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薪社會,理財的重要性節節高升。根據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二○一五全台親子理財現況調查,發現父母最擔心孩子把錢浪費在電玩或遊戲上,年輕爸媽更擔心孩子變成「啃老族」。至於孩子們最欠缺的理財訓練,則是記帳。 撰文•蔡曜蓮 三歲定終身」,都說理財教育要從小做起,但是正在和低薪環境奮力搏鬥的爸爸媽媽們,真能從容有效地教會孩子正確理財嗎? 為了解台灣父母對於理財教育的狀況與問題,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於今年六、七月間,進行「二○一五全台親子理財現況調查」,調查發現,雖有高達九 六%父母認同理財教育的重要性,但卻有將近四成的父母坦言,自己並未教導孩子如何理財。至於爸媽們教小孩理財的「自評成績」,整體而言僅在及格邊緣,六十 八分低空飛過。 進一步分析,父母對孩子最感憂心的兩大理財病,一是無法戒除草率消費的「亂花錢」習慣,而其延伸的「缺乏財務獨立能力」,更是爸媽的深層憂慮;然而,能夠治療這兩大理財病的基本功課─ 記帳,卻也正是目前孩子們最欠缺的訓練。 六成怕浪費在電玩上 「你擔心孩子亂花錢嗎?」對於這個問題,五九%的受訪者表示憂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高達六成以上的父母,認為「電玩或遊戲」是孩子消費失序的最大陷阱,擔心孩子草率把零用錢浪擲在虛擬世界中。 父母的擔心有其道理,青少年族群克制消費欲望本就不易,而現在的孩子身處「滑世代」,接觸消費資訊的管道更是「隨身帶著走」,手機遊戲的消費之外,隨著 「行動支付」環境成熟,若未能及早學習理性消費,未來的草率消費行為恐怕只會更加惡化;身為母親的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理事李秀慧就強調,相對以往,現在 孩子面對的環境更加容易造成衝動消費,盡早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已是必須。 缺乏消費紀律的影響,即是缺乏財務獨立的能力。在本次調查中發現,超過四七%的父母擔心小孩未來經濟無法獨立,必須依靠父母支持;其中,二十到二十九歲的 年輕父母,更有高達六八%擔心孩子未來成為「啃老族」。從另一個數字來看,許多父母也正在為「孩子啃老」的命運預作準備,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將等到 「孩子找到工作後」,才會停發生活費。 李秀慧解釋,孩子一輩子都是父母「甜蜜的負擔」,對孩子未來的焦慮是不分年齡層。至於越年輕的父母越焦心,則與台灣整體經濟逐年走下坡有關,某種程度來說,調查結果也折射出年輕父母自身對未來大環境的悲觀。不過,李秀慧還是對父母提出了理財教育方面的關鍵解方:記帳。 「記帳能夠幫助小孩了解『錢的流向』。雖然動作繁瑣,但終究是最基礎的理財入門磚。不記帳,就不會有後續的預算規畫。」李秀慧表示。然而在本次調查中顯 示,雖有八成受訪者表示孩子有存錢,但僅一三%受訪者表示孩子有記帳。也就是說,孩子們雖有儲蓄習慣,但缺乏財務規畫和財務紀律的養成。 父母如何培養小孩記帳習慣?李秀慧笑談自身經驗,當年於國外求學,父親要求她拿到下個月生活費之前,得拿記帳本來換,「所以父母不妨利用發零用錢的機會, 趁機訓練小孩記帳;如果記帳精確,還可以給予額外獎勵。」有教真的有差!在調查中可發現,如果父母有教小孩理財觀念,孩子進行記帳的比率達一八%,明顯高 於總體的一三%;而一個更令人意外的發現是,若家中主要是由媽媽負責教導孩子理財,記帳比率高達二○%,不僅遠遠高出整體平均值,並且大幅超越「爸爸教理 財」的四%記帳比率。 「媽媽嘴」比老爸有用 如果說,記帳是孩子現在最欠缺、但也最迫切的理財功課,那麼,「媽媽經」比爸爸的更管用,就是這次調查的意外發現。李秀慧剖析,台灣家庭仍是媽媽掌管家用居多,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要錢,精打細算不可免,擅長預算控制,教出來的小孩自然比較會記帳。 「我就是靠媽媽教會理財觀念的。」知名理財專欄作家趙靖宇沒有顯赫家世,也沒有千萬年薪,卻能在五十歲不到的年紀就半退休,靠的就是家教嚴明的理財紀律, 「不管存錢或記帳,都是母親自小訓練出來的。」她分享自身經驗,「爸媽從小都很愛我,但方式大不同。」例如趙爸爸從小就帶她上飯店、吃好料,甚至為讓她學 琴,不惜砸重金買鋼琴;「那個時候,一架鋼琴的價格可以買一塊地啊!」相對地,趙媽媽當時就堅決反對,認為這筆錢買琴不如買地。 此外,趙爸爸花錢海派,對錢較輕心,「小時候,我三不五時就能在沙發上撿到爸爸口袋掉出來的零錢。」而掌控家用的媽媽,總是未雨綢繆,嚴格控制每筆支出,記帳毫不含糊,能省一分錢,就省一分錢。 金錢觀念大不同,但為何趙靖宇受媽媽的影響較深遠?「畢竟,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較少,孩子多半跟媽媽比較親近。」根據調查結果,五二%受訪者表示孩子有金錢問題時通常會問媽媽,僅一六%的孩子會問爸爸。 此外,四二%受訪者認為媽媽對小孩的理財觀念和行為影響較大,僅二三%認為是爸爸。也就是說,教理財雖是父母共同的責任,但母親的影響力可能更吃重。 「媽媽經雖然最笨,但也最實用。」趙靖宇半開玩笑地說,「我一輩子都聽媽媽的話理財。」雖然媽媽經可能沒有太過高深的專業財經理論,但的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金錢觀念與理財真理。 抓住機會,隨時灌輸理財觀或者應該說,媽媽的影響力之所以較大,是因為相對於父親,孩子的日常生活往往由母親料理,也最有「機會教育」的空間場域;調查即顯示,有高達七一%的受訪者指出,平常與孩子討論理財問題,最常利用「生活中的機會教育」。 所以,在親子理財教育這方面,媽媽不要輕忽自己的深遠影響力;如果你是爸爸,也該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隨時灌輸孩子正確的金錢觀念。記住,孩子們正面對前所未見的消費資訊爆炸時代,理財能力的養成,越早越好。 2015全台親子理財現況調查發現1父母兩大憂心,既擔心孩子啃老也擔心他們亂花錢你會不會擔心小孩未來經濟無法獨立,得依靠父母支持? 會47.2% 不會46.5% 註:6.3%表示不知道 而且,越年輕的父母越擔心 擔心比率 20∼29歲68% 30∼39歲48% 40∼49歲48% 50∼59歲39% 60歲以上37% 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不再給小孩生活費? 當他找到工作後41% 當他大學畢業後25% 當他滿20歲後8% 上大學之後12% 其他14% 你擔心小孩亂花錢嗎? 會59% 不會39% 註:2%表示不知道 你擔心小孩把錢亂花在哪些項目上?(複選) 電玩或遊戲61% 不需要的物品,包括衣服、文具等22% 名牌或奢侈品20% 菸、酒15% 零食14% 網咖、賭博12% 請客11% 追星、動漫公仔與3C 7% 毒品7% 發現2多數小孩有存錢,但沒在記帳你的小孩有在存錢嗎? 有80% 沒有17% 註:未滿100%部分為「有的有,有的沒有」、「不知道」你的小孩有在記帳嗎? 有13% 沒有74% 偶爾有4% 註:未滿100%部分為「有的有,有的沒有」、「不知道」發現3教小孩記帳,老媽比老爸有辦法你有沒有教你的小孩理財觀念? 有61% 沒有39% 有教小孩理財的家庭,小孩記帳比率:18% 沒教小孩理財的家庭, 小孩記帳比率:7% 註:整體記帳平均為13%在你的家庭中,爸爸和媽媽誰花比較多時間在教小孩理財? 爸爸多17% 媽媽多47% 註:未滿100%部分為「爸媽都沒教」、「爸媽一樣多」、「不知道」媽媽花比較多時間教小孩的家庭,小孩記帳比率:20% 爸爸花比較多時間教小孩的家庭,小孩記帳比率:4% 調查說明:該調查為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委託政治大學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針對全台年滿20歲且家中有6至18歲子女的父母調查。時間為2015年6 月17日至7月2日,有效樣本數622份,在95%信心水準下,誤差為正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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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遷。
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
按照國際慣例的評判標準,中國60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並且正在逐步加深。
這組數據背後,一個從前並不被重視的價值空間正在被逐漸打開,從養老房產到保健食品,再到健康調養機構,高端“孝心產業鏈”布局如火如荼。機構預測,預計到2020年我國老年消費市場規模將達到3.3萬億元,養老服務市場潛力巨大。
在三亞、周莊、大理,包含養老保健功能的高端養老社區正在拔地而起,記者註意到,在購房現場付錢、了解的多數都是年輕人。
“我長期在上海工作,家鄉在石家莊,一到冬天氣候、空氣就會變得特別差,父母的身體也會變得不好,這幾年我在三亞、威海都買了房,給父母過去住,希望可以讓他們安享晚年生活。”一位陳姓白領告知記者,在三亞的那套房產他花了兩百多萬元,威海的四十多萬元,從三年前到現在,房價幾乎一分未漲。
“如果你是想投資,那麽這些養老房產並不適合,因為升值很慢,主要還是環境好,家人度假、調養身心不錯。”小陳告知記者,一改往日樓盤一賣就算的售房模式,在去年,自己所購的這些小區逐漸增加了療養院、老年活動室都多重功能,而與他的父母相伴的也多是子女在北上廣工作的年輕人。
子女願意掏錢的不僅僅在養老房產,健康會所是現在流行的另一個出處。
於曉彤,曾經在醫療器械市場打拼十多年,過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引進國外的醫療器械進入國內市場,近幾年他一下子買斷了十多臺德國醫用物理設備,開設了一家屬於自己的醫學研究中心。
“用進口的物理沖擊波儀器來打通人體的經絡,促進體內平衡,這是一種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我的主要目標群體就是癌癥以及疼痛疾病的患者,給他們做身體調養,現在客戶已經有了幾十例,多數是子女帶著父母過來的。”洽圩綜合醫學研究院創始人於曉彤告知記者。
盡管療效不錯,但這樣的療養並非普通老年人可以承擔:每次沖擊波的療養收費在幾千元,幾個療程下來費用甚至可以高達幾十萬。“所以多數的還是收入不錯的子女帶他們的父母過來調養,或者就是重病患者,這是主要的客戶群體。”於曉彤告知記者。
2013年,臺灣軍人後代清溪總會在臺南園山大飯店歡迎四野子弟。 (汪藝供圖/圖)
四野子弟,“伴隨著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的步伐成長的”一批人。
今天,他們多已年近花甲,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遺傳自父輩的這個身份,還想著用它做些事兒。
他們以“勝利者的後代”自居,一路在追尋父輩的足跡。有自豪,有委屈,也有想得清楚卻不願開口傾訴的人間滋味。
主席臺前,人們正在三兩個變換著組合。“幾縱”、“坐哪”、“我父親是誰,當年跟您父親做過什麽”,成為寒暄相識的標準開場白。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像太陽,預備,起!”時間到了,兩百余人圍桌而立,高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塊紅繩穿過的胸牌:四野後代聯誼會,2015.9.25。
四野,是“第四野戰軍”的簡稱。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野戰軍》一書中記載,“四野共計組建過18個野戰軍、一個特種兵縱隊和一個鐵道縱隊。再加上12個野戰師、5個內蒙騎兵師、1個警衛師和一個保安旅,規模之大,在全國五大野戰軍中當屬第一”。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廣東、廣西、海南,上百萬人的作戰足跡,被稱為“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是林彪。歷史上深深的烙印,在現實中從未散去。
這一天是四野後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的現場。他們宣布:四野聯誼會、四野文化促進交流會(籌委會)成立。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他們還有另一層相聚的理由。後來組成第四野戰軍的各部隊前身,正從1945年挺進東北,開始征戰。70年前,亦是他們的父輩“集合”的日子。
主席臺上,羅榮桓元帥之子、原二炮副政委羅東進中將講話很久,其中約二十分鐘在講歷史。言畢,張汝光少將之子張冀接話。
“羅大哥講話中提到了戰爭年代我們父輩之間個人的恩恩怨怨,我希望這一部分在以後的聚會中逐漸地抹去。‘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後代,希望我們團結起來。”
9月25日當天上午九點,酒店大堂里等著簽到的四野子弟已把簽到處圍得水泄不通。
簽到處不遠的沙發上,坐著66歲的劉樹發。他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手里有三個課題:陳毅、賀龍、林彪。前兩個都已順利出書,後一個從1998年研究至今,還在研究。
他今天來,是因為聽說可能有一封當年林彪寫給士兵的信。這一天,子弟們拿來了一口袋的回憶錄、紀念文集和書信等資料。聯誼會的組織者們想把這些材料都收集起來,作為四野的歷史資料匯總。
同一天,另一個四野子弟李亞寧正在北京城的另一側為寫給父親的書——《我的父親李天佑》舉辦活動。李天佑是原四野老將,官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70年去世。
另外一個副總參謀長之子參加了“9·.25”聚會,但他談及此事,卻帶著一股不情願的味道:“那都是上一輩的光榮。天天坐在一起談你爸做過什麽,我爸打過哪些仗,有什麽意思呢?”
他父親李作鵬的名字,作為“林彪四大死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一,上年紀的國人幾乎都耳熟能詳。父親被宣判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後保外就醫,一直活到2009年,享年95歲。
因為“9·13”,中國第一艘導彈驅逐艦的航海長李冰天瞬間和父親一起變成了審查對象,命運至此轉折。被審查數年後複員,分到內蒙古。最後才得以回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
大半輩子總被人在背後指著說“這是李作鵬的兒子”,更被媒體戲稱為“黑二代”。一再搬家,李冰天現在住在北京城大北邊的回龍觀,“現在這里沒人認識我了”。他一直想完成父親與林彪的切割。
采訪中,李冰天四點就得回家。“給老婆做飯”。
第三個副總參謀長之子住得倒比較“核心”,就在北京恭王府外墻不到100米。盡管他同樣被影響了一生。閻明的父親閻仲川曾是林彪的作戰參謀,官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彼時,閻明在部隊做副連長。“順風順水,前途是一片光明。”“9·13”之後,他被以“戰士”身份複員,分到廣東一工廠當工人,待了5年。最後父親沒有被審查出什麽罪狀,但閻明調回北京還需要依靠嶽父的協助,在一家出版社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就是一個普通人了”。
如果沒有“9·13”,四野子弟們會有怎樣的人生?閻明對南方周末記者回答得很幹脆。“(我)要是幹得好,當一個將軍沒有問題;幹得一般化,大校沒有問題。”
幾年前,閻明出了一本書,取名《往事不忍成歷史——一個“四野”後代的親歷與見聞》。里面專辟一節,寫平型關的變遷。“9·13”前後,被捧上天又摔入泥的平型關,像極了如閻明般四野子弟的人生。
“9·25”聚會的當天,白東風始終坐在宴會廳的最後一桌。他父親當年是四野的俄文翻譯、負責初到東北時與蘇聯溝通獲取物資,並不屬於前方任何一支作戰部隊。這也給了他更好的角度觀察整個宴會廳里的四野子弟。
“我們這些人,都很為自己的父輩自豪,無論勝負。”他如此評價現實和歷史的差距。“我們的父母,給我們的教育是認識命運。”
在閻明那本《往事不忍成歷史》的書中,曾這樣記載新中國初期臺灣與大陸的關系:畫著青天白日的美制偵察機多次襲擾沿海城市,在探照燈和高射炮的夾擊中灑下傳單,第二天廣州軍區出動人馬在地上撿……
對這一代四野子弟來說,從小的教育里滲透著“臺灣是寶島,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但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58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一個“將軍合唱團”在北京成立,其中四野子弟的父輩不少。在將軍們的歌單里,有《我是一個兵》、《太行山上》,也有《一定要把勝利的旗幟插到臺灣》,以示心誌。
其中一個將軍的兒子,多年後替父輩完成了心願。不過,是以另外的身份和形式。
58歲的梁曉源現在是個商人,生產一種名叫“萬歲軍”的白酒。這一商標來自他的父親梁興初中將。梁興初將軍人送外號“梁大牙”,在朝鮮戰爭中率三十八軍表現卓越,被彭德懷贊為“萬歲軍”。
在父親生前,梁曉源從未曾聽到他表達想去臺灣的心願。在那一代人的話語體系里,“他們只是說如果有朝一日解放臺灣,我們還能做貢獻”。但他知道,沒去臺灣看一看,“是我父親他們一輩子的遺憾”。
而今已近花甲之年,傳承父輩臺灣情結的梁曉源,如眾多四野子弟一樣,一直在等可以去看看臺灣的機會。2008年7月18日,臺灣放開大陸組團遊,只針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一個月後的8月22日,梁曉源就集體辦妥了二十多個四野子弟的手續,踏上了去臺灣的飛機。
他們這次出遊是完全的平民身份,卻被賦予了政治的味道。這一年馬英九剛剛上臺,對於這個來自大陸四野子弟的旅遊團頗為看重。梁曉源們每人花銷不過幾千塊,卻出入有警車開道,吃飯有單獨餐廳,晚上住五星級酒店,根本沒有機會接觸民眾,也沒法驗證一下臺灣人民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熱里”,只能感受到“幾天聽不到一聲汽車喇叭響”這樣的細節。
對於臺灣的基礎公共設施建設,他們卻有截然不同的判斷。中將胡奇才之子胡魯克頓了頓,“蔣經國還是重視臺灣的建設的”。李亞寧不同意。“比大陸差遠了,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
但話題延伸開來,他變得很謹慎。“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很快,帶來很多問題,包括部分社會群體的利益問題、自然環境的破壞。”
隨後在2013年8月、2014年11月,梁曉源又先後帶領第二批、第三批的四野子弟奔赴臺灣“看看”。第二次臺灣行尺度大得多,除林彪、羅榮桓的後人外,當年遼沈戰役指揮者的後代悉數奔赴臺灣,達六十余人。
於是,他們不僅參觀了臺灣忠烈祠,還帶上了自己的合唱團。合唱團以《黃埔軍校校歌》開場,以《明天會更好》結束。“黃埔時期國共還不分家,明天會更好代表了我們的期盼”。中間也有“表現大陸風光”的《洪湖水浪打浪》,“表現臺灣風光”的《阿里山的姑娘》。他們還特意加了一首《夕陽紅》,認為這首歌代表了赴臺灣四野子弟的現狀,“都是老人了,卻還想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做點事情”。
另外一點必須爭的面子出現在衣著上。子弟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勝利者的後代”,沒必要趾高氣揚,都穿著便衣。而活動上,六十余位國民黨軍隊的後代齊刷刷穿著國民黨軍服,一敬禮,“倒顯得我們像雜牌軍了!”
這次四野子弟臺灣行,在臺灣媒體圈也很轟動。第二天,臺灣有媒體報道他們“向國民黨將領致以崇高敬意”。“臺灣這樣宣傳,我們也沒辦法。”隨即,四野子弟在臺灣《畫報》發出聲明,用臺灣的方式予以反擊。
從臺灣回來,原空軍司令劉亞樓之子劉煜濱跟閻明聊天,“國民黨絕對打不了仗了,他們說話的語氣太娘了”。
還原歷史,是四野這次組織聯誼活動的重要目的。
作為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梁曉源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他們想幹的事兒,歸納為“小的五個一工程”:出一本四野的書、拍一部四野的電影、印一批四野的城市名片、幫助一批四野老兵、資助100所四野小學。
他們想出的這本書,叫《四野軼事》。請四野第一、二,甚至第三代子弟記錄祖輩當年的歷史,“可以是一封家書,也可以是幾個故事”,匯總起來,“記錄歷史”。
這支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部隊,其精神遺產不可避免地遺傳給了後人。知曉四野的歷史,幾乎是每一個四野子弟的特征。父輩打過哪場仗、怎麽打的、敵我戰術和結果如何,對他們有天然的吸引力。
馬海南就是其中一個。人如其名,他父親作為一個排長參加了四野解放海南的戰役,他生在海南,也研究了一輩子四野解放海南戰役的歷史,將自己的行為定義為“草根對四野的情懷”。
在戰爭史上,海南戰役被譽為“木船打兵艦”的奇跡。在四野的歷史上,海南戰役有其特殊的意義,“從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海南是最後一役。在馬海南的研究中,當年作戰的渡海加強團的人數有兩個版本:3733人和3751人,後者比前者多出了18人。
“知道這是最後一戰了,大家都想立功。但總要有些人需要駐守在海北。出發前,有些駐守的人不見了,一開始大家以為他們開小差,上船了才發現他們提前躲進船里了。”這就是多出來的18人。
今年是海南戰役勝利65周年。馬海南的團隊原先計劃出版六冊史料書籍,現已出版了兩冊,約113萬余字。馬海南決定先停下出版史料的腳步,先做口述歷史,因為有些人“等不了了”。先期選定的渡海先鋒營和加強團,當年一共有4758名官兵,而今只能找到不過幾十人了。搜集史料的過程中,凡是“活著的、能找到的、能說話的”老兵,馬海南都采。但“有的老同誌,我們來晚了,他們就死了;或者前一天還能說話,今天就說不了了”。
而還原四野歷史的事情,另一個四野子弟已做了23年。汪藝,一個四野團級幹部的兒子,從1992年起找遍了家鄉廣州所有的大圖書館,查閱和四野有關的所有歷史資料,一個字一個字地用手抄下來,足有兩百多萬字。
在汪藝的網站“第四野戰軍第一門戶”的首頁上,共有20個版塊。“軍事文檔”“人物縱橫”“圖片檔案”“四野兒女”……從人到事,從圖到文。網站右上角寫著“中國最大的四野英烈資料庫”。從1945年2月開始,他能找到的史料中關於四野的每一點記載,都被按天收錄在“四野日誌”里。
因追尋歷史,汪藝結識了許多四野子弟,如馬海南、李冰天。五年前,海南戰役勝利60周年時,他曾協助鳳凰衛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滄海橫流》。
其實,四野子弟的這個聯誼會本來十年前就要成立的。
2005年,針對曾取得平型關大捷的115師研究會成立,很順利。帶頭人是“羅東進大哥”。其父羅榮桓既是115師的政委,也是四野的政委。羅東進也想順勢成立四野子弟聯誼會,卻阻力重重,最終擱置。
對於四野子弟來說,歷史讓他們自豪,現實卻讓他們陣痛。
最痛的一次發生在去年。2014年10月,廣州市舉辦解放65周年活動。解放廣州的正是四野,廣州市想找四野聯誼會廣州的分部來主辦紀念活動,卻找不到。“別說廣州分部了,連北京總部也沒有”。
無奈,廣州市最終邀請新四軍廣州聯誼會主辦。“解放廣州可是四野的事兒啊,四野中15兵團的事兒啊,15兵團中43軍和44軍的事兒啊。不要說廣州了,廣東都是四野解放的。”本該是主辦方的李冰天、梁曉源等人,就這樣在當天坐到了嘉賓席上。“這對我們刺激太大了!”
這成為他們重啟成立聯誼會的催化劑。當年牽頭的羅東進已年逾七十,有心無力。六十出頭的劉煜濱因此站了出來,擔任聯誼會的會長。
但四野子弟聯誼會僅是一個松散的民間組織。“每次聚會就是吃吃飯”,劉煜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還想以四野的名義“一起做點事情”,這需要向民政部門申請。
他們有預感,“名字”會是他們組織籌劃中最大的困難。“像‘研究會’,我們是不敢用了,很多歷史的事情不是我們能研究清楚的”。最終,他們決定叫“四野文化交流促進會”,發揚四野的傳統文化,以促後人。
接下來,申請投在哪里,成為第二個需要克服的困難。“深圳吧,深圳當年是四野解放的,這個城市的包容性也強”。
7月5日,四野子弟趙叔平把成立“四野文化交流促進會”的申請遞交到深圳市民政局的窗口。材料被當場退回,理由是“四野兩個字有歧義”。
努力、被拒;努力、被拒……這樣的過程趙叔平經歷了四次。
相比於申請的困難,通知和組織四野子弟的工作顯得順利太多。“按照四野底下的十二個縱隊、特種兵縱隊,總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各選一個人,挨個通知”。僅一個半月,人員全部到位、響應。
“我們成立這個會,不是惹事的。”梁曉源說。
除了成立協會,四野子弟們還在做著另外一些嘗試。幾年前,汪藝開始著手建立“四野子弟之家”,給四野的老兵和子弟們一個聚會、歇腳、聊天的地方。在他設想里,沿著四野當年打仗的軌跡,從東北一路南下到廣東、海南,沿途經過的各大城市都要建立一個“四野子弟之家”,廣州只是試點。
他們一度很有幹勁,結果到今天也沒有建成。有從全國奔來義務幫忙的四野後代,也有想依靠父輩光環賺錢的人。
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瑞士,獨立思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素養,在家庭生活中即開始養成; 艾斯林傑一家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天賦與性格,卻同樣堅定地相信, 同理心與包容力,是終身不能停止的學習。 兩隻手掌像比腕力似地緊緊交握,再同時伸出左掌輕觸對方背脊。湯瑪士.艾斯林傑(Thomas Esslinger)見到兒子時的問候方式,像是剛進行完一場激烈競賽的運動員,深深地向對手的拚戰精神表達敬意。 周日午後的瑞士蘇黎世近郊,二十三歲的盧卡斯(Lukas)正在重訓室進行訓練:先用雙手奮力拉扯有如超大型手動馬達的訓練器,接著是一百下雙迴旋跳繩,最後再走到一旁,深蹲挺舉起兩百五十磅重的槓鈴……。 身型壯碩的盧卡斯,目前身分是蘇黎世大學金融系學生,也是歐陸頂尖的CrossFit(交叉式健身運動)選手,今年初他剛取得外卡資格,參加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全球大賽。 「這是非常講究自我紀律的運動,選手必須隨時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我每個月休息不超過四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練。」剛做完一輪「菜單」,呼吸有些急促的盧卡斯解釋。 當盧卡斯走回訓練器材從頭來過,湯瑪士眼神望著兒子,嘴裡卻幽幽地說:「你也看得到,這項運動不是沒有危險性,尤其是舉重,一個意外就有可能讓頸椎受傷、全身癱瘓。」「那你沒有阻止過他嗎?」我好奇地問。 當兒子喜歡高危險性運動……爸爸說: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當然會分析所有正反因素,但盧卡斯是成年人了,我不會影響他的決定。父母的角色應該是導師(coach)而不是操縱者(manipulator)。」湯瑪士說:「身為父親,我只能替他買一份保險,如果他不幸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至少能靠保險金過活。但當盧卡斯開始工作以後,我就不會再支付這張保單,因為,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五十七歲的湯瑪士,是在蘇黎世執業的商業律師。由於嫻熟國際貿易與投資法規,他目前是十多家瑞士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台灣企業環瑞醫控股公司(Swissray)的瑞士法律顧問及獨立董事。 即使是在薪資所得與物價水準都高得嚇人的蘇黎世,湯瑪士一家也絕對屬於高收入族群,他和妻子克莉絲汀(Christine)、盧卡斯、小兒子法蘭克(Frank),以及十九歲的女兒妮可拉(Nicola),住在蘇黎世西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博珀森(Boppelson),一個人口一千兩百人、可以在森林裡生火露營,或用長槍獵捕野豬的寧靜小鎮。 當生命不像童話般甜美……媽媽說:希望孩子找到自己的幸福「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固定在早上五點半起床工作,確保孩子一睜開眼,就看見父親努力工作的樣子。這是為了教導他們,你擁有的一切,從來不會是憑空得來。」走進湯瑪士建在山坡上、室內空間約九十坪、前門有花園、後院大得可以養一窩雞的別墅時,他一邊介紹環境,一邊說明他的教育理念。 「生命不會永遠像童話故事般甜美柔順(sweet and tender),從小就必須讓孩子知道世界的真實面貌,你得試著應付對你不友善的人,你必須付出努力,但也同時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會永遠是表現最棒的』……。」克莉絲汀接過丈夫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而不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我們的三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天分,我完全尊重他們必須負責任的人生選擇,只希望他們能夠樂在其中。 」她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天賦與性格,是艾斯林傑一家最重要的共同價值。法蘭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說明父親如何用具體行動,讓他感受到尊重。 從小,哥哥盧卡斯就表現穩重,課業成績也很傑出,是老師心目中的模範生;相較之下,法蘭克沒那麼愛念書,上課時也常調皮搗蛋。九歲那年,一次例行性的家庭訪問中,法蘭克的導師當著父親的面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多學學你哥哥?」這時湯瑪士毫不客氣地打斷導師的話:「恕我直言,我們現在談的是法蘭克,不是他哥哥;比較孩子,從來不是我的教育方式。」 當哥哥比較優秀…… 弟弟說:我崇拜他,但不想成為他「我一直把盧卡斯視為我的模範,但不代表我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我很感謝父親當下為我說的話。」法蘭克說。 「在我的眼中,如何教導小孩成為健全的『人』,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湯瑪士解釋。 因為父母親的完全尊重,艾斯林傑家的三個子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盧卡斯小學畢業之後就考進預科(Gymnasium,相當於台灣的升學高中),順利錄取蘇黎世大學;法蘭克則進了職業學校,到烘焙店當了三年學徒後通過檢定,成為合格的麵包師傅。 妮可拉從小就立志當護理師,目前正在燒燙傷專科醫院實習,父母親也從未要求她申請醫學院,嘗試做個收入更高的醫師。 「我面對重大抉擇前,會想聽聽父母親的意見。但我不必然要按照著他們的想法做決定。」妮可拉笑著說,「至少我做出不同決定時,他們不會表現出失望的樣子。」尊重孩子性向,不代表湯瑪士與克莉絲汀採取放任式的教育。 在他們心中,孩子必須具備身為一個健全「社會人」的特質,而這是父母無可迴避的責任。 包容差異、誠實、負責任,是兩個人共同信仰的觀念。但克莉絲汀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她認為,沒有人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因此必須擁有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同理心,是能關心其他人,進而包容彼此的前提,「這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優秀,也沒有人永遠是對的;試著同理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學習。」試著從孩子角度理解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吧」「當法蘭克說想當烘焙師時,我第一個想法是:『太辛苦了,你得半夜一點鐘起床準備,假日不能休息、收入也不高。』但當我試著從他的角度想,很快就理解這是他喜愛且擅長的,也一定希望得到父母支持。所以我告訴他,『你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她說。 「不讓孩子過得太舒服,提前學習面對挫折。」則是湯瑪士的信念。因此儘管家庭收入無虞,湯瑪士的三個孩子,都是按照學區就讀公立小學,因為他相信,唯有從小與不同階層背景的同學和諧相處,日後才能自在地融入其他團體與社會。 為了讓孩子體驗人生,湯瑪士曾在盧卡斯中學時,安排他到鄰近的牧場冷凍室打工,負責清洗切分冷凍蔬菜,賺取每小時十四瑞士法郎(約等於瑞士一份麥當勞大麥克餐的價格)的薪水,當作暑期生活費。「在那裡的同伴全都是外籍勞工,沒有人會說瑞士德語,社會比我想像得更加困難。」盧卡斯說。 一家人周日的晚餐,是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與蔬菜沙拉。餐桌上,喝了點紅酒的湯瑪士,愉快地對遠從台灣而來的我們,談論瑞士房價也曾在九○年代大幅飆漲;瑞士年輕人在物價昂貴的蘇黎世,生活同樣艱難……。 「我雖然是父親,但沒想過讓孩子變成自己的樣子」當湯瑪士一時口誤,將蘇黎世最低階受雇勞工的月薪略高於三千瑞士法郎,說成三百萬瑞士法郎時,就讀金融系的盧卡斯立刻插嘴糾正。「喔,當然,是我說錯了。」湯瑪士笑著說,「我雖然是父親,但我從沒想過讓孩子變成我的樣子,而是從他們與我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我常說:『當你開始抱怨年輕人,就是你開始老了。』我盡量不這麼做!」湯瑪士家門外的花園裡,幾片疏落的紅色花瓣,夾雜在濃密的針葉枝芽之間,顯眼卻不突兀。這盆植栽,就像是屋裡的一家人,鼓勵彼此發展獨特的潛能,並努力尊重隨之而來的差異,期望在共同的土壤上,綻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 |
「世界最有錢的遊戲設計師」、「世界最暢銷電玩設計師」、 「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皮爾森(Markus Persson)35歲時就贏得了這些稱號。 但在這些驕傲的成就背後,是一段黑暗苦澀的成長背景, 以及他「不被過去綁住未來」的心理素質。 「我的建議是,別聽任何建議。」皮爾森(Markus Persson)這麼說。 這個人胖胖的,很年輕,今年不過三十七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語氣總顯得滿不在乎,有種過度自信的傲氣;但他的眼神卻也經常飄來飄去,徹底洩露了原本該要好好隱藏的自卑本質。 自信與自卑、驕傲與謙虛,皮爾森就是這些元素的綜合體。 驕傲自信,他夠格。二○一四年,微軟用二十五億美元、約七百五十億元新台幣的代價買下他的公司,持股七一%的皮爾森,一夕間擁有近五百三十億元新台幣的財富;當時,這家名為Mojang AB的遊戲開發公司,員工不過三十人。一三年,他被《時代》雜誌選為百大最有影響力人物——你沒算錯,當時他才三十四歲。 選他的原因,是因為皮爾森開發的電玩遊戲,正以所向披靡的勢頭席捲全球。不只是終日宅在家的遊戲玩家,從六、七歲的小學生、十幾歲的青少年到成人,都為這款名為〈當個創世神〉(Minecraft)的遊戲瘋狂。《富比世》雜誌統計,〈Minecraft〉在網路被搜尋的次數遠遠超過《聖經》與《哈利波特》;一四年十月,這款遊戲的總銷量突破六千萬套,正式列名全球最暢銷電玩,至今,註冊用戶則已超過一億。 「世界最有錢的遊戲設計師」、「世界最暢銷電玩設計師」、「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皮爾森在三十五歲那年就贏得這些封號,能不驕傲自信嗎?當本刊提出採訪邀約時,他回覆:「現在有太多人想跟我扯上關係了,但我不想對外接觸。」「你們可以試著問我問題,但我絕不談個人的細節。」無論如何,透過網路交談,我們一步一步拆解這個火紅宅男的成功底細。他的自卑,來自於他的家庭;他的成功,則來自於不斷切割過去的勇氣。皮爾森的創富之路,是一段屢屢「跳框」尋找新世界的旅程。 皮爾森是瑞典人,出生在距離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約三小時車程的小鎮埃斯賓(Edsbyn),爸爸是鐵路工人、媽媽是產房護士。對於皮爾森來說,七歲以前的童年回憶還算美好。「印象最深的,是在白雪覆蓋的門前小路上,我坐在雪橇,爸爸拉著我向前跑。」除此之外,他最愛的玩具則是樂高積木。 第1個轉捩點: 寫出第一個遊戲作品 那年,他只有8歲……七歲,是皮爾森的第一個轉捩點。原本是藍領鐵路工的爸爸,因為夠拚,獲得了調往斯德哥爾摩的管理工作。舉家從小鎮搬到大城市後,加薪升官的爸爸給他買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新玩具:名為「Commodore 128」的八位元電腦。自此,皮爾森放下樂高積木,開始著迷於程式語言,「我只是很好奇,輸入指令之後,螢幕上究竟會跑出什麼結果?」他仍然用滿不在乎的態度回憶著;事實上,皮爾森在八歲就寫出了人生的第一個遊戲作品,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 然而當時的他或許還不知道,現在居住的大城市,其實也是爸爸媽媽原本急著逃離的黑暗境地。在皮爾森出生前,父母就住在斯德哥爾摩一處毒品氾濫的「紅燈區」,兩人也曾身陷毒害,直到接觸教會戒毒輔導、搬至埃斯賓小鎮,才擁有了珍貴的七年無毒生活。 是的,只有七年。隨著全家搬回斯德哥爾摩,爸爸再度染上毒癮,生活驟然變調,「我記得,他還曾有幾次非法入侵或搶劫之類的犯罪紀錄。」皮爾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回憶那段苦澀生活。十二歲那年,父母離婚、爸爸離家,不久後,連他的妹妹也毒品纏身,然後跟著離家出走。 這其中必然有些因果關係,在那段時間,皮爾森的學校生活也陷入麻煩,「我發現自己沒辦法跟同學交朋友。」他開始不愛上學,逐漸把自己與黑暗的現實生活切割,寧願封閉在電腦世界。媽媽曾經回憶,皮爾森為了不上學,會假裝胃痛請病假,但其實整天都坐在電腦前敲敲打打。 第2個轉捩點: 遇見創業夥伴 一起開發小遊戲,越玩越大……媽媽的開明態度,成了皮爾森的唯一庇蔭。高中時代,皮爾森索性輟學,媽媽雖沒反對,但要求皮爾森朝著自己的興趣繼續發展,甚至為他報名了程式語言的線上課程。「我的電腦技能完全是自學,其中,那一年的『C++』語言線上課程,讓我的功力大增。」於是,即使沒有高中文憑,但皮爾森的職場起步還算順利。 ○四年,他遇到了第二個人生轉捩點。那一年,他加入了瑞典遊戲公司Midasplayer,這家公司後來改名為King.com,並以開發〈Candy Crush Saga〉遊戲而聞名。「在那裡,我學會了完全執行一整個遊戲開發計畫,這是非常寶貴的一課。」但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日後的創業夥伴Jakob Porser。 兩人一拍即合,並開始私下設計小遊戲上傳網路,這樣的動作,自然惹惱了公司主管;而皮爾森的選擇,是在○九年離開這家遊戲大咖,轉至另一網路公司擔任兼職工作,並且創立遊戲開發商Mojang AB。他決定要用更多時間,實現在腦中醞釀許久的理想遊戲:〈Minecraft〉。 這是一個什麼遊戲?解釋起來並不容易,畢竟,它沒有任何說明指示,沒有必須突破的關卡、沒有魔王、沒有劇情、沒有亟待救援的公主……,它打破了一切你所熟悉的遊戲框架。 遊戲開始,長相十分粗糙的主角(也就是你)置身在森林、沙漠、海邊或其他地形,總之,是一片無止無境的蠻荒之地;然後你可以利用各種類似樂高積木的方塊元素,開始建構文明世界。 初學者或許只是蓋個漂亮的房子,並在房內設計各種地道、機關等;功力高強一點,可以打造一座具體而微的城市;再者,不同的方塊也有不同的物理特性,方塊與方塊融合,又能變化出新的元素,於是有不少瘋狂玩家,甚至在這個虛擬世界裡打造出可以真實運作的電腦、硬碟、手機……。而基於其多樣性與創造性,微軟甚至已經開發出Minecraft教學版,準備以此作為程式語言的教學工具。 《時代》雜誌的報導是這麼說的:「在這個世界,你可以運用想像力創造任何東西,一台機器、一段故事,或者你專屬的樂園。」至此,你可以理解這款遊戲的中文名稱,「當個創世神」。《時代》繼續寫到:「不管你創造的是什麼,它都反映了你,你的內心、你的企圖。」某種程度,這段評論也呼應皮爾森給年輕人的忠告,「別聽任何建議。」不需要指示、沒有特定攻擊目標與任務,你的樂趣在哪?你的成就是什麼、有多大?一切靠你自己決定。 第3個轉捩點: 離婚、父親自盡 賣掉股權,「我才能繼續走下去」「你必須切割過去,不能被過去綁住未來。」皮爾森說著,像是在說自己過去三十幾年的生命轉折;事實上,這段說法是在回應一四年、他生命中的第三個轉捩點:當年十一月,他把公司賣給微軟,就是基於這樣的「切割過去」心態。 一三年,皮爾森即使在事業上獲得莫大成功,但他也陸續經歷了父親自盡與離婚的痛苦;一四年六月十六日,他在推特發了一篇短文:「誰想買下我的Mojang AB股權,我才可以繼續下一步人生?」他事後解釋,這則發文其實有些半開玩笑的性質,但沒想到數小時後,Mojang AB的執行長接到微軟來電:「皮爾森是認真的嗎?」「我想了一下,似乎也是切割的時候了。」皮爾森在稍早前就曾表示,〈Minecraft〉的成功,造成他開發遊戲的障礙:「我會不斷問自己,這是否又走上〈Minecraft〉的舊模式?如果是,原因是這樣設計最好嗎?或是我已經跳不出來了?」三個月後,股權轉移,皮爾森成為超級富豪,私生活也變公眾焦點。他以七千萬美元在洛杉磯比佛利山莊買下豪宅,逼退同時出價的嘻哈天王Jay-Z與流行天后碧昂絲,大手筆辦派對的消息也不時傳出。有人擔心,暴富後的皮爾森,是不是也開始迷失自我了? 皮爾森顯然需要再一次的「跳框」。能否成功?或許可用這段說法推敲:「許多人都會分析〈Minecraft〉的成功原因,事實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其中關鍵……,成功是沒有祕訣與公式的。」他又說:「所以,我不能保證會有下一次的成功;但,我必然會一直試著去做,做出自己感到有趣的遊戲。」 撰文 / 鄭琳晶 |
新加坡組屋(2015年5月1日攝)(CFP/圖)
房價成為全民熱議的話題。這時候買房是最佳時間嗎?國內房子太貴,可以去國外買房子吧。在新加坡,男生會在求婚的時候問,你願意跟我一起申請“組屋”嗎?原來,在新加坡想買便宜又好看的房子還要搖號呢。
“知道”(nz_zhidao)告訴你,在新加坡買房時不能不知道的事。
許翰彪是新加坡一家電子公司的工程師,他準備結婚時用了一種很新加坡的方式向女友求婚:“是否願意和我一起申請組屋”。
“組屋”是新加坡向國民提供的一種政策保障房,性質類似多年前中國人所說的經濟適用房、兩限房。月收入低於1萬新元的家庭都可以申請。目前80%的新加坡居民都住在組屋里。
申請到組屋,意味著能獲得一定數額的政府補貼。月收入4000新元的許翰彪申請一套90平方米的4居室,地點就在離父母不到一公里的一個小區,那樣他們將獲得更多的優惠。
在新加坡,不是申請然後就能立刻購買。購買資格需要抽簽。抽簽每兩個月一次。平均每個申請者要4次搖號才能中簽,但如果申請者選擇與父母合住或者住在父母家2公里以內,搖號機構則會進行人工幹預,讓他們的中簽幾率增加一倍,同時還能一次性獲得4萬新元的政府補貼。
像這種通過具體的利益誘惑來培養家庭和諧,是新加坡組屋制度一個頗有特色的設計。目的是為了倡導家庭凝聚力,目前,選擇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已由1998年的10.7%上升到14.9%,選擇住在父母附近的已由1998年的18.6%增加到21.5%.
新加坡的房屋分兩種,一種是帶有保障性質的組屋,不以盈利為目的,其價格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決定,市民購買後只能擁有99年產權,另一種是由市場調節的公寓,有永久產權,價格是組屋的5倍左右。
組屋由於價格低廉,購買時也有較多限制,首先就是家庭月收入不能超過1萬新元(目前新加坡的人均GDP為6萬多新元,新加坡元對美元的匯率約是1:0.804),目前有四種房型供市民選擇,從面積為45到110平方米不等。
一般來說,購買的面積越小獲政府補貼相對越多,45平方米的“二房”可以獲4萬新元補貼,65平方米的“三房”可獲3萬元補貼,90平方米的“四房”可獲1萬元補貼,110平方米的“五房”則沒有補貼。
目前組屋均價每平方米約3000新元,許翰彪選擇的90平方米四房式,售價是301000新元,首付一成,對於月收入4000新元的他來說,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攢夠,“完全沒有房奴的感覺”。
按照測算,今後他每月需還房貸1045元,占月收入的25%左右。考慮到還有公積金以及婚後妻子的收入,還貸顯然不構成壓力。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售房處處長羅瑞興表示,新加坡市民平均還貸數額占工資的20%,大多不會有壓力。新加坡對單身購房者設定了較高的門檻,一般要35歲以上才能申請購買組屋,且只能買65平米的“二房”。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大樓內的辦事大廳,受理組屋規劃建設和居民相關手續的辦理。(CFP/圖)
盡管購買組屋很劃得來,但還是有人買不起。這些人可以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賃組屋里。可供租賃的組屋大約占組屋總量的5%。
按照新加坡的規定,組屋購買5年後可以上市自由買賣。比如,如果許翰彪過5年想換套大房子,他只要賣掉現在的房子就可以直接從政府手中再買一套。但今後如果再想買就只能去自由市場購買了,價格將高得多。
此外,申請組屋還有一個前提:申請者不得擁有任何私人住用產業,如果在公開市場購買組屋,則允許擁有私人產業者申請,但必須在正式擁有組屋六個月之內將私人產業脫售。
雖然每個申請者平均參加四次搖號就能中簽,但也有“點背”的多次搖不中。對這些人,新加坡的做法是:通過人工幹預,將其下一次的幾率提升一倍,如果還搖不到就再增加一倍 ,直到中簽為止。
市民擠破頭要申請組屋,最大的誘惑力在於只相當於“商品房”1/5的售價,當然售價昂貴的公寓,居住環境也會好過組屋,像公寓住宅區的保安、遊泳池、地下車庫,在組屋小區就沒有。
“但並不意味著組屋住宅區的生活質量就會下降。”
組屋區雖然沒有地下車庫,但在地上有多層停車場,在裕廊西組屋住宅區就看到,地上停車場的最上面還有花園,每棟組屋之間都有走廊相連,組屋到公交車站、地鐵站之間也有走廊相連,雨天擋雨、晴天遮陽。
不止在裕廊西住宅區,新加坡每個小組的公共設施都是如此,一般從樓下走到公交車站或地鐵站不會超過2分鐘,每個小區都配建了幼兒園,居民活動區。
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口為380萬,常住人口約530萬人,其中馬來族占13.3%,印度族占9.2%,華族占74.2%,其他種族占3.3%。可以說,新加坡是一個種族、宗教混雜的國家,為促進種族之間的彌合,新加坡在分配組屋指標時,按不同種族的人口比例,給每個種族在每個住宅區都分配了相應數量的組屋購買指標。
新加坡的官方數字是,自1965年宣布完全獨立至今,大約建造了90萬間組屋,實現了“近100%的擁屋率”。但在獨立之初,也面臨過一段時期的“屋荒”,大多數人只能住在鐵片和木板搭建的棚屋內,只有9%的人能住在像樣的房屋內。大多數人的居無定所,導致了社會不穩定,新加坡政府因此決定將解決住房問題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號。
為保證這項基本國策的推行,新加坡從法律上給予保障,制定了《建屋與發展法令》和《土地征用法令》,以確保組屋的供應。 新加坡政府能為市民提供大量的組屋,一個有利的因素是政府掌握了大量土地,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官員表示,新加坡80-90%的土地都控制在政府手中,主要是1960、1970年代征收的。
雖然掌握土地,但新加坡法律規定,任何一屆政府,當屆都不能使用土地出讓金,所有的賣地收入都被當成政府儲備金,下屆政府可以使用,但也不能隨意支配,只有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或重大危機如大地震、金融海嘯這類事情發生時,經過國會批準、總統下令後才能使用,這也從法律上避免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避免土地價格過猛上漲從而推動房價過猛上漲。
不以賣地蓋房盈利為目的新加坡政府,每年都會對組屋建設安排一定的公共財政預算。2012/2013財政年度的新加坡國家預算為517.4億新元,其中,住屋支出占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3.4%。 據統計,從1960年2月1日開始為組屋撥款至今,政府已累計撥款超過200億新元。
2015年,“南周知道”app誕生,這是南方周末面對數字化轉型,重磅推出的一款新媒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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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好,我是《商業周刊》記者,」我遞出名片。 「啊,不好意思,我沒有名片。」高琬婷不好意思的搓著雙手。 身高近一百七十公分的她,彎下腰,蹲在糕點櫃後,將一塊塊她親手做的蛋糕,珍視的放在盤子上,端到我的面前。 「真的要聽姊姊的話,去菲律賓了嗎?」我問。 她並未正面回答,只是笑著反問我,「如果是妳,妳會想去那邊嗎?」 其實,當我走進店裡那一刻,已經知道答案。 這是平日下午,從咖啡廳一樓的吧台望出去,前方正好是一座公園,大片草坪上,孩童追逐,老人做體操,上班族悠哉走進店裡。五十坪大空間裡,坐著的大多是學生,閒聊的中年婦女,點一杯六十元的拿鐵,就擁有一下午的自在。 每個角落都有店主人的小巧思,站立的看板上頭畫著幾隻貓,收銀台前的小立牌用法文寫著Bon Appetit(用餐愉快),身後的展示架上,七彩繽紛的手工糖霜餅乾,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甜點。 「這是我最不聽話的一次」 乖乖女開咖啡廳,全家人跳腳反對 「這我有信心,做得比別人都還好吃,」這塊起司蛋糕,是她得意的代表作,為了找出最完美的口味,反覆嘗試十幾種不同的食材比例,花了快兩個月,才研發完成,還有人穿著廚師服,騎摩托車直接到她店裡來看是怎麼做的。 她開在台中的咖啡廳坐落於住宅區,不像二十七歲時,在紐約看到的蛋糕店那麼時尚、氣派,但卻是一個年輕女孩逐夢的小天地。 開咖啡廳,是台灣年輕人創業首選之一。根據財政部統計,二〇一四年,全台咖啡廳超過二千一百家,和二〇〇八年相比,成長逾四成。但年輕人嚮往的小確幸,看在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四、五年級生眼裡,卻少了點企圖心。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的一番話,批評年輕人以開咖啡廳為滿足,很不可思議,「應該以世界為創業的舞台,不可以有島國思維。」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也呼籲:「我們不能只有小確幸,也必須要有大志氣。」 主流媒體形塑下的小確幸,似乎與逃避、退縮、失敗畫上等號;企業大咖的批評,更引發社會對成功價值觀的論戰。 但自認屬於小確幸的高琬婷,卻跟刻板印象不太一樣。她開咖啡廳不是為了逃避,而是心底深藏已久的夢想。 她排行老三,如今四個小孩中,只剩下她留在台灣,姊姊高子甯和哥哥都在菲律賓,妹妹在美國工作。她從小聽話,唯一一次叛逆,就是前年八月離家,和男友到台中開咖啡廳,「這是我從小到大最不聽話的一次。」 當我們問起高子甯,怎麼看待妹妹遲來的叛逆?她回答很直接:「我們家沒有人支持她,不會經過她的店,也不會想去。」 「想學糕點,不需要大學畢業,也不需要家裡栽培妳念到MBA,做糕點高中畢業就可以了,」「妳賣一杯咖啡六十塊,每天是要賣幾杯,才可以賺多少錢,」姊姊認為開咖啡廳,是投資報酬率極低的選擇,無法接受妹妹如此天真。 家人期待的劇本 留美回國,進上市公司捧金飯碗 和姊姊一樣,高琬婷也很國際化,從大學擔任英文社社長,畢業後赴美取得德州農工大學康莫士分校企管碩士,返台後到日月光上班,擔任公關專員,每月加獎金領約五萬元,負責接待海外客戶,住家裡的她,工作三年多存下近一百五十萬,比起許多年輕人手頭寬裕。 即便不像姊姊事業成功,但遞出上市公司名片那一刻,父母神情還是挺驕傲的。 就在一切按照規畫,到大企業上班,努力表現爭取升遷時,她卻聽內心總有個聲音,「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她想起小時候跟在媽媽身邊一起做糕點的時光。 曾經,高母也熱中學做糕點,當時才國中的她,跟在一旁忙進忙出,從烤箱端出一盤盤餅乾,分給全家人吃。她清楚記得,那種從揉麵團開始,靜靜的看著它在爐子裡長大,半天後才盼到出爐的成就慼。 高中時,她會買食譜偷偷研究,大學時,自己跑去學爵士鋼琴、學編曲,常常一彈就是一個晚上,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偶爾上台表演,感受到自己的才藝,也能帶給別人快樂。 「我好喜歡弄這些有的沒的,可能沒辦法為我帶來財富,可是我覺得內心很快樂,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她拿著剛學會、才做好的餅乾,笑著對我說。 擺脫換名片的生活 薪水砍半,反而過得更快活 因此,她萌生辭職念頭,上班時省吃儉用,心想:「存一筆錢,就可以進入我要的軌道。」 決定離職前,她報考加拿大的藍帶廚藝學院,備妥報名資料,健康檢查也做了,沒想到,全家人都反對。 「那只是個訓練的學校,不拿文憑,那妳高中就可以去啦,這些年在幹嘛,大學四年,出國兩年,不是都浪費掉嗎?除非妳像吳寶春一樣比賽得獎,不然妳做糕點要幹嘛?」滿腔的熱情,被家人狠狠澆了一桶冰水。 出國練廚藝的路行不通,她決心把當年在紐約看到的蛋糕店,付諸實現,辭職和男友到台中創業,一個人主攻咖啡,一個負責糕點,還成立蛋糕品牌Chense Mia,透過臉書接訂單。 一開始,她怕家人反對,不敢透露拿出五十多萬元存款投入開店,雖然她是咖啡廳三位股東之一,每個月領三萬元薪水,只比以前的一半多些。 但她很開心,「終於擺脫那種每天交換名片的生活,」她回頭看自己的臉書,發現自己以前很多抱怨,「以前像在動物園裡,被關在籠子裡面,現在是在野生草原,想奔跑就奔跑,想吃草就吃草。」 開幕那天,她在臉書上傳朋友送上的花籃照片,許多朋友幫她打氣。但怎麼盼,每當她從吧台往外探頭,就是盼不到家人走進門的那一天。 大小姐變打雜工 以前逛街花數萬,現在十元也計較 開店前一年,爸爸和姊姊都不願來她的店。高子甯即便收到妹妹傳的訊息,「要不要來台中玩,順便暍咖啡啊?」她也是「已讀不回」,希望以冷處理,讓妹妹知難而退。 唯有媽媽狠不下心,店剛開一個月時,便瞞著她跑去台中一次,雖然當時女兒不在店裡,還是以行動支持,點了杯拿鐵和貝果,深怕貼心的女兒離家工作,累壞了、餓著了。 得不到家人認同,她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再加上,小確幸也面臨考驗,野生動物並非都自由自在,「每天都 追著錢跑,」她坦言。 以前,她是父母的寶貝女兒,一雙手白白淨淨,不用做家事,遑論分攤家計;現在,為了實現夢想,連買一個碗,差十塊錢都得跑四、五家店比價,洗碗、刷廁所樣樣來,泡在水裡的手紅腫凍傷,甚至因為作息不正常,免疫下降,身上長帶狀皰疹。 為了拚事業,姊姊在菲律賓得了氣喘,妹妹在台灣得了皮蛇,雖一個管三百名員工,一個管五位員工,但似乎,爸媽當年白手起家的拚勁,在姊妹身上重演。 每天、每個月,賺或賠,一切擺在眼前,逼得她開始學會精打細算,「現在不像以前,是老闆給妳薪水,是妳要給人家薪水,有時候還要拿自己的薪水去貼人家的薪水。」夢想,並不只有甜蜜,更多的是承擔。 「她開店以後真的變很多,」反對的背後,姊姊對她極為不捨。 高子甯說,過去姊妹上街購物,可以十分鐘花掉好幾萬,妹妹第一次到菲律賓找她,衣服、鞋子、化妝品,一大卡行李箱還裝不下;現在,全家人去歐洲玩十天,她只帶一卡登機箱,把生活縮到最簡單;平時為了省錢,連手機上網都沒辦,保養品也不買了,「我們看了怎麼可能不心疼?」 她千方百計勸妹妹一起到菲律賓,得到的投資報酬率更高。但骨子底,姊妹都有不願為了現實妥協的性格,「只要努力,不至於到窮愁潦倒,沒有生意就去發傳單,拉客人嘛!」高琬婷這麼說。 她和男友開始想突破點。例如,自己研發菜單,到台北學做熱食餐點,報名乙級烘焙考試,每天待在不到兩坪的廚房內,反覆練習每一道考題,六小時內做三十個麵包、五個蛋糕、四個派,用糕點打開客源,加上咖啡品質逐漸穩定,在社區建立口碑,每月營收超過五十萬元,損益兩平。 姊姊送名車,我送蛋糕 父親的認同,盼了一年半才等到 儘管度過財務最艱困的時刻,她最期望看到的客人,還是沒出現。 她選在父親生日前,花了三倍的時間,做了一個果嶺蛋糕,送給愛打高爾夫球的爸爸,上面還有小小的高爾夫球和球桿。 父親還是一句讚美也沒說,但他打開蛋糕那一刻的眼神中,「他很surprise,我終於覺得,心結是可以隨著時間化解的。」 不像姊姊送爸爸百萬名車,她只能送上親手做的果嶺蛋糕。但無論是名車與蛋糕,都是姊妹對爸爸的心意。 我們和高父碰面,問起這果嶺蛋糕,他靦腆的笑說,「老歲仔呷這太甜,呷抹落起啦!(年紀大吃這太甜,吃不下去啦)」當我們走進星巴克,高父凝視著糕點櫃,「阮台中彼個查某囝(我台中的女兒),她做的核桃派是滿好吃的喔。」他有些驕傲的說。 她用各種方法軟化父親的心。終於,父親走進了女兒的店裡。 「為了等這一天,等了好久……。」她永遠記得那一刻。 開店快滿一年半,高父終於來到女兒的店,他看了看,這和他一手建立的泵浦車事業比起來,規模怎麼比也比不上。 看著父親坐在店外,遲遲沒定進去,高琬婷便緩緩走向前,邀請這位最重要、等待最久的貴客,歡迎光臨。 「結果爸爸看了一眼,只說『這裝潢無(不)錯喔』,」她說。父親誇獎的不是咖啡好暍或蛋糕好吃,只淡淡的說了這句,便轉身下樓。台灣典型上一代的父親,不善於直接表達,卻間接表達接受了女兒的選擇。 父母反對變支持 從不肯踏人,到全家在咖啡廳烤肉 這段人生中唯一的叛逆期,她時時刻刻在「自己的夢想」和「家人的期待」這座天平兩端,小心的維持平衡。 去年,她曾想再開第二家咖啡廳,姊姊依舊不贊成,亙百反對。 但其實,「我有準備一筆錢,她如果要開,是可以馬上support她的。」姊姊說,「終究是自己的妹妹啊!」 再多的反對,卻也因為割捨不掉的親情,走向和解。去年中秋節,姊姊號召整個家族十多人,特地從中壢到台中妹妹的咖啡廳裡烤肉,這也是高琬婷開店兩年來,最熱鬧的一晚。 當客人走進店裡,想要全心招待家人的高琬婷說,「不好意思,我們打烊了。」結果全家人都跳起來,直呼沒有打烊,殷勤招待客人入內。這一刻,家人都變成妹妹的行銷部隊。 那夜,愛暍咖啡的姊姊,走進咖啡廳吧台,第一次跟在妹妹身邊,一步步學蒸奶泡、煮咖啡。為了這杯幸福的拿鐵,姊妹倆等了超過一年。 雖然,高子甯仍不放棄勸妹妹到菲律賓,除了酒店,甚至想開公司讓她管理;媽媽也盤點家中資源,動念把家中二樓當成中央廚房,讓妹妹發展糕點自有品牌,採線上訂購,媽媽、爸爸、傭人,全部一起幫忙。 而妹妹為了爭取自立的籌碼,正計畫到法國上餐飲設計課程,精進自己的實力。 這道人生選擇題,仍在兩代、姊妹間,持續角力著;但因為有愛的支持,這兩種不同的選擇,終於有了對話的可能性。 我的小確幸,一點都不傻 「學糕點,不用念叨MBS」、「易貝咖啡60塊,賣幾杯才賺?」面對家人質疑,她說這些「可能沒辦法帶來財富,可是內心快樂。」 我也是白手起家的女老闆 小確幸不等於退縮!比起姊姊的泵浦帝國,高琬婷的王國僅是兩層樓的小店面,但產品創新、成本控管可是樣樣都不少。 撰文者 康育萍 |
二○一八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迫使大家在壯年時期就思考死亡議題, 本刊調查,有七成六民眾想預立醫囑,但其中,僅五七%長者有意願。「老人照顧老人」的時代將屆,專家教你如何向父母開口談死亡,縮短世代生死觀。 「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最避諱談身後事交代,這項民調和我們在臨床上看到的現象,很吻合。」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說:「這跟我們的倫常觀念有關,好像在長輩面前談死亡,就是一種不孝。」就算主持過很多溝通病情的家庭會議,出過數本安寧書籍的黃勝堅,回到兒子角色和父親談DNR(Do-Not-Resuscitate,臨終不急救意願書),也同樣忐忑。 「父親八十八歲時,因心肌梗塞裝支架,我就想找他談,但遭兄長回拒。」二○一○年歲末,父親又因為膽囊發炎住院,除夕返家吃圍爐,排行老么的黃勝堅又想開口,「但,二哥又是一腳拖鞋踢過來。」隔天,大年初一,黃勝堅逮到父子單獨共處,找來已經預立醫囑的媽媽壯膽,他問爸爸:「這次生病,足艱苦吧?人老病痛總有,若有萬一,你有什麼打算嗎?」一旁母親幫腔:「你要疼小孩,不要讓小孩到時候歹做人。」父親怒:「你們在說什麼?」「堅仔寫的書,你也有看過啊。」母親繼續遊說。 黃勝堅接著說:「阿爸,你若簽意願書,是穩贏的,若發生事情,我一定會拚下去;但若無法度,我們就拔掉那些不舒服的管子,我也會全心照護你,簽DNR進可攻,退可守,簽了,就好像放一張王牌在手上。」預先準備 子女才不會爭執事後,兄長對黃勝堅驚呼:「你真敢,大年初一吔!竟然叫老爸簽DNR。」父親隔天在餐桌上,吃到一半,放下筷子對大家說:「我簽這張,不代表我放棄生命,我要告訴大家,不准為我插鼻胃管、壓斷肋骨、電擊。我對我的人生是很滿意的,你們不要到最後一刻,讓我卡在痛苦的關卡。」「父親是成功的企業家,尊嚴、舒適是他最在乎的,因為他的預先準備,享年九十四歲後,六個兄弟姊妹沒有爭執過。」黃勝堅建議:「要跟父母談DNR,最重要的不是講文字內容,而是挑時機,才能成功。」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社工師主任田麗梅也提醒,要跟父母談DNR可把握三重點。 一、挑時機,談別人案例:陪同父母探望臥病親戚,可問:「你覺得像她這樣如何?全身插管很痛苦吧?」「你若覺得不好,我們來一起想想辦法,聽說現在醫院在推動,要不要來試試?」親友實例、新聞 都是切入點二、倒著講,從自己出發:播電視新聞時,常見許多意外事件或藝人猝逝,可藉機「人生無常」的觀念來吐露自己的醫囑主張:「如果我碰到意外,搶救無效,我希望能怎樣,不要自己累,也拖累家人。」技巧性地引導父母談論死亡議題。 三、先傾聽,尋求協助:不要開宗明義,就跟父母遊說簽醫囑。田麗梅建議,為人子女的,要先了解「父母是怕痛苦?怕拖累?怕爭執?或是怕被放棄?」應該先旁敲側擊後,才決定是否要開口。若不知道如何開口,或是達不成共識,也可以到醫院的社工單位,由醫院的社工師來召集家庭會議,從旁協助。 「因為台灣的老年人在家本來就很少表示意見,怕一講和子孫之間的感情就破裂了。」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楊秀儀說:「研究發現,老人為了家庭的和諧,會越來越沉默,聒噪的老人不受子孫喜愛,老人不知道自己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其實他們都想過死亡,大部分傾向順其自然,不要高科技的介入,可是他們不會表達出來。」「思考『自己的死』,並不是思考自己的『死法』,而是思考到死為止的『活法』。」現年七十六歲的中村仁一是日本著名的安寧照護醫師,他僅在人口約三千人的名田庄村擔任診療醫師二十幾年,後以自身體驗寫出的《大往生》一書,被視為「顛覆醫學與生死」之作。 他成立的「思考自己之死」聚會邁向二十年,舉辦壽衣走秀與試躺棺材,蔚為風潮。當躺進「方寸之間」棺木,在幽暗的空間中,發現自己「能帶走的東西,實在極少」。 相較於日本社會透過「躺棺材」的局限性來學習死亡課題,台灣的預立醫囑,也是另一項「人生清單」,透過死亡的練習,調整自己的活法,朝著更舒適、尊嚴的人生邁進。 撰文 / 陳玉華 |
9月30日,從雲南省公安廳獲悉,9月29日發生在雲南省曲靖市會澤縣待補鎮野馬村的特大殺人案,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的指揮下,曲靖和昆明公安機關通力合作,經33個小時的艱苦奮戰,案件成功告破。
經公安機關現場勘查、調查訪問、檢驗鑒定,現已查明,該案是一起因家庭矛盾糾紛引發的殺人案。犯罪嫌疑人楊清培平時在昆明打工,9月28日中午回到野馬村家中,晚上,在向父母要錢時,與父母發生爭執,將父母親殺死後,擔心罪行敗露,又將鄰居17人殺死。29日下午,楊清培在昆明被抓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目前,公安機關正在依法開展相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