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俄羅斯衛星網8日報道,俄奧委會主席、國際奧委會委員茹科夫表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領導層中不該有任何國籍優勢,目前是美國人占大多數,而且委員會沒有一名俄羅斯公民。
茹科夫向記者表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領導層中不該有任何國籍優勢,不應該這樣,由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占大多數,而委員會中俄羅斯人為零。”
俄奧委會主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將不會有任何國籍優勢(圖:AFP)
國際奧委會、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各大國奧委會、國際體育聯合會負責人參加了在洛桑舉辦的國際奧委會峰會。峰會日程包括了2016里約奧運會總結、重申反興奮劑體系的問題,包括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活動問題,它在最近數月多次遭到國際奧委會領導層的批評。
峰會作出了部分提議,11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創始人委員會會議上將對其作出審議。其中有一條建議是,如何讓反興奮劑體系更獨立於體育組織,需要在反興奮劑機構框架下建立負責興奮劑檢測的新機構。
俄奧委會主席茹科夫
俄奧委會主席茹科夫表示,國際奧委會峰會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表了重要聲明,現在所有制訂規則的人將不負責檢測問題,而所有運動員不論國籍將按照相同頻率進行檢測。
國際奧委會提出建議,將服用興奮劑的制裁決定權交給體育仲裁法院,促使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相關工作人員,包括教練員、醫生以及其他人員將負刑事責任。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針對俄羅斯體育存在大面積使用興奮劑和系統操縱問題的《麥克拉倫報告》第二部分於12月9日(倫敦時間)11:15分發布。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9日報道,在一份受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委托而撰寫的報告中,理查德·麥克拉倫(Richard McLaren)表示,自從2011年至今,有超過1000名俄羅斯運動員曾經從服用興奮劑中獲益,其中包括多名倫敦奧運會和索契冬奧會的獎牌得主。
報告的作者Richard McLaren(中)稱,這次興奮劑事件有著“史無前例的規模”。
報告稱,這些案例並非個案,而是一個有組織的計劃的一部分。
麥克拉倫說,這種興奮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
這份報告全文150頁左右,披露俄羅斯禁藥問題涉及30個夏季冬季奧運會項目。報告涉及1166例尿樣,涉及2011-2015年,提供更多證據和相關通訊電郵資料和相關調查報告。
央視新聞報道稱,報告顯示俄羅斯運動員尿樣被調換的證據,並且俄羅斯方面用事先提取的隊員尿樣加入鹽類等物質冒充實際檢查尿樣,在DNA檢測過程中,麥克拉倫報告顯示俄羅斯隊員的尿樣DNA信息不吻合或者DNA混合來自不同隊員。
從去年8月開始,國際奧委會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存儲尿樣進行複查,8號國際奧委會發布了一個驚人的數據,截至目前為止,共計發現101名參加過北京或倫敦奧運會的運動員藥檢呈陽性。
已經喧囂了數月的特朗普稅改計劃,千呼萬喚終於以一張A4紙的綱要方式與全球見面。
這張紙上簡要羅列了目標、個稅改革、商業稅改革,以及流程。第一眼看到清單,多位美國個人和企業納稅人27日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驚喜,如此大力度的減稅實屬罕見。
4月26日,美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右)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出席公布稅改方案主要原則的新聞發布會
但若細究條款,無論是數月前引發美國零售行業、歐盟巨大爭議,並挑戰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邊境調節稅”,還是“對離岸生產返銷征收特別關稅”的條款,都已不見蹤影。
多位精通美國國內稅法流程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評價說,針對邊境稅的相關條款,其間必定經歷了相當大程度的博弈,而對於更多的受益人群,也不免擔心,未來經歷國會及各相關方多輪博弈後的改革結果究竟會是什麽模樣。
除了觀點的博弈,這張A4紙也因為缺少細節而讓人擔憂未來的執行力度。包括畢馬威中國稅務主管合夥人盧奕在內的多位業內人士對記者預計,哪怕一切順利,從綱要到案例,再到最終落地的法律,至少需要幾個月至一年的時間。
然而,無論如何,特朗普稅改都會像一塊巨頭扔進河里一樣,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不小的波瀾。盧奕表示,美國本身是一個在高科技和創新領域擁有很強競爭力的國家,若采取低稅率,導致制造業也回流美國,產業的聚集效應,會讓美國成為一個對資本更有吸引力的國度,“如果美國率先降稅,則其他發達國家跟著降稅是大概率事件。”
美國人很興奮
看到清單後的首要問題是:這些政策到底意味著什麽?
陳立濤在波士頓某知名研究所工作,他第一眼看到這個綱要,激動之情溢於言表。雖然按他的說法,以美國稅法的繁瑣程度,沒有幾個普通人能夠真正搞清楚細節,但是他也向第一財經記者作了一番基本推算,“公司稅差不多砍了一半,個人免稅額翻了一倍,你還要怎樣?”
相同時間,來自美國猶他州的進口商合夥人布萊德和布萊斯正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下稱“廣交會”)上為客戶尋找合適的家具。看到第一財經記者手持的這張A4紙時,他們也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表示27日淩晨就已經知曉,並進行了研究。
特朗普豪情壯誌的稅改計劃,最終只是呈現在一張A4紙上羅列的幾條重點
“不論什麽時候,減稅都是好的政策。”布萊德反複說,“這是相當大力度的減稅了,非常好。”
與陳立濤的視角稍有不同的是,他們也關註到了商業稅改革的部分,除了商業稅從35%降到15%,還特別關註到了“創造平等營商環境的邊境稅務系統”及“對海外萬億級資產一次性交稅”。
布萊德已經參加過4屆廣交會,從事中美貿易進口超過15年,一年前與布萊斯共同創立了一個在線銷售平臺,並通過Facebook和Google直接面向美國本土消費者。他一直密切關註業界大佬蘋果等公司的稅務困境,結合自身經歷,他認為這樣不僅有助於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還能幫助資金順利返回美國市場。
他說,前一條針對的是,過去一些企業去歐盟、南美等稅收更低的地方,產品競爭的過程中,美國本土公司則因此就處於劣勢。後一條則能讓更多海外截留的資金返回美國。
“蘋果公司大致有1000億美元的資金滯留在歐洲,換言之,蘋果大約3/4的收入都在海外。”布萊德解釋說,“但CEO庫克並不願意把這些錢都拿回國內,因為要交雙倍的稅,如果能把稅降下來,就意味著,這些錢都可以回歸美國。”
從專業角度來看,盧奕認為,“創造平等營商環境的邊境稅務系統”可以類比為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區別。過去,美國使用的稅務方式和中國內地一樣,都是全球(worldwide)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但中國香港則不同,只需要就來源於香港境內的收入納稅,這樣的計算方式,使得納入企業所得稅的稅基減少,從而減輕企業的負擔。
再看“對海外萬億級資產一次性交稅”這一條,盧奕稱,這也是對於企業的重大利好,讓目前已經在海外留存大量利潤以規避美國本土高稅率的企業,有了一個選擇的機會,可以選擇一次性地以較低稅負將利潤返回美國。
從以往案例來看,一些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綜合多方面的考慮,多選擇歐洲境內的愛爾蘭、盧森堡等地註冊,做避稅規劃,但目前這樣的避稅方式在海外已經開始遭遇挑戰。
最新的典型案例就是,去年8月,歐盟競爭監管機構要求愛爾蘭向蘋果征收130億歐元的稅款及利息,折合人民幣954億元,而這些稅款是2003年至2014年欠下的。今年1月3日是歐盟設定的最後期限,但是蘋果並沒有支付稅款。
前任歐委會國家援助專員菲利克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這是歐盟區內各國公平競爭的一項法律。因為蘋果等公司在愛爾蘭這樣低稅率國家產生大量收入,而只需繳納少量的稅,實際愛爾蘭對蘋果公司造成了不公平的國家補貼,這會導致其他歐盟國家, 比如德國、法國等,面臨不公平競爭的壓力。
雖然這個判例本身也遭遇到包括美國和某些歐盟國家的反對,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跨國公司通過以往的方式在海外避稅,已經面臨越來越大的全球法律風險。
盧奕稱,若這一條款真正落實,那麽一方面是海外避稅法律風險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能以較小代價合理合法地將利潤回歸美國,美國本土跨國公司也許會更傾向於將資金或是收益返回美國。
在清單中涉及個人的部分,盧奕尤其關註到了兩個趨勢:一方面,對於中低收入家庭,有普遍的稅務減負;另一方面,通過取消遺產稅和消除替代性最低稅方式,傾斜收入最高的人群,力圖通過減稅,讓他們更願意在美國本土消費並投資。
“這也符合特朗普所代表的群體,以及共和黨一向的風格。”盧奕說。
布萊德則走得更遠,經過計算,他認為若這個方案能夠實現,即便未來開征邊境調節稅,他也依然樂見其成。“即便進口稅成倍增長導致我從中國進口成本增長,但是由於我在美國國內交的稅從35%降到了15%,我在美國銷售賺的錢,完全能夠覆蓋成本,並提高收益。”他說。
邊境調節稅原本是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長保羅·賴等人提出的一項稅收改革提案的核心內容,其要求對進口產品征稅而對出口產品免稅。該稅種旨在未來十年內籌集1.1萬億美元,幫助彌補個人和公司減稅所帶來的稅收缺口。然而,此次的A4紙上並未出現邊境調節稅。根據一位知情人向媒體透露,邊境稅可能會在以後被重新評估。
特朗普4月21日就任後首次現身財政部,簽署減輕稅收和監管負擔的行政令
如果方案百分百實現
第二個問題是,若能在或遠或近的將來,完全成為現實,到底會對美國、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雖然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人士一致表示,從最初的高調,到如今有關“邊境調節稅”的方案不見蹤影,已經讓特朗普團隊顏面掃地,但如何判斷未來影響,依然有一定分歧。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的基本判斷是,一方面,降低所得稅刺激美國經濟,從宏觀上看,對美國經濟、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是好消息;另一方面,這些措施,會增加中國利用外資方面的壓力,本質上會導致資本回流。
“只要美國不采用極端的邊境調節稅,或是對離岸生產返銷征收特別關稅,對中國就不算利空。”梁國勇說。
而在對外影響上,盧奕則沒有太多樂觀。他認為這個趨勢,值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高度警惕,並采取相應的鼓勵措施,以掌握主動權。
首先,大幅減稅會使美國擁有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稅務體制,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和美國企業在外的遊資、企業利潤,都會流向美國,會讓中國面臨更大的資本外流壓力;其次,美國本身是一個在高科技和創新領域擁有很強競爭力的國家,若采取低稅率,導致制造業也回流美國,產業的聚集效應,會讓美國成為一個對資本更有吸引力的國度,企業經過綜合分析,中國等國家目前較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力成本則有可能會逐步喪失。
“挑戰是存在的,稅改並不是孤立的,如果美國率先降稅,則其他發達國家跟著降稅是大概率事件,中國如果置身局外,未來可能會比較被動。”盧奕說。
若回到可行性本身,更多的人認為,在美國政府自身債務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國會是否會冒著“政府關門”的風險批準這一減稅綱要,可能性似乎十分渺茫。
美國智庫“爭取制定負責的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白宮的稅改將在未來十年一共減稅5.5萬億美元。但由於方案中缺乏財政收入的“開源”項,這種大規模的減稅將進一步推高聯邦債務,威脅經濟增長。
該委員會預計,如果稅改方案執行,到2027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77%的歷史高位進一步上升至111%。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81年上臺的里根總統面對的是不到1萬億美元的國債,而2017年1月20日上臺的特朗普面對的是20萬億美元的龐大國債,每年僅償還國債本金和利息就至少需要1萬億美元。錢從哪里來?只能靠大規模發行新債換舊債,以債養債。
據美國經濟學家測算,特朗普上任後第一個四年國債將增加10萬億美元。但是歷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85年,美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現在早已是最大的債務國了。40年前美國國債號稱“金邊債券”,現在已變成了“燙手山芋”。事實表明,美國國債已不再是金融“避險港”了,單靠擴大發行國債集資之路恐怕難以為繼了。
未來雙十一是否會被放棄,或者以什麽樣的形式變化,這都是狂歡背後的思考。
8年,從5000萬元到1207億,從27個品牌到全球超14萬商家投入,一場來自全球235個國家和地區、近6億消費者的共同狂歡,成了形同“春晚”的存在,這恐怕是馬雲當初都沒曾想過的中國式奇跡。
但是,當這一天的數字逐漸成為各大電商的業績標桿,大小品牌將其作為相互鬥爭的競技場,顯而易見,所有參與其中的公司、企業越發依賴這場規模盛大的促銷活動。與此同時,用戶消費能力被透支的程度也越發加深,這其中的矛盾使得雙十一的價值遭受質疑。
說到底雙十一僅是一場由商家打造的營銷活動,可是現在很多消費者似乎無法想象雙十一消失後的情景,這種影響力其實是有些異常。
而且對電商行業來講,雙十一是否已經上升到切關生存的高度?未來雙十一是否會被放棄,或者是以什麽樣的形式變化,這都是這場狂歡背後應該考慮的問題。
一
數據越來越高,但雙十一對電商的價值卻正在弱化
雙十一從誕生發展到如此規模,自然有其合理之處,除了抓住網民的消費心理和刺激點,更多的是受電商行業爆發式增長和人口紅利增量空間的影響。
8年前,阿里剛剛推出淘寶商城,當時的網購用戶截至2009年6月僅達8788萬,同比增加2459萬人。雖然這種增長率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已經很高,但在歐美和韓國等互聯網普及率較高的國家,同樣的時間段內,網民的網絡購物比例已經超過2/3。而且當年網民在C2C網站上的購物支出占網購總金額的89%,B2C領域完全處於萌芽階段。
由此可見,阿里造節的靈感正好趕上了網民購物潛力亟待釋放的最佳時機,雙十一僅在一年間就實現了萬元到近10億的跨越。從這個角度出發,其實可以看出雙十一的商業意義所在。一方面,借用雙十一這種大規模的集體低價促銷活動,快速完成了市場培育的任務,而另一方面,基於平臺流量分發,商家用戶積累的階段也被加速。
然而時過境遷,電商行業發展到現在,且不說有沒有觸及到天花板,紅利消失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也導致雙十一原來的商業意義發生改變。就平臺和商家來講,一定程度上,雙十一的意義直接轉嫁為數字象征,就用戶而言,則由消費習慣養成轉向消費能力透支。
數據是雙十一效果量化的主要標準,呈現各大榜單和平臺的銷售總量,以此來證明各自的實力,這本身無可厚非。可是一旦雙十一活動的實際意義僅剩數字象征,為數據綁架所導致的問題就會層出不窮。短期內,為爭第一相互指責對方數據造假,先漲後降或真假摻賣沖擊數據高峰等等,皆是在削弱雙十一數據的含金量。
從長遠來看,數據榜單成為雙十一唯一重點也預示著一定的風險,一旦未來某年數字高峰不再攀升,甚至是出現下降狀況,它所預示的商業信號對電商行業將是一個重大打擊。尤其是阿里,多年來其股價都由雙十一刷新數據來拉升,雖然其他業務進展已經相對良好,但電商畢竟是根基。
從消費者角度出發,雙十一確實在透支用戶的消費能力,比較明顯的一點就是,狂歡節過後,將會迎來一個漫長的線上線下銷售的蕭條期。而且網民現在對雙十一的負面情緒不斷上漲,也說明這種非理性消費其實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消費者以後對這種促銷手段的認知更為清晰,那麽理性心理作用下,雙十一的數字未必還能步步攀升。屆時所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之後,這個造物節日存在與否也是個問題。
二
國際化是雙十一的突破口,而複制國內的成功並不容易
平臺、商家和消費者早已對雙十一習以為常,這導致對這個節日能否消失的討論,似乎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問題。但實際上,無論是造假的套路還是過度消費的弊端,都使得外界對雙十一的商業想象空間,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在此基礎上,數據一旦下滑,雙十一存在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橫向或縱向延伸就成了這個節日未來發展的必要,換言之,就是雙十一如何升級才能避免淪為一個過時的商業遊戲。
目前來看,比較明顯的構想就是國際化趨勢,透過對雙十一模式的複刻,在海外各國掀起如同國內市場的消費狂歡,以此擺脫雙十一過於依賴本國的固有缺陷。而且需要明確的一點是,這里所說的國際化主要是指模式的“走出去”,而不包括吸引海外品牌參與國內雙十一活動所代表的“引進來”。
據目前所知,雙十一活動在阿里的推廣下,已經在俄羅斯、西班牙、法國及東南亞各國相繼展開,依靠速賣通的下載量來推測,可見阿里將雙十一推向國際的進展還是相對順利。不過值得註意的是,速賣通現在所取得的業績,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眾多新興國家電商行業的初步崛起,並不足以說明雙十一的模式已經適合各國的普遍發展。
更何況一些現實問題正在國外雙十一活動中顯現,以成交量最高的俄羅斯為例。據悉,同速賣通進行物流合作的俄通收(俄羅斯快遞服務商)最快都需要7天才能到達賣家手中。而且雙十一期間俄羅斯物流系統曾出現了爆倉現象,繁瑣而又冗長的等待時間,劣化了海外用戶的整體網購體驗。
這點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阿里國際化的最大敵手—亞馬遜。也許在應對新興市場,阿里複制國內模式還可以有翻盤的機會,但是面向歐美等電商極為成熟的市場,可能雙十一不一定適合。這點可以對比“黑色星期五”,自從被雙十一趕超之後,狂熱稱頌背後就湧現出一個問題,中國網民的消費水平已經能夠超過更加富裕的美國中產嗎?恐怕不然,其中美國消費者的相對理性可能抵消了對促銷節日的瘋狂。
總而言之,將活動推向國際化以此來增加雙十一的體量,與在國內擴充其影響範圍或創新形式相比,不見得容易,尤其是其他國家本土電商成熟以後,可能也會不斷削弱阿里的影響力。
三
雙十一越是熱鬧,越能突顯整個電商行業老化的事實
其實國際化只是橫向延伸的一個方向,面對外界對雙十一或是電商天花板的質疑,馬雲一貫以占據零售總額10%的商業想象力來回應,這是不是意味著雙十一在國內銷售市場上,也具有縱向的發展空間?
這實際上有些偷換概念。曾經有媒體算過一筆賬,2012年雙十一的191億成交額,按照當年10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934億元計算,相當於其中一天的31.2%,同等於8月份香港三周的零售總額。
而現在2016年雙十一當天,天貓淘寶銷售額交易額達1207億元,而去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32316億元,平均每日也不過910億元。這就說明雖然電商銷售總量占據零售總額的比例,看起來只有10%,但實際上單論雙十一一天的銷售總量,早已超過了平均值,再拿占比來說事,就難免“力不從心”。
其實更深入一些,這些數字背後就是電商天花板的困境,只不過利用雙十一不斷刷新的數據,來掩蓋電商行業失去人口紅利之後的“平穩”,甚至是用來側面印證我國整體經濟“新常態”,不會影響到電商增長的步伐。
我們可以回顧近兩年的電商行業變化,從宏觀角度講,除了雙十一有條不紊地沖刺記錄,這一領域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改革和創新。具體表現在,網紅電商、直播電商或者社交電商等形式,還停留在流量邏輯下吸引用戶。而各大垂直電商雖然短時間風生水起,可非但沒有誕生新的電商巨頭,反而呈現出曇花一現後的萎靡。
而另一方面,現在的電商市場無非是五大平臺“勾心鬥角”,無論是它們之間如何聯合或對抗,似乎都不足以撼動局面。從這點來看,也可以理解為什麽“造節”成了電商的跟風之勢,因為相互競爭、展現實力的舞臺似乎只剩下節日促銷。
換句話說,無論是形式還是局勢,電商似乎都在向當初它們嘲諷傳統實業“老化”的狀態靠近。這也正是馬雲急於提出新零售概念的原因之一,畢竟雙十一這臺戲的商業效果已經在弱化,電商行業亟需一個新的起點來拉動緩慢增長的步伐。
雙十一,本質上其實已經演變成電商行業的最後一支“興奮劑”,只是,用一天的狂熱來喚醒“老態龍鐘”的軀體,還能刺激它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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