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陣地戰」與「運動戰」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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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5-11 15:47:55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8%B0%E3%80%8D/93149
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內地有群眾抗議經濟學家茅于軾所倡議的「去毛化」觀點。
我與茅于軾不熟，只在一些會議中有數面之緣，但卻知道他是內地經濟學家文章被引用次數排行榜的榜首人物。在經濟學的學術貢獻方面，他大概比不上內地很多後起之秀，但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卻使他大名鼎鼎，去年更因此獲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頒發「佛利民自由獎」。
毛澤東軍事思想內涵豐
茅于軾的「去毛化」對不對？在政治影響上，這是一深不可測的題目，我無興趣探究。但作為經濟學家，茅于軾的批毛，卻是自然不過的事。我讀大學本科時讀過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的建國方略《論十大關係》，早已感到他不懂經濟，其後大躍進及文革所出現的亂局，並非偶然。不過，我對毛澤東充滿浪漫激情、大氣磅礡的詩詞卻十分欣賞，對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經典著作，更是十分佩服，他無疑是近代最能活用《孫子兵法》「兵者、詭變之道也」的軍事天才。一些因不喜歡毛澤東而對這些著作不屑一顧的人，輸掉了戰爭也會不知原委。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內涵豐富，包括不少元素，但它最重要的是其機動靈活，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不打無把握的仗，每次戰役都要自己選擇戰場時機，集中力量，奇襲一小部分敵人，把他們吃掉。敵人大規模進攻時，卻要化整為零，隱藏起來。毛不喜歡為爭奪領地打「陣地戰」，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可輕易放棄這根據地，不與胡正面交鋒，但他懂得以戰養戰，每次打仗，重視能否發展自己在人數、士氣與民心的實力，並要逐步蠶食敵人的「有生力量」。他不打「陣地戰」，打的是「運動戰」。歷史亦證明，他的策略取得極大成功。
經濟實力贏「運動戰」
用此思想，我們可分析香港的一些局勢。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在政治鬥爭中多半是呆若木雞，看不出他們懂得甚麼兵法。反觀反建制派卻顯然從《毛選》中偷了一點師，但偷得不足夠，策略雖有詭變之道，但往往對大形勢判斷錯誤。
以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從「陣地戰」的角度，工人是輸了，外判商亮出最多加薪9.8％的底牌，絕不肯給予雙位數字的加幅，接着更拂袖而去，拒絕再談，工會也莫奈何。但若從「運動戰」的角度看，工會（不一定是工人）卻略有進益。在運動中，工會可得到多一些工人的支持，從長遠而言，有更多的幹部替它辦事。這是「有生力量」的積聚，可為將來的戰爭作準備。不過，這「運動戰」的成果對工會的發展雖有利，但對工人的長遠福祉卻很可能是負面的。經此一役，碼頭的管理層自會評估風險，減低將來的損失。多倚靠機器，少用人手，其中一個可能方案，客戶也可能考慮如何把貨物分流到其他港口。碼頭工人這行業，大勢有點不妙。有人更建議地產經紀，與其在大淡市中望天打卦，而碼頭工人收入亦不錯，不如轉行為碼頭工人。短期而言，這也許是不錯的建議，但長期而言，這一行也未必穩定。不過，對慣於面對經濟大上大落適應能力強的地產經紀，這並不算難事。
香港社會目前似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戰役，當中各路人馬互有賺蝕。但此等戰役名為抗爭，但卻是內耗的居多，後果是香港的有生力量不但無增益，還日漸消減。香港GDP佔中國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25％跌至去年的3.1％，是有生力量及談判實力不斷弱化的表徵。有些港人，只求爭取普選的某些細則，這是「陣地戰」的打法，沒有不可取代的經濟實力，如何能在「運動戰」中取勝？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用儒家思想治理經濟？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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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5-20 13:47:21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F%9F%EF%BC%9F/95111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要長期增長，往往需要一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或文化去配合。香港過去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時候，社會中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人民勤於工作搵錢，今天則內耗嚴重，不少人忙於黨同伐異，尋尋覓覓，也難以再找出有甚麼有利經濟發展的文化了。反觀內地，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的口號，卻解除了十多億人民思想的枷鎖，1978年至2012年間，人均實質GDP竟一口氣上升了17倍，打破了人類歷史中所有國家的紀錄。
內地知識分子尋思想出路
「致富光榮」這句口號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對推動經濟有強大的動力，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它其實十分粗疏，不把此等思想優化，也容易出問題。內地的一些知識分子眼見自然環境受到破壞，貪腐普遍，頗希望能另尋思想出路。我看過一套很有深度的探索文化與經濟關係的電視節目，叫《財富之道》，當中便隱隱然有用儒家思想主導經濟的建議。
儒家思想重視天地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把教育放在極高地位，這些元素無疑都可能變作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但若說儒家思想總體而言有利經濟，卻與事實不符。
資源少放生育 擺脫貧窮
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核心是「孝」，但我們也被告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輕易見到「多生貴子」的思想如何拖慢經濟。在明朝，美洲四大農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相繼傳入中國，大大有利於旱地的利用；北宋開始的早熟稻也大幅提高農業生產，但這些革命性的農業技術，所能造成的後果卻並沒有提高人均產值（從漢朝到1950年，據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a估計，中國的人均實質GDP總共只增加了18％左右！），多了糧食，人民卻只是多生子女，糧食能養多少，便生多少，物質生活水平並沒有進步，經濟有如跌入貧窮陷阱中。
人口經濟學中有「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lic Transition）的理論，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學術界中被引用過四百多次，其中一個論點是：投資在子女素質的回報要勝於投資在子女數量的回報，把資源放在教育，少放在生育，經濟才可慢慢擺脫上述的貧窮陷阱，但儒家多生子女的思想，卻顯然與現代經濟增長所需的一個重要前提背道而馳。
不過，世事往往弔詭，在當代社會中，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國家及地區，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國家反對節育）、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內地（全部或多或少，都曾受儒家文化影響），生育率都低至下一代人口少於這一代。這對總體GDP不一定有利，但長遠而言，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生產值卻可上升。東亞人民的收入上升，反而要受惠於他們能擺脫儒家思想的影響！
重視教育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此事曾否幫助中國脫貧，下次再談。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李約瑟之謎與教育內容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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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5-22 14:29:56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5%A7%E5%AE%B9/95407
教育能提升人民的生產力，從而讓他們有更高的收入。除了在文革這種知識愈高，地位愈低的極端情況外，上述教育與收入的正面關係，幾乎是規律性的。我曾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過，在港每多讀一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平均薪水會增加15％左右。
在內地，入讀大專院校的人數比15年前猛增七倍；在台灣，大專院校學額已遠遠超出適齡學生人數；在香港，讀大學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專利。在大中華地區教育能逐漸得到普及，這本是好事，但我們還需要問：教育「量的進步」是否便足夠支持經濟增長？教育的質素與內容是否也十分重要？
中國曾是科技先進國
不要低估這些問題，搞得不好，國運可以被拖累數百年，有史為證。
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謎團之一是所謂「李約瑟之謎」（The Needham Puzzle）。李約瑟是著名的科技史專家，他在《中國科技史》中用了大量的史實證明，宋朝時的中國，科技水平普遍地大幅領先西方世界。就算是遲至明朝初年，由鄭和所指揮的，從福建泉州製造的船艦，其長度也比數十年後，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所乘的船長上五倍。我愛翻閱明末時出版，宋應星所着，記有宋明工程技術成就圖文並茂的《天工開物》，不能不讚嘆當時工藝技術的發達。
不過，在宋朝以後，中國的科技卻突然停頓下來。反觀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科技卻是突飛猛進，在明朝中葉以後，早已在多方面超越中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把西方科技帶到明朝的宮廷後，迅即吸引了徐光啟等思想開放的士大夫的興趣。李約瑟之謎便是：為甚麼中國的科技在達到如此先進的水平後，突然停頓數百年，致被別人超越？
解釋李約瑟之謎有多種論說，其中一種便與教育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宋朝不但科技發達，朱熹等理學家更是不世出的思想家，他們把儒家思想重新演繹。我們先不論是否同意他們的學說，但其後數百年的科舉考試，卻是以解釋儒家經典為基本，後來以八股文為體裁，更是使人思想僵化。一代一代的文人士子，窮一生精力，寒窗苦讀，目的只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我們就算如何細讀這些儒家經典，深研宋明理學家對它們的註解，也不會對科技研究有甚麼貢獻。中國整個科技的步伐停頓了下來，不是社會缺乏教育，而是教錯了內容。學生白首窮經，學的卻可能是「廢物」，社會焉能進步？
教育僵化是弊端
中國的科技浪費了幾百年，喪失了最先展開工業革命的機會，後來更因科技落後而被帝國主義欺凌，使人掩卷嘆息。不過，中國所浪費的幾百年，時間上還不算是最長的。在歐洲羅馬帝國衰亡前夕，也是出了位傑出的思想家，聖奧古斯汀，他把古代希臘的哲學與天主教的神學結合起來，其思想又通過教會而定於一尊。但到下一位同等級數的思想家聖多默.阿奎那出現時，已是中古世紀的末期。聖奧古斯汀在公元354年出生，阿奎那在1225年出生，在這相隔的871年間，歐洲竟沒有足夠分量的思想家出現過！缺乏科學教育，思想僵化的後果可以很嚴重。
今天香港或內地的教育體制，有沒有使學生學非所用？顯然是有的。若教育與社會今天的需求或明天的發展，能配合得天衣無縫，便不會有這麼多人找不到學以致用的工作。教育要投資，但在內容上，也要教得其所，否則，教育便只餘下裝飾的價值，讓人用以耀武揚威，而其代價是社會又要停頓下來了。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抽稅濟貧不如自願捐助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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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5-31 12:40:30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D%90%E5%8A%A9/96502
上周我在梵蒂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討論失業問題，主辦單位叫「教宗百年」基金會。此基金會大有來歷，在1991年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一份「百年通諭」上承了1891年時任教宗利奧13世的「勞工通諭」，表達他對俗世社會問題的關心。
「教宗百年」籌款解決俗世難題
1993年，教廷乾脆成立了這個由學者、專業人士與商人組成的基金會，籌募經費，以助教宗解決俗世社會的重大問題。
我去年收到邀請信，得知會議講者會被逐個介紹給教宗認識時，甚感新奇，當然不會拒絕邀請。我乃山野村夫，一生遠離權貴，從未入過甚麼宮殿覲見教宗或皇室人員（最接近的一次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個學術會議後，在瑞典的首相府吃過飯），所以毫不懂得禮數，惟有抱着「摸着石頭過河」的心態觀察過程，以助自己對世情的了解。今年換了新教宗，會議依然如期舉行，更感好奇。
出發前，朋友央我買些玫瑰經念珠要教宗祝聖再帶回來送給他們。此事提醒了我，小兒女友的父母皆是天主教徒，若取得教宗親自祝聖的念珠送給他們，以教宗非同小可的神聖級數，以後他們關係必大為穩固。見教宗前，滿腦子都是兩個念頭：一是如何開口叫教宗祝聖念珠；二是可否拍照留念。
在覲見教宗的早上，穿上「飲衫」，帶上自己最貴的領帶，背着相機便出發。接見地點是教廷內一所叫Clementine Hall的地方，整個地方都有文藝復興時期美輪美奐的藝術裝飾，教宗出現前，我向多位主事人查詢取出念珠要求祝聖是否恰當，他們也不敢肯定，因為此位教宗行事十分革命，改變了不少規則，其下屬頗為無所適從。我被告知，東西放在口袋中也可以，因為祝聖時，範圍包括全身及隨同物品。
會議的講者被安排坐在第一行，可行前覲見教宗；其他人等，有二、三百人，則在後面坐着或站着。我正在擔心是否要正襟危坐，不能拍照，怎料教宗進場時，數百人都拿出相機拍攝，坐得近前排、衣冠楚楚的，不少竟想爬過座位，上前接近教宗，場面有點混亂，頗似歌星在商場出現時，少男少女粉絲蜂擁撲上的場景。我們坐在前排的，竟負上阻着其他人越雷池的任務，實在始料不及。為免「執輸」，輪到我見教宗時，連忙把好幾串念珠全部拿出來送到教宗面前。他十分醒目，一見便立刻把手放到念珠之上，進行祝聖儀式。事後我大為後悔，早知祝聖儀式的效率這麼高，祝聖一串與祝聖一百串，時間成本沒有分別，規模效應極高，我應起碼帶幾十串去，福澤便能廣披。
政府角色 維持起跑綫公平
在覲見過程中，我注意到基金會中人向教宗送上一支票。教廷富可敵國，這張支票當然是為了解決俗世事務，幫助窮人的捐款。
稍一思考，便可知教廷的「處事模式」（Business Model，一般譯作「商業模式」），實在十分有效。以教宗地位的超然，他根本不用硬銷籌款，只要肯見見俗人，訓話幾句，大家便乖乖地奉上款項，以積點功德。
我一向認為，私有產權得到保護的市場經濟，其創富能力最為有效，政府抽稅濟貧，會破壞生產的積極性。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做的只是使社會中人在起跑綫上盡量公平，最後的結果如何，則要看每人肯付出多少努力而定。起跑綫上是否公平，主要看能否每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不過，無論起跑綫上如何公平，世上總有些特別不幸，需要幫助的人。處理這問題最好的方法，不是靠強制抽稅，而是靠自願捐助。一些大資本家如蓋茨、巴菲特及李嘉誠、李兆基等，捐助都以百億計，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好模式。宗教組織既然得到世人尊重，通過它們搞捐款，當然也是「和諧」的重要補充。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樓價可跌90％理由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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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6-08 16:01:25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0%86%E7%94%B1/97314
這星期在本欄寫了兩篇關於本土主義與經濟融合的文章，此事複雜，涉及多層次的經濟學，我們不應留下任合一塊未經翻轉的石頭，才不致把主觀願望當作客觀結果，把自己放在可笑的位置。
正如我說過，中港經濟實質上已相當大程度地融合了。內地與香港正在同坐一條船，不論我們視對方為合作夥伴還是對手，都應各自制定最優的策略與相應的態度，才可能為己方尋求最大的利益。
博弈論中有所謂「非合作性博弈」及「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或稱「談判博弈」），數學家納殊（John Nash）在六十多年前，對這兩種博弈分別各寫了一篇開創性的短文，在1994年時便據此拿到經濟學諾貝爾獎。在「合作性博弈」中，雙方（或多方）各自希望得到最大利益，但這要經過談判，取得共識，才可達到。但如何保證對方也顧及自己的利益，相互的承諾不致成為空談，關鍵是雙方都要有一「威脅點」（threat point），意即指我若不滿意談判結果，有能力做出一種使對方大受損失的動作，即使是一拍兩散、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當然，若我們採取此威脅策略時，對方只是損失輕微，但自己卻是元氣大傷，那麼，這個威脅便不足為憑。所謂「談判地位」，無法不取決於雙方的「威脅點」的強弱對比。
香港GDP弱勢已成
在1990年，香港的GDP仍等於中國的25％，去年則跌至3.1％。當年香港的談判實力比今天強得多，所以才有今天的《基本法》出現。GDP的弱勢香港是難以化解，但我一直相信，若港人沒有走錯路，不把精力浪費在內耗，以港人的創意，必有機會發展出更多不可取代的產業，從而保得住自己的「談判地位」，不但經濟更發達，政治上亦有更大自由。但部分港人，我相信是很小一部分，是不知己不知彼，胡亂挑釁，甚至推動分離主義，那把雙方「威脅點」重新檢視卻甚有必要。
我曾經說過，本土主義有好的部分，但若把它推至另一極端，搞出個「港獨」來（雖然我不相信這會做得到），那麼樓價起碼會跌掉90％。要注意，我說的是「起碼」，即實際上不止此數。有朋友告訴我，《晴報》為此議題搞了個「投票」，有81％的人認同我的看法。我一般不大相信網上投票，但對此結果也頗感驚訝：香港的讀者理性的仍佔大多數。
但這裏仍應更詳細分析這數字。在香港的所謂豪宅，建築面積呎價等閒要2,000美元，那麼實用面積呎價便是2,500美元左右了。樓價眾所周知，取決於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地點），但我們不妨先參考一下其他城市的樓價，以作比較。我到一個新的城市，素來有到處打聽當地樓市的習慣，在三藩市附近十分繁榮的東灣，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隨時可買到實用面積4,000呎以上的豪華大宅（花園、車房另外贈送），那麼呎價是250美元以下了，等於香港呎價的不到十分一。倘若香港經濟崩潰，香港的樓宇會比美國大城市的房子更有價值嗎？若不能，那麼樓價下跌便不止90％了。
沒了中國香港樓價靠甚麼支持
這裏的前提是香港與內地若分離開去，香港變成中國的「敵國」，港人被視作「漢奸」，香港的經濟能否不崩潰？不少港人可能以為，自己的工作與內地沒有經濟關係，例如在港教教書，做點裝修工程等等面對本地的服務業，或許香港獨立後，他們仍能保得住飯碗？這會是十分困難的。香港沒有天然資源，要消費，只能靠進口，但香港拿甚麼東西去賣，才能換得外幣購買進口貨物？賺不到外邊的錢，整個香港經濟便成無源之水，很快乾涸，港人便再也無力支撑本地服務業的消費了。但香港有的是人力資本，快點轉型搞高新科技或創意工業不行嗎？百多年以來，香港的核心技能便是扮演貫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的角色。香港若脫離了中國，怎會不被全面封殺？誰會願意在港投資搞這些玩意？香港的經濟若就此垮了，本地人或內地豪客預期樓價下跌，誰會願意投資樓宇？一個沒有經濟命脈的香港，說它的樓價能高於美國的芝加哥或其他大城市，豈不天真？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退市不出奇 加息仍遙遠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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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6-25 01:05:50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1%99%E9%81%A0/99405
上週香港與美國股票都曾大跌，有點小股災的味道，原因顯然是在炒作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何時退市。記憶所及，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那一天，我剛在北京開會，08年9月金融海嘯出現時，我也正好在東京開會，上週四則在上海開會，怎地幾次股災我都不在港？只見同行開會的曾淵滄不斷要回應香港記者的電話查詢，我則按習慣把手機關掉，樂得清閒。恆生的總經理馮孝忠信息靈通，我可靠他掌握最新消息，不亦樂乎。
究竟聯儲局及伯南克說了些甚麼，會使人認為美國快將退市？其實他們說的並不多，在6月19日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發佈的新聞中，它只是說現時的買債政策會繼續下去，將來買債步伐可能加快或減慢，並重申現時把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至0.25％的策略，在失業率仍在6.5％以上時，不會改變。伯南克本人也強調「如果你們從我的談話中所獲得的結論是我們將於明年年中結束購買債券政策，則實屬錯誤，因為我們的購買動作將與經濟實況互相聯繫。」「目前尚未訂出決定性或既定計劃」問題是聯儲局把明年失業率的預測下調至6.5％至6.8％，QE3退市的參考目標已非遙不可及，這便容易使人炒作新聞，說今年年底便會減少買債，明年中便會完全不再買入新債。
不跌至6.5％或以下政策不變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行之已有幾年，我們可稍為回顧一下它的發展過程，才可幫助我們判斷美國甚麼時候真的會退市，2008年11月25日聯儲局宣佈會買入6000億美元（下同）債券，其中5000億是用房地產作基礎的證券（MBS），此等證券，在當時的次按危機環境下，毒素甚高，銀行持有它們，十分驚慌，聯儲局買走它們，目的正是要重建對銀行體制的信心，當然若無此政策，美國經濟恐怕會步30年代大蕭條的後塵。伯南克師承佛利民對大蕭條的研判，終使美國避過一劫，此可視作QEI的上半部。到了2009年3月18日，聯儲局宣佈加注，要買入7,500億MBS，另加3,000億政府長債及1,000億機構債券。這是QE1的下半部。
到了2010年11月13日，聯儲局稍為改變政策，MBS已買得差不多，改為宣佈買入6,000億長債，目的已從替銀行資產解毒改為把利率維持在低水平。此乃QE2，此策對失業率回落似乎作用不大，2011年9月21日聯儲局變招，推出「操作扭曲」（Operation Twist），賣掉短債，買入同量的長債，希望使人相信息口長期會低企，鼓勵投資，但失業率仍是居高不下。
QE3見效中失業率目標近
去年九月，伯南克在傑克遜洞（Jackson Hole）的銀行家會議後，參考了其舊同事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教授的建議，又再出新招，宣佈會每月買入400億MBS，到了12月，又再宣佈會每月另購入450億長債，等於每月增購850億債券，直至失業率回落至6.5％以下。此乃QE3也。我當時曾在報刊撰寫文章，分析此事含義，認為頗有可能起到效果，因為此政策的目標是預期管理，投資者過去擔心經濟一旦好轉，息口便會上升，故不敢勇進投資，現時聯儲局卻給予明確信息，失業率不跌至6.5％或以下，聯儲局政策都不會變，大家不用無謂擔心。但現在6.5％的指標已非可望不可即，再加上過去大半年QE3的確生效，現時市場擔心退市並不出奇。
美國退市會有甚麼影響？聯儲局過去雖有大量買債，但銀行因而新增了儲備，卻只把儲備放在「倉庫」中備而不用，以求壯膽。美國貨幣量M2的增長率，從08年9月至今，平均年增長率只有6.86％，甚是溫和，因此通脹也低企。現在若走相反道路，可能只是把銀行倉庫中的，過剩儲備抽走而已。至於息口，若退市的話，少了聯儲局借錢給美國政府，利率應有上調壓力，港人買樓，不可不防。但我同意伯南克所言，加息的時間應仍在遙遠的將來，退市不等於息口立時上升。
(本欄逢週一、三、五刊登)
怎樣找好學生？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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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7-06 15:00:56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9F%EF%BC%9F/100745
有舊生在面書問我「好學生」的定義。我在公眾平台一般不願意回答這種問題，原因是我過去十多年曾擔任過我校經濟系的收生決策人，近年又負責商學院的收生事宜，身份敏感，若把一些「觀人術」公諸於世，有些入學申請人在面試時，有可能會投我所好，作出相應表現，對其他人不公道。過去，我在內地面試學生時，往往第二天便有報紙報道我用過的面試題目；近年，我決定對所有面試的人都問完全不相同的題目，這對我的創意思維有頗大壓力。不過，自上周在內地結束招生面試後，我已卸任此職，以後相信再不用負責招生，所以訴說這方面的個人觀點，就不會再構成問題。
不可單看成績
沒有學校會完全不理學生的學業成績。事實上，各大學收生時，往往會把它看成是主要或甚至是唯一因素。我曾經把過去多年我校商學院學生在大學中的成績找來，又再收集每名學生過去的公開試的分數及其他一些相關資料，例如來自甚麼學校、性別等等（為保障私隱、學生的名字、電話等在數據庫中一早已被隱蔽）。接着我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去估算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及背景資料對將來在大學的表現有無預測力。答案是，公開試的分數的確對將來的成績有影響，所以我們收生時不可不參考分數。不過，這些分數對大學的成績最多只有12％的解釋力，換言之，尚有88％的解釋力來自其他我們並沒有掌握到數據的因素。如是觀之，收生時切不可單看成績。要注意，以上的結果只是針對在大學的學業成績，並無觸及全人教育等議題，公開試的分數對後者影響可能更少。
懂得找最簡單正確的方法
我們邀請來面試的學生，大部分學業成績已十分優秀，例如在內地能夠參加我們面試的，其高校成績早已超越北大清華的入學綫，因此，我們面試時已不用再理會其成績。我所問的問題不一定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我要得到的，是觀察學生反應的機會。例如，假若見到學生爽朗愉快，不似憂鬱小生，我會放心一點，他的好成績，不是家長施加重壓催谷出來的。留有餘力而仍能有好成績的，比起靠死背書出的狀元更有前途。
有時我會很有興趣知道學生是否懂得轉彎，在面對複雜難題時，能否想出一個簡單而且有效的解決方法。多年前，我曾常用一道數學題，頗把一些人考倒，但現在已不再用，因為太多人已懂得其訣要。這道題如下：假設有兩輛汽車相距100里，並以每小時50里的速度向對方駛過。有一隻蜜蜂本來在汽車甲處，它以每小時100里的速度飛向汽車乙，到達了汽車乙時，會立即以同樣速度返航，飛向汽車甲處，如此一來一回，直至二車互撞時蜜蜂才停止飛行。問題：這隻蜜蜂總共飛了多少里？計算這答案，笨蛋的方法是用數學上的無窮級數，但其實有更簡單得多小學雞也懂的方法，家中有孩子的，不妨試試，答案是蜜蜂總共飛了100里。要注意，此問題的關鍵是學生懂不懂得找尋最簡單而又正確的方法。
除了學業成績及是否聰明外，我還會注意甚麼因素？在外國的一些頂尖名校，課外活動可被考慮，但其作用卻非家長所想像一般。鋼琴到了演奏級嗎？用處不大，除非曾得過國家級的一些大獎，那麼學業成績是高是低，學校也可不管，照收如儀。學生來自著名中學幫助也不大，但若是該等學校划艇隊的隊長或學生報總編，則幾乎必定取錄。這中間考量之處是，學生是否有起碼一項非常傑出的才能。學業成績好是傑出才能的一個例子，但不是唯一例子，當划艇隊隊長反映出學生可能有非凡的領導能力與毅力紀律等等。我對此方法深以為然。世上全能冠軍的人物罕有，學校中社會中能有各式各樣的單項冠軍，正可造成多樣化，學生不是從同一模型出來，互相學習機會增多，校園生活也可更豐富。
至於誠信等品質，雖然重要，但面試時不易觀察到，便不用強求了。政治取向，則從來不是我們要知道的因素。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安倍經濟學能否使日本翻身？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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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7-11 01:21:21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AB%EF%BC%9F/101194
安倍晉三自去年12月當選日本首相以來，鼓吹了一套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意圖復興經濟的方案。從表面數字看來，不能說這些方案毫無效果，哪怕它們只是短暫性的。
從去年12月他剛當選後直到昨天，日經指數上升了近39％，但安倍的策略之一，便是要日圓貶值，所以從國外投資者的角度看，用美元計算，這段期間日本股票只升值了18％左右，不算耀眼。事實上，同期美國股票也上升了16％。若以6月13日的日經指數的低位計算，安倍當選至此日，日本股票更只上升了8.8％（用美元計）。今年第一季日本的GDP總錄得了4.1％的增長，但恐怕這與安倍經濟學無關，任何經濟政策都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對GDP起到作用。
安倍三箭齊發
所謂「安倍經濟學」是要三箭齊發。第一箭是要央行大印鈔票；第二箭是宣佈要用10.3萬億日圓（1,160億美元，約等於數年前中國四萬億人民幣救市的五分一）搞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第三箭是聲稱要推動日本內部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二箭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刺激需求方案，但這些有效嗎？鈔票多了，銀行及住戶卻把它們深藏於九地之下，並不使用。過去20多年來，這政策早已實施多次，又哪曾有甚麼用？至於政府多花錢，我們見到的，只是日本多了很多成本效益很差（不是完全沒有用，而是成本遠大於回報）的基建大白象，而日本政府的欠債竟由九十年代初GDP的六、七成左右，上升至今天等於GDP的2.4倍，但日本經濟哪有起色？凱恩斯中人的辯解是這些刺激力度仍不夠，只要政府用得更多其效果便可顯現！這正如賭徒輸清了幾倍的身家後仍說，只要再借錢給他們賭下去，終可翻本一樣！
這麼長期的大手貨幣與財政政策不管用，問題一定是結構性的。安倍的第三箭，如果他是認真的話，倒是正確的，問題在日本體制改革之上。
開卷有益，不讀不知，日本經濟體制中的一些老大難題，竟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驚人地相似。日本過去的企業僱員，大多從一而終，一輩子在同一公司工作，原來除非公司結業，老闆竟是不准開除員工的！現在不少大企業都把冗員，發放到同一部門，不用工作，並以各種措施逼他們自動離開。日本農業的低效率也是世界聞名的，其大米要有778％的關稅保護才可生存，小麥也要252％，日本的公司原來不能買地，只能租地，而且要受重重監管束縛。日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問題叢生，現在才大搞獨立董事的制度。
既然有了一大堆束縛生產力的體制問題，安倍的改革方向本來可以是很明顯的。不過，他六月五日所宣示的第三箭，卻是使市場大失所望。企業的鐵飯碗制度他不敢動，只是引進了僱員的合約制度，希望鐵飯碗不適用於新人。農業改革也遲疑不定，日本雖有爭取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將來可能要取消所有關稅，但現在尚未實施，而農地買賣仍有障礙。六月五日的第三箭比較有「成績」的，只是容許可在網上買賣藥物。
經濟生態惡劣
為甚麼安倍對外撩是鬥非，討好極右派，此等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第三箭卻是如此無力，失去準頭？短線原因恐怕是為了7月21日參議員的選舉，安倍不敢得失本地的利益團體。
從最樂觀的態度看，安倍搞長遠有害的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也許只是一服短線的興奮劑，爭取日本人支持他的體制改革方案，到他得到足夠的政治實力後，才敢推動真正的改革。
這當然是極樂觀的看法了。事實上，日本經濟生態頗為惡劣，要能源，但卻因地震而不能大搞核能；人口老化幾乎是世界之最，政府欠下老人不少資金；巨債壓頂卻仍要硬著頭皮大花金錢，其經濟體制若沒有顯著的改進，實在看不到它如何能化解這些惡劣因素的壓力，重新走上經濟增長之路。
(本欄逢週一、三、五刊登)
建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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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7-17 01:04:09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8F%E9%A1%8C/101640
最近有關垃圾堆填區的問題，在社會中鬧得沸沸揚揚。香港本有13個可用的堆填區，但都相繼填滿，蓋上泥土後，部分已發展為環保綠化區，不能再把垃圾運到這些地方。剩下仍勉強可用的，只有將軍澳、屯門與打鼓嶺三處，但也拖不了多久了。
垃圾為患，無處可放，惟有擴充堆填區。但將軍澳居民飽受垃圾臭氣困擾，堅決反對擴建，政府弱勢，惟有退縮。在將軍澳退縮後，竟還相信在屯門可以繼續，使人驚訝。政府雖說不是「大細超」，但屯門居民哪有可能接受？政府在此戰役是必敗無疑的。這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商討九年 無實際行動
2002年夏天，我收到政府一個電話，是要我參加一個研究如何處理「都市固體廢物」（MSW，即垃圾）的委員會，並希望我主持其經濟小組。當時政府官員告訴我，到了大約2013年，所有堆填區都會用盡，必須及早計劃如何避免垃圾圍城。此事對港人生活有重大影響，我不敢怠慢，惟有答應。此委員會的任務是選擇採用哪種科技方法處理垃圾對港最為合適。開了四年會後，並得到一間顧問公司的協助，大家得到共識，要用先進沒有污染的焚化爐才是最可行的方案。
在委員會解散前，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焚化爐的選址。雖說新型焚化爐沒有污染，但香港人煙稠密，附近的居民必會反對。可否通過賠償去爭取他們的支持？懂得經濟學的都知道，這容易變成政府的噩夢：受影響的市民絕對會誇大焚化爐對己的負面影響，以求得到更多的賠償。我當時完全相信，只應找一個荒島建此焚化爐，否則政治上過不了關，但卻被告知，香港所有島嶼都已被不同的環保用途鎖定不能動用。其後環保部門換了負責人，過了幾年後，又有另一委員找我諮詢相關事宜，怎料問的問題，基本上是多年前已回答過的；又再多等了一段時間，新的建議還是要建焚化爐，原地踏步，多年無實際行動，莫此為甚！政府不敢面對政治難關，自然不對，但民間的一些壓力團體，也不能脫掉香港多年空轉的責任。
源頭減廢 僅延遲堆填飽和
現任政府似乎也是不敢面對某些環保團體的壓力，暫時擱置焚化爐計劃，因以源頭威脅為主。減少廢物本身並無不妥，事實上，在2010年香港每人每天生產垃圾共2.7公斤，比起美國此等消費大國的兩公斤還要多。不過，香港有52％的垃圾被循環再造，比例遠高於美國的34.7％，但要注意，差不多全部的循環再造，都是把垃圾送到內地進行，內地地價及工資日漸上升，將來此路恐怕不通。由此觀之，港人確要改變生活模式，減少製造廢物。
話說回來，源頭減廢雖然必要，但它只可能替香港稍稍爭取多一點時間，延遲堆填區的飽和而已，每日港人仍在生產出近700萬公噸垃圾，若不有力處理，香港無法不變臭港。
現在用擴充堆填區的辦法，極其量也只是再爭取多一點時間，不可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經過這麼長久的研究後，在選擇面前，政府應十分明白，焚化爐才是解決的方法，但它不敢爭取撥款建焚化爐，考慮的只可能是政治壓力，但擴充堆填區，卻正正是比焚化爐更不環保，更使居民厭惡的方案，阻力也會更大。既然如此，與其坐困垃圾城，不如回歸本源，在香港眾多島嶼中，用一個建設無污染的焚化爐，當然，這方案也會面對政治壓力，但總體看，會比在民居附近建堆填區容易過關。
（編按：自即日起，雷教授放假，本欄休刊一個月，8月16日復刊，敬希讀者留意。）
「佔中」的博弈分析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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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10-01 16:43:35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86%E6%9E%90/111594
「佔領中環」是一場博弈，但其倡議者的「假想對手」是誰？答案顯然是中央政府，其他人等雖無辜受到牽連，但現階段仍未成為鬥爭對象。在博弈中，參與者都必須判斷對手可能採用的策略，懂得如何還招，否則只會落得一敗塗地的結局。
「佔中」原本的手段是要癱瘓中環，從而脅逼中央讓步。這種手段公然宣布後，因一直只得到少數人的認同，所以近日倡議者有意迴避「癱瘓」一詞，但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到時暴亂不會發生。這種用侵害港人利益去脅逼中央的手段能否有效？要尋求答案，首先便要分析中央對港人利益的態度。
遭脅逼 不按要求做
先假設中央政府並不關顧港人的利益。若然如此，就算香港變得百業蕭條，中央政府當然也不會作出甚麼讓步。這有如恐怖分子騎劫了一艘南韓的客機，卻要北韓政府釋放某某人等，否則要把飛機炸掉。如此的要脅當然會成為國際笑話，北韓哪會理會？
既然如此，「佔中」的倡議者若是認為自己的策略有效，便必定心中暗暗假設了中央政府不會置港人利益於不顧。這個推論，顯然與他們的反共意識不符，使人奇怪，但這卻是必然的推論。但就算中央極度關注港人的利益，脅逼便有效嗎？
我在4月29日本欄中曾提過《孫子》深刻地指出過：「將有五危……。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中一危正正是「愛民，可煩也」，亦即將軍若有愛民的心態，容易被敵人掌握弱點，不斷用擾民的方法去刺激其犯錯，所以好的將軍會懂得絕情絕義，不受煩擾。中央政府若一旦在「佔中」的博弈讓步，便會被人看穿，它會被別人的擾民策略所煩，如此一來，怎會不引發更多的以侵害港人利益為基礎的策略陸續而至？中聯辦有大員的文章也指出此點，某報的評論認為這沒有根據，有抹黑「佔中」之嫌。這是未發生的事，哪可能有甚麼實證根據？但世界各國政府都擺明車馬，拒絕與恐怖分子談判，其原因正是與《孫子》兩千多年前的智慧一脈相承。被人成功地脅逼一次，以後的脅逼只會沒完沒了，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針鋒相對，對方要求的不但不能做，甚至要做相反的。不懂這道理的，只能是草包！
脅逼就範 一拍兩散
據此分析，「佔中」這手段不但不會加快香港民主進程的速度，反會拖慢它。我這個結論，其實是主流意見，8月25日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亞洲周刊》發表了它有關「佔中」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條問題是：「佔中」可否令中央政府接納「佔領中環」參加者提出的方案？38％的回應是「一定不會」，37.7％是「多數不會」，而「多數會」或「一定會」加起來才得3.7％。
既然主流民意也懂得脅逼手段不能使中央就範，「佔中」的背後支持者為何仍樂此不疲？一種可能是他們的判斷力很有問題，明顯的事也視而不見。但更可能是，他們不自覺地採用着博弈論中「一拍兩散」（ultimatum game）的策略，這種博弈的原型如此：A與B要決定如何分配100元，規則是A可提出分配方法，若B同意其方法，則可落實；若B不同意，則兩人一分錢都得不到。在此規則下，A有可能提出自己可得99元，B只得一元的方案；若B不答應，則後者連一元也得不到。這種對局是典型的用「一拍兩散」脅逼對方就範的方法，還招的策略是預先宣告：你的提議我絕不會接受，除非你只要一元，我要99元。一方先用脅逼手法，但又無實力支持，只會誘發對方的「逆脅逼」。
上述分析尚有一「漏洞」，會否部分「佔中」背後的大力支持者，哪怕只是極少數的，根本不存爭取普選的希望，他們要的，只是亂港？我不相信有很多這樣的人，但又沒有甚麼理由否定他們的存在。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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