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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年終獎人均1.2萬 超過半數白領“空手而歸”

每到春節放假之前，年終獎就成為職場群眾關心熱議的話題。智聯招聘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白領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萬元，但能拿到年終獎的只有一半人，另外一半恐怕要雙手空空回家過年了。

智聯招聘這項名為“2016白領年終獎調查”顯示， 2016年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21元，分城市來看，北京以15846元領跑全國，分行業和企業來看，國企、金融行業的年終獎均值最高達到1.7萬元。白領在調查時認為，“公司經濟效益太低”是影響年終獎的主要原因。

金融、國企年終獎最多

此次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白領中有50.9%表示沒有年終獎，和2015年66%的數據相比，沒有年終獎的白領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超過一半。除此以外，有39.5%的白領表示可以拿到年終獎，明顯高於2015年13.4%的比例，另外有9.6%的白領表示企業承諾會在年後發放年終獎。

在能夠拿到年終獎的白領群體中，談及年終獎的形式包含哪些，有95.22%的白領表示會拿到現金形式的年終獎，由此可見，現金依舊是年終獎的主要形式。此外有9.88%的白領將拿到實物形式的年終獎，還有2.44%的白領表示企業會以發放股票/期權的方式作為年終獎。

調查數據顯示，相對於2015年總體均值為10767元的年終獎，2016年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21元，年終獎整體水平略有上升，但仍低於2014年13613元的水平。從不同行業來看，金融行業白領的年終獎均值最高，為1.7萬元，其次是房地產/建築行業和能源/礦產/環保，文體教育/工藝美術行業的年終獎平均值最低，僅為7433元。

從不同企業性質來看，國有企業年終獎平均值較高，為1.7萬，與2015年數據基本保持持平;私營/民營企業年終獎均值最低，僅為11271元，但和2015年的8506元相比也有明顯提升。

從不同城市年終獎均值來看，北京的年終獎均值最高，為15846元，其次上海、深圳和杭州的年終獎均值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四，分別為14640元、14605元和13765元。

從不同職位級別來看，2016年高層管理者的年終獎均值達到了2.8萬元，但對比各個級別白領的年終獎滿意度水平，高管們對自己的年終獎並不滿意。

從年終獎的整體水平，以及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年限、不同企業性質等各個維度來看，2016年的年終獎水平相比2015年略有上升，但對比2014年仍有所下降，通過對“今年年終獎沒有或者減少的原因”進行調查發現，白領們認為“公司經濟效益太低”是影響年終獎的主要原因，得票率達到26.3%，其次是“剛剛跳槽不久/剛剛參加工作不久”和“行業經濟不景氣”，得票率分別為23.7%和23.6%。由此可以發現，2016年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在年底也給白領們的年終獎帶來一定影響。

對於如何使用年終獎，超四成白領表示會用來孝敬長輩，占最大比例;其次是儲蓄，占比為36.5%。另外，分別有28.3%和26%的白領表示將年終獎用於投資理財和購物。此外，還貸(23.8%)、學習進修(22.3%)和旅遊(19.6%)也是白領使用年終獎的主要方式。

近四成白領會因年終獎考慮跳槽

調查顯示，白領們在衡量一份工作的薪酬福利水平時，年終獎的重要度指數為3.77，相比2015年(重要度指數為3.71)有所上升，說明年終獎作為白領整體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白領來說重要程度持續上升。

2016白領年終獎滿意度僅為2.18，相比2015年的滿意度(2.07)略有上升，但總體來看對年終獎的滿意度依舊較低，相較於滿分5分未達到及格線。

和2015年的數據相比，國有企業白領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提升最大，以2.46的指數躍居第一。其次是外商/港澳臺獨資企業白領，滿意度指數為 2.43，略低於國有企業白領。在私營/民營企業就職的白領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水平依舊最低，滿意度指數僅為2.07。

智聯招聘此次調查發現，年終獎對白領下一年度的職業變動仍有一定影響。當被問及是否會因為年終獎發放情況而選擇跳槽時，39%的白領明確表示會作為重要因素，但也有36.3%的白領表示年終獎不會決定跳槽，此外有24.7%的白領表示不確定。對比2015年的調查結果(36.7%的白領表示會影響跳槽，37.6%的白領表示不會)，可以發現年終獎對白領跳槽的影響程度處於上升狀態。

這份報告稱，年終獎雖然只是企業薪酬福利體系的一個部分，並且大多數都作為激勵機制存在，但作為反映企業單位效益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會對白領們下一年的發展預期產生明顯影響。希望企業在制定薪酬福利體系時，需要多方衡量，使得年終獎既能達到激勵員工的作用，又能適當平衡員工大規模流動的風險。

《創京東》: 1萬白領和11萬藍領構成的商業故事

梁寧-閑花照水錄 2017-02-24 10:41

本文由 梁寧-閑花照水錄（微信 ID:cafeday）授權i黑馬發布。

這個春節，讀了安蘭德的《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李誌剛的《創京東》。

過完春節到現在的時間里，基本上逢人就推薦《創京東》。

說幾個《創京東》里，讓我震撼小故事。不分次序，想到一個說一個，與書中的描述也許有偏差。

故事1、

京東擴張到深圳，需要在深圳建站。於是找當地韻達快遞站，和站長談京東的條件。

韻達站長說：好。

第二天，他帶著韻達深圳站的全體兄弟，把衣服一換，韻達消失，京東深圳站成立。

怎麽談成的？

京東說：我們給裝空調。

韻達站連電風扇都沒有。

故事2、

京東北京站，有個71年出生的快遞員叫老徐。他的弟弟、連襟、兒子都在京東做快遞員。

老徐月薪6000，每個月留下2000塊自己用，剩下的全部寄回安徽老家。他住在配送站里，兼做守門人。每天吃兩頓飯，早晨一頓，晚上六點一頓。他已經7年沒有回過家，7年里只靠視頻每周一次看看老婆和女兒。

他兒子，93年出生，17歲就跟著他出來，在京東做快遞。

他說：我爸媽有8個孩子，就我混的好。我是我們家的驕傲。

故事3、

京東綿竹站，一個80年出生的老劉，做過11年理發師。每天早晨8點半到晚上9點，每給一個男士理發能提成7.5元，女士則是25元，月收入2000多。但整天被關在屋子里，看不到陽光。他受夠了。

當上京東的快遞員，“簡直像飛出籠子的小鳥，好久沒見到太陽了。”

故事4、

快遞員怎麽管？不能罰錢。100塊都是天大的事。

每天的晨會，昨天誰出錯了？上來給大家表演個節目。

做錯的既能強烈感受做錯事的難堪，大家又不會傷感情。

更大一點的錯怎麽辦？還是不能罰款。

讓快遞員寫檢查。500字。

快遞員寫不出來幹著急，耽誤送件賺錢的時間，其實是罰了款，但體驗又有所不同。

如果罰款，其他人容易和被罰者同仇敵愾。而演節目、寫檢查，其他人容易支持管理者，並且還幫著起起哄。

故事5、

京東培訓配送員。培訓後做滿意度調查，發現對培訓不滿意。

不滿意原因？沒有吃的喝的。

京東培訓負責人才知道，藍領和白領對培訓的理解不一樣。白領認為培訓是學習，老師講的好，能學到東西是最重要的。藍領則把它視為福利，培訓的形式，安排的吃的喝的，形式上的尊重更重要。於是，2014年，京東對藍領的培訓，單獨增加了點心飲料預算。

－－－－ 分割線－－－－－

這些場景是什麽？

這就是中國啊！這，才是中國啊！

城市與鄉村，白領與藍領，二元對立又二元互賴的當代中國。

京東有12萬人。1萬白領。11萬藍領（配送、倉儲、客服）。

這就是中國市場。

過去對市場的說法，什麽線上線下，一級二級城市、三級四級城市，Blabla。這些說法都太抽象和籠統，太沒畫面感了。

比起來，《創京東》里的小故事，是不是超有畫面感？

一邊看《創京東》，一邊想，書中描寫的那些在綿竹、錦州的快遞、庫管，老劉、老徐，這些占中國人的大多數的人們，他們休閑的時候幹什麽，他們會看什麽電影，他們會買什麽手機。

這樣想來，發現一些曾經很概念化的困惑，一時分明了。

當我們要推一個產品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更直率地想，目標是京東的1萬白領，還是11萬藍領？

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這真是完全不同的影響力路徑。

為什麽劃白領、藍領分界？因為巴別塔真實存在。

我的朋友Stella，做教育公益項目。

她學習過一個教育理論——學習知識能力等同於抽象能力。

最早的抽象能力一般從8歲，閱讀大段的文字，並理解中心思想開始。

然後到了初中，就開始接觸更為抽象的東西：代數、幾何、物理、化學。

所以，初中升高中，是一次抽象能力的篩選。

此後路徑是高中、大學的孩子，有機會學習更為抽象的東西，或者說持續發展抽象能力。

能力用進廢退。

經常要抽象思考的人，他們會有“思維的樂趣”“認知的樂趣”，而抽象的東西，對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比如：“理想”“愛情”，都是非常抽象的東西。

不論是什麽原因，在初中之後，進入中專、技校等路徑的孩子，他們用於抽象思考的時間會變少，而大量的時間，用在具象事物里。

繼續用進廢退理論。抽象的東西對他們影響力會少，他們註意力的重心是“具象的東西”。

人總是從自己熟悉的東西中持續獲得樂趣，而畏懼不熟悉的東西。

知識分子普遍缺乏具象能力。體力勞動者不愛閱讀。

所以，這里的“藍領”與“白領”只是兩個代詞，描述對信息獲取的習慣，信息依賴，對知識的樂趣、抽象事物的偏好不同的兩類人。

好像被巴別塔分開的人群。

比如，邏輯思維、喜馬拉雅、快手視頻的用戶定位。

《邏輯思維》的用戶是京東的1萬白領——全壘打。

因為邏輯思維的內容是泛成功學科普教育，同時形式是音頻。

文字最抽象，視頻最具象。

音頻的用戶難度在文字與視頻之間。

邏輯思維能實現一萬白領的全壘打，音頻形式功不可沒，1萬白領的教育履歷雖然讓他們有習慣從認知中獲得樂趣，但大多人依然懼怕讀書。

當然同樣音頻，如果是插畫、藝術的美學內容，那麽目標用戶群也就只能是京東一萬白領中的幾百人而已。

快手視頻，毫不猶豫地接了京東11萬藍領。

一個有趣的狀況是：所有人氣旺的社區，頁面設計感都非常粗糙簡陋。比如：天涯、豆瓣。比如快手。

我的體驗是，在比較粗糙簡陋的頁面環境里，讓人感覺松弛：

可以隨便說話，打錯別字，詞不達意，沒說明白再說一次～～～好像都沒關系～～

去年，去YY玩，第一次看他們準備推的高顏值直播ME，看了一眼，我就覺得沒戲——因為頁面太精美了。

歷史上，我看到的所有視覺精美的論壇，從沒有一個火爆過——看到自己隨便說句帶錯別字的廢話，好像被雜誌排版印刷一樣精美地呈現出來——這個壓力太大了，真是受不了～～～

而此刻喜馬拉雅對自己的定位，還騎在墻上。

從內容看喜馬拉雅想服務京東的白領＋藍領的全部12萬人。

其實，喜馬拉雅最應該服務好1萬白領。

因為，其實，只有白領，才想著利用碎片時間。

而藍領一旦有空閑，在WIFI已經成了生活標配的今天，可以看視頻，可以和直播的大胸妹互動，可以玩遊戲。為什麽聽音頻？

建立了1萬白領和11萬藍領的場景，我就理解了《一代宗師》的票房只有2.8億、而《泰囧》的票房12.7億。

《一代宗師》的受眾是京東的1萬白領。我們念念叨叨覺得雪中打拳畫面好美，“念念不忘，終有回響”的臺詞好美。其實這些都是小知識分子的抽象的樂趣。

《羅馬蒂克消亡史》票房是《一代宗師》的一半，也就不冤了，因為基本上同是一個美學體系，而難度加倍。

因此，也明白了徐皓峰的《師父》票房確實只能到5000萬。因為，想想京東的一萬白領，也確實只會有幾百人，會喜歡唱失敗者之歌的徐皓峰。

因此，黃渤和王寶強是國民票房。他們連接的，是那11萬藍領。

如果想取悅具象愛好著，就要把具象的東西給足。

比如：《小時代》的物質消費，男生肉體。《殺破狼》的從頭打到尾、拳拳到肉、血肉橫飛。《泰囧》的誇張表情，肢體動作笑料。

如果導演，希望用克制的，內斂的，含蓄的，智識的、思考的獲得觀眾，那麽他最多最多是為京東的1萬白領拍片，票房的上線，應該就是3億。如果滿足於此，找到生存之道，中間也會出大師。

所以，為陳凱歌可惜。他其實，就應該只為知識分子拍片。守住成本，不存高票房的念頭。

而既想傳遞知識分子的洞察，又想取悅11萬具象愛好者。於是就成了《道士下山》的瘋瘋癲癲。同理《我不是潘金蓮》

依然用京東的1萬白領和11萬藍領的場景，琢磨一下華為、OPPO與小米。

華為榮耀，目標明確切的是京東的1萬白領。在此之前，蘋果iPhone是白領的宗教，此外唯有三星在此發力。

想想，爭奪這1萬白領的，真的沒有別人了。

OPPO 、VIVO目標明確，切11萬藍領。為什麽這麽說？因為它覆蓋了影響這些人的路徑。稍後闡述。

兩下一夾，發現小米掉縫兒里了。

小米從來沒運營過在自己白領中的形象。

當然，它也絕不認為自己是藍領手機。

定位如此糾結的小米，有個看上去自洽的電商邏輯。

我是在去看電影的時候，突然覺得小米電商邏輯有問題。

《擺渡人》上映，口碑撲街，但是票房接近5億。成為王家衛歷史最成功的電影。2倍於《一代宗師》。

我請人在10家影院做了200個用戶隨機訪問。發現，不到10%的人，會先看過影評，才選擇電影。90%的用戶，是直接走到電影院，看看排片有什麽，然後，看看誰演的，海報怎麽樣。現場選一個去看。

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的朋友圈，總有人發電影評價什麽的。所以，我們認為主動獲取信息，建立自己預判，自主選擇，這個用戶流程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微信用戶平均好友數是30人。90%以上的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熟悉的信息鏈路里，是沒有電影評論的。

大家是在消費場景里，被意見裹挾，然後隨機選擇的。

所以，OPPO、VIVO的路徑，是覆蓋“具象愛好者”的信息鏈路：正當紅的鮮肉明星代言、當紅綜藝節目植入、大量視頻廣告。全量覆蓋11萬藍領的空閑時間。

有豐厚的毛利空間，給終端渠道店，讓他們有足夠的終端動力，對消費者進行最後一米的意見裹挾。

然後，根據影響力中的鏡相原理，別人如何，你也會如何。

如同2013年，小米手機在互聯網上沒有對手。

2016年，OPPO在京東的11萬藍領里，也堪稱沒對手。

所以，這樣一想，如果阿里為了推廣雲OS，再重磅支持魅族一把。

反正黃章不象雷軍有偶像包袱，瞄準了OPPO的打法，直接殺進去爭奪那11萬藍領市場，魅族應該還有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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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送來3.5億美金，若再加上微信的白領，能撕掉快手“low”的標簽嗎？

娛樂資本論 2017-03-24 11:21

本文由娛樂資本論（微信ID:yulezibenlun）授權i黑馬發布。

3月23日，快手宣布完成3.5億美元新一輪融資，由騰訊領投。消息迅速鋪天蓋地侵占朋友圈，快手享受了諸如餓了麽、滴滴般的關註，這似乎已經約定俗成為獨角獸公司的儀式感待遇。

外界對快手的印象，一直遊走在兩個極端之上。

一頭是低調、克制，類似於微信簡單極致的產品調性，背後卻掌控著龐大的數據、流量：全球4億用戶，日活躍用戶超5000萬，日上傳視頻超過500萬。

另一頭則是低俗、low的標簽，倒映出“魔幻鄉村”的鏡像：自虐、炒作、偽慈善、獵奇、暴力，與主流世界格格不入。

一褒一貶，構築不了快手的全部，卻足以成為快手發展的加速器與障礙。

前者亮眼的數字，堆積起快手與資本交涉的籌碼，將華人文化、紅杉、DCM中國等大牌基金收支囊中的同時，還前後傍上了百度、騰訊。

快手不再低調，也無法再低調。它開始跨越固有的用戶群體，頻頻進入主流人群的視野範圍內。他們或以快手為談資，來襯托自己高高在上的鄙視鏈頂端的位置；亦或暗地通過快手滿足躁動不安的窺探欲。

不過，快手卻註定無法俘獲這群人。與他們身份相悖的標簽，使得城市精英們望而卻步。反過來，該群體的逃離進一步加劇了快手身上承負的偏見。

野蠻生長後的快手，面臨著盈利的商業問題，而這少不了城市群體的支撐。另外，在三五線用戶飽和後，引入一二線用戶也會是快手攻克天花板的救命稻草。

如何剔除“low ”，成了快手不得不解的命題。

從不為人知，到低俗、low 爭議不斷

對於快手創始人兼CEO宿華而言，他有著屬於程序員的“理想國”。折射到快手這款產品上，可以描述為簡潔的頁面，極好的用戶體驗等。締造者宿華賦予其中“不給用戶貼標簽”“普通人而非網紅、明星記錄和分享生活的平臺”的設定，為散落在主流互聯網邊緣外的人們敞開了大門。

快手創始人兼CEO宿華

就這樣，快手開始流轉於小鎮、鄉村之間，記錄下被忽略、卻真實存在的非主流群體的樂趣、審美與精神世界。幾年時間，它都處於一種相對封閉的生態叢林中，不為主流部落聞知。

快手的氣質，其實跟創始人程一笑有著莫大的關系。快手源自於一款“GIF快手”的軟件，GIF快手軟件的創始人程一笑出來創業要做GIF版本的美圖秀秀，公司註冊在昌平，辦公地點在天通苑，全都是北京的城鄉結合部。目前各種直播軟件上最火的主播以及最多的在線觀看群眾都是以東北人為主，作為東北人的程一笑相當接地氣。

雖然宿華成為了快手的主要操盤手，但是程一笑帶給快手接地氣的氣質一直沒有改變過，甚至宿華也沒有想改變，他甚至最討厭的就是改變。

作為一個工程師，宿華一直推崇計算機算法，快手的邏輯跟今日頭條的邏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快手上的紅人真正是靠網友熱捧出來的，這一點也讓快手的用戶極其信服。

一篇《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擊碎了“理想國”的寧靜。

人們驚嘆於，一款幾乎從未聽過的軟件，竟然坐擁幾億用戶，正如羅振宇所說，““當我們津津樂道BAT的時候，突然有一個軟件火了，大家突然發現原來中國第四大流量的應用是快手。當我們在讀書明理、知人論世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有一個平臺已經這麽大了。”

但更令人錯愕的是文章里提及的生吃豬大腸、鞭炮炸襠的另類眾生相，在攪動社會某一圈層的同時，一下子將快手推至所有目之可及的地方，人人皆知。品牌曝光本是好事，但在輿論的裹挾下，快手很快被定以low、低俗、惡心等含義。

而這些標簽，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作為快手的代名詞組成外界對它以及用戶形象的認知。

當務之急：甩掉“低俗”的標簽

快手落戶在中關村清華科技園的一棟高檔寫字樓，創始人宿華就畢業於這棟樓背後的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畢業之後，他曾經在谷歌、百度這些頂級的世界互聯網公司擔任工程師。而在這棟寫字樓里，他又帶領一幫全國頂級的工程師創造了快手這一軟件。而這一軟件被眾多精英人士所知曉，卻是跟底層農村扯上了關系，甚至成為了快手的標簽。

這些劇烈的反差都讓快手這家公司變得形象割裂，而宿華也似乎也想將快手的形象統一起來，所以如何甩掉大家對於快手“low”的印象，成為宿華在接受采訪時不遺余力要做的事情。

在宿華所接受的媒體采訪里，一直有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如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對快手的第一印象。

每每及此，宿華的回答都不露聲色，“因為我們做個性化推薦，所以任何人看到的內容其實都反映的是他的偏好和行為。這個偏好肯定有高有低，這個我覺得是正常的。這個世界上有太多這樣的事兒，快手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是真實世界的投影、記錄者。”

在《人物》雜誌《快手折疊：殘酷中國背後的Big Bug》的專訪中，宿華認為《殘酷底層物語》對快手的用戶形象造成了影響。他不喜歡「low」這個詞與普通老百姓聯系在一起。而每次與新認識的朋友談及快手時，他總是不遺余力為之辯護。

但固有印象一旦成型，往往意味著“難以撼動”，盡管現在快手的首頁並非那般魔幻。

娛樂資本論在采訪某位明星投資人時，問及對方是否嘗試過喊麥，以及如果有類似快手的項目出現是否會投資時，他立刻劃明了立場，認為有正向社會貢獻的才具有實用價值，”價值投資比價格投資更重要，沒有自己道德觀念價值觀以及審美，公司是不會長久的。”

同樣備受標簽化印象折磨的很容易想到陌陌，被稱為“約x神器”，據說當時站在紐交所敲鐘的唐巖最大的心願就是摘掉“約x神器”的帽子，即使現在直播業務已經成為它的盈利糧倉，不明所以的吃瓜群眾在提及陌陌時，依然會留下意味深長的壞笑。

快手當然也意識到了外界印象對品牌帶來的傷害與後患，所以，宿也開始一改往日沈默、低調的行為，跳出狹窄的程序員範圍，見媒體、參加論壇，身體力行為快手正名。

快手紅人

除此之外，他在團隊建設也開始下功夫，首先他邀請了曾光明作為快手的合夥人，曾光明的履歷則主要是傳統媒體，他了解媒體的喜好以及傳播的套路。

另外，一直缺失的公關團隊也迅速建成，他們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重新建立快手的品牌，甩掉“low”這個標簽。這支團隊在外不斷在PUSH一個新的數據，那就是快手用戶分布最多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在北京每天由300萬在打開這個軟件。這些數據都似乎要推翻X博士給大家造成的固有印象：快手的用戶都分布在一二線城市。

騰訊的助力，能為快手帶來什麽？

快手在收割了大部分底層用戶之後，缺失了金字塔的塔尖用戶，而這一部分用戶才是真正為快手帶來美譽度以及最終變現的關鍵部分。

雖然在對外形象上，宿華進行了努力，但是對於缺失的那部分用戶，也許只能依靠外力才能彎道超車，最終將用戶的金字塔補齊。

首先，毋容置疑，與騰訊的聯姻，將為快手提供源源不斷的流量支持，並提高其與美拍、秒拍的競爭優勢。

另外，也許引入騰訊將會為改變快手的形象帶來巨大助力。占據中國大半壁用戶的微信，受眾並非像快手那樣出現嚴重的斷層，而是從鄉村到一線城市無所不包，且微信已經成為城市精英辦公、聊天的必備工具，這些人正是快手所缺乏但又急需填充的。

想象一下，如果微信也像為京東、滴滴所做的那樣，為快手嵌入一個接口，結果將會怎樣？

宿華曾說，“希望用戶不要感知到快手的存在。我們想讓你在里面感受到的是，這個世界的存在。不要去打擾他們，讓他們自然地形成一種互動關系，讓產品自然生長。”與張小龍秉承的微信產品理念如出一轍。而鑒於大家對微信之父的厚愛與推崇，愛屋及烏，快手應該也會逐漸受到主流圈層的接納吧。

畢竟，產品調性在那里，需要的只是吸引人進來的招牌，一旦人們進來看到內容並不存在先前想象的低俗，留下來只是時間問題。

也許張一鳴會的今日頭條會給快手一個範例，先吸引大量底層用戶，在握有大量流量的時候，開始進行優質內容填充。今日頭條10億巨款補貼短視頻，購買中超版權，跟芒果TV合作進行短視頻分發，似乎都是有意識的引入優質內容。今日頭條相關負責人稱，我們並不想引導用戶去看優質內容，而是用這些內容去訓練計算機，讓計算機在進行內容推送的時候可以將更加優質的內容推送出去，找到更加精準的用戶。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廣告主可以找到更加有消費能力的用戶，商業化會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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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廢中小心了

金融白領在扶貧一線：大梁山里的玉米脫貧故事

當前精準扶貧進入攻堅克難階段，為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大批駐村幹部包括金融機構白領，告別繁華都市，割舍對家庭的掛牽，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整日穿梭在田野山間，奮鬥在扶貧一線，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

任超便是其中一員。2016年初，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與十堰市鄖西縣湖北口回族鄉坎子山村結對扶貧，從此拉開了坎子山村的脫貧攻堅戰。作為該公司員工，有農村工作經驗的黨員幹部任超，不顧自己身患糖尿病、嶽母住院治療等困難，主動請纓，擔任十堰市駐坎子山村扶貧工作隊員。他備足了藥品和生活必需品，踏上了駐村的征程。

第一財經記者見到任超時，58歲的他已在坎子山村紮根一年多，且升任駐村第一書記。任超的臉上早已曬得通紅，儼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坎子山村人，他總喜歡以“我們村”作為話語的開頭。

地處陜鄂交界大梁山中的坎子山村，從十堰市驅車要兩個小時高速和兩個小時山路。深山交通不便，幹旱缺水。雖然村里修了水窖，但冬天水管結冰，村民還是不得不花一上午的時間到最近的縣城搬水。如何幫助環境惡劣的村子走出貧困，是任超心中的頭等大事。

“起死回生”的玉米

“頭頂金銀山，腳踏米糧川，玉米桿子能挑水，洋芋堆成山。”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坎子山村流傳的一句順口溜。那時該村是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然而如今曾經的優勢消失殆盡，因為不通路，當地土特產只能眼睜睜看著爛掉，“貧困”成了坎子山村的代名詞。

據了解，除了交通不便、幹旱缺水外，坎子山村還是十堰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也是最偏遠的少數民族村。全村平均海拔1540米，最高處牛頭嶺海拔1799米。區區15平方公里面積，只有耕地1318畝，而山場卻有24000余畝。轄內有5個村民小組，152戶521人，其中回族87戶248人，回族人口占全村的48%。

來到坎子山村後，任超迅速開始了走訪村民、建檔建冊、查漏補缺的工作。半個月內，他走遍了公司對接的17戶貧困戶。“家里幾口人、是否養了牛和羊、房子怎麽樣、勞力強不強、有無讀書郎、有無病怏怏、種了幾畝地、有些啥家當、家庭收入怎麽樣……”任超手里經常拿著一本紅色的民情日記，對每一個貧困戶家中的情況，對記者如數家珍。

在完成調研後，任超總算發現了一個突破點——玉米。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坎子山村，冬天最低溫度可達零下二十幾攝氏度，農作物只有玉米、土豆和包菜能成活，別的都不行。最要命的是，村子缺水情況十分嚴重，每年只有8月份到10月份的雨季，村民才能攢一些雨水，用來維持一年的生活。

不過與華北平原地區一年兩季的玉米不同，坎子山村的玉米一年一季，日照充足，當地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得該村種出的玉米顆粒大、金黃飽滿。“高山玉米生長時間長，口感更好。”任超對記者表示。

去年任超向中國太保壽險湖北分公司匯報了村里的實際情況。為了解決村民銷售難、種植玉米不值錢的難題，省公司推出了“玉米訂單”包銷50萬根玉米的項目，將之作為2017年20件實事之一。“我們在全省有四萬多名營銷員，大家的力量是無窮的。”任超說。

原本一根鮮玉米只能賣0.2元，太保壽險的采購價按照高於市場價的每根0.6元收購，預計村民種一畝玉米地可以賺2400元。

鮮玉米的整個銷售環節通過坎子山村合作社統一完成，成本包括向農民的收購價0.6元，加上采摘、收儲、包裝、物流等各項支出，每根鮮玉米最終定價2元。“如果按照50萬根的規模計算，除了農民增收、合作社賺錢外，還能預計結余十萬元，我們的計劃是將結余一次性投入坎子山村，用於玉米加工再擴大生產。”任超介紹。

合作社還為新產品設計了洋氣的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魏書記是坎子山村的老村支書魏登殿，他也是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被村民稱為當代“愚公”，是湖北省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基層幹部傑出代表。

太保的包銷為坎子山村玉米種植解決了銷路問題，公司還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

合作社為新產品設計了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

一條可持續的扶貧路似乎找到了。山上的積雪融化了，玉米種植地的地膜也都覆蓋上了，任超欣喜地看到坎子山村發生的變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常年幹旱的坎子山村去年卻在玉米即將收成時迎來綿綿秋雨，玉米歉收了，原計劃包銷50萬根，最終實際只采收30萬根。“雖然產量下降了，但與村里此前種植其他作物相比，農民們實際收入比原來還是有了成倍的增長。”任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建檔立卡貧困戶馮龍會按照訂單安排，種了12畝玉米。鮮玉米賣出了2.5萬元，比前年收入翻了2倍多，一下子摘掉戴了幾十年的窮帽子，他對記者咧開嘴笑個不停。

任超發現，鮮玉米的采摘受到氣候條件和坎子山村地理條件的雙重限制，首先，鮮玉米必須成熟一個，采摘一個，太小過早采摘或者太老過遲采摘都不行；其次，由於山路崎嶇，必須派人挨個山頭采摘，運到村委會，采摘成本極高。

吸取去年的經驗教訓，任超又醞釀出新的致富計劃。目前，由太保捐贈10萬元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將鮮玉米加工成玉米碴，由此替代鮮玉米銷售。

記者跟隨任超來到新建的玉米加工廠發現，設備一應俱全，可以將鮮玉米直接磨成玉米碴並裝入真空的包裝袋中。新產品“坎子山玉米碴”包裝精致，封面還印有“源自高山深山，口感清香甘甜”的字樣。

任超指出，對於坎子山村而言，產業扶貧是有效又長久的扶貧方式，既能幫助貧困戶就業增收，又能解決村集體底子薄的問題。

去年脫貧人口逾前年兩倍

在靠玉米種植加工尋得可持續扶貧的突破路徑之外，易地搬遷也是村里的一樁大事兒。部分村民的老房子分散在深山中，由於不可能為每家每戶單獨修路，所以易地搬遷成為改善交通出行的唯一辦法，且這些村民長期飽受飲水難題，加之老房子破舊，一些已經存在安全隱患，急需搬遷。

任超剛到坎子山村時，村里41戶村民易地搬遷已經有了方案，但要落實依舊困難重重，遲遲未有動工。

任超發現，由於坎子山村山路崎嶇不平，可用於建房的宅基地資源稀缺，易地搬遷新址就涉及占用兩戶村民土地的問題。經過任超反複與他們協商，兩戶村民最終同意將土地置換出來。

盡管如此，想妥善安置這41戶搬遷村民，將他們統一搬入原計劃修建的連排搬遷房，新地還是不夠用。

任超發現，這41戶中一些家庭子女常年外出打工，一些家庭只有二三口人。如果統一搬入搬遷房，除了不能保證人人都能住上之外，還會使得家里人少的村民花費過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任超建議，為戶內人口少的村民單獨建設一室一廳的“小戶型”保障房。這一方案最終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

易地搬遷房與10套保障房同時興建，終於解決了坎子山村土地不夠用的難題。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按照湖北省規定，易地搬遷不能增加農民額外負擔，不允許額外收費。即便如此，對於一些較為貧困的村民而言，1萬元也成了大難題。

這些村民找親朋好友湊一些錢，村里再找開發商延期支付一些費用，然而還是不夠。最後，任超找到太保壽險與部分村民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對扶貧搬遷給予資金支持。

例如，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總經理胡長青與建檔立卡戶、村里清真寺的阿訇馬成榮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除了為他確定脫貧路徑，還想方設法進行物資幫扶。去年7月，胡長青自掏腰包拿出1萬元交到馬成榮手里，幫助他們全家從山頂搬下來。

而就在去年初春，因貧困而看不到希望的馬家媳婦丟下兩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任超也對阿訇家非常關心，經常上門看望老小，指導他家養牛養羊，並堅定他找回媳婦的信心。在任超看來，維護貧困家庭的和諧美滿，同樣是扶貧工作隊的責任。

在全家人搬進易地搬遷房後，今年馬成榮的媳婦小姚終於回來了。她說：“家里太窮，阿訇又掙不了多少錢，我是出去打工掙錢了。”

錢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一些村民根深蒂固的祖宅思想仍給搬遷工作帶來不小阻力。任超發現，一些村民雖然住在深山，交通、飲水不便，但耕地就在房前屋後，勞作十分方便。此外，整個家族祖祖輩輩都住在那里，但按照當地規定，一旦易地搬遷，老宅基地是要退還的。部分村民顯得很為難。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任超等駐村幹部便與村幹部一起，挨家挨戶上門跟村民做思想工作，講明易地搬遷對生活的改善，以及住在深山里的安全隱患。一些村民終於被說服。截至目前，41戶中僅有3戶尚未搬遷。

安全隱患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易地搬遷的最後關頭，去年一場大火讓坎子山村貧困戶熊婆婆家“雪上加霜”。當時，家中不慎著火後，看著熊熊火苗夾著滾滾濃煙從屋里躥出時，熊婆婆手足無措，幸好任超帶領夥伴們及時趕到，背出了腿腳不便的她。

盡管老房子被燒掉一半，但熊婆婆依然堅持要住。面對老人的“任性”要求，任超和村民們合力幫她修葺了老房，還送來了安全方便的不銹鋼竈，做飯、烤火兩不誤。

在坎子山村，像熊婆婆與阿訇這樣與太保結對的貧困戶共有17戶，這些人都成為駐村幹部的重點幫扶對象。

致貧返貧的原因複雜多樣，需要認真分析並“對癥下藥”，而脫貧的關鍵則在於幫助貧困戶擺脫“等靠要”的思想，並通過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等方式幫助他們，確保脫貧的精準和長效。

通過玉米扶貧和易地搬遷，在任超的努力下，坎子山村的脫貧工作去年取得了較大成果。村里2014年建檔立卡時有貧困戶95戶、269人。2016年脫貧19戶、53人；2017年脫貧33戶、115人。目前除了4名貧困人口已經離世外，還有97人未脫貧。

“到2020年，我們一定要完成脫貧攻堅戰任務。”任超扶著駐村工作隊剛剛為易地搬遷的村民們豎起的不銹鋼晾衣架說。

與老支書合作無間

駐村幹部還需與當地村幹部形成合力，方能事半功倍。任超與坎子山村黨支部老書記魏登殿的配合，就在村里成為村民口中的佳話。

坎子山村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左二）與老支書魏登殿（左三）的配合，在村里成為佳話

魏登殿從1975年擔任坎子山村黨支部書記至今，被稱為當代“愚公”、已經連續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他，多年來始終吃苦耐勞、鍥而不舍、無私奉獻。

駐村幹部和當地村幹部有所不同。前者蹲點駐村，調研分析，收集村民困難，幫助村里出點子，並依托背後的資源優勢，為發展村級經濟、幫助村民擺脫貧困起到了積極作用。後者則長期紮根，對於村里情況更為熟稔。

這些有駐村工作隊的貧困村，一般來說，會由一名駐村幹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作為黨組織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村里還設黨支部，有黨支部書記。

魏登殿告訴記者，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十分接地氣，和老百姓相處融洽，特別是能夠做到“五得”：“懂得，受得，吃得，走得，做得。”而任超則告訴記者，自己在與這位老書記的合作中，基本能達成共識，一年來沒有大的分歧，配合得十分融洽。

當初坎子山村在決定種玉米脫貧致富後，選種過程就體現了駐村幹部和村幹部的密切配合。

已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任超通過拜訪農科院專家了解到，坎子山村屬於高山地區，一款“恩單105”玉米品種更適合該村種植。但村幹部和鄉領導認為，市場上更受歡迎的甜玉米可能銷路更好。任超經過反複咨詢，發現當地的氣候條件並不適合種植甜玉米，絕不能拿村民做實驗。最終，任超說服了他們，決定種植“恩單105”。

任超告訴記者，駐村幹部與村幹部平日都是在一起戰鬥，相互密切配合，選種後為教授村民正確的播種方法，他與魏登殿排了時間表，挨家挨戶地指導村民播種，那幾日幾乎睡在田間地頭。

“魏登殿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駐村幹部通常學歷高、眼界廣，可以出謀劃策，一年來我們配合得十分融洽。”任超說。

除了在決策上出謀劃策和幫助村民在脫貧過程中少走彎路外，任超表示，作為駐村第一書記，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更多要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積極思考怎樣更好地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同時協調駐村工作隊隊員以及背後單位的力量，將扶貧任務落到實處。

目前，駐村工作隊由幾家幫扶機構聯合組成，每個人都是與定點幫扶公司聯系的橋梁。正是在他們與村幹部的通力合作與幫扶下，在坎子山村委會旁，一塊空地正在盤整地面，據悉，這里9月份就會新建起一所小學，從而解決村里娃娃們要來回翻幾小時山路去上學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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