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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流動性問題」 超日太陽上報自救方案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朱熹妍 1月 9日下午，超日太陽（002506，SZ）董事長倪開祿在向本報談及「捲款跑路」風波時說，「我一點也不緊張，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在他看來，眼下最要緊的事情，是青海200MW電站項目的啟動，以及盡快改善公司的流動性。為此，公司已經制定了自救方案，上報給相關部門。

本報獲悉，為瞭解決超日太陽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相關部門在10天時間內，召開了三次協調會，以商討對策。倪開祿表示，通過這次風波，公司也將吸取教訓，進入新模式的轉型。

非經營問題

1月11日上午，針對超日太陽公司的問題，相關部門召開了第三次協調會議。與會者有證監會、上海證監局、上海高院、上海銀監局、交易所、上海市政府和奉賢區政府的領導。

參會的一位相關人士向本報透露，前兩次會議都是超日公司向各部門匯報說明公司的情況，而第三次協調會，則是各部門對於超日問題的定調。

該人士稱，會議於1月11日下午1點結束，各部門在進行討論後，最後的結論是：「超日的問題屬於流動性問題，而非經營問題。」

「這樣的結果蠻好的，我這裡青海項目的進展特好。」此時正在青海溝通200MW電站事宜的倪開祿對會議結果反應平靜，「我們屬於流動性問題是肯定的，所以各政府部門都幫助支持，如果公司是經營性問題，那大家就肯定不會幫助支持了。」

會議形成共識，要求超日公司馬上成立債務委員會，分別召開與銀行、供應商的債權人會議。銀行做到免罰息、繼續放貸，而超日要負責與供應商進行協調，談好付款比例。

據一位參會者透露，與會的證監會領導稱，「各部門的高層領導，在10天的時間，這麼緊急地為超日太陽公司召開了三次協調會，是屬非常少見的，也充分表達了對超日公司的信心和支持。」

在會上，超日公司除了陳述自救方案外，也提出了希望政府給予資金補助和支持。但當場並沒有得到明確表態，具體還要看超日公司海外電站的處置情況，以及自救方案的實施。

本報從參會人員和超日太陽瞭解到，其自救方案大致包括：加緊海外電站的處置，預計將回籠資金14億，以及加大應收賬款的回收，預期能回收資金25億元，此外，還包括洛陽、九江、上海政府解除對公司資產的查封，保證公司債增信的完成。

此次協調會後，相關銀行已經默許不收貸，超日太陽的債權人會議將在本週舉行。

反思

倪開祿1月9日傍晚前往青海，洽談電站項目，那是他下一個希望所在。

在他看來，「外逃」風波來得莫名其妙。直到收到公司所在地南橋鎮鎮長的短信，才知道一則有關他「攜款外逃」的消息，已將公司和他本人推上了風口浪尖。「我當時一點也不緊張，我又沒跑路，這是說得清楚的。」倪開祿對本報說，自己並無不良嗜好，「不喝酒，不抽煙，也不賭錢，多次出國，連拉斯維加斯都沒有去過。」

但不可避免的是，公司資金鏈斷裂的事實也被充分曝光出來。1月3日下午，境外業務還沒處理完的倪開祿，決定先返回上海「救火」。在此之前，為了穩定各方信心，他辭去總經理職務，由女婿張宇欣接任。「公司的策略現在看是有些冒進了，但我沒有做錯，很多事情是沒法提前預知的，現在來評價的，都是以成敗論英雄。」倪開祿認為，如果不是銀行兩個月內收走了3.8億貸款，公司不至於遭遇如此境地。

他介紹，2010年11月，超日太陽登陸中小板IPO募資23.76億元，超募9億元。「2011年的時候，銀行都排著隊前來送款」。

錢一下子多了起來。當年，超日太陽決定投資30億資金，將海外電站投資擴大至150MW。以投資海外電站來消化組件庫存，並獲得銷售回款。公司將對外銷售的組件，基本鎖定為光伏電站投資商，佔總銷售的90%。「進軍海外電站，其實在為公司找出路，光伏產品價格急劇下跌，大家都在虧本賺吆喝，海外電站幾乎是唯一盈利路徑，不去做，就只有等死。」倪開祿說，「這樣的風險在於資金需求大，但當時在選擇走這條路的時候，銀行對我們的表態是非常積極的，我們手裡的資金也很充裕。」

倪分析認為，「造成現在這樣狀況的原因是，銀行態度的扭轉和海外的政策風險，誰也不會料到，之後歐債危機導致當地銀行對電站建設收緊銀根，歐美又對中國光伏產品展開『雙反』，客戶的付款週期一拖再拖，加劇了資金鏈的緊張。」「比如，希臘說要退出歐元區，這怎麼能事先預估！我們當時正在啟動希臘40兆瓦電站的建設，國開行那裡有10億歐元的授信，表示同意希臘項目的貸款，都已經放到貸款池了，突然希臘宣佈退出歐元區，國開行的貸款也就停下來了，一下子後續的事情全亂套了，我們為希臘配套的組件都已經發過去了。」這讓倪惱火。

為了趕希臘電站上網的工期，使得項目能夠正常進行，超日只有自己墊資金進去，連同資本金一起，接近6000萬歐元，對現金流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還有超日在保加利亞的項目，當地政府突然提出，電站要徵收39%的上網附加費，這意味著電費收入的近四成沒有了，對客戶在當地的貸款交易造成很大影響。」倪開祿認為，這些都是沒法實現預估的。「此外，公司投資參股的這些海外電站，按審計部門的要求不予並表，造成了公司應收賬款13億元，否則的話，按投資收益，超日在2011年還會有3000萬左右的利潤呢。」倪開祿說。

緊接著，國內銀行也對光伏行業進行了嚴酷的收貸。2012年5月，銀行開始正式對超日收貸，直至11月，超日共計被銀行收回貸款達8.8億元，尤其是10月、11月，公司一下被收掉貸款3.8億元。「這直接造成了公司資金鏈的斷裂。」倪開祿說，「貸款遲遲不放，資金遭到抽血，企業轉眼間就到了今天的境況。」

2012年12月底，超日的子公司收到一筆200多萬歐元的進款，結匯後直接被銀行劃走700萬元人民幣。「我們是母公司在該行有貸款的，在貸款還沒到期的情況下，子公司的款卻被他們劃走了，況且兩家公司是沒有財務關聯的，是不能搞『父債子還』的。」倪開祿說，劃賬的銀行也承認此舉打官司是會輸的，但還是把錢劃走了。這筆資金本來是倪打算用來發工資的，只有另想辦法解決。

從銀行排隊送錢到緊密收貸，行情迅速發生了逆轉，倪開祿父女的股權質押也未能倖免。倪氏父女共持有超日太陽股權3.7億股，佔公司總股份的43.89%，如今已經幾乎全部質押，質押對象大多為信託公司，共計融資9.7億元發展個人業務。

不料，光伏行業的景氣度急轉直下，超日上市僅兩年來，股價跌幅高達75%。「股權質押也是始料不及的，並非像外界說的在瘋狂質押，其實，按最初的設計，只質押60%，其餘的為機動。沒想到股價大幅下跌75%，那只有不斷補倉。」倪開祿說，為了補倉，其個人補進去的資金也高達數千萬。

解決方案

在落實完青海業務後，倪開祿還將繼續出國處理賣電站和收款事宜，以解決公司流動性的問題。「通常每年還款都在2月到4月間，企業的流動性改善了，貸款也會恢復的。」倪開祿說，「電廠賣了後，公司債也不會有問題了。」

按計劃，今年3月，超日將有5億元人民幣能收回，爭取在年底再回籠10億元。4月，美國、意大利的電站會完成退出，希臘電站也即將上網，爭取4、5月退出。海外電站只保留保加利亞的項目。

對於質押的信託資產，倪開祿稱，信託公司也在想辦法，爭取找到個打包方一併處理。「接下來，公司的盈利模式將會轉型。」倪開祿向本報記者介紹，以前公司在做電站項目時，是投資—運營—轉讓，接下來，要更改為，與合作夥伴前期開發—項目成熟後要約轉讓—確保組件供貨。

在他看來，後者的模式會讓出部分投資利潤，但資金上卻大大安全，不僅保證了組件供應，也保證了生產利潤。

倪開祿稱，計劃2013年，這個新模式佔總體業務比例的20%，2014年提升至40%以上。除了對舊有模式的調整，超日還寄希望於日本市場的爆髮式增長。

本報記者聯繫了超日公司在日本的獨家代理商，Chaori　Solar株式會社副會長陳斌，他介紹，「其他一些上市公司在開拓日本市場時，多是以貼牌銷售，而超日是直接打自己的品牌，現在前期鋪墊已經完成，正在走上正軌」。他認為，在2013年超日太陽會迎來爆髮式增長，銷量可以達到60兆瓦以上。

在倪開祿的計劃中，青海、日本以及海外電站的這些項目加起來，便可以保證公司在接下來的正常運營。目前，公司組件產能500MW，電池片產能500MW。「我們的負債率並不高，只有65%，公司截至2012年12月，賬面資產75億元，債務總計約47億元，股東權益28億元。」倪開祿介紹，計劃3月份，工廠開工率可達80%。

一份影響每個中國人錢包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進行中

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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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多謝小敏千字來文，看你在購買力之推算、聯名轉單名之部署，及對被動收入之重視，相信你也有花點時間在HOMEBLOGGERHK鑽研。在七月賣出樓房後你合共有四百萬現金係戶口，以三十來歲之年齡來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惟金額只及在普通零售銀行開立尊貴戶口，不夠在私人銀行開立帳戶，財務玩法受掣。美金一百萬元或等值可在細間私人銀行買債再用低息循環貸款，年息只係2%左右，逐日計息，平過按揭。所以都係越有錢更容易變再有錢，可買入二線在港公司之債券，年期不過3-4年而收息約5%，睇對樓盤又可以將錢係私人銀行拆過出黎，借幾日轉數又得，借成年都係稅貸咁既息口，極之方便。

講返小敏，情形適合一眾想從工作抽離而轉做全職媽媽之女仕參考，先在辭工前用自動轉賬薪金證明問銀行借錢，淨出先生作「無樓人仕」，即時配合到政府辣招於第二套房double從價印花稅之做法。現時有四百萬現金在手，但沒有私人銀行的支援下投資工具有限，可利用澳元與港元在利息上之差異，造可一個既靈活，限制風險，而可收較高息之法。

如果你投資年期可以有三至五年(即係諗住呢幾年唔再買樓)，咁比較客易，你可以去買入澳洲之大銀行發行之澳元計價債券，放幾年每年收益率8%應冇問題，本金亦會到期歸還，只剩下澳元兌港幣之下跌風險。惟此風險可由你買入澳元之金額而控制，小敏有四百萬港元，可將三百萬轉做人仔一年定期收息，在港年息3.75%，即一年收回等於港幣112,500的利息。為方便計算，本文假設人仔同港元黎緊一年兌價「打和」。然後用一百萬轉哂做澳紙買債，冇本金風險(假設你買入發行人評級A或以上之債券下)但有兌換風險，收息8%即$80000一年。成筆錢共收息港元$(112500+80000)即$195,000，平均$16000(即年回報4.8%)一個月，可幫補小敏離職後之損失。

上回提到四百萬之投資方案一，是將一百萬港元兌做澳元買入高質債券，三百萬換做人仔定期，係假設人仔同港幣不升不跌之下，爭取4.8%年回報率。此方案之弊病係萬一黎緊一年澳元兌港元下跌超過11.25%，即約由現7.95跌至7.0水平，及後跌破7就會連2.0%低水回報亦不保。

坊間你可以聽過不少類似之產品，如不跌破咩位就收高息，之後收低息，類似係由此原理衍生而來。但關鍵係澳元兌港幣係金融海嘯時低見4.6，萬一匯價暴跌就會「收埋息都回唔到本」，有冇辦法將此風險去除呢?

答案是沒有方法完全去除，但可部份去除。你只會獲得更多回報，在風險及不確定性之提高是必然的，除非市場運作效率差勁吧! 外匯股票定期一向是高效市場，更不容你在辦公時間用肉眼「偷雞」，要麼就高風險高回報，一係就用港紙收0.X%定期年息，至於你有市場內幕就不在此限了。去除方法為購入一個澳元兌港元之認沽期權，一般銀行沒得做的，你要去股票行問一問。記住係「買入」一個「認沽」，搞錯左好麻煩，而唔想煩就返回上篇用較簡易方法，風險亦不是很大。買入權証要比期權，你就用400萬本金之一萬幾千爽快地比吧，淨低三百幾萬放定息生息定可收回買入權証支出。當澳元兌港幣下跌認沽期權可補貼你匯價上之損失。

另一建議是不買入澳元債券，改做買澳元債券基金，但令你在澳元那(1/4)部份之投資變成不保本，有約一年可升可跌10%之可能。筆者自己就鐘意債券基金，反正今年跌，下年都很大機會升返。

運用期權都係買保險之一種，市面大部份保本基金都是用此原理運作。另外有些人問人仔唔一定兌港元升，更會下跌。筆者只可以講所有提供方案都是有風險的，本人亦只能在控制風險上盡力。

中產先生「淨身」方案(答) Home Blogger

答:

我相信中產兄唔會介意我用中年黎形容佢，至於是否中產諗樣已去信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睇下佢能否合符中產之定義。姑且先叫讀者為一個中年中產。唔好以為咁叫係冇意思，你到中年理財方法與年少不同，中產可以錢搵錢但窮人無左六千蚊連開飯都成問題。Well，中產兄個案與我之觀感，是家庭儲蓄水平頗低，家庭月入人中近十萬而現金水平只得相等於五個月人工。當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亦有可能中產兄沒有披露他在股票方面之投資。現在用所知資料，將此個案為大家分析一下。 

中產兄令我諗起友人提及佢奶奶鬧佢老爺之一段說話，話佢到退休之年就對左兩件事: 1.娶左佢2.買左間樓。Well，我相信中產兄不得不承認佢之前如不作「樓奴」，今日「邊度都唔使去」。點解? 好明顯如果唔係間樓升左兼可加按到3.20mil，佢退休年齡(或達成財務自由)可能要再遲十年。當然香港是危機處處的，錢易黎但亦越唔見使! 買樓收租固然好，因為租金會隨通賬升跌，而自動對沖通賬風險。如果中產兄支出不大，勉強可行反地心吸力策略，即每兩年買個小單位用平均價而入市。現因支出比重大，唯有行番普羅大眾之法，即靠自己time the market。 

Time the market冇可能100%成功，如你是樓市長線投資者，趁後生借落筆美金，時間可以沖刷走你欠下之債務。現因要time the market，如中產兄現在買入單位放租，不是良策。應先盡力加按，及將單位趁機轉至單人名下(如果是聯名)，可以老婆有樓係手及老公存放套到的現金，現存債券基金或人幣存款以待良機。將原有單位轉至單人名係要配合政府新辣招，個人名義購第二套房是要交雙倍從價印花稅的，不如先將中產先生「淨身」，下次買樓可有兩好處，一可以九成上會，二可以避免雙倍從價印花稅。當然新買樓做九成上會唔可以租出，唯有到時決定會否將原有物業出租，自己搬入新樓。 

中產先生建議選擇方案二，至於現時按出之3.2mil現金，每月提供約HKD10000元之月入，應可做到。惟需線下詳談，在此不在產品介紹。另外可能有人問中產先生明明有錢，點解下一次買樓都要做九成上會咁「孤寒」呢? 諗樣之建議是後生可以先借錢，攤分廿年慢慢還。到年六十歲退休時，其實萬餘元之供款根本買不到什麼，租金更會升至幾萬元一個月添。到時租間劏房可能要以萬元計，你將日本yen紙個錢碼套番係現時香港就估到遠期後之情況啦!

700萬投資方案(答) Home Blogger

你好，基於不少讀者發問關於吐現後如何將錢生息，最唔想冒風險之讀者，可以將港幣每天兩萬轉作人民幣，存放在本港銀行收年息約3.0-3.5%。因人民幣是受管制貨幣，現時只可每人每日購入二萬元，如有父婦用聯名戶口購買，另一半亦不可於同日再買。但一間銀行根本沒有辦法查到你同日是否在另一銀行買過人民幣的，心急人可自行用幾個戶口買多些少。至於你可能聽說過有人提及他每天可買入過百萬人民幣，這應是運用公司戶口買入之結果。買入後銀行會查察戶主有否運用該筆人幣作找數貨運用途，如久不見動靜自有專人聯繫。

人有更進一步，可攜錢到內地做定期，利用現時(2013年)比香港多近一至兩厘。筆者覺得都頗為麻煩，如不定經常往返內地者不太建議。首先要在港買足人民幣，再用電匯方法將人民幣轉到國內，每日限八萬大元。即如你有八十萬想轉存到內地，你要花十天才能辦妥。轉到內地，登入網上理財，運指即可完成定期。如有打算將錢匯返香港，請勿將錢由內地之到匯戶口轉向任何其他戶口，或手痕買下樓買股票，會因此不能整筆匯返香港。

服務為先之香港人當然會問錢是我的，我有錢作任何處理，你幹嗎阻我!? 此源於外匯管制規定，除非港人能出示整筆匯回內地款項之證據，否則任何人不得將大筆人民幣用任何形式帶離中國。當然你手持幾千過關絕無問題，巧妙地利用地下錢莊亦是方便之法。不過警察不知道什麼是地下錢莊來的，不要為慳手績費或貪方便令自己全盤盡失。

如不匯錢返內地，亦可在港購買人民幣債券。到期保本，惟發行人風險要小心細閱，亦有港元兌人民幣之兌換風險，詳情要向銷售商問清楚。以下不是報價，是筆者上網查閱後，給予讀者之例子。比亞迪2014年4月28日到期，實回報年息5.6%。出水水泥同年7月22日，春天百貨同年2 月3 日，都有近似回報。至於devil問及之12-13%年息債券，應有多一點風險，只能在私人銀行發售。而devil提及之買入債券，再用債券抵押去開立循環貸款戶口，利息低至1.8%，是private banker常用之法，筆者覺得事無不妥。該類債券應為恆大地產，XY新能源，或其他地產商人債系列，可達至10-12%年息回報。美金而又近10%回報記及有法農銀行、東亞銀行都有但本金要下一世(2059年)先還比你。東亞銀行而又於2020年到期的，利息少一半。

至於讀者問及的和黃債券，應是2017年的。筆者經常想著2009年時替客人買入2015年之和黃債券，回報不錯。但現時是2013年，說有可觀回報的英元債都要2017年或更後之事了。另和黃有永續債券，即永不到期，你會承受價格風險的，除(手續費)後每年利息有5.3%。如果你認為現時債價不高，或有信心於金融海嘯爆發現有信心沽出，買入亦無妨。假設你收足兩年利息及後於2016年遇上金融危機債價輸掉10%，你還可以打和。

另一個近期之作是三兄弟公司，該地產商於上年受官司所擾，令債價有幾個百分比之回落，引致2017/3/8到期債券可予高達7%回報。當然現時風平浪淨，回報已低至2%。買債券都要看時機，不過到期保本，中途沽出要受些少價格上落，比起股海浮沉，更令你有預算吧!

稅貸加上靈活按揭之運作方案(答) Home Blogger

先生收入不穩定，先假定收入為每月80k，讀者自己就43k吧。先計借貸力為$(80000+43000)/10000*50%*2.59=16mil
君傲灣尚欠(5.4-2.05)=3.35mil，Metro Town尚欠(4.2*50%-0.58)=1.52mil，此計算又設定讀者已知出租物業之加按吐現上限為估價之50%。如讀者看不懂上述方法，可多問及再多看其他homebloggerhk文章。

所以現已用借貸力為3.35+1.52mil=4.87mil，只估全數借貸力的1/4多些少，確為穩健。另外兩間樓之欠款與樓價比率低至62%或以下，即樓市大跌40%亦沒負資產問題。歸納有上方特徵之人仕不須再沽出樓房作套現。套現所得金錢相信讀者亦沒很大把握將其爭取高回報。惟有一點要留意是，將軍澳有不少屋范在過往幾年都跑輸中原城市指數，區內供應太多絕對構成影響。但考慮到小朋友之成長，及讀者「仲有子彈」在未來於別區置業，所以不用急於將現時兩件貨送走。

由於還款能力(即借貸力)是高的，可放手將兩間樓宇盡按，只要按出金錢不放在股票或其餘波動大之物，就當及後樓價跌下來亦不用太擔心，讀者是有錢可補回差價予銀行的。另外想請少講的私人貸款，如讀者是薪高糧準之輩不妨考慮借下稅貸，都是年息2%之下，有銀行會建議客人將手上按揭轉會靈活按揭計劃，借4.0mil可予2.0mil的高息活期存款額度，活期息高至該按揭所收的年息率，在現行新造按揭下亦即2.2-2.4%左右。然後再用糧單借出稅貸，借出金額為月薪2-10倍，那樣有人可用約1.7%年息套出40-50萬現金放在靈活戶口，收息達2.4%，學下人賺息差。當然除非你借到百幾萬，否則賺的錢不多。惟留意自年頭開始有些人用此角度希望一次過同客做兩次生意，特此一提。如講清楚當中無額外收費，是可以實行的。讀者當然唔關呢個方案事，不過趁此機會為市面上不同的財務技巧作說法，希望大家知多一點。

三人家庭 理財方案(答) Home Blogger

首先教師醫生都可以係壞人，佢有錢都可以唔交租，你係咪諗住因為幾萬蚊就賣報紙唱衰個醫生同佢同歸於盡? 現時不少業主都會抽每年時間搵日上租客屋企食個飯，睇下自己間樓，順便打探下一張租約同唔同佢簽。總之除左牧師之外，諗樣於醫生, 律師, 教師行業都遇上過成身卡數，或行為怪異之輩，請名以職業取信於人。有時係該屋苑搵個租開樓既3人家庭，仲穩陣過租比一個成日要飛的律師。所謂物以類聚，如果你係好人一個，不難搵到個好的經經介紹個好租客比你。

另一點是，現有單位不是供滿5成先就可以出租。當然讀者可能已知，就是當單位按揭結欠少於樓價一半時，要同借貸銀行講明將物業用途轉為出租方可合規租予客人。一可以入紙同銀行申請，二是將成間樓轉按及在銀行做文件時申報出租用途。此問題在交流會中有人問及，所以在此一提，不是因為讀者來文而提出。

至於讀者比諗樣感覺是，精打細算，步步為營之女仕。當然人是要見面及交談才能有個真概念。如讀者是大膽之人，相信住係奧運站有間六百餘萬之兩房，不足為奇。兩人入息為$50k，借貸力為50000/10000*50%*2.59=6.4mil，加按後要供按揭$11000，而借款力已用了44%，在此旺市王宜再加碼入市。加上獅子銀行將全球性裁員，又不停打算將旗下子公司出售，為短期執靚盤數著想，反而害苦了在銀行界工作的讀者。還是做好部署等待時期。

由於收入水平不高也不低，建議「借得盡些少」，現有自住樓加按至七成，套出更多資金。在此亂世太保守也是個罪過。另外先生的position十分好，未有樓「上身」，可以下次先用九成買入自住新居，現有住宅就租出去，你是可以做擔保，因而不觸發雙倍從價印花稅那回事的。做擔保人和業主不同，只有義務而從無權利可言，極其量多筆人情債係手。萬一債仔走數，連該銀行信用卡筆數都要幫佢填埋，比為all-monies obligation。

工信部發佈提高嬰幼兒乳粉質量行動方案

6月4日，工信部官方網站發佈《提高乳粉質量水平，提振社會消費信心》公告，表示將組織開展為期三個月（6月1日至8月31日）的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質量安全專項檢查，淘汰一批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質量安全保障條件不達標的企業。

此前，據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消息，5月3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也強調部署進一步加強嬰幼兒奶粉質量安全的工作，要「按照嚴格的藥品管理辦法監管嬰幼兒奶粉質量」，採用電子監管碼等手段監管嬰幼兒奶粉，做到全程可追溯，同時完善和加強奶粉檢測標準。

據《北京商報》報導，此前，由於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全社會對於國內乳業安全問題的擔憂，監管部門曾於2010年底至2011年初對乳製品生產許可進行過一次全面審核。當時，在全國1176家乳製品企業中（其中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145家），僅有643家企業通過了生產許可重新審核（其中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114家），其餘45%的企業均被淘汰出局。

而此次工信部方案提出，將在2013年年內開展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項目）再審核清理工作，淘汰一批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質量安全保障條件不達標的企業（項目）。

方案表示，將從督促企業強化管理、強化企業准入管理、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企業技術改造、完善標準體系建設和加強輿論宣傳引導六方面入手採取行動提升嬰幼兒乳粉質量，恢復社會信心。

此外，方案還提出，將在國家食品工業企業誠信信息公共服務平台上公佈生產企業相關信息及負責人辦公電話，鼓勵社會公眾監督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安全。

中乳協調查報告稱國產奶粉質量優於進口

據《新京報》早前報導，今年4月28日，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發佈調查報告稱：國產奶粉質量優於進口奶粉，而在價格上，進口品牌高於國產國內品牌近一倍。

中國乳製品協會委託第三方檢測機構，在北京及周邊的省會城市的市場隨機抽樣，共抽檢25個品牌的1段嬰兒配方乳粉樣品。其中，國內生產的國內品牌13個，國內生產的國外品牌3個，原裝進口產品9個。報告稱，16個國產品牌（包括國內品牌和國外品牌）全部符合標準要求，9個原裝進口產品中有3個產品不合格。

中乳協表示，三聚氰胺事件四年多來，中國乳業經過清理整頓，完善法規標準，提升管理水平，加快奶源基地建設，加大產品監督抽查力度，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

LME提出針對倉庫提貨排隊解決方案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已經著眼解決交割倉庫排隊問題，這表明該老牌交易所被新東家收購後在這個問題上態度180度轉變，而改革將損害高盛，嘉能可以及托克（Trafigura）等倉庫擁有者的利益。

去年香港證券交易所以14億英鎊購買了有136年歷史的LME，週一LME公告更改規則將減少其交割倉庫網絡的提貨等待時間。

《華爾街見聞》此前曾報告提貨問題已導致買家不滿，包括啤酒行業，可口可樂，通用汽車在內均對LME緩慢倉庫周轉率不滿。

隨著金融危機期的爆發高盛，嘉能可，托克（Trafigura）均買入了金屬倉庫，他們希望當需求下降時從存儲過量金屬中牟利。

但當交易所要求交付的金屬時，由於LME倉庫對每天的交貨量的限制，等待時間長達一年甚至更長。這使得倉庫擁有者巨大利潤，因為最終的金屬必須為不得不1年之久的等待期支付租金。

漫長的等待時間還導致現貨金屬與LME合約價格脫節，在鋁價市場中一些最極端的例子裡，現貨價格比LME基準合約價格溢價10-15%。

港交所首席執行官李小如去年說在決定購買LME時倉儲問題讓他「坐立不安」，並準備拿拿出「火箭炮」來解決這個問題。

週一他表示這個問題「並不致命，但是非常惱人，並有可能在長期造成損害。「

LME新提議將迫使那些提貨週期超過100天的倉庫，每天的出貨量至少比進貨量高出1500噸，這些倉庫包括嘉能可的Pacorini，高盛Metro，以及托克的Nems倉庫。

這麼做在長期可能會會取得效果，儘管某些地區的倉庫要實施新規則可能還要等幾年時間。

而倉庫業主氣憤地反應LME的建議。 一名高管表示。「這個建議非常危險，並且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高盛已在最近幾個月已非正式試探性的接觸其倉儲單位的潛在買家。

上海自貿區方案遲遲不出台引發猜測，南華早報稱法律漏洞導致規則難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