數據之外「旁人看不到的問題」,諷刺的是,這些問題的根源,其實又是來自聯準會的長期低利。 羅奇搬出數字說明,美國GDP總規模從○九年至一四年間,淨增加了二.五兆美元,但同一時間,因為不斷地QE,導致聯準會的總資產從九千億美元激增至目前的四.四兆美元。 換句話說,聯準會五年來總計釋出了高達三.五兆美元的貨幣,但實體經濟規模卻僅增加了二.五兆美元。「三.五兆美元減去二.五兆美元的差額約一兆美元,這 些錢,全部跑到了對實體經濟沒有明顯幫助的金融市場裡。」當然,股票與債券持有人是占了不少便宜,「但大部分的人,包括中產階級在內卻沒得到什麼好處。」 美國經濟的「無感復甦」,正充分表現在疲軟的個人消費支出成長率上。羅奇指出,度過○八與○九年的衰退後,一○年迄今,美國經濟大體維持二.三%上下的中 低速成長,占經濟比重高達七成的消費支出理應也有同步成長才對。但事實上,美國消費支出(通膨調整後)在過去七年半中只擴張了一.四%。 「如果用實質國民成長所得來衡量,這是自二戰之後最弱的復甦。我們的確做得比其他國家好,但實在是非常疲弱而且令人擔心的復甦,尤其對美國家庭與消費者而言。」羅奇憂心地說。
葉倫的警覺——失業率
實情恐超過官方數字一倍 至於金融風暴以來,美國經濟復甦一項最強而有力的證據:失業率從一○%降至迄今的五.一%,也被羅奇質疑這背後藏著一個不能說的祕密。
」
葉倫的憂心——消費力
二戰以來最弱的復甦 事實上,從一四年開始,羅奇就已主張聯準會應該及早進行升息動作。在他看來,九月中旬聯準會對利率之所以「該升而未升」,在於葉倫看到了一些官方數據之外「旁人看不到的問題」,諷刺的是,這些問題的根源,其實又是來自聯準會的長期低利。 羅奇搬出數字說明,美國GDP總規模從○九年至一四年間,淨增加了二.五兆美元,但同一時間,因為不斷地QE,導致聯準會的總資產從九千億美元激增至目前的四.四兆美元。 換句話說,聯準會五年來總計釋出了高達三.五兆美元的貨幣,但實體經濟規模卻僅增加了二.五兆美元。「三.五兆美元減去二.五兆美元的差額約一兆美元,這 些錢,全部跑到了對實體經濟沒有明顯幫助的金融市場裡。」當然,股票與債券持有人是占了不少便宜,「但大部分的人,包括中產階級在內卻沒得到什麼好處。」 美國經濟的「無感復甦」,正充分表現在疲軟的個人消費支出成長率上。羅奇指出,度過○八與○九年的衰退後,一○年迄今,美國經濟大體維持二.三%上下的中 低速成長,占經濟比重高達七成的消費支出理應也有同步成長才對。但事實上,美國消費支出(通膨調整後)在過去七年半中只擴張了一.四%。 「如果用實質國民成長所得來衡量,這是自二戰之後最弱的復甦。我們的確做得比其他國家好,但實在是非常疲弱而且令人擔心的復甦,尤其對美國家庭與消費者而言。」羅奇憂心地說。
葉倫的警覺——失業率
實情恐超過官方數字一倍 至於金融風暴以來,美國經濟復甦一項最強而有力的證據:失業率從一○%降至迄今的五.一%,也被羅奇質疑這背後藏著一個不能說的祕密。 「這種擔心未免過慮。」在摩根士丹利服務期間曾長期派駐香港、鑽研中國經濟的羅奇,對此說法不表認同。他分析,中國經濟對聯準會的利率政策並非外界所想的 那麼敏感。「中國正進行從高成長的製造業到低成長的服務業的轉型,方向是正確的。美國利率政策不至於會影響大到改變中國轉型的方向。」亞洲開發銀行 (ADB)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也認為,開發中國家政府如果夠聰明,與其擔心美國升息,應該把重點放在追求自己國內更健康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只要持續強 化金融市場與結構性改革,就更能培養出抵抗國際利率波動的耐受力。他強調,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實證研究顯示,對直接外資愈開放的開發中國家,在各種 國際金融危機中所受的傷害就愈小。 魏尚進同時提出警告,美國升息愈是拖拖拉拉,反而愈會為自己帶來風險。因為,不正常的低利率環境,無疑是變相地讓渴望合理配息率的投資人去承受更高的風險,這可能會誘發未來更激進、更突然的利率調整。 那麼如何因應聯準會延後升息的金融情勢,調整自己的資產配置?國泰世華銀行投資研究團隊首席經濟學家林啟超表示, 九月聯準會雖暫緩升息,但更早之前的七月,葉倫在國會表示,今年升息是適宜的,因此十月或十二月遂面臨「不得不升」的窘境,否則難脫打臉之慮。 林啟超表示,若無意外,聯準會今年稍後仍將升息,但金融市場會把關注焦點放在中國。這意味年底之前市場極可能將有一波不小動盪。現階段最好降低債券部分、降低新興市場股市部位,並增加現金才是較穩健的作法。 撰文 / 謝富旭、蔡曜蓮、歐陽善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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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頓並未沈迷於微觀調查數據,他從未放棄對社會加以總體認識、整全認識的努力。所有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頓那種貫通微觀、宏觀、實證等幾大經濟學科門類的巨大野心和傳統做派。
諾貝爾經濟學獎常被視作“終身成就獎”,以往得獎的學者在得獎時往往已退出學術第一線。可今年的獲獎者安格斯·迪頓從1970年代活躍至今,兩年前剛出版力作《逃離不平等》,今年還在持續發表高質量論文,他的獲獎實至名歸。
迪頓的獲獎,很自然地使人聯想起這些年逐漸變熱的“新發展經濟學”。麻省理工學院一些知名學者領銜的團隊,主張采用隨機對照實驗(RCT)的方法,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地廣泛開展田野實驗,微觀地、具體地研究貧困地區人們的實際經濟行為。這類方法在當下極為盛行。可真正了解迪頓的工作後就能明白,他是個有些“老派”的學者,對這些新方法有所保留。他曾表示,如果缺乏理論基礎,不了解經濟運作的基本機制,隨機對照實驗只可能得到很膚淺的結果。
要全面理解迪頓的思想,必須先回溯他早年的成名工作。他在1980年出版了與米爾鮑爾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全面總結了消費行為的研究範式,這些研究都是當時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差不多同一時期,他們又在頂級學報《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名為“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的論文,提供了一種簡明易用的估算消費者需求的模型。這個模型後來被廣泛用於各類經濟分析和政策評估,也使得這篇文章成為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之一。
所以迪頓最早就是從拓展經濟理論出發,開始自己的學術工作。當時的主流消費理論是由兩位諾獎得主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亞尼奠定的。由於條件限制,過去總是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方法來實證檢驗那些經典理論。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數據逐漸變得豐富,統計所需的技術手段也逐漸成熟。迪頓用自己發明的工具來檢驗數據,發現居民消費並未像理論所預測那樣隨著收入變化而同步變化。居民消費的變動非常平滑,這一點以當時理論尚不能作出有效解釋,後來被稱為“迪頓悖論”。
在迪頓的黃金時代,一流經濟學家都要同時開展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用理論推進我們對這個世界內在經濟規律的認識,用實證來檢驗和修正現有的理論,兩者相輔相成。迪頓本人就用實證方法發現了很多理論的偏誤。但到了1990年代之後,數據集逐漸變得豐富,理論發展的腳步開始放緩,更多的學者開始專註於實證研究,迪頓也不例外。
在這個潮流中,迪頓在實證研究領域作出了驚人貢獻,發表無數論文。美國當時已經進行很多深入家庭的微觀調查,公布了大量數據集,催生出大量研究成果。迪頓深知數據本身並非人類行為的完美對應,拿到任何數據,先要了解它的來源和認識它的局限,然後在理解調查背景和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上加以闡釋。他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調查分析》一書對這類數據的分析要點作了全面總結,堪稱經典。近年來,中國有一些學者和機構也開始做自己的微觀調查數據集,方興未艾,而迪頓的書正是此類研究的重要參考。
而且迪頓在研究過程中,把註意力逐漸轉向了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認識迪頓的研究興趣。其一,迪頓畢業於劍橋大學,受過很好的博雅教育,不管他的老師如羅賓遜、卡爾多,還是年紀略長的阿馬蒂亞·森,都對發展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迪頓承認受到這些師友的巨大影響。第二,發展中國家的調查數據往往存在嚴重問題,加上社會制度背景與發達國家極為不同,數據更為難解。實證專家在這個領域有極大的施展手段的空間。
對一個極度貧困的地區而言,GDP、工資、養老金這些常用概念可能缺乏意義,當地人追求的只是有飯吃、能吃飽、有營養等目標。迪頓的大量研究就圍繞這些基礎的問題來進行,探究貧困地區真正有效的測量、評價指標。值得註意的是,他在這過程中並未過度沈迷於微觀調查數據,總是用宏觀的、來自不同機構、不同測算方法的數據加以比較,研究其中的異同。他沒有放棄對社會加以總體認識、整全認識的努力。
迪頓不斷地運用計量工具來分析發展中國家,也在不斷指出現有工具和統計數據的重大缺陷。他在2005年出版的《印度貧困大辯論》即是一例。印度是一個如此複雜、多元的大國,要準確測算印度的貧困水平就是一個巨大挑戰,不用說探討印度的脫貧進展。迪頓用了很多高超技巧證明印度的貧困人數的確有所下降,但分布並不平均,也導致了許多新問題。一個地區的數據總是既冗余,又稀缺,還有太多不可靠的地方。迪頓就不斷地身體力行,向我們示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理論與現實之間,抽樣調查與深度訪談之間,似乎總有一道難以彌合的鴻溝。現在的中青年學者往往采取激進姿態,深入田野,站在現實這一邊。現實不會有錯,如果理論難以解釋現實,那就拋棄它吧。可老派的迪頓不這麽看。他還在堅守自己對經濟學的整全認識,不斷探索分歧所在,希望能讓理論、實證達成一致,微觀、宏觀融為一體。他的這種立場極有意義。作為一個實證方法論大師,他清楚認識到多數實證數據的局限性。在這些局部性的研究成果背後,總還需要邏輯一致的經濟理論加以推廣。
迪頓的知識極為淵博,研究主題無所不包,從最初的個人、家庭消費行為到健康、貧困問題,再到現在流行的福利研究,深入主流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大多數經驗研究者都受惠於迪頓某個或多個領域的研究。我們很難對他進行歸類,但所有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頓那種貫通微觀、宏觀、實證等幾大經濟學科門類的巨大野心和傳統做派。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現任教於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