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最貴地段的江南區、一坪約百萬元台幣,有一條為紀念首爾與伊朗首都德黑蘭締結姊妹市而取名的「德黑蘭路(Teheran-ro)」,短短三.五公里,原本是大財閥如三星、現代等總部大樓的所在地,現在舊區卻注入新血,有了七家新創育成中心,匯聚創投、風險資本家,以及無數的新創公司,折射出韓國新創生態圈的蓬勃生機。 這些新創育成中心,各有來頭。功能最多元,規模也最大的「夢園」(D.Camp),由韓國二十家銀行出資五千億韓元(約台幣一三八億元)成立。六層樓的獨棟大樓,提供八十個免費座位和設備,讓年輕創業家不花一毛錢,便能專心在此築巢逐夢。 兩年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曾和兒子郭守正到此參訪,不僅簽下合作備忘錄,還捐贈了包括筆記型電腦、顯示器等硬體設備。 毗鄰的「新創者聯盟」(Startup Alliance), 背後金主是LINE的母公司、入口搜尋網站NAVER,出資一百億韓元(約台幣二.七四億元),任務是串聯官方與民間網路業者、電信商,帶領韓國新創團隊揮軍海外市場。 亞洲唯一、全球第三座Google創業園區,落腳在現代集團大樓的地下二樓;諾基亞(Nokia)的通訊研發中心也設在德黑蘭路。 在這條新創街上,政府也沒缺席。由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成立的「TIPS Town」,負責提供政府資金,與私募基金和加速器(編按:為新創業者提供資金、指導、人脈、訓練、活動等支援)合作,投資新創公司;首爾市政府成立的「開浦數位創意園區」(Gaepo Digital Innovation Park)預計九月開幕,瞄準物聯網和金融科技。 如今,江南區幾乎每天都會舉行與新創企業有關的會議或活動,七家新創育成中心把投資、人際網、空間等創業生態系統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良性的生態圈,人才、資源、資金和培訓,一次到位。 有別於美國矽谷,許多新創公司如臉書、推特等,都是在大學「玩樂」中誕生;在韓國,新創公司被當成「事業」,由政府號召大企業出錢出力,形成新創生態圈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政府揪財團打群架,建立起完善的生態系統。 「亞洲各國政府都在積極推出各項鼓勵新創的政策與計畫,但也逐漸發現到,僅僅獎勵新創企業的成立,無法直接複製另一個矽谷。」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指出,更多的資源應該放在建構強健的在地生態系統。 扶植新創的育成中心、加速器等,台灣也在做,韓國和台灣有何不同?黃蕙雯指出,韓國政府號令大企業掏錢支持新創,並統整分散在各政府部門的新創計畫,這種打群架的模式,在「新創一條街」充分展現。 舉例來說,政府成立的韓國風險投資公司(Korea Venture Investment Corp)提供二十億美元資助韓國創投,目前已催生三百八十個新的創投基金,成為年輕人創業的活水。 此外,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和十八家創投基金合作,以一比五的出資方式支持新創,也就是當創投基金對一家新創公司投資十萬美元,政府將投資五十萬美元,最高達到創投基金投資規模的七倍。目前,已有九十家新創公司分別獲得六十萬美元的投資。 他,開拓O2O旅遊平台靠韓流魅力,打進中國市場旅遊O2O(從網路到實體)平台「在首爾」,就是其中一家受惠於政府和創投聯手投資的新創公司。 「政府和天使基金的投資,是創業的第一桶金。」當初募集到三億韓元,讓三十四歲的李敬俊有了第二次創業的機會。 二○一○年「在首爾」創立時,主要是出版中文旅遊雜誌,一三年轉型為旅遊平台,以中國遊客為目標,提供自由行的行程規畫、旅遊地圖、觀光巴士、購物網站等O2O服務。 一四年,「在首爾」獲得韓國創投K Cube投資七億韓元;一五年再獲Nice集團注資三十億韓元,用來拓展電子商務。李敬俊指出,借助韓流風靡中國的力量,針對中國消費者打造購物平台,讓觀光客透過「在首爾」網站,一次購足各種流行的伴手禮、美妝、服裝等商品。 由於瞄準中國市場,該公司有九成員工會講中文,目前微博有一三三萬粉絲、雜誌讀者達三萬人。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二個特色,是透過「學長拉學弟」的引領方式,帶來人際網的加乘效果。 黃蕙雯指出,韓國的新創育成中心講究傳承,例如「夢園」以校友、學長姊制來引導新創業者;加速器SparkLabs則有類似當兵的「梯隊」制,因此,在短短二、三年就孕育出一百多個新創團隊。相較於韓國新創的集體性行動,台灣顯得單兵作戰。 不僅如此,創業成功的韓國企業家也搖身一變,成為天使投資人或成立私募基金,在創業路上,以學長身分拉拔學弟,形成良性循環。 他,投入Fintech領域推理財機器人,用戶超過20萬Newsy Stock共同創辦人文景祿,就是受到學長們創業精神的感召,原本在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韓國資誠(PWC)上班,也曾在香港寶來證券工作的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毅然辭職創業。 文景祿投入的創業領域,正是時下最夯的金融科技(Fintech),為投資人提供量化的選股資訊及理財機器人的股票推薦服務。「這項服務是在一二年八月,股市表現不好時推出的,對象是需要準確數據和量化分析的專業投資人。」目前用戶超過二十萬人,每月收費一百至五百五十美元,早在對外募資之前,就已損益兩平。 去年一月,距離文景祿創業僅兩年半,這個新創公司就被韓國移動媒體企業聯盟 Yello購併,文景祿更登上了《彭博商業周刊》評選的「五十位亞洲之星 」榜單。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三個特色是:在創業之初,就制定全球發展目標,首爾只是跨足世界的跳板。 近年來,簽訂多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韓國政府以全球市場為舞台,推行「K-Global」計畫,提供新創公司進軍海外市場所需的一切支援,包括品牌和行銷策略。 雖然首爾人口約一千萬人,密度高且相對同質,是創業者練兵的理想實驗場,但群聚在首爾的創業家都深諳,他們的市場在海外。 他,開發企業通訊軟體「創業的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開發出企業通訊軟體「JANDI」的Toss Lab,是韓、台、日共同創設經營的跨國新創公司。Toss Lab目標很明確:「從創業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同時在台、韓、日本上線。」目前JANDI已有三萬個台、韓、日企業用戶。「我們將通訊及檔案管理功能整合在一起,讓企業及團隊內部溝通及合作更加便利。」Toss Lab經營策略經理金秀英解釋。成立不到兩年,Toss Lab已募得四五○萬美元的外部資金。其實,在選擇投資者之際,他們就以「得到創投在市場人脈和策略布局的協助」為主要考量,例如日本軟銀創投及台灣心元資本,幫助他們順利進入日本及台灣市場,韓國創投HnAP則有東南亞市場經驗。 「政府的最大作用在於,打造良好的生態系統,讓年輕人實踐夢想,同時,讓創業的成功故事激勵更多年輕人,勇敢創業。」夢園總經理金光鉉對韓國新創發展,下了樂觀的注解。 撰文 / 鄧麗萍 |
新創公司積極與消費社群對話,能將消費者的意見回饋供應商,開發產品更有效率; 台灣紡織業上下游完備,又有人才,若能結合科技,將有機會成為國際一流品牌。 三月二十三日,我在矽谷參加了全球最大孵化器之一「Y Combinator」的Demo Day(新創公司發表會)。這裡曾孵育出全球知名的獨角獸公司如AirBnB、Dropbox等。 在眾多的前瞻科技中,一家新創公司Enflux正在打造智慧衣,將偵測3D動作的感測器織入衣服,即時記錄身體的運動情況;使用者可以在App上立刻查看,並修正表現,不僅不須穿戴其他裝置,Enflux智慧衣還能丟進洗衣機洗。 近年眾多智慧產品中,除了手環,智慧衣的偵測方式更為直覺,也因為貼身,獲取的資料更正確。諸多大廠如Google、運動品牌如Adidas、Under Armour、Nike、Polo等,也都開始製作針對專業運動員與教練的智慧衣。 台灣的紡織業技術累積深厚,從布料代工進展至機能衣研發,我認為,這是參與科技創新很好的機會。《今周刊》曾經報導台灣的紡織所與老牌紡織廠南緯集團,皆投入智慧衣研發超過十年。 雖然服務情境豐富,例如在運動、醫療與救災中,可以偵測人員的健康情況與周遭環境,但這些數據缺少後端的處理與平台服務,以及消費者的市場教育。然而,這部分不正是科技公司的長處與優勢嗎? 紡織業的新產品從討論到實際上市,可能需要一兩年;但我們投資的愛瘦身(iFit)社群,每次產品開發至新品推出的週期,僅有三個月。能夠與傳統供應商合作,達到快速的開發效率,靠的就是「網路」,也就是「大眾真實的聲音」。 傳統產業的供應商並非不在意大眾的意見,然而,科技新創公司,尤其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品牌出現,大幅改變過去傳統產業供應商的作業生態。 多數新創公司積極與消費社群對話,因此能經常地、有效率地,將消費者的意見回饋供應商。如此一來,台灣獨有的技術也透過品牌轉型,廣為大眾所知。 台灣的紡織業上下游完備,又有許多大學與研究所的優秀科學人才,若全球的產業趨勢能夠傳播得更遠,進而凝聚各界,相信一定能促成另一技術領先的國際品牌。 (本專欄由詹益鑑、鄭博仁、客座作家群共同主持) 撰文 / 鄭博仁 | ||||
20人籌辦團隊,月薪不高、老闆還鼓勵員工離職去,為何還能籌辦出全球最大、最high的非營利創業活動Slush? 五月中,日本東京郊區幕張國際展覽館被布置成超大型夜店,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軟體銀行總裁阿優拉(Nikesh Arora)和各國新創團隊,像搖滾明星般陸續登台。 擁擠昏暗的台下,軟銀社長孫正義的胞弟,工合娛樂創辦人孫泰藏手裡拿著啤酒,對《商業周刊》記者說:「人們來到這裡,心理狀態會變得跟平常不一樣,變得很正向、積極又開放,這有利於建立關係,甚至是創造奇蹟。」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非營利創業活動Slush的亞洲會場。創造隔絕商場環境的酷炫派對氛圍,是Slush有別於其他創業競賽活動的特色。孫泰藏正是把Slush引進日本的推手。年初被鴻海旗下創投基金投資的VR廠商Fove,就是去年的季軍。今年冠軍,由台灣團隊SkyREC獲得,這是台灣第二年奪冠。 Slush源自芬蘭,它兩天內吸引一萬五千人飛到冬天的北歐,創造逾一百四十億融資金額,約略同於去年台灣新創事業獲得的投資總額,是吸金規模全球前三大的創業活動。創辦人胡亞南等人在讀大學時,目睹諾基亞帝國殞落,整個芬蘭陷入愁雲慘霧,但一句「去他的,我們辦得到」,他們決心舉辦Slush,振興芬蘭新創生態。〇八年開始時只有四百人參加,現在每年光是新創企業就有一千六百多家與會。 非營利是Slush與其他創業活動最大不同。別人一張票價動輒一千歐元起跳,它只要三分之一,收入和贊助皆投入隔年活動。正職支薪成員僅二十人,以亞洲Slush為例,每名正職月薪不超過新台幣八萬元,剛好符合日本平均月薪標準。 「我們確保不會有任何人從這個活動中飽私囊,」Slush共同創辦人胡亞南告訴本刊記者,非營利讓Slush得以吸引眾多大咖投資人和講者前來。 「低薪確保不會有人一直賴在這個位子上不走,並且確保來籌辦的人都是真正有熱情,這有助於促進流動性。」亞洲Slush執行長梭尼嫩說。 不同於其他組織希望核心成員留下來,Slush反其道而行,幾位創始成員,紛紛離開Slush 幕前工作,各自創業。例如胡亞南現在正忙於做一個KTV App,梭尼嫩也計畫出去創業,因為「待太久,年輕人會沒有機會嘗試。」 撰文者李欣宜 |
首屆痛客大賽,讓近三千金點子齊聚中國最大大數據博覽會,在名為「需求」的商機中,創客們,你們看到痛點了嗎? 當個創客已經不稀奇,能當好一個「痛客」,才正in。 什麼是痛客?走進中國規模最大的貴陽大數據博覽會痛客大賽展區,滴滴出行、大眾點評……,一個個中國正夯的新創企業案例,映入眼簾。 創客想:要給消費者什麼 痛客想:消費者需要什麼 「痛客是先有需求再做產品,創客則是先有產品再找市場。」中國第一屆痛客大賽主辦方痛客夢工廠執行長陳東說,能夠打中消費者心中尚未被滿足的「痛點」,就是痛客最關鍵的能耐。 例如,滴滴出行創辦人程維發現許多人經常抱怨叫不到計程車,便抓住這個痛點,開發出媒合乘客與司機的打車App,替中國數億人解決了通勤問題。 陳東認為,痛客和創客差異在於,前者從需求端出發,想的是:「消費者需要我做什麼?」後者看重的則是供給端:「我要給消費者什麼?」當痛客提出想法後,創客再對此拿出辦法,進一步商業化。 以中國為例,現在其極需要痛客,背後反映的,是創客泡沫化現象。截至去年底,全中國平均每天新成立一萬二千家公司,其中「小微企業」(編按: 指個人經營的微型企業) 平均壽命竟不逾三年。 不僅是中國,太多 人的失敗關鍵都是: 找錯痛點,盲目樂觀而缺乏對市場的正確理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中關村裡出現一群人,他們或許不像創客那麼有創意,能想出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但卻有敏銳的洞察力,從消費者的抱怨中找到商機,並提出解決方向,協助創業家更了解市場。 什麼人是好痛客? 他們對自身工作觀察很久 今年三月,數博會正式舉辦中國第一屆痛客大賽,吸引超過兩萬人報名,最後剩十名角逐冠軍。主辦單位也找來十名創客,和這群痛客搭檔,從其挖掘的痛點出發,找出可商業化的解決方案,一旦成立公司,痛客也可入股、分紅。 例如,前十強中(見七十四頁表》,有基層公務員提出「偏鄉師資不足」痛點,計畫開發類似優步(Uber)的師資共享平台,由平台媒合找不到職缺的教師和學生,並提供一套鑑價機制,讓雙方依據科目、時數、地區等條件議價。 對此,數博會痛客大賽展區負責人李羿衡觀察,多數參賽者所提出的痛點,都來自他們工作領域長年觀察,有人甚至是地方銀行行長,想解決小公司借貸不易的問題,和現在中國許多大學生沒畢業就想創業很不一樣。 不過,創業為何一定要打中痛點?又該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好痛客? 「該如何測試顧客會不會埋單這項產品或服務?只要回答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消費?」最主要的答案是,為了對抗痛苦。」《突破創業》一書便提到,消費者的抱怨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與其滿足「舒適點」,人們更願意為了劇烈、迫切性的痛點花錢,「就 像賣阿斯匹靈向來比賣維 他命容易一樣。」因此,對企業來說,做 「痛苦的生意」其實比做 「開心的生意」還要好,更容易長久經營。 怎麼做能抓到痛點? 想你的顧客整天在做啥 找到抱怨,打中痛點後,接下來,則是挖深它。中 國最大的貨車服務平台 「貨車幫」便是一例。 去年十一月,阿里巴巴 集團創辦人馬雲和美國總 統歐巴馬在A P E C會議碰面,他特別向歐巴馬介紹的中國新創公司,就是貨車幫。 貨車幫成立五年,目前融資金額逾一億美元,騰訊也是股東之一。能同時獲得兩大巨頭青睞,全因為創辦人戴文建替中國一百五十萬貨車司機解決了送貨問題。 從事物流業超過十年的他,發現司機載貨前往目的地,回程即便沒貨可載,卻得照付油資、過路費,想多跑一趟賺錢,還得繞到別的集貨地取貨,原本一天賺人民幣六千元,開銷扣一扣,只剩三千元。 「該怎麼提升司機工作效 率,同時為他們賺更多錢?」他找到痛點,開發一款APP,就像貨車版的滴滴出行,企業一旦登錄,便能即時找司機送貨,也方便司機找貨,降低空車率、縮短載貨路程,一年就幫旗下司機省下人民幣一百億元油錢。此外,貨車幫還包辦保險、維修,甚至新車、二手貨車交易,讓司機離不開它。 戴文建能有今日成績,靠的是五年跑遍十三個省分,在各大物流園區開餐廳、電影院,還為司機量身訂做手機,拉近和他們的距離。唯有如此,才能不斷挖掘痛點,走在市場之先,成為第一大業者。 「想想你的顧客一整天都在做什麼。」美國夏菲顧問公司(Schaffer Consulting)執行合夥人隆恩.阿胥肯那斯(Ron Ashkenas)曾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指出,許多公司只從性別、年齡、職業等各種數字,分析消費者行為,卻對他們的真實生活一無所知,遑論從中找到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過去幾年,中國創業圈最流行的便是這句話,指跟對趨勢,不管什麼樣的企業都能成功,但風停了,一家家乘勢而起的公司卻跟著倒。如今痛客的出現,也代表一切將回到更理性的思考,唯有越貼近消費者,找到他們內心最深沉的痛點,才可能在泡沫後屹立不搖。 撰文者康育萍 |
一個灰濛濛的二月天,紐約曼哈頓市中心區彌漫著一股垂死「獨角獸」 (編按:估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新創企業)的氣味。那斯達克指數剛跌落十五個月來新低,市值一度超過十億美元的電子商務公司Gilt Groupe,最近以二億五千萬美元跳樓價易手。線上刮鬍刀新創公司Harry's共同創辦人雷德(Jeff Raider)卻老神在在地說,「去年獨角獸領風騷,今年要看蟑螂顯威風了。」 新局:電商掉漆 「老土」產業出頭天 他說,比較不神祕、比較「土氣」的公司在今後更能勝出,「電子商務的日子會比過去難過,但我們有真正的生意,賺的是現金,還有一家工廠。」這家工廠,位於四千哩外的德國小鎮艾斯斐,當地居民約五千六百人,除了鎮內那座中世紀古堡,只有一樣值得一提的東西,就是自一九二○年起生產刮鬍刀片的工廠Feintechnik。誰又能想到,位於紐約時髦蘇活區的新創,竟能結合德國小鎮的藍領工藝,寫下一個顛覆產業的故事。 二○一一年,雷德與Harry's另一位創辦人凱梅菲爾(Andy Katz-Mayfield)準備成立線上刮鬍刀事業,與雄霸刮鬍刀市場百年的吉列(Gillette)與舒適(Schick),角逐一七○億美元(約五四○○億元新台幣)的市場。 那一年,刮鬍刀品牌Dollar Shave Club(DSC)在市場上發動價格戰,但雷德與凱梅菲爾另有一套策略:要以設計得更好的刀片、合理的價格,為消費者帶來更優質的刮鬍經驗。兩人從埃及到日本,買來每一家刀片廠生產的高級產品,在臥室用自己的臉做實驗。結果苦了自己臉皮,卻始終找不到滿意的產品。 後來,他們從部落格看到一個幾乎沒人知道的歐洲品牌Croma,它專賣Feintechnik廠生產的刀片,外銷歐洲各國。這家工廠用的是一種幾近失傳的「哥德式拱形切割」(gothic arch cut)技術,能將鋼片兩邊磨成拋物線形的鋒刃,既銳利又強韌。 兩人立刻打電話找上Feintechnik,卻發現這家廠既不在柏林,也不在慕尼黑,不但偏遠,而且當地沒有人會說英語。 經過好一番折騰,當Croma刀片終於送到時,兩人就知道他們找到供應商了。 整個故事,得從五年前的一個下午說起。拿到美國史丹福企管碩士學位的凱梅菲爾,走進商場買刮鬍刀,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名店員,幫他打開櫥櫃取出刮鬍刀;拿到收銀台付款時又發現,一套四片裝、加一瓶刮鬍膏的產品竟要價二十五美元。他覺得自己被坑,於是想起好友雷德。 創業:臥室裡的實驗 線上客製化刮鬍刀熱銷 當時雷德已經從華頓商學院取得企管碩士學位,並創辦線上眼鏡公司瓦比派克(Warby Parker,目前公司市值高達十二億美元),挑戰壟斷市場的義大利眼鏡製造商Luxottica,而且經營得很好。 凱梅菲爾心想,刮鬍刀市場為兩家業者把持,與眼鏡市場為Luxottica把持有什麼兩樣?瓦比派克可以挑戰眼鏡市場,何不如法炮製,開一家新創公司,挑戰刮鬍刀市場?他找上雷德,兩人一拍即合,立即展開他們的「臥室實驗」。 終於找到理想的供應商以後,兩人匆匆飛往德國,想說服有九十一年歷史的Feintechnik,替他們這家八字還沒一撇的公司生產刀片。一開始,德國人興趣缺缺,倒是Feintechnik執行長貝克(Heinz Dieter Becker)覺得,這兩個美國青年與其他那些線上新創有一點大不相同:他們要的不是廉價品,而是擁有獨特韌度與支軸的客製化高級產品。 雷德與凱梅菲爾費了五個月脣舌,終於說服貝克,簽下一紙供應合約。到一二年秋,雷德已設計出帶有濃厚男子氣息的Harry's刮鬍刀系列,從八美元的刀片組到三十九美元、附刮鬍膏的產品包等選項,可以搭配,也可以單項訂購。 雷德從紐約創投Thrive Capital籌得四百萬美元,於一三年三月在線上推出Harry's系列;兩個月以後,兩人碰上一個始料未及的大難題。近年來,幾乎每一項產品類型都出現類似Harry's這樣、直接以消費者為訴求的新創業者,主要是經銷商,而不是製造商。但兩人發現,這套模式在刮鬍刀產業行不通,Harry's不能只是透過合約要一家工廠替它生產刀片,它必須買下工廠。 情況是這樣的。產品上市兩周後,由於電子郵件廣告成功,口碑熱銷,Harry's賣光了所有庫存,甚至排隊等貨的訂單還累積了十二個星期。雷德要求貝克另闢生產線,專門為Harry's提供產品,但貝克說辦不到,因為資金不足。 想將生意繼續做下去,唯一辦法就是買下整個供應鏈:Harry's最重大的開支不是程式,而是鋼材、機器與工人。在新創企業的世界,這麼做幾乎是聞所未聞。研究機構Forrester分析師穆普露指出,新創公司像這樣大手筆投資的幾乎找不到,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樣「等於是把馬車擺在馬的前面」,逆向操作。 顛覆:當廠商供貨不及 募資一億美元買下供應鏈 根據雷德與凱梅菲爾的估算,買下Feintechnik得籌資一億美元,大多數投資人不可能把這樣的資金投入一家新創。雷德透過在瓦比派克擔任董事、同時是紐約避險基金老虎環球(Tiger Global)高級主管的友人,要求老虎環球出資。 兩人解釋,Harry's 的模式儘管看起來與瓦比派克近似,實則大不相同,因為高級刀片需要的工序難度比眼鏡專業得多;而且最根本的差異是,瓦比派克像大多數新創一樣,只負責產品設計,從供應商取得材料之後,透過合約交由製造業者製造。 以Harry's的主要競爭對手DSC來說,甚至連設計都免了:它直接從韓國的Dorco刮鬍刀廠採購已經設計好的刀片。也就是說,DSC得看供應商的臉色,Dorco之後在北美推出SXA 1000系列,成為DSC的直接對手,原因就在這裡。Harry's必須垂直整合,才能免此後顧之憂。 他們說動了老虎環球。到那年年底,雷德與凱梅菲爾又得到Thrive Capital與另五名投資人挹注一億二二五○萬美元。一四年一月,兩人正式成為Feintechnik的新老闆,成立十個月的Harry's,買下九十四年老店的製造工藝經驗。 兩年前第一次傳出這場收購消息時,德國《明鏡周刊》曾說,這是「美國創業精神與德國工程科技的奇怪組合」。Harry's的兩位創辦人也從管理三十五人電子商務新創的老闆,成為一家員工四百人、客戶遍及四十國公司的負責人。 兩年後的今天,雷德與凱梅菲爾認為他們的豪賭勝利在望。Harry's已做好衝刺的準備,計畫在兩年內將產能增加一倍,預計每年生產二十億片刀片。要達到這個目標非常耗錢,Harry's又籌了一輪資金,募得一億七千一百萬美元,不僅要將既有廠房設施擴充,還要建第二座廠房。 市調機構Slice Intelligence分析師卡薩說,在刮鬍刀這一行,「DSC與Harry's的異軍突起,是自從電動刮鬍刀問世以來,最重大的一次顛覆。」DSC雖是排名第一的線上刮鬍用品業者,Harry's的成長,卻比整個線上市場成長速度快兩倍。 近年來業績低迷的吉列,曾控告DSC與Harry's侵害它的專利(之後撤回),去年夏天,吉列也推出自己的刮鬍俱樂部,加入線上大戰。 挑戰:文化差異 美國牛仔PK德國工匠 當前Harry's最優先的要務在於「人」,他們知道文化差異是個大問題,也知道德國人正盯著他們看。雷德說,「我不想粉飾什麼,有些在這裡工作十五年的員工,想改變他們的心態實在很難。我們可不是六十歲的德國實業家,先得在德國人面前建立信譽才行。」看來兩人直到目前為止,還做得不錯,德國名製片人溫德曼(Ulli Wendelmann)最近拍紀錄片,描述這場「奇怪的組合」,根據他的說法,「小鎮上的德國人,對這兩個美國牛仔的感覺好極了。」新創公司該全線包到底嗎? 新一代的新創企業認為顛覆產業的關鍵,在於「一切自己動手做」。但在講求善用人力及生產外包,以達到商業模式「輕量化」的時代,這聽起來有悖常理。不過,矽谷知名的安霍創投負責人迪克森卻鼓勵公司追求這種模式,並稱之為「全線型創業」(full-stack starups)。如果你開發了一項新科技,不想賣斷或授權給既有的企業,可打造「完整的、終端到終端的」服務,設計到經銷一手包辦。這種模式的潛在優勢極大,相對財務風險也高,只有高度敏銳的創業家適用。「全線型」新創公司有三種作法:Harry's 自行製造Harry's垂直整合的關鍵,在於它所賣的高級刮鬍刀片,僅有少數工廠具備大規模製造的能力。因此,兩位創辦人認為,必須直接掌握這種少見的技術。 但他們強調,不是每個人都能設法斥資一億美元蓋工廠,除非自行製造能創造出獨特的優勢。 Nest Labs 掌握設計並非所有「全線型」企業都要抓住每一個供應鏈環節,僅掌握最關鍵的環節也能勝出。前蘋果設計師創辦的Nest Labs,無論軟硬體(智慧恆溫器、煙霧探測器等)皆自行打造,這使公司更能掌握使用者體驗,並進行產品創新。 特斯拉(Tesla)發明一個新供應鏈為了替它的電動車建立市場,特斯拉擁有從工廠、展示間到充電站等一切環節,完全重塑了供應鏈的概念。這是一場昂貴的豪賭,但若競爭者想效法它的作法,將很難迎頭趕上。 撰文 / Bernhard Warner 譯者•陳曉夫 |
美國的新興生物技術公司Morphic Therapeutic近日公布了A輪融資結果:多方戰略投資人以5150萬美元一舉買進該公司的新一代口服整合素概念。值得註意的是,此次首輪投資由GSK(葛蘭素史克)和輝瑞的投資公司共同領投,其他的投資機構還有Omega Funds和AbbVie(艾伯維)Ventures,此外,包括初創投資人北極星投資和施普格林、尚華醫藥投資集團等也參與其中。
該公司之所以在A輪融資階段就能吸引眾多明星投資機構及制藥公司的關註,一個重要的原因來自於他們解決了長久困擾整合素靶向療法的技術問題,讓原本只可用於註射型療法的整合素變成了小分子口服型藥物,在慢病多發領域,藥丸的便利性將替代註射劑給藥企帶來巨大利潤,而對於GSK和輝瑞而言,他們希望借此進一步進軍免疫治療藥物領域。
什麽是整合素?
整合素是大量表達在人類細胞表面上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受體家族,它的信號可參與影響廣泛的細胞內功能,包括細胞存活、細胞周期進程、細胞分化和細胞遷移。
有研究表明,整合素所介導的異常細胞信號是導致眾多人類疾病的因素之一,這些疾病就包括Morphic Therapeutic公司目前的研發重點:纖維化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免疫腫瘤療法,這些都是被生物制藥領域未來所看好的重要的疾病方向。
以腫瘤免疫療法為例,目前全球著名的跨國制藥企業如羅氏、阿斯利康、輝瑞、葛蘭素史克等已全部涉足,在目前,這些制藥公司選擇與Morphic Therapeutic類似的生物技術公司合作是主要的途徑。今年3月15日,羅氏就宣布與另一生物技術公司Blueprint Medicines達成一項高達10億美元的合作,共同開發和商業化靶向癌癥免疫療法中重要激酶的5種小分子療法。
而此次GSK和輝瑞所關註的Morphic Therapeutic作為一家致力於開發新一代口服型整合素療法的生物技術公司,其研發思路來源於該公司的創始人——哈佛大學醫學院和波士頓兒童醫院Timothy A.Springer教授幾十年在整合素領域的學術研究。
技術應用任重道遠
上個世紀80年代,該公司的科技創始人Springer博士對整合素的最初發現推動了第一代針對整合素的研發項目,六種註射型整合素療法被批準用於治療包括多發性硬化癥、潰瘍性大腸炎、克羅恩病、牛皮癬、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期間的並發癥在內的疾病。
“實際上,Springer的發現催生了六種不同的藥物的出現,其中受益於此的一些藥企當時的規模已經變得非常龐大。”Morphic的總裁及首席執行官Praveen Tipirneni博士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但因為臨床使用後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大量的制藥公司後來走下坡路,有一些甚至最後退出了行業。”
在後期的研究中,他們發現這些問題源自於沒有有效設計靶向小分子候選物去阻斷整合素的蛋白質間的相互作用。居於這個理念,Morphic Therapeutic開發了一個獨特的平臺,從構建和解析超高分辨率的整合素晶體結構入手,設計研發最有潛力的小分子化合物。
Praveen Tipirnen表示,目前他們將同步推進兩個項目——已驗證的生物制劑靶向的小分子,同時還有新靶向的小分子。特定的戰略投資者們對這兩種項目都抱有興趣。
“有意思的是,這是計算機化學公司Schrödinger第一次對外投資。”Praveen Tipirneni說道,他們希望能仿照與Schrödinger同屬夥伴關系的Nimbus。今年春天,Nimbus制藥公司將ACC(乙酰輔酶A羧化酶)抑制劑項目,賣給了GILD(Gilead Sciences),前期投資4億美元,後追加至8億美元,成為Nimbus事業發展的里程碑之一。
“從物化學視角看,我們已經有了完美的小分子制劑,但以前他們總不如生物制劑效果好。現在我們知道了原因:一種理論證實,整合素是一種激動劑,它強化了信號傳導而非抑制。生物制劑的物理體積龐大,所以能抑制整合素粘附細胞,也因此效果更好。”Praveen Tipirneni這樣總結道。
“但是過去沒有人能做出整合素小分子。現在我們可以把整合素封閉式鎖定,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出史無前例的適合整合素的小分子。在慢性病多發領域,藥丸的便利性將會成為巨大優勢。”他補充說。
據了解,目前Morphic正在與Schrödinger合作,利用計算機化學軟件和服務,加速開發設計出滿足發展需求的候選叠代品。
今年五月中旬,美國商會華盛頓特區總部發表報告,在全美二十五個熱門創業城市中,將波士頓評選為新創能量最強的城市,矽谷只排名在第二。 啟示一:醫療IT業崛起 硬碰硬創業文化,比矽谷更能解難題美國商會是全美最大、資金最多的遊說團體,對政府、國會的影響力最為驚人。這份報告指出,新時代已經來臨,網路發明以來,簡單如App等創新應用已陸續被提出,未來各產業都將開始挑戰更困難議題。雖然矽谷的新創公司數量、市值仍高居第一,但波士頓卻領航更具未來性的生技醫療,且更有能力硬碰硬解決難題。 換句話說,波士頓即將成為矽谷接班人!而波士頓的成功法則,更是未來全球創新公司需要注意的。 為什麼說波士頓更有能力解決難題? 答案就藏在與矽谷大異其趣的生技創業文化。為了了解波士頓為何能擁有全球最強的創新能量,《商業周刊》採訪團隊特地飛越一萬二千公里,走訪當地取經。 每個到矽谷朝聖的人,一定會去拜訪惠普(HP)公司發源的小車庫,因為克難創業是矽谷創業象徵,那波士頓的象徵呢? 「學校的實驗室!」全美創辦了最多生技公司、被封為發明王的MIT(麻省理工學院)寇克癌症研究所(Koch Institute)教授蘭格(Robert Langer)說。 大學輟學生賈伯斯,二十一 歲時在車庫創造了蘋果電 腦,中斷了博士班課程的布林(Sergey Brin)與佩吉(Larry Page),則在二十五歲時,於租來的車庫裡創造了Google. 「我估計,生技創業家們至少大他們十歲,而且大多數都擁有博士學位。」《富 比世》北極星創投管理合 夥人納夏特(Amir Nashat) 這麼說。 他分析,科技業的年輕小夥子可以因為播放影音、玩遊戲的不夠方便,重新設計一個新的運作方式。但在生技業,科學家必須在實驗室待很多年,才能搞懂癌症是怎麼運作的。「矽谷有很多天才,能用成熟技術創造顛覆的商業模式;但波士頓偏向挑戰真正困難的科學問題,是不同的做法,」他說。 輟學天才與多花十年讀書的博士天才,形塑出新舊矽谷迴然不同的文化。而向來以高科技為馬首是瞻的台灣,想要好好發展生技業、醫療IT(資訊科技)業,更應該向波士頓模式取經。 啟示二:兼差經理人撐全場學者不做俗事, 研發新藥竟能全外包 正因為生技研發難度極高,在波士頓,看不到如賈伯斯這般既能設計iPhone、又具有明星演說魅力、還能擔任公司執行長的全才。在波士頓創業的生醫科學家,並不像矽谷創業家要學管理、學財務、學行銷,甚至要學當明星。這裡的科學家大都想繼續專注做實驗,不想煩惱雜務。 如蘭格,開了三十家公司,依然守著自己那座全球學術界規模最大的生醫工程實驗室。 波士頓沒有明星執行長,這裡只有擔任首席科學長、或是不在公司上班、甚至只當董事或科學顧問的創業家;這裡,「藥比人有名,」MediVector生物統計總監、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前會長康麗雪舉例說:「有誰知道推出威而鋼的那位 CEO是誰嗎?」 那麼,公司誰來經營呢? 「你可以叫我part-time(兼差)執行長!」目前身兼三家公司的執行長的達爾(Thomas Dahl)說,他想了一下才決定要給我哪張名片。曾任大學醫學院教授的他,因為熱愛生技業的挑戰性工作,轉行成了專門輔導初創公司的專業經理人。由於小公司資金少,聘不起全職執行長,他身兼三家可讓公司省錢。 達爾分析,他的工作就是讓科學家完全不用管俗務,包括徵才、找適合的財務長、規畫到醫院做臨床試驗、與負責審查藥證的FDA(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官員接洽,他都能找來適合的團隊打點一切。等將公司養成到一定階段後,他再找適合下一階段發展的執行長接手。 他說,藥物開發階段有不同的專業,而且大多數生技公司最終選擇被購併,執行長自然也不需要跟著公司從一而終。 台裔哈佛醫生李柏勳更有 趣。他將自己創立的公司交給別人經營,改當生技公司Proteostasis首席醫務長,以醫學專業打動投資人,讓公司在今年二月風光上市,「因為我的專長更適合這個位子啊!」他覺得這個選擇很合理。 新矽谷不打明星牌,這裡的靈魂是團隊。而組團隊在波士頓不成問題,由於這裡的生技聚落實驗室密度全球最高,到處都能產生頻繁的人才交流,你去這附近生技業愛去的咖啡屋坐坐,就會聽到每一桌不是在談癌症新療法,就是在分享哪個RNA(核糖核酸)研究突破。在當地最夯的早午餐店flour用餐,你也能遇上今年因為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而聲名大譟的華裔科學家張鋒。 由於波士頓產業鏈非常完整,所以完全沒有全職員工也可開公司。除了兼差執行長、兼差財務長,也有各式各樣的外包,可以外包委託做臨床試驗、委託進行資料統計。兼職CEO達爾與出身台灣的哈佛榮譽退休教授陳良博合作,竟然沒有任何全職員工,就一路將新藥做完二期臨床人體試驗,正著手準備進行第三期臨床。 啟示三:專人做利益迴避 哈佛設部門保護,隨時提醒別觸法這裡,簡直就是生醫科學家的「無痛」創業天堂!但資金哪裡來、怎 技轉給業界?在台灣,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正因為浩鼎案的利益衝突迴避問題,身陷風暴。 但在波士頓,科學家根本沒在怕。 「科學家並不了解法令,一不小心容易誤觸法網,」哈佛醫學院前基因治療中心副主任、現於波士頓創業的李政欣分析,所以美國大學很積極保護科學家,例如哈佛就設立專門的技術轉移、利益衝突迴避辦公室,聘了好幾個律師,不只能搞定與創投、業界的授權談判,每次只要政府法規修改,哈佛馬上有專人請科學家更新利益迴避資料,「科學家只要follow(遵循)規則就不會出事。」啟示四:籌資比矽谷更多元找病友團體投資,變研發新趨勢根據Tufts醫學院最新研究估算,由於新藥越來越複雜,成功讓一個候選藥物通過動物實驗、人體試驗,最後拿到藥證上市,平均要花費二億六千萬美元,而且平均每十個候選藥,只有一個能成功。一旦失敗,投資金額皆付諸流水。「不論是生技公司、大藥廠、創投,都不想單獨承擔這個風險。」在美國創立生技公司的前工研院生醫中心主任蘇新森說。 所以,在波士頓,資金來源比矽谷的網路業更多元。 這裡的新創公司有的預先賣出產品授權、接受大藥廠資助。例如蘇新森創立的癌症新陳代謝療法公司Agios,二〇一〇年拿到大藥廠Celgene的兩億美元經費,接著掛牌向大眾募資,今年又拿到第二筆兩億美元研發經費,未來若獲准上市,將授權給Celgene銷售。 新的趨勢則是病友團體資金襄助,例如福泰製藥(Vertex)與遺傳疾病囊性纖維化病友基金會合作,接受該會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投資,推出全球第一款能治此病的藥物。而病友基金會不但因此有了救命藥,也大賺投資收益。如今這個模式已成了罕見病新藥開發業者的效法對象。 啟示五:做好公眾溝通 面對市民反彈,曾做長達兩年宣傳而另一個常被忽視,卻對生技產業非常重要的,是與民眾溝通。這個特點來自四十年前的一場教訓。諾貝爾獎得主夏爾 普拿出老照片回憶: 原來,當時DNA(去氧核糖核酸)重組技術甫問世,在大波士頓區的劍橋市有好幾個實驗室準備動工。但市民擔憂實驗將會製造出科學怪人,走上街頭抵制實驗室設立。經過長達兩年的公聽會,夏爾普等科學家也上街擺攤宣傳,在充分溝通下,反而建立了公眾對生技產業的認識,造就波士頓對生技研發友善又有制度的管理。 「調查顯示,波士頓創業家與大學、研究機構、各種市民團體都有良好的互動,」美國商會報告指出,這是波士頓勝過矽谷的原因之一,未來要挑戰困難議題,與社群對話能力將是關鍵。 換句話說,波士頓生技社群用高度分工、高度分散風險,以及更緊密的社群交流,塑造讓頂尖科學家專心應付高難度問題的環境,「這是跟IT業非常不同的投資結構,很不同的想法。」夏爾普說。 他分析,科技業系統是開源、可容錯,投資兩年就想見到成果;醫療業卻是極重視安全,接受政府高度監管,一個新藥往往需要十年的投資。想要學習如何應付難題,「IT業者必須來這裡學習我們的文化,所以,他們來啦!」「在紐約,在意的是多有錢。在費城(美國「獨立宣言」簽署地),在意的是家世。」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的名言曾說:「在波上頓,人們在意的是一個人有多少知識!」這座有全美最老大學——哈佛大學的城市,在意的是硬碰硬的知識、扎扎實實的研究。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未來的產業的知識含量只會更多不會更少。新矽谷的成功法則大不同於過去的科技業模式,值得想布局下一世代新科技的台灣仔細搞懂! 撰文者蔡靚萱 |
中國以市場與資金吸納台灣年輕創業團隊,已是勢不可擋。我們該有的關鍵思考是:接下來,台灣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再長出新的創業團隊? 要探究這點,我們必須坦然面對以下的荒謬現象: 台灣身為一個創業育成中心密度全球最高的國家,每年新創公司家數是創業大國以色列的五十七倍,但二十年來所孕育出唯一一間獨角獸(編按:市值超過十億美元公司)企業,竟然只有網路家庭(PChome),更遑論如韓國能養出Line一樣的國際網路公司。 在全球以網路為核心的大潮流上,我們完全落後。 本刊訪談了三十二個創業團隊,起初,我們的假設是:中國市場大、夠土豪,吸力太強。而台灣小,給的錢跟資源不夠,但結果卻完全不如我們想像。以下兩個團隊的自述,反應的是所有人的困境。 美國MBA創航運平台,中方一舉給他人民幣1億:在台灣沒人信他,找銀行合作, 只見得到櫃台小姐…… 線上航運媒合平台「找好運」的負責人周子騫認為:看不懂,才是台灣新創環境的最大魔咒。 周子騫畢業於美國名校普渡大學M B A,畢業後在深圳一家國際顧問公司工作,年薪約九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八十萬元)。 二〇一四年回台灣創業,產品剛推出一個多月就決定西進,理由是:在台灣,沒人看懂它的模式。 找好運觀察,航運業是個有百年歷史以上的行業,但長久以來,竟然還是靠電話一家一家去問報價,再決定要找哪家公司承包貨運。周子騫於是打造一個線上媒合貨運平台,幫有貨運需求的企業找到合適的海、空運公司,整合資訊流。周子騫說透過找好運,運費只要傳統方式的一半,連一之鄉都透過他們送蜂蜜蛋糕到對岸。 去年八月入駐廈門愛特孵化器之前,該公司一個月營收不過新台幣十幾萬,現在一個月營收是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看好航運業商機,周子騫還在今年五月推出航運業的放貸平台「貸好運」,與銀行和風險控管業者合作,放貸給沒現金支付船運或空運公司的攬貨公司。 他說,在台灣他找遍前幾大銀行合作,但大家都不相信世上竟有業者不用看房子或股票等抵押品,就放款給中小企業。大家不理解,其可以透過訂艙確認單上頭的每一筆貨運交易資料,去推算風險。 這是大數據思維的風險管理,在台灣,大家聽不懂。 但在中國,一家同樣是新創、成立兩年的金融科技公司「徙木」二話不說,就先放了人民幣一億元給周子騫,「他說這東西一億吧,壞帳就算二〇%好了……,要是你這兩千萬能夠當教育成本(而)做起來,你可以學習怎麼去做一個兩兆的市場,很划算啊。」 更令他感慨的是,中國第六大銀行招商銀行在廈門地區的負責人,主動找他在星期六早上出來喝咖啡、聊生意。在台灣,周子騫說:「我沒見過層級比櫃台小姐更大的人跟我慢慢聊。」 難道是因為中國比較土豪才敢投資?周子騫卻用另外一個角度回答我們:不,他們是更警覺。不冒險,就會被顛覆,所以願意傾聽。 他比Google更快推查號App,最後把公司賣給中國: 我走投無路,在台灣做沒收入的生意,不會被賞識。 看不懂,甚至已讓台灣新創團隊自願被中國買下。 WhatsTheNumber是台灣公司StorySense開發,兩岸三地第一個可搜尋公司行號電話的應用軟體,省去網頁搜尋店家電話的繁瑣步驟,一個App,就可以查到公司行號號碼並且完成撥號。這個功能看似簡單,卻是硬需求,連Google都晚它一年才推出這個功能。但就在去年,它被同樣是新創的中國公司「電話邦」以新台幣三億元購併,震驚網路圈。 該公司創辦人沈育德畢業自台大和麻省理工學院,說起當初為何決定把公司賣掉,成為電話邦的一員,他說:「走投無路。」後來又加了一句「在台灣,做沒有收入的生意,是不會被appreciate(賞識)的。」 他在台灣努力四年,燒掉兩千萬,累積了兩百萬用戶,但卻始終找不到伯樂。最後,反而是中國的電話邦看懂它,他只想了三個禮拜,就決定出嫁,如今在中國服務覆蓋設備數高達七億台。 值得思考的是,電話邦的創立時間比StorySense晚三年,而三億元只是華碩這種大公司單月營收的百分之一。 查號App可蒐集和分析用戶搜尋行為數據,深具商業價值,華碩一直到去年才在自家手機內建類似功能,但當年沈育德找上華碩合作時,對方並不領情。現在全中國主要的手機品牌,包括小米到華為,通通都內建電話邦服務。 台灣的一再錯過,關鍵點絕不在錢。 和以色列相比,兩國砸錢養新創,國發天使基金一案最高是新台幣一千萬元,以色列大約是一千五百萬至二千四百萬元,後者雖多出一倍,但成效差距卻是十倍之遠。比如以色列早在十七年前,慧眼養出連特斯拉都要靠它的先進駕駛系統公司「行動之眼」 (Mobileye),市值現約一百零四億美元。 但今日,台灣最大的網路獨角獸,竟然是二十年前成立的老公司PChome,市值約十億五千萬美元,第二名是數字科技,市值三億美元。被譽為最懂兩岸、最優秀天使投資人之一,心元資本創始執行合夥人鄭博仁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政府審核,過時到不可思議:我們最缺『看得懂的伯樂』停止把獲利當標準、 別再狂蓋創業基地了! 台灣不缺乏千里馬,缺的是能辨識千里馬的伯樂。 從政策主政者、下到創投業者、評審委員,大家都還停留在過去,這自然會帶來過時的法令(見上表)。 最簡單的例子比如:新創公司一定要立刻獲利,才算有潛力。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上市以來幾乎沒有獲利過,但將千億美元的營收幾乎全部再投入新投資,如無人機等,這讓它的股價比Google還高。而台灣的上市櫃相關法令,讓有志上市的網路公司,只能改走保守策略。 「這樣,如何養出一個國際級的網路公司?」之初創投合夥人林之晨成立AppWorks六年來,最詬病的法規就是這一條。 若翻開國發會創業天使計畫的申請書,連一筆最低一百萬的補助款,你都得把三十頁文件填完,詳盡到須詳填未來三年到五年新增員工人數、申請專利數、研發成果、預估產值、展店、對社會大眾產生之影響等。 這也是過去硬體思維的弊病。 鄭博仁說,台灣太熟悉半導體和IC設計這種算現金流的投資方式,但網路的商業模式已經改變。「我們太重視量化指標與KPI了,網路創業世界,沒有人會神算到三到五年後的世界!」一位法人機構的資深主管也不禁嘆口氣說。 全球最大線上叫車服務優步(Uber)成立僅七年,估值就超過通用汽車。在這個以秒速計算的世界裡,台灣還在用別人十分之一的速度前行。 甚至,補助評審往往是學術界大老,根本與實務脫節,連一位屆齡退休有創業經驗的教授都坦言:「我評審時常常懷疑自己會不會看走眼!」 這構成負向循環,政府看不懂,又愛砸錢補助,就像活動通創辦人謝耀輝所說:「政府搭好舞台就好,不要影響表演者(創業家)唱戲。最怕就是政府當導演,還選最佳男主角,為避免他演不好,(補助)還是找大咖,(導致)資源都在大咖身上。」最後,有前途的小企業只好出走找錢,大批留在台灣的新創公司則成為「彊屍新創」企業,只靠寫企畫書與取得補助度日。 新政府若再不大刀闊斧改變舊規則,只把焦點放在蓋創業基地上,虛擲的,不僅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還有台灣年輕人們的未來。 撰文者李欣宜、顏瓊玉 |
重視人才培育、積極引進國際競爭型企業,是旅居美國矽谷的無名小站創辦人簡志宇,對「亞洲矽谷」政策提出的建言。 編按:二○○五年,以不到三十歲年紀創辦無名小站,○七年後,以約八億元高價出場,讓無名小站創辦人簡志宇成了青年創業典範。如今簡志宇轉戰矽谷,是雅虎創辦人楊致遠旗下創投基金成員,幫助創業家逐夢。 從創業者變身創投,從台灣搬到矽谷,簡志宇對創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過去一年,他曾和台北市長柯文哲、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行政院前院長張善政在矽谷相見,討論台灣產業升級,與矽谷重新鏈結等議題。 「未來是人才的戰爭。」簡志宇認為,矽谷對人才的渴望非常強烈,並且大量引進技術移民。在矽谷七百萬人口之中,有五一%在家不講英文,而矽谷高科技公司的創辦人團隊中,有四四%含括了非美國出生的人。 台灣想要學習矽谷,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重視人才招攬和培育。簡志宇指出,「人才就像校花,必須努力追求。」同時,他針對「亞洲矽谷」政策提出看法,以下為重點紀要:大部分矽谷創業成功的人,都經歷過大企業洗禮。這些人看過谷歌(Google)、臉書(FB)怎麼營運公司,當創投看到他們出來開公司時,說是臉書前員工,創投什麼都不用做,因為他一定有人脈,看過國際化公司運作,而且在機會成本(指薪水待遇)這麼高的情況下,仍願意出來開公司,創投就會直接加碼投資。 為什麼不讓臉書、谷歌這些國際競爭型企業搬到台灣、開研發中心?他們也會到國外,像是愛爾蘭、以色列,為什麼不來台灣? 改善低薪 引進國際競爭型企業吸引國際競爭型企業,也是二十二K的解方。柯文哲來矽谷時,他說,台灣薪水沒漲,是因為產業升級失敗。 但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嗎? 回到MBA第一堂課,經濟學教的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簡化成供給和需求。價錢會上漲,代表需求增加、供給沒有增加,或供給來不及應付需求。舉例來說,谷歌對大學畢業生的最新聘書是年薪十二萬美元,加上分紅獎金,就有十八萬至二十萬美元,而且還不是史丹佛畢業的,是UC聖地牙哥。 薪水高,是因為矽谷非常欠缺人才,有很多國際競爭型企業在搶這些人才。台灣沒有需求,為什麼?因為沒有國際競爭型企業。 如果國際企業來台灣,你不用去矽谷,進這家公司,你就看到、學到國際架構。我們對外商已有十年沒做租稅優惠了。半導體每一家公司都有租稅、油電優惠,如果這些優惠同時開放給外商公司,為台灣訓練更多人才,才是真正的愛台灣。 政府照顧慣老闆(編按,網路用語,指要求多又不願意付錢,對員工苛刻的老闆),不如照顧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創造的經濟價值遠大於慣老闆。 你要有個土壤,讓年輕人去碰撞。大部分矽谷成功的新創公司都有大企業的養成。台灣有很好的種子,但沒有土壤,沒有像谷歌這種每天做一堆有國際競爭力的項目和產品,讓聰明的人去碰撞,變得更聰明,更懂得看機會、開公司。 做好基礎 不要單押任何產業但,想要吸引國際競爭型企業來台,單單開放不夠,那是很懶惰、被動的作法。相反的,你要親自出去向人家拜託,就像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亞洲矽谷」政策瞄準物聯網,但,物聯網是個市場嗎?現在什麼都可以連上網,它真的有供應鏈?我們切得進去嗎?可以賺到錢嗎? 就政府角度,去賭任何產業,然後撥出大量資源,都是吃力不討好的行為。 政府應把基礎架構弄好,其他的讓創投和企業家來做就好,他們會自己找出下一個機會。所以,政府把土壤弄好就好了。 台灣應該成為「亞洲人才交流中心」,政府要主動出擊,到東南亞推銷台灣的環境多好,看到優秀的學生就給全額獎學金,吸納國外人才來台。 人才就是血液,我們要讓血液流進矽谷這個大動脈,就必須從大學校園開始,把台灣人才送到矽谷念書,他們畢業後,進矽谷大公司工作,掌握趨勢脈動。當他們升上高位,有一些人會回來,有一些人留下來,繼續保持脈動,才是血液上的鏈結。 台灣以前就是這樣成功的。過去,半導體人才在矽谷做出成績後回台,打造台灣半導體王國,讓台灣有了一段榮景。這就是,血要流進去,而且用培養人才的方式去做,才有機會創造矽谷那種五十年光景。 簡志宇 出生:1981年 現職:美國AME Cloud創投成員經歷:無名小站創辦人、雅虎奇摩資深總監學歷:美國史丹佛大學MBA、交大資工系 撰文 / 鄧麗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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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對岸不斷向台灣新創團隊招手的同時,其實他們正在歷經一波大陣痛, 今年春天至今,市場「死訊」頻傳,中國的新創公司泡沫正在破滅。 你還以為中國是年輕人創業天堂? 據中國官方的《證券時報》七月中旬報導,二○一六年第二季,互聯網行業的創業投資(VC/PE)融資市場規模大幅回落,金額僅三十七.七九億美元,較第一季大跌五五%;過去幾年熱到爆表的網路視頻、社群媒體、電子支付、網絡遊戲等全面降溫,進入緊縮整合期。《證券時報》引述的資料來源是在中國具公信力的投中集團「CVSource投中數據終端」統計。 事實上,自一四年九月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後,中國互聯網公司股票上市就進入寒冬,今年第二季只有無憂英語網(51Talk)、潮流時尚網站Hypebeast兩家公司掛牌,前者在美國、後者在香港創業板,總集資金額僅約新台幣十六億元。上市之路中斷,凸顯市場對中國新創公司的估值欠佳,另方面也讓創投更趨謹慎,逐漸釀成第二季的冷冽寒風。 市占第一,照樣不支「博湃養車」兩年壽終正寢中國自己的CVSource 統計或許還是樂觀的,總部在英國倫敦的諮詢公司 Preqin Ltd.則吹出更嚴厲的寒風,說中國第二季的風險融資金額已降至四億美元,創三年來最低水準。 緊縮時期,必然出現倒閉潮。 今年四月五日,中國汽車維修市場占有率第一名的「博湃養車」,在微信公眾號上發文宣布倒閉。博湃養車在一四年七月拿到一千萬美元的第一筆資金、半年後拿到中國最大B2C購物網站京東商城、及汽車網站易車的第二輪投資,公司估值一度達六億美元。 獲得京東與易車的加持,大量客戶導入,博湃也推出瘋狂的「一元維修方案」,立刻成為中國汽車維修行業龍頭。 博湃養車從零、到中國第一、到倒閉,生命週期不到兩年。 博湃養車破產兩天之後,上海的「美味七七」也關門大吉。美味七七獲得美國亞馬遜的資金,開創無實體網路生鮮體系,自建一萬畝的蔬果農場、一萬多平方公尺的中央倉儲,打出「一小時送達」的生鮮服務。美味七七活得比博湃久一點,一三年五月成立,一六年四月夭折,得年兩歲又十一個月。 博湃、美味七七還算是有大機構加持投資的「名門之後」,在過去兩年炒作創業潮的大泡沫中,更多短命創業,走的是純粹炒作的偏門。 例如,深圳的「創業家」王凱歆,今年剛滿十八歲,她除喜歡萌萌動漫風,還熱中商業奇才人物傳記。十六歲時,她表示「因為得不到家人支持」,決定退學、蹺家,一人從西安遠赴南方的深圳,積極參加各類活動拓展人脈。 王凱歆獲得深圳創新谷、追夢基金的創辦人朱波的賞識,以「九五後CEO」姿態出現在媒體,創辦大爆炸科技公司,成立「神奇百貨」,專門賣給九五後消費者。過去一年,王凱歆頻上電視、演講,還到以色列做創業交流。 神奇百貨號稱有二十萬會員,卻在七月下旬突然搬家、裁員,清新可愛的王凱歆人間蒸發,並爆發一連串數據造假、拖欠工資等醜聞。至於之前募集的千萬美元資金,則是不知去向。 新創企業,最冷夏天 裁員縮編 等待後續資金 賣萌真是賺錢的最佳利器,二十六歲的馬佳佳考大學時,是雲南省的語文狀元,一二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後,時逢國家主席習近平高舉中國夢大旗,馬佳佳立刻做出她的另類中國夢,創辦了專賣情趣用品的「泡否科技」。 馬佳佳被《創業家雜誌》評為八位九○後先鋒創業者之一,還來台灣上《大學生了沒》、獲頂尖的中歐管理學院邀請演講,她恥笑傳統行銷,炫耀自己獨特的品牌營造招數。但是,聯考狀元的馬佳佳去年底就後繼無力,如今實體店面關門,網路商城停擺,淪為另一個網路泡沫。 還有去年在網路上瘋傳的「超級課程表」創辦人余佳文,一四年登上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青年中國說》節目,一夕暴紅,至今已做四輪融資、拿了人民幣幾億元資金。但前後也不過一年時間,現在,他與投資人正在互罵興訟,而其電視演講點閱率、清華學歷、阿里巴巴投資額、用戶數等,也被一一質疑都是造假。 二○一六年剛過一半,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像下水餃般集體「跳崖自殺」了,名噪一時的愛鮮蜂、考拉FM、車易拍、微店、豌豆莢、春雨醫生等,正靠著裁員縮編苦等後續資金。還有一堆接近獨角獸規模的公司,則在找阿里巴巴、百度等大老闆靠行,寄望「賣身」來換取現金。 中國的新創公司泡沫已經破滅了,機會當然永遠是有的,夢想也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回頭看看真實世界,既然未來面對的是一個低成長、零利率、銀行壞帳升高的緊縮趨勢,中國,真的能夠自外於世界嗎?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撰文 / 乾隆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