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先平：一個新藥的14 年

魯先平

14年過去了。

和同期回國做藥的人相比，魯先平是為數不多熬下來的人之一，並迎來了第一個藥—西達本胺的誕生。在業內人士眼中，這個藥比前幾年被衛生部前部長陳竺譽為“兩彈一星”的抗癌藥凱美納更具創新價值。

但和同期回國做CRO的人相比，魯還沒有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公司既未上市也未盈利；和新加入的做藥的人相比，魯的創新性不再獨樹一幟，現在創新藥公司如雨後春筍。與魯所經歷的蠻荒時代不同，這批做藥的人擁有更好的融資環境、更完善的產業鏈，已經無須再重走魯探索過的小徑。

“這麽多年看著他走過來，並且非常成功地把產品開發出來，確實印證了創業第一得有創業激情，第二得耐得住寂寞，第三得經得住打擊。先平在這中間體驗了很多的酸甜苦辣。”魯的朋友陳力對《創業家》說。2011年，陳力加入了創業者的行列，他創辦的華領醫藥被視為新一代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的代表，支持者正是CRO行業的成功者李革。

如果留在美國，魯的藥也許可以更早出來。在中國，它生在一個資本環境惡劣的時代，公司一度瀕臨清算；14年的時間里，有4年多是在藥審中心等待。他的好友李革曾多次提醒他“在中國的大環境不適合研發新藥”。

起死回生

西達本胺首次向藥監局遞交申請是2005年。這一年，是魯先平最艱難的日子。4年之前融來的600萬美元—當時中國生物醫藥產業最大的一筆融資—就要花光，有股東提出剩點兒總比什麽都不剩要強，董事會開始討論清算。

魯理解股東的舉動。在美國成功創過一次業後，他2000年回國。當時盛傳中國的“納斯達克”將開，融資之時各方已計劃好將來的退出。魯先平提前算好了賬：做藥三年一個坎，這600萬美金可以完成臨床前，屆時再融第二筆錢。回國創業之初，他還有個更樂觀的打算，將研發放在美國，希望美國風投參與，臨床及生產放在中國，但美國的投資人那時對中國的生物醫藥創新並不感興趣。“我們不能有美國的這一攤了，就將研發全部放於中國。”魯說。

中國的“納斯達克”夢也跟著破滅。“創業板沒開，影響很大，後面融資很難。”魯又將希望寄托在產業基金門下，找到國內多家藥廠談合作。“基本上你能想得出來的我都見過，都不成功。”

“那時候中國的醫藥界，由於我們的藥品管理法對新藥的定義沒有改變，企業的創新價值得不到體現，大家在價值上談不攏。如果當年價值能實現，有可能我也去創建其他的企業了。但歷史是不可重複了。”魯先平說。對創新藥價值的認可，在中國只是近幾年的事。和魯沒能談攏的一些公司幾年後也花巨資自建研發，但取得成果者寥寥。

所以，盡管魯先平和團隊的科研工作得到投資人的認可，但無法退出又不知何日有回報的投資人不願意再掏錢。找不到解決方案，公司只有關門。“作為創始人，你只有調整商業模式，讓投資者看到一些希望，讓資本市場看到一些希望，然後吸引新的投入。”

“李革說中國的大環境不適合做創新藥，對我來說是一個提醒。他很敏銳，發現中國的各項政策並不支持創新，所以後來我們做了一些商業模式調整，比如專利授權，為跨國企業服務。”

2006年，魯先平將一款候選藥物的海外權益授權給了一家美國公司。此舉不僅為這家瀕死的公司帶來了活下去的錢，還提升了公司的名氣和受關註度—中國醫藥史上首次將新藥的發明專利授權給美國公司使用。對這個“賣兒養女”的交易，魯先平一直很心痛。“融資好了不會在那麽早的階段進行專利授權。因為早期在研產品過大的風險本身會使得授權的收益低。而作為歷史上第一次，你完全處於最劣勢的地位。本來我們的收益會更大。”但據知情人透露，這一交易的買家是當時的唯一買家，由於該公司本身並不具備實力，這個藥物在海外向前推進的速度遠遠不如人意。“你要在歷史上第一個吃螃蟹，沒辦法。如果錯的話，只能說選擇在中國創業是錯的，因為中國的政策、資本環境是這樣的。”魯先平說。

同年，微芯與跨國大藥廠羅氏公司開展了合作。這一合作歷時五年，不僅為微芯帶來每年幾百萬元的收入，也給了微芯的能力一個很好的背書。2007年，微芯完成了第二輪融資，魯先平暫時安全了。

截至目前，仍未實現盈利的微芯經歷了五輪以上融資，股東多達二十多家。“2006年之前，都是我主動找投資人。”魯說，“無論是風投基金，還是產業基金，根本不行，那幾年確實非常不容易。2007年後都是投資人主動找到微芯。”

幾輪融資中，第一輪和第二輪的一些投資者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回報，原先持股不多的創始人及管理團隊股權越來越多，成了最大股東。

坎坷的融資經歷讓魯感嘆中國的很多政策實為阻礙創新而設置。“當時中國的法律導致了這種情況，我們的投資者也知道這一點。”

“我們能夠生存下來，是在漫長的時間里，讓別人了解你、認可你，建立這麽一個信任。但是很多人可能看不到或不相信這個過程而過早放棄了，或者出於自身的原因無法建立這麽一個過程。”從第二輪起的投資人，幾乎都是認識魯先平和團隊在先，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走到一起的。

微芯生物項目進展圖

與藥監局一同成長

如果當時落戶北京或上海，魯先平會得到更多政府支持。但魯卻帶著錢、技術和團隊來到了學術和高校資源都不豐富的深圳。

“當時我們認可的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魯回國的時候，中國出名的藥企是三九、太太、海王等公司，大多在深圳。“這樣的產品都可以賣出上億元，真正滿足臨床需要、救死扶傷的藥，不是能做得更好嗎？”對於技術，魯先平有足夠的信心，“我們從美國回來，覺得我們的技術和想法是在國際前沿的，超越了中國水平。”

“其實微芯是有機會拿到更多資助的。”魯對《創業家》說，“如果我們願意去配合一些東西，可以去誇大一些東西。但是我們不要這些錢。我們不希望跟某些東西關聯太深。”和魯同城的一些公司曾在中國新藥史上引發過很多爭議，行政幹涉導致了某些藥物的早產，最終造成了悲劇。“做原創藥，科學的真實性是我們大廈的基石，如果基石動搖了，那後面上億的投資，上十年的時間，一個人的一輩子都要為這個錯誤負責。如果作假，你回來創業是為了什麽呢？那還不如在美國退休。我從來不會請哪位專家照顧我的項目。科學作假是最無恥的，我個人非常反對。”

魯並不拒絕來自政府的支持。“我們希望成為政治家的政績之一，比如微芯的項目都是國家863和重大專項立項的，但要依靠自己的專業能力。我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要通過正當的途徑，只不過拿的錢少一點。”2006年，微芯項目入選863計劃，獲得了400萬元的資金支持。“十一五”起，政府加大了對創新藥的扶持。之前，微芯的糖尿病項目也獲得了“十五”國家重大專項支持，但那個時候的支持力度是幾十萬元。

更早之前，微芯也曾中標廣東科技局的項目，得到共600萬元的支持。“那個年代200萬、 400萬的支持是非常大了，相當於今天的1000萬、2000萬。”魯說。在爭取那600多萬元的支持時，魯也發現了中國的專利查新體制是落後的，政府的那套機制根本趕不上他們這些市場化的公司。

微芯擁有國資背景，多年以後，魯先平才深刻理解了“國資”意味著什麽。盡管這已是一家孫子輩的國資公司，但很多手續耗時漫長，程序煩瑣，某些程序甚至要用一年時間。“所以我為什麽感慨，中國所有的政策都是阻礙創新的。”

2005年，西達本胺向藥監局提交申請時，因為鄭筱萸案發，藥監局很多工作都陷入停滯。 “即便在這個階段，我們這個針對腫瘤的創新藥，還是順利地走過了這段路，大概只等了11個月。因為沒有人再來質疑我們的真假，所以我們的運氣非常好。”

這得益於2004年魯先平第一次與藥監局打交道時給各方留下的深刻印象。2004年，魯第一次向藥監局申報材料，那是一個糖尿病藥物，魯按照FDA的要求，準備了很多細節材料，堆起來近一人高，送到廣東省藥監局。藥監局從未受理過這樣的申報材料，分管處長在驚訝之余決定親自陪同微芯的藥政事務人員去國家局提交申請。在這位處長的幫助下，國家藥監局花了近四小時完成了不涉及任何技術的格式審查，現場接受了申請，之後進入實審。

藥監部門對這個奇怪的陌生人表示出了很大重視。魯後來聽說，中國臨床藥學會開會時，很多專家曾被問是否知道深圳微芯。之後，藥審中心很快啟動審查。“讓我們去跟藥審專家開會，一起來討論。當時我們沒有要求，他們也沒有法律意義上的責任，但是他們主動幹了。這也就是主動咨詢和被動咨詢最早的雛形。”

那次審查給魯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有不少內審專家，還有幾個外審專家。然後我們按照他們的要求，來介紹這個項目，大概講了半小時。講完後，最有意思的一環出現了，內審專家和外審專家提問，我們要把所有的問題集中聽完，記錄下來，然後再回答。問題大概問了40分鐘。一並回答完了後，我們的水平得到了認可。”與藥審中心的良性互動就此奠定，所以在鄭筱萸案的非常時期，微芯的項目仍獲得了向前走的機會。

雖然如此，西達本胺在研發的12年間，仍有4年多是躺在藥審中心里。“如果在美國，這個藥可能更早出來。”魯說。在各種等待的日子，魯也不斷地跟藥監局溝通：“發明了這麽一種藥，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很快批準的，所以我當時跟藥監局的領導說，病人在絕望地等，到底還要拖到哪一天？官員們也無可奈何：‘我們都在努力，中國的現實條件，無法一下改。’”4年等待的時間中，兩年是在等待新藥及生產獲批。

早在2005～2006年，魯先平就希望中國實行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的制度，對於微芯這樣的研發型公司，不希望再自建生產設施。“最早是跟市局、省局溝通，省局說你跟國家局溝通，我們就給國家局寫信。後來吳楨副局長說：我們怎麽能開放你一家，後面的出了問題怎麽辦？”後來微芯只有自己建廠，而這又要花錢，幸虧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

這些年對於中國創新藥環境的批評，讓魯先平被媒體冠以“新藥鬥士”的稱號。“回（國）來之所以是先驅、鬥士，不就是從基層往上推，推得動嗎？我只有給領導寫信。”魯先平說。

在今年的兩會上，審批及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等問題又為人大代表與藥監官員所熱議。吳楨副局長稱中國的藥物審評管理法規正在修改，藥監局在增添人手，爭取加快審評速度，用三年解決審評問題，此外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也將有望試點。這位官員的口號是“吃好藥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2014年12月，西達本胺獲批上市。這款抗癌藥的適應癥為複發及難治性外周T細胞淋巴瘤。在中國，這一疾病的患者並不多，這樣的疾病也尚無其他藥物可治療。該藥又稱“孤兒藥”。二期臨床後可以直接進入生產銷售，這個早上市的策略也在為後來者所學習。

“2006年後，進入臨床一期，我們看到相關指標，就覺得這個石頭落地了。之後就是想著產品將來怎麽盡快上市。考慮到股東回報、風險承受能力等因素，選擇了一個小的適應癥，風險較小，能夠早日上市，有利於公司未來的融資，以支撐更多的新藥研發。”2009年，微芯將這一策略跟國家藥審中心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同年深圳市政府開始對微芯提供建設西達本胺生產設施的產業化支持。

“2010年時公司的走向已經清晰，我們的融資能力增強，加上863及國家重大專項項目的支持，我們做了企業發展方向的調整。”魯先平說。2010年，深圳微芯與羅氏的合作結束。“因為要求我們大量博士的時間進行研究合作，而這樣就會讓我們的新藥無法推進了。”那個時候，羅氏中國開始遭遇困境，跨國公司在調整中國策略。曾經幫助魯先平渡過難關的陳力也將很快離開羅氏，創辦新一代的新藥研發公司華領醫藥。

目前，微芯的產品線覆蓋腫瘤、代謝疾病、自身免疫、內分泌等幾個治療領域。西達本胺除了現有適應癥外，關於肺癌和乳腺癌的三期臨床試驗也在進行中。微芯最早提交的糖尿病藥項目，也已進入三期臨床。魯稱這是中國目前最大規模的註冊性的實驗，需要一千多位病人，其中五百位要服藥一年。

“實際上微芯證明，本土的（新藥）產業也可以具有原創能力。”魯說。不同於魯時代從頭做研發，新一代的創業者選擇從海外買項目拿到中國做。“這個商業模式其實跟中國市場有關，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可以盡快占領某一個有需求的市場。但（缺憾是）沒有獲得自主的原創能力。”

十幾年間，魯看到很多同行消失了。“中國的資本環境不支持。藥不同於其他產業，它的研發投入是所有產業中最高的，而且受制於特殊的法律監管。”

最初回中國創業時，魯希望幾年後就可以回到美國，後來變得遙遙無期。“我跟太太開玩笑，說你嫁給了一個自認為有獨特才能的人。”對這種才能的堅信使魯留在了中國。“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種才能，不撞南墻不回頭。我用所有合法的方式來實現我的才能。正是這一點，促使我創建了微芯，而且堅持了下來。我覺得我有種智慧和能力做這個事，它是我生活的目標之一。我現在唯一想的是政策。其實當年在美國創業環境會更好，但在中國它帶來的歷史意義不一樣。我們這些人對中國醫藥行業的歷史性的貢獻，我覺得非常榮幸，特驕傲。”

魯先平說如果自己再高5公分，就可能是專業排球選手了。他從小一直在業余體校田徑隊，得過全國大學生排球比賽第三名，短跑、跳遠都是其強項。“我們打球的時候，哪怕輸得褲子快掉光了，還想再抓到機會贏個一兩分回來，不認輸。”魯知道陳力也是個運動員，但不知道李革也曾是運動員，小時候的目標就是當冠軍。

“我們是最早的，都按照各自所堅信的去做事情，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每家都是成功的。”魯先平說。2006年，《自然》雜誌報道了微芯等幾家中國新藥公司的故事。在魯看來，跨國企業到中國建立研發中心，也離不開他們這批回國者的示範及推動作用。

比起魯創業的時代，現在的創業者擁有更好的機會。“現在的確跟十幾年前不一樣了，有這麽多平臺，有這麽多CRO，研發的產業鏈非常完善，融資能力包括融資機遇都在，這麽多人回來，團隊組建更容易，一切都變得很好了。回想十年前，當時中國沒有CRO，我們要跟學術單位合作，學術單位是比較欠缺的。那個時候是最艱難的，因為你要克服很多先天的障礙。”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葉靜，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美國人有望首次用上中國新藥：能簡化精神分裂癥療程

美國人有望首次用上中國新藥：能簡化精神分裂癥療程

一財網 王蔚佳 2015-11-10 00:24:00

利培酮微球註射劑（LY03004）獲得放行的意義在於，有望成為第一款在美獲批上市的中國新藥，並將代表中國制藥企業，與跨國制藥公司在國際主流市場正面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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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延緩了中國人吃上新藥的時間” 遺傳資源臨床實驗新政引爭議

自從科技部《人類遺傳資源采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服務指南》10月1日實施以來，有關其增加企業負擔、延遲新藥審批時間、程序設置不合理等爭議一直不斷，南方周末最近得知，有關部門已開始布局調研這一問題。

2015年10月12日，科技部關於人類遺傳資源審批指南實施的第12天，科技部負責該項工作的一位處長就此作了政策解讀。這場以創新研發為主題的討論會——DIA中國首屆藥物研究創新會議，臺下坐著數百家企業老總、科研工作者、醫生。

約莫40分的演講結束，該處長總結，新法規將有利於保護國家生物安全和遺傳資源，促進醫藥行業發展。但話音剛落，臺下就一陣騷動，老總們交頭接耳，仿佛個個想沖上去質問她。

自從2015年7月科技部發布《人類遺傳資源采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服務指南》（下稱《新指南》）以來，這份自國務院1998年頒布《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後首次出臺的審批細則，就一直陷入爭議之中。

業內矛頭所指，是其將外企在中國做的所有新藥臨床試驗都納入審批範圍的規定。按照《新指南》要求，只要是從中國病人采集的樣本包括但不限於全血、血清、血漿、組織、唾液、尿液、頭發等樣本都屬於遺傳資源。所有外企參與的臨床試驗都必須在遺傳辦審批後才能啟動，無論是否出口出境。

“無法理解這樣的政策！”一家歐洲制藥公司的中國研發總裁對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道。在他看來，這一法規將讓剛有起色的新藥審評流程“一夜倒退”。

質疑者批評，它不僅讓現在已經十分漫長的新藥上市時間再度延長“6~8個月”，甚至失去參與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的機會，消退外資對中國投入的熱情。

“它有悖於整個國家高度重視提高新藥上市速度、精簡審批流程的精神，最終再度延緩中國病人吃上新藥的時間。”有論者直接批評說。

一夜回到解放前

質疑從一開始就很強烈。多位外企研發人員估計，“新藥上市時間至少延遲半年甚至更久，分明就是雪上加霜！”

按照該規定，地方和國家科技部審核需要四個月，遇到特殊情況還將推遲。但據臨床研究人員介紹，在實際操作中，不僅提交的材料要求複雜，且大量文件都要各醫院行政領導進行批準和蓋章，還需獲得研究醫院上級主管部門的蓋章批準，手續十分繁瑣。

“準備這些申請文件就需要1-3個月時間。”一位負責準備臨床試驗材料的科研人員說，最近，他正幫一家外企準備提交給科技部的材料，十分頭疼，“一家醫院的材料正反面打印，摞起來還有四十厘米厚”。

但臨床試驗不會在一家進行，病人競爭性入組，很難確定數目，而且每家醫院都需要分別提交，大的項目將涉及五十甚至上百家醫院。“完全是重複浪費行政資源”。

自10月1日之後，已經陸續有不少企業開始遞交材料，兩個多月過去。據接近科技部的人士透露，第一批審核何時開始“連時間表都還沒有”，政府許諾的“三個月完成審批”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科技部的政策完全是和國家背道而馳，也把國家食藥監總局（以下簡稱CFDA）今年做的努力都抵消了。”一家外企註冊部總監說。

自2015年5月下旬，國務院部署開展了對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的大督查；CFDA成為被點名的9個國家部門之一，重點問題在於新藥上市速度太慢，藥品審評審批積壓。2015年，CFDA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審批提速”。

今年7月，CFDA先後發布了《關於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和《關於征求加快解決藥品註冊申請積壓問題的若幹政策意見的公告（2015年第140號）》，大力解決審評緩慢的問題，CFDA副局長吳湞明確表示將通過“三年實現動態審評”。

藥品審評部門十分清楚問題的重要性。據CFDA統計，在2012到2013年間，中國進行的1000多個臨床試驗中，有12%是國際多中心的。為了提高中國參與全球同步研發速度，CFDA在今年年初專門頒布了《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指南》，希望能“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臨床試驗，縮短區域或國家間藥品上市延遲，提高患者獲得新藥的可及性”。

“CFDA今年的所有努力也不過是縮短了三個月，現在仿佛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這位註冊總監抱怨道。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發委員會（RDPAC）告訴南方周末，他們也在近期對成員公司進行了問卷調研，反饋的結果顯示：所有的臨床試驗（包括上市前臨床研究，上市後臨床研究觀察性研究）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對中國參與藥品的國際同步開發和本土醫藥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也有著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

“不能為了管而管，科技部應該對監管對象的風險和帶來的損害做全面的評估！”上海一家大型CRO公司負責人說。

正式納入監管

不過，科技部出臺新規定自有其考慮。人類遺傳資源具有重要的研發價值，“人類遺傳資源被竊取和不當利用的事件還時有發生，我們必須保護國家的生物安全。”上述處長在會議上說。

事實上，關於人類遺傳資源的管理，科技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下稱遺傳辦）在1998年就頒布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初衷是針對國際合作研究項目，限制外國機構獲取不當利益，針對有價值的遺傳家系和特定封閉人群樣本出口，並未將臨床試驗涉及的樣本納入。直到2012年，遺傳辦希望將條例上升到立法層面，制定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送審稿）》，明確將管理對象從基礎研究擴展到臨床試驗領域，針對外資背景申辦的非遺傳家系和特定封閉人群的藥物臨床研究，但至今未發布定稿。

由於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從2012年到2015年的三年間，條例並未真正實施，多是“走過場”。上述CRO公司負責人說，“遺傳辦根本沒什麽人懂這些，基本材料送過去，他們同意就過了。”

直到2015年7月，科技部發布 《新指南》，要求“所有的外資藥廠和CRO在中國采集或收集樣本，都需要提前獲得審批，無論是否出口出境。”此項規定，將得到國家食藥監總局批件作為申請的前置條件——這直接讓外企和臨床醫院都無法在做其他申請時並行進行。

“科技部出臺政策有它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不應該影響整個臨床試驗的審批流程。”在一個擁有37家頂級跨國制藥企業組成的微信群里，大家從知道文件的那一刻就沒有停止討論。焦點集中在科技部是否有權管理臨床試驗的審批，《新指南》是否合法，以及推遲新藥上市和病人參與臨床時間的代價是否太大？

總部在美國的一家制藥公司中國註冊法務部總監質疑，“國家藥品管理法明確規定了臨床試驗經過CFDA審批便可開展，科技部怎麽有權力在之後進行審批？”

在他看來，這項審批的出臺沒有法律依據，臨床試驗屬於“藥品管理法”規範，但該法中沒有針對研究所需樣本采集規範和法律主體進行規定，而《新指南》缺乏上位法支持；其次，關於中外合作知識產權分享在“專利法”已經有明確約定，已經有法律約束針對中國遺傳資源的不當利益獲得途徑，不需要由另外一個行政部門進行重複審批。

“對此（人類遺傳資源）問題的過度重視，反而影響國際合作和藥物研發的創新。”北京協和醫學院基礎醫學院教授張宏冰說。

吃不上新藥的中國人

更多的人則擔心，這將令中國病人無法及時吃上新藥的糟糕處境持續惡化。因為漫長的審批流程，許多進口新藥，都是在國外上市七八年甚至更久後才獲批。

“這完全不合理。如果國際批準上市了，國內推遲幾年，很多患者將無法得救，比如肺癌的中位生存時間是8~10個月。推遲半年就沒有任何機會了。”知名肺癌專家、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主任委員吳一龍教授憂心忡忡。

“我們希望能快一些，現在申請的新藥，一半都和腫瘤有關。治療腸癌的靶向藥安維汀（Avastin）2004年已在美國上市，但中國直到2010年才有。”天津腫瘤醫院消化腫瘤內科巴一主任說。

對於重癥病人，尤其是癌癥晚期的患者來說，時間就是生命，他們當中很多人不得不面臨痛苦的抉擇，要麽在等待中死去，要麽去黑市購買未批準的進口藥物，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一旦重病，很多患者會在病友群里呼籲集體尋藥，有的費盡周折去國外，卻買到假藥，最終人財兩空。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該竭盡全力地滿足藥物的可及性，確保供應；減少藥滯的時間；降低藥品價格；而不是相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臨床試驗國。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臨床試驗註冊網2014年6月數據，中國在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有1653個，僅次於美國和歐洲。

由於中國擁有眾多的癌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一系列傳染病的患者，越來越多的醫生和臨床研究者希望將中國病人加入到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中去，以便可以和歐美同步享受到最新的醫藥創新成果。根據國家藥品審評中心（CDE）2014年的年度報告，我國國際多中心的試驗排名前五的領域是：抗腫瘤、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內分泌系統藥物。這和中國患者最關註的疾病是吻合的。

“參加國際多中心是中國最可能趕上國外新藥速度的辦法了。”某排名前五的跨國藥企的研發總裁說。如果延遲的政策實施，原本中國地區要錄三四百個病人，現在可能只有三四十個，會導致試驗數據不好或無效。而一旦錯過全球同步，只能等歐美上市後，再去申請臨床研究，再做臨床試驗，至少要晚四年時間。

錯失機會還將影響科研進展。“我們更看重的是早期研究，如果能參與進去，就可能出現很好的結果，但現在我們總是跟著外國後面，連尾巴都跟不上。”吳一龍說。他最早提出中國肺癌患者的基因變異特點，從而使中國肺癌病人通過靶向治療受益。

在他看來，臨床診斷並不適應這個指南，新藥試驗目的並不是為了收集遺傳信息，即便是真如科技部所說，有人竊取病人樣本資源，但這樣得出數據將不會有任何論文發表的機會，這一審批是將人類遺傳資源泛化了。

“臨床試驗必須監管，遺傳信息也非常重要，牽涉到重大疾病，家系的調查需要慎重，可以采取事前審批、備案審批等，但不能沒有理由地阻礙。”吳一龍認為，科技部這一政策阻礙新藥的性質和以前CFDA是一樣的。

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並沒有如此苛刻的限制。國內一家創新藥企業曾去美國做臨床試驗，試圖進入全球市場，並沒有這樣的許可。

“中國病人難道就眼睜睜地看著科技進步帶來的福利，而被排除在外嗎？”

新調研或將開始

程序的透明和評估也是專家們質疑的焦點。吳一龍建議，出臺這麽重大影響的政策，必須事先進行聽證會，讓更多的親歷者、臨床試驗專員、法律學者、患者代表等來參與。“但我並沒有接到這樣的論證會（信息），也沒有聽說有舉辦過。”

外資行業代表承認，他們年初就開始和科技部進行溝通。“他們聽了企業們的很多意見和建議，但最終執行時都沒有采納。”一位參與的行業人士說，他們並不想挑戰科技部的權威，只希望政策能夠合理。

行業提出的建議包括，和CFDA同步審批、減少不必要的審批文件，同一個臨床試驗項目只需要牽頭部門送審。其次，他們建議，對於藥物臨床研究中只涉及與藥物安全性、療效、疾病診斷相關的檢測采取“出口報批，不出口備案”的方式，而對於與研究項目無關或者目的方法不明確的生物標記物以及遺傳基因檢測進行“強制審批”

“在這些被延長的臨床實驗過程，受害的是中國患者，他們不能夠及時收到安全有效的藥物。”曾主導過兩萬人臨床試驗的一位匿名科學家說。

CFDA沒有對此事進行評論。一位接近藥品審評中心的人士透露，因為兩部門同級，他們不便幹涉。

截至發稿日，科技部最終未能就問題安排具體采訪，也未給予書面回複。

不過，南方周末記者從多渠道獲悉，相關部門已經開始註意到政策產生的影響，正開始有計劃地進行調研。業內人士猜測，政策有希望被重新調整。

如何理性看待新藥「論文發表」？ 浩鼎、北極星股價因它大漲 醫界不解

艾滋病初治新藥上市 將低價進入中國

一名婦女在世界艾滋病日宣傳活動展板中簽名。（新華社/圖）

中國的艾滋病人終於能用上艾滋病一線治療藥物了！

6月21日，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藥物制造商、跨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宣布，艾滋病治療新藥特威凱（化學名：多替拉韋鈉）正式上市，通過聯合其他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用於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成人和年滿12歲的兒童患者。這款新藥，已於今年1月通過國家食藥總局的批準。

特威凱已在100個國家獲批，並被被大部分國際性治療指南推薦為初治艾滋病病人聯合治療方案的一線首選治療藥物。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5年更新的HIV抗病毒指南中，也首次將特威凱作為惟一的整合酶抑制劑納入初治病人的一線方案的備選方案。

據WHO信息，截至2015年10月底，中國報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計57.5萬例，死亡17.7萬人。其中2015年1月至10月新報告艾滋病9.7萬例，按此測算，2015年新增感染病例在10萬例以上。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估計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約占總人口的0.06%。

尤其值得關註的是，24歲及以下青少年感染者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2015年8月，衛計委和教育部專門印發通知，提示這一現狀。“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估計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約占總人口的0.06%。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盡管艾滋病防治工作已取得了諸多進展，但是有效抗艾藥物的匱乏以及高昂的藥物價格始終是阻礙艾滋病患者治療的最大障礙。有的患者一月用藥常常過萬元。如果按每位病人每年服用的藥物為3000元計，中國抗艾滋病用藥市場一年為17億元。

而從全球來看，艾滋病藥物的藥價都呈大幅下降趨勢。2015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發布報告稱，15年來，全球艾滋病新發感染人數已下降35%，艾滋病相關死亡下降41%。實現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艾滋病治療藥物（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藥物）的價格削減近99%，從每人每年約1萬美元降至約100美元（合人民幣約620元），降幅為99%，受益者達1500萬。

中國對艾滋病防治實行“四免一關懷”政策，其中包括針對經濟困難人員的免費治療政策，免費治療的藥品主要來源，包括利用中央和地方財政艾滋病防治轉型資金采購、國際合作項目支持和政府部門接受的各種捐贈等。

據了解，GSK也將順應趨勢，采用低價方式進入中國。“秉持著近期宣布的國家藥價談判試點同樣的精神，我們準備考慮也采取“以價準入”的策略，確保提升艾滋病患者對於特威凱的可及性。”GSK高級副總裁季海威先生表示。

一個月前，中國依照國際慣例引進的藥品談判敲定首單。政府以市場和醫保為承諾，推動原研藥、專利藥降價。“救命藥”降價被視為大好事，但醫保配套落地仍有待時間。

GSK抗艾滋病新藥中國上市 將繼續“降價”換市場

在國家藥物價格談判的實驗性道路上，GSK開始明顯提速。

今日，英國最大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向第一財經確認，旗下艾滋病防治專業公司ViiV Healthcare艾滋病治療創新藥物特威凱（化學名：多替拉韋鈉）正式在中國上市，用於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成人和年滿12歲的兒童患者。

GSK高級副總裁、中國/香港區處方藥及疫苗部總經理季海威表示：“我們致力於與政府合作，確保提升艾滋病患者對於特威凱的可及性，因為這一藥物的創新性以及可以給患者帶來的獲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秉持著近期宣布的國家藥價談判試點同樣的精神，我們準備考慮也采取‘以價準入’的策略。”

按照GSK方面向第一財經確認的信息，GSK中國將繼續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通過將其納入國家免費抗逆轉錄病毒（ARV）的治療目錄，使更多的中國患者可以使用上最新的抗艾新藥。

自中國在1985年出現第一例艾滋病例，中國的艾滋病感染病例在三十年間快速增長。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國累計報告艾滋病感染病例715051例，死亡169300人。其中性傳播逐漸成為HI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徑，男男同性性行為群體，尤其是在青年人的男同群體成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

據悉，特威凱已在100個國家獲批，並被大部分國際性治療指南推薦為初治艾滋病病人聯合治療方案的一線（臨床主推）首選治療藥物；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5年更新的HIV抗病毒指南中也首次將特威凱作為唯一的整合酶抑制劑納入初治病人的一線方案的備選方案。

特威凱的臨床開發研究覆蓋面非常廣，包括艾滋病初治病人，已經接受過其他治療方案的經治病人，以及對此前的整合酶抑制劑已經產生耐藥的患者。特威凱抑制艾滋病病毒複制所需的酶，即整合酶，通過綁定整合酶作用位點，從而阻止了病毒的進一步複制。

ViiV Healthcare全球醫學事務負責人Corklin Steinhart博士表示：“隨著治療手段的進步，艾滋病患者可以生存更長的時間，因此需要一種耐受性良好、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方案。臨床數據表明，特威凱療效和耐受性良好，且耐藥屏障高。我們相信，特威凱是患者可以首選的治療方案。”

事實上，這已經是這家老牌跨國制藥公司兩個月內在中國宣布的第二次價格調整信息。

2016年5月，國家首批藥物談判結果公布，GSK生產的慢性乙肝治療用藥“替諾福韋酯”（產品名為“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商品名為“韋瑞德”），包裝規格為300mg×30片/瓶，談判後月均藥品費用從1500元降至490元，價格降幅為67%，成為降幅最大的藥品，該價格也使得中國享受到了GSK該品種全球最低的價格。

但由於藥價談判新政各地剛剛開始落地，不同地區的反應和態度也不盡相同，對全球價格穩定型維護更加敏感的跨國企業則觀望居多。

而此番，GSK在對已上市藥品大幅降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宣布對剛剛上市的新藥考慮“降價”，成為跨國制藥公司中最激進的實踐方。

2015年5月，GSK中國宣布實施新的商業運營模式；當年11月，GSK全球CEO安偉傑表示，更實惠的價格與更高銷量的組合是值得推廣的商業模式，能夠實現雙贏。

首個預期十億級新藥市場：宮頸癌概念帶動智飛生物漲停

業內人士預計，在葛蘭素史克（GSK）所產的“希瑞適®”（人乳頭狀瘤病毒疫苗[16型和18型]）HPV（Human Papillomavirus，人乳頭瘤病毒）宮頸癌疫苗正式獲批後，包括默沙東以及國產廠家沃森生物（300142.SZ）和廈門萬泰滄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萬泰生物”）在內的幾大正在正式申請HPV疫苗臨床試驗的廠家有望加速獲批。

在今日GSK的HPV疫苗獲批上市的消息公布後，承接默沙東四價HPV疫苗在國內供應、經銷與共同推廣協議的重慶智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300122.SZ，下稱“智飛生物”）迅速拉至漲停直至今日收盤。

根據智飛生物在2012年9月的一則公告，約定默沙東的這款四價疫苗在國內上市後，該公司將負責該產品在中國大陸地區的進口、推廣以及銷售工作。此前，雙方曾就包括五價輪狀病毒疫苗、23價肺炎多糖疫苗和甲肝滅活疫苗的國內推廣銷售進行過多次合作。

而HPV疫苗備受資本市場關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該疫苗有望成為首個進入國內市場第一年市場份額估算就可以突破10億元的新藥品種。

根據這份協議中擬定的基礎采購計劃，默沙東在取得上市許可後，將向智飛生物獨家供應協議產品，並得到許可在協議區域內獨家經銷。而第一年度的采購計劃高達約11.4億元，第二年度約為14.83億元，第三年度約為18.53億元。

“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新藥在上市的第一年銷售額能超過10億的案例。”一位接近國家藥品審批部門的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據悉，默沙東的這款四價HPV疫苗有望在今年獲批，並於2018年前上市。作為國內最具潛力的疫苗市場之一，目前HPV疫苗市場在國內的規模超過百億，而是否獲得前兩年的上市先機，至少意味著高達80%~90%的市場占有以及幾十億元銷售額的進出。

在國內方面，中國目前有三家公司正式申請HPV疫苗臨床試驗，包括沃森生物旗下的潤澤生物、萬泰生物以及浙江普康生物。萬泰生物和潤澤生物進展最快，已經進入了三期臨床。“如果默沙東的疫苗獲批，那麽這兩家應該也可以加速，並且HPV疫苗價格有望再次大幅下降。”該業內人士表示。

衛計委發文 要求加快臨床急需新藥審批

12日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網站消息，衛計委近日發布《關於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涉及推動平臺建設、財政投入、中醫藥科技創新、人才激勵等多方面內容，部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重點工作。

《意見》提出，到2020年，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諸領域中位居前列，中國特色的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顯著提升，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大幅躍升，有力支撐健康中國建設目標的實現。

《意見》明確，建立並完善醫療新技術、新產品的分類監管制度，加強準入和應用管理。持續加強藥物和醫療器械創新能力建設和產品研發，落實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的特殊審評審批制度，加快臨床急需新藥的審評審批。

《意見》要求，推進中醫藥傳承與創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中醫理論，組織編纂《中華醫藏》，系統繼承、整理和挖掘中醫藥古籍。充分發揮中醫藥在重大疾病防治領域的優勢特色，加強對重大疑難疾病、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和傳染病的中醫藥防治研究，重點解決中醫藥臨床難題以及制約中醫藥療效發揮和提高的瓶頸問題。健全中醫治未病技術與服務體系，提升中醫康複服務能力和規範化水平，加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醫醫療器械研發。進一步提升民族醫藥科技創新能力，加速完善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評價和轉化體系。

在人才激勵上，培養一批科技創新尖子人才。進一步做好“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選拔，打造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重點培養一批基礎研究型、臨床與公共衛生研究型、產業轉化型的創新尖子人才。鼓勵團隊協作，培養一批創新目標明確、結構合理、核心競爭力突出的科技創新骨幹團隊;積極開展科研能力培訓，提高尖子人才的研究規範化水平、研究組織和團隊管理能力。

《意見》指出，要積極爭取各級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努力爭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投入，逐步提高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投入在政府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例;提高衛生與健康科技項目和經費投入的比例，推動重點科研計劃、工程項目、基地平臺等的建設和實施。

《意見》要求，建立並完善醫療新技術、新產品的分類監管制度，加強準入和應用管理。完善新技術臨床研究及應用管理制度，規範科研成果轉化為臨床診療標準、技術規範等的程序。改進藥品臨床試驗審批，加強臨床試驗基地建設和規範管理。

同時，持續加強藥物和醫療器械創新能力建設和產品研發，落實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的特殊審評審批制度，加快臨床急需新藥的審評審批。試點開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簡化藥品審批程序，完善藥品再註冊制度。推動建立創新技術和產品市場準入與醫保制度的銜接制度以及優先使用創新產品的采購政策，讓人民群眾盡早獲益。完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加強生物安全監管能力建設，確保生物安全。

中國自研新藥“艾博衛泰”有望成世界首個長效註射抗艾滋病藥

據科技部網站消息，11月23日，在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支持下，我國科學家自主研發成功的新一代抗艾滋病藥物(HIV融合抑制劑，艾博衛泰)，通過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與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建立的“創新藥品審評審批綠色通道”，獲得優先審批、加快審評，目前已啟動針對該藥III期臨床試驗數據的核查程序，使該藥提前進入上市前沖刺階段，有望成為世界首個長效註射抗艾滋病藥物。

長效註射劑可給艾滋病患者帶來口服藥無法提供的臨床益處，是目前國際抗艾新藥研發的重要趨勢。艾博衛泰通過阻斷病毒與靶細胞膜的融合而抑制病毒進入靶細胞，能在感染初始環節阻斷病毒複制周期。國家衛計委艾滋病臨床工作組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包括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權威機構在內的任何國家藥品監管部門都還沒有批準一個長效的抗艾藥物。如果艾博衛泰順利獲批，很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個抗艾長效藥物。”

治療肝纖維化新藥獲批臨床試驗 海南海藥稱目前國內外無同品種上市

海南海藥晚間公告稱，控股子公司海口市制藥廠收到食藥監總局的《藥物臨床試驗批件》和《審批意見通知件》。獲批藥物為氟非尼酮膠囊和氟非尼酮。

氟非尼酮是以治療器官纖維化相關適應癥為目標的新藥，擬用於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等引起的肝纖維化的治療，目前國內外尚無同品種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