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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軍導彈何以誤射

“雄風三型”導彈速度超過2倍音速，射程超過150公里。2004年全系統實彈試射成功後，“雄風三型”於2008年正式量產，到2012年共生產120枚，每枚造價相當於人民幣2500萬元，居臺制導彈之首。（視覺中國/圖）

肇事者錯誤地選擇了“作戰攻擊”模式，而非“模擬訓練”模式。此後，臺灣檢方吃驚於發射按鈕要“長按”才能發射，而高仍然毫不遲疑，正是因為他完全確信自己是在模擬狀態下測試，哪知導彈立刻點火，沿規劃航路飛向他隨便設定的澎湖列島外海目標區。更糟糕的是，導彈自毀的功能雖然有，但臺軍方透露“這次在船上沒有配備”。

2016年7月1日，臺軍一枚“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導彈發生誤射，不幸誤傷臺灣漁船。對這一事故，公眾最吃驚的，無疑是如此精密的武器一旦發射，後果不堪設想。7月2日晚，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也質疑，多重安全保險設計在這次事件里“竟然全部沒有作用，令人難以想象”。

那麽，這發導彈是怎麽被誤射出來的？

所有防範的制度均被漠視

臺軍第一時間就明確，此次事件源自一連串違紀，並非外界所傳“陰謀論”。有媒體引用軍事專家分析稱，“現代巡航導彈發射，首先需要搜索雷達瞄準鎖定海上目標，把數據輸送到火控雷達，火控雷達經研判目標屬實後，計算好系列參數，最後由最高指揮官（不會是一個人）確認無誤，再輸入密碼”。這種說法其實過於概念化。

機械化時代的武器的確是這樣，各子系統需要多人分別操作，作戰流程多由人工傳輸數據、下達命令的方式推進。可是，信息化時代的武器借助先進的數字化通訊技術，正越來越將所有流程統一到一個網絡之中，自動化水平大為提高，所需人員、反應時間和勞動強度大大減少。這樣的技術既需要也方便了借助模擬運行來完成戰備狀態檢查、人員技能培訓，甚至全系統配合水平的提升。

然而，這次事故恰恰出在這種系統檢測之中。據媒體報道，7月1日，臺軍131艦隊所屬的“錦江”級大型導彈艇“金江”號原定上午10點接受每年兩次的“甲類操演驗收”。早上8時左右，導彈武器中士高嘉駿提前到艦上戰情室模擬練習。這種理論上一人就可以完成發射的武器，防止事故的根本措施就是制度（不同層次、崗位之間的授權、監督、複核等手段）。

然而，據媒體報道，該艦當時並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在高模擬練習時，理應在場監督的少校艦長、中尉兵器長和射控士官長均在開會（一說直接上級離開戰位去喝水）。而高自以為自己負責導彈保養也有3年，沒有按標準程序讓兵器長一同操作（此時他們之間會互相確認口令），而是向後者要來了火控系統鑰匙。

與上述軍事專家所稱按作戰程序反艦導彈必須有一個確切的目標和準確的參數不同，在測試、訓練和考核等狀態，這種導彈不需要像平時那樣接收其它雷達提供的目標指示，而是可以在指揮系統內人為設置一個虛擬目標，火控計算機即可為導彈確定發射參數、規劃彈道、為導彈供電，並啟動彈上制導系統輸入數據。

與實戰不同的是，此時按下發射按鈕，導彈並不會發射。據媒體報道，問題在於高錯誤地選擇了“作戰攻擊”模式，而非“模擬訓練”模式。此後，臺灣檢方吃驚於發射按鈕要“長按”才能發射，而高仍然毫不遲疑，正是因為他完全確信自己是在模擬狀態下測試，哪知導彈立刻點火，沿規劃航路飛向他隨便設定的澎湖列島外海目標區。更糟糕的是，導彈自毀的功能雖然有，但臺軍方透露“這次在船上沒有配備”。

因此，這並非這種導彈“一個士兵隨便點點屏幕就發射”，而是所有防範的制度均被漠視和繞開。

1998年，“雄風三型”導彈首飛成功，速度超過2倍音速，射程超過150公里。2004年全系統實彈試射成功後，“雄風三型”於2008年正式量產，到2012年共生產120枚，每枚造價相當於人民幣2500萬元，居臺制導彈之首。

“雄風三型”長約7米，彈徑500毫米，發射重量1500公斤，采用美國馬丁公司的雷達導引頭和慣性導航系統，可設置多個航路點以複雜彈道突防，5000米高彈道時射程300公里，掠海飛行射程120公里，速度2.2倍音速。迄今，臺軍有8艘“成功”級護衛艦和7艘“錦江”級大型導彈艦，每艘裝備4枚。

這次“雄風三型”導彈擊中一艘60噸小漁船的駕駛樓。有分析人士談到為何不能識別民船、彈頭引信未正常起爆、20分鐘才飛行近80公里等話題，都是因為不了解反艦導彈的作戰程序和性能設計。雖然不能完全說它充分驗證了打擊大型艦艇的能力，但從很多性能的衡量標準上看，這個型號的導彈還是值得重視。

武器系統出錯的三類原因

誤射反艦導彈的事故雖然罕見，但越來越複雜的大型武器系統出錯的幾率一直存在。其原因無非技術缺陷、人為失誤和故意破壞三類。

技術缺陷永遠無法避免，正如很多軟件系統即使在問世前花費大量精力“捉蟲”（因英文中軟件缺陷被稱為“bug”），仍可能出現問題。同時，軟件系統不斷叠代，也是自身擴展功能、完善性能的基本手段。但是，越是重要的技術系統（例如銀行金融系統、防災搶險系統），投入的經費、時間和人力越充足，采取的備份和補救措施也越完善，因而發生致命後果的幾率反而越小。武器裝備就更不用說了。在人類造出核武器這種殺傷力登峰造極的武器後，如何防止誤射、誤傷就不光事關生命財產，更事關人類和平。因此，在軍用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中，硬件軟件方面的防範、診斷、糾錯、容錯能力也與時俱進，很少被發現根本性的致命設計錯誤。

然而，任何技術都是人設計的，意料之外的狀況無法避免，因而沒有設計錯誤的系統仍可能在運行中出現故障。人類的糾錯能力只能在不斷發生的故障甚至事故中積累提升。例如，上世紀90年代，世界上曾有兩種運載火箭都發生過因某繼電器在加工過程中留有金屬余屑導致失靈，控制系統收到錯誤信號，誤以為箭體偏轉，結果糾正本不存在的偏轉反而造成真正的姿態失控。

任何武器系統都需要人來操作，而人天然會出錯。這方面的失誤就更多了：美國曾有一個工人不慎將掛在腰上的套筒扳手掉落進二十多米深的發射井，反彈砸破洲際核導彈的燃料箱，將發射井炸成大坑；在冷戰時期，美國空軍在西班牙墜毀的B-52轟炸機掉落6顆實戰用氫彈，有的被發現時控制起爆的7道保險已有6道損壞，有的至今未找回；直到近年，美軍還曾在轟炸機飛行訓練時誤裝了核巡航導彈，並將某核導彈部件誤寄給臺灣……

至於在科研試驗過程中，武器系統不按規矩來操作的情況就更司空見慣了。

土耳其24小時軍事政變何以如此短命？

連接歐亞大陸的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大橋14日晚剛為發生在法國尼斯的卡車恐怖襲擊亮起藍白紅三色彩燈聲援法國，而第二天就被發動軍事政變的軍車和坦克占領，再過了不到24小時，博斯普魯斯大橋上的政變士兵已經投降。

這起未遂的政變導致了150名以上的軍人、警察和平民死亡，另有將近1500人受傷，當局還宣布已經逮捕了近3000名參與政變的人士。而政變的目標——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政變發生時他本人正在外度假，整個政變過程中遠程遙控，在4小時後飛抵伊斯坦布爾時，局勢已經得到控制。以是否能夠控制現任領導人作為成敗重要判斷標準的政變行動，以埃爾多安的毫發無傷宣告失敗。

但是，這次短命的政變，在很多方面給外界提供了思考空間。

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大橋上，民眾在政變士兵投降後自拍

民意和行動雙輸

首先是形式，在土耳其歷史上，政變並是一件陌生的事情，過去60年里至少發生了4次政變。15日的這次政變從行動路徑上看依舊延續了上個世紀政變的普遍做法——占領重要區域、首先攻入電視臺、通過媒體發表政變聲明。

但是，埃爾多安卻通過其一直反感的社交媒體發起反攻，利用自己堅實的民意基礎，通過視頻通話在CNN土耳其語頻道和社交媒體上號召民眾通過街頭遊行和廣場集會，表達對政府的支持。

一位在土耳其的中國留學生政變期間正在伊斯坦布爾，她聽到了戰機掠過的轟鳴，在街頭看到不少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在清真寺的號召下遊行抗議政變，也在伊斯坦布爾阿塔圖爾克機場看到了不知所措的滯留人群。

這位留學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社交媒體上有支持埃爾多安的，也有陰謀論者，反對、懷疑埃爾多安，並且同情士兵的，多是大學生、教授、藝術家和知識精英等世俗派，那些支持埃爾多安的，則多數是保守宗教派。

值得註意的是，土耳其是典型的穆斯林國家，穆斯林人口占總人口的95%。2014年埃爾多安贏得土耳其首次總統直接選舉時，其支持率遠超其他兩位候選人。

其次，政變的失敗與軍隊內部的支持不夠有關。有分析認為，目前雖然不知道政變武裝的動機是什麽，但是這次發動政變的軍隊，從一開始就出師不利。

從事後有3000多名參與政變的軍事人員被捕來看，政變力量遠多於當局口中的“一小撮人”，有報道稱4名將軍和29名上校軍官參加了此次政變，但問題是，這些軍官中的大部分都是軍隊中層，尤其從一開始，總參謀長胡盧西·阿卡爾將軍（Hulusi Akar）被扣為人質，海軍和特種部隊指揮官均表態不支持，均可見此次政變並未得到軍隊關鍵力量的支持。

從上述兩方面看，此次政變在民意支持和軍事支持上雙輸。

對埃爾多安的不滿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一書作者田文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此次政變跟以往的歷次政變相比有其特殊性，與埃爾多安近年來一些內政外交的失誤有關，政變很可能是部分民眾對埃爾多安統治不滿的一種體現。

“中東劇變以後，埃爾多安在中東地區的一系列政策昏招叠出。內政領域，埃爾多安近幾年強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導致國內貧富差距持續加大，同時，埃爾多安的統治帶有很強的獨裁傾向。可以看出，埃爾多安的內政外交所激起的民怨還是比較大的。”田文林稱。

田文林表示，除了此前支持埃及和突尼斯民眾反對政府，埃爾多安還支持敘利亞民眾反抗阿薩德政權，但是直接的結果就是導致敘利亞陷入恐怖主義活動泥淖，近兩年也波及到土耳其。另外，土耳其在敘利亞等地推行的這種政權更替也激發了難民問題。土耳其作為敘利亞鄰國，更是直接受到難民潮外溢的影響，治安和財政壓力都變得非常突出。

從1960年以來，土耳其已經發生過4起成功的軍事政變（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但是軍人幹涉內政對於現在的土耳其來說是否還有民意基礎？或者說民眾是否還歡迎軍人？是此次失敗政變值得探討的問題。

北大歷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專家昝濤在其研究中提到，土耳其軍人以往的幾次幹政，最重要的原因是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的失敗。以往的軍人幹政大多獲得民眾的支持，但現在即使是警惕伊斯蘭複興的世俗主義者也不願意看到軍隊出面幹政這種不民主的現象，土耳其人形成的共識是，需要常規的文官體制來捍衛民主與世俗主義，而不再是軍隊幹政。

忠於埃爾多安的軍隊

在政變發生後，各種輿論分析最大的焦點在於，世俗化和宗教化之爭，導致了土耳其的種種亂局。

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留下了一句話：“文明只是意味著西方的現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東西。”凱末爾主義因此開啟了追求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時代。此後，政教分離和議會制一度讓土耳其成為最民主自由的伊斯蘭教國家。其中，軍隊便是世俗主義的堅定擁護者。

不過，在土耳其這樣一個穆斯林國家里，政治決策和法律中沒有宗教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過去4次軍事政變的共性之一就是糾偏，防止土耳其伊斯蘭化。然而，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埃爾多安所在的正義與發展黨，過去一直強調民主和政教分離，近幾年卻開始推行相對伊斯蘭化的政策。

“從2002年上臺以來，埃爾多安逐步把他的勢力向軍隊滲透，一定程度上對世俗化的軍官進行更換，開始控制軍隊，這就解釋了為什麽這次政變不像以往那樣可以很快地接管政權，政變軍隊反而遭到了另一部分主要軍事力量的抵制，這也證明，現在的土耳其軍隊，相當一部分是忠誠於埃爾多安政府。”田文林說。

田文林認為，土耳其軍隊不僅是軍事力量，還是一股政治力量。這次政變不成功會加速埃爾多安對軍隊進行清洗和更換，而且，由於組織上已經被削弱得非常嚴重，未來土耳其軍隊再發動類似政變，難度只會越來越大。

各路資本追捧，地方AMC牌照何以值10億？

早在2013年，銀監會發布《關於地方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認可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銀監發[2013]45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原則上只可設立或授權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參與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金融企業不良資產的批量收購、處置業務。

三年來，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基本按照每省一家的邏輯獲批，並基本形成“四大AMC+地方省級AMC”的中國式“壞賬銀行”格局。

然而，隨著去年以來銀行體系內不良資產的飆增，一個變化正在悄然發生，在省級AMC之外，地市級別的AMC最近也相繼誕生，導致目前多個省份事實上存在兩家持牌的AMC機構。

有業內人士分析，在省級AMC牌照的發放接近尾聲之際，地市級AMC的牌照或成為未來獲批主力，“據我們測算，一張AMC牌照價值最高可達10億元，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各路資本都在進入。”該業內人士說。

地方“壞賬銀行”增至28家

7月15日，廣西金控資產管理公司正式揭牌，作為廣西地方AMC，目標是推動銀行加快不良資產處置，切實防範地方各類金融風險，廣西金控資產的出資方廣西金融投資集團表示，未來五年，金控資產預計實現不良資產收購處置金額達300億元。

就在本月的4日，海德股份公告稱，其已取得《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同意設立海徳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批複》(藏政函[2016]97 號)，批複內部包括允許設立海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確定海德資管收購、受托經營不良資產等業務範圍，得到財政部、銀監會批複的地方AMC管理牌照。這也就意味著，西藏AMC牌照落地。

另外，重慶渝康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也於日前成立，該公司用於承接重慶早前獲批的地方AMC重慶渝富集團的資產重組和債務重組功能。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截止到目前，銀監會已經批複了24家地方省級持牌AMC，具體地區涉及第一批的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安徽;第二批的重慶、北京、遼寧、福建、天津;第三批的廣西、山東、湖北、吉林、寧夏;第四批的河南、內蒙古、四川、湖南、陜西;以及後續的江西、山西、河北、西藏等地。

“我所了解的情況下，剩余尚未成立地方AMC的地區正在加緊籌備，估計到第三季度末，地方AMC將布局到各個省份。”上述業內人士說。

本報統計顯示：包括新疆、青海、甘肅、雲南、貴州、海南、黑龍江等地至今仍未成立地方AMC。

除了地方省級AMC以外，地市級城市也在積極申請AMC牌照，去年下半年以來，包括浙江省溫州、山東青島、福建廈門和江蘇蘇州等四個地市級AMC相繼獲批成立。在此前，這四個省份已經分別成立了省級的資產管理公司。

“有一批地市正在申請AMC牌照，比如廣東省的廣州市和深圳市，但我預計，地市級AMC的規模應該不會很大，同一省內兩家AMC的格局一般只會出現在不良高發區，比如長三角一帶的浙江溫州是銀行不良集中地、江蘇省在集中處置無錫尚德的不良等。”上述業內人士說。

本報同時了解到，盡管為地市級AMC，但從業務範圍上來說，具有與省級AMC同樣地“待遇”，即可以跳出地市，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不良資產收購與處置，對於省級AMC來說，這顯然是除了四大以外，又增加了一類競爭者。

“其實，四大一直在地方開展業務，但相比來說，業務優勢不如地方AMC，尤其是在處置地方國有資產的不良時，地方政府更希望帶來國資背景的地方AMC來處置。”該業內人士說。

資金饑渴如何化解?

盡管地方AMC也獲得了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一樣的牌照，但同時銀監會也為其限定了苛刻的條件，即“地產資產管理公司購入的不良資產應該采取債務重組的方式進行處置，不得對外轉讓”。

也就是說，相比四大AMC，地方AMC只能“只進不出”，“就是不能直接批零轉賣。”德富資產執行合夥人吳舸說。

而隨著不良資產總量的增加，這勢必會加大地方AMC的資金壓力。不良資產管理行業屬於典型的資本密集型行業,一方面，批量收購銀行不良資產包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通常在億元級別之上，另一方面，整個清收處置過程複雜冗長，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回款周期短則1年，一般在2年左右，長則3-5年甚至更長。

而地方AMC在各項業務開展過程中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股東註資和債務資金，包括銀行借款、發行債券等。比如，重慶渝康公司日前就與21家銀行簽訂綜合授信1600多億元的戰略合作協議。

單一的債務融資其典型後遺癥即為資產負債率高居不下，比如，浙江地方AMC浙商資產截止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率分別為79.06%和 76.86%。而且，隨著經營杠桿的不斷增大, 利息支出也逐年上升,經營風險也相應提高,並且債務融資的渠道和空間也受到一定限制。

如何降低負債率的同時又能解決資金饑渴的問題成為地方AMC的當務之急，上市成為切實可行的優選路徑之一。

海德股份獨資設立的海德資產獲批為西藏 AMC 之後，為其轉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奠定了重要基礎，據了解，目前海德股份地產主業已經基本剝離完畢，未來不良資產管理將是海德股份的主要方向，這也使得海德股份成為目前 A 股市場上唯一純正的不良 AMC 投資標的。

今年3月份，浙江東方披露《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根據該預案，浙江東方擬作價71.69億元收購國貿集團、中大投資持有的浙商資產100%股權、浙金信托56%股份、大地期貨100%股權及中韓人壽50%股權;同時定向增發募集配套資金不超過62.25億元。

本來，浙商資產為浙江東方重組預案的“重頭戲”，其交易價格達到55.36億元，占整體交易金額的77%。而且，募集的配套資金中近一半用於向浙商資產增資。然而，6月12日晚間，浙江東方再次公告稱，由於監管和市場環境發生變化，為確保重大資產重組順利實施，決定調整重組方案，不再將浙商資產作為標的資產之一。由此，浙商資產上市夢碎。

另外，廣東地方AMC粵財資產目前也正在進行股改，為上市做準備。據了解，粵財資產2015年實現現金回收 14.17億元，新增管理資產規模226億元，實現利潤 5.83億元，管理資產規模存量為508億元。

10億背後的價值

有業內人士分析，在省級AMC牌照的發放接近尾聲之際，地市級AMC的牌照或成為未來獲批主力，“據我們測算，一張AMC牌照價值最高可達10億元，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各路資本都在搶先進入。”該業內人士說。

“把牌照價值估值到10億元，顯然高估了，我認為，一張地方AMC牌照移表可能帶來大約5000萬或者更多的收入，按照10倍市盈率計算，估值大致在5億區間。”德富資產執行合夥人吳舸說，目前AMC牌照的顯性價值為批量收購金融企業的不良資產，而隱形的價值則不止於此。

“AMC牌照最大的隱性價值在於協助信貸類金融機構移表，其中，最主要是幫銀行移表，以降低銀行的賬面不良率，雖然這塊業務費率較低，但成交量大，對於AMC來說收入頗豐。”吳舸說。

今年3月末，銀監會下發《關於規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業務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首次明確禁止了銀行不良資產借道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通道出表的行為。

“隨著這個通知的出臺，我認為AMC的移表業務價值會降低80%。”吳舸說。

“除了移表以外，AMC的另一個隱形價值則是利用10戶以上的批量出售的合格買家身份，幫助不良資產的真實買家做“通道”，這也是因為AMC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接受金融機構批量轉讓不良資產的買家，該業務目前費率較高，但整體規模不大，費率行情已經從以前的1%以上下降到了1%以下，參照公募基金子公司通道業務萬三的行情來看，AMC的這塊業務的通道費率奔向千一是大概率事件。”吳舸說。

對於地方AMC來說，收購而來的不良資產不能對外轉讓，那麽，長期以來必將導致“消化不良”：龐大的不良資產規模實際超出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的處置能力。

“實際上，地方AMC也在或明或暗的變相對外轉讓不良資產包，典型的繞道方式是不良資產的收益權對外轉讓。”上述業內人士透露。

該業內人士同時透露，近段時間，業內正在探討地方AMC資產包對外轉讓放開以及通過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模式釋放地方AMC現金流的可能性，估計很快就會有結果。

5家農商行紮堆上市 “蘇南”何以成集中地？

9月8日，無錫農商行網上網下開始申購;9月2日，江陰農商行在A股上市;常熟農商行將於9月下旬開始申購。

在目前全國1000家農商行中，除了重慶農商行在香港上市外，資本市場沈寂5年多之後終於再次迎來了銀行業“第四梯隊”的身影。除了無錫、江陰和常熟三家農商行之外，吳江農商行和張家港農商行均在8月悉數過會。

不難發現，這五家農商行均處於江蘇南部地區(下稱“蘇南地區”)。為何蘇南地區有這麽多家農商行率先在A股上市?是資產質量好，還是區域優勢明顯，抑或其他原因?

近日，華南某農商行一位熟悉蘇南地區農商行狀況的中層管理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除了當地經濟發達，區位優勢明顯之外，江蘇作為農村金融改革最早試點地區，農村金融始終走在全國前列，並且，近幾年蘇南8家農商行在推進實施新資本協議上也走在農商行系統先鋒行列，風險控制在農商行梯隊中有較強優勢。

地方經濟發達

上述人士對本報記者說，蘇南地區這麽多家農商行紮堆上市，首先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和當地經濟發達、區位優勢明顯有很大關系。

“該地區經濟發達，為地區內銀行業達到上市標準創造了有利條件。”廣發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沐華亦對本報記者說。

江蘇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數據顯示，1992年~2012年間，江蘇省GDP連續2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13年~2015年GDP增速雖有所減緩，但也分別達到9.6%、8.7%和8.5%。“十二五”期間，江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7萬億元，平均增長率9.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4萬美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8000億元，年均增長14.5%。

今年7月，工信部發布了縣域經濟100強榜單，其中，江陰市、張江港市和常熟市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四名。在2015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5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無錫市綜合排名第10位，地級市中名列第3位。

無錫農商行的招股說明書中表述，無錫市地處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蘇南地區，是長三角國際先進制造業基地、服務外包與創意設計基地和區域性商貿物流中心、職業教育中心、旅遊度假中心。2001年~2015年，無錫市地區生產總值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4%，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2015年，無錫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518.26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5129元。

江陰農商行招股說明書表述，2015年，江陰地區GDP總量達到2880.86億元(不變價)，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7.4%;規模以上工業利稅總額達到510.71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利潤總額達到351.12億元，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2756元。

經濟增長給銀行業帶來了良好發展契機。江蘇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江蘇省銀行業總資產達15.17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1.16%，占全國銀行業總資產的7.89%;其中，江蘇省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總資產2.24萬億元，占全國農村金融機構總資產的7.14%。

事實上，江蘇省農村金融機構改革也是走在全國首列的。

2000年，國家開展對信用社企業組織形式改革的試點，選擇一些有條件的地區試點改制組建農村商業銀行、合作銀行。2000年8月，江蘇省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工作全面推開。2001年底，張家港、江陰、常熟3家農村商業銀行掛牌成立，拉開了我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大幕。今年上半年，江蘇省內62家農合機構全部改制組建為農村商業銀行，標誌著江蘇省農信社產權改革順利完成。

“江蘇省農商行不管在經營特色還是資產規模上，都處於全國領先水平，上市和擬上市農商行走在同行前列。”上述農商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此過程中，“蘇南模式”漸漸成為概括該地區農商行發展的一個代名詞。

“蘇南模式”是指，在傳統農業經濟占比重很低的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金融機構立足於縣域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的大趨勢，為城市化過程中鄉鎮企業的轉型以及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走“服務於大農業”的發展道路，率先通過產權改革形成較為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並且開始通過跨區域經營和公開上市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由於城鎮化程度較高，農民、農村、農業更多的以市民、城鎮、民營中小企業的形式體現，所以蘇南地區農商行普遍以鄉鎮中小型企業(包括個體工商戶)和“三農”為最主要的目標客戶。比如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無錫農商行中小企業貸款客戶4675戶，占全行公司類貸款客戶的99.53%。截至去年末，江陰農商行涉農貸款占比99.50%(不含貼現)，中小微企業貸款占比84.35%。

“蘇南模式”讓該地區的農商行獲得了快速發展，無錫和常熟農商行去年底總資產已經超過千億元，凈利潤分別達8.33億元和9.66億元。而江陰、張家港和吳江農商行的總資產在700億元~900億元，凈利潤達6億元~8億元。

早動手推進新資本協議

蘇南地區的農商行，在推進實施新資本協議方面也走在全國前列。

2011年4月，銀監會發布《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並選定北京、上海、重慶、成都、張家港5地農村商業銀行作為試點行，先行開展新資本協議實施的準備工作。2012年，為解決農村金融機構數據量不足、成本投入大以及人才匱乏等問題，由江蘇省銀監局牽頭，以張家港農商行作為發起行，常熟、太倉、吳江、昆山、無錫、江陰和江南農商行參與的蘇南8家農商行聯合實施新資本協議，以模型進行風險計量，在計量的基礎上，對風險進行抵補，並計提風險補償，以提高抗風險能力。

“由於8家農商行地域相近，客戶類型和經營模式相似，本身合作基礎良好，基於數據共享的目的聯合建設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於國內其他中小銀行建立系統的風險管理體系，實現銀行的穩健經營具有標誌性示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金融風險管理學科負責人陳忠陽表示。

據張家港市農商行披露的信息，目前，蘇南8家新資本協議項目穩步推進，8家農商行非零售內部評級咨詢項目已基本收尾，完成了數據收集與清洗、敞口劃分及共享平臺設計與開發客戶評級與債項評級模型開發、評級應用及政策流程設計;蘇南8家農商行非零售內部評級系統於2015年3月正式開始建設，於2015年8月正式上線試運行。蘇南8家農商行零售內部評級咨詢項目於2014年5月末正式啟動，截至去年底已經完成全部評分卡開發工作。

上述農商行人士亦表示：“近幾年，蘇南8家農商行在推進實施新資本協議上走在農商行系統先鋒行列，風控做的比較好。這些農商行上市，更重要的是為農商行的創新發展起示範作用。”

江蘇銀監局數據現實，截至今年上半年，江蘇省內銀行業資本充足率12.58%。而該5家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具有較為明顯優勢。本報記者統計數據發現，去年年底，江陰、常熟、張家港、吳江和無錫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3.99%、12.51%、15.07%、13.58%和13.54%。

資產質量如何？

基於近幾年銀行業經營環境大變，宏觀經濟低迷，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加速，企業信貸需求萎縮，銀行不良貸款攀升，資本金急需補充，成為各家銀行面臨的難題。而通過上市來補充資本金，成為很多城商行和農商行目前熱盼的路徑。

今年IPO審核取消了凈利潤連續增長的要求，因此利潤情況並未影響IPO過會，但蘇南這5家農商行雖然得以紮堆上市，其兩三年的業績也並不好看。

年報顯示，該5家農商行去年凈利潤集體負增長，吳江農商行2015年凈利潤剛過6億元，同比下降21.27%。江陰、常熟、張家港和無錫農商行的凈利潤分別下降0.41%、3.28%、7.9%和9.97%。

凈利潤下滑的同時，不良率也在攀升。截至2015年底，江陰、張家港和吳江農商行不良率分別達2.17%、1.96%和1.86%，常熟和無錫的不良率略低，分別為1.48%和1.17%。這主要是因為受宏觀經濟下滑影響，以紡織業和制造業為主的蘇南地區無法幸免，受到重創。江蘇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江蘇省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不良率為2.36%，以此來看，這5家農商行的不良率低於江蘇省內同業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撥備覆蓋率和流動性比率等指標上，該5家農商行表現出“維持較低水平、逐年接近監管紅線”的特征。以常熟農商行為例，2013年、2014年、2015年其撥備覆蓋率分別為342.18%、316.87%、220.60%，流動性比例分別為53.13%、48.05%、43.42%。

在業務結構上，農商行呈現出結構單一的普遍性，對存貸利差依賴性大。根據本報記者統計，江陰、吳江和無錫3家農商行2015年凈利息收入占比分別高達94.66%、94.48%和90.27%，常熟和張家港農商行略低，分別為82.37%和83.12%。

“近幾年是銀行業不良貸款高發期，加上小銀行業務結構比較單一，所以凈利潤下滑在所難免。這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問題，畢竟調整業務結構需要較長的投入期，產出不能立竿見影。不過，長三角地區的資產質量開始改善，後續不良壓力也會有所減輕，對這些地區的銀行來說後期利好。”沐華對本報記者說。

至於怎樣判斷這些農商行的投資價值，沐華認為，全國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區域差別很大，要一家一家來研究，從盈利指標、轉型特征和效果、管理層能力和新業務開展情況、估值水平等方面綜合來判斷。

陽光保險舉牌伊利股份 “門口的野蠻人”何以敵友難辨

事實證明，在A股，上市公司每一個動作背後都有值得深究的原因。

9月18日晚間，伊利股份(600887.SH)突發權益變動公告，公司被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保險”)舉牌。陽光保險通過旗下兩公司已合計持有公司5%的股份，坐上公司三當家之位。而早在8月10日，伊利股份曾祭出“章程之戰”，試圖以修改《公司章程》來防禦“野蠻人”，彼時有機構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公司或已被資本盯上，如今看來，這一猜想被證實。

盡管陽光保險在增持公開後第一時間對外喊話，稱增持伊利純屬財務投資，不謀求控制權，且承諾未來12個月內不主動增持。但在接近伊利管理層的人士看來，“對方來者不善，不增持承諾是迫於各方壓力的暫時妥協”。大敵當前，伊利已進入停牌備戰狀態。關註伊利的機構人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目前，擺在伊利股份面前反收購的招數並不多，相對現實的選擇或是，直接定增收購資產，增強自身股份數額。

但對於伊利而言，想獲得大多數股東支持，無疑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優質方案，讓投資者嘗到“甜頭”。此外，雖然表面上伸出了橄欖枝，但外界並不認為在伊利身上已經做了一筆不錯投資的陽光保險，未來一年內都會“幹瞪眼”。當對抗展開，尋找同盟者或是陽光保險接下來會做的。

來者不善?

2015年四季度，在牛市的喧囂之後，偏愛消費藍籌股的陽光保險就看上了乳業龍頭股伊利股份，開始布下投資棋局的第一步。

在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間，期通過旗下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人壽”)相關產品拿下伊利10910.89萬股，占總股本1.80%。對於股權相對分散的伊利股份來說，1.80%的持股已成功躋身其前五大股東榜單。隨後2016年上半年，陽光保險均按兵不動，未有增持。

而讓伊利股份對陽光保險真正產生警惕，是從2016年三季度開始。

從股份變動情況來看，今年7月開始，陽光保險開始集中加倉伊利，不足兩個半月內，其控制麾下陽光人壽、陽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產險”)兩公司累計增持伊利約3.03億股。其中，陽光人壽增持後合計持有伊利2.53億股，持股比例4.17%，陽光產險增持後則合計持有5014.725萬股，持股比例升至0.83%。

最為關鍵的一筆增持，發生在中秋假期前最後一個交易日。9月14日，陽光產險增持伊利566.79萬股，占總股本0.09%。自此，陽光保險通過兩大子公司一致行動人的關系，布局伊利5%的股份，一舉觸及舉牌線。

“他們來者不善。”接近伊利管理層的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而對於陽光保險做出的“和平”承諾，稱增持目的為純財務投資，不謀求控制權，且未來12個月內不會主動增持。該人士則透露，這實際為對方迫於各方壓力以及行業特點，做出的妥協。

值得玩味的是，對於陽光保險，伊利實際早已被觸動敏感的神經，並試圖在8月上旬以《修改章程》來阻攔其舉牌。從伊利修改的核心條款來看，股東持股達3%必須向公司通報，未通報將形成惡意收購，被剝奪相應的股東權利。但因條款與現行證券法規存在出入，被監管問詢而作罷，至今未有下文。

“如果當時修改章程成功，陽光保險增持不會如此順利，而伊利改章程的行為或許也讓對方警惕，而他們(陽光保險)集中增持的這段時間，伊利的股份因為業績、QFII等機構減持等原因，也跌了不少。”上海一大型券商分析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無論陽光保險是敵是友，其目前在伊利身上已經做了一筆不錯的生意。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在陽光保險布局伊利的2015年四季度，伊利該季度股價均價為16.25元/股，這筆投資目前被套。但陽光保險集中增持伊利的最近兩月間，伊利股份下行調整，累計下跌近12%。伊利9月18日晚間的公告也進一步顯示，陽光保險最新一筆增持均價僅16.1元/股。可見，陽光保險投資伊利股份的成本，因增持也成功攤薄。

“目前看，陽光保險的股份是被套住的，但不應會長期被套，對於伊利來說，調整後股價上20塊也會很快，三季報超預期就會大漲。”一私募基金合夥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認為，以伊利股價走勢判斷，陽光保險“不會虧”。

對於陽光保險做出的十二個月不增持的關鍵承諾，外界則半信半疑。多家券商研報認為，在萬科之後，伊利也成為資金覬覦的另一行業龍頭，一方面凸顯其白馬投資價值，而另一方面，舉牌或許只是一個開始。伊利股份從市值規模、行業地位、資質等方面而言，未來的投資價值大可能優於此前陽光保險投資的鳳竹紡織(600493.SH)、承德露露(000848.SZ)等公司。

“伊陽之爭”或上演

如果糾纏在陽光保險入股伊利股份的盈虧上，那麽就把眼光只鎖定在了“財務投資”。但市場人士似乎並不認為這一切只是“財務投資”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伊利股份自己更不是這麽認為的。

在伊利股份緊急停牌後，對於伊利備戰反收購的討論已甚囂塵上。

和萬科類似的是，伊利目前股權分散，亦為行業龍頭，管理層持有較大話語權。持股信息顯示，伊利目前第一大股東呼和浩特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僅持有公司8.79%的股份，而包括伊利股份董事長潘剛在內的6位高管合計持有公司7.98%的股份。即伊利一方目前只有16.77%的股份籌碼。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2月，正值“寶萬之爭”白熱化，彼此伊利就被市場認為，或是未來險資會“偏愛”的公司。在2015年12月14日—2015年12月22日這一周，伊利更是突然大漲，漲幅近26%。

此番，陽光保險舉牌伊利，外界擔憂，在“寶萬之爭”後，A股或再上演“伊陽之爭”，而有了萬科的前車之鑒後，伊利的管理層又將有何禦敵措施?

9月19日早間，伊利股份在臨時停牌公告中稱，停牌策劃重大事項，該事項可能涉及重大資產重組或非公發行股票。這讓外界不禁猜測，這家乳業龍頭或祭出“毒丸計劃”或“白衣騎士”等計謀來對抗陽光保險。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私募合夥人則認為，毒丸計劃目前在國內面臨一定監管壓力，行不通。他認為，對於伊利股份而言，目前握有對方12個月內不增持的緩兵之計，定增收購或是相對現實的選擇。“收購優質資產，類似於萬科要收的深圳地鐵，然後向大股東和管理層定增股份。”他稱。

北京一私募股權基金並購負責人對此亦表示認同。他認為，若伊利欲和陽光保險對抗，要麽找來金主助陣，要麽借定增收購增強自己的股份實力。“如果不停牌，股價肯定要上漲，此時停牌也是做定增的最佳時機。”該人士認為。

不過，即使是定增，對於伊利而言，這條路也並不好走。對於公司是否已經準備了行之有效的定增方案，外界不得而知。但在十個交易日後，要拿出相應的方案並不容易。

“定增，重點是看方案，方案好，增加公司價值而不是單單增強管理層的控制權，市場才會贊成。”在前述私募人士看來，如果選擇定增，伊利則必須讓投資者，尤其機構投資者嘗到“甜頭”才可能獲得支持。而具體可能的選擇上，該人士分析師，或許會是海外資產。“之前伊利就一直在尋找海外資產並購”。

另一方面，由於股權分散，若定增收購，不僅需要伊利大股東和管理層拿出資本實力，且因關聯交易等原因，伊利一方必須回避投票，這無疑是將最大話語權交到了持股最多的陽光保險手中，這一局面則需要伊利股份在未來尋求到更多的盟友支持。

而尋求盟友支持，在不能主動增持的前提下，或許也是陽光股份接下來的選擇。

“立場不同，雙方都需要措施來保持各自的安全邊際，這不可避免。”前述並購負責人認為，短期內陽光保險不能主動謀求控制權，但可尋找盟友，在關鍵決策上形成一致，或盟友增持，12個月後再形成一致行動人。

以中報信息來看，在伊利的前十大股東中，目前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持有6.22%的股份、證金公司持有3.06%，此外，社保基金、趙成霞、劉春海、胡利平以及新進的奧本海默基金公司分別持有1.65%、1.39%、1.37%、1.31%以及1.26%的股份。

對於可能到來的股權之爭以及公司將采取的措施，《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次向伊利采訪求證，截至發稿對方均稱目前並無更多信息，暫以公告為準。而陽光保險方面，則一再對外否認其將成為“門口的野蠻人”，並不謀求控制權。

北京交通委解讀：網約車新政何以規定“京人京車”

近兩日，有關網約車新政的事引起社會各界廣泛議論。北京市網約車“本市戶籍、本市車輛”的規定尤其引人關註。

9日上午，北京交通委通過“交通北京”官方微博就此進行了回應。

據北京交通委介紹，北京市出租汽車行業深化改革旨在把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和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適度發展出租汽車、鼓勵綠色出行，促進巡遊車轉型升級，規範網約車經營服務管理，提升行業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促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鼓勵私人小客車開展合乘。

北京交通委表示，目前需要對出租汽車總量進行調控。

一方面，《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要根據大中小城市特點、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和出租汽車發展定位，綜合考慮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交通擁堵狀況、出租汽車里程利用率等因素，合理把握出租汽車運力規模及在城市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中的分擔比例，建立動態監測和調整機制，逐步實現市場調節。

另一方面，北京市建立出租汽車總量動態調控機制，巡遊車和網約車都要有合理的運力規模與結構。

北京交通委給出的理由是，出租汽車具有服務雙方的流動隨機性和消費的一次性等特征，屬於難以完全實現市場化放開競爭領域;出租汽車屬於小客車交通方式，占用大量道路資源，具有不經濟性、加劇交通擁堵等負外部性;國際上絕大多數特大城市(東京、紐約等)和國內大城市都對出租汽車實行運力管控，這也是大城市發展規模和管理的必然要求。

北京交通委稱，“北京作為超大型城市，正在大力治理‘城市病’，在交通和大氣治理兩個方面，一方面堅持公交優先發展戰略，合理利用道路資源，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緩解交通擁堵。另一方面實施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倡導綠色出行，減少機動車汙染排放，改善空氣質量，還北京一個藍天。以上這些因素決定了出租汽車需實施總量調控。”

對於網約車，北京交通委表示，必須“規範發展”。通過建立對網約車運營的事前準入與事中事後監管機制，強化平臺的承運人責任，明確駕駛員和車輛準入條件，切實保障乘客安全，維護各方合法權益和良好的市場秩序。

在回答有關“為什麽規定網約車駕駛員和網約車為本市戶籍、本市車輛?”的問題時，北京交通委表示，主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北京四個中心功能定位的發展要求。落實北京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就是要以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為出發點，全面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建設通州城市副中心，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營造一流的居住、交通、治安和生態環境，把北京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二是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嚴重影響了首都核心功能的發揮。治理“城市病”首要的就是嚴控人口規模，至2020年，將人口控制在2300萬。同時，按照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的要求，城市就業將主要以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發展方向。出租汽車既是首都窗口行業，也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其未來發展必然涉及人口規模調控和產業發展及就業導向，這也是治理“城市病”、實現首都四個中心功能定位的客觀要求。

三是治理交通擁堵的要求。目前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已達560余萬輛，機動車高強度使用、高密度聚集、高速度增長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緩解，交通擁堵由城市核心區向外蔓延，已遠遠超出道路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也明確規定，“出租汽車駕駛員須有本市常住戶口”。這些規定都為行業的發展明確了方向。

北京市堅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適度發展出租汽車、鼓勵綠色出行。攝影/章軻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與分裂合並 卡爾蔡司何以長青170年?

9月與10月之交的奧伯科亨(Oberkochen)空氣微冷。四面小山環繞，早晨能看到山間薄薄的霧氣。

170年歷史的卡爾蔡司集團總部就在這個人口8000左右的小鎮。以此為中樞，蔡司構築了全球化的科研、制造與銷售體系，在40多個國家擁有約30座工廠，銷售額超過40億歐元。

“蔡司公司的發展歷程與整個德國的發展歷程高度相似。”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的蔡司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ximilianFoerst評價說。在最初的100年發展中，蔡司隨經歷波折而能始終維持完整;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分治割裂了蔡司集團，柏林墻倒塌後才重新合二為一。這家公司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與數次全球經濟危機而屹立不倒，它是怎麽做到的?

蔡司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ximilian Foerst

“馭”光170年

科學家們此前堅信白細胞的死亡過程是無規則可循的。然而，發表在《自然通訊》雜誌的一項研究成果動搖了這一信念。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LaTrobeUniversity)的科學家們發現白細胞崩潰時會吐出某些分子，這相當於對免疫系統的其他部分發出警告信號，同時意味著其雕零是有規律和高度受控的。

這一突破性發現得益於卡爾蔡司CellObserverSD系統的轉盤延時顯微技術，該公司在這一領域已經深耕了長達170年。

1846年，當時的機械修理工卡爾·蔡司(CarlZeiss)在德國東部城市耶拿創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機械及光學儀器車間，該車間第二年即開始生產顯微鏡，至今仍是該公司最重要的產品之一。過去的兩個世紀里，顯微鏡在醫學和生物學發展過程中扮演難以忽視的作用。

卡爾·蔡司本人在設立公司之初未必有建立百年企業，甚至大型公司的念頭。但蔡司不缺乏對質量的重視，這為公司的基業長青奠定了基礎。最初，蔡司公司主要制作簡單精密型單鏡筒光學顯微鏡，隨後逐步開始生產諸如複合顯微鏡等更為複雜的產品。2015/2016財年上半年中，包括工業測量技術與顯微鏡業務的研究與質量技術部門實現7.19億歐元的營收。

長久地關註垂直細分領域是蔡司的鮮明特點。

蔡司選擇的是具有“小批量、高複雜度(low-volume,high-complexity)”的利基市場，蔡司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ximilianFoerst先生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小批量，就不容易引起潛在競爭對手的覬覦，高複雜度則意味著一旦成功則外界難以複制。

圍繞光學和光電子技術，蔡司公司目前市場集中於研究與質量技術、醫療技術、視力保健/消費光學、半導體生產技術等四大領域里。攝影攝像界知名的蔡司鏡頭即分屬於公司下屬的視力保健/消費光學部門。截至3月31日的2015/2016財年上半年中，蔡司的營收比去年同期增長5%，達到23.22億歐元，而蔡司25000名員工近半位於本土之外，90%的收入發生在德國之外。

蔡司與耶拿大學的緊密聯系在早期塑造了公司推崇尖端技術的基因。卡爾·蔡司本人在企業初期即樂於向恩斯特·阿貝請教，後者當時是耶拿大學的物理學教授。阿貝的一項傑出的研究成果是指出了光學顯微鏡分辨率的極限，大約是可見光波長的一半，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阿貝極限”。

在蔡司公司設立20年後，阿貝正式加盟，並在此後為公司做出了舉足輕重的制度性創建。《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走訪蔡司公司研究與生產基地，采訪的數位公司管理層均對阿貝推崇有加。阿貝本人在光學領域的傑出貢獻更像是蔡司公司的精神指引，使得員工始終為生產高端的光學產品自豪。如果說卡爾·蔡司是公司的奠基者，阿貝則更像是這家百年企業的精神圖騰。

一“墻”之隔

“蔡司公司的發展歷程與整個德國的發展歷程高度相似。”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的Foerst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德國一分為二，也撕裂了蔡司。自企業創立的第一個百年里，耶拿一直是其總部所在地。今天的卡爾蔡司總部位於奧伯科亨小城，多少有些偶然性。戰爭之前，總部位於耶拿的蔡司已經有強大的研發和生產能力。

蔡司位於耶拿的檔案館館長Dr.WolfgangWimmer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戰爭即將結束時，美國軍隊一路向東解放了耶拿。戰爭結束後，盟軍與蘇聯簽訂德國分治協議前，意識到耶拿可能會落入後者之手。因此，他們在撤離時帶走了蔡司的77位管理層與科學家，並用卡車將這些科學家運送到美國控制的地區，即今天的奧伯科亨小鎮。

此後，這些管理者與科學家在西德重新設立同名的公司。蘇聯則主導了東德的蔡司公司、控制了當地的工廠。自此兩家蔡司公司被“柏林墻”分隔開來，獨立經營，直至1991年才得以合並。

Dr.WolfgangWimmer介紹說，在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東德蔡司產品占據了主導地位，其顯微鏡產品主要供應了蘇聯市場;而在美國等重大市場，西德蔡司則處於領先地位。

兩者之間的對立持續了近50年時間，直至柏林墻的倒塌，東西蔡司的合並才提上日程。

“東西蔡司的合並過程就像一起大規模並購，因為東西蔡司所處的社會制度完全不同。但兩個蔡司的業務卻完全相同，都主要生產顯微鏡。這是合並的困難之處，給我們造成了很多困擾。”Foerst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合並前，西德蔡司是一家規模中等、技術領先的科技公司;而東德蔡司則規模更加龐大，機構也更臃腫。東西蔡司業務的高度重合，令合並後的公司，相同的崗位開始出現冗員，進一步需要裁撤員工。

痛苦的人員大調整主要來自於耶拿。一夕之間，大批東德蔡司員工失去了工作。東西德蔡司公司的合並，整合過程中的陣痛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時間才慢慢平複。

控制權與穩定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數次國家經濟困境的蔡司能屹立不倒，一個重要因素是其基金會制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數位蔡司高層都強調基金會在蔡司百年傳承中的作用。

創始人卡爾·蔡司去世之後，該公司的早期合夥人和繼任管理者阿貝決定設立蔡司基金會，並將整個公司的管理置於該基金會之下。

“設立基金會的初衷是避免外部股東對公司的影響、維持公司經營的獨立性”，蔡司董事會成員HermannGerlinger告訴記者。至今，基金會仍是蔡司公司百分之百股份的持有者。基金會的存在，保障了蔡司公司的穩定性，以及對研發進行持續的投入而不至於出現斷裂。

“新技術的開發和試驗都需要時間。一些技術開發項目在取得成功之前，可能有六七年甚至十年是難以產生直接利益回報的。對於很多沒有大型基金會支持的中型公司，很難接受或做到這一點。”Foerst先生說，“當很多公司都認為某項技術的開發投資期過長、風險過高，很難成功時，蔡司基金會的存在就為潛心鉆研技術，開發新產品提供了重要保證。”近年來蔡司公司大致將總營收10%的金額投資於新技術的研發。

持恒的發展理念、穩定的股權結構給這家百年公司帶來了難能可貴的穩定性。據介紹，德國蔡司員工的流動率僅4%，與之對比上海企業的平均員工流動率達17%左右，而蔡司中國員工的流動率在7%左右。Foerst本人已經在蔡司公司超過20年時間。

對於主攻高精尖技術的公司，員工隊伍的穩定性尤為重要。

“只有熟知相關業務和產品的員工才能開發出特定的應用。而要掌握這樣的前沿技術，一兩年的時間根本不夠，可能需要5年到10年的時間。”Foerst表示，如果涉足非常尖端的技術，員工需要在這個公司工作多年才能真正了解相關業務，並反過來為技術突破創造附加價值。

“穩定性對公司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創新並非一蹴而就的。我認為這是蔡司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元走強，世界何以應對“危機潛在階段”

剛剛過去的周末，一個話題引發了金融領域的廣泛關註：“黑天鵝事件”頻發、美元持續走強，會否導致全球金融市場遭遇一波新的危機？中國如何在匯率波動和國內經濟改革中作出平衡？

“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正在成為常態，對全世界的宏觀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19日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表示，金融市場如今“黑天鵝事件”頻發，“這僅僅是波動，還是危機的前兆，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不過，即便再次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依然具備較強的抵禦能力。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看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是小概率事件，“但從全球範圍看，金融結構正在發生巨大改變，金融業的中介功能從銀行業移向影子銀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強，這都給監管者帶來了挑戰。”

美元“殺傷力”

眼下，美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及匯率走勢開始分化，美元再度進入強勢周期。“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潛在階段。”朱民表示。

歷史上，美元走強曾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經濟危機，以及始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美聯儲去年底重啟加息後，美元又開始不斷走強，截至11月20日，美元指數已經突破100整數關口。

美元指數近期一路上揚    來源：Wind咨訊

朱民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期間表示，美元走強會導致資本回流美國，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背負著美元外債，就會因此支付更多的利息，從而引起國內金融市場的波動，這正是上述兩次危機中發生過的。而從2014年以來，新興國家已經開始感受到資本持續性流出的壓力。

“美元持續走強是今後12個月間金融市場最大的風險，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國家資產負債表、跨境資金流動的深刻變化，我覺得這個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頭等大事。”朱民說。

IMF前副總裁朱民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上演講    吳軍/攝

強美元“殺傷力”之所以大，因為其主要是通過匯率和國際資本流動這兩個重要渠道沖擊市場。更為重要的是，美元的強勢可能遠未終止。

市場各界此前存在這樣一個共識——盡管美聯儲加息不可避免，但鑒於美國自身經濟仍欠動能，以及全球的“降息潮”和美元升值變相產生的貨幣收緊效果，未來的加息步伐必定是緩慢的。然而，就在特朗普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後，美聯儲主席耶倫在11月17日發表的講話使得上述預期顯得保守。

耶倫當天出席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聽證會時表示，大選之後市場出現一些波動性，市場預期美國財政政策將出現凈擴張，並預計財政擴張會帶來通脹，美聯儲將關註國會所作決定。

這些話背後暗含的邏輯是，如果特朗普落實了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從而導致通脹開始擡頭，且遠超預期，那麽美聯儲加息的速度也將超出預期。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略顯樂觀。他表示，應該更為辯證地看待美元走強，“當前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在全球中的占比遠低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似乎預示本輪美元走強的高度也將低於上兩輪強美元周期。”

也有觀點認為，美國自身的經濟狀況仍不支持其在明年大幅、快速加息。例如摩根士丹利仍維持明年加息一次的觀點。至於“特朗普效應”，“我們還是要看特朗普會做什麽，以及他有沒有能力做。誰都不能預測未來。”橡樹資本聯席董事長及聯合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另有業內人士表示，強美元對於美國自身的經濟也有殺傷力，這對美元走強有抑制作用。比如，耶倫此前曾表示，強勢美元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美國通脹和出口;也有金融交易員認為， 105可能是美元指數近期的極限。當然，特朗普的當選及其可能推出的政策，都是市場的不確定性。

中國仍存“抗壓墊”

如果全球金融市場遭遇一波新的危機，中國的抵抗力有多強?

今年年中開始，就有不少觀點認為，下一輪金融危機的發生可能來自債務泡沫的破滅。事實上，引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次貸危機，也是一場債務危機。不過，李揚在19日的第一財經金融峰會上表示，中國發生債務危機是小概率事件。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    吳軍/攝

首先，中國儲蓄率較高，到去年依然高達47%。“這意味著，中國債務融資來源主要是國內儲蓄。”李揚說。統計顯示，外幣計價的外債只占總債務的不到3%。

其次，我國金融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這使得中國債務的融資主要來自相對穩定的銀行存款，而非波動性很大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資金。這決定了中國金融業的風險點主要集中於流動性上，償債能力位居其次。因此，只要高儲蓄率得以延續並支撐著巨額的資金流動，債務問題就很難演化為系統性金融危機。

不過，中國各部門的杠桿率也在快速上升。另外，從全球範圍看，金融結構正在發生巨大改變，金融業的中介功能從銀行業移向影子銀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強，這都給監管者帶來了挑戰。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上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臺上發言     吳軍/攝

他認為，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陳雨露認為，應對國際性金融危機需要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應該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他國的外溢效應，針對本國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經濟體引起跨資產、跨市場的金融動蕩。同時要更加強調預期因素，在面臨重大沖擊時，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采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人民幣匯率仍取決於中國經濟

中國雖然發生債務危機的概率不大，但受美元走強影響，人民幣匯率的下行壓力自今年10月以來越發凸顯。如何平衡匯率波動和經濟改革考驗著決策層的智慧。

人民幣兌美元走勢

當前市場上有一種強烈的觀點——外因主導了此輪人民幣匯率下行。當然也有專家認為，經濟基本面將起到主導作用。

就外因而言，國慶期間出現了英鎊的急速貶值，使得美元指數暴漲，為了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穩定，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應該說是，央行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此後，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其利好美國經濟的演講更是刺激全球風險資產暴漲，美元由跌轉漲，進一步施壓人民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是堅定的“內因論派”。他表示，2005年匯改後，人民幣進入了一輪比較強的升值階段，尤其是一開始三四年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大家回頭去看看當初美聯儲做了什麽?美國兩三年中連續多次加息，導致美元走強，與此同時人民幣也在走強，而且是最為強勁的階段，這是美元升值引起的嗎?恰恰是反向的，所以關鍵的問題還在人民幣自身。”

連平表示，人民幣的強弱由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主導，前者(即貿易)並不存在很大問題，仍存順差，但後者所體現出的資本外流則是人民幣的壓力點，其背後是對於經濟下行的預期及資產全球配置意願提升。

“就資金跨境流動而言，一國的投資回報率，比如與他國的利差，則至關重要，中國與美國的這一利差在收窄，從目前來看這種趨勢短期難以扭轉。”連平還表示，“中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地方，就是我們資本輸出已經到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階段，即企業在不斷加大對外投資，個人開始全球配置資產，這的確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合理結果。”但他同時認為，這可能使得中國資本流出的壓力比他國都來得大。

“如果中國經濟增速能穩下來，並不斷開放對內和對外的投資，加快推進各項改革，那麽隨著各界對中國信心的增強，上述趨勢也可能緩解。否則，資本外流的現狀可能會在中短期持續。”連平說。

進口啤酒加碼中國 何以攻城略地？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啤酒市場之一，一場啤酒業的土洋競爭正白熱化。

據海關數據統計，今年1~9月，中國進口啤酒約51.3萬千升，同比增長19.1%。金額約為34.5億元，同比增長21.5%。雖然9月進口啤酒的數量和金額上出現了降幅，但進口啤酒整體持續兩位數的增長。

為什麽消費者偏愛進口啤酒？

進口啤酒包含哪些品類呢?

第一財經記者走訪了上海部分精品超市和酒吧等進口啤酒銷售終端了解到，進口啤酒有黑啤、紅啤、棕啤、黃啤、白啤之分。德國、比利時、荷蘭、馬來西亞、墨西哥、泰國等產地都比較常見。

除了種類繁多的產品選擇、口味上的標新立異，這些進口啤酒甚至在外包裝也是別出心裁。

“據我了解，目前上海就有進口啤酒超過200種以上，入局者還會持續增多，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上海進口啤酒館大區總裁鄒國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自2012年以來，進口啤酒連續四年大幅增長，據啤酒行業數據顯示，2015年1至12月，中國進口啤酒53.8萬千升，同比增加59.4%;金額約為5.8億美元，同比增加41.3%。自2012年以來，進口啤酒連續四年大幅增長，四年累積增幅737.2%。基於進口啤酒的啟平點較低，又存在消費獵奇心理，至此在四年里增長迅猛。

“中國啤酒最大的瓶頸在於，低端啤酒銷量下滑，高端市場卻沒有做起來，目前處於青黃不接的節點。”中國品牌研究院研究員朱丹蓬認為，整個中國消費結構的升級和社會的老齡化，使得啤酒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發生很大變化。

他山之石

德國啤酒在中國消費市場上一直表現出良好態勢，根據啤酒行業數據顯示，在2015年進口啤酒市場中，德國啤酒以34.9%的市場占有率領先其他國家進口啤酒品牌。

“正宗的德國啤酒有《啤酒純凈法》規定，限制了原料只能有水、麥芽、酵母和啤酒花。這樣的做法很大程度提升了德國啤酒的總體品質。”上海德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Volker Krass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Volker Krass是在2014年開始留意到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經過兩年多的考察和籌備，在今年夏天，以巴蘭德品牌命名的德國啤酒在中國投入釀造生產。

“除了水以外，我們的全部原料都是來自德國進口。工廠設立在安徽銅陵，因為那里有優質的水源，”Volker Krass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在中國有很多打著所謂著名德國啤酒品牌，其實是在德國找小廠貼牌生產的，有些甚至在德國都沒有賣，僅僅是為中國消費者量身生產的。”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於目前進口啤酒消費市場分散，進口啤酒並沒有所謂的著名品牌，就連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瓦倫丁品牌也只不過占德國國內市場的6%-7%而已。

但像巴蘭德這樣在中國生產的啤酒算是進口啤酒嗎?

記者進一步采訪了解到，目前德國啤酒進口主要還是以海陸運輸為主，長時間的運輸過程會使得啤酒很大程度上失去其新鮮的口感，影響啤酒品質。所以也不乏Volker Krass這樣的啤酒行業從業者，以本地新鮮釀造方式，將除了水以外的原料進口到國內，再進行生產。

渠道創新

“進口啤酒的日常銷售主要分布在酒吧和精品超市，也不乏一些受眾定位精準的電商平臺，它們主攻中國啤酒的高端市場。”BottleXO聯合創始人鄒政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記者了解到，啤酒消費不同於其他品類的酒水，消費者通常追求新鮮感，品牌忠誠度低。但該群體社交活躍，樂於分享，進口啤酒吸引了這類消費人群後，可以獲得較高的曝光率，使得更大範圍內的消費人群認為其已經成為市場主流。

此外，不同於傳統啤酒重金砸贊助活動等，進口啤酒品牌更擅長在小眾範圍中做活動推廣和宣傳。BottleXO就是一家以外籍及具有海外背景人群為受眾的O2O平臺。

記者體驗了其線下門店，坐落在衡山路的小酒館，每周四晚定期舉行派對，以較低的價格分享小眾精致的葡萄酒及進口啤酒。

“用線下真實體驗帶動線上銷售是有促進作用的。酒不同於標準化的產品，需要親身品嘗後，才會放心的在線上進行購買。同時，線下體驗也是搭建年輕人的社交平臺。”鄒政方告訴記者。

進口啤酒面臨挑戰

根據海關數據顯示，今年9月進口啤酒數量近5.4萬千升，同比減少20.4%，金額約為3.8億元，同比減少10.7%，記者采訪獲悉，這是進口啤酒今年以來首次出現雙下滑。

啤酒行業專家方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去年大量的經銷商進入進口啤酒領域，現在這些啤酒臨近過期，進口商都在清理庫存，這直接導致了啤酒進口量的減少。此外，造成啤酒進口量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進口啤酒經歷了長期增長期後進入了調整階段。

進口啤酒領域市場競爭激烈的矛盾已經顯現出來，行業的整體利潤也開始逐漸降低，但行業和市場仍處在高速發展中，行業參與者的持續增加，以及大型企業的介入，行業的整合與規範已然起步。

除了要更加了解中國消費者，並給消費者想要的和需要的產品，面對占據80%左右市場份額，並擁有強大渠道的中國大品牌啤酒業，進口啤酒想要分一杯羹，所要面臨的挑戰也是十分嚴峻的。

羅姆尼有望出任國務卿，中途何以跳出大量反對者

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計前嫌”考慮提名他最嚴厲的批評者——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為國務卿之後，共和黨內有多位重量級人士紛紛表示，羅姆尼不適合被提名為新一任的美國國務卿。

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2016年共和黨總統大選候選人哈克比(Mike Huckabee)等共和黨人在周三表示，羅姆尼缺乏代表特朗普所主張的那種“強硬的，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精神”。

“我能想出至少20個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觀點相當的人。”金里奇說。

哈克比和金里奇的共同觀點是，羅姆尼的主要問題還在於，他在競選期間對特朗普所進行的“竭盡一切可能的抨擊，不僅是在政策方面，更主要是對特朗普的個性和品德方面所進行的攻擊”。哈克比更是指出，這也將引發關於羅姆尼對本屆政府忠誠度的質疑，更會冒犯那些在競選中對特朗普一直忠心耿耿的選民們。

羅姆尼的“外交幹預者”VS特朗普的“美國不應該當世界警察”

“羅姆尼會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國務卿人選。”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主席鮑肯(Tom Pauken)表示，“羅姆尼的外交政策觀點同特朗普的完全沖突，並且他也會把錯誤的人選帶進國務院。選擇他能夠給特朗普帶來的傷害會比好處多得多，並且會釋放完全錯誤的信號。”

作為共和黨傳統外交理念“幹預理論”捍衛者的羅姆尼，基本沒有對特朗普的“美國第一”的“改革派”外交理論核心做過任何評論，只是一再批評特朗普在外交領域缺乏經驗和常識。

“羅姆尼會重新啟用那些讓我們卷入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主張海外戰爭的‘好戰派’分子。”美國前駐瑞士大使維特利(Faith Whittlesey)表示，“他將徹底摧毀一切特朗普所主張的‘美國不應該去當世界警察’外交理念的支持者們。”

特朗普提名羅姆尼會是政治正確的決定？

共和黨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挑選羅姆尼會為特朗普內閣廣納共和黨內賢良人士打開一扇大門，也會打消很多人對進入特朗普內閣的疑慮，即“連羅姆尼和他都能握手言和，其中必定有可取之處或者可取之人”。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不喜歡(提名羅姆尼)，但特朗普的這個舉動會發出一個非常強硬的信號，就是特朗普在挑選內閣成員的時候只挑選最合適和最優秀的。”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策略專家格瑞文(Partrick Griffin)表示，“羅姆尼身上所具備的穩重、嚴謹和總是有備而來的品質，能為特朗普內閣帶來巨大的可信度，我想特朗普也是知道這一點的。”

但是，也有共和黨策略專家稱，對於新內閣需要“穩定並給人安全感”來說，羅姆尼無疑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但是，羅姆尼同特朗普之間仍然存在兩個嚴重的障礙：一個是特朗普是否真正信任羅姆尼可以為他推進外交綱領，另外就是兩人在對待俄羅斯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特朗普主張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而羅姆尼則一直主張對俄羅斯強硬。

“如果這兩個障礙可以克服，那麽羅姆尼確實有很大幾率成為國務卿。”共和黨策略人士奧康奈爾(Ford O’Connell)表示，“對特朗普來說，忠誠固然重要，但是你不會對所有人都知根知底，有的時候，你只能去選擇那些最合適的人為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