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視覺中國/圖)
中國工程院最初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以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
201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召開的還有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這兩個同時、同地召開的大會被簡稱為“兩院”院士大會。
目前,“兩院”共有院士1608人,其中有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簡稱“雙院士”,共有16人。
建築學家吳良鏞、曾擔任過國務委員的航空航天專家宋健都是“雙院士”,18人中最年長的是材料科學家嚴東生,生於1918年,最年輕的是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
根據“兩院”各自制定的章程,允許院士“交叉當選”,也即中科院院士允許參加工程院院士的評選,反之亦然。
“但實際上這些‘雙院士’都不是自然當選的。”參與籌建中國工程院的中國工程院原黨組成員、原秘書長葛
能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是一個特意安排。”因為中國工程院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就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1994年中國工程學院聘任了30名中科院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1995年聘任了4名,此後沒再繼續。這34名“雙院士”也成了“絕版”,目前已有18人故去。
葛能全至今還能記得,中國工程院成立當天,差點出了個差錯。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當天早早去了會場的葛能全,一眼就看到一個大錯:橫幅上把“工程院”寫成了“工程學院”,他趕緊讓人改正。
他分析,誤會可能緣於很多人對工程院的不了解,以為它是大學一類的科技機構,實際上中國工程院是工程技術界的一個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要從1978年說起。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期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田長霖,建議中國重視工程技術的發展。
1982年,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上,學部委員侯祥麟第一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後來,茅以升、錢三強、王大珩等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都提出了相關提案。
1992年4月21日,張光鬥、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中科院學部委員共同討論,由羅沛霖執筆寫成了一份《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送中央。
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相繼作出批示後,相關部門開始征求對組建工作的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
科學界反對的理由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高校教改時,學科被細分,造成理科與工科分家,這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個錯誤。如果再建立一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可能又會造成科學界與工程界的截然分家。
最後,中央綜合考慮後,還是決定進行籌建,由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牽頭。周光召將籌建工作交給王大珩和師昌緒兩人。具體工作由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承擔,葛能全當時是這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當時,一部分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葛能全印象中,這些人主要在當時的冶金部、地礦部、電力部等產業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有些學術功底,但沒有中科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學問深厚。
他們反對的不是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對由中科院牽頭,擔心由中科院牽頭,評選標準就和中科院一樣,有可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反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當時的冶金部、中國水電等單位的一些官員。
面對這種情況,周光召提出,“應主要依靠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或專家來進行,並在廣泛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仔細讀一下,就能讀出周光召的意思。”葛能全說。
1993年,國務院決定籌建工作由國家科委牽頭,中科院改為“輔助”。這是個折中的辦法,既沒有讓中科院牽頭,也沒有讓產業部門牽頭。
不過,當時一些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不僅反對中科院牽頭,也反對由國家科委牽頭。他們認為應該由產業部門牽頭,“實際就是指國家經貿委。”葛能全說,經貿委與冶金、水電等部門對口。
時任國務委員宋健的態度是,名義上由國家科委牽頭,實際工作還要委托中科院學部聯合辦開展。
但實際操作中,爭議無處不在。本來當時籌備小組組長由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的師昌緒擔任,後來被換成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新中國成立後又到蘇聯讀大學的部長,成員中增加了冶金部有關領導等人,師昌緒成了籌備小組的副組長。
1993年11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明確了機構名稱是“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是“院士”,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也改稱院士。
進行第一次院士遴選時,又出現了爭議。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向各省鋪開,只在64個中央部委以及45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中確定了108名候選人。
一些產業界的部長、副部長沒有進入候選人名單,很快中央接到反映說,候選人名單有問題,於是又補選了一次候選人,有兩名產業界的官員進入。
按照設計,工程院有醫藥衛生學部,但有中央領導認為醫藥衛生主要是與健康有關,與工程技術關系不密切,可以以後再說。這樣,一些醫衛界的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後來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又成立了醫藥衛生學部。
候選人風波平息後,籌備小組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少候選人都是產業界的官員,有些還是部長級的官員。
“這會不會影響工程院院士的權威性?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葛能全說,最後的方案是,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聘任了30名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有錢學森、王大珩、王選、路甬祥、師昌緒、朱光亞、張光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權威認可的科學家。30人中,路甬祥最年輕,生於1911年的錢學森最年長,當時已經83歲。
葛能全解釋,從制度上看,這麽做也合乎規範,因為國務院批準的《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中就明確了工程院建立後與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最高學術機構,但要保持兩院的聯系,允許少數成員交叉當選,兼有兩個稱號。
“但這30人顯然不同於自然的交叉當選,而是一種特意安排。”葛能全說。最終從108名候選人中選出了66人,加上“特意安排”的30名“雙院士”,一共產生96名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又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提名選舉為工程院院士,成為“雙院士”,他們分別是水利學家嚴愷、冶金學家邵象華、醫學家吳階平、建築學家吳良鏞。
但這34人之後,就沒再產生過新的“雙院士”。葛能全說,倒不是因為後來的科學家學術威望不夠,而是沒有人再推薦,實際也無法繼續。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葛能全說,而且一些科學家已經具有很高的國際威望,有一個院士榮譽就夠了,也沒有必要掛著兩個院士頭銜。
按照當年國務院批準的籌建意見,中國工程院在發展過程中,院士總人數要超過中科院院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是841人,中科院的院士人數是767人。
(梁淑怡/圖)
隨著延遲退休方案出臺時間的臨近,政府部門開始釋放更多與之相關的信息。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今天上午表示,正在制定中的延遲退休方案會選擇現在退休年齡相對偏低的群體逐步實施。
李忠沒有明確表示“退休年齡相對偏低的群體”是具體是指哪個群體。從目前“男職工60歲、女工人50歲、女幹部55歲”法定退休年齡來推斷,從女性開始率先實施延遲退休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人社部此前對外公布的時間表,今年延遲退休方案將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之後的正式方案於2017年推出。方案推出至少五年後再漸進式實施。
延退不搞“一刀切”
李忠表示政府部門在制定延遲退休方案時主要考慮三條原則,一是小步慢提,逐步到位。二是區分對待,分步實施。三是預先公告,做好公示。
具體來說,延遲退休方案堅持每年只延遲幾個月,經過相當長一個時間逐步達到目標年齡。
“不是對所有社會群體同時實行延遲退休,會選擇現在退休年齡相對偏低的群體,從這部分群體開始逐步實施”,李忠說。
目前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幹部年滿55周歲。
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齡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致殘,由醫院證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0周歲,女年滿45周歲。
對就業影響有限
延遲退休是中國當前最受爭議的公共政策之一。從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角度來看,學界普遍認為延遲退休是中國應該走的一條路,但也有擔心延遲退休會對青年就業以及養老金待遇造成不利影響。
李忠表示,人社部在研究設計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過程中,用了大量數據進行過多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論證延退與就業的關系,結論是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影響是有限的。
從就業總量來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峰值,當時是9.25億人,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年下降345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預示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快要結束了。
2011年以後勞動年齡人口逐步下降,到2015年為9.11億,還在持續下降。特別是到2030年以後,勞動年齡人口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我們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李忠說,基於這樣一種大的人口趨勢和勞動力變化狀況,政府研究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時候要把握起點和節奏,總體希望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和勞動力狀況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好的良性互動的關系。延退需要很多年以後而且節奏是比較慢地實施,這與我國的人口變化、勞動狀況變化的過程是相應的。
此外,李忠表示,從就業結構上來看,將來延遲退休應該說有一部分崗位是會影響到年輕人,但是這種影響也是非常有限的。
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在加快,產業在不斷轉型升級,很多傳統服務業、傳統制造業的崗位是將來退休崗位里的多數。而現在新興產業在不斷崛起,將來年輕人更願意去的崗位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新型服務業。從行業類型來看,並不是簡單的延退的崗位就會影響到年輕人新的就業崗位。
延退不會減少養老金待遇
對於普通民眾所關心的延退是否會影響養老金待遇,李忠表示,總體來看,延遲退休年齡對個人養老保險待遇不會有大的影響。
養老金的待遇分為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總的計發辦法是長繳長得、多繳多得。
基礎養老金的確定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繳費的基數;二是繳費時間長短。從繳費基數來說,延遲退休後,工資上漲的概率大。從繳費時間來說,延遲退休後繳費時間延長,基礎養老金數額自然是增加的。
從個人賬戶養老金來說,主要影響因素就是個人繳存額的多少、月除數(個人賬戶養老金計發月數)是多少。養老保險有關文件規定,50歲退休的月除數是190,55歲退休的月除數是175,60歲退休的月除數是139。
比如,假如一個人50歲退休,個人賬戶養老金余額是10萬,通過推算他他每個月的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數額可以看出,月除數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小的,越推遲退休,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數額就越會增加。
10月14日,華為在西部城市成都舉行了nova手機國內首發儀式,這被視為華為產品線和品牌建設一個戰略性動作。
今年上半年,華為手機在國內市場份額排名領先,但後有OPPO、vivo緊緊追趕,面向年輕消費群體發力,或許不僅是華為拓展業務的手段,也是反制競爭對手的手段。
對於nova是否就是華為針對OPPO、vivo而推出的品牌,華為方面沒有正面回答。
市場研究機構IDC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市場排名前三廠商華為、OPPO、vivo出貨量分別為1910萬部、1800萬部、1470萬部,較去年同期增長15.2%、124.1%、74.7%。
第二季度,華為、OPPO、vivo在國內市場的份額為17.2%、16.2%、13.2%,華為暫時領先,但OV的增長勢頭無疑也給華為構成潛在的壓力。
多年以來,OPPO、vivo深耕年輕消費人群,可謂立業之本。而憑借Mate系列逐漸崛起於手機市場的華為,最初在商務人群中更有號召力,華為曾推出了P系列主打年輕、時尚人群,此次同樣主打年輕、樂活的nova系列,更在價格段方面豐富了選擇。
市場調研機構GFK《2016上半年手機市場簡報》顯示,新千元(1000-1500元)和中高端(2500-4000元)成為上半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中2500-3000元同比增長了111%,3000-4000元同比增長70%,1000元以下市場只增長了2%。
而從市場特征來看,消費升級成為驅動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年輕群體成為消費主力。“年輕消費者已經成為智能手機消費的重要人群,他們喜歡思考新興事物,充滿活力,對生活品質有著更高需求。”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曾表示。
“相比去年,華為手機每個系列銷量都有顯著提高,特別是3000元以上的檔位,比去年基本上翻了一番。”在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采訪時,華為消費者業務手機產品線總裁何剛公布了這個數據。
何剛還表示,華為在2000元以上市場增長了30%,相對競爭對手,這個數字不算高。而此次定價在2000元檔的nova手機,無疑將幫助華為在該細分市場的競爭。
24日據新華視點消息,近期個稅改革再度成為熱點,針對有觀點稱“年收入12萬元以上被定為高收入群體,要加稅”,多位熟知個稅改革的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專家24日回應說,這一觀點是誤讀,純屬謠言。
專家表示,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早在2006年就開始執行了,不是什麽新鮮事,也不是任何加稅的意思。
@新華視點 微博截圖
“70後”,年紀最大的也僅46歲。如今,“70後”高官群體正逐漸形成。
11月16日,中共江西省第十四屆委員會第一次全會選舉產生新一屆江西省委書記、副書記、常委。其中,生於1970年1月的劉捷當選為江西省委常委,成為了我國首位“70後”省級黨委常委。
資料顯示,劉捷是江蘇丹陽人。1992年8月,22歲的劉捷從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畢業到湖南湘鋼工作,從鋼廠技術人員做起,後擔任湘鋼總經理助理、第二煉鋼廠廠長、湘潭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執行董事等職。
2008年8月,在湘鋼工作了16年的劉捷“商而優則仕”,轉任湖南省商務廳廳長、黨組書記。2011年12月,劉捷離開湖南,調江西省任職,履新新余市委副書記,次年2月正式當選為新余市市長,2013年8月升任新余市委書記。今年9月,時任宜春市市長的蔣斌調任新余市委書記,劉捷轉任江西省委副秘書長。
此次履新江西省委常委後,劉捷也成為我國首個“70後”省委常委。此前,省級政府副職中已出現了“70後”。2013年2月,1970年1月出生的時光輝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分管農業、人力資源、社保、民政、合作交流、區政、行政學院、人民武裝等工作,聯系工、青、婦群眾團體和部隊。
此外,2011年6月,出生於1970年2月的劉劍出任新疆阿勒泰地委書記,成為全國首位“70後”地(市)委書記;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成為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最年輕的成員。
在劉捷之前,最年輕省級黨委常委為遼寧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譚作鈞,出生於1968年10月,2015年1月進入遼寧省委領導班子。同樣出生於1968年的還有楊嶽(中央候補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副省長,1968年7月生)和王曉(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委書記,1968年5月生)。
此次劉捷履新江西省委常委後,也使全國“65後”省級黨委常委人數增加至26人,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長陸昊(1967年6月)為唯一一位正省級、十八屆中央委員。
12月13日在人社部新聞吹風會上,人社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主任唐霽松就“全民參保計劃”表示,政府將繼續擴大社保覆蓋面,擴面的重點在城鎮,繼續以中小微企業、靈活就業人員為重點;探索推進網絡就業、創業等新型業態群體參保,比如快遞、網絡的從業者,政府將加大這方面的工作力度。
唐霽松介紹,在國際上衡量社會保障發展的指標主要有兩個:一是覆蓋人口,表明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也就是它的廣度,也可以說是普及性。二是深度,就是保障的水平。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社保擴面工作。社保擴面工作進展主要體現,一是制度建設從無到有,再到基本實現制度全覆蓋。二是覆蓋人數從少到多,再到基本實現法定人群全實現。
從制度建設上看,在體系建設上,框架已經基本確立。從覆蓋人數上說,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逐步實現了“三個擴展”,就是社會保險覆蓋範圍從城鎮擴大到鄉村,從國有企業擴大到各類企業,從就業群體擴大到非就業群體。中國已經建立起世界範圍內覆蓋人群最多的社會保障制度。
唐霽松表示,下一步采取措施主要是繼續擴大社保覆蓋面,其中有一個計劃是“全民參保計劃”。這個計劃主要的工作是通過與政府其他相關部門的數據庫進行合作和共享。比如對人口信息和參保信息進行比對、整理,基本摸清沒有參保的、已經斷保的、漏保的、重複參保的情況,並借此機會加大宣傳力度。擴面的重點在城鎮,繼續以中小微企業、靈活就業人員為重點。現在沒有參保的人群,一是小微企業的人員,二是一些靈活就業的人員,所以我們要以他們為重點。
同時,針對高風險行業,人社部提出“同舟計劃”,實施工傷保險擴面專項報道行動。探索推進網絡就業、創業等新型業態群體參保。現在有一些新業態,比如快遞、網絡的從業者,這些方面確實是社保的一個薄弱環節,政府也在加大這方面的工作力度。到今年年底,政府要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啟動全民參保登記工作,這也是全民參保計劃里的一個前提。
日前,在松原市首屆查幹湖新農人論壇上,每日生鮮聯合創始人淡焦成稱,傳統零售行業的銷售下滑,背後是消費升級的變化,尤其是消費群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他說,互聯網的原住民85後、90後正在成為消費的主力群體,他們從懂事開始,就在網上去購買各式各樣的東西。這一群體的消費特點是,關註品牌、關註質量,帶來了消費升級。他們從過去的又多又省,向又快又好轉變,而且這個“好”跟過去理解的也不太一樣,是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好”。這成為當今很多傳統供給企業所面臨的難題。
此外,他還表示,現在消費者不但有更多的個性化追求,還有更多的信息獲取能力,他們接觸信息的途徑也在發生變化,通過手機就能獲取非常豐富的資訊,而且很多專業的平臺已經做過了選擇,朋友圈也會推薦很好的信息。這些平臺都已經提供了非常好的場景,只需要做一些簡單的判斷和決策。
第三,新農人的湧現已經開始在供給側進行改革,他們開始用現代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做農業,這為新業態提供了很好的支撐。
淡焦成認為,前述三點為生鮮行業帶來了機遇和春天。跟目標客戶的互動發現,他們追求個性化以及有品質的生活,為了滿足他們的需求,就需要平臺或公司為消費者提供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比如全球精選的商品,不需要他們過多選擇,也不需要過多等待,就可以迅速到家。
正因此,每日生鮮從2015年1月銷售額為100萬,購買用戶6000個,到2016年7月,銷售額達到近1億,購買用戶300萬,目前達到600多萬。他提到,既然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改變,那麽就需要企業滿足這樣的生活方式,為客戶提供價值。還有就是,對接線上線下由過去的競爭變成彼此間的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構建全新的生態鏈,完成整個行業和產業的升級,真正的為消費者服務。
旅居巴黎的華人已經整整兩天無法入眠。
當地時間3月26日20時左右,在巴黎19區,一名中國人在家中被法國便衣警察開槍射殺。次日,部分旅法僑胞前往警局請願,與警方發生沖突。
法國的華人報紙《歐洲時報》27日在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法國警察疑似誤殺華人。該報稱,法國華人圈有人爆料,26日晚,在19區的Villa Curial公寓,一名華人男子做菜時因手持刀具,被從門口突入的警察當場擊斃。但法國媒體則稱被擊斃男子“有家暴和精神病史”,在被擊斃前試圖用剪刀襲擊警察,但當地華人否認這一說法。
截至發稿時為止,當地華人群體對此次事件的抗議仍在持續。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現場圖片顯示,當地時間28日,巴黎華人群體的抗議活動仍在進行。
事件“撲朔迷離”
從“便衣射殺中國男子”事件本身來看,目前雙方各執一詞。法國警方稱,在聽到孩子的尖叫痛哭聲之後,認為存在家庭暴力的嫌疑,數名警察不得不破門而入。當時一名五十歲左右的亞洲男子(即劉姓中國人),手持剪刀沖向他們,還刺傷了一名警察,在企圖第二次襲擊之前被警方擊斃。警方還稱“應該由國家警察總局來處理這件事”。
不過這與死者家屬的說法大相徑庭。死者的二女兒在一個名為“華人維權群”的微信朋友圈發表聲明稱,當時其父親正在做飯,“手持剪刀是在殺魚”。她還表示:“聽到有人在激烈地敲門,家人對此感到茫然和恐慌。”當時她父親“一手攥著晾衣竿,一手推著房門不讓警察進入”。五六分鐘後,房門被大力踹開,推著房門的父親“踉蹌中往後退了好幾步”,後來槍聲就莫名其妙地響起來,她的父親再也沒能起來。死者的女兒還表示,她的父親並沒有刺傷警察,至於警察身上的傷口從何而來,她們也不清楚。
中國駐法使館27日發布消息稱,使館接報後立即啟動領保應急機制,領事部馬上聯系法國警方了解情況,要求其盡快查明真相。警方隨後表示,目前法方司法警察和督察已經介入,正在調查此案。
對此,中國外交部也向法方提出交涉,要求保障中國在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在28日的例行發布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外交部主管部門於28日緊急約見法國駐華使館負責人提出交涉。
第一財經記者在28日也聯系了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就此事件詢問進展。相關新聞發言人回應稱:“在目前階段,還沒有得到足夠的信息對此事做出判斷,不便發表評論。”但是他個人認為,這件事情“很撲朔迷離”。
華人請願與警方發生沖突
當地時間3月27日,當地華人自發前往事發地進行哀悼祈福,在此過程中,遭當地警察暴力鎮壓。騷亂至當天晚上11時30分仍未完全平息。華人媒體報道還稱,警察的行為“令人發指”。網上一段10秒的視頻顯示,現場警員拖拽著一名華人,另有一名華人男子倒地。另一條3分鐘的片段中,警察與集會人群發生沖突,現場一片混亂,不少華人被毆打。
一名居住在巴黎的中國公民小龍向第一財經記者提供了一系列現場拍攝的圖片。照片顯示,有一部分是當地華人自發前往事發地警察局門外集合,在地上擺放蠟燭,為死去的同胞祈福;另一部分則是警員手持擋箭牌和警棍,追逐四散逃避的華人。小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法國華人屢次遭受不公正待遇,這次的行為更是令人難以接受。我們不能再坐等,應該團結起來維護自身權益。”
在遊行請願的隊伍中,有很多都是在巴黎留學的華人學生。“昨天400多人去警察局門口悼念死者並表示抗議,結果被武裝警察用武力制止了!”一名巴黎第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有朋友當時就在現場,後來因為大家情緒太激動,警察跟遊行的人發生推搡,還用警棍打他們,好多人都受傷了。我也特別想去遊行,這事太氣人了。”
法國國家語言東方文化研究院(INALCO)國際貿易專業的中國學生Corinne在其臉書(Facebook)上發表評論稱,“中國父親被法國警察擊斃於兩個女兒面前,這太殘忍了!如果是一個法國人的話,就算是真的傷了警察,他們也不敢隨意開槍吧?”
法國社會神經緊繃
事件的發生給當地華裔社區甚至亞裔族群都帶來了不安全感。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法國居住兩年,其間在巴黎居住過3個月。在與巴黎當地居住的華人的接觸中,幾乎所有居住在中國區的華人,尤其是女性都遭遇過搶劫或者盜竊。
比如2011年法國華人社區“美麗城”就發生了毆打華人的事件。當時,美麗城大酒店華人老板的兒子胡建明和朋友們在一同回家的路上突然遭遇幾名準備搶劫皮包的年輕人。胡建明見狀拿出手機拍攝。沒想到他的舉動被歹徒發覺,遂轉身瘋追胡建明並對他進行致命毆打。
當年在“胡建明被毆事件”發生後,華僑華人自發舉行抗議遊行
“胡建明被毆事件”發生後,數千名旅法華僑華人在巴黎自發舉行“反暴力、要安全”的遊行活動,抗議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呼籲法國當局進一步改善維護社會治安,但是一直到今天,巴黎華人區治安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改善,至今暴力案件仍不斷發生。
此外,由於恐襲陰雲不散,法國軍警在近兩年一直保持高度緊張。
“這兩年歐洲難民潮引發的難民危機加深了法國的社會問題,而且法國自經歷了2015年末的巴黎音樂廳恐襲和去年的尼斯卡車沖撞襲擊事件後,國內的安全警備一直處於高度緊繃狀態。再加上近期倫敦議會大廈前剛剛爆發的恐怖襲擊事件,法國警方對與南亞裔長相相似的人群保持了更高的警惕性。”法國索邦大學社會及教育史教授諾埃爾對記者分析稱。
華人的逼仄生存空間
事發的奧柏維耶大街(Rue d’Aubervilliers)是巴黎19區的一條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街道,相比於大名鼎鼎的香榭麗舍大街,幾乎無人知曉。但在巴黎的華人都非常熟悉這條街,因為大多數在巴黎的溫州人都住在這條街及周邊地區。當然,很多關於華人的負面消息也經常附帶這條街名。
法國巴黎海外溫州人的一個主要聚居地,而奧柏維耶大街則是溫州人在巴黎的一個主要聚集地。“那里就是個溫州人的據點。大多數溫州人在那里搞批發,什麽都做,服裝、小商品、中國食品……” 已經在巴黎生活了23年的卡車司機程師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奧柏維耶和附近街區之前是阿拉伯裔和非洲裔集中的地方,因此房價和物價相對便宜。”
程師傅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從天津出發跟朋友一起來到法國謀生,目前從事著運輸行業,擁有自己的運輸公司和一個小型車隊,膝下兩兒一女,算是在法國紮根了。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28日抗議現場圖片。
對於當地時間26日晚在Villa Curial公寓中發生的慘案,他表示:“現在這種事在華人中已經不是新聞了,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尤其是在奧柏維耶,那邊很亂,搶劫、幫派鬥毆、偷竊等事件發生很頻繁,很多華人遭搶劫等新聞,都跟那個地方有關。”
“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在法國還屬於弱勢群體吧,中國雖然這幾年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華人在海外的社會地位還是比較低。”程師傅說這話的時候,有些惋惜和失落。
“此次事件發生在法國大選前,也反映出法國面臨一定的政治風險。隨著法國極右翼勢力的擡頭,未來對非法國籍的公民的排外傾向會更加嚴重。”在巴黎從事媒體工作的華人張欣告訴第一財經,“現在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還沒上臺就已經這樣了,也應該引起社會相關人士的重視。”她還表示,華人也應該通過積極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爭取更多的權益。
投資也應該像阿爾法狗一樣進化、自我學習,這樣在激烈的競爭中就會增加勝算。
來源 | 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
作者 | Jeanette管
校對 | Lily
編輯 | Noah陳
無一例外的,你去問投資人,他今年看好的是什麽,他會告訴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厲害之處到底是什麽?也許是像兩次工業革命,生產力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提高。
投資人李竹,他也看好人工智能,從人工智能里他汲取了新經驗,比如投資也應該像阿爾法狗一樣進化、自我學習,這樣在激烈的競爭中就會增加勝算。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我的兩次創業經歷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有兩次創業,第一次是做了一家軟件公司,我們湊了十萬塊錢,花了三萬六千塊錢租了清華園賓館,租了一年,我們吃住都在里面,跟現在的創業者差不多,不給自己發工資。房租剩下來的錢留著做產品打廣告,就這樣幹了半年就賺錢了。那時候競爭少,很容易賺錢。後來那家公司合並到了清華同方,在97年的時候成功上市了。我們創業成功了,獲得了第一桶金,雖然開始很辛苦,但結局很美好。
第二次創業是在05年做悠視網,當時做體育直播特別有名,後來又做很多的影視視頻,其實我們才是做直播最早的,但沒趕上好時候。如果趕到現在,那肯定也火的一塌糊塗。這家公司雖然也融了幾千萬美元,但是還是不夠燒。公司現在還在,13年的時候我出來做天使了,這家公司就交給了其他同事來打理。
創業就是這樣不是你想成功就能成功的,有一定的概率,失敗還是大多數。
2
投資靠的是群體智慧
如果一個天使投資人是個人天使他投身邊的人就夠了。就投熟悉的人,沒有道德風險,就看運氣。但人脈總有耗盡的時候,機構化了你就必須有更多的項目來源。 天使投資,發現項目比判斷項目還要重要,你能不能接觸到創業者,你怎麽建立對行業的認知。這片草場吃光了如何轉場到一片肥美的地方,怎麽轉,往哪個地方轉,這就要靠平臺的力量。
過去傳統的基金,論資排輩,為什麽那麽多管理人從大基金里出來創立自己的基金就是因為這個行業有弊端。
我們從成立開始就強調分享精神,平臺是大家的。比如我們做決策,四個人一個投委會,不是一個人就能決定投不投的。投的項目只要收益好可以多分錢,我們的carry完全是按照業績來分的。
我們靠群體智慧,就像人工智能一樣,原來是一個CPU計算,現在是並行的大規模的運算。我們要求每個人專註兩個方向,你不能什麽都看,什麽方向都投肯定投不好。必須給自己貼標簽,用群體智慧在這個創新加速的年代才能贏得創業者。
四年前我們只有3位合夥人,現在有18位合夥人,覆蓋了北京、滬寧杭、廣深港、廈門、矽谷等多個城市,形成了跨地域的天使平臺。我們已經在10個城市有8萬平米的創新空間,今年會超過20萬平米。
我們希望創業者知道英諾天使,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們。英諾基金所在的城市,我們都設有英諾創新空間跟進支持。我們希望成為離創業者最近,能第一時間發現和接觸,給創業者第一張支票的人。
天天跟創業者泡在一起,向他們學習,你投完了公司去觀察哪個公司漲的最快多跟他們聊天,向創業者學習,你就會發現在他所做的這個行業上下遊還有什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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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我看好精英創業
現在的創業者是非常幸福的,只要有好的idea,做的事兒靠譜,就有一堆人來幫助你,支持你。
我們那時候完全靠自己,2000年的時候,大家不知道什麽叫天使投資,我們個人做投資都是率性而為,熟人需要做點事我們就給點錢。做天使投資人跟做實業投資一樣,創業者的股份也沒有那麽多的溢價,估值也特別低。
現在不一樣了,一個創始人他一出來創業估值一下就幾千萬美元。到了現在形成了一個生態圈,你只要有好點子你就可能拿到啟動資金,只要有產品你就可以拿到天使投資,很快夠能完成A輪、B輪。環境不一樣,大家的意識也不一樣。
創業分兩類,一類叫做泛創業,很多傳統行業、服務行業都是屬於泛創業的群體。開個餐飲店,用互聯網改造一下,效率高一點,這種創業它不需要那麽多資金,它的資本價值也有限。另外一類,爆發力比較強,它對未來、對生活可能有非常大的改變,而且往往是輕資產的。這一類的創業是目前天使投資人最喜歡的。
技術創新需要有積累,你原來沒有積累,對這個行業不了解,你要在這里面做創業是非常難的。
移動互聯網領域創業者有精英,也有草根,但是到了現在,技術創新人工智能領域,我覺得精英創業的人成功的概率高一些。
創業這條路充滿了各種艱辛,只有最優秀的公司才可能達到彼岸。有一萬家公司可能只有一家能上市,有四五家會被並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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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快和慢是相對的
人工智能它的影響跟移動互聯網不太一樣,我覺得會有30年的影響。人工智能是跟蒸汽機,電的發明一樣,它是一個劃時代的東西。未來幾年最重點的肯定還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興起以後,物質生產的成本會越來越低,房屋、汽車,吃的、用的、穿的價格都會非常便宜。生產效率提高了,大家的時間越來越多,這時候人會更加關註精神、文化的消費。
人工智能、文化創意產業、消費升級、企業服務這是我們建立坐標的幾個方向,這些領域我們相對比較熟,基本上見一面就可以有個判斷行還是不行。
舉個例子,推想科技是做醫療影像識別的,去年大年二十九見了創始人陳寬,我們第一天見面,聊了不到一小時。他在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兩個導師都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他還在美國拿過人工智能大賽的冠軍。對行業非常了解,最重要的是他憑借一己之力把技術推廣到像四川人民醫院、武漢同濟醫院這樣的大醫院。一個搞學問的,能夠把技術落地,說明他是很有能力的,我們當時就給了他投資意向書。
如果我們對這個領域特別熟悉,特別了解,以前在這個領域看過一批公司,在這個時候基本見一面我們就可以做決定,是不是給他一個投資意向書。
也不是所有項目都快,有的快,有的慢,快和慢都是有道理的,主要取決於你對這個行業是不是有坐標系,是不是有認知。
還有一種情況,我們可能第一次看到這類項目,對這個行業還需要更多了解,那我們不能立刻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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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創業者的特質
優秀的創業者都有這三方面特質:
第一,靠譜。
你得非常懂行業,有契約精神,懂分享。靠譜是第一位的,人不靠譜,所有的事情都沒有用。當你一千萬美元、一億美元投了這家公司的時候,這個人管控著整個公司。這個公司如果帳上放了幾個億人民幣,它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很好地用這筆錢,值不值得信任。什麽叫靠譜?靠譜核心是契約精神和分享精神。承諾的事情一定會去做,從很多細節也能看出來,比如跟你約時間,他是否準時;比如他跟合作夥伴要分股份的時候,是不是就按照說的來做了。他給員工承諾,多少工資,什麽樣的福利,會不會打折扣,這都是契約精神。從他的股份分配,你能看出他的分享精神。比如這個公司他占了95%,有5%是分給了其他的合作夥伴。
第二,學習能力。
創業公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會發生很多的變化,有很多市場競爭,如果學習能力不強,那你最後就競爭不過其他的對手。只有學習新的技術,富有學習能力才能帶著公司一直往前走。
第三,擅長找人、用人。
一個好的CEO至少要花一半的時間找人。在不同的階段找人是不一樣的,公司發展到A輪、B輪階段之後,找人的能力又非常重要了。如果三條都滿足,那行,這類創始人我們就會很快投資他。
最近,宋丹丹主演的老年題材電視劇《親愛的她們》在電視臺和視頻網站熱播,持續獲得較高的收視率和點擊率,也收獲了業內外人士的好評。不少業內人士感嘆,像這樣能引起廣泛關註的老年題材影視劇,近年來可謂屈指可數。
▲《親愛的她們》豆瓣評分情況(豆瓣/圖)
最近10年,中國正在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程度持續加劇。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稱,截至2017年底,我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0199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4.9%;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090萬人,已占據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5831萬人,占總人口的11.4%。面對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老年題材影視劇市場正在悄然釋放出潛力。
“忍不住想叫宋丹丹媽媽”
過了而立之年的趙晶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她母親今年63歲,是個不折不扣的電視劇迷。每天上午送小外孫去上學之後,就待在家里追劇。最近幾年,老人家開始對講述老年生活的國產影視劇產生濃厚興趣。從《老有所依》到《嶽母的幸福生活》從《媽媽的花樣年華》到《親愛的她們》,這些電視劇都令她感覺不錯。她說,現在最喜歡的是宋丹丹出演的老年人角色。因為陪著媽媽追劇,趙晶也一度迷上了宋丹丹飾演的母親角色,尤其最近熱播的《親愛的她們》,不僅他們全家愛看,她的女同事和閨蜜也都愛看。她坦言,宋丹丹演得很傳神,看電視劇時有時甚至忍不住想叫她一聲“媽媽”。
近年來,反映老年生活題材的影視文藝作品似乎總能在不經意間流行起來。2013年,主打養老題材的《老有所依》電視劇火遍大江南北。不僅讓同名歌曲開始流行,甚至帶火了劇中扮演兒媳的女演員劉濤,一度躋身“國民好媳婦”行列。2015年,一部以講述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老父親與玩世不恭的兒子深厚感情的電視劇《嘿,老頭!》播出,其片尾曲《當你老了》風靡一時,流傳至今。電影《私人訂制》也因其片尾曲《時間都去哪兒了》形象地反映出老年人的生活狀態而受到追捧。
一些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老年影視題材受到歡迎一方面源於老年人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源於我國社會日益加劇的老齡化。
北京市西城區廣外老年公寓護理部主任張強長期關註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他接受《工人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據他長期的工作經驗和了解,不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較為單調乏悶。與老年人生活相關的影視劇不僅可以填補老年人空洞的精神生活,其本身的播出也反映出社會對於老年人的關愛,“可以讓老年人感到自己尚未被時代舍棄,沒有被社會遺忘。”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專訪時指出,老年題材影視劇的增多和普受歡迎,與日益嚴峻的老齡化狀態和養老形勢密不可分。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兩個指標同時出現下降。其中二孩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穆光宗認為,這可能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連一個孩子都不想要,那樣的結果勢必進一步加劇中國老齡化程度。
“數量和質量仍顯單薄”
有學者調研顯示,排遣寂寞、得到放松和娛樂是老年人觀看影視劇等電視節目的主要目的。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方玲等研究發現,老年人觀看綜藝影視類節目的主要動機是打發時間,娛樂和增長知識。觀看新聞資訊類節目的動機則是為了解國內外大事、形勢政策,獲得需要的信息。
2017年末,馮小剛導演的《芳華》收獲了較高的票房和不錯的口碑。有統計顯示,其中相當多數票房是由中老年群體貢獻的。“事實上,老年人群對於影視文化的消費潛力正在顯現,只是整體而言尚未引起業內人士普遍重視。”公益文化學者姜寶對《工人日報》記者表示。
▲《芳華》收獲14.2億元票房(CBO中國票房/圖)
央視電視劇頻道資深導演高賽對《工人日報》記者坦言,當下都市情感劇橫行,市場和制作方大都湧向適合年輕人的“小清新”題材。一些影視制作者雖已慢慢開始關註老年群體,但整體而言,創作的數量不多,精品比較少。
對此,張強認為,這一方面是由於當今市場偏向於娛樂題材,相當多數制作人認為老年人生活題材相對比較沈悶,缺乏娛樂性,因此主要針對的觀眾群體是中青年人群。另一方面,一些老年題材的主創人員,對於老年人生活狀態缺乏深刻認知,沒有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真實精神和心理狀態,因此拍出的影視劇沒有刻畫出真實鮮明的老年人的形象,很難獲得觀眾尤其老年觀眾的認可。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教授張健等通過研究指出,長期以來,我國電視等媒體傳播的包括影視劇在內的不少節目存在某種缺失,甚至建構了某種“老齡危機”:一是往往以消極、負面的觀念來生產相應的內容,二是適合老年人的內容數量和質量單薄,三是普遍存在老年人形象份額不足、多處於配角或邊緣角色等問題。
不過在穆光宗教授看來,因為影視市場本身也是在商言商,純粹的老年題材固然需要人文關懷和社會關註,但也需要遵循市場規律,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如果不能獲得觀眾和市場的認可,這類題材影視劇也很難有生命力。”
呼喚更多接地氣的作品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何建平等以深圳市南山區社會福利院的207位老人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老年人的電視收視心理及收視行為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結果發現打發時間、解除寂寞、放松心情、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和參與地方事務是老年人主要的收視動機。
業內人士表示,老年題材影視劇應充分考慮老年人的實際精神文化和心理訴求,要更加註重傳播效果,只有觀眾和市場認可才可能更有生命力。
姜寶直言,那些忽視老年人精神文化實際需求的老年題材影視劇,觀眾不喜歡,市場前景也不好。最後很可能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就是影片越拍得不好越沒人看,越沒人看就越沒人願意拍。而這也正是老年題材影視劇數量匱乏和精品缺少的重要原因。
在穆光宗看來,老年題材影視化是值得重視的文化工程,也是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舉措。因此應呼籲社會多多關註。但是應該意識到,老年題材影視化本身還有一個市場化選擇的過程,需要找到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折中點,更需要時間成長,“為此,我們還需要一點耐心和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