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門檻降至600萬元,可裝入外部資產,委托人還能自主進行投資決策。作為財富管理的必爭之地,激戰正酣的各路金融機構,紛紛推出起點較低的標準化咨詢型家族信托,“吸粉”高凈值客群。
最新殺入這一市場的是平安信托。4月27日,平安信托推出起點600萬元的標準化咨詢型家族信托。根據介紹,咨詢型家族信托委托人在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也可以作為委托資產納入到家族信托中,可用信托資產購買保單。
不同於全權委托型家族信托,咨詢型家族信托投資指令由委托人發出,由平安信托作為受托人執行,可設置事務管理人。委托人在世時可以有效把控家族信托,若擔心身故後家人沒有能力管理,可將投資決策、受益人變更等權力委托給事務管理人,而事務管理人既可以是委托人親朋好友,也可以是金融機構、律師和會計師事務所等。
平安信托高級董事總經理莊燕說,在具體管理上,若委托人的資產配置與設定的分配條款產生沖突,對受益人產生影響,信托公司對委托人的指令有調整的空間。
作為財富管理、爭奪高凈值人群的主戰場之一,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進入家族信托領域。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16年底,國內已有35家金融機構開展家族信托業務,其中包括信托公司21家、商業銀行14家。2017年,開展此類業務的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除了建行、招行、中信銀行等全國性銀行,一些農商行業介入家族信托市場。
隨著介入的金融機構增加,家族信托的門檻也在降低。中信信托2016年推出家族信托,定制服務的門檻為3000萬元,標準化產品則為600萬元。此外還有個別信托公司推出了門檻300萬元的家族信托,但仍可提供部分定制服務。
國內家族信托的市場容量也在快速增長。根據業內機構發布的《中國家族信托行業發展報告》(2016年)預測,到2020年,中國本土家族信托規模可達6275.5億元。
“雖然市場空間和潛力很大,但家族信托的發展仍然面臨一些困難。”平安信托副總經理鄭建家稱,“家族信托在境內的主要困難是投資者教育,由於剛剛起步,投資者對家族信托接受度不高,也不清楚其功能。很多高凈值人士認為,我的財產為什麽要交給你管理?”
此外,境內的家族信托業也有一些短板需要補齊。根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境內家族信托大部分為資金業務,且多為被動管理,具有一定的事務特征,而股權、不動產業務占比不高,不動產較難裝入信托資產。“不動產裝入家族信托需要過戶,而且信托持有房地產面臨的交易稅和個人不一樣,目前成本比較高。”莊燕說。
當Fin-tech(金融科技)與Tech-fin(科技金融)蓬勃發展, 並經歷一輪泡沫之後逐漸回歸時,Reg-tech(科技監管)再次被提到日程之上。第一財經記者獲悉,證監會信息中心已經制定了一套“監管科技總體建設方案”,下一步將根據專家建議,對方案主體架構再作修改,並將盡快提交咨詢委員會審議。
5月23日,證監會科技監管專家咨詢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副主席趙爭平及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委員會由兩院院士、高校學者、企業界專家等組成,總計16位專家成員。
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傑,北京理工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清華大學軟件學院院長王建民,中國人民大學理工學科建設處處長、數據工程與知識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杜小勇,電子科技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周濤,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天工智能計算研究所常務副院長馬少平,南京大學機器學習與數據挖掘研究所所長周誌華,清華大學計算機系軟件研究院知識工程研究室副教授唐傑等8位科技領域的學者專家。
5位金融領域的專家中,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廖理,以及京東金融科技控股首席執行官陳生強、螞蟻金服集團全球技術合作與發展部總經理李津,以及國信證券副總裁、首席工程師廖亞濱。
其余3位分別是北京地平線機器人技術研發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余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黃澄清,以及烏鎮智庫首席科學家陳利人。
證監會在上述會議上表示,資本市場與現代科技將從兩個方面提高融合,一方面,資本市場要支持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使高科技企業能夠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更強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要利用科技變革的力量完善自身的發展,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的運行質量和效能,大力加強對新技術的應用,借助科技的手段提高監管能力。
下一步,還將實施資本市場大數據戰略,推動構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監管新模式。在電子化、網絡化監管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科技化、智能化監管問題。
具體而言,要圍繞證監會各項監管職能,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行政審批、打擊違法違規行為、上市公司監管等工作環節加快行動、有所突破,同時,要提升金融風險的甄別能力,實現穿透式監管、全面性監管。
在10多萬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推進中,咨詢機構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PPP這一咨詢市場的興起,部分地方政府認為咨詢機構的咨詢費用過高現象,和部分咨詢機構惡性競爭導致咨詢費低價競爭現象並存。目前市場上PPP咨詢機構的咨詢費究竟保持怎樣的水平令人關註。
近日財政部PPP中心以第四批396個PPP示範項目作為樣本,全面分析了218家咨詢機構的服務情況,包括咨詢費。
這份《第四批PPP示範項目咨詢機構服務情況分析報告》稱,按項目平均咨詢費統計,396個第四批示範項目的咨詢費總金額為3.71億元,平均每個項目支付的咨詢費為93.71萬元,約為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的0.049%(約萬分之五)。按單個項目咨詢費統計,單個項目咨詢費最高為1262萬元,約占項目投資額的0.5%;309個項目咨詢費分布在20萬-160萬元的區間內。
PPP示範項目是國家希望打造的樣板項目,希望借此形成經驗推廣應用至其他項目,以推動PPP模式健康發展。目前財政部及相關部委總共推出了4批PPP示範項目,但這是首次就PPP示範項目來分析咨詢機構服務情況,其中重點是咨詢費用。
財政部PPP中心發現,在第四批PPP示範項目中,按單個項目咨詢費率(即咨詢費與項目投資額的比值)統計,333個(84%)項目的咨詢費率處於0.01%(萬分之一)到0.5%(千分之五)的區間內;有10個(3%)項目的咨詢費率高於項目投資額的1%,其中咨詢費率最高的項目為7%。
按各地區平均咨詢費排名,北京市、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浙江省、福建省、雲南省、陜西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吉林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湖北省等11個地區的平均咨詢費超出全國平均水平(93.71萬元),最高的北京市為284.23萬元,比第四批示範項目平均咨詢費高出203%;最低的重慶市為33萬元,比第四批示範項目平均咨詢費低65%。
按各行業平均咨詢費排名,城鎮綜合開發、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體育、水利建設和交通運輸和市政工程等6個行業的平均咨詢費金額超出全行業平均水平(93.71萬元),最高的城鎮綜合開發的平均咨詢費為150.61萬元,比第四批示範項目平均咨詢費高出61%;最低的政府基礎設施的平均咨詢費為35萬元,比第四批示範項目平均咨詢費低63%。
財政部PPP中心發現,第四批PPP示範項目中,投資規模低於15億元的項目,平均咨詢費一般低於第四批示範項目平均水平(93.71萬元);投資規模大於15億元的項目,平均咨詢費在125-165萬元之間。咨詢費金額並不嚴格隨規模增長而升高,但存在正相關性。
中部某省財政廳人士就曾向第一財經記者抱怨,一些咨詢機構收費高,服務質量卻很一般。
前述平均咨詢費超出全國平均水平的陜西省財政廳明確提出,2018年加強PPP咨詢機構管理,引導咨詢機構合理收費,提高咨詢服務質量。福建省建議應統一規範PPP咨詢服務,制定行業標準和技術規範,明確咨詢服務收費標準和法律責任,建立咨詢機構自律性組織,引導生成競爭有序、透明規範的咨詢服務市場。
其實在咨詢服務方面,四川省建立了咨詢服務機構參與項目情況定期公告制度,公布全省PPP項目咨詢收費情況,來引導市縣相關部門依據咨詢機構實績選擇服務,推動咨詢機構提升服務水平。
根據去年底四川省財政廳公布的PPP咨詢機構參與項目情況的公告,截至2017年9月底,當地394個PPP項目聘請86家咨詢機構提供咨詢服務。394個項目中,咨詢取費低於30萬(含)的項目233個,對應項目平均投資額8.8億元;30萬-80萬(含)的項目121個,對應項目平均投資額16.7億元;80萬-200萬(含)的項目35個,對應項目平均投資額45.6億元;200萬-500萬(含)的項目3個,對應項目平均投資額199.0億元。咨詢取費在500萬以上的項目2個。
由此可見四川省近九成的PPP項目咨詢費低於80萬元。四川省財政廳曾指出,編制實施方案、物有所值評價、財政承受能力論證、資格預審文件、招標文件、合同文本等單項咨詢服務費一般在30萬元以內。
一些地方政府還出臺了詳細的咨詢費收取標準。
比如青島市財政局印發的《PPP項目運作相關業務付費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對各類咨詢服務做出來定價。比如編制項目實施方案基本服務費為35萬元/次,對實施方案內容整體評審為20萬元/次,在這一費用之外根據項目投資還規模和複雜程度設定了一定的系數。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北海市也根據PPP項目投資金額設定了咨詢費最高收費費率,比如投資額大於等於30億元項目,最高收費率為0.056%。廣東省工程咨詢協會也印發了PPP項目咨詢費參考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