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最關心的是人和人性的關係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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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2-01-09 23:53:15http://www.infzm.com/content/67216
「文革」的少年和惹禍的父親
南方週末：「文革」發生時你多大？
賈平凹：我當時13歲，上到初中二年級下學期，是「紅衛兵」，那時候總有不同的政治事件發生，所有人都心沸騰，都是快樂的，尤其作為孩子，就覺得像節日一樣，也不學習了，也不上課了，反正就是特別快樂，特別刺激。
我那時候還是懵懂的，不是說很清晰，但是也跟著外頭人喊口號，也跟著刷大字報，這些我也都參與過。引用那個「蝴蝶效應」來說，因為我的參加，起碼給這場運動加了一定影響力，起碼增加了，那麼多人的參與，從而使得災害的力量不斷增大，最後反過來影響更多人，形成一個颶風。
南方週末：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革命」的對象了？
賈平凹：「文革」時，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去了，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最後沒有參加。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歷史反革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裡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南方週末：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方面？
賈平凹：我父親被打成反革命那幾年，我在農村惟一的願望就是出去參加工作。當時城市裡的企業、單位來招收技術工人，肯定沒有我了，不可能叫個反革命子女去當工人。後來收公路上的養路工，整天拿個鍬鏟一下地面，我也報名，但是也沒有收我。後來部隊徵兵，我又去報名，也不讓你去。你表現再優秀，在選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
當地學校招收民辦教師，我也報過名，也沒有我。後來學校一個老師，回家生小孩了，臨時讓我代理教了一陣。等人家把產期休完以後，你就結束了。我原來是基幹民兵，因為當時準備和蘇聯打仗，農村的年輕人都加入民兵組織，整天訓練。開頭我在民兵連裡當文書，因為我字寫得好，後來我父親一出事，就把我趕出來。我們那兒學大寨修水利，修一個大型水庫，年輕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掙工分，我卻被留在村子裡和婦女一塊勞動。
在水庫當宣傳員和上大學
南方週末：你當時不是去水庫當宣傳員了嗎？
賈平凹：當時別人都去水庫勞動，我沒去。但後來我聽從水庫工地回來的人講，工地上需要一個搞宣傳的，寫字的，說你可以去，別人推薦我去，但也沒有啥下文。我聽了這話以後，就主動去了。
生產隊長還不允許我去。記得那天下著特別大的雨，我拿了一些干糧，去幹了三天活，特別累，就是從大壩下面扛石頭，扛到大壩上。你要扛夠多少立方，才能掙他那個工分。我當時在工地指揮部每天晃來晃去的，想引起人家注意，後來工地指揮部的人就發現我了，說，你來了，那你給咱去刷一下標語吧。刷標語就是在山崖的大石頭上刷那些「農業學大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大型標語。
我拎著大紅漆桶子，握著大排筆滿山寫標語。他們覺得寫得不錯，就把我留下來，在工地上辦簡報。當時辦工地簡報的有兩人，我進去給人家幫忙了一段時間，那兩人就退了，後來就我一個人。我可以說是編輯，也是發行員，也是宣傳員，每天到工地上去採訪，回來寫東西，然後在蠟版上刻，拿油印機子印，然後到工地上再散發，再拿大喇叭念這個稿子。
當時我父親得到消息說大學要招生，他叫我連夜走十里路回家，跟我說一定要去報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有三個條件，你自己得報名，群眾要推薦，領導要批准，然後學校再考試。
當時我還是可教子女，大家就把我推薦了，他們都覺得這個孩子幹活特別賣力，特別踏實，簡報也辦得比較好。領導也同意我去。
最早推薦我到西北工業大學飛機製造系，我當時壓力特別大，因為我是初中二年級畢業的，只學到一元一次方程。縣上領導知道我的情況後，就把我改到西北大學中文系。
我一到學校，老師要求每一個新生寫一篇文章，我寫了一首詩歌，老師一看覺得寫得不錯，就推薦給當時大學辦的一份報紙，選了我一首詩，我到食堂去吃飯，大家都指指點點，從此激發了我的創作慾望。
畢業分配，我必須回到我們縣上，我想回去肯定是一個中學老師，縣上我估計還幹不成，只能到公社中學去當老師。畢業前，我一共發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學作品也有新聞稿子。我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實習過，當時編輯部領導同志對我印象特別好，我就這樣到了陝西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在那兒當了五年編輯，從那兒又調到西安市的《長安》雜誌社當編輯。我一輩子都在當編輯，寫作和作家反而是業餘的。
南方週末：如今社會對你們那批工農兵大學生有很多偏見。
賈平凹：從我們那屆開始，基本上六年都是工農兵學員。1977年才恢復高考。我那些同學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歧視，因為後面的學生都是通過正式高考上來的，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議論，好像工農兵學員水平不高，在我看實際上並不是那樣的。
我後來還考過研究生，當時西北大學招第一批文學研究生，只收兩個人，我考第三名，專業知識我是好的，但我英語沒學過，是零分，我那個時候不會作弊，老老實實在上面不動一個字。當時學校也想收我，但是報到上面，教育部門有個規定，是見「0」不收的。所以我沒有當上研究生，如果當研究生，可能現在也是個留校，在大學當老師吧。
"賈平凹畫夢錄
作為一個人來講，活這一世，我經歷了新中國的各個時期，無論是「文化革命」前還是「文化革命」後，國家幾十年的發展和變化，我基本上摸透了。作為作家來說，我經歷的這個時代確實為我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這個社會也給我提供了一種豐富的想像力。
人一生都是要有希望要有夢想。
但人心是沒有盡頭的，夢想也沒有盡頭，一旦實現了這個夢想，就繼續著另一個夢想。比如現在作為一個作家，出了那麼多書，名氣也有，房子也有，政治地位也有。但從文學的意義上講，我和偉大作家相比差太遠了，為什麼現在還在寫，我老覺得好像自己還沒寫出滿意的東西。
成名不一定就成功。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才學會寫作，但是精力不夠了。有時想的好得很，表現的時候就寫不出來，那種焦慮，那種自己恨自己的情緒，時常影響著我。
這個時代的中國，在我有限的生命經歷中，相對來說是最好的時候。大家懷著個人的抱負，個人的夢想，在這個社會中實現自己，不斷地追求創造，戶口並沒有把你限制到某一個地方，某一個部門，你願意幹你就干，只要你有才，你有才能就能發揮，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但如果要更好的人才出現，更好的夢實現，我覺得整個國家要提供一個更寬鬆、更開放性的大環境，越是這樣，良性循環，夢實現得更好一點。
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槍桿性的東西，它和整個社會現實還有些摩擦，有些碰撞，會遭遇到有些不順的東西。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他實際上都在呼喚人活得更好一些，這個社會更美好一點，總是這種願望。
（採訪整理 張英）"
不上班的年輕「老作家」
南方週末：孫犁為什麼對你有影響？
賈平凹：我在鄉下的時候，根本看不到書。在水庫的時候，從別人那兒借了一本小說，它沒有封面，不知道誰寫的。扉頁上有「白洋淀紀事」幾個字。我對那本書特別感興趣，每天晚上就模仿那書裡的，來寫身邊這些人物，就開始在筆記本上寫開了，每天給周圍某某畫像，都是素描他。上大學後才知道，那是孫犁的一本小說，那本書對我有啟蒙教育，影響還是特別大的。
南方週末：1978年，你就拿了全國短篇小說獎。
賈平凹：我分到出版社後，就開始搞創作，1978年「文革」後第一次評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就獲獎了，當時社會對文學的那種關注度，比現在不知道強多少倍，大部分人都在讀文學作品，一篇作品可以使你一夜成名。
我還記得，當時和我一塊領獎的，有王蒙、劉心武、張潔、張承志，所以很多人說我是老作家。我記得那天晚上，王蒙到我房間來，王蒙當時還開玩笑說，「你看你寫那麼長你獲獎，我寫這麼短也一樣獲獎。」他當時是五十歲吧，我當時是二十四嘛，很年輕的，不像現在你獲什麼獎也沒影響。
我在出版社當編輯，它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允許你搞創作，怕你影響業務。我搞創作都是下班以後，領導還老批評。我獲獎以後，就不在編輯部幹了，就調到西安市文聯的下屬創作研究室搞創作了，基本上幹了一兩年，就把我選為市文聯主席。
南方週末：就不用上班打卡了。
賈平凹：當時我也不想當這個主席，我說我還是搞創作吧，但領導說，你必須要當文聯主席，他要求是一個文學方面有影響的人，組織上講可以給你配一個工作班子，讓黨組書記把日常工作給你管上，有啥活動你來參加就好。人一生，我覺得最幸運的東西，一個是很自由，再一個就是你的愛好和你從事的職業是一致的，這是最好的，這兩件我都能達到。
對「文革」這場運動，人人都有責任
南方週末：你在《古爐》裡寫了一個「文革」年代的小村，實際上寫了「文革」對中國的影響，這和謝晉當年拍的《芙蓉鎮》一樣，選擇的視角都是以小見大。
賈平凹：我只能從這個角度進入，這段歷史是中國的一件大事，關於這段歷史，已經有很多書了，從政治的角度、經濟的角度進入，我只能從社會角度進入，從基層的一個小村來觀察「文革」對普通老百姓的影響。
我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文革」最早是從上層發動下來的，毛主席號召了以後，全國人民動起來，但為什麼從上面吆喝了，下面就能調動起來，影響到一個偏僻的村莊的日常生活？產生這場災難的機制在哪裡？怎麼就能夠一下子把角角落落裡的人都調動起來，原因在哪兒呢？
「文革」最終成為全國性的運動，有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原因，但社會層面的原因更重要一些，就像陝西的蔥不是很高，新疆的蔥很高，是因為土壤氣候不一樣、環境不一樣，同一個東西就不一樣了。基層的土壤是最重要的東西。
南方週末：你說對「文革」這場運動，人人都有責任，為什麼？
賈平凹：毛澤東說，「文革」這場運動，是遲早都要來的，因為它是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我認為，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它實際上利用的是人性的弱點，普通老百姓過日子，也經常發生矛盾，比如一個家庭裡，父子關係不行，夫妻關係不行，在一個家裡吵吵鬧鬧的。「文革」在當時是最主要的政治運動，從上往下的，你不參加運動，你不參加當時的組織，好像你就不是一個正常人一樣，你就臉上無光，不敢在人面前走動了，它當時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環境。
這場運動實際上是靠幾億中國人的力量發動形成的，利用了全部參與者的力量。大家都是按照當時的政治教條執行的，人人都在浮橋上，走的人多了，它肯定搖晃，搖晃得厲害，橋板肯定翻，道理就是這樣。
南方週末：《古爐》的故事是從一個小孩狗尿苔眼睛裡的世界講起的，一個有點智障和靈異的孩子，充滿象徵和寓意，也是你當時的年紀？
賈平凹：狗尿苔是一個外號，他剛好13歲，正符合我當時的年紀，我熟悉那個年齡段看到的情況，選擇一個小孩的眼光來看當時「文革」裡發生的事情，有他的靈活性。當時一個地方政權有兩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全部分成兩派，從狗尿苔的角度便於寫全部的情況。
狗尿苔出生不好，人長得很醜陋，性格很怪，自卑膽小，不敢說不敢動，政治上的是非曲直，革命和反革命，他都不理解。他生活這個地方是偏僻的小山區，沒人跟他說話，只好和動物、樹木、花草對話，想像力豐富，對所有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想通過討好人家，能讓他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一些。
我在寫作過程中，收藏了一塊明代的佛像，我看那個佛像就想起狗尿苔來了，一個前世的人，可憐，委屈，醜陋，自卑，好像是個怪胎，卻符合那個時代。
南方週末：以往文學作品表現「文革」這段歷史，一般都充滿血腥和暴力，《古爐》也寫到兩派之間打鬥，卻非常冷靜，幾乎不動聲色，這個敘事基調和那個時代產生了一種巨大反差。
賈平凹：因為1966年到1968年這段時間是比較血腥的，打砸搶，然後開始對抗，互相打架。我對當時批鬥我父親的那些人也特別仇恨，也想過去報復，但是幾十年過去以後，回頭來看恨那個人也沒用，也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就像一場大風一樣，風颳過來以後，小草和大樹都在搖，人和東西也在搖，也不是某一個人在特定的時候這種爆發。
現在回想那一段歷史，我覺得就應該很冷靜地來寫，在人性、人的問題上多深究一點，才能寫得很真切，挖掘得更深一些。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很多寫「文革」的作品，如果我還採用激憤、控訴性的寫法，再帶著幾分血腥控訴，只是來回過頭罵這件事情，罵完也就過去了。
當時中國社會基層的那種生活很無聊，節奏緩慢，看起來沒什麼變化的，都是日常瑣碎的事情，都是農民的是是非非，突然有一天矛盾就爆發了。寫小說也應該是這樣，慢慢寫，才能把心情、感覺寫進去，把小說的味道寫進去。基本就是這樣來控制的，64萬字，寫作過程中作家最難把握的就是節奏。
南方週末：你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這個傳統好像被今天的文學主流拋棄了。
賈平凹：「文革」這麼大的事情，已經過去多年，再過十幾年，參與這個事情的人都快不在了，這個事件當年不許提，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留下來，總歸有人要提，就是當時的人不說，後面的人還得說。這段歷史我一直想寫，怎麼個寫法，一直不好動筆。我不是對一個運動或者一個事件做評判，我最關心的是人和人性的關係與變化。
當時我13歲，現在我快60歲了，當年發起、組織、參與的人年紀起碼都快七八十歲了，很多人已經去世了。
這段歷史以後可能也有人寫，但要寫的人，他們都沒有經歷過。當然，那些沒參加過二戰的人，也能寫出很偉大、優秀的二戰作品，但他只能從史料、資料的角度出發去想像，沒有實際的感性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