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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第一位雇員故事：被辭職被裁員 神馬財富都跟他無關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4/148359.html

i黑馬：比爾·費爾南德斯是蘋果第一位雇員，工號第四位，創辦時他是拿時薪的技術員，到上市時，別人都當領導去了，他還是拿時薪的技術員，沒有期權，沒有股份，沒有上升空間，他選擇離職。
 
當了幾年自由職業者，走投無路，又找喬布斯尋求幫助，他回到了蘋果，當時是項目經理。過了幾年，他出現在裁員名單中。
 
他並不像大家想象那樣，是初創員工，公司上市後大富大貴，這一切仿佛都與他無關。喬布斯到底在想什麽？


比爾·費爾南德斯（Bill Fernandez）最有名的事跡，就是介紹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相識了。作為籠罩在名人陰影下的小人物，費爾南德斯不僅見證和參與了蘋果改變世界的過程，自身也經歷了命運的曲折起伏。在本文中，費爾南德斯談到了蘋果公司創業初期的特色，第一臺Mac的研發過程，以及用戶界面的未來發展。
可以說，Apple II是個人電腦中的“萊特飛行器一號”。

1903年，萊特兄弟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行，當時有很多其他發明家正在試圖把自己制造的小飛機升到空中。而在1977年，當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和史蒂夫-喬布斯推出Apple II的時候，正在努力組裝個人電腦的書呆子也是數不勝數。

但沃茲擊敗了他們，拔得頭籌，而喬布斯知道怎樣讓它大賣熱賣。

Apple II是讓蘋果真正成其為蘋果的產品。它就是那個時代的iPhone，重新定義了之後的每臺個人電腦。

沃茲尼亞克的極簡主義原則是Apple II成功的真正關鍵。他把很多技術和組件集成到了一起，其他人從來沒有把這些東西融合在同一個設備上。而沃茲尼亞克在這個過程中，使用了數量盡可能少的組件。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這是“第一部開箱即用的低價計算機，就算你不是科技高手，也可以搞定。”

可是，沃茲尼亞克雖然是個天才，Apple II卻差點沒能從設想變成現實，成為大家可以使用的產品。

丹尼爾-科特肯（Daniel Kottke）是蘋果最早的一批員工之一，他說，“1976年時，Apple II甚至無法運行。沃茲的原型機可以運行。但是，當他們把它制成電路板後，它就無法可靠地運行了......這是不能接受的。沃茲自己也沒有足夠的技能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比這還要糟糕的是，他們就連原理圖都沒有。”

蘋果剛剛從投資者那里獲得了投資，聘請了羅德-霍爾特（Rod Holt）擔任公司的首任工程負責人。霍爾特接受這份工作，進入蘋果公司時，他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就是沒有原理圖。當時沃茲的Apple II原型機就是一個紙鞋盒，里面有一堆電線和芯片。小小的蘋果團隊不得不把=從這個驚人的概念機出發，把它變成一個可以制造出來、可以在店面里銷售的產品。

霍爾特把這第一個任務交給了公司的技術員比爾-費爾南德斯。

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方面，幾乎沒有人比費爾南德斯更了解沃茲尼亞克的設想。兩人從小就是鄰居，小學四年級就認識了對方。在念高中時，費爾南德斯告訴沃茲尼亞克，有個孩子和沃茲一樣喜歡電子技術和惡作劇，他們可以認識一下。那個孩子名叫史蒂夫-喬布斯。

後來，沃茲尼亞克弄到了一堆不同的電子器件，帶到費爾南德斯的車庫，在那里組裝了一臺領先於時代好幾年的工作計算機。沃茲在創辦蘋果之前，曾在惠普公司擔任初級工程師，當時他還幫費爾南德斯在惠普謀到了一份技術員工作。所以這兩人擁有長期共事的歷史。
  為了讓Apple II成為一種可以制造出來的產品，蘋果公司需要所有組件的全部技術規格，這就是霍爾特分配給費爾南德斯的任務。

“沃茲設計東西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他的頭腦中進行的，”費爾南德斯說。“他唯一需要的文檔就是幾頁筆記和圖紙，來提醒他整個架構是怎樣的，棘手的部分又在哪里，公司需要的是一份完整的原理圖，來顯示所有組件究竟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

這意味著，霍爾特和費爾南德斯不得不對沃茲尼亞克的原型機開展反向工程，才能制造出更加標準的、可以重複生產的產品。

“費爾南德斯和霍爾特研究邏輯板，以便畫出原理圖，因為他們不相信手上現有的那份原理圖，”科特肯說。“他們確實有邏輯板，所以他們對其實施反向工程，以便制作出一份原理圖。”

費爾南德斯說，“我從沃茲寫在方格紙上的幾頁筆記的複印件出發，畫出了第一張完整的Apple II原理圖。我以前與沃茲合作過……這個工作的原理雖然簡單，但過程很複雜。我認為我們畫出了一份漂亮的原理圖：邏輯清晰，易於確定組件之間的關系，並易於追蹤數據和邏輯流。”

這個方法獲得了成功，機器制造出來了，他們創造了歷史。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聲名鵲起：這兩個勇於進取的年輕人，在加州的一個車庫里開啟了計算機革命。

但我們集體記憶的空間，只能容納得下有限的名字，歷史通常不會記得像比爾-費爾南德斯這樣的小人物，盡管事實上，如果沒有費爾南德斯，那麽Apple II可能永遠不會成為開啟個人電腦時代的設備。實際上，如果沒有費爾南德斯，甚至可能從來都不會有一家名叫蘋果的公司。

沃茲尼亞克的發小

費爾南德斯的父母是在斯坦福大學結識的。一家子搬到桑尼維爾時，他年僅五歲。費爾南德斯的整個孩童時代都在那個社區度過，他的母親在斯坦福大學做遠東研究工作，因此他們家的裝飾采用了簡約的日式風格。

費爾南德斯家所在的地方，是一個中產階級社區，居民主要是工程師，當時北加州技術熱潮正在高漲，這些工程師受雇於惠普、美國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洛克希德，以及美國國防工業的多家技術承包商。他們中很多都在自家車庫里開辟了車間，對新興的高科技熱潮抱有極大的熱情，而且他們喜歡和鄰居家的小孩聊這些事情，偶爾也會和他們分享工具和多余的零件，向他們傳授技術知識。

費爾南德斯說，“我喜歡做木工活兒，有時希望自己是在櫥櫃匠人住的街區長大。但是，我是在電子工程師住的街區長大的。”

費爾南德斯的父親是當過辯護律師、高級法官，還在桑尼維爾當過一段時間的市長。母親則是“20世紀50年代時的超級媽媽”，這是費爾南德斯的原話。

讀中學時，費爾南德斯迷上了電子產品。13歲時，他做了一個可以發出五彩燈光的盒子，使用一系列開關，可以輕松控制燈光的開和關。14歲時，他設計了一個電動鎖，按照順序按動按鈕，來控制它的開啟和閉合。15歲時，他做了一個電視幹擾器，可以讓電視機停止接受信號——沃茲把它帶到大學，用這個東西和同學玩惡作劇。

但在1970年，當費爾南德斯16歲，沃茲20歲的時候，沃茲從大學回來，兩個人開始了他們最為雄心勃勃的項目：使用從科技公司Tenet（沃茲在這家公司當程序員）申請來的20多種電子器件，組裝他們自己的計算機。幾年來，沃茲一直希望用數量盡可能少的組件，組裝成可以工作的計算機，他把自己對這臺計算機的設想畫在了紙上，但是他一直沒有硬件來測試這個概念。

沃茲弄到零件後，把它們帶到了費爾南德斯的車庫，於是兩人就開始著手把沃茲畫在紙上的設計圖變成現實。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只是一個很基本的實驗：他們做出的設備只比計算器高級一點點，沒有微處理器、屏幕和鍵盤，只能處理打孔卡，而且輸入的返回結果是一系列閃光燈標。但是，作為個人電腦來說，它已經超前時代了好幾年，而且蘊含著極大的潛力。

兩人把它稱為“奶油蘇打計算機”，因為他們在費爾南德斯家的車庫里工作的時候，休息期間會騎著自行車去一家連鎖超市，購買他們最喜愛的飲料Cragmont奶油蘇打水，然後在工作的時候飲用它。

在做這個項目的幾年之前，有一天，費爾南德斯與喬布斯一起散步，看到沃茲正在洗自己的車，於是他介紹這兩個人認識。喬布斯和沃茲立刻就成為了朋友。

“我們當時只是小孩子，他們只是兩個熱愛電子技術的同道，”費爾南德斯說。

喬布斯中學時期的朋友

喬布斯和費爾南德斯是在初中時交上朋友的，當時喬布斯轉學到了費爾南德斯的那所學校。

“我們都是書呆子，不善交際，挺聰明，”費爾南德斯說，“我們對彼此有吸引力，其他很多孩子的關系建立在膚淺的基礎上，但我們對那些東西都不感興趣。我們不想為了受人歡迎，而過那種淺薄的生活。所以我們沒什麽朋友。”
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兩人很多時間都在一起玩，特別是在費爾南德斯的家里玩。費爾南德斯母親在裝飾居家時，采用了註重細節的日本風格，喬布斯受到了這種風格的吸引。現在回想起來，費爾南德斯認為，對於喬布斯的極簡主義設計趣味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早期影響。喬布斯常常在費爾南德斯家出沒，費爾南德斯的母親很喜歡他，覺得他就像自己的另外一個兒子，費爾南德斯說。

費爾南德斯和喬布斯都喜愛的技術——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而且他們倆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思考一些很深刻的事情，他們喜歡在一起探索各種想法。他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一起散步。

“我和他無數次在周圍的居民區散步，特別是在附近一些尚未開發的荒地里漫步。我們談人生，談世界，談各種事情，”費爾南德斯說。

對於喬布斯來說，散步這個習慣貫穿在他的整個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當和蘋果公司的員工、矽谷的同行、記者、朋友相約見面時，喬布斯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庫比蒂諾或帕洛阿爾托的露天區域，長時間地一邊散步，一邊聊天。

蘋果的第一名雇員

介紹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認識不久後，費爾南德斯註意到，這兩個人也自己出去玩。他們在兩件事情上開展合作：電子項目和惡作劇。最終，兩人開始一起做專業項目。喬布斯和雅達利公司的諾亞-布什內爾（NoahBushnell）談妥，為該公司開發電子遊戲《突出重圍》（Breakout），他讓沃茲尼亞克一起做這個項目。

隨後，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創建了一個名為蘋果的小公司，喬布斯決定，沃茲設計的計算機（後來被稱為蘋果I）可以打包出售給其他愛好者。與沃茲尼亞克相比，喬布斯對蘋果公司的事情更加用心。作為一名工程師，沃茲在惠普表現出色，當時他很樂意一輩子在那里工作。但是，計算機革命正在風起雲湧之際，沃茲卻沒能進入惠普的個人電腦團隊。於是，他把自己的設想畫成草圖，並在業余時間對原型機進行試驗，希望盡可能少的組件組裝出一臺計算機。

隨著Apple II進化成為突破性的Apple II，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認為是時候創建一家公司了。當時有很多公司都想成為個人電腦領域的先驅者，對於蘋果能否脫穎而出，沃茲沒有什麽把握，因此他不打算從惠普辭職。

另一方面，喬布斯對蘋果是全身心投入的。但是他需要幫助。所以，沃茲和喬布斯找到了費爾南德斯，他當時和沃茲尼亞克一樣，也在惠普工作。費爾南德斯說，兩人告訴他，蘋果需要一個電子技術員，他是他們認識的最好的電子技術員，不知道他是否願意到這個小公司工作。

費爾南德斯心想，“他們是我朋友，蘋果不是那種很穩定的公司，我會在一個車庫里工作。不過，反正我也沒結婚。”

於是，他決定試試。

蘋果當時還算不上一個正式的公司，費爾南德斯需要先從惠普辭職，然後再為喬布斯和沃茲工作。但是，當他於1977年年初進入蘋果的時候，邁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剛剛成為該公司的投資者，蘋果計算機公司正式成立。費爾南德斯成為了該公司的第一名正式全職員工。

沃茲尼亞克說，“費爾南德斯是蘋果公司的早期創始圈子的一員。他是這個家庭的成員。他的工號排名第四，但我們讓他加入是在邁克-馬庫拉（工號第三）之前。”

科特肯說：“有三個人可以爭奪‘蘋果公司第一個雇員’的稱號。我、費爾南德斯和史蒂夫的妹妹派蒂。1976年初夏，派蒂的工作是把芯片插入Apple I主板上，報酬是每塊主板1美元。然後在1976年6月，我進入這家公司，喬布斯把那份工作給了我。我從來不知道他給派蒂的報酬是1美元一塊主板。喬布斯給我的報酬是每小時3美元，但我一小時可以做完的主板遠遠超過三塊。所以雇傭我成為了史蒂夫-喬布斯的首個節流舉措。他本來可以給我和他妹妹一樣高的報酬。所以這個角度來看，我可以說自己是蘋果公司的第一個員工，但後來夏季結束了，我回到學校去完成學業，然後在1977年1月，蘋果正式成立了，公司有了資金，他們雇傭了比爾-費爾南德斯。“

雖然蘋果現在是一家公司了，它仍然還不怎麽正規。

費爾南德斯回憶說，“喬布斯和我曾經輪流去對方家的車庫，做些這樣那樣的東西，”他說。“我騎自行車去他那里，或者他騎自行車到我這里。但現在，我開著自己的黃色小皮卡車去他那里，在他的車庫里工作，有些好笑。我們在那里制造東西，組裝主板，研究處理器技術。”

那時，是由他們兩個人承擔著一個新生公司的日常重擔。費爾南德斯是技術員，幫助組裝和焊接器件，制造東西，並且提供反饋和建議，這是他的分內工作。但作為唯一一名雇員，他也會為公司的雜事跑腿。

“只有我一個雇員。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喬布斯和我，因為沃茲還在惠普工作，”費爾南德斯說。“喬布斯和我在車庫里。沃茲在惠普、他的公寓和車庫之間奔波。有時候我坐在車庫里，沃茲進來說，‘你一定要看看這個程序，’……事情在發生、壯大、不斷前進。總是在向前進。”

Apple I是一個不錯的開端，Apple II則獲得了巨大成功。車庫已經無法容納蘋果了，公司搬到了庫比蒂諾史蒂文斯溪流大道的第一個辦事處。沃茲辭去了惠普的職位，全職到蘋果工作。

“空氣中有一種魔力，你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費爾南德斯說。“我們感覺自己會改變世界，會給社會帶來巨變。我們覺得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人們想擁有自己的計算機，我們正在滿足這種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賦予權利給普通人，讓他們做到之前無法想象的事情，我們把技術的潛在威力交到了普通人的手中。”

第一次離開蘋果

但是，隨著蘋果身價暴漲，成為新興的計算機革命的一個縮影，隨著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成為怪咖英雄的典範，蘋果的一些早期員工變得迷茫。

這其中就包括費爾南德斯。

羅德-霍爾特被聘為工程部負責人之後，成為了費爾南德斯的頂頭上司。費爾南德斯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技術員，幫助打造了蘋果的早期發展軌跡和產品。但是當這家初創公司變得企業化時，費爾南德斯仍然是一個技術員，並且越來越多地做一些讓他感到無法實現自身價值的工作，“這真無聊，”他說。

他和霍爾特相處得很好，但是當費爾南德斯向霍爾特要求晉升機會時，卻沒有如願。1978年，蘋果公司的員工增加到100名，並且開始準備上市。兩年後蘋果上市時，籌集到的資金是自從福特汽車公司上市以來最多的，並且讓300多人成為了百萬富翁。

但是，1978年，就在比爾-費爾南德斯尋找機會，希望在蘋果從事更高級的工作的時候，關於股票期權的流言開始在雇員中傳播。當時蘋果公司沒有人力資源部門來處理這個問題，向員工解釋情況，但一些員工覺得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股票期權。

“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件大事。”科特肯說。“蘋果公司的政策是，只有工程師才有股票期權。很多公司也有這樣的政策，秘書沒有股票期權，在一般情況下，拿時薪的雇員也沒有這個資格——只拿月薪的工程師才有，費爾南德斯是工程部拿時薪的技術員，而我是生產部拿時薪的技術員。”

因此，只能做裝配原型機的技術員，沒有希望獲得提升，而且又無法獲得尊重，享有股票期權，費爾南德斯決定離開蘋果，這時距離進入車庫工作剛剛18個月。他的朋友們正為經營公司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安靜的費爾南德斯離開了公司。

“我在那里沒有上升空間，”費爾南德斯說。“我當時很天真......隨著公司的發展，聘請了越來越多高層次的人才，對於只能當技術員，沒有機會升任工程師，我感到厭倦和不滿。”

費爾南德斯得到一個工作機會。他高中畢業後與一些人共事過，這些人現在已經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公司，專門制造計算機組件，他們給了費爾南德斯提供了一個當產品工程師的機會。

“所以我離開了蘋果，以便發展自己的事業，”費爾南德斯說。

他說，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這意味著我可以真正發明一些東西，創造一些東西。”

可惜的是，這家公司在技術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因此費爾南德斯不得不做他在蘋果時做的那種技術員工作。這很讓人失望，一年後，費爾南德斯離開了這家公司，不知道自己職業生涯的下一步將邁向何方。同時，Apple II持續熱銷，蘋果公司上市之際，費爾南德斯在蘋果的很多朋友都變成了百萬富翁。

費爾南德斯說，“我們做了選擇，就得承擔選擇的後果……帶著一系列後果繼續生活。”

在日本當文藝青年

離開這家組件制造商後，費爾南德斯轉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他離開了技術領域，開始尋找更大的意義。他離開了美國。

“我的興趣愛好一直很廣泛，”他說。

其中一個興趣就是武術。費爾南德斯是合氣道棕帶。合氣道是日本人的一種武術形式，以防禦為主，強調平靜與一致。由於母親的緣故，費爾南德斯一直對日本和遠東地區感到好奇，再加上他自己學習合氣道的經歷，促使他在1979年離開矽谷，前往日本。

“我獲得了文化簽證，然後去了日本呢，在那里住了兩年，”費爾南德斯說。“我必須去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國家居住一段時間，讓自己沈浸在那種文化中。”

他在北部島嶼北海道的劄幌市安頓下來，該地和阿拉斯加南部處於同一緯度。“這是日本的雪國，”費爾南德斯說。
費爾南德斯在日本做了三件事情。他的工作是當英語教師，輔導成人英語。他進一步學習合氣道，獲得了他的第一個黑帶段位。

而且他還作為巴哈伊教的文化大使，致力於建立一個全球性社區。

“我教英語維持生計，”費爾南德斯說。“當時，日本非常歡迎母語為英語的人當英語教師，所以我在一家銀行開了一個小班，在一家工程公司開了一個小班......所以，這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備課和教學。還有一部分就是讓自己沈浸在那種文化中......人們對在那里生活的美國人很感興趣，他們會主動接觸我，成為朋友，為我安排一些文化體驗活動。”

在日本，費爾南德斯對音樂和人道主義活動的興趣也有了用武之地。

“在劄幌，巴哈伊教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了慈善音樂會，我表演了節目......唱歌、向大家介紹加州，所以我把它稱為‘重溫加州’演唱會。我唱歌，展示加州城市和農場風光的幻燈片，描述它們是什麽樣子，因為日本人對美國很感興趣，而加州很有名氣，很能激發日本人的想象力。”

在劄幌生活兩年後，1981年的春天，費爾南德斯回到了加利福尼亞。他抵達矽谷，向老朋友打探工作機會。

“我回來之後，就找到技術圈，因為我熟悉這一行，”他說。

他做了幾個月的自由職業者，提供咨詢服務，他也聯系了史蒂夫-喬布斯。費爾南德斯對喬布斯說，“我需要一份工作。你那里有空缺嗎？”

喬布斯當然有。

進入Macintosh團隊

那年年初，喬布斯開始接手Macintosh項目。他當時在蘋果的領導團隊中感覺孤立無援——那時蘋果已經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在做主——所以喬布斯組建了一個特別行動團隊，由工程師和設計師構成，力圖研制出一款不同於Apple II的計算機。喬布斯找到了他認識並信任的技術專家。他只想要最好的人才。

1981年10月，費爾南德斯被喬布斯招回蘋果，成為“技術部門員工”，他是Macintosh團隊的第15名成員。

由於此前費爾南德斯曾是蘋果公司的員工，他的名字已經存在公司的數據庫中，他的工號和他1978年離開時一樣，仍然是第4號。

和費爾南德斯離開時相比，現在的蘋果已經大不相同，它擁有數千名員工，精力充沛的高管人員，企業化的基礎設施，而且蘋果園區內的建築物也越來越多。

但喬布斯把這個團隊的辦公地點安排在蘋果總部外面的一棟兩層樓房處。它離蘋果園區有幾個街區遠，旁邊的一個德士古加油站，所以團隊成員們戲稱它為“德士古塔”。

雖然 Apple II仍在熱銷，但喬布斯預言它一定會在兩三年內過時，而蘋果需要一些更加出色的東西，才能保住自己在電腦業務的領軍地位。 IBM和一大波其他公司都進入了這個市場，推出了新產品，競爭十分激烈。

蘋果一些高管讓喬布斯來嘗試Macintosh項目，一方面是希望它能成該公司的下一款熱賣產品，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他有一些事情在忙，不要礙他們的事。

喬布斯希望打造這樣一款新的計算機：它可以改變世界，釋放了人類的創造潛力，把計算機革命的力量帶給普通人。雖然在這段時候，他一個很難共事的人，但他也能給人大家帶來很多啟發。

“Macintosh是在一個很有愛的環境里開發的——我們帶著對親人、家人的愛來開發它，牢記著這些人就Macintosh的目標受眾，”費爾南德斯說。“這激發了巨大的創造力，我們知道自己在開拓新的領域，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種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一種與事物互動的新方式。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有創造力的環境，我們辛勤地工作，動機就是要做一些非常大的大事，讓我們所愛的人從中受益，愛、創造力、勤奮、遠見、驅動力，讓這個環境變得非常美好。”

費爾南德斯在這個團隊中扮演的角色，和在蘋果車庫創業初期相類似：他就好像是“萬金油”。

“我扮演了很多種不同的角色，”費爾南德斯說。

其中一個角色，是工程實驗室經理。另一個角色是工程項目經理，做Macintosh外部磁盤驅動器和外部視頻端口這樣的項目。他還擔任了AppleTalk PC卡的項目經理。

Mac團隊終於搬出了“德士古塔”，進入蘋果園區內的“Bandley4”樓時，費爾南德斯曾與建築師一起策劃搬遷事宜，以便給團隊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這包括規劃硬件實驗室的布局等等。“比如在走廊和休息區間安排植物，”費爾南德斯說，“讓花架與藤蔓沿著隔間墻壁的頂部穿過辦公區，這種方式比較節省空間。”

費爾南德斯在這期間培養起來的一個技能，就是設計“以人為本”的界面——無論是虛擬界面，還是實體界面。Mac團隊是他實踐這些想法的好地方，因為該團隊深入思考用戶界面，力圖制作出一個新的、連普通人也能直觀理解的界面。他們給自己規定了嚴格的紀律，以便設計出一個不會讓用戶感到暈頭轉向的系統。

“在Mac團隊，我們力圖讓人們覺得屏幕上的東西是有形的，可以觸知的，”費爾南德斯說。

Mac工程師把大量精力用在對操作系統中不同控件的外觀和行為進行標準化上。比如，他們對複選框與單選款進行過周詳考慮。

“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特意考慮過：如何做出一種視覺元素模式，可以溝通它們的功能，如何讓你以一種一成不變的方式，來與你的程序交互，無論具體程序究竟是哪一個，”費爾南德斯說。

“我們試圖弄到第三方開發人員編寫的所有程序，以便測試它們是否能以同樣的方式工作，所以用戶只需要學習一種語言：一種視覺語言，一種用戶界面語言，一種互動式的語言，一種行為語言——就可以使用他們購買的所有應用程序了。這個概念很強大，基本上每家公司都複制了這些模式。”

1984年1月，第一臺Macintosh計算機誕生了，它的機箱內壁中，有早期Mac團隊成員的簽名，其中就包括比爾-費爾南德斯的。

“Mac團隊的驅動力比較複雜，但其中最獨特的方面，是對藝術價值觀的重視，”Mac工程師安迪-赫茲菲爾德（Andy Hertzfeld）在一篇文章中談到Mac早期團隊時說。“首先，史蒂夫-喬布斯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他鼓勵設計團隊的其他成員也把自己看成藝術家。由於這是個藝術家團隊，所以我們就應該在作品上簽名。史蒂夫想出了這個好點子，把團隊每個成員的簽名都刻在制作機箱的模具中。所以我們的簽名將出現在生產線下來的每臺Mac計算機上。”
簽名面板在1982年2月10日制作的，近兩年才之後產品才推出，上面有47個簽名，包括費爾南德斯、赫茨菲爾德，科特肯、喬布斯，以及傑夫-拉斯金（Jef Raskin）與比爾-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這樣的Mac的早期先驅。

面板上有一個簽名，是簡單的三個字母：“Woz（沃茲）”。沃茲尼亞克曾是早期Mac團隊的一員，主要是幫助進行概念化，確定“Macintosh應該是怎樣一個東西”，他在參與了早期的處理器設計。

差不多在1980年底蘋果上市的時候，沃茲決定，讓最早一些在蘋果工作，但沒有資格獲得股票期權的員工——包括蘭迪-威金頓（Randy Wigginton）、克里斯-埃斯皮諾薩（Chris Espinosa）、科特肯和費爾南德斯——獲得一些股票。沃茲從自己的股票份額中抽了一部分出來，分給他們。這是一個慷慨之舉，特別是對沃茲的老鄰居和老朋友費爾南德斯來說。想當年，他們曾一起組裝出了他們的第一臺電腦。

“費爾南德斯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愛的人之一，”沃茲尼亞克說。“我最尊重的是他的頭腦。他的頭腦非常清醒。”

再度離開蘋果

Mac電腦推出之後，費爾南德斯又在蘋果工作了9年。1986年，他從硬件工藝部門進入了蘋果的軟件界面部門，在那里，他發現了自己的長項，並最終贏得了“UI魔法師”的聲譽（UI即用戶界面）。

“我發現，自己對用戶界面工作很有感覺，就漸漸從電子工程工作逐步轉到了用戶界面設計上，”費爾南德斯說。
蘋果和矽谷向來對傳統美國企業的做法嗤之以鼻，喜歡使用搞怪職位頭銜。費爾南德斯的蘋果名片上印著“幻像大師”（Master of Illusions）。

他繼續在QuickTime和HyperCard的研發上發揮關鍵作用，它們對HTML和萬維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費爾南德斯也對Macintosh Finder系統軟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在蘋果公司的最後的一個大項目，是設計MacOS7的一些文件夾，其中包括打開、關閉，最大化三個按鈕的概念，如今人們仍然在使用這些按鈕。

1993年，“蘋果公司已經開始裁減老員工，可能是為了節省資金，讓薪資比較高的人離開，”費爾南德斯說。“我在第二輪裁員的名單上。”

費爾南德斯說，他就像獲得了“解放”，立刻獲得了幾個工作邀請，聘請他當UI專家。他曾到一個數據庫公司工作，也曾為一個要上市的文檔管理公司解決問題。在1998年，他創辦了自己的UI顧問公司，名為比爾-費爾南德斯設計服務。此後15年來，他參與了很多不同公司的很多不同項目，就這樣，他一直工作到2013年，終於到了推出他自己的高科技創業公司的時候。

UI的未來

親眼見證個人電腦的誕生和互聯網的興起——並在這些革命的技術的塑造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比爾-費爾南德斯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角度，來觀察如今技術領域最熱門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影響計算機、設計和UI的未來，尤其是UI的未來。

“我們正處在一個過渡期，”費爾南德斯說。“就像江河在入海口處，河水變得苦鹹一樣，UI設計的現狀很混亂。其中有一些很出色的東西，數量遠遠超過以前，但仍然有很多垃圾。有很多做法原本是善意的，但卻誤入歧途。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從三維的、照片般逼真的UI元素（窗框、按鈕、滑塊等）向“扁平化”UI設計的遷移。幾年前，一個朋友問我，未來的網頁會像什麽樣，我說會像雜誌一樣，會有更加扁平的設計、專業排版，美麗的，雜誌廣告般的頁面布局。這種預測正在變成現實。

“但在邁向扁平化的過程中，我們正在喪失舊式3D風格中的一些經驗智慧，例如：必須做到，用戶只需看一眼屏幕，就知道哪些東西是可以互動的（例如，一個按鈕或鏈接），哪些東西是不可以互動的（例如，標簽）；必須讓用戶一眼就能看出來，一個互動的元素是做什麽用的（它啟動一個程序，鏈接到另一個網頁，還是下載文件？）用戶界面應該是可以探究的，可以發現的，不言自明的，但很現在有很多應用和網站，只看重幹凈、簡樸的外觀，把重要的UI控件隱藏起來，如果不是鼠標碰巧懸停在上面，用戶是不知道它們存在的。這讓用戶感到一頭霧水，很是挫敗。

費爾南德斯認為，扁平化設計的當前狀態“有喜有憂”，他擔心“我們在走向更潔凈的風格時，拋棄了很多老式智慧。”

創辦公司

費爾南德斯雖然非常喜歡探討未來人們使用計算機的方式，但目前，他把精力花在設計一種非常具體的UI上。
在幫助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創辦蘋果公司近40年後，費爾南德斯正在創辦自己的高科技公司Omnibotics。

“現在，我的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我可以不用擔心創業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麽風險了。為了實現夢想，我已經關閉了自己的顧問公司，我希望Omnibotics能改變我們與居所的互動方式。這是我最為期待的未來。我們正在尋找明星工程師，市場營銷人員，以及希望加入我們團隊的投資者，”他說。

他說Omnibotics將“打造智能家居電子產品，我希望，我們能最終能夠讓你的居所擁有更高的響應性，讓你的家擁有一個用戶界面，而不只是機械開關和旋鈕。”

沃茲尼亞克說：“費爾南德斯有敏銳的頭腦，對人性十分了解，他能從受眾的角度看待技術，設計出有用的東西。”

工號牌第四號

費爾南德斯在蘋果公司的工號是第4位。在蘋果公司，工號數字靠前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是科特肯說，費爾南德斯從來不曾炫耀（甚至提及）過自己的工號。

費爾南德斯從來沒有拍過自己戴著工號牌的照片，他1993年最後一次離開蘋果時，把工號牌還給了人力資源部。

“我是一個好員工，離開的時候，就把工號牌還回去了，”費爾南德斯說。“有些人已經離開公司了，但卻保留著工號牌。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麽做到的。我希望自己也還保留著它。但是當你離開一家公司時，你應該交還工號牌。”

也許蘋果公司沒有哪個員工像比爾-費爾南德斯這樣，做出了永恒的貢獻，然後默然離開。他沒有從蘋果的股票期權中賺到幾百萬，也不像早期的蘋果先驅那樣出名。但是他做的工作，卻影響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些變革性力量。

民間借貸劄記（三）：一位投資理財公司老板的自白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222/270511.shtml

經濟觀察網 記者 張慶寧 今年9月，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擠兌，老王一蹶不振。

2010年，老王出資5000萬元，成立了其所在中部省份某市規模較大的一家投資理財公司，公司效益最好時雇傭員工80多人。此前，老王是一個金礦主，旗下擁有兩個礦口和兩個選礦廠。在暴富神話頻繁上演的城市，很少有人不買老王的面子。畢竟，他是這里最早的一批富人，其金礦的產量也一直比較穩定。

老王解釋，之所以成立一家投資理財公司，一方面是因為金價時不時便會震蕩，他“不願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另一方面是因為“幹民間借貸來錢快、收益高”。

老王的判斷基本準確。憑借自己在生意場上的良好口碑、旗下金礦不言自明的實力，以及“不爭不搶”、“誠實守信”的本息兌付，老王投資理財公司的規模很快做到全市前三。

與其他類似公司不同，老王表示，他從不把錢用在那些不存在的項目上，“我從老百姓那邊以1分到1.5分月息借來錢，再以2分到3分的月息借給那些房地產項目和市政路橋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利息比較低，投資的項目都還比較穩健。還有一部分是借給那些在我們當地很有實力的企業，有的還是市里和省里重點培養的上市後備企業。”

今年以來，房地產商該還錢時開始不那麽痛快了，他們經常在一些奢華的酒店內宴請老王，把老王喝醉後央求他“能不能再寬限幾天”。市政項目承包商也在向老王訴苦，“現在政府押款押得越來越厲害了”。

那些從老王處借款的上市後備企業，從事的大多是汽車玻璃、建築材料、農業機械等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最近兩年不但需要老王的借款償還銀行貸款，同時還自己雇傭了一些客戶經理從群眾中融資。這些企業當前的日子都不好過，實力強點的在爭取上市融資，實力差點的經常被理財群眾堵門，瀕臨破產。

今年8月，老王所在城市民間借貸危機頻現、群體性事件多發，當地政府緊急開展整治非法集資的專項行動，大批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投資理財公司和以實業公司、商貿公司、典當行、珠寶行等身份示人的小公司被查，同時又有大批涉及民間借貸的房地產商和地方企業的賬戶被當地金融部門監管。

恐慌開始在理財群眾中蔓延。老王公司的兩個網點同樣被理財群眾圍得水泄不通。為應付擠兌，老王說自己在三天之內籌措了5000萬的現金。擠兌卻有愈演愈烈的勢頭。

9月3日，老王“家族中最會辦事的”、在外省某醫院做外科醫生的弟弟，緊急趕回老家主持大局。

“原來不管誰來兌付、金額大小，我都連本帶息付給人家。”老王說，弟弟回來之後對他辦的三件事最不容易，“第一在這種集體恐慌的情況下不該連本帶息全額兌付，第二‘不該吸收那些窮人和老人的貸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礦來錢本來就不慢，幹嘛還趟投資理財公司這趟渾水。’”

此後，老王弟弟重新制訂了還款方案。其中最重要一條：十萬以上、100萬以下的散戶按3成左右不等的比例兌付本金，十萬以下的散戶與60歲以上的老人，本金兌付一半，其他本金承諾“日後肯定兌付”。老王弟弟認為，十萬以下的散戶，經濟狀況大多一般，這些錢可能是他們的所有家當。60萬以上老人，多拿著養老錢和棺材本前來投資。這兩種人情緒最易激動，最有可能為了本金報警立案，甚至於不惜拼命。

老王弟弟還款方案次重要一條：一百萬以上大戶的本金悉數不予現金兌付，老王弟弟給他們指出兩條路：其一，用老王的礦口和選礦廠抵賬，礦口和選礦廠的估值提高三到四成。因為情況如此緊急，那些大戶在簽訂合同之前，幾乎無法核實估值的真實性；其二，用那些拖欠老王公司借款的房地產商賣不掉的房子抵賬。

每言及此事，老王都氣得滿臉通紅。他說，在這場擠兌危機中，只有那些拿房抵賬的房地產商才是最幸運的，“其中一個夥計剛拿到預售證不久，一直在發愁房子的銷路。現在好了，每平方米漲價一千多塊，一天之內銷售額8000多萬元。”

老王弟弟還款方案中，還有一條不得不說，即老王在弟弟回來之後，立即躲進鄰市酒店，手機關機，閉門不出，給人以“人間蒸發”的失聯假象。“我弟弟、我家人，還有公司的員工，都一再對那些過來要錢的人解釋，‘他已經跑掉了，你們即便報警也沒用，與其把他抓了，把我們家資產查封了，還不如能拿點錢拿點錢，能換個房子就換個房子。”

老王回憶，擠兌風波的兌付缺口最大時將近10億元。他家的那兩個礦口和兩個選礦廠全部被用來抵賬。家中的豪車與存款，以及他在其他一些公司的幹股，也悉數用來抵賬。如今的老王，只能寄希望於那些尚未預售的房地產項目和尚未完工的市政工程項目。只有這些項目中的沈澱資金變了現，還給他，他才能拿到東山再起的資本。至於那些企業的借款，老王覺得討回的可能性不大，“土地、廠房、設備都抵押給銀行了，即便是日後破產了，清償債務時也輪不到我。”

短短半個月的時間，二三十年的奮鬥成果幾近歸零。但老王至少慶幸一點——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勉強平安著陸。在老王應對危機的同時，他身邊與民間借貸有關的公司一個接一個查封、倒閉，那些老板中有被抓的，有跑路的，也有跳水庫的。

沒臉面對年輕人 一位退休老師的沉痛告白……不要為了領這些錢，犧牲下一代

2015-01-12  TWM

編按：年金改革，軍公教被視為最大反彈者；不過，卻有一名退休老師，頂著白髮，公開支持改革。他，說出其他人不敢說的實話……。 我叫陳彩仁，今年七十歲了。我就是別人眼中吃國家、喝國家的公務員。我以前在台北市介壽國中教童軍課，五十五歲退休，現在我拿的退休金，月俸加上一八％優存，一年可以領八十四萬元。算一算，一個月六、七萬元，與退休前的薪水差不多。先前另有一個半月的年終慰問金，還有三節獎金，反正很多。 我要說，我拿這個錢，真的一點尊嚴也沒有。尤其是年終慰問金，站不住腳嘛！退休了還有年終獎金，現在財政也不好，居然還有公務員要再爭，反對年金改革，還要用選票來懲罰、威脅，這對公務員的形象很不好。 國家如果有錢，不會虧待我們。更何況，公務員從來就沒有被虧待過。我家八個兄弟姊妹，加上親戚有十個軍公教人員，退休後每個人每年拿八十四萬元來算，一年就拿國家八百萬元。十年，算一算，國家就給我們家八千萬元，快一億元了。 一個學校的退休金就好幾億 財政怎麼不會倒我們介壽國中的老師大概一百四十幾位，我前一陣子參加學校的退休聯誼會，退休的就兩百多人，退休的比學校裡面的還多！光我們學校老師的退休金，一年就要花幾億元？所以，年金一定要改革，我之前就跳出來講，公務員退休金對國家財政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去年，光退休軍公教的年終慰問金就要兩百億元，軍公教的退撫金也要九百億元，結果今年基礎建設預算卻越來越少。公務員領這麼多，很多都出國去玩，錢也沒有花在台灣，沒有效嘛！看不出對台灣的就業有幫助，對經濟成長也沒有幫助。 這件事去年已經很嚴重了，總統馬英九說要改革，結果遇到選舉，又停下來，真的是讓人很失望。軍公教的年金，本來就應該要改，你看先進國家，公務人員退休都沒有領那麼多，頂多領薪水的七、八成。台灣這樣，財政怎麼不會倒？ 公務員為了幾萬元 造成年輕人仇恨上一代而且，最重要的，這樣對社會也不好，對年輕人更不好。這些錢，不都是年輕人在扛嗎？我退休了領那麼多錢，結果我以前的學生剛大學畢業，出去領兩萬二，這像話嗎？我都沒有臉面對他，台灣的社會是靠他，靠年輕的一代，結果上一代卻一直在扯後腿，年輕人怎麼服你？ 軍公教是知識分子，應該要讓社會和諧，你應該第一個跳出來，說支持改革；結果沒有，還緊抓著退休金、年慰金不放，說是自己的權益。你有沒有想過，你那幾萬元，讓台灣整個社會衝突，讓年輕人充滿了恨。你逼到年輕人，就變成世代衝突，這個社會就沒有互信，蕩然無存！ 我跳出來講，還上電視，也受到很大的壓力。有些人就指責我，還有人說年慰金會砍掉都是因為我，罵我混蛋、說我沽名釣譽，各式各樣的都有。但是我覺得，就算被罵還是要出來講，也許會讓一些人再多想想。 其實，像我這樣想的人不少。我身邊的朋友與以前的同事都是公務員，都很支持年金改革，也很佩服我敢出來講，不怕「晚節不保」。主要是，我也想讓年輕人覺得，這社會上還是有一點正義，大多數人還是關心這個國家、關心下一代。我已經七十歲了，這些事情，老實講都快與我無關了，這我看得很開；但是我就是看不過去，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麻木不仁，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年金改革真的實現，不要再為選票，犧牲下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