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流行踢館的年代,結局卻往往大相徑庭。
26.22億元人民幣,廣晟資產經營公司從原大股東手中接過23.144%股權並晉身佛山照明實際控制人的動作,脆生,幹凈,絕不拖泥帶水。從2015年12月4日宣布全資子公司廣東省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完成相關交易,到5天後包括佛山照明原董事長在內9位董事、2位監事同時辭職。
挾刀揉手,刀刀不離咽喉。商場亦如武林,在詠春拳的家鄉廣東佛山,真實的較量也在電光火石間——告知身份,開出支票。搞定,飲茶先!
其實此前一天新老板已提名了6位董事和3位獨董的人選,一切不過都按流程行事罷了。是的,那種踢館成功、贏家卻要遠遁保命才是真壞了“規矩”。
若非近二分之一高管層發生變動,佛山照明“易主事件”甚至不會引起太多關註。至多有細心者留意到,同樣是廣晟,同樣是位於佛山地區的光源和LED制造上市公司,國星光電早在2014年的九十月間就與前者如出一轍上演過此一幕。唯一差別,那宗10個億的交易只動了4位公司元老。
晟,本取意“旺盛”。胃口牙口俱好,果然。
然而,在2015年冬天的踢館事件中,還有更吸引眼球的——前海人壽以及其一致行動人鉅盛華公司對深圳萬科地產持續進取,以剽悍著稱的安邦保險也來插上一腳。姚振華昆仲憑借20.008%股權再次超越華潤成為第一大股東,安邦80億元換來的5%股權,據稱也將大概率授權於前海人壽陣營用來表達核心股東意誌,而央企華潤此刻似乎更關心如何用24.6億美元主導收購美國矽谷的鼻祖仙童半導體公司,反而對於素來強調“管理人當家”的萬科態度曖昧。
難得一見的三個漲停;股價逼近每股20元;姚氏一方浮盈90億元;始創者王石罕見露面再表公司價值觀話中有話,新大股東致信管理層慰勉之余頗透余味。連串橋段匹配一家年營收接近2500億元人民幣的上市公司,這種踢館才叫“有得睇”。
至於佛山照明,去年全年營收只錄得30.68億元人民幣,同業中排名第七,今年前三季度凈利潤更同比下降75.58%。跟萬科不屬同等量級,難免不受重視。
或許,只有佛山本地人,抑或對當年典故熟稔者,才會在心底幽幽生出一句:本不該這樣。1993,鐘信才,莊堅毅,現金奶牛,MBO,歐司朗,內幕交易……當這些詞匯與一個曾經光芒無限的“中國燈王”共同完成一張拼圖時,很多評價都將發生改變。某種意義上,佛山照明與萬科在2015年底都在為某段歷史劃上問號,而未來,斑駁不清。
只有一點是明晰的,仍然來自詠春對戰時的交手口訣:越執著,越會為人所奪。無論是萬眾矚目的萬科,還是悄無聲息的佛山照明。
事實上,較之於因原大股東近二十年沈默而幾乎成功實現“管理人合夥制”的萬科,佛山照明的故事要更為波瀾起伏。而這一切,起源於一個永恒的命題:誰才是那個利益分配的關鍵話事人。
沒錯,佛山照明曝得大名,恰是由於該企業多年如一日的高派送行為。1993年上市時募得資金13.39億,截至2010年卻已分紅23.3億,如此慷慨大方,除了機構投資者,那些習慣於A股上市公司只顧圈錢鐵公雞行為的散戶,自然少不得贊賞有加。作為一個正面典型,盡管公司從規模到營收遠稱不上一個“王”字,但在中國資本市場上著實賺下些名聲。
很可惜,這種“回報投資者”的冠冕堂皇行為,甚少有人細究其背後更深層的動機。更沒有人計算在屢屢大手筆派息分紅後,企業本體在技術研發、市場拓展上可能失去的可觀投入,及由此導致的競爭力長遠損害。
有些真相需要時間的冰刀反複刻畫後才能浮出水面。
佛山照明的起勢離不開鐘信才其人。這位現年73歲的老人從1964年入廠,至1985年正式出任總經理,待公司登陸資本市場更是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集各項權力於一身。不過,就像珠三角很多著名企業家一樣,鐘在2002年前後同樣動過MBO管理層收購的念想,以期將其一手“湊大”的仔真正歸屬賦予它生命和榮耀的人。
或者出於對政策的拿捏不定,或者出於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考量,抑或不願讓梟雄性格的企業家做大之後不再聽命,如同三水健力寶的李經緯,鐘信才得到的只是佛山政府主管部門一紙否決的聖旨。
應該說,在十數年前那場卷席中國的MBO浪潮中,不少企業管理層往往采取先抑後揚手段,即先將公司財務狀況扮作一地雞毛狀,待低價完成收購後面目大變一派水靈。鐘氏或愛惜羽毛或顧忌其他,並未如此。他只想通過高分紅積攢自己和那位以經銷商面目出現但對公司發展幹系重大的香港佑昌老板莊堅毅的實力,最後冀望真金白銀贖回“主人”的權力。至少,為一眾部下爭取到同股同權15%的話事權。
這種利益的訴求點是否有商榷之處且不論,但佛山照明的結局與三水健力寶奇妙疊合——都是在聞悉有“反出山門”的意圖後,政府部門速速將當年以土地廠房換來的大股東地位售於外人,健力寶歸了張海,而佛山照明逾23%股權2004年則被賣給了歐司朗與香港佑昌——一筆蠻好的買賣,1.1億的作價投入換來一次性6.79億人民幣現金外加往昔分紅,佛山國資部門累計賺得10億有余。
鐘是幸運的,其間雖然有莊堅毅及老部下劉醒明短期出任過最高行政職務,但直至2013年5月71歲完全掛冠,大多數時間內所有人都明白,他依舊還是這間公司的實際管理人,只不過頭頂缺了一座皇冠。
幾個事實必須說明。其一,佛山照明2004年確認的股權交割最終經歷了19個月方才完成,其間兩年公司高分紅依舊,當中自然少不了那位早已是股東的莊先生。其二,基於鐘氏與莊堅毅的特殊關系,特別是鐘莊二人皆有近親長期與公司有重大業務往來,關於內幕交易的坊間之說從來沒有停歇,且直接引發廣東證監局自2010年後連續對該公司展開調查。
更需要提及的是,2013年涉及信息披露、內幕交易等幾宗錯誤開出的罰單,鐘莊二人支付的罰金也就在10萬至50萬元之間。還記得那位李經緯先生嗎,在因被檢舉“轉移國有資產6000萬”被捕後,2009年其出庭受審,2011年11月佛山中院對其一審宣判有期徒刑15年,沒收個人財產15萬元。李較鐘年長3歲,在2013年5月鐘退出江湖之前一個月因病去世。
鐘金盆洗手了,佛山照明的故事卻還得繼續。
2015年一個新踢館者亮相,此公來路不俗,直屬廣東省國資委。這一次的談判順利太多,同樣23.114%股權賣出26.22億,迅雷不及掩耳。當然也再不會有換湯不換藥的咄咄奇事,國星光電與佛山照明的進一步整合,勢必讓後者的舊臣們失去了施展手腳的更多空間,現在是“大官人”話事,不管頭上的金印閃爍的是“外資”還是“鐘氏”,執包袱是唯一的出路。
兜兜轉轉,佛山照明終於還是回到了國資的懷抱,只不過,眼下LED產業卻面臨著產能嚴重過剩、產品售價持續下降的微妙,想要恢複當年的“現金奶牛”風采大不易。盡管面臨著毛利和凈利率的不斷下滑,該公司2014年仍然每10股派送2.2元轉增3股。
還有一宗新聞不妨一說,上海灘上的同業,有“老八股”之稱的飛樂音響在去年18.5億人民幣收購民營背景北京申安集團後,竟將後者創始人莊申安聘為CEO。據說這還是飛樂音響大股東上海儀電集團的意誌使然,謂之“混改”的新思路。而就在佛山照明再度易主之際,從民企大老板變身上市公司職業經理人的這位莊先生宣布,10個億收購國際百年品牌喜萬年。
在全球踢館,這或許更有趣些吧。
八年前,2008年的6月7日,在雲南民族大學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捐贈儀式。
儀式的主角是世紀金源董事局主席黃如論,他向雲南省捐贈1.816億元,用於教育、濟貧助老等公益事業和新農村建設。與會的配角,更是職務顯要,匯集了雲南省黨政人大和政協的主要領導人,其中副省級以上官員十余人。
八年後的今天,參與上述儀式的省級官員中很多人業已落馬,包括雲南省委原書記白恩培,以及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省委原常委、省委宣傳部原部長張田欣。當時主持捐贈儀式的副省長孔垂柱,於2014年7月,因患艾滋病而自殺。
儀式所在單位即雲南民族大學的原校長甄朝黨,也在2014年10月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6月16日,白恩培涉嫌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在河南省安陽市中級法院開庭,據公訴人指控,2000年至2013年,被告人白恩培利用其擔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直接或通過其妻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4676.4511萬元。另,白恩培家庭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特別巨大,且不能說明來源。依法應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白恩培的刑事責任。
在白恩培的行賄人名單中,世紀金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赫然在列。
大雲南戰略
2000年是雲南經濟發展歷史上最不好過的幾年,此間,該省在全國GDP排名中,已經連續兩次倒數第一。
55歲的白恩培臨危受命,2001年,從大西北的青海省委書記調任大西南的雲南省。他之後主政雲南十余年,試圖讓這個落後省份走出困境。
據第一財經1℃記者在雲南采訪期間從權威渠道獲知,白恩培主政雲南後所推行的第一戰略“大”字當先。
首先雲南省政府一位中層領導提出了“大昆明”的發展思路。這一思路幾經輾轉,為白恩培所賞識後,迅速在昆明推開。之後這一思路逐漸成為雲南“大城市運動”的雛形。
“大昆明”發展思路的主要內容就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輔”的城市格局。
在白恩培主持下,省委省政府組織了聯席會議,決定開展“大昆明”戰略。按照這一戰略部署,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辦公樓和大中專院校全部要集中搬遷到新建區域。正當白恩培興致勃勃地推行這一發展雲南的戰略時,卻意外地遭到了當地一名老幹部、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的反對。
楊維駿告訴1℃記者,他反對的理由有兩點:一,不應當以黨委政府聯席會議的形式召開會議並決定,因為中央早已三令五申,黨政要分開;二,“大”字當先的戰略未經過科學論證,未履行法律規定的程序,屬於盲目開發建設。
在楊維駿的堅持下,昆明市規劃部門等政府機構召開了兩次論證會。但楊維駿仍然認為,論證會存在很大瑕疵,沒有科學、公正論證。楊維駿甚至專門撰文批評白恩培的戰略,認為不能人為造城,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
但楊維駿的建議並未引起白恩培的重視。
之後,不僅出現了“大昆明”,全省也隨之高唱“大”字,諸如“大大理”“大曲靖”“大紅河”。而一系列非法侵占農田、非法拆遷事件相繼出現。
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因為昆明福海社區拆遷而引發的“公車上訪”事件。
當年,因為“大昆明”戰略,位於該市西山區福海社區的韓家灣村被納入拆遷範圍。
楊維駿說,當時多名失地農民要求政府出具拆遷和征地手續無果後,幾十次上訪,但均被置之不理。無耐,他調用了省政協的一輛公車,帶領村民省政協和國土資源部門。
隨後,省政協老幹部處的兩位負責人來到楊維駿家中,質疑他用公車帶農民上訪違反規定。“哪條規定不允許我這麽做?”在楊維駿的這一質問下,上述負責人無言以對。雖然之後省國土資源廳有關負責人承諾對上述事件進行調查,但最終也未能給出明確結論。
昆明原市委書記張田欣任職期間,延續了“大”字戰略,其主導開發的“古滇王國項目”,違規征用了大量耕地甚至是基本農田,並引發了晉寧縣的大規模“警民對抗”事件。
上述事件,亦是楊維駿多年來持續舉報白恩培的主要材料之一。
據知情人介紹,在白恩培主推雲南大開發戰略後,國內很多房地產商躍躍欲試。其中,以黃如論為董事局主席的世紀金源集團在雲南斬獲頗豐。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世紀金源集團捐資1400萬元支持雲南省教育事業;2005年,捐資人民幣1400萬元給予雲南省教育事業與雲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作為教育基金和人口獎勵基金;2008年該公司再次捐贈了1.816億元。
對於世紀金源集團在雲南的慈善項目,白恩培多次高度贊賞或直接作出批示。
除了慈善項目,世紀金源集團在昆明的主要房地產項目是當地著名的世紀城。2009年的騰沖國際旅遊度假村項目開盤,之後西雙版納的“版納濱江果園山莊”項目落地,都成為世紀金源在雲南的驕人成績。
據昆明市商務局網站2010年的消息,世紀金源集團在雲南的主要開發領域是縣級城市和旅遊地產的開發。
出身“將軍縣”
已經70歲的白恩培,1946年9月出生於陜西省的清澗縣袁家溝村。
清澗縣為關中要地。該縣雖為國家級貧困縣,但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白恩培出生的袁家溝村,毛澤東曾居住於此,並在這里寫下了著名的《沁園春·雪》。
除了培養了戰爭時期的60余名將軍而得名“將軍縣”外,清澗及附近地區的白氏宗族還在新中國成立後走出了多位省委書記,其中包括山東原省委第一書記白如冰、江西原省委第一書記白棟材、福建原省委書記白治民以及白恩培和其他省部級高官。
白恩培也是其祖籍中第一位“落馬”的高官。
19歲,白恩培就讀於西北工業大學航海設備與自動控制系。畢業後,他並沒有從事所學專業,而是進入陜西軍區農場進行鍛煉。
之後,從延安柴油機廠車間調度員做起,成為該廠廠長和延安卷煙廠廠長。
37歲時,白恩培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延安地委副書記。再過兩年後,升任延安地委書記並成為中央候補委員。
1990年至1997年,白恩培調任內蒙古自治區常委、組織部部長、區委副書記等職務。
但直到青海後方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1997年至2001年,白恩培先後擔任青海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兼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務。
這一期間,在白恩培調出青海之前,涉嫌犯罪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中石油原掌門人蔣潔敏,從非常委的青海省副省長,進入省委常委。
2000年前後,白恩培和蔣潔敏曾一起考察青海省西礦公司,而當時西礦公司的負責人則為已因涉嫌受賄而進入司法程序的西寧市原市委書記毛小兵。
在2001年白恩培調任雲南省委書記後,其青海省委書記繼任者為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
蘇榮在白恩培之後,也曾與蔣潔敏一起在2003年考察過毛小兵負責的西礦公司。
再過幾年,毛小兵成為西寧市市長和市委書記。
禍起其妻
在公訴人對白恩培的指控中,特別強調,他收受賄賂的途徑是“直接或通過其妻”。
據知情人介紹,白恩培很多貪腐和違法違紀行為的發生源於其妻張慧清。因為白恩培“怕媳婦”的名聲早已在外,而在青海由服務員出身的張慧清,到雲南後迅速升為正廳級的雲南電網公司黨組書記。
楊維駿告訴記者,在白恩培到任雲南一年多的時間後,即有署名“倒白委員會”的舉報信舉報白恩培違法亂紀。隨後雲南省成立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查辦。因為舉報信使用了雲南省委的信箋紙,很多省委幹部遭到調查。最終,一名處長因此獲刑十余年。
此外,楊從維駿還從有關信源處獲悉,雲南一家民營公司,曾在白恩培女兒滿月期間被張慧清索巨額“紅包”。該公司老板未滿足這一要求,遂以集資詐騙罪名遭到調查,之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另有舉報資料表明,在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曾主政的文山州都龍錫礦亦出現了張慧清的身影。其曾致電有關部門,照顧一家大型礦產企業加入對獨龍錫礦的利益分割。
在雲南省委大院里,有一棟小樓,本來居住著當地幾位副省級官員及家屬。
白恩培在看中這一小樓後,其他領導被迫搬家。隨後,該樓開始翻蓋重建,但建好後不久,再次被推倒重來二次翻建。
楊維駿表示,省委省政府大院里,不止一人表示,上述小樓被二次重建的原因是,比白恩培小十幾歲的妻子張慧清不滿意。
小樓在二次重建後,奢華程度已經嚴重超出一名省委書記的居住標準,樓內家具全部為意大利進口。這一嚴重超標舉動,遭到雲南省監察廳一位領導的舉報。隨之,社會輿論沸沸揚揚。
事後,雲南省委一位負責人給出解釋,樓內家具和樓體翻建費用是白恩培自己出資幾十萬元完成。
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目前,張慧清已被采取強制措施,詳細案情尚未有公開資訊。
2010年7月31日,南方周末“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吳建民接受致敬。理由是:無論他身為大使、外交學院院長,還是國際展覽局主席,他都以儒雅、平和的個人魅力,展示了與世界進行正常交流的中國風範。(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我很少見到職業外交官不打官腔,因為對外說話要有口徑,但是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跟中國人說話也按口徑說話。吳建民是少有的職業外交官里頭按常識說話、按人情說話的人。”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頭腦發昏。” 吳建民最後一次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說。
2016年6月18日淩晨4點,原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武漢因交通事故不幸離世。去世那天,77歲的他剛從北京飛到武漢,準備參加由武漢大學舉辦的“中小企業領軍人才培訓班”活動。
吳建民搞了一輩子外交,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三位領導人做過翻譯,是新中國第一批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他還擔任過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中國駐法大使和外交學院院長等職。
吳建民名滿天下是在他退休之後。他有著務實、理性的外交理念,而且他積極著書立說、四處演講發言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這使得他常被人稱為“鴿派”。此外,吳建民為人謙和,談吐不凡,一舉一動頗有大國儒者風範,是中國外交家的傑出代表。
吳建民的突然離世,引發學術界、媒體圈、外交界以及民間的大規模緬懷和哀悼。與此同時,他的去世也在公共輿論場里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外交該“軟”還是“硬”的激烈爭鋒:有人敬重他是中國最有風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則罵他是漢奸、賣國賊、軟骨頭。
吳建民去世了,卻留給後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按照計劃,由吳建民主編的首部《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將於6月19日下午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吳建民的突然離世,讓報告的組織方共識網臨時決定,發布會改為吳建民的追思會。
在追思會上,著名美國問題專家資中筠說,她收到吳建民去世的消息時“特別震驚”,雖然今年已經86歲高齡,但是她“一定要來”。
“我很少見到職業外交官不打官腔,因為對外說話要有口徑,但是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跟中國人說話也按口徑說話。”資中筠在追思會上說,“吳建民是少有的職業外交官里頭按常識說話、按人情說話的人。”
1939年,吳建民出生於重慶市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吳保生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名駕駛員,母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婦女。由於父親曾駐外兩年為中國公使開車,他便給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吳建民的大哥)起名為“卡爾”(即英語汽車“car”的音譯)。吳建民出生後,大哥升格為“大卡”,他被喚作“二卡”。
在回憶童年生活時,吳建民曾說,母親給了他最樸素的外交啟蒙,教導他:講道理可以說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積累的良好關系,會在解決沖突、引發爭議時讓人受益匪淺。
從小學習成績不錯的吳建民,夢想報考北大物理系,卻因班主任的一句話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被分配到了法文班。
吳建民說,大學時代對他最重要的影響之一,是培訓了他每天鍛煉身體的習慣。他去世後,他的很多學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都說:“吳院長經常鼓勵我們要多鍛煉,要堅持鍛煉。”
吳建民的學生、外交學院副教授任遠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去年我們曾一起去日本開會,開完會吳老師就來敲我的門,讓我和他一起去鍛煉。我們在早稻田那里的山上走了兩個多小時,他邊走邊和我討論當天的會議,也向我指出了當天發言的不足,包括下一步如何發展,應該從哪方面著手努力。”
1959年,剛滿20歲的吳建民大學畢業後進入外交部做翻譯,一做就是10年。在《吳建民談外交》一書中,吳建民曾回憶,“最初做翻譯的三四年是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其間學了不少東西,挨過批評,長了教訓。那時,除了本職工作外,翻譯還要做很多其他事:辦簽證、點菜、端盤子、泡茶、倒水等等。”
資中筠在吳建民的追思會上,也回憶起她第一次見到吳建民時的場景:“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場國際會議上,他那時初出茅廬,比我晚一輪,我們叫他小吳。那時候有工、青、婦、和四大組織,他在青(青年聯盟)我在和(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法文很好,後來知道他英文也很不錯。”
1965年,26歲的吳建民第一次為毛澤東做翻譯。當時,毛澤東接見剛果總統馬桑巴-代巴夫人。吳建民後來回憶說,“那時我還年輕,只有26歲,又是第一次給中國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領袖當翻譯,內心一個勁兒地念叨:不要太激動,要鎮靜,要好好翻譯。但當毛主席出現在會見廳時,我還是感覺很激動、緊張,心怦怦直跳。”
2016年4月,吳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毛主席、周總理開創的中國外交,非常註重平等待人。我們在歷史上受了一百多年的淩辱,現在雖然中國強大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平等待人,還是要謙虛,謙虛就是不要飛揚跋扈。”
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吳建民有25年的駐外經歷。他曾說過:“1971年跟隨中國代表團重返聯合國,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珍貴的一頁。”
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恢複合法席位後,吳建民與夫人施燕華作為第一批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飛往巴黎工作,分別擔任法語與英語譯員。
他在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曾回憶在聯合國工作的那段時光:“那時我還是個小蘿蔔頭,時間很快,四十多年過去了。”
吳建民生前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聯合國第6屆代表大會,鄧小平同誌出席,那一次的討論建立了國際經濟新秩序。我當時在現場,從整個會議的籌備到開始的全過程,我在一線有深刻的體會,第一次觀看討論國際秩序的會議,並且這次會議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小平同誌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
在聯合國工作的13年間,吳建民從翻譯做起,後來成為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
聯合國被吳建民稱為“外交官的大學堂”。一位曾與吳大使有過多次交流的高中歷史教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大使曾對他說,“你們要講好歷史,要把歷史脈絡理清楚,可以推薦學生讀一讀《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那段工作經歷對吳建民影響至深,他曾說,“聯合國教給我跳出本國看世界;聯合國使我有機會同全球最好的外交官打交道;聯合國教我如何把握世界的脈搏;聯合國讓我看到了全球的頂級外交。”
吳建民一生擔任過很多職務,但被人稱呼最多的還是:吳大使。吳建民在歐洲曾擔任9年大使,駐荷蘭、駐聯合國特命全權大使,還有中國駐法國大使。
在得知吳建民去世的消息後,法國駐華大使顧山悼念他說:法蘭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曉法國並為中法關系做出巨大貢獻的偉大朋友。
一如顧山所說,吳建民當法國大使那幾年,平均每年在法國各處要做五十多場報告,他會抓住一切采訪、演講、出席重大活動和宴請的機會,讓法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
“吳建民在1998至2003年擔任中國駐法國大使期間,主要任務是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教授克里·布朗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說,2004年,來自美國的壓力意味著這方面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不過,“這個挫折並沒有給吳建民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采取的平衡、開放心態的思維帶來負面影響”。
在法國當大使期間,吳建民有一個“癖好”曾成為外交界的趣聞,就是他要親自“挑廚師”。“我駐外當大使,幹部是領導分配的,我一般不挑,但是廚師我得挑。”吳建民說過:“好廚師是大使的秘密武器。”
因為有位好廚師,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國菜,吳建民在駐法大使任上,曾經請到法國總統夫婦來他的官邸吃了一頓飯。吳建民說:“中國人和法國人走到一起,談起吃,可以談得沒完沒了。”
在他的努力下,中國在西方的第一個文化中心設立在了法國巴黎。他就此推動創立“中法文化年活動”,並且讓埃菲爾鐵搭披上了“中國紅”。
他離任前,法國總統希拉克親自為他授予“大將軍級”勛章。希拉克在給他授勛時還風趣地對吳建民夫人說:“大使夫人,可惜這枚勛章不能分成兩半,但我要強調,這枚勛章也有您的一半。”
“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的很多人,不管是新人還是老人,吳大使與施大使這對外交伉儷,一直是我們的典範。”一位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現任外交官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他們非常恩愛,施大使之前本來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做大使,但她犧牲了做大使的機會,把大使夫人要做的事料理得特別好。她是一位既當過大使,又當過大使夫人的傑出女性。”
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武漢遇車禍去世。(視覺中國/圖)
卸任駐法大使職位後,吳建民的外交官生涯畫上了句號。然而,2003年,64歲的他卻又出任外交學院院長。
“老院長為我們外交學院的發展傾註了很多心血。他曾說,校長就是要為學生、學校多做貢獻。我們現在腳踩的這片地(指外交學院沙河校區),是他最早提出建設的。”吳建民的學生、外交學院講師馮繼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建民當院長後,提高了外交學院教師的津貼。他在任的5年間,外交學院的知名度也飛速提高。以前很多人都只知道展覽路加油站,並不知道外交學院。”
對於老院長離世,外交學院師生第一時間表達了緬懷之情。6月18日,吳建民去世當晚,在外交學院沙河校區,學生們自發組織了追思會。現場有近500名學生,除了有很多他以前的學生之外,很多大一和大二的新生也來了。
外交學院副教授任遠喆記得,吳建民任院長期間,身體力行推動外交課程發展,“外交學院有兩門非常經典的課程:交流學和外交案例課,就是他開創的。他當院長期間,還請了老外交官,包括大使和參贊來給我們上課。”
憑借多年積累的人脈關系,吳建民在任院長期間,還為學生們請來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前國新辦主任趙啟正等各界知名人士。
一位學生會的林同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退休後,老院長每個學期都會來學校做講座,他很支持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只要邀請他,有時間他一定都會參加。”
“對於很多他的學生來說,他不僅是一位嚴師,有時更是一位慈愛的父親。”馮繼承對南方周末回憶,當年她在讀博時,曾有去以色列學習的機會,“但是我很糾結,我希望早日能完成學業,他說這個機會很難得,中東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地方,如果你能了解這個複雜的地方,其它的複雜問題就不在話下了。他支持我去以色列訪學,說哪怕你去那里可能會延遲畢業,他覺得都值得。”
馮繼承後來聽從吳建民的意見,決定去以色列。在走之前,吳建民將自己認識的以色列和中東的學者都介紹給她,並留了他們的聯系方式,也給他們發了郵件,“包括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他認識的外交家的聯系方式也留給我了。”
馮繼承哽咽著說:“他會站得很遠指導你,只要能夠為你提供幫助,他都會無私地把資源提供給你。他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成長得更好,有更強的能力。”
2009年,70歲的吳建民正式退休了。
提到退休後生活,今年4月,吳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我覺得我搞了一輩子外交,第一要對世界繼續觀察,繼續思考這個世界;第二照顧我的夫人;第三,有些地方需要我講一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去大學講課,還有接受一些記者的采訪,另外也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國際上對中國很感興趣,外交部也很支持我出去講一講中國人的看法,因為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聲音還是比較弱的。”
退休之後的吳建民,還致力於推動民間外交。共識網總裁周誌興在吳建民的追思會上說:吳大使曾建議請一個叫陳於化的人來參加民間外交座談會。陳於化曾經想把他種的月季花和做的瓷器送到聯合國展覽,讓吳大使幫他,但是後來失敗了。開始周誌興覺得,這個場合讓陳於化來不太合適,但是吳建民認為種月季花、做陶瓷,然後送到聯合國,就是很好的民間外交,堅持要請他來。
曾經為吳建民編輯出版過兩本書的中信出版社經管社社長朱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建民留給她的印象是非常勤奮、寬容,同時也非常謙和、低調和樸素。“他從不把自己當做老人,積極地支持和參與我們的活動,有時他來參加活動沒有秘書,一個人拎著一個電腦包就來了。”朱虹說。
吳建民搞了一輩子外交,其外交思想核心可以概括為“三要,三不要”。也即,要和平,要發展,要合作;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簡而言之,吳建民始終堅持中國應該繼續執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和平、發展是主流,他反對所有違背時代主題的言論和行動,這也是他一直堅持和為之抗爭的出發點。
在6月19日舉行的吳建民追思會上,有數位白發蒼蒼的老者。今年已94歲的著名學者何方,讓自己的妻子宋以敏代為轉達他的哀思:“最近看到關於他的一些爭論,恍然覺得回到我當年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候大家對我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吳建民同誌有很多共同的看法。他是很難得的,堅持理性地看待這個世界的人。”
許多人認為,吳建民近些年引起廣泛爭議的話語,在大方向上與中國的大政方針並沒有任何抵觸之處,在內容上也多是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內政外交所驗證的常識。
“如果吳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講這些話,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的波瀾。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為什麽當一位資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會里講出這樣的常識,居然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儲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吳大使敢說真話的個性之外,其實也有中國社會變化、階層分化的深層次原因。”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殷罡教授說:“如果吳大使是‘鴿派’,什麽是‘鷹派’?在天上飛,實在不行就抓鳥,餓急了就抓老鼠,他們只是在自己的地盤強,實際上是弱。什麽是鴿子?鴿子能夠傳遞信息,它能飛上千公里,所以如果說吳大使是一位鴿派的話,他確實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
吳建民生前曾接受過南方周末記者多次專訪,他還是2010年南方周末“中國夢·踐行者”的被致敬者之一。2016年4月,借由吳建民新書《如何做大國》出版的機會,南方周末記者最後一次采訪了他。
4月16日,下午3點,北京的天氣突然炎熱起來。在一個布置簡單的辦公室中,吳建民笑容可掬,謙和有禮。在正式開始采訪前,他很親切地問:這本書(《如何做大國》)讀起來感覺怎樣?有收獲嗎?
在采訪中,這位年過七旬的外交家思維敏捷,侃侃而談。他說:“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頭腦發昏。”采訪的最後,南方周末記者委婉地提出了一直很想問的問題,您怎麽看待和您意見不同的人?
“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總體反映是積極的,但是也有一些負面的評論。把這種現象放在全球大反思的背景下來看,我們就會有一種平常心。”吳建民說,“今天的世界正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既是百家爭鳴,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我的、你的、他的。”
每經影視記者 袁東
每經編輯 杜蔚
頭頂明星光環的趙薇夫婦(趙薇及黃有龍)在資本市場早就打響了名頭,而在近期受到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更是讓他們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黃有龍趙薇夫婦(視覺中國/圖)
昨日晚間,新華社也對趙薇夫婦因收購萬家文化(已更名祥源文化)過程中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而面臨證監會處罰一事發表了名為《趙薇夫婦收購“大戲”面臨證監會處罰 監管“鷹眼”將持續關註》的文章。文中提到,業內專家分析,根據證券法相關規定,針對信披違法違規,本案已為頂格處罰。 證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15日表示,監管部門一直以來都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保持高壓態勢。並購重組作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方式,證監會將持續關註其過程中的信息披露質量。
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註意到,在11月10日,黃有龍通過旗下港股公司發布公告稱打算向中國證監會提交陳述和申辯意見並要求舉行聽證會。而該公司也稱中國證監會將複核申辯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
正是由於黃有龍通過旗下港股公司的公告,才提醒投資者其實趙薇夫婦在港股市場還曾投資(或曾經投資過)眾多的股份。在此,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將為您呈現趙薇夫婦的港股極為複雜的資本運作情況。
通過阿里一次套現10億港元
讓趙薇在資本市場一炮而紅的公司非阿里影業(01060,HK)莫屬。
早在2014年12月,趙薇夫婦就以每股1.6港元的價格,耗資30.88億港元買入了阿里影業19.3億股股份,持股比例9.18%,並成為了阿里影業的第二大股東,當然大股東是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
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註意到,在趙薇夫婦入股阿里影業後,阿里影業的股價在短時間里開始暴漲,於2015年4月股價一度漲至了最高的每股4.9港元,這也讓趙薇擁有了娛樂圈女股神的頭銜。
而就在2015年4月份,趙薇夫婦就分別兩次減持阿里影業1.92億股及6400萬股股份,減持價格均為3.9港元,共計套現10.37億港元,減持後趙薇夫婦持有阿里影業的股份比例降為7.96%。而在當時,上述的7.96%阿里影業股份市值仍有61.6億港元。
此後,趙薇夫婦仍在不斷減持阿里影業的股份。根據阿里影業最新年報數據,趙薇夫婦已經不在公司主要股東名單之列。目前最大股東仍是阿里巴巴集團,持股為49.49%。
▲阿里巴巴杭州濱江園區(視覺中國/圖)
值得註意的是,阿里影業在2016年的經營數據也並不理想,在2016年度公司收入9.05億元人民幣,持續經營的虧損就達9.76億元人民幣。而阿里影業的股價也從此前高點的4.9港元一路下滑至了每股1.21港元(截至11月15日收盤)。
持有順龍控股市值約合11億港元
在上文可以看到,黃有龍正是通過順龍控股(00361,HK)發布了打算向中國證監會提交陳述和申辯意見並要求舉行聽證會的公告。而黃有龍(趙薇作為配偶,是一致行動人)正是順龍控股的控股股東。
在2016年11月,黃有龍認購了順龍控股35.11億股股份,初始認購價為每股0.114港元,耗資約4億港元。目前黃有龍持有順龍控股67.5%的股權。而黃有龍也是順龍控股的主席。
▲黃有龍(左)馬雲(中)(視覺中國/圖)
順龍控股是一家從事高爾夫球相關產品的公司,主要從事設計、開發、制造及買賣高爾夫球具、桿頭、球桿及高爾夫球袋和配件的業務。公司成立於1998年,雇員超過1000人,並在廣東省及山東省設有生產設備。
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註意到,順龍控股的收入從2013年以來就逐年遞減,從2013年的4.34億港元減至了2.03億港元,而2015年和2016年公司也是處於虧損狀態,分別虧損9107萬港元和1.44億港元。而黃有龍在順龍控股2017年的年報上也指出,隨著全球經濟放緩及預期來年經濟增長減慢,高爾夫球市場面臨重大挑戰,客戶購買力嚴重下挫,造成了公司收入大幅下跌。
從黃有龍接手順龍控股以來,該公司的股價一直處於橫盤震蕩走勢,目前股價為0.32港元(截至11月15日收盤),公司市值為16.6億港元。
虧本近五億港元甩賣金寶寶
對於經常混跡與資本市場的趙薇夫婦來說,也不是都是在賺錢,也有失手的時候,
其中金寶寶(01239,HK)(現已改名為“TEAMWAY INTL GP”)在2016年6月17日,趙薇夫婦以每股0.3港元的價格溢價買進了金寶寶21億股,耗資6.3億港元;
不過買進後其股價一路下跌,而趙薇夫婦又在今年7月7日以0.067港元的價格割肉了所持有的所有金寶寶股份,這一來一去虧損達4.89億港元。
▲趙薇在酒莊 圖片來源:@趙薇
有趣的是,就在趙薇夫婦剛一甩賣金寶寶的股份,公司就宣布修改公司名稱並指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更準確的反應公司未來的計劃及發展。”不過改名字也是沒有救公司的股價,目前公司股價更是跌至了0.055港元(截至11月15日收盤)。
值得註意的是,另一位女股神,被譽為“中國女股神”的劉央仍持有金寶寶10.53%的股份。
合夥虞鋒買過雲鋒金融及中國創意控股
在順龍控股和金寶寶上,趙薇夫婦都曾買成了第一大股東,阿里影業也曾買成過第二大股東。除此之外,趙薇夫婦還在其他港股上進行了較為“低調”的投資。
在2015年11月10日,將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的中國創意(08368,HK)便與趙薇簽訂了基礎投資協議,中國創意以每股0.39港元的價格向趙薇配售5400萬股股票,總價格是2106萬港元,而趙薇將持有中國創意4.5%的股份。此外,雲鋒基金的創始人虞鋒也以相同的價格認購了與趙薇相同數目的中國創意股票。
▲趙薇(視覺中國/圖)
而在8天後,中國創意上市,開市就以每股4.4港元開盤,這可比此前0.39港元的配售價足足漲了10倍有余。隨後該股股價最多漲至了8.5港元,不過隨後中國創意股價一路下滑,目前(11月15日收盤)股價僅為0.295港元。由於趙薇持股不足5%,因此並不知道此後趙薇的中國創意交易情況。
除與著名投資人虞鋒一起投資了中國創意外,趙薇夫婦還和虞鋒一起持股了雲鋒金融(00376,HK),此外黃有龍還是雲鋒金融的非執行董事。黃有龍與虞鋒都是通過持股Jade Passion Limited而持有雲鋒金融的股份。Jade Passion Limited持有雲鋒金融55.9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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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薇夫婦的大麻煩可能是這個……
根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截至11月14日,有至少十位律師向投資者展開了征集集體索賠的法律服務,其中包括知名證券維權律師、上海漢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宋一欣。據宋一欣預測,鑒於萬家文化收購案影響到的投資者數量,最終的索賠金額可能是巨大的。廣東環宇京茂律師事務所謝良則表示,過去類似的已經打贏的案件,投資者總的索賠規模最終動輒幾千萬甚至過億。
央視財經報道稱,浙江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厲健表示,第一被告肯定是萬家文化。因為它是上市公司,龍薇傳媒和趙薇夫婦等人的相關信息,都是通過萬家文化發布出來的。此外,由於龍薇傳媒、趙薇夫婦等人也是被證監會處罰、認定信息披露違規的,所以也會被列為共同的被告,要求承擔連帶的賠償責任。
第一批公開發布征集聲明的律師事務所包括: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浙江堅定律師事務所、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上海市東方劍橋律師事務所、上海漢聯律師事務所、廣東環宇京茂律師事務所、江蘇頤華律師事務所、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等。
另有媒體報道稱,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智斌表示,目前其經手的、材料已齊全的投資者超過30人,僅上周五一天新增了200多個咨詢的投資者。
▲網友的不滿(微博/圖)
厲健表示,根據司法解釋,和處罰告知的內容,初步確定,索賠條件是2017年的1月12日到3月31日期間,買入萬家文化的股票,並且在4月1日之後,把股票賣掉,或繼續持有的股民,可以參加索賠。
不過,謝良表示,“因為投資者索賠需要以證監會處罰決定為依據,如果黃有龍和趙薇提出申辯和聽證,可能會延長索賠進程。”
而從以往的案例來看,趙薇夫婦申辯成功的概率很低,但之前也有成功申辯的案例。
雖然,投資者索賠能否成功還不得而知,但趙薇做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明星,其商譽、品牌價值、信用值必然會受到影響。
財經作家皮海洲也表示,向趙薇提起訴訟可以向各類公眾人物尤其是影視明星們敲敲警種。目前的股市有不少公眾人物以及影視明星涉足,甚至由此引發股價的波動。但趙薇事件提醒這些公眾人物與影視明星,涉足中國股市一定要合法合規、守法守規,不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你是公眾人物還是影視明星,都將被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因此,在向趙薇索賠的問題上,投資者索賠的金額越大,其警示意義也就越大。
中興事件引發一片網絡熱議。忍了幾天,今天忍不住了。說說自己經歷的一段往事。
不知不覺寫了一萬字。分幾個部分:輝煌開局、第一第二棒的困難、系統生態的困難與大潰敗、複盤方舟和永中錯在哪里、為什麽我們做不出操作系統。
2000年到2002年,3年時間,我作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參與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戶機和Linux操作系統的工作。
輝煌開局
2001年,方舟1號橫空出世。被媒體稱為“改寫了中國‘無芯’的歷史”。科技部863重大專項、計委重大專項、信息產業部產業扶持基金全都給了錢。
方舟1號的技術鑒定委員會由中國工程院出面,前任院長宋健、前任副院長朱高峰親自擔任鑒定委員會正、副主任。
2001年7月10日,方舟1號發布。
我從2000年開始參與方舟的項目。呈送863、計委(現在叫發改委)、信產部申請支持的報告,我都是執筆人。技術鑒定會、新聞發布會都參與籌備。
難以忘記2001年4月,第一批流片回來,緊張的調試之後,我們看到自己動手設計的CPU啟動工作了。
劉強看著我眼睛說:“芯跳了”。
那一刻,難以忘懷。或許,這是那件事里,最美好的一瞬間。
方舟科技是加拿大華人李德磊創辦的企業。李德磊1977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來到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研,後赴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讀博。然後就留在加拿大。
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在京註冊成立。主要靠李德磊介紹外包業務。
1997年,離開摩托羅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國)半導體公司,擔任微處理器設計總監,與此相對應,BBT承接的外包業務也從摩托羅拉轉向後者,主要做基於日立芯片的相關業務。劉強那個時候博士畢業,加入任研發副總裁。
1999年,李德磊找到倪光南,倪光南看到這里磨練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術隊伍——這是他夢寐以求的。
當時的背景是,中國IT產業界以及倪光南本人,一直為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操作系統和芯片耿耿於懷。當時的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曾說:“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芯片,魂則是指操作系統。於是,倪光南幫方舟找錢、找政府、找中芯需要的一切資源,而他本人沒有從中芯拿一分錢,零股份。他願意付出一切,他想要一個新的IT產業核心框架。
倪光南院士給我講方舟CPU+Linux操作系統,做成瘦客戶機NC,“雲+端”解決方案,替代Wintel架構的時候,我當時興奮得緊緊攥住拳頭,指甲掐進肉里。
我們以前在聯想,玩的是Wintel聯盟(微軟與Intel聯盟)設計好的遊戲。Wintel就是你的頂層,你的成本與性能只能在它框定的空間里。而現在,我們這群人,正在動手改變核心框架。給我們的IT產業帶來完全不同的,成本與性能的想像和設計空間。這件事簡直太棒了啊!
第一棒和第二棒的困難
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敢為的俞慈聲任北京科委副主任。李武強從美國回來在科技部產業化司任副司長。大家都想做事情。
我們有了CPU與SOC的技術,政府給的錢也到位了,芯片也做出來了。下一件事,就是面向市場面向用戶了。這時,真正的困難才開始。
做CPU最難的不是開發。第一步,你不是寫不出INTEL那樣的設計,而是你打不起官司。
歐洲從工業革命開始,就認識並懂得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以激勵知識創新。美國青出於藍。只要是個Idea就可以註冊專利。專利保護,是INTEL的核心競爭力之一,INTEL長期大規模的專業律師團隊,幾乎把X86體系相關的專利全註冊了。
為什麽還有AMD。INTEL是IBM的股東,IBM是AMD股東。就是這樣。所以對方舟的團隊來說,不是X86體系的技術難度高,而是在這條道路,每一步,你都會遇到INTEL的專利。我們打不起官司。所以,倪光南做的技術路線選擇是,走RISC結構,做嵌入式,繞開X86體系。
接著第二難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國IT產業不但做不出CPU,而且連基於CPU,自己動手設計核心電路板的能力都沒有。
那時,中國還有電子產業企業百強的名單。我們聯想排第二。反正背後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著中國電子企業百強名單,從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個大公司的總工程師。
對話永遠是這樣:
我:“我們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PU,我們還有SOC的能力,這樣,我們可以極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貴司可以更靈活地定義你產品的性能和體積。”
對方:“哎呀,對不起。我們沒有能力基於一塊CPU開發產品原型。都是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們選一個,然後基於他們的公板我們再開發。”
我們這才發現,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個基於CPU的開發生態系統。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無數小的Design house圍繞INTEL做公板、做產品創意、做產品原型、做差異化做優化。
然後,下一棒才是,面對市場的企業,從Design house挑選產品原型,做商品化包裝。投放市場。做品牌、做銷售、做客戶服務。
而2000年的時候,我們的電子產業百強,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當我們做出CPU,而且芯跳了。我們把它捧到手上,想獻給別人。中國沒有一家第三棒企業能接。
沒有辦法,只能向前。
於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後,又建立硬件團隊,自己做出了NC的產品原型,做出了公板。等於一家本來就規模很小的CPU設計公司,還必須同時幹Design house的活。終於CPU和產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個第三棒企業商品化運作了。
俞慈聲拍板,北京政府第一個吃螃蟹。
系統生態的困難——大潰敗
下一個問題來了。更大的難題。
Wintel聯盟。勉強繞過INTEL,更難突破的是微軟。
CPU做出來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後自己做產品。做完產品,發現沒有配套軟件可用。
一塊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幹了。但是那麽多的軟件移植、適配、二次開發,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幹得完。
這時俞慈聲發起了“揚帆計劃”,針對Linux桌面的13大類50多個問題,在全國進行招標。瀏覽器、OFFICE、播放器……一項一項解決。
接著,就幹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辦公軟件選型,把微軟踢出局。那件事IT圈轟動一時,微軟中國總裁高群耀辭職。然後基辛格給當時的北京市長寫信,為微軟說情,向俞慈聲施壓。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那一天,十余個院士聯名上書總理,為俞慈聲說情。
已經過世的中國計算機事業創始人之一、中將、兩院院士張效祥第一個簽字,倪光南院士也簽了名。
863計劃,來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聯名上書鄧小平。因為時間發生在1986年3月,所以簡稱863。從此這就是中國高科技發展重點計劃。
我一直記得這件事。
後來賦閑在家,看《聖鬥士星矢》,12黃金聖鬥士為了打穿嘆息墻的一線光,一起赴義成仁。
十幾個院士簽下自己的名字,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他們只是想守護一線光。
所以,我不願意回憶這段往事,因為我們失敗了。
這是10年後,我加入騰訊以後,才學會的一個詞——用戶體驗。我們沒有搞得定用戶體驗。
結果是潰敗如山。
第一個要命的問題,是基於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與微軟的文檔格式兼容問題。我們都知道,換了OFFICE打不開歷史文件,打不開別人給你的文件,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聲又搞了啟航計劃。召集中國的所有Office高手、還邀請了韓國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術人員。中日韓三國高手一起破解微軟的文檔格式,以期能讀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檔格式,其他的軟件體驗,用戶各種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腳趾頭想一下就好了。用戶普遍怨聲載道,要求換回Wintel。
就這樣,我們失敗了。
後來,方舟CPU停止開發。永中破產清算。那幾萬臺政府為了扶持一個產業,而買單的NC,估計早就賣了廢鐵。
幾年後,比爾蓋茨自己公開了Office的文檔格式。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感覺自己臉被門板夾了。
我通過視頻,看著這個在哈佛畢業典禮上開玩笑說“爸爸,我終於拿到畢業證啦”的人,這個退休後做慈善的人,會在做《時代周刊》值班編輯的時候選個患病的男孩當封面人物的人。
我在想這個人是天使還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壓得整個中國沒有了通用軟件產業。
當個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2003年,我離開了倪老師的聯盟,走得非常難過,覺得自己是一場偉大犧牲戰里的逃兵。
2008年,我創業做網站的時候,一個小孩晚上閑著,裝了最新版的紅帽子桌面。我從旁邊經過,一眼看到,就停下來,然後就用。試試這個試試那個,心潮起伏,恨不得大哭一場。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這個水準,這一大票人,應該不會輸得那麽難看吧。
離開倪老師後,頹了一年多,那段時間,不少人找我幹活,多半兩類事情,一類是“我代理了個產品,你幫我在中國建設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個產品,你幫我跑跑政府關系”。這兩類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這個,我並不會別的。
後來,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說:這麽多年,我學的東西,只有給一個特別大的系統幹活才用得著。我想在你這里,學點能養家糊口的具體本事。
後來,王路讓我當一本準備關門的數碼雜誌的總經理。
雜誌的總經理,其實就是廣告銷售。
後來,我學著做網站,後來,我把網站賣給騰訊,後來…… 10年過去了。
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倪光南院士還在堅持
2014年初,我離開騰訊。
辦完手續,我給倪光南院士發了個微信:倪老師,我離開騰訊啦。
倪老師回說,你來找我一趟,我這里正好有個事情。
我就去看他。
2013年政府采購,研究對Win8的策略,咨詢到倪光南院士。
十多年過去了,經歷過失敗、非議,他自己向科技部負荊請罪種種,倪老師還在堅持。
2014年初我去看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棉服,還是2001年的那一件。
倪院士依然信任我,直接拉我和他最核心的幾個人一起商議該如何推動,在移動場景下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統。
10年過去了。打敗微軟的是Google和蘋果。微軟還是那麽強,只是PC時代結束了。
俞慈聲、李武強都已經退休。李德磊不知所終、永中破產清算。
劉強2005年離開方舟成立了君正,並於2010年IPO。現在360攝像機、小米手表等多款芯片用的多是劉強做的。2000年倪光南院士對方舟CPU的投入,還是有了成果產出。
華為買了ARM的授權,做出了海思芯片。小米也豪擲幾個億開發了松果處理器。
就像10多年前一樣,只要搞定知識產權問題,選擇技術路線,找會幹的人,投入幹,CPU/芯片就能夠做出來。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統。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態。當年,繞得過Intel,跨不過微軟。如今,繞得過Arm,做不出安卓。
那一段,跟著倪老師,參加了幾場高端的會。滿場朱紫,還說著14年前的話語體系。
我發現自己變了。在類似的場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過去10年,我沒有給一個領導匯報過工作,沒有一分鐘的時間,用來揣測領導意圖。
我只需要持續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戶需求,優化用戶體驗。這和在系統里做事,是完全的兩個方向。
第二次,我又離開了倪老師。我當時認為自己可以直接判斷,這事做不成。
就是說如果做法不改變,也許還是可以拿到很多錢,很多資源、批到地,蓋起樓,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統的生態。
安卓有三:
1.不斷叠代優化的安卓系統本身;
2.現在大家已經非常習慣的基於安卓的各種應用:微信、商務、遊戲、生活、娛樂……
3.全球無數團隊,基於安卓在源源不斷地創意,開發新的應用,不斷繁榮、優化這個生態。
15年前,做當時桌面辦公應用的移植,已經讓那群勇士折戟沈沙。現在,數量遠大於過去幾個數量級的應用移植,還有更為龐大豐盛的生態。
還是原來的體制,還是原來的套路。面對更大的一仗,沒有贏的機會。
從一個公司辭職,與離開一個人,不再陪著這個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從聯想辭職,從騰訊辭職,都可開心了。
但我一直為第二次離開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那時他已經75歲。這是他一生的夢想。我是他喜歡並且信任的弟子。我沒幫他。
複盤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複盤,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錯了什麽。
先說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個人的公司。李德磊開這個公司的目的,是賺錢,他的選擇自然是什麽能賺錢做什麽。
倪光南看上了這家公司的人才儲備和Know how儲備,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脈與信用,希望通過一個項目,讓方舟的人才儲備和Know how儲備凝結成可持續發展的IT系統底層。
這件事錯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產品思維30講》里,提到的組織原則。
頂級組織至情至性,
一流組織共同信仰,
二流組織共同利益,
三流組織共同規則。
所以,用這個組織原則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麽李德磊背信棄義。
首先,李德磊與倪光南的關系,至情至性,肯定沒有。共同信仰,更是沒有。共同利益,還也沒有。
李德磊要的利益是個人收入最大化。
倪光南要的利益是讓方舟的人才儲備和Know how儲備凝結成可持續發展的IT系統底層。
所以,二人合作的基礎,就是在倪光南能夠持續滿足李德磊的利益訴求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共同規則”。也就是說,一旦,李德磊對倪提供給他的利益不滿意了,規則就頓時對不齊了。
所以,後來NC的市場起不來,李德磊立刻對863違約,轉而做其他業務賺錢。
從根本上,李德磊與倪光南就不是一個可共謀大事、扛大壓力的組織。
如果說方舟的問題是組織基礎,永中的組織核心其實很好。章燕青與曹參何止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簡直是至情至性。
永中的問題是產品定義和用戶體驗。
還是我的《產品思維30講》里,用一節課講用戶價值公式。這個公式其實是俞軍提出來的,我深以為然。用戶價值 = ( 新體驗 - 舊體驗 ) - 替換成本。
你要得到一個用戶,依靠的工具是用戶價值。用戶得到價值足夠高,他就會遷移。比如:幾億用戶很流暢地從短信遷移到微信上。
什麽叫得到一個用戶。我們曾依靠政府指令,把永中Office裝到數萬政府公務員辦公電腦上,我們得到這個用戶了嗎?
好,先算算永中Office給用戶的價值是多少。
如果微軟的office軟件使用體驗90分,價格體驗50分,兩項一乘,微軟office軟件帶給用戶的舊體驗算45分。
永中Office使用體驗70分,價格體驗咱們算90分,兩項一乘算63分。永中Office,自己可以單方面說,自己帶給用戶的新體驗算63分,比微軟好。
可是還有替換成本啊,用戶的替換成本包括什麽?品牌認知、獲取成本、學習成本、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包括使用過程中遇到問題可以得到及時幫助等。
我們知道,比爾蓋茨長期是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的品牌、渠道、產品成熟度、客服服務系統,包括網上隨處可見的用戶分享等,還有我前面談到的文檔格式兼容的問題。用戶替換成本其實挺高的,我們往低里算,用戶的替換成本是20分吧。
那麽用戶價值=新體驗63分-舊體驗45分-用戶替換成本20分=負2分。
就是說我們使勁偏心地給永中Office打高分,給微軟打低分,無視用戶遷移成本,而用戶幾乎沒有得到新價值。根本夠不成用戶遷移的意願。
同時,我們需要註意,政府采購是單位付錢。所以,實際使用的用戶對價格體驗其實是無感知的。
所以,如果以用戶感知的體驗來打分是:永中的用戶價值=70-90-20=-40分。
事實上,比這個分數還要低。
你讓用戶價值下降那麽多,用戶怎麽不怨聲載道、找各種理由回到以前的舒服境遇里?
曹參對永中的核心競爭力定義為“數據集成”。他分析說“微軟Office軟件有著相當明顯的缺陷:Word、Excel和Power Point是三個獨立的、無法集成的應用軟件。
如果把文檔處理、電子表格以及幻燈片制作集成在同一個程序里,那麽用戶修改了文檔里的數據後,電子表格和幻燈片里相應的數據會自動修改過來,不需要用戶再親自逐一找出必須修改的地方。”
我去!一個數據要同時在Word、Excel和Power Point被引用,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低頻的應用場景好不好?
我剛剛回憶了一下過去5年,我自己的文檔操作,用不到一次“數據集成”。
在永中,曹參是無可爭議的產品核心,章燕青無比支持曹參,永中上下無比團結奮鬥。倪老師當時帶我去永中的路上,對永中的集體奮鬥精神贊不絕口。
回到永中,永中的問題是,沒有花足夠的註意力,在用戶最高頻的使用場景中,提升用戶體驗。
反而花了最核心的力量,為了一個用戶5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場景使勁下功夫,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在網上看永中的結局和曹參的回憶,曹參把怨恨放到了收購永中的唐敏等人身上。其實不應該。永中因為欠債1000萬人民幣,被破產清算。1000萬人民幣,北京一套普通房啊。如果產品的用戶價值清晰正向,籌1000萬人民幣,不難啊。
永中有堅實共同扛壓的組織,有很好的開局,也做出了7、8成的產品。但是敗了。
曹參的回憶文章里,有對自己創新點的自詡,有對對手的怨恨,但是沒有完整的用戶場景、用戶體驗地圖、用戶價值。
馬化騰說:產品經理不能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戰。改變體制的考核方式,才有可能培養創新生態。
以上複盤了我對方舟和永中這兩個十余年前的明星企業,核心敗局點的理解。
那時我們確實犯了錯。我們在組織設計、用戶洞察、用戶體驗等多方面都錯了。再嘗試探討一下,為什麽二十幾年過去了,我們有了數不清的高樓大廈,很多縣城都建設的跟北京似的,我們有了新四大發明。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操作系統。
在信息社會的國際空間里,中國是個網絡強國。不過這個網絡強國架構在微軟的Windows和Google的安卓上。
2014年,我陪倪老師參加一次好像挺高端的“移動操作系統生態研討會”。我說,我們國家如果真的想要一個“移動操作系統生態”,其實挺清晰和明確的,就是國家出錢,投種子,一年往市場里撒1000億元,連撒5年錢。允許大面積失敗。
在場官員然後就談到了如何從科技園拿地做高政府投資的資產,以保證投資成果……
我無語。然後退出。
為什麽我們建的了房子,放得了衛星,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統?
這其實和聯想把Wintel框架的PC賣到全球第一,但是不能向內再走一棒、去做核心技術,也不能向旁邊再走一步,擁抱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原因是一樣的。
就是體制的集體心智模式,高度依賴確定性。在確定性的框架內,內部人才高度競爭、不能容納失敗。
結果就是過度管理。所有的人都以確定確定再確定為榮。
不確定是恐懼,是慌張。失敗,是羞恥,是汙點。而創新、創意,從萌芽到長成,就是與不確定與失敗的一路相伴。
這是聯想還是我們的體制,恐懼和不能容忍的。而市場導向的企業呢,他們跟著用戶走,跟著市場走。
2014年,倪老師再次推動移動操作系統,讓我和騰訊談,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統上。
我馬上找了騰訊的大佬,後問微信能不能移植。騰訊人的反應與我預期一致:我們跟著用戶走。沒有用戶量,工作沒法安排。
所以,有篇文章叫《國產操作系統要靠BAT》,指望每個季度得發財報支撐股價的上市公司?別扯了。
方舟和永中拿了多少錢
今天,回頭看,被視為重大失敗,折了無數英雄的方舟、永中項目,一共投了多少錢呢?
“方舟3號”研發經費撥款1538萬元,如按照“863課題”的項目預算要求,給科研人員的工資部分不得超過15%,約230萬元,那麽方舟公司參與研發的近60位工程人員每月工資也就2000多元錢。
按照科技部有關科研資金使用的相關政策規定,用於工資、勞務費、單位提成等方面的資金,在事業單位不超過5%,科研轉制企業不超過10%,企業單位不超過15%。“863課題”如果是給高校來做的,15%給科研人員發獎金很正常,但是公司做課題這麽15%發工資肯定不夠。
李德磊說錢太少了,根本不夠發工資。然後遭到“863”專家的嘲笑。這位專家解釋說,芯片項目資金主要用在流片和EDA工具上面,人員工資只是小頭。
無視市場的人才爭奪,市場定價。無視市場,無視人性啊。
劉強、我這樣的人,我們幹點容易的事,很容易過得不錯。如果找到我們這樣的人,讓他們幹最難的事,還要給最少的錢。我們的官員為何認為這樣理所當然。
永中呢?
曹參自述:自2000年到2008年,永中科技獲得政府撥款達8000余萬元,投在產品研發上的資金達1.52億元。同一時期,產品銷售收入僅5000余萬元,公司累計虧損了5000余萬元。
這就是我們國家對CPU和Office最大的重大專項投入。是不是一堆90後投資基金經理看了都笑了?
我們有新四大發明: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我們用腳趾頭回憶一下,這新四大發明是燒了多少錢燒出來的?
不用回想千團大戰、不用回想打車補貼大戰。2018年,把同齡人甩在身後的那個摩拜單車,一個單車公司燒了100億元。一家公司燒了100億元,共享單車燒了數百億元,成果是,每個城市可以騎共享自行車。
為了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CPU+操作系統+核心辦公軟件,一共燒了多少錢?把當年變成廢鐵的NC全都算上。
20億元,有沒有?
這件事,這個數字,就成了恐怖記憶。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官員,全都嚇破了膽。
會犯錯的事,沒有人再敢幹了。十幾年前,李武強以不怕丟“烏紗帽”的姿態站出來。這種“傻子”,十幾年,也就那麽幾個吧。何況幾個傻子還失敗了。
誰的妄境
所以,我說政府要操作系統,需要的,不是投資一個團隊,而是燒錢燒出一個生態。就是燒錢。容忍失敗。
戰國時期燕昭王於易水之畔築黃金臺,招天下之士,誰有能力,現場抽一塊黃金與之。
人家一自行車燒100億,我們一個國家的操作系統,複雜龐大的生態,需要無數人參與。難道您打算,確定性地投幾個公司,少少給上幾個1500萬,然後去打安卓?
為什麽說挑戰安卓比挑戰微軟還難?
因為今天,基於安卓的生態更龐大、更繁榮、更高頻。
從辦公、商務、生活、娛樂。一個個人以及企業的數字空間,幾乎都可以利用手機完成。我們對移動場景的依賴,遠遠大於桌面。
微軟OFFICE投了多少錢?
微軟是上市公司,公開財報,2016~2017年度,微軟一年的研發投入是124億歐元。1000多億人民幣。
18年前,倪光南院士和我嘆氣:“純計劃經濟也好,純市場經濟也好。都能做出大東西。”18年後,2018年倪院士已經79歲,還在為了中國自主可控的芯片與操作系統奔走呼籲。
世人眼中,他是一個唐吉柯德。寧可冒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風險,還是繼續嘗試、繼續努力。
不作為、無過錯的人們嘲笑他:“不識時務”、“老被人騙”、“被人騙了還在繼續做”……
然後所有人,繼續直接間接地為“無芯”埋單。
結束語
這段往事,因為充滿了激情、失落、懷疑、愧疚種種複雜的情緒,所以我非常不願意回憶。
今天趁這個機會,提一口真氣,把它寫出來。 沒有給倪老師看。因為倪老師是個真正的君子。如果給他看了,他一定會為這個人避諱,為那個人考慮。
從昨天晚上,突然想寫,今天早上6:00再也睡不著,爬起來,一口氣寫了一萬字。也許該寫的不該寫的,我全寫了。這是我的個人視角,個人敘事。
某年,我和郝璽龍一家還有他的朋友幾人,一起去長白山玩。夜宿山腳下的農家院。居然在這個農家院里,遇到了劉強。方舟一別,沒想到多年之後,居然在千里之外,這樣的地方再見。
昔日的英挺少年,鬢已斑斑也。那時他已經創辦君正。方舟往事,大家都不願意再提起了。
那麽多好戰友,我們散了,都沒有道別過。但是,曾經的嘗試、努力、錯誤、犧牲。發生過就是發生過。
把此文放到互聯網上,以此向當年曾並肩作戰過,彼此支持,彼此抱怨,沒能好好道別的戰友、老師說一句:謝謝、珍重。(梁寧系天使投資人,曾創辦旅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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