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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是鴿派，什麽是鷹派？吳建民外交往事

2010年7月31日，南方周末“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吳建民接受致敬。理由是：無論他身為大使、外交學院院長，還是國際展覽局主席，他都以儒雅、平和的個人魅力，展示了與世界進行正常交流的中國風範。（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我很少見到職業外交官不打官腔，因為對外說話要有口徑，但是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跟中國人說話也按口徑說話。吳建民是少有的職業外交官里頭按常識說話、按人情說話的人。”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頭腦發昏。” 吳建民最後一次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說。

2016年6月18日淩晨4點，原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武漢因交通事故不幸離世。去世那天，77歲的他剛從北京飛到武漢，準備參加由武漢大學舉辦的“中小企業領軍人才培訓班”活動。

吳建民搞了一輩子外交，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三位領導人做過翻譯，是新中國第一批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他還擔任過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中國駐法大使和外交學院院長等職。

吳建民名滿天下是在他退休之後。他有著務實、理性的外交理念，而且他積極著書立說、四處演講發言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這使得他常被人稱為“鴿派”。此外，吳建民為人謙和，談吐不凡，一舉一動頗有大國儒者風範，是中國外交家的傑出代表。

吳建民的突然離世，引發學術界、媒體圈、外交界以及民間的大規模緬懷和哀悼。與此同時，他的去世也在公共輿論場里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外交該“軟”還是“硬”的激烈爭鋒：有人敬重他是中國最有風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則罵他是漢奸、賣國賊、軟骨頭。

吳建民去世了，卻留給後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給領導人做翻譯

按照計劃，由吳建民主編的首部《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將於6月19日下午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吳建民的突然離世，讓報告的組織方共識網臨時決定，發布會改為吳建民的追思會。

在追思會上，著名美國問題專家資中筠說，她收到吳建民去世的消息時“特別震驚”，雖然今年已經86歲高齡，但是她“一定要來”。

“我很少見到職業外交官不打官腔，因為對外說話要有口徑，但是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跟中國人說話也按口徑說話。”資中筠在追思會上說，“吳建民是少有的職業外交官里頭按常識說話、按人情說話的人。”

1939年，吳建民出生於重慶市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吳保生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名駕駛員，母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婦女。由於父親曾駐外兩年為中國公使開車，他便給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吳建民的大哥）起名為“卡爾”（即英語汽車“car”的音譯）。吳建民出生後，大哥升格為“大卡”，他被喚作“二卡”。

在回憶童年生活時，吳建民曾說，母親給了他最樸素的外交啟蒙，教導他：講道理可以說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積累的良好關系，會在解決沖突、引發爭議時讓人受益匪淺。

從小學習成績不錯的吳建民，夢想報考北大物理系，卻因班主任的一句話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被分配到了法文班。

吳建民說，大學時代對他最重要的影響之一，是培訓了他每天鍛煉身體的習慣。他去世後，他的很多學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都說：“吳院長經常鼓勵我們要多鍛煉，要堅持鍛煉。”

吳建民的學生、外交學院副教授任遠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去年我們曾一起去日本開會，開完會吳老師就來敲我的門，讓我和他一起去鍛煉。我們在早稻田那里的山上走了兩個多小時，他邊走邊和我討論當天的會議，也向我指出了當天發言的不足，包括下一步如何發展，應該從哪方面著手努力。”

1959年，剛滿20歲的吳建民大學畢業後進入外交部做翻譯，一做就是10年。在《吳建民談外交》一書中，吳建民曾回憶，“最初做翻譯的三四年是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其間學了不少東西，挨過批評，長了教訓。那時，除了本職工作外，翻譯還要做很多其他事：辦簽證、點菜、端盤子、泡茶、倒水等等。”

資中筠在吳建民的追思會上，也回憶起她第一次見到吳建民時的場景：“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場國際會議上，他那時初出茅廬，比我晚一輪，我們叫他小吳。那時候有工、青、婦、和四大組織，他在青（青年聯盟）我在和（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法文很好，後來知道他英文也很不錯。”

1965年，26歲的吳建民第一次為毛澤東做翻譯。當時，毛澤東接見剛果總統馬桑巴-代巴夫人。吳建民後來回憶說，“那時我還年輕，只有26歲，又是第一次給中國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領袖當翻譯，內心一個勁兒地念叨：不要太激動，要鎮靜，要好好翻譯。但當毛主席出現在會見廳時，我還是感覺很激動、緊張，心怦怦直跳。”

2016年4月，吳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毛主席、周總理開創的中國外交，非常註重平等待人。我們在歷史上受了一百多年的淩辱，現在雖然中國強大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平等待人，還是要謙虛，謙虛就是不要飛揚跋扈。”

25年駐外經歷

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吳建民有25年的駐外經歷。他曾說過：“1971年跟隨中國代表團重返聯合國，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珍貴的一頁。”

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恢複合法席位後，吳建民與夫人施燕華作為第一批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飛往巴黎工作，分別擔任法語與英語譯員。

他在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曾回憶在聯合國工作的那段時光：“那時我還是個小蘿蔔頭，時間很快，四十多年過去了。”

吳建民生前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聯合國第6屆代表大會，鄧小平同誌出席，那一次的討論建立了國際經濟新秩序。我當時在現場，從整個會議的籌備到開始的全過程，我在一線有深刻的體會，第一次觀看討論國際秩序的會議，並且這次會議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小平同誌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

在聯合國工作的13年間，吳建民從翻譯做起，後來成為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

聯合國被吳建民稱為“外交官的大學堂”。一位曾與吳大使有過多次交流的高中歷史教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大使曾對他說，“你們要講好歷史，要把歷史脈絡理清楚，可以推薦學生讀一讀《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那段工作經歷對吳建民影響至深，他曾說，“聯合國教給我跳出本國看世界；聯合國使我有機會同全球最好的外交官打交道；聯合國教我如何把握世界的脈搏；聯合國讓我看到了全球的頂級外交。”

吳建民一生擔任過很多職務，但被人稱呼最多的還是：吳大使。吳建民在歐洲曾擔任9年大使，駐荷蘭、駐聯合國特命全權大使，還有中國駐法國大使。

在得知吳建民去世的消息後，法國駐華大使顧山悼念他說：法蘭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曉法國並為中法關系做出巨大貢獻的偉大朋友。

一如顧山所說，吳建民當法國大使那幾年，平均每年在法國各處要做五十多場報告，他會抓住一切采訪、演講、出席重大活動和宴請的機會，讓法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

“吳建民在1998至2003年擔任中國駐法國大使期間，主要任務是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教授克里·布朗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說，2004年，來自美國的壓力意味著這方面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不過，“這個挫折並沒有給吳建民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采取的平衡、開放心態的思維帶來負面影響”。

在法國當大使期間，吳建民有一個“癖好”曾成為外交界的趣聞，就是他要親自“挑廚師”。“我駐外當大使，幹部是領導分配的，我一般不挑，但是廚師我得挑。”吳建民說過：“好廚師是大使的秘密武器。”

因為有位好廚師，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國菜，吳建民在駐法大使任上，曾經請到法國總統夫婦來他的官邸吃了一頓飯。吳建民說：“中國人和法國人走到一起，談起吃，可以談得沒完沒了。”

在他的努力下，中國在西方的第一個文化中心設立在了法國巴黎。他就此推動創立“中法文化年活動”，並且讓埃菲爾鐵搭披上了“中國紅”。

他離任前，法國總統希拉克親自為他授予“大將軍級”勛章。希拉克在給他授勛時還風趣地對吳建民夫人說：“大使夫人，可惜這枚勛章不能分成兩半，但我要強調，這枚勛章也有您的一半。”

“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的很多人，不管是新人還是老人，吳大使與施大使這對外交伉儷，一直是我們的典範。”一位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現任外交官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他們非常恩愛，施大使之前本來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做大使，但她犧牲了做大使的機會，把大使夫人要做的事料理得特別好。她是一位既當過大使，又當過大使夫人的傑出女性。”

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武漢遇車禍去世。（視覺中國/圖）

學生眼里的吳院長

卸任駐法大使職位後，吳建民的外交官生涯畫上了句號。然而，2003年，64歲的他卻又出任外交學院院長。

“老院長為我們外交學院的發展傾註了很多心血。他曾說，校長就是要為學生、學校多做貢獻。我們現在腳踩的這片地（指外交學院沙河校區），是他最早提出建設的。”吳建民的學生、外交學院講師馮繼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建民當院長後，提高了外交學院教師的津貼。他在任的5年間，外交學院的知名度也飛速提高。以前很多人都只知道展覽路加油站，並不知道外交學院。”

對於老院長離世，外交學院師生第一時間表達了緬懷之情。6月18日，吳建民去世當晚，在外交學院沙河校區，學生們自發組織了追思會。現場有近500名學生，除了有很多他以前的學生之外，很多大一和大二的新生也來了。

外交學院副教授任遠喆記得，吳建民任院長期間，身體力行推動外交課程發展，“外交學院有兩門非常經典的課程：交流學和外交案例課，就是他開創的。他當院長期間，還請了老外交官，包括大使和參贊來給我們上課。”

憑借多年積累的人脈關系，吳建民在任院長期間，還為學生們請來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前國新辦主任趙啟正等各界知名人士。

一位學生會的林同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退休後，老院長每個學期都會來學校做講座，他很支持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只要邀請他，有時間他一定都會參加。”

“對於很多他的學生來說，他不僅是一位嚴師，有時更是一位慈愛的父親。”馮繼承對南方周末回憶，當年她在讀博時，曾有去以色列學習的機會，“但是我很糾結，我希望早日能完成學業，他說這個機會很難得，中東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地方，如果你能了解這個複雜的地方，其它的複雜問題就不在話下了。他支持我去以色列訪學，說哪怕你去那里可能會延遲畢業，他覺得都值得。”

馮繼承後來聽從吳建民的意見，決定去以色列。在走之前，吳建民將自己認識的以色列和中東的學者都介紹給她，並留了他們的聯系方式，也給他們發了郵件，“包括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他認識的外交家的聯系方式也留給我了。”

馮繼承哽咽著說：“他會站得很遠指導你，只要能夠為你提供幫助，他都會無私地把資源提供給你。他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成長得更好，有更強的能力。”

“中國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

2009年，70歲的吳建民正式退休了。

提到退休後生活，今年4月，吳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我覺得我搞了一輩子外交，第一要對世界繼續觀察，繼續思考這個世界；第二照顧我的夫人；第三，有些地方需要我講一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去大學講課，還有接受一些記者的采訪，另外也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國際上對中國很感興趣，外交部也很支持我出去講一講中國人的看法，因為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聲音還是比較弱的。”

退休之後的吳建民，還致力於推動民間外交。共識網總裁周誌興在吳建民的追思會上說：吳大使曾建議請一個叫陳於化的人來參加民間外交座談會。陳於化曾經想把他種的月季花和做的瓷器送到聯合國展覽，讓吳大使幫他，但是後來失敗了。開始周誌興覺得，這個場合讓陳於化來不太合適，但是吳建民認為種月季花、做陶瓷，然後送到聯合國，就是很好的民間外交，堅持要請他來。

曾經為吳建民編輯出版過兩本書的中信出版社經管社社長朱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吳建民留給她的印象是非常勤奮、寬容，同時也非常謙和、低調和樸素。“他從不把自己當做老人，積極地支持和參與我們的活動，有時他來參加活動沒有秘書，一個人拎著一個電腦包就來了。”朱虹說。

吳建民搞了一輩子外交，其外交思想核心可以概括為“三要，三不要”。也即，要和平，要發展，要合作；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簡而言之，吳建民始終堅持中國應該繼續執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和平、發展是主流，他反對所有違背時代主題的言論和行動，這也是他一直堅持和為之抗爭的出發點。

在6月19日舉行的吳建民追思會上，有數位白發蒼蒼的老者。今年已94歲的著名學者何方，讓自己的妻子宋以敏代為轉達他的哀思：“最近看到關於他的一些爭論，恍然覺得回到我當年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候大家對我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吳建民同誌有很多共同的看法。他是很難得的，堅持理性地看待這個世界的人。”

許多人認為，吳建民近些年引起廣泛爭議的話語，在大方向上與中國的大政方針並沒有任何抵觸之處，在內容上也多是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內政外交所驗證的常識。

“如果吳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講這些話，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的波瀾。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為什麽當一位資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會里講出這樣的常識，居然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儲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吳大使敢說真話的個性之外，其實也有中國社會變化、階層分化的深層次原因。”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殷罡教授說：“如果吳大使是‘鴿派’，什麽是‘鷹派’？在天上飛，實在不行就抓鳥，餓急了就抓老鼠，他們只是在自己的地盤強，實際上是弱。什麽是鴿子？鴿子能夠傳遞信息，它能飛上千公里，所以如果說吳大使是一位鴿派的話，他確實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

吳建民生前曾接受過南方周末記者多次專訪，他還是2010年南方周末“中國夢·踐行者”的被致敬者之一。2016年4月，借由吳建民新書《如何做大國》出版的機會，南方周末記者最後一次采訪了他。

4月16日，下午3點，北京的天氣突然炎熱起來。在一個布置簡單的辦公室中，吳建民笑容可掬，謙和有禮。在正式開始采訪前，他很親切地問：這本書（《如何做大國》）讀起來感覺怎樣？有收獲嗎？

在采訪中，這位年過七旬的外交家思維敏捷，侃侃而談。他說：“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己，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頭腦發昏。”采訪的最後，南方周末記者委婉地提出了一直很想問的問題，您怎麽看待和您意見不同的人？

“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總體反映是積極的，但是也有一些負面的評論。把這種現象放在全球大反思的背景下來看，我們就會有一種平常心。”吳建民說，“今天的世界正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既是百家爭鳴，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我的、你的、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