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的城市化由城鎮化向都市化演變,大型都市圈的作用在日益凸顯。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城市化的中後期,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的國際現象,從人口密度和經濟承載力看,我國的超大城市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目前,我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僅有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未來超大城市的數量將達到10個或以上,重慶、天津、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青島等城市,均有可能步入超大城市的行列。
超大城市有望超過10個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認為,2010年之前,中國經歷了“城鎮化”,人口向大中小城市的平均流動速度差不多,人口流動沒有選擇性。2011年前後,中國從城鎮化轉入都市化,人口開始集中地流入一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流動表現出強烈的選擇性,
在這種趨勢之下,未來超大城市將越來越多。
以近鄰日本和韓國的都市化進程作為參考,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說,日本國土面積相當於一個半山東省,其大都市圈人口占比的趨勢是不斷上升的,日本人口1.3億人,有3600萬都在東京都市圈;韓國人口5000多萬人,有一半是集中在首爾都市圈。
再以國土面積與我國差不多的美國為例,任澤平說,其人口為3.2億,按理來說,人地關系並不緊張,但過去幾十年人口流動的趨勢,大都市區人口的占比在不斷上升,人口往大的都市圈遷移趨勢不可逆轉。
蔡繼明表示,城市化率從來不是一個區域概念,而是一個全國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理應繼續大力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為全國的新型城市化戰略做出貢獻。他預計,考慮到我國總人口規模巨大,未來我國10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應達10個以上。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也持相似的觀點,他對第一財經分析說,中國是一個總人口接近14億的大國,是美國、日本的多倍,目前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僅有北上廣深四個城市,未來這一數量將達到10個或以上。
牛鳳瑞說,中國不少省區的幅員和人口就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或者近鄰的韓國,未來中國人口大省的省會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超大城市。
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也對第一財經分析,中國有10個城區人口達到千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十分正常。他說,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鼓勵發展中小城市,但實際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現在學界更傾向於走發展大都市圈的道路。畢竟大型都市在經濟資源的集聚、效率和節約發展等方面更具優勢。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說,中心城市、城市群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平臺。
牛鳳瑞分析,在城市化過程中,存在著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分散型城市化和以大城市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兩種思路。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密度大,耕地面積少,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為理性而必然的選擇。
“人口集聚、向大城市集中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牛鳳瑞認為,城市發展的本質是人口的集聚,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會產生外溢。盡管目前超大城市存在著大城市病的問題,不過這是大城市在取得效益時所必須支付的成本。“實際上,中小城市同樣也存在問題,比如土地不夠集約、資源浪費等。”
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土地供應策略也應進行相應調整。蔡繼明稱,2006~2014年,20萬人以下城市城區常住人口減少4%,但建成區面積卻增長了21%;與此同時,1000萬人以上城市的土地供應明顯偏少。
蔡繼明認為,應按照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也對第一財經分析,房地產市場在供給側改革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在庫存壓力小、人口流入較多的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要增加供給量,以及中小戶型的供給。在庫存壓力比較大的地區,要嚴格控制土地的供應,減少甚至停止供應。
武漢等大區中心希望很大
國務院2014年11月發布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為中等城市;100萬以上 500萬以下的為大城市;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根據《通知》,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並不計入城區範疇。
以武漢為例,根據去年湖北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2015年武漢常住人口為1060.77萬人,但由於武漢有13個區,不少偏遠城區包含大片農村,在剔除農村人口數量後,武漢的城區人口離千萬大關還有距離。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準確統計。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數據,超大城市數量為4個,即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其中,上海城區人口超過2000萬,北京城區人口也接近2000萬大關。
特大城市數量為6個,包括重慶、天津、武漢、成都、南京、沈陽,其中除了重慶和天津兩大直轄市外,其他4個城市都是傳統計劃經濟時代各個大區的中心城市。
在前10名中,除了改革開放之後迅速崛起、位居第四的深圳外,其余9個城市均屬傳統的十大中心城市。
其中,重慶與超大城市最為接近。經過近幾年的快速城鎮化,重慶基本已經進入了超大城市的關口。重慶之後,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不斷加速和近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天津的人口增速也很快。
在這兩大直轄市之後,武漢、成都、南京作為大區中心城市,中心城區人口均超過600萬,加上它們都是人口大省,人口向省會聚集的態勢明顯,未來均有希望進入千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行列。
不過在傳統的十大城市中,只有西安市區人口低於500萬,位居全國所有城市第13位。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各個大區中心,如西北、華中、東北等中心城市,行政等級較高。目前我國的主要資源如財政、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的配置仍與行政等級密切相關,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資源配置越多,因此這些大區中心形成的集聚效應也更大。
相比之下,沈陽作為東北大區的中心城市,盡管城區人口接近600萬,位居前10,但未來要進入超大城市的可能性較小。
究其原因,一方面遼寧全省的總人口只有4300多萬,鑒於目前該省的城鎮化率已經比較高,人口流入沈陽的速度明顯放緩。其次,省內還有另一個中心城市大連,它作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也會分流不少人口。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東北地區尤其是遼寧的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面臨著人口外流的壓力,對於沈陽的人口增長也會產生影響。
鄭州、杭州等省會有望加快步伐
在前10名之後,一些城市雖然城區人口尚未突破500萬大關,沒有進入到特大城市行列,但未來的發展空間亦不容小覷。尤其是一些人口大省的省會,雖然城市規模仍比較小,但人口增速非常快。
這其中,位居第15位的鄭州,雖然城區人口只有400多萬,但是鄭州去年剛進入國家中心城市行列,發展前景很大。
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河南本省的總人口接近1億,城鎮化率較低,省會鄭州又是河南的單極核心城市,在河南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將有大量人口流入鄭州,因此未來鄭州發展成為中心城區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實屬正常。
另一個城市是位居長三角的杭州。在去年6月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中,南京被定位為長三角城市群唯一“特大城市”(上海是“超大城市”),杭州與合肥、蘇州同為僅次於特大城市的“Ⅰ型大城市”,這一度被外界解讀為杭州的定位不如南京。
一位參與制定該規劃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誤解。因為該劃分標準僅是依照城區常住人口,杭州的城區規模較小,城區人口沒有達到500萬的特大城市標準,而南京則超過了這一標準。
該人士表示,如果從經濟發展方面看,杭州的產業結構、收入水平都已超過南京,不過杭州同樣也存在短板,即中心區的人口規模太小,加上門戶型功能較弱,城市的輻射力不夠。
不過,近幾年隨著以電商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的崛起,近年來杭州經濟高速發展,在多個重要指標上趕上甚至超過了廣州,大有成為第五個一線城市的態勢,杭州都市圈也將集聚更多的人口。
此外,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總人口也超過了9000多萬,目前山東的城鎮化水平仍比較低,中心城市規模偏小。根據規劃,到2020年,半島城市群總人口達到1.03億以上,城鎮人口6700萬。濟南、青島將邁入特大城市行列。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山東半島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青島的人口流入也會不斷加速,未來甚至有望向超大城市邁進。
也就是說,未來我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除了北上廣深之外,包括重慶、天津、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青島等都有可能進入該行列。
在這些城市之後,未來特大城市的規模也會進一步擴大,除了沈陽外,蘇州、西安、廈門、福州、長沙、合肥、南昌、石家莊、濟南、昆明、貴陽、長春、哈爾濱、大連、佛山、太原、南寧等城市都有望進入到特大城市行列。
表1 中國大城市城區人口
表2:人口超過3000萬的省份
2017年第一季度,MSCI中國指數累計上漲13%,領先MSCI新興市場和全球指數;上證指數累計上漲3.8%。除此之外,經濟數據表現良好,公司收入超出預期,似乎中國市場又回歸牛市。
里昂證券中國內地和香港策略主管鄭名凱表示,滬深兩市在2017年有非常良好的開頭,盡管投資者似乎“還有一點猶豫”。
麥格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稱,過去這一個季度非常利好中國股市,尤其公司盈利得到增長,房地產市場得到提振,人民幣也更加穩健。
過去幾年,關於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恐慌在蔓延,然而一季度的表現似乎讓投資者的信心又重新回到中國。
美國金瑞基金投資顧問的首席投資官表示,從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和諸多公司的季報中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在周期性複蘇,現在是“潛在的牛市”。
鄭名凱分析,中國市場今年會表現得越來越好,現在已經看到監管層想讓股市好好發展的信號,因為一個強勁的股票市場能幫助企業化解債務危機。
高盛在3月中旬發布的報告稱,看好中國股票,評級上調為“增持”。其將中國2017名義GDP增速預期由9.4%上調至10.7%,稱名義GDP增速加快,企業營收及銀行利潤顯著改善,相應股價將獲得支撐,預計今年MSCI中國指數將上漲約25%。
二季度伊始,4月1日,國務院宣布決定設立“雄安新區”:“千年大計”為中國經濟前景註入強烈的樂觀色彩。截至發稿,在宣布設立“雄安新區”後的首個交易日,滬深兩市均上漲逾1%,雄安新區遭資金瘋狂搶籌,超40只股票漲停。
胡偉俊稱,房地產和建築等特定行業板塊很可能將因“雄安新區”的設立而獲得提振。
2016年,正是虛擬現實(VR)產業的元年。
4月11日,“新浪潮、新活力”全球虛擬現實產業峰會暨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啟動儀式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趙沁平稱,虛擬現實的技術和概念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了。隨著技術、設備的發展,特別是設備價格的降低,導致2016年成為虛擬現實產業的元年,並進入到大宗消費領域。
他認為,經過40多年發展,虛擬現實在航空航天、裝備制造等方面都有著令人矚目,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一些應用,成為了各行業發展的新的信息支撐平臺。虛擬現實技術具有顛覆性,可能是互聯網未來的新入口和交互環境,還可能是一個未來媒體,還會帶來新的發展思維和新的技術途徑。所以,“虛擬現實+”是虛擬現實在各行各業的應用,這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
隨著虛擬現實元年的到來,各行業發展對於虛擬現實的需求是剛性的。趙沁平稱,在大宗消費類產業,比如遊戲、娛樂、旅遊、教育等,會形成一個大宗消費的新領域。再比如醫療、城市規劃、裝備制造等行業類的虛擬現實產業會出現大量的虛擬現實應用系統,成為這些行業發展的新引擎。
他認為,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會形成一個專業化的虛擬現實產業。這個產業包括VR技術、設備等,比如說芯片、軟件、交互設備,特別是虛擬現實的服務產業。這屬於比較高端的技術,是一個新的應用領域,它需要一些專門化的服務。
目前,虛擬現實產業已經進入大眾化消費市場,且被寫入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為了抓住全球虛擬現實產業快速發展的機遇,發揮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優勢,加速高端產業資源集聚,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虛擬現實產業創新中心,石景山區提出了建設“國家級綠色轉型發展示範區”的目標。2016年10月,石景山區和中關村管委會共同發布了《關於促進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幹措施》,該措施是北京市出臺的首個促進虛擬現實產業負責的政策。
在啟動儀式上,北京市石景山區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田利躍稱,石景山區正在努力推動國家級綠色轉型示範區建設目標的實現,通過騰籠換鳥,淘汰低端產業引進高端產業,為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政策先行的方式,繼續落實涵蓋總部辦公、技術研發、創業孵化等多項扶持政策,為虛擬現實產業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加快推進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的建設。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張繼紅認為,在虛擬現實領域,北京具有很好的基礎和優勢,創新創業氛圍良好,骨幹企業多。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的建設任務,已經成為北京加強全國創新建設實施方案的重點項目。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宣鴻稱,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揭牌啟動,標誌著中關村石景山園發展虛擬現實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標誌著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點項目取得階段性進展。
簽約儀式環節,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與工信部旗下虛擬現實產業聯盟進行了戰略合作簽約儀式,雙方未來將在引導重大產業項目落戶、支持專家決策體系等五個方面展開合作。
中關村虛擬現實產業園與創業公社、青亭網、風暴魔鏡、梟龍科技、夢想人等四家企業簽訂了合作及入駐協議。
4月28日,距離去年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將滿一周年。
這次涉及5萬億元稅收、千萬戶納稅人的複雜稅制改革,最終實現了改革之初政府承諾的”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預計,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一周年將實現減稅6800億元左右。這是近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減稅措施。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直接涉及的近100個細分行業,要實現這些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並不容易,前端的減稅方案設計尤為關鍵。
這一年間,除了營改增主文件外,財稅部門後續出臺了超過40份法規和補丁文件,主要解決了稅務機關和企業在實操中碰到的問題,降低了相關行業稅負。
電梯維修保養服務適用增值稅稅率爭議問題的解決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營改增之前,電梯維護保修業務適用5%稅率。營改增後,各地對於電梯維護保修服務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存在爭議。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公司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許多地方的稅務機關在實際操作時,將電梯維護保養業務作為建築服務中的修繕服務稅目,征收11%增值稅稅率。但電梯維保業務企業認為,這類服務是維護為主,主要測試電梯部件是否正常,有問題做相應修理。這類服務以測試、調試、檢查為主,應該按照6%的現代服務業稅率征收。
李軍表示,6%和11%稅率不同,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稅收負擔以及服務價格。而且各個地方對這一服務確定的稅率不同,也不利於稅制公平。
經過企業和各地主管稅務機關反複溝通,以及稅務機關事後研究,國家稅務總局在今年4月頒布了《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明確營改增有關征管問題的公告》,明確規定”納稅人對安裝運行後的電梯提供的維護保養服務,按照其他現代服務繳納增值稅,稅率為6%”。
“這樣明確了對這一稅務爭議問題的處理,征稅口徑統一也避免了稅務處理不公平的問題。”李軍稱。
為了減輕企業負擔,類似的補丁政策不少,比如將征地和拆遷補償費用、土地前期開發費用和土地出讓收益等,歸入房地產企業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範疇中,從政策層面解決了房地產行業普遍擔心的問題,也減輕了房地產行業稅負。
李軍認為,未來一些行業的增值稅政策還有待完善,相關問題有待明確。未來還將有相應的補丁文件出臺。
比如,金融同業定義是否會進一步擴大至境外金融機構;資管產品管理人作為增值稅納稅人,如何進行增值稅會計核算、納稅申報、開具發票等。
今年2月底,國家稅務總局派出10個督查組深入上海、吉林等10個省(區、市),明察暗訪,查遺補缺,全面了解營改增落實成效。其中一項重要使命,就是聽取納稅人、基層稅務機關和社會各界對營改增試點的意見建議。
第三督查組組長、江蘇省地稅局副局長陳筠表示:“對於本地區能夠解決的問題,督查組立即協調當地稅務機關解決,切實回應納稅人關切,對屬於制度性因素和需要總局協調解決的問題,我們將全面歸集,及時上報,為下一步完善政策、優化管理、改進服務提供參考。”
每經記者 劉海軍 每經編輯 吳永久
去年,一大波私募開始“出海”的新聞引起市場的廣泛關註:中歐瑞博成立境外基金,神州牧基金緊鑼密鼓地籌劃境外基金產品,重陽投資成立重陽國際……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期了解到,在中國經濟和資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光是做二級市場的陽光私募開始“出海”淘金,本土一級市場的PE、VC也開始了大力布局國際化,意圖走向境外,迎接已經到來的創投2.0時代。
創投步入2.0時代
隨著產業革命和科技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範圍內的競爭與協作已成為常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嬗變和經濟發展進程,參與國際競爭,是企業謀求長期發展的必經之路。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在謀求國際化的中國企業中,本土創投機構是一批急先鋒。
在2002年,內地第一只中外合資創投基金——中新基金成立, 基金的多個投資項目在美股NASDAQ、港股主板及新加坡交易所實現上市。
中美基金也是內地創投“出海”的一個典型代表。 該基金是深創投參與設立的規模最大的平行基金,總規模等值40億元人民幣,架構為20億元人民幣+3億美元。其中境內部分即深圳市前海萬容紅土投資基金(有限合夥),境外部分為West Fountain Global Fund LP,基金主要從事境內外高新技術企業創業投資、跨境並購業務。
而2016年出臺的創投“國十條”則被行業認為是創業投資起步以來,國家最全面、最系統的支持性政策,標誌著創投行業進入2.0時代。 創投“國十條”明確提出,鼓勵境內有實力的創投企業積極穩妥“走出去”,積極分享高端技術成果。
此“國十條”一出,很多人認為,抓住創投2.0機遇,通過“走出去”做強做優做大,在全球範圍內投資布局尖端科技領域的優秀企業,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並以此提升服務投資企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是創投機構們的最佳戰略選擇。
“當今時代,產業集約、科技與金融高度融合,資源整合與競爭優勢培養需要國際化視野。我們認為創投2.0時代,其實就是創投機構的國際化。”深創投總裁孫東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多策略實現創投國際化
那麽,在國際化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本土創投機構如何做出國際化突圍呢?
深創投董事長倪澤望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提升自身的創業投資、服務水平,本土創投責無旁貸。而內地創投首先要實現募資的國際化。以深創投為例,公司未來擬設立美國公司、歐洲公司等境外機構。結合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還將與“出海”央企加強合作,在重點參與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合資公司。 近期,深創投在積極探索國際化的融資模式,公司將在香港發行規模約3億美元的債券,期限五年,由深創投直接跨境擔保。
倪澤望還表示,本土創投要逐步實現投資的國際化。從深創投自身情況看,18年來,公司累計投資項目745個,其中人民幣投資占比93%;累計投資額288億元,其中人民幣投資占比94%。未來,深創投要逐步加大外幣投資的比重,力爭到“十三五”期末,外幣的投資比重超過20%。
“最後,創投機構一定要打造一支國際化的專業團隊。 比如我們深創投,公司目前的投資團隊當中1/3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經歷。未來,公司將持續加大對人力資源的投入,通過系統培訓、定向引進等措施,提升公司人才的國際化、專業化知識水平,以滿足國際化戰略發展的需要。” 倪澤望最後補充道。
“現在正值中國黃金周。不過,中國許多城市的居民最關心的不是如何度假,而是各城市推出的限購政策。”德國《經濟新聞報》7日如此描述中國限購令帶來的影響。日本《朝日新聞》評論稱,中國主要城市在國慶長假當中相繼推出強化制約房地產過熱的政策可謂“前所未有”,表明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泡沫非常警惕。新的規定都提高了購買住宅時必須的首付比例,又對已購買住宅的人再次購買做出限制,旨在對投資性購房踩剎車。中國實體經濟以及股市不振,資金都流入到了房地產當中,這不得不讓人擔憂會產生泡沫。
“9月30日至今,已有19個城市實施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路透社7日報道說,中國各地城市的房地產限購愈演愈烈,最新加入調控陣營的城市是周四采取行動的東莞、珠海和福州。此前,北京、天津、深圳、武漢、鄭州等城市已經行動。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稱,這是中國政府領導層為抑制推動房價飆漲的購房熱潮所采取的新一輪行動。在經歷了兩年的滑坡之後,中國房地產市場去年年末開始再度瘋狂上漲。分析師和經濟學家稱,此輪樓市熱潮主要是由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之際過多的資金追逐過少的投資機會所致。中國官方今年年初以來就已警告房地產泡沫逐漸擡頭,政府上月末在更多城市報告房價大幅上漲後加大了樓市調控力度。報道稱,多個城市接連出臺限購的做法,中國政府在此前的房地產泡沫出現時也采用過,不過,這次正面臨經濟全面放緩的考驗,制造業等傳統的經濟增長點失去動能,這些政策可能導致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並拖累經濟增長。
為什麽是國慶期間集中推出政策?香港am730網站7日援引中國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經濟研究室主任倪鵬飛的分析說,主要因為長假及之後是傳統的買房熱門時間,此舉“不僅可以迅速消解恐慌的市場情緒,也從實際上及時有效抑制過度的投機,從而穩定樓市”。
在一些西方媒體看來,限購令似乎並不令人驚訝。路透社3日發自湖南長沙的報道就稱“熱度在擴散,中國的房地產投機者襲擊內陸城市”。文章引述當地房地產銷售經理胡毅(音)的話說,這里的房價過去兩個月每平方米平均漲了2000元,與7月相比房價上漲了30%。報道引述另一名房地產銷售經理陳小川(音)的話說,長沙購房者中投機者占了1/3。那些人主要來自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也有人來自合肥,合肥房價今年以來幾乎漲了一倍,“他們認為長沙將是下一個合肥”。
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所研究員翁海穎5日在《東方日報》上撰文稱,除各地推出限購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了對45家房地產相關企業的查處名單,對他們的虛假廣告、違規預售、捂盤惜售等行為采取行動。文章認為,限制買房,規管賣房,內地采取“兩手皆硬”調控房地產,2014年以來寬松的中國房地產政策正式步入拐點。韓國《首爾經濟》7日稱,現在中國不動產投資者的處境可用在刀尖上跳舞來形容。7日,廣東佛山部分區域執行限購,首套首付升至3成。
日本富士電視臺報道認為,盡管中國地方政府出臺政策限制房地產市場過熱,但民眾的住宅需求仍然強勁,加上很多人認為房地產市場即使被調控也只是在短時期內價格下跌,長遠來看還是會漲,所以這讓中國人的儲蓄以及投資者手中的錢還是流向房地產市場,設法讓民間資金轉向投資實體經濟,這才是抑制房產泡沫的方向。
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7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全國各地密集出臺的調控政策“算不得多嚴厲”,“從政策內容上來看還是具有彈性,為政策未來的調整預留了空間。”他認為政府通過政策給了市場一個預期,即“不希望房價這麽個漲法,也不希望居民加杠桿”。李迅雷分析稱,政府會觀察政策實施後的效果進行靈活調整,之後還會陸續有城市加入到房地產調控的隊伍當中。北京市房地產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秀池認為,2016年房價上漲並不是全國性的普漲,不同城市之間房價走勢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而且房地產的投資和投機屬性明顯增強。
(來源:環球時報 記者:青木 李珍 王偉 蕭達 倪浩 崔傑通 汪析)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9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能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到2025年,中國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經濟體。
此前兩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依次是韓國和中國臺灣。
林毅夫表示,到2025年,全世界將有39%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較之現在會翻番。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即使是考慮了匯率因素,也是如此。屆時,中國每年將貢獻全球GDP增量的30%以上。
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迄今已經40年。林毅夫說,1978年中國人均GDP156美元,當時世界平均數為490美元。當時,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中國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下。
他表示,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5%,貿易額年均增長14.8%,“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增長和開放的表現”。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林毅夫稱,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社會的中長期目標而言,中國正在走上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他堅信,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中國能夠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這也是能滿足中國政府和人民各方面目標的增長率”。
高額的政府補貼讓中國超越歐美,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目前,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到2020年補貼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企業內部對新能源積分和油耗沖抵等的利用。
在補貼時代,雖然國內的新能源汽車年銷量動輒達到幾十萬輛,但因為免費牌照等原因,這些車輛基本上都流入了限購城市。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長明曾在“2017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上透露,這一數據高達70%。據上海市經信委今年2月公布的數據,僅上海一地目前就已經推廣了超過16萬輛新能源車,但在這些車輛中,僅有六成是私人購買,很多新能源車其實最終流入了網約車市場。
也正因如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絕大部分車企的新能源產品其實並非按照新能源汽車的產品特性重新設計的全新平臺產品,幾乎都是在傳統車型平臺上改造而成;其次,車輛的選擇空間非常少,除10萬元以下的小型車之外,剩下的絕大部分是價格在20萬元以上的SUV車型,15萬~20萬元這一主流消費區間幾乎沒有車輛可選;第三,車型配置相對老舊。
距離2020年補貼退出時間“節點”越來越近,市場上的競爭態勢也在逐漸改變。在政策扶持、地方保護將成為過去時的大背景下,未來,成本、效率以及品質將是考量車企新能源戰略能否贏得市場的關鍵。
上汽乘用車公司總經理王曉秋此前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多次提到,自主品牌要取勝市場,不能按照此前的套路去拼“性價比”,而是要去打造“品價比”。在筆者看來,新能源車也是如此。牌照、購置稅減免,在消費決策中都只是錦上添花的因素,大眾對於車的性能以及科技感的追求將永遠不能被取代。舉個例子,之前消費者追捧特斯拉,並非單純因為它制造出了一輛純電動跑車,而是因為它良好的性能以及自帶的各種“黑科技”,在當時傳統車企們的產品上並未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一些車企其實已經在針對後補貼時代調整自己的產品思路了。比如具有百年歷史的英倫國際品牌MG即將推出的名爵6插電混動車就瞄準的是私人性能車入門市場,而並非之前的網約車、專車市場。
除了常規意義上考量的燃油、節能等指標領先之外,在筆者看來,它的最大賣點可能還會體現在MG Pilot自動駕駛輔助系統的搭載,以及AEB自動緊急剎車系統、ACC自動巡航系統、APA全自動泊車系統、RCS遙控駕駛系統等黑科技配置的搭載。比如說全新寶馬5系的插電混動車,除了在強調電池系統的先進、節能環保指標外,其實它重點強調的賣點,也是搭載的包括手勢控制、車道保持輔助系統以及智能觸控鑰匙等高科技的配置。眼下,造車新勢力們在宣傳他們的產品時,其實也更多在強調產品的個性化和科技化方面的配置。
從趨勢上來看,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方向,無論是傳統燃油車還是電氣化時代,讓汽車變得更智能、更安全都將是永恒的追求,而眼下,隨著市場的開放度日益加快,新能源汽車市場也開始小步邁入理性競爭時代。
高端化、全球化和智能化戰略,令青島海爾(600690.SH)在家電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波動等影響下,實現了2017年和2018年一季度業績的穩健成長。同時,其智慧家庭和智能制造的生態開始進入收獲期,2018年首季生態收入6.2億元。
4月25日晚,青島海爾發布2017年年度報告,2017年營收、凈利增長均超過三成,雙雙創下歷史新高:實現營業收入1592.54億元,同比增長33.68%;實現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69.26億元,同比增長37.37%。
它同時公布的2018年一季報顯示,一季度青島海爾實現營業收入426.55億元,同比增長13.01%;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9.8億元,同比增長14%;其國內白電業務增長21.9%,這意味著青島海爾在國內市場已經連續6個季度保持20%以上的營收增長。
中怡康的數據顯示,2018年一季度,海爾在國內冰箱、洗衣機、空調、熱水器的市場份額分別同比提升4.05、3.80、0.87、1.47個百分點。
青島海爾旗下的高端子品牌卡薩帝,2017年度收入增長41%,2018年一季度更是實現50%的增長。國內萬元高端家電市場,卡薩帝份額達到35%,同比提升9個百分點。經過多年布局,青島海爾在中高端市場進入收獲期,產品結構性升級優化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全球化戰略也有斬獲。2017年,青島海爾海外收入占比42%,自有品牌占比近100%。其中,GE家電業務在“人單合一”模式的驅動下繼續煥發活力,實現人民幣收入458.94億元,美元收入創下10年歷史新高。2018年一季度,GE家電美元收入增速5.9%,是同期北美市場行業增速的2倍,但受人民幣大幅升值影響,折合人民幣收入108億元,同比微降1.95%。
積極推動高端化與全球化戰略的同時,青島海爾還積極推進物聯網轉型,2018年一季報青島海爾首次披露了生態收入。一季報顯示,2018年一季度青島海爾實現生態收入6.2億元,其中COSMOPlat工業雲平臺實現生態收入5.66億元,海爾U+智慧生活平臺實現生態收入0.54億元。
青島海爾實現生態收入增長,主要得益於U+智慧生活平臺、COSMOPlat工業互聯網平臺和大順逛社群交互雲平次這三大平臺的發展。 依托U+智慧生活雲平臺,青島海爾以智慧家庭為核心,打造洗衣、美食、娛樂等七大生態圈,實現生態圈增值,目前智慧家庭平臺已經鏈接了1.5億用戶。 同時,以COSMOPlat工業雲平臺為基礎,青島海爾實現用戶大規模的定制增值,賦能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已服務於11個區域和12大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