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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性侵犯全國數據庫

近日，江蘇司法機關對四名涉嫌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進行了集中宣判，並公布了其姓名、身份證號、相片等信息。（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2月7日《南方周末》）

2017年12月1日，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法院對四名涉嫌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進行集中宣判。同時，在刑事判決生效一個月後，這四名強奸性侵罪犯的個人信息將通過司法機關的門戶網站、微信公號與微博等渠道向社會進行公開。公開內容包括罪犯的姓名、身份證號、照片、年齡、性別與案由等事項。

此外，在被公開信息人員刑滿釋放後或緩刑、假釋考驗期間，司法機關還將禁止這些人員從事與未成年密切接觸的工作，如學校、幼兒園、培訓機構、婦幼醫院與兒童樂園等機構。

此舉在江蘇省屬於首次，但並非全國首創。2016年，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法院、公安局與司法局等聯合出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規定對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後或者假釋、緩刑期間，通過各種渠道對其個人信息進行公開，方便公眾隨時查詢，警示犯罪，預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實踐與理論已證明，這是保護女性尤其是未成年人免於強奸、性侵與猥褻的有效之舉。有美國“梅根法”的成功經驗在先。美國聯邦法律要求各州及司法部登記並公布性侵犯的資料，並對性侵案犯釋放後的居住及活動範圍加以限制。美國人可以登錄司法部網站，查詢到本區域居住了哪些有性侵案底者，並獲取他們的姓名、照片、住址和所犯罪行等信息。

或有人說，這樣的做法，是否侵犯了有性侵案底者的隱私權與人權？是否杜絕了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自然正義的原則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侵犯抵罪”，強奸、性侵女性尤其是女童，摧殘了無辜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無辜者的人身安全與自由權利，受到坐牢、公布個人信息及限制職業、居住與活動範圍等懲罰，乃是支付犯罪對價，捍衛自然正義。

正義的內核是懲罰（替受害者施行報複）與威懾。進化博弈論證明，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是進化穩定策略（ESS），是針對侵犯與掠奪的負反饋機制，有利於抑制侵犯與掠奪、維護種群內部合作。正義的首要考慮是讓受害者得以伸張正義，正義的首要問題是懲罰力度與威懾力度是否足夠，而不是給施害者改過自新的機會，不能本末倒置。以給施害者改過自新的名義，犧牲受害者的正義、削減懲罰力度與威懾力度，是一種慷受害者之慨的乖僻價值觀。

社會當然樂見罪犯能改過自新，但曾犯罪者只能通過努力與付出來證明已改過自新。世上所有的尊重、信任與機會都是掙得的，不是應得的。憑什麽一個清白的普通人通過努力與付出才能掙得的尊重、信任與機會，犯過罪的人反而能白白獲得？片面強調給曾犯罪者改過自新的機會，實際的效果是降低了犯罪成本：犯罪的後果沒有那麽可怕與無可挽回了，這本質上是對受害人人權的踐踏與蔑視，是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

從慈溪與淮陰的試點開始，通過全國性立法，對強奸、性侵犯罪建立全國性數據庫，可讓所有人公開查詢，並限制其職業、居住與活動範圍，堅決捍衛受害者的權益，讓這些曾犯罪者不敢犯罪、不能犯罪，也讓內心躍躍欲試者不敢以身試法，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把臟手伸向女童，就可能遭到被正常社會驅逐的終生懲罰，根本沒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如佛家所說的業力那樣如影隨形。這既有利於管控性侵犯罪的存量，也有利於抑制性侵犯罪的增量，讓女性尤其是女童更安全。

這樣的做法在中國也已有先例可循，最高法牽頭搞了“全國裁判文書網”，將幾乎所有的裁判文書數字化，可公開檢索與查閱；還搞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將老賴的信息公之於眾，並限制老賴高消費、乘坐高鐵與出境，都是成功的例子。按照這些做法，建立強奸性侵犯罪全國數據庫，網羅強奸性侵女性尤其是女童者，並把強迫賣淫者、拐騙婦女者及買家、有實際猥褻行為的戀童癖囊括進來，可讓中國女性尤其是女童安享清朗的世界。

如何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業內：堅持市場化方向 不能回到政府大包大攬的老路

央行：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

日前，2018年人民銀行征信工作會議在深圳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積極構建互聯網信用體系，合理引導市場化機構規範發展。

會議充分肯定了2017年征信工作取得的成績。過去一年，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加強我國征信業發展頂層設計，實施“政府+市場”雙輪驅動征信發展模式，批設首家市場化個人征信機構，牢牢守住征信信息安全防控底線，加快推進二代征信系統建設，進一步規範信用評級市場管理，持續擴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信用文化教育影響面，黨風廉政和征信幹部隊伍建設取得新進展。

會議強調，2018年征信工作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緊扣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與征信業發展的內在聯系，牢牢把握征信事業發展方向，開創征信管理履職新作為新氣象。

一是要持之以恒抓好征信信息風險防範工作，以零容忍態度嚴肅查處征信領域違法違規行為，更好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二是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積極構建互聯網信用體系，合理引導市場化機構規範發展。

三是要更好發揮征信業“信號燈”和“安全閥”的作用，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提供有力支撐。

四是要樹立行為監管的理念，培育恪盡職守、敢於嚴管的監管文化，進一步提升征信監管效能。

五是要認真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狠抓黨風廉政和隊伍建設，加強工作本領和履職能力建設。

中美經貿磋商就部分問題達成共識 雙方同意建立工作機制保持密切溝通

5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率領的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

雙方均認為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對兩國十分重要，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解決有關經貿問題。

雙方就擴大美對華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向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在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

雙方認識到，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需要繼續加緊工作，取得更多進展。

雙方同意繼續就有關問題保持密切溝通，並建立相應工作機制。

學者：扶貧需要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

扶貧，到底應該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

5月8日，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扶貧政策：政府導向或市場導向？》發布會上，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稱，中國貧困的癥結在於缺少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因此他建議，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

1986年後，中國實施了現代意義上的扶貧政策。也正是從當時起至今，中國的貧困標準有過三次變動，在不同的貧困標準下貧困率不同。研究認為，從統計上來說，扶貧政策強度指標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對貧困率的下降都有顯著作用。

樊明解釋稱，經濟普遍增長是導致貧困率下降的基礎原因。

當前扶貧政策的目標，可分為兩個：一是脫貧，即將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貧困線以上，這是不少駐村扶貧幹部的實際工作目標，也是他們的的基本考核指標。二是收入正常化，即貧困人口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相仿。正因為兩個扶貧政策的目標不同，所實行的扶貧政策措施就會有明顯的差異。

研究認為，立足於脫貧，會更多地采取一些臨時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達到當下貧困線以上即可，比如派駐村幹部下鄉對口落實脫貧，幫貧困戶找一兩個開發項目。但這些措施在今天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人地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很難實現農村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在扶貧高要求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扶貧甚至出現了運動化。

但如果以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為目標，才能從制度上尋找導致貧困的原因，進行制度建設，從根本上讓農村居民整體脫貧。研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讓現在的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而不是貧困線一上調就又產生出大量的貧困人口。因此，對扶貧的研究更多地應該著眼於重大的制度調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貧措施。

研究顯示，貧困可以理解為貧困人口沒有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即沒有與有效率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甚至土地實現良好的結合，從事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由此導致其收入過低，成為貧困人口。

要實現貧困人口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關鍵在於，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具體來說，農民工的脫貧可以解釋為農民工在城鎮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

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政策，稱為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相反，把當下強調政府主導的扶貧政策，稱為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

研究建議，中國的扶貧政策面臨重大轉型，即由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轉型到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政府在扶貧中也需發揮積極作用，但重點不應在於直接幹預貧困居民的生產經營決策，更不可采用運動化的方式實施扶貧，而是在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上加大投入，加大改革的力度。

國家醫保局應著眼於建立社會治理機制

醫療保障即指人人享有合理的基本醫療服務。社會治理即指社會利益相關人長期合作與實現共贏的制度安排和實施過程。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已經覆蓋了13.5億人，衛生總費用接近GDP的6.5%，國民人均預期壽命超過75歲，這說明醫療保障投入產出績效基本達標。但是，加入政府支付能力和人口老齡化兩個因素，用全國數據估計的衛生費用收入彈性為0.970，已接近奢侈品的邊界,且地區間醫療服務數量和質量的差異很大。我國亟待合理配置衛生資源、控制成本和提高質量，在解決發展均衡性問題的同時求充分性發展，這需要建立綜合的社會治理機制。

建立國家醫療保障局的背景

社會醫療保險構成醫患保之間的社會契約關系，屬於社會法範疇，需要社會治理。

2010年《社會保險法》第31條規定：“醫療保險和醫療機構訂立醫療服務協議，規範醫療行為、提供合理醫療服務”，規範了醫療保險和醫療機構之間的協議關系。2014年人社部54號文件要求各地引入智能審核，要求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找到與醫生對話的辦法，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為打造醫患保對話平臺奠定了基礎。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55號文件引入美國學者肯尼迪·阿羅的隨機均值理論，推動基於病種病組的定價機制，實現同地同病同價，盈虧自理、公私醫療機構公平競爭，醫保基於病組分值預付，第三方對醫療服務質量和醫保基金利用率開展績效評估。

至此，形成了一個“一法兩規”的社會治理架構，並在金華、柳州、玉溪等地落地，達到控制成本、提高質量、合理增長、分級診療、改善費用結構的綜合效應。

綜上所述，中國醫改醫保進入深水區。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和“共享發展”，在醫療醫保領域先行試水，並卓有成效，此後，國家醫療保障局(下稱“國家醫保局”）在2018年初應運而生。因此，國家醫保局與現有的部委不同，它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經辦機構，而是體現服務型政府執行力的權威機構。

服務型政府拉動社會建設需要三駕馬車，即征稅費機構、監督管制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通常，國務院層面的公共服務機構具有兩大功能，一是打造全國公共服務平臺，二是直接為國務院直屬機構提供服務。此前，在國務院的組織系統中，除政策性部委，作為執行機構的局署主要是稅費征收機構、監督管制機構和涉外機構，只有國務院內部行政事務管理局是個服務機構，但不對外提供公共服務。

2018年設立的國家醫保局，其意義不僅在於整合資源和部門責權，提高了機構的權威性、專業性和穩定性，更在於打造“一法兩規”的醫療保障和醫療服務的社會治理機制和全國一體化的醫療保障公共服務平臺。

因此，我們不能用以往的體制眼光看待“政”和“事”的關系，要麽重政策、輕執行，要麽政事混淆。作為服務型政府的執行機構，在執行國家醫療保障法律法規時享有一定的事務性決策權，伴隨國際醫療保障法制的發展與成熟，會逐漸弱化其決策功能、強化其執行功能。

打造醫療服務社會治理機制的六個環節

筆者認為，醫療服務利益相關人長期合作與實現共贏的制度安排和實施過程如下：

一是立法開道，帶動中國醫療保障步入法治軌道。醫療保障法律制定、頒布和實施的過程，是宣傳教育和達成社會共識的過程。基於《社會保險法》和醫療衛生的相關政策制定《醫療保險條例》，明確國家醫保局的授權，以便有效地處理政事關系，依法推動統一標準、整合業務、契約機制、打造平臺、綜合治理的工作。

二是統一標準，強化醫療信息管理和生產醫療大數據。首先需要統一疾病編碼和病案首頁信息、病分組方法、醫療機構收費和醫保付費編碼系統、評估評價標準，改變醫院“碼庫成災”的現象，才能順利實現隨機均值的定價機制；其次還需要規範智能審核、智能醫保服務商的準入退出與補償標準，結束多龍治水、信息孤島和魚龍混雜的局面，促使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障進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三是打造平臺，實現醫療保障一卡通服務。在互聯網時代，人財物均在流動中實現最佳配置。基於國民的社會保障號碼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平臺，向全體國民提供記錄一生的一站式管理與服務，是互聯網時代社會建設的基礎性工作。

可以借鑒東莞市的經驗（始於2012年），基於社會保障一卡通開發“診療一卡通”功能，打破身份界限、戶籍界限，連接社區-專科和異地就診和健康檔案管理，打通基本保險、補充保險和醫療救助的審核與支付系統，集身份識別、掛號、劃價付費、社保結算、社保信息與健康檔案查詢等在自助終端完成。

四是整合業務，實現醫療保障一體化管理。將分散在多個部委的業務歸在一個部門之後，可以統籌考慮醫療保險以收定支、預算調控、醫保預付、分級付費、醫療救助、合並生育保險、改革個人賬戶政策等工作，支持生育保險、基層醫療、康複和慢病管理，規範大病雙向轉診、遠程醫療和疑難危癥異地就醫，適應血透中心、影像中心等新的醫療服務模式。

五是訂立協議，打造隨機均值定價和激勵相容的補償機制。2015年，中國醫療保險工作的重心從管理基金到建立機制，結束了中國政府定價、政府采購的尷尬局面。基於智能審核采集醫療大數據，建立對話平臺，完善疾病分組工具，根據疾病分組的成本指數推行隨機均值的定價機制，在金華、柳州、玉溪等地可以看到醫保與醫院醫生組的多輪交流，他們已經走上社會契約之路；醫療保障基金放水養魚，以權重和CMI（病例組合指數）值激勵醫療機構根據自身能力合理接診，形成分級診療的就醫秩序；實行分組點數預付制，結余留用、超支自負，完善公立醫療機構財務制度，培育提高質量、議價采購和控制成本的內生機制；按照醫療保障的基本原則制定考核與評價標準，實現激勵相容的補償和獎勵機制。

六是綜合治理，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建立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障新秩序。在宏觀上，依法建立起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醫療費用預算和增長機制，引導政府預算、社會互濟和個人支付之間形成30%∶45%∶25%的合理比例關系。在中觀上，完善智能醫保，實現事前指導、事中改善、事後評估的監督管理機制；從切豆腐式的總額控制到集體定價、病組點數和預付制，建立醫療保險基金有效使用和長期收支平衡機制。在微觀上，打破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界限，放水養魚、分級付費、合理補償，打造控制成本和提高質量的內生機制。

此外，國家醫保局也要下設執行機構，直接承擔部分醫療保障公共服務項目，主要包括全國醫療保險信息平臺、異地就醫醫保結算服務平臺和經辦中央直屬機構的醫療保險計劃等。

綜上所述，在國務院層面，要協調國家醫保局與人社部共同打造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平臺的職責，要避免兩個部門出現新的沖突，貽誤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不利於社會建設和民生保障。在地方政府層面，應當防止效仿原行政體制和文化設立一個官僚的、封閉的醫保局，穿新鞋走老路。一句話，這個國家醫保局的效用如何，就看其協調功能與社會治理功效如何。

（作者系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及碩士研究生）

成都高新區設立百億獨角獸投資基金，建立企業梯度培育體系

5月18日，成都高新區發布獨角獸梯度培育計劃：成都高新區將設立百億獨角獸投資基金，建立企業梯度培育體系，打造中國獨角獸新搖籃，高質量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

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將培育3家以上獨角獸企業；未來3年內培育種子企業1000家、瞪羚企業100家、獨角獸企業10家、行業龍頭企業3家；此外，還將建立獨角獸企業後備體系，打造中國獨角獸新搖籃。

設立百億獨角獸投資基金

成都高新區獨角獸股權投資基金由國有資本聯合社會資本共同出資成立，總規模達100億元，由成都高新區新經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負責運營，將聚焦擁有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高成長潛力的企業，全力培育獨角獸，通過投資融資、產業培育、資本整合，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

成都高新區科技與新經濟發展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成都高新區獨角獸股權投資基金將按照企業融資金額3%~9%的比例對企業進行投資，其中投資金額的1/3份額所購股權1~2年內按“投資額+8%收益”由企業核心團隊回購，幫助企業團隊鎖定股份。

為進一步幫助企業團隊獲得資金支持和穩定信貸，成都高新區還將設立“獨角獸培育貸”“獨角獸周轉金”。設立政府政策性風險資金池，銀行放大10倍授信，給予單戶企業最高貸款金額5000萬元信貸支持；聯合小貸公司為“獨角獸培育貸”支持的企業提供資金周轉服務，幫助企業穩定獲得銀行信貸資金。

“資本是激發創新活力、培育壯大獨角獸企業的重要推手。”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成都高新區以政府引導基金為重點積極構建股權融資產品鏈，已形成涵蓋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在內的股權投資服務體系，參與設立四川省創新創業股權投資基金等15只產業引導基金，發行全國首單銀行間市場“雙創債”，聚集各類股權投資機構521家，註冊資本規模逾千億元。“成都高新區將通過政策引導，促進投資機構對新經濟項目實施投資，通過金融活水培育、扶持獨角獸企業發展。”

為了進一步加快培育壯大獨角獸企業，成都高新區將重點構建由種子企業、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行業龍頭企業構成的企業梯度培育體系。“四類企業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呈現不同的階段性特點。”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說，根據企業不同發展階段需求制訂有針對性的培育措施，從企業認定和政策扶持、金融支撐、人才賦能、專業服務等方面著力，精準施策，真正破解企業發展難題。

國家高新區成獨角獸主陣地

國家高新區作為創新資源聚集地和創新主戰場，已成為獨角獸企業的主要聚集區。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共有164家獨角獸企業，總估值超過6284億美元。其中，125家分布在國家高新區，占比高達76.2%。

《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顯示，目前大量獨角獸企業尚處於創業階段(近1/3獨角獸企業成立於2014年之後)，需要必要的政策環境支持，而國家高新區內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和豐富的創新創業資源，為獨角獸企業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成長支撐。

作為全國首批國家級高新區、西部首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成都高新區不斷優化技術、人才、資本、信息等創新要素供給能力，為獨角獸企業發展提供了土壤。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目前，成都高新區構建了由專業園區、眾創空間、孵化器、加速器、專業樓宇、專業公司等構成的孵化網絡體系，孵化載體總面積達430萬平方米。打造西南首家高新技術服務超市，完善科技創新、成果轉移轉化、知識產權保護服務體系。各類人才總量超48.2萬人，柔性引進諾貝爾獎獲得者6名，吸引創新創業人才創辦企業1687家。

今年3月，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發布《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成都高新區企業新潮傳媒入選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榜單。在此前不久，創業家雜誌發布《2018年中國獨角獸100強》名單，成都高新區企業醫雲科技、極米科技上榜，被評為最有可能快速登陸A股的100強公司。此外，極米科技還作為唯一一家無屏電視/智能投影品牌，入選國內權威創業機構發布的“中國硬獨角獸TOP100”榜單。

成都高新區已成為成都新經濟發展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區域。在成都對外公布的2018年度新經濟百家重點培育企業名單中，成都高新區69家企業入選。而在去年成都市公布的31家潛在獨角獸企業中，30家成都高新區企業躋身榜單。

中國直播出海記：正處市場早期，網紅生態尚未建立

結束了一天在冰沙餐飲店的工作，紮著一頭嘻哈臟辮的AmberTiana拿起手機，切換到另一個身份——主播。

坐在沙發上的她對著手機攝像頭聊了聊白天的經歷，偶爾哼唱幾句，還向新加入的觀眾打個招呼。很快，一波小禮物飛進屏幕，一件心形的裝飾自動戴到了她的頭上。這個平臺上還有更貴的禮物——88888金幣的金色城堡，需要充900多美元才能贈送。

這個27歲的主播，每周為她的51萬粉絲直播音樂、電影，或是脫口秀。每個月的10至16小時的直播時間，為AmberTiana掙得800至1200美元。

如果不是屏幕里的金發碧眼的主播們，你可能不會覺得這和國內的映客、花椒直播秀場有什麽區別。

AmberTiana的經歷是美國直播的一個縮影。和國內直播行業風生水起相比，美國的直播業還處在發展早期，撒幣答題也沒有像中國那樣火爆，崇尚獨立自由的美國主播們喜歡單打獨鬥，工會模式還有待興起，直播文化和生態還在搭建過程中。

而中國嗅覺敏銳的出海者們早已開始撒網布局。你或許想不到，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直播平臺其實來自中國。

最難的是冷啟動

繼續做CleanMaster，還是從零開始做直播？

2015年，這個問題一度令獵豹移動CleanMaster負責人Yuki很糾結：明星產品CleanMaster是公司最主要的用戶和收入的來源，但當時她已經看到直播的機會。

觸動她的還有一件事，由於上市公司資金流動的複雜流程以及內部決策等原因，獵豹與映客失之交臂，後者的估值此後3個月內漲了好幾倍。

最終，下定決心Allin直播的Yuki，放棄了手上管理的所有業務線，以內部創業的方式，帶領十幾個人組建了LiveMe團隊Allin直播。沒有和風頭正勁的映客、鬥魚以及花椒等正面競爭，LiveMe決定直接在海外上線。

在她看來，如同當年的CleanMaster一樣，占據了美國制高點，LiveMe有機會真正做成一個全球的產品。

獵豹移動CEO傅盛有自己的判斷，他說越來越覺得文化的壁壘、用戶的習慣都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設限而已。“在網絡和通信日益發達的今天，全球年輕人的差異正在日漸減少。”

和當年出海的CleanMaster不同，工具類產品很直接，產品功能有剛需，體驗做得好用戶就愛用，產品體驗就是產品本身。相比之下，社交娛樂類產品更重運營。

在美國上線，“最難的就是冷啟動。”Yuki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當時一些國內直播平臺如歡聚時代的BigoLive選擇出海東南亞，當地有不少華人基礎，很容易找到經紀公司，經紀公司的生態很快就能建立起來。

但當時的美國市場上，Facebook還沒有上線直播功能，Twitter旗下已有直播應用Periscope但不支持虛擬禮物，Twitch只是一個遊戲直播平臺，類似於虎牙、鬥魚，直播經紀生態更無從談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LiveMe沿用了中國的秀場形式。主播在平臺上表演才藝，用戶可以購買虛擬禮物送給主播，主播實現提現。這種形式不僅讓主播和觀眾建立起直接的聯系，也為LiveMe建立起了商業閉環。

產品的架構搭建起來後，如何撬動第一撥種子用戶？

“美國用戶更關註的是你的產品酷不酷、好不好玩，而不是給不給錢。”Yuki對記者說。

剛開始，美國的網紅生態並沒有建立起來，LiveMe只能和一些比較傳統的MCN合作，為了招攬人氣，LiveMe簽約了一些YouTube網紅並圍繞他們培養粉絲。例如網紅RomanAtwood，在LiveMe上他常常和好友在直播中做一些有趣的挑戰，比如讓朋友坐上他自制的小皮筏，在幾秒內穿越池塘等，這直接為LiveMe帶來了很強的粉絲效應。

意想不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惡意刷屏、語言攻擊等都嚴重影響了直播的穩定性，LiveMe專程派人員去美國全程零時差解決主播的問題，此後又在洛杉磯建立了一支幾十人的本地化團隊。

此外，LiveMe還通過參與美國網紅節VidCon等活動來吸引網紅。除了直播，LiveMe已經開始嘗試尬舞機、直播間PK等，並且啟動了遊戲直播新品類，和短視頻Cheez的嘗試。

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是，抖音上火爆的尬舞機玩法其實是LiveMe原創的，剛推出的時候，LiveMe的產品經理發現有人在用，對方就是抖音的產品經理，沒多久，抖音推出了尬舞機玩法。

不過，盡管秀場模式在國內直播市場早已遍地開花，但要讓美國用戶接受打賞，還是花了很大功夫進行市場培育。

Yuki舉了個例子，剛開始美國用戶不知道什麽是虛擬禮物，她曾經去給用戶刷禮物，沒想到反被用戶拉黑，當客服告訴用戶虛擬禮物可以換錢後，連客服也被拉黑了。

在花了三四個月啟動，培育第一撥種子用戶後，LiveMe在2016年夏天步入正軌，並於2017年5月獲得經緯中國、IDG資本、戈壁投資和獵豹等的6000萬美元A輪融資；又在同年11月獲得今日頭條的5000萬美元B輪融資。

Yuki告訴記者，當時被投資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海外用戶是不是認可打賞？”好在，用戶的虛擬禮物的大數據證明了這一模式的可行性。

AppAnnie最新數據顯示，LiveMe連續一年居GooglePlay美國社交暢銷榜榜首，2017年9月LiveMe在GooglePlay美國收入榜排名第六。截至目前，LiveMe未公布過活躍用戶數，但稱在過去這兩年有6000萬的全球用戶量。

直播生態仍待搭建

“在美國，光讓用戶掙錢是不行的，得讓他們感覺到社區的氛圍以及存在的價值。”在談到中美直播平臺的差別時，Yuki這樣舉例。

伴隨著直播用戶規模的增長，LiveMe慢慢湧現出一批從平臺上成長起來的素人直播網紅。

LeanGreen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素食主義者在LiveMe上擁有29萬粉絲。每次開播前都會做厚厚的一本筆記，研究觀眾的心理和熱點話題，把每一次直播都當做自己的作品去打磨。

當她被第一財經記者問及如何看待中國直播平臺上的土豪打賞模式時，她告訴記者，如果直播只是為了掙錢，太金錢主義了，會被人認為貪婪、自私，會有挫敗感。主播也要講究回饋，例如曾有用戶打賞了她8000美元的禮物，她也回送對方3000多美元的禮物。

要知道，美國“土豪”用戶打賞起來也毫不手軟。一位曾經卸載又重新安裝了直播應用的用戶Syed是醫生，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過去兩個月里，贈送虛擬禮物就花費12萬美元，業余時間，他喜歡在直播平臺觀看才藝表演、廚藝展示等等。

而美國直播平臺主播們的盈利方式除了主要通過禮物和平臺分成，還包括通過直播播放廣告、鏈接到電商等。例如，一位單親媽媽用戶“PrincessUK”表示，她開始在LiveMe上播放自己的廣告以賺取更多的消費，並聲稱在過去兩個月內賺取了1萬美元。

而網紅AmberTiana也早已間接通過直播賺錢。成為平臺大V後，LiveMe允許有面向外部的鏈接。她選擇鏈接到她的商品頁面，售賣名牌T恤、iPhone周邊、枕頭和杯子。她有時改成鏈接到自己的Instagram賬戶，這樣她就可以在那里建立她的追隨者，從而獲得新的品牌交易。

不過，總體來看，直播這一形態在美國仍處於早期。

和國內成熟的“工會模式”相比，崇尚獨立的美國主播們更喜歡“單打獨鬥”。例如，LeanGreen盡管幫助LiveMe培訓了一些新人主播，但她自己卻沒有經紀人，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她並不認為經紀人能為自己帶來多大幫助，他們看起來更像是“吸血鬼”。

“中國工會模式是專門針對中國市場和性格而創造的，但對於美國人來說對於很多東西並不接受，相比之下美國人思維更加自由、發散，不喜歡規模化做事。”Novalandmedia&filmproduction創始人Beryl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Beryl告訴記者，目前美國經紀公司正在向中國“工會模式”學習，采取中國工會培養主播的方式，每個月進行幾次篩選，然後把選出來的主播進行培訓，在此基礎上融入自己的風格進行直播。對於一些培訓中成績優異的主播，平臺在流量分配上會有所傾斜。

而Yuki也對記者坦言，現在一個比較大的挑戰是，還是要去教育市場，尤其是整個產業沒有起來。“中國有好多圍繞著直播的經紀公司、內容公司，生態起來了，但美國直播生態沒有像中國那樣發展起來，因此LiveMe今年的一個重點會在生態上布局。”

區塊鏈會改變直播嗎？

在美國市場，LiveMe的競爭對手變得越來越多。除了巨頭Facebook推出直播功能，曾經發力東南亞市場的Bigo也開始暗暗耕耘起了美國用戶，今日頭條收購的Musical.ly

也曾推出自己的直播Lively。

在Yuki看來，和競爭對手相比，LiveMe的一個競爭優勢是專註在直播，而不像很多巨頭平臺，直播只是標配功能之一。“但有競爭是好事。”她說，雖然看似大家競爭激烈了，但是好處是多家一起做，生態更容易起來。

目前Facebook直播看上去主要是好友與好友之間的互動，而非秀場模式的直播。而YouTube曾在去年調整規則，稱為了打擊不良視頻以及對系統的濫用，要求視頻創作者必須吸引到一定的觀看量和觀眾人數，才有資格獲得營收分成。這導致一部分較小頻道所有者的廣告受到損失。

規則調整背後，一個原因是YouTube背後的盈利壓力，它希望更多把流量轉向PGC，把更多更大的流量給到專業機構做出來的視頻，而不是像RomanAtwood這樣的播主。

這也讓RomanAtwood這樣的網紅不得不思考其他的路徑。

在Yuki看來，未來幫助用戶實現共同的自我追求，或許就是社交產品新一輪的原動力，而AI、AR、區塊鏈等技術應用的產生、更好的互動玩法則將帶來新的機遇、創造新的價值。

目前，用戶圍繞社交內容領域的痛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隱私數據的泄露問題，另一個則是內容收益分配不均的問題。

Yuki認為，基於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的特點，未來用戶的個人隱私數據都在自己手里，可以得到安全的保護。

“RomanAtwood這件事情事實上是有辦法通過區塊鏈解決的，因為它是透明的，是可以P2P地去連接，就是在創作者跟他的粉絲直接有溝通。”LiveMe的戰略合作夥伴Contentos聯合創始人Mick則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他認為，區塊鏈能改變長期以來以內容平臺為中心的生態結構，真正地賦能給用戶，在公平、公開的生態環境下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且，當前的內容生態結構中，平臺與平臺之間是相對隔絕的關系，但是在區塊鏈打造的內容世界里，所有人可以共建一個開放的生態，自由地和每一個平臺、用戶平等交流。

例如，在日本一個很小的創作者做了一個15秒配樂，在美國有一個很會做視頻的創作者，他想要找這個配樂，過去二者是沒有連接的，就算有連接，他們不相信共享也沒辦法工作。但是未來區塊鏈在這上面，大家有公開透明的信譽體系，平臺變得很容易讓二人的兩端連接起來，二人合作內容產生的廣告收益公正地得到分配。

Yuki則認為，對社交娛樂類平臺而言，更需要深入了解人性底層的需求，抓住人性的變化和那些還沒有被滿足的痛點。例如，美國社交平臺上存在的關系鏈其實是“去中心化”的——這意味著美國社交達人們更傾向於對身邊最平凡的人“點贊”，這與國內“中心化”的頭部流量聚集的情況完全不同。她認為，運用區塊鏈技術構建去中心化的內容生態值得嘗試。

張思平：深圳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的幾個階段

1980~1986年：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圍時期

從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看，1980~1986年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圍時期。從深圳特區建設的歷史看，這一時期是這座現代化大都市的奠基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打開了深圳特區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經濟特區建設之初，基礎設施差，外商對特區優惠政策尚在觀望等待，招商引資難度很大。深圳市提出了著名的招商引資的“螞蟻”政策，加大對率先來投資建設外資的支持力度，使之起到帶頭示範作用，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通過大力的招商引資，吸引了最早的一批港資進入深圳，包括第一家酒店，第一座加工廠等，迅速打開了深圳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第二，改革舊體制、開啟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

辦特區、建城市，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和舊體制發生激烈沖突，不突破舊體制的包圍，就無法推動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每一次碰撞，實際上就是對舊體制的一次突圍，對新體制的一個探索。通過突圍和探索，使深圳不僅成為了開放的前沿和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而且成為改革舊體制、建立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驗場。

——金融體制改革。辦特區中央和廣東省沒有給錢，深圳提出利用外資或銀行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的錢是按企業和國家計劃分配的，不允許借出來搞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深圳的做法實際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管理體系的沖擊和探索，利用外資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更是對傳統外資外貿管理體制的大膽突破。

——價格體系改革。在計劃經濟下，各種物資靠國家計劃調撥，價格由國家統一定價。而特區建設沒有納入國家計劃，無法獲得國家計劃內的各種物資，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而特區建設既要有相應的糧食、蔬菜、副食品等生活資料，更需要大量的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為此，深圳推動了價格的改革，放開價格管制，利用市場機制，發展商品市場。通過價格改革，使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全國價格雙軌制的特殊條件下，用市場的機制解決深圳建設和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物資，其中包括糧食、蔬菜、副食品的價格放開，在全國率先取消實行了幾十年的各種票證。

——勞動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特區建設需要大量的幹部和職工，但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幹部和職工都是部門所有制、單位所有制，不能跨行業、跨地區流動。深圳對傳統的勞動和幹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包括：對幹部實行公開招聘，打破人才的單位所有制；發展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橫向流動，對工人實行勞動合同制和結構工資制。從而通過用人制度的改革，勞動力市場以及工資制度的改革，用經濟的手段和市場的手段，使一批批的幹部和工人很快湧進了深圳經濟特區。

——施工建設體制改革。在傳統的建設施工體制下，施工單位只是政府有關建設主管部門的附屬單位，按建設主管部門指定的計劃任務進行施工建設。深圳特區建設初期，沒有自己足夠的建設隊伍，無法滿足大規模建設對施工隊伍、建設成本和工程質量的要求。為此，深圳市被迫實施“建築工程施工招標制度”，發展建築市場，通過招標，把全國的建築施工隊伍吸引到深圳。通過市場機制，也降低了工程造價、提高了施工質量，創造了深圳速度，這是對國家建設施工管理體制的重大突破。

——土地使用權制度改革。興辦特區，引進外資，舉辦各種企業，都需要給外商建廠房、提供土地，必須與外商簽訂土地使用合同，而土地使用合同實際上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在當時是有違國家法律的。深圳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經驗，實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發展土地市場，這項改革的試驗和突破，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第三，提出深圳經濟特區要實行“四個為主”方針。

深圳市按照鄧小平和中央關於特區建設的總方向，根據深圳建設的實踐，最早提出深圳要實行“四個為主”的方針，即“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

其中以外資和三資企業為主，實際上是對所有制結構改革的重要探索；以工業為主，意味著深圳特區不僅從事農業和“三來一補”加工業，而且提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產品以外銷為主，實際上是提出了發展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新模式，為後來國家提出“大進大出”沿海發展戰略提供了成功的示範。“以市場調節為主”雖然當時理論界有人提出和探索，但作為以市場經濟調節為主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的地區和城市，深圳是全國第一個，深圳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改革實踐，對中國確定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大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深圳這一時期的改革大體上是“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時期。經過幾年的改革開放的大膽探索和艱苦創業，在深圳，舊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新機制已經發揮重要作用；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外向型經濟已經起步，城市建設已初具規模，為特區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1987~1993年：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搭建時期

從1987年到1993年的7年時間里，深圳通過“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大膽試驗，初步搭建了深圳市場新經濟的基本框架。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力推進所有制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培育了多元化的市場競爭主體。

這一時期深圳大力引進三資企業，尤其是高度重現引進香港大財團和國外跨國公司來深圳投資發展，其中，引進了香港和記黃埔李嘉誠先生參與鹽田港的開發，使鹽田港在數年後成為全球最大的集裝箱專用碼頭；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有組織地對民營科技企業進行培育和扶持，出臺了全國第一個《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第一次提出，舉辦民辦科技企業不僅資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以無形資產入股，這項規定使深圳誕生了像華為這樣的世界級大公司，為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的基礎。

深圳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推進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證券市場的建立。1986年，深圳開始了全國最早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市政府出臺了《國營企業股份制試點的暫行規定》，一些國有企業根據規定進行股份制改造，一些企業一開始就按照股份制的要求發起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有的還向社會公眾發行了股份。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股份制企業相繼成立，並成為支撐深圳特區迅速發展壯大的企業集團。

第二，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逐步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比較規範的運作機制。

深圳除了繼續完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建築市場、土地市場等專業性市場外，特別重視和大力推動證券、外匯、保險、基金等資本市場，為深圳成為全國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深圳建立了外匯市場，即“外匯調劑中心”。深圳市企業出口創匯，可以不到中國銀行結匯，直接到外匯調劑中心調劑，需要外匯也可直接到調劑中心購買，這是外匯管制制度的重大突破，對於深圳這樣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大城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證交所的成立，帶動了證券、基金、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業的發展，不僅引領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場和高端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國資本市場體系中的重要位置，而且對深圳國有企業的改革，對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深圳市民增加資本性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起了積極重要的推動作用。1992年2月，我國第一個產權交易機構“深圳市產權交易所”也正式開業，促進了深圳產權交易市場的發育和完善。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通過拍賣建立土地交易市場，也是一項對全國影響深遠的重要改革。這項改革不僅促進了《憲法》的修改，對中國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影響也都是巨大的。住房的商品化改革，也是深圳在全國範圍內最先探索的一項重要改革。

1988年深圳第一次提出“雙軌三模式”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即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決公務員和教職工事業單位的住房；市場提供商品房，由房地產公司開發，市場銷售；第三種是微利房，面向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困難職工。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大體上借鑒了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成功經驗。既解決了大多數公務員、事業單位和企業員工對福利房、保障房的需求，又滿足了少數富裕起來人士對商品房的需求。可惜，由於多種原因，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未能堅持下去。

第三，推進政府機構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框架。

在這方面，深圳主要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措施。

一是借鑒新加坡反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結合深圳的實際，在全國率先成立政府監察局，探索政府內部決策、執行、監督三者既分工協調又相互監管制約的政府運作新機制，加強對政府運作內部的監督，以保持政府的廉潔、高效，改善黨風、政風，監督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情況。

二是率先成立投資管理公司，開啟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改革的序幕，探索了政資分開、政企分開，以產權為紐帶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的新路子。在上世紀90年代成立投資管理公司的基礎上，深圳又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逐步形成國資委—投資管理公司—控股國有企業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把國有企業以政府的附屬物推向市場，逐步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為全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的改革提供了豐富經驗。

第四，探索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框架。

1986年深圳作為全國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試點，借鑒新加坡等的經驗，在蛇口探索企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深圳建立了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制相結合、職工自我保障和社會共濟相結合的涵蓋養老、醫療、工傷的社會保障制度，先後出臺《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實施細則》《職工醫療保險實施細則》等，為全國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五，提出“按國際慣例打籃球”的方向，構建按國際慣例運作的對外開放新體制，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深圳是最早提出要成為率先按照國際慣例運作的新體制地區之一。圍繞這一目標，深圳在外貿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企業產權體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以及各種重要市場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改革，使深圳的改革逐步從單項突破向綜合配套方向轉變。

此外，深圳經濟特區還爭取到了最重要的資源——特區立法權。經過長達5年的不懈努力，1992年7月1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的議案》，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特區立法權的獲得，為推動深圳的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產生了重大作用。

經過從1986~1993年這七年的大膽探索和勇於改革，深圳經濟特區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鄧小平同誌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對深圳改革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93~1998年：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時期

經過前兩個時期的改革探索，深圳市場經濟的框架逐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在不斷深化。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市場經濟最終正式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從而為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1993年開始，深圳的改革進入了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主要任務的新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方面：

第一，推動產權制度改革，把財產占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深圳不同類型的產權改革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深圳市不僅全力推動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還特別提出企業要實行員工持股，實現財產占有社會化。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力推市屬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實行產權主體多元化，並通過上市公司實行產權的社會化，當時深圳證交所上市公司中，深圳國有企業占有很大比例。在民營高科技企業領域，全力推動技術、管理、專利等生產要素入股，成就了華為、中興等一批深圳高科技企業的迅速發展。在一批中小國有企業中，大力推廣經營者和員工持股，出臺了《深圳市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決定》，從而為金地、華強等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進行產權改革提供了依據。

第二，在全國率先進行政府審批制度改革，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政府進行大膽探索。

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中，深圳明確提出了“政府培育市場，市場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業，企業解放生產力”的指導思想。此外深圳還提出“兩轉”，即政府轉變職能、企業轉變機制；建立“三無”、“四跨”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使特區企業向無固定經營範圍、無固定地域界限、無上級主管部門和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地區、跨國界經營的目標發展。這些觀點和意見在全國都是相當超前的。

在審批制度改革方面，深圳提出政府要從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向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轉變。1997年初，在全國率先進行政府審批制度改革，隨後市政府成立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正式發布實施《深圳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方案》。1999年2月還以政府令的形式發布施行了《深圳市審批制度改革若幹規定》，在這一輪改革中，深圳市政府部門和單位審批事項減少了418項，減幅57.8%。深圳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拉開了全國以轉變政府職能為主要內容的政府改革的序幕，為在全國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第三，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大體系和形成市場經濟的四大運行機制。

深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不斷探索，在改革市場運行主體，完善要素市場、資本市場，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都有了新的進展，使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在此基礎上，深圳市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五大體系和四大機制”的目標，五大體系包括:一是由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產權市場三個層次構成的市場體系；二是建立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為發展生產力服務的多層次、多功能的社會服務體系；三是建立包括離退休保障、待業保障、住房保障、醫療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建立法律體系，提出要充分利用好深圳的立法權，利用法規和規章來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五是建立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體系，政府由向企業下達生產分配的指令性計劃轉向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近期經濟發展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四大運行機制包括：發展的動力機制，市場的壓力機制，法律的強制力機制，道德的自制力機制。

1998~2015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時期

從1998年開始，深圳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建立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服務體系。

深圳早在1995年就提出，一方面要對原有的“三來一補”企業實行穩定、提高、升級的方針；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為了實現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戰略任務和目標，深圳陸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

一是建立“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對整個園區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一開發、統一管理，加快招商引資步伐。

二是建立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綜合配套的政策體系，包括擴大投資融資渠道、加大人才引進、增加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科技骨幹人員持股以及在稅收優惠、土地政策等方面采取了切實有力的政策措施。

三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為依托、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開發體系。

四是建立完善科技投入體系，增加科技投入，積極探索建立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機制。積極推動深交所的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籌建，為高科技的中小企業提供方便的融資渠道，為風險資本投資高科技企業營造一個正常的退出機制。

五是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推動了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以及促進國家、地區間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

第二，推動特區外農村城市化，為特區內外一體化建設發展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就進行了第一次農村城市化的改革，將特區內原來的農村基層組織納入城市行政管理體系，將村辦企業改造成股份合作公司，將幾萬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並撤銷了寶安縣，成立寶安、龍崗兩個區。第一次農村城市化改革為促進深圳特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城市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隨著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特區內中心城區現代化大都市已逐步形成，但占深圳土地面積、人口絕大多數的特區外的寶安、龍崗，由於行政、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的差異，各區甚至各鎮各自為政，使特區外的規劃、發展、管理處於無序競爭狀況，不僅影響了特區外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給深圳城市的規劃、建設和重大產業布局帶來很多問題。

為此，深圳借鑒90年代初特區內農村城市化的經驗，推動了特區外農村城市化這項事關深圳全面建設發展的改革。在行政管理體制上，撤銷鎮級建制，建立適應城市管理需要的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在經濟組織上，將原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成規範的股份合作公司；在規劃建設方面，對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全市統一規劃；在土地制度上，將原屬於集體所有的土地一次性轉為國家所有，解決了幾百平方公里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遇到的空間和土地問題，同時為當地居民留有宅基地和必要的工商發展用地。此外，對27萬原非農業戶口的原居民，一次性整體轉為城市戶口，並納入全市的養老和醫療保險體系。

第三，基本完成了市屬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調整，初步建立了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的國有企業運行體制和機制，為全國的國企改革提供經驗。

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基本上沒有國企，但隨著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深圳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以及特區發展的機遇，在上世紀80、90年代也建立了一大批市屬國有企業。這些國企為特區的建設和發展做出過歷史貢獻。但隨著90年代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激烈競爭，國企的體制機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絕大多數國企在競爭性領域處於劣勢，無法生存下去。21世紀初，深圳根據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要求，根據深圳的實際，對競爭性領域處於劣勢的工業、流通、商貿、建築等領域的國有企業，以經營者員工持股的方式進行產權改革，實行改制退出，對國企員工轉化身份，進行經濟補償，納入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完成了國企產權改革和布局調整任務，使大部分國企和員工走向市場。

2005年後，深圳在推動企業的重組、企業內部機制轉換、大型企業引進戰略投資者、建設施工企業的改制、做強一批產業集團、加強國有企業的監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經過若幹年的大膽改革，深圳市屬國企布局結構大體合理，國有資本的監管體系基本到位，企業內部的合理法人治理結構基本形成，國有企業的內部經營體制大體上與市場經濟接軌，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內部的管理水平、企業的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市屬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應當說，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國企改革任務，為全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了經驗和示範。

第四，率先啟動事業單位的改革，為國家推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做出貢獻。

國有企業改制調整任務基本完成後，深圳市改革的重點選擇了事業單位改革，2006年正式在全國率先啟動事業單位的改革。事業單位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載體，事業單位的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體制的原因，事業單位人員多、成本高、效率低、服務差，雖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財力，但社會反映仍強烈。同時，事業單位在機構、人員、經費等方面與黨政機關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改革事業單位會涉及到黨政機關人員的切身利益，因此阻力也很大。

深圳事業單位改革分兩步：

第一步分類改革，把事業單位分為三類：部分單位轉為國有企業，部分單位回歸政府部門，部分仍保留事業單位。在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有三分之二的事業單位仍保留了事業單位性質，改革中這些單位的職工利益基本沒有受到損失，因此阻力不大。回歸政府並承擔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是個別的，這些單位實際上是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們是擁護改革的。轉為國有企業的事業單位有124家，這些單位要推向市場，告別由政府財政包養的大鍋飯，要在未來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壓力很大。這些事業單位的員工轉企業後，退休後待遇要納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體系中。由於體制上的原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水平比事業單位的員工要低得多，因此他們是這次改革的利益主要受損者。雖然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中，也采取了一些過渡、照顧等措施，盡可能減少他們退休後與事業單位的待遇差距，但部分員工的利益損失難以完全避免，因此改革的阻力大、任務重。在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經過努力，分類改革做得比較好，為全國的改革提供了經驗，國務院後來出臺的全國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方案，基本是在深圳方案的基礎上制定的。

第二步深化事業單位內部的改革。市政府先後推出了事業單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7項內容，包括取消事業單位行政級別、實行人員崗位聘用制、建立事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設立法定機構、財政對事業單位從“養機構、養人”轉變為“以事定費”和“購買服務”等。但事業單位內部機制的改革，由於一些原因，進展並不順利，很多改革措施並未完全落實。

第五，推動“大部制”機構改革，發揮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先行先試的示範帶頭作用。

2009年，深圳出臺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市政府啟動的大部制改革一次性削減了15個政府工作部門，精簡了三分之一的機構，並按照“委局辦”分設的原則重新調整了整個政府架構，根據政府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重新組建了7個委員會、18個執行局和6個辦公室，共31個政府部門。大部制改革的目標是，減少部門或機構數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部門之間溝通和協調程度，減少職能交叉，降低政出多門和推諉扯皮，提高行政效率；建設小政府，給市場更多空間，更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等。應該說，深圳的這次大部制機構改革，方向正確，對於政府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政府有著重要意義。

第六，推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為國務院推動簡政放權改革提供重要的經驗和示範。

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是對傳統公司登記制度的一個顛覆性改革，它是深化政府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監管方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一項重要改革。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商事登記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分離，審批監管相統一的登記制度；實行註冊資本認繳制度；實行“三證合一”，公司註冊網上登記，取消企業登記年審制等。

深圳商事登記制度的改革，創造了優良的營商環境，減輕了企業負擔，激發了創業熱潮，促進了政府審批和監管方式的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七，深化社會組織改革，促進深圳社會治理現代化，培育出多元化的社會主體。

社會組織的改革是深圳的改革由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逐步轉向社會體制改革的標誌之一。深圳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降低門檻，簡化審批，鼓勵發展；二是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取消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消除社會組織的行政化；三是打破對行業協會的壟斷，突破“一業一會”、“一區一會”等限制，鼓勵社會組織多元化和競爭。這項改革對深圳城市和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尤其是對促進深圳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具有深遠意義。改革後兩年左右，深圳社會組織的數量由改革前的4000多家發展到10000多家。

第八，推動前海開發，搭建深圳改革開放高端平臺。

深圳在上世紀80、90年代就曾提出“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大膽設想，將深圳和香港緊密連為一體，形成人員、貨物、資金自由流動的特別關稅區。但由於多種原因，這個設想未能落實，而前海的開發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過去幾十年深圳追求的大特別關稅區的一個縮小版。

雖然前海開發建設遇到不少困難，目前還處於建設時期，開發建設進度較慢，在建設中還面臨著很多的問題需要研究，但通過前海的開發，可以加強與香港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的合作，促進深圳經濟的升級轉型，探索真正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商業運行體制的新模式，不僅可以使深圳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建設再上一個大臺階，而且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促進香港的繁榮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

40年稅改實踐，中國逐步建立現代稅收制度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過去了40年，40年間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而稅收制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革。一方面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塑造了我國逐漸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稅收體系。縱觀我國稅制改革40年的歷程，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程度密切相關，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兩步利改稅階段

改革開放是促進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因，市場經濟的確立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兩步利改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所謂的利改稅，即將利潤上繳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改為企業向國家上繳稅收的收入分配格局。顯然，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容納更多的市場主體，用上繳利潤的方式不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而以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用做法，因此，兩步利改稅在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原有的利潤上繳方式也無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因此，才會以推進利改稅的方式去順應市場經濟及改革開放的發展。

兩步利改稅的第一步主要指1983年我國通過稅收來規範國家與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即國營企業由上繳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對於盈利的國營企業征收55%的所得稅，稅後利潤的一部分采取多種形式上繳國家，余下部分企業適用。對國營小型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稅後利潤原則上歸企業使用。

第二步的利改稅是指以稅代利，即國家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實現的利潤繼續按5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後，對剩余較多的企業再征收國營企業調節稅，其余的全部留給企業。

兩步利改稅，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確定了國家通過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模式，順應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從中也可見，改革開放後，我國選擇用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模式，大大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這一階段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國營企業管理和利潤分配上，突破了過去將國營企業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進行直接管理的模式，對國營企業先後實行了企業基金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利改稅等制度，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稅制雙軌制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到中國的市場，但是，當時的市場準入制度對於外資企業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了有效平衡內資與外資之間的關系，1994年我國的稅制改革對於外資企業給予了較大的稅收優惠，內外資企業采用雙軌制的稅收制度。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市場準入方面外資企業無法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因而在稅收制度的安排上給予了超國民待遇，以鼓勵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並且把更多的利潤及項目留在中國。

以企業所得稅為例，在稅制雙軌制的階段，內外資企業適用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其中內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高達33%，而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4%或15%，在此基礎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區域性稅收優惠，各種名目繁多的免稅期或減半征收稅收優惠。據調查，當時的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13%左右，而內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25%左右，差距較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內資企業普遍存在成本費用補償不足的問題，其稅負高達外資企業的兩倍，抑制了內資企業的發展，並且刺激一部分的國內企業搞假合資，以便通過降低稅負獲得更高的利潤。

但是，這一階段的稅制雙軌制依然存在積極的歷史意義。自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到活躍期，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對於我國的資本輸入、技術輸入以及人才的輸入均具有積極的意義，為後來我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當時的稅收制度對於外資企業的傾斜，雖然造成了內資企業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作為稅收激勵，在促進外資的流入方面取得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客觀地評判，當時實行的稅制雙軌制對於推進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是有效、正面和積極的舉措。

統一稅制階段

2001年12月，我國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標誌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商品、貨物及勞動力自由流動。因此，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各種的貿易壁壘及市場壁壘必然需要消除，而外資企業也隨之享受國民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改革開放面臨著新的難題，既然內外資企業均享受了相同的國民待遇，可是在稅制的設計上，內資企業需要承受外資企業兩倍的稅收負擔顯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於我國內資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及競爭。因此，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成為了必然的要求。

2008年，我國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予以統一，正式頒布了《企業所得稅法》。在新法中，無論在稅率、稅基，還是稅收優惠、納稅期限等多個方面均給予了統一。其中，將區域性稅收優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僅保留經濟特區、民族自治地區以及西部大開發等有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在我國現代稅制改革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一了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營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有利於內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及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二是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的宗旨。我國的稅收制度包含有十多個稅種，其中稅收總額最大、對企業影響程度最深的兩個稅種分別是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迄今為止，我國的增值稅制度尚未立法，並且絕大多數的稅種需要爭取在2020年立法。因此，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對於促進我國稅收法定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依法納稅是一個開放經濟的必備基礎。

三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稅收制度，為我國後期加入國際稅收合作、參與國際稅收新秩序的重塑奠定了基礎。我國《企業所得稅法》是經過了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對比及借鑒而形成的，因此，在稅制的設計上，諸項稅制要素的設計均考慮到了稅制的摩擦與協調問題，力求盡量實現稅制的趨同，提高我國的稅制競爭力。10年過去了，國際稅收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各國合作而形成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多邊公約》（下稱“BEPS公約”）便是全球包容性增長框架中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BEPS有十五項行動計劃，其中第五項是有害稅收。假設一個國家簽署了BEPS公約，則根據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需要接受OECD財政事務委員會（CFA）的同行審議，如果該國的稅收優惠被認定為有害稅收，則需要進行調整。因此，假設2008年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立法沒有考慮到稅制的國際協調問題，恐怕今天我國加入國際稅收的合作需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並之後，我國進行了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例如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統一，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的統一，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等。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在開放環境下保障內外資企業公平的稅收環境。當然，這一階段改革開放已逐步進入到了開放經濟的更高階段，體現出消除壁壘、要素自由流動的特點。

現代稅制階段

改革開放40年，第四個階段是現代稅制階段。這一階段，國際經濟增長趨勢向好，全球經濟增長率回升，勞動力市場持續複蘇，投資總量增長強勁，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也漸趨於穩定或下降。但是，低工資增長抑制了消費增長，生產率仍處於較低水平。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現象依然顯著，但形勢趨緩。稅收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上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稅制改革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並將其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因此，各國努力推進稅制改革與國際稅收合作。

同時，我國與美國、阿根廷、法國、拉脫維亞等國家相繼實施了大規模的全面稅收改革，引發全球性的稅改浪潮。一方面，對原有稅制的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革以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另一方面，趨同部分稅制要素以適應國際稅制的變化。因此，這一階段稅制改革最為鮮明的特征是國際稅收秩序的重塑與合作。也就是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也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稅制改革，而是站在全球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下，去看待一個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以及稅制的融合度。國與國之間的稅制相互影響、相互傳導，從而影響世界經濟的開放及發展格局。因此，現代稅制的建立具有迫切的時代意義。

當然，現代稅制的核心在於“現代”二字，關於何謂“現代”，我有以下幾點想法：

首先，現代稅制應該體現出其能夠適應於經濟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雖然，根據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全球稅制具有直接稅減稅的趨勢，例如企業所得稅，從2000年至2018年，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2.6%下降到23.9%，而非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0.3%下降至22.8%。去年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1%。但是，由於直接稅的減少，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堪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減稅趨勢的帶動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減稅，因為其擔心失去稅制競爭力，影響到外國資本的對內投資。但是，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本身的財力並不強，所以減稅會影響到其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為了應對財政赤字的問題，有些國家不得不通過加強征管等手段來保障財政收入，而這會導致企業遵從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本國經濟實力的客觀情況，應站在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去進行頂層設計。

其次，現代稅制的設計應考慮到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在進一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國對於自身國際經濟的參與度，已不能僅僅局限於參與二字，更應該增強話語權，不但要反映自身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全球收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需要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而新的秩序又要求各國去反思本國的稅制，使其能夠減少與國際稅制發展趨勢的摩擦，建立能夠順應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現代稅制。

以全球近80個國家共同達成的BEPS公約為例，其對於征稅權的界定原則為經濟行為產生及價值創造所在地，由此產生了屬地制與全球征稅原則的轉變。無疑屬地制原則更能體現出BEPS公約中所主張的征稅原則，但是，目前還有不少的國家采用全球征稅原則。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深入，這其中的沖突必然需要依靠稅制的改革與協調加以解決。

最後，現代稅制應該能夠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國際稅收規則受到巨大的挑戰，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常設機構的認定，避免逃稅避稅成為國際關註的焦點問題。

OECD在BEPS行動計劃方案中給出了關於數字經濟的建議方案，歐盟提出了支持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在線業務增長的行動計劃作為其數字市場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稅改中的BEATS條款寫入數字經濟中期報告，作為數字經濟臨時性征稅方案，預計到2020年達成一個長期解決方案。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然要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隨著數字經濟、互聯網等新經濟形態的飛速發展以及各國反避稅調查的深入，跨國公司不斷研究新的避稅方式，其形式愈隱蔽、手段更豐富。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需要考慮到由於數字經濟的發展所帶來商業模式的調整而產生的新的征稅難度，需要與時俱進，全面覆蓋，形成開放經濟背景下更為公平有效的稅收環境。

縱觀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稅制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而不斷完善，總體而言，稅制在這40年間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未來，在建立現代稅制方面，我國還需要不懈努力，而根本的著力點必須用全球視野深化稅制改革及完善頂層設計。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