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F1:中國大學生“極客”獲雙亞軍 用一公升燃料,汽車究竟能跑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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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人類已經走到能源危機爆發的臨界點上,通過“環保F1”,可以發現千名具有創新能力和節能意識的年輕精英以及更具商業可能性的車輛。
隨哨聲鳴響,穿著黑色賽車服的黃燕妮半躺著駛出賽道。與普通大學生越來越早開起家用車不同,這位身高不滿160cm的北京理工大學大四女生所駕駛的,是自己設計的“水滴形”原型車(註:研發目的為最少空氣阻力及燃油燃燒最充分的車輛)。
黃燕妮與十幾名同學一起參加的是3月3日至6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2016年度殼牌亞洲汽車環保馬拉松賽”。在這項有著“環保F1”之稱的賽事中,決定學生隊伍最終勝負的不是速度,而是在使用1公升燃油的條件下,車輛能跑多遠。
除北京理工大學之外,還有來自同濟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共三所中國大學的學生團隊與來自亞洲、中東和澳大利亞等地的100多支學生隊伍一較高下。最終,同濟大學誌遠車隊以798公里/升的成績獲原型車柴油組亞軍,北京理工大學翼昇車隊以442千米/千瓦獲原型車電車組亞軍。
汽車環保馬拉松賽起源於1939年的美國。彼時,殼牌實驗室的科學家之間流行起一個挑戰:用一加侖燃料,看誰的車跑得最遠。看似是“極客”們的玩笑話,最終卻誕生了一項頗具規模的汽車環保賽事。
“車殼前部較扁平,尾部較陡,模仿鯊魚的形體特征,與低風阻系數的水滴造型結合,具有流線型。電路系統采用升壓模塊,可以實現電池系統電壓暫時升高,提高整車續航能力。”除了能對自己設計理念娓娓道來,作為車隊的車手黃燕妮還總結出“慢加速、慢減速、勻速行駛”的節能駕駛策略。
“人類已經走到能源危機爆發的臨界點上。通過這項賽事,我們最大的收獲便是這千名具有創新能力和節能意識的年輕精英。”英國人科赫是此次殼牌亞洲汽車環保馬拉松賽的技術總監,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有的學生車隊想要讓自己設計的車輛駛上馬尼拉的賽道,需要經過十多項、涉及上百個部件的檢測。“所有問題都需要學生自己去解決,最終大約有5%的車輛沒辦法駛上賽道。”
同濟大學汽車發動機設計研究所所長樓狄明說,參加比賽的車輛完全由學生自主設計,研發往往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在研發過程中,學生們自己動手實踐著未來汽車發展材料輕量化、發動機效率最大化、外形更具流線型等趨勢。”樓狄明說,“雖然原型車的理念運用到實際汽車產業中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比賽提升了學生們將理論運用到現實生活的能力,為未來的汽車發展提供了想象的平臺。”
帶領兩支學生團隊來到菲律賓的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機械工程實驗中心主任鄧達強介紹,比賽中除原型車外,還設有“城市概念車”組別,要求學生設計坐姿駕駛、配有雨刷、車門、車燈、後視鏡等裝置的車輛,以求在日益嚴峻的能源條件下,發展更具商業可能性的車輛。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這些可能誤導95%大學生創業者的話,聽起來都很美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318/154756.shtml
導讀 : 身在創業圈,每天都能聽到估值十億的獨角獸神話,與之同時出現的是身價破億的創始人新貴。大學生每天接觸到的也是這些消息!但事實真的如此麽?
中國現在每分鐘就有8家新公司誕生,平均7.5秒一家,而在這些公司里有90.6%會死在創業路上,這個數字在大學生創業群體中是多少呢?答案是:95%,比平均值高出了4.3個百分點。
現在是3月中旬,畢業季又要來了,在今年的765萬大學畢業生中有多少人會選擇創業呢?往年的數據告訴我們,2013年有2.3%的畢業生選擇自主創業,2014年這一數據為3.2%,但到了2015年,這一數據猛增至6.3%——幾乎翻了一倍。
“在創業時代,就業是失敗者才幹的事。”不少大學生都發表了類似的言論,在網上流傳的眾多《大學生為什麽應該創業》的文章中,我們也發現了排名前3位的大學生創業理由:
1、替別人打工不如給自己打工 ;
2、可以實現自我價值 ;
3、時代使然——畢竟這是創業的時代。
暫不論這幾條理由是否足夠充分,既然畢業季已到,我們不如趁機聊聊大學生創業這件事。但我們沒有準備什麽雞湯,我們可能要潑點冷水。
但話說回來,雖然從“死亡率”來看,大學生創業者確實比其他身份的創業者面臨更高的失敗風險,但創業路上的艱難險阻對於每個創業者都是一視同仁的,無非還是那樣一個問題:做這件事情的人,憑什麽是你?
如果能想清楚這個問題,就算你是大學生創業者,也可以找到一萬種解決困難的方法。
本文的作者是洪泰幫成員之一,闖先生的創始人湯明磊。他曾經是中國大學生年度人物,參與發起了全國大學生創新創業聯盟。闖先生是一個專門為青年創業項目提供創業服務的創新型創業孵化平臺。
“和各位創業前輩相比我不敢說我身經百戰,但是有一點我敢說:在過去兩年多時間,我和大約3000位大學生創業者在一起。”有請“阿湯哥”。
“融資成功就是人生贏家。”
我來告訴你兩個殘酷的現實。
第一,絕大多數大學生創業企業不會出現爆發增長,所以根本到不了融資這一步,只要保持穩定的現金流就可以了;
第二,融資完成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創始人既無法出售股權套現,又會為商業計劃的實現竭盡全力,這才是對創業者的真正考驗。融到資了又能怎樣?
“估值越高代表企業越成功。”
身在創業圈,每天都能聽到估值十億的獨角獸神話,與之同時出現的是身價破億的創始人新貴。大學生每天接觸到的也是這些消息!但事實真的如此麽?
創業浪潮沖擊下,大多估值都帶有泡沫,很多創業公司估值均以與同質化公司對比得出,導致泡沫的擊鼓傳花。假如一個創業公司,有人出一萬,只占0.00000001,那麽估值是多少?創始人身價馬上得多少?好緊張!會不會被人綁架?
這樣的超級肥皂泡,對大多數初創公司,估值絕對不是成功標準。在我看來,創業企業成功的要素是迅速的市場反應能力、簡單粗暴有效的盈利模式、可推廣的想象空間。
“我計劃做成一個平臺。”
平臺型項目為什麽會成為大學生創業者的最愛和首選?絕大部分的理由簡單而無力:因為它成本低,啟動快,且充滿成就感。大錯特錯!
學校有天然的封閉性,大學生一旦面臨問題,就想到平臺。但依靠平臺賺得盆滿缽滿的創業者,卻未曾對平臺的基本邏輯有基本認知。從來都是先有平臺要素,後有平臺。平臺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核心價值,另外這一波剛性需求的基礎設施機會已過,大學生創業者可以在基礎設施之上多尋找機會。
“只要給我錢,我就能帶來流量。”
天派模式教會投資人:原來投資只要看流量就可以!
滴滴和快的撕逼教會投資人:原來流量都是要靠補貼砸的!
緊接著大家又意淫,大眾是傻×的,像意淫溫水里的青蛙一樣,慢慢降補貼,直至沒補貼,他們是沒感覺的!於是,別問我利潤,先問我流量。
大數據時代,數據都很大,上個大數據時代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躍進。平臺擁擠不堪,平臺上空空如也。所有人都在鼓吹萬物相連,所有人都在鍛造商業模式的連接能力,商業模式能不能賺錢不重要,都連起來才算牛×。
只可惜,和數據爆炸一樣,數據會越來越不值錢,萬物相連也會導致連接越來越弱。張天一說的好,萬物相連的時代,讓人失聯才算本事。
“為什麽只有你能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公司的商業模式呀!”
商業模式設計精巧固然是體系設計能力強,但企業做成功要素極多,商業模式絕對不會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問一個投資人的投資方向,如果他說是TMT,就跟你問一個創業者你現在幹啥,他說:O2O,一個感覺,不信你自己感受下。
同樣的感覺還有:「你的項目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麽?」「商業模式」太多的大學生創業者妄圖依靠商業模式獲勝,卻忘了給自己挖設深厚的護城河,規模、品牌、垂直才是你的護城河。
“成功創業者都是被培訓出來的。”
二流的創業者可以被培訓,一流的創業者永遠被發現。
有太多特質不能被教育與加速,比如長相體力情商膽識酒量家庭背景從業經歷,特別是經濟周期與運氣,而這些無一不深刻影響一個創業項目的成功率。
“情懷是支撐我一路走來的根本。”
說給別人聽的叫情懷,說給自己聽就叫幼稚!情懷不是良藥,好產品才是。大量的創業者最後靠的不是堅持,而是一款不錯的產品和死撐。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湯明磊,i黑馬轉載自AngelPlus洪泰幫(ID:AngelPlus001)。題圖來自123RF圖庫。
4月6日投融資日報:發生10起融資,總額約7億,清華北大學生創業項目獲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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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4月5日)共發生10起融資,其中,醫療2起,旅遊戶外2起,電商2起,硬件1起,移動互聯網1起,社交1起,汽車交通1起。10起融資中,清華、北大學生創業項目獲得融資。
1. 小嘀雲智能鎖宣布獲得1.23億元A輪融資
“小嘀” 雲智能鎖使用的是雲智能指紋鎖模式,通過與 APP 相連,可利用指紋、手機搖一堯密碼和鑰匙四種方式實現開鎖,主要有親情提醒、報警和智能聯動三大功能。其中,智能聯動功能是:當用戶開門啟動預設情景模式時,可對智能家電進行遠程操控;當用戶出門、就寢時,也可設置一鍵關閉電器,啟動安全防護。
本輪融資的投資方為新疆融海投資有限公司,其曾參與投資的項目包括唯品會、美圖秀秀、大疆無人機等。
2. 匯通天下G7宣布獲得4500萬美元C輪融資
匯通天下旗下擁有貨運互聯網平臺G7,G7宣稱能幫助物流車隊連接車輛、司機、貨主、高速公路、加油等所有關鍵要素,通過毫秒級的車輛大數據。G7通過分秒連接車輛及貨物的傳感設備,采集包括物流車輛的位置、駕駛行為、能耗、線路、區域熱點、貨物的安全、溫度、出發、裝卸、到達,簽收等實時數據,為物流生態里的貨主、車隊、司機提供貫穿供應鏈全過程的數據服務。
3. 張強醫生集團宣布完成1500萬美元融資
2015年張強醫生共完成了1087臺靜脈曲張手術,總滿意度達到99.5%。經過長期的摸索,張強醫生已經完成了手術方法的標準化路徑探索。除此以外,張強醫生還將圍繞血管外科的幾大主要業務,逐漸成立國內首家深靜脈血栓(DVT)快速診療中心和血管康複中心等。
4. 藥師幫宣布獲得7100萬元A輪融資
藥師幫旨在鏈接藥品供應商(藥企、醫藥公司)和藥品終端(藥店、診所、衛生站),以電商平臺 +SaaS 服務為切入點,重構藥品市場的供應鏈。
藥師幫通過移動終端的滲透和連接,組建了一個透明、開放、高效的終端營銷網絡。藥師幫的 “藥采購” 功能,對接藥品供應商和藥品終端,實現了零散報貨采購需求的有效聚合;藥師幫的 “找藥易” 功能,讓藥品終端之間形成供求互助的關系,找到供應商端沒有貨源的藥品;“藥學習” 和 “藥賺錢” 功能,則讓藥師、店員實現了再教育以及分銷和動銷。
5. 中搜搜悅宣布獲得超6000萬元融資
中搜搜悅為中搜網絡旗下產品。中搜搜悅為移動用戶提供包括細顆粒化個性化閱讀、興趣圈自社區服務、電商、移動網站導航、APP 下載等移動互聯網常用的服務。
6 .ofo共享單車宣布獲得900萬人民幣Pre-A輪融資
ofo共享單車是起於北大校園的學生創業項目,ofo號召師生將自己的自行車轉讓給ofo,即加入了“ofo共享單車”,以換取所有共享自行車的免費使用權。ofo團隊也同時推出了標誌性的“小黃”車——車體顏色統一塗刷為黃色。
學生可以通過微信服務號和App使用ofo的小黃車。並且因為小黃車上安裝有傳感器和智能裝置,可以實現定位、解鎖、用車、付費等用車流程。
7. 微風部落宣布獲得150萬元天使輪融資
微風部落是由清華大學在校生發起的,目前團隊有8人,致力於為大學生群體提供個性化、主題化的旅行方案,並提供0門檻、0利息的分期服務。許立人更希望將OTA模式的微風部落定位為大學生旅行領域的攜程,在產品方面,除了自己開發一部分旅遊路線,也會挑選優質的商家入駐平臺。
8. 住兩天宣布獲得數千萬人民幣Pre-A輪融資
住兩天專註於發展農家樂鄉村民俗旅遊事業及農家樂宣傳,致力於為中國家庭和企業的度假出行提供鄉村旅遊解決方案。住兩天主要做景區住宿,以農家樂、民宿為切入點,其線上渠道有微信、APP、PC、以及H5頁面,基於平臺技術驅動以及大數據資源致力於幫助農家樂商家提高入住率的同時提升管理效率,。
其C端用戶群主要針對城市生活中工作壓力比較大的人群,包括個人和團體。2016年開始,“住兩天”不止面向C端,也開始面向B端企業合作,截至目前已經與共計30多家旅行社以及大型OTA展開合作。
9. 人仁醫宣布完成數百萬元天使輪融資
人仁醫已經建立了金融級醫療數據集成平臺,該平臺最大的優勢就是快速的數據集成能力,在醫院方授權的情況下,僅需要3-15天就可以完成一家醫院his/lis/pacs等業務系統數據的聚合。
10. 享秀宣布獲得500萬元Pre-A輪融資
享秀是一個技能交易平臺,依托圖片、文字以及未來將出現的視頻幫助使用者曬出自己的技能,平臺使用者根據才藝內容進行“才藝交易”,幫助一個圈子內的人快速找到興趣相符的人,同時可以根據發布者技能進行供需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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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億美元怎麽花 斯坦福大學史上最高額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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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亨尼斯邀請比爾·蓋茨到斯坦福大學的畢業典禮上進行了一場以慈善為主題的演講。在亨尼斯看來,蓋茨基金會是慈善機構的典範。(CFP/圖)
卸任之前,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為這所大學成立了一筆高達7.5億美元的獎學金。其中4億來自耐克公司創始人之一。他目前是世界上數額最高的獎學金,每年將有100名學生受惠於這個項目,斯坦福希望他們在20年後能真正改變社會。
2014年,約翰·亨尼斯就在考慮,還能做點什麽。從2000年至今,作為斯坦福大學第10任校長,他已經在任16年。2016年夏天,他即將卸任。
約翰·亨尼斯是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院士及美國科學藝術研究院院士。2011年奧巴馬訪問矽谷時,在場的人有馬克·紮克伯格、史蒂夫·喬布斯,而亨尼斯是其中唯一的大學校長。
和各學院院長、校理事會溝通了一圈之後,亨尼斯決定成立一個新的獎學金項目。2015年7月,他去和老朋友菲利浦·H·奈特談。
奈特是耐克創辦人之一,也是斯坦福大學校友。2006年曾向商學院捐款。考慮了一個月後,他答應捐一筆錢。只有兩個條件:獎學金的名稱由“奈特獎學金”改為“奈特—亨尼斯獎學金項目”、項目從創建開始就由亨尼斯擔任主管。
奈特捐出的這筆錢高達4億美元,加上其他捐款人的捐款,奈特-亨尼斯獎學金計劃共計獲7.5億美元捐款,將成為全球資助金額總數最大的獎學金,且向全球學生和所有學科開放。
想要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學術方面有傑出表現、有領導潛力,並且有意願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我們的獎學金項目希望能夠培養明日領袖。”亨尼斯介紹。
獎學金將於2017年夏季接收入學申請,並於2018年秋季招收第一批學生。每年將會有100名學生拿到這筆獎學金,包括學費和生活費在內,一年是六萬到六萬五千美元左右。“保證他們在畢業時,不會有任何債務,”亨尼斯笑道,“這就相當於他們免費在斯坦福讀書了。”
除了獎學金,這些學生還可能有機會在谷歌或者Facebook等公司、社區或非贏利機構實習。
“我們的獎學金項目有助於學生尋求適合的職業發展機會,獎學金計劃的參與者將形成一個巨大的人際網,這個關系網本身就有價值。包括我們現在全球有二十多萬的校友,通過這些網絡,我們可以幫助獎學金獲得者找到相應的職位。”亨尼斯最希望的是,這些學生,20年後能真正改變社會。
有人想捐冰球場我們沒要
南方周末:2010年,馬克·紮克伯格給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公立學校捐了1億美元,但這筆錢最終並沒有真正幫到學生,批評聲音很大。你認為問題出在哪里?
約翰·亨尼斯:我不方便對他人運營的項目進行評論,我可以說的是,把錢給出去,然後得到預期的效果,這可比看上去要難多了。你想改變一個城市的學校體系,錢當然是需要的,但你還得組織起整套的團隊關系,包括老師、家長、市長、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每個人……只有大家一起商量,才能最高效地運用這筆資金。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位,但也有好的典範,比如比爾·蓋茨的蓋茨基金會,在抗擊瘧疾等方面做得很好,在能源領域也非常成功。可以看到,它很多細節做得非常到位。
南方周末:你認為全世界目前最要緊的問題包括健康、教育、氣候變化等等,而這些學科恰恰並非斯坦福最強的。如何讓學生在這些領域也能得到最好的教育?
約翰·亨尼斯:我們的獎學金項目希望能夠培養明日領袖。也就是說,這些學生今後不僅要和企業打交道,也要和政府等機構打交道,我們希望獎學金項目的學生有機會學到這方面的經驗和知識。
我們非常關註綜合學科的發展。學生不僅應該學習自己所在的學科,還應該有更廣泛的涉獵。這就是斯坦福倡導的“T字形特質”——所在專業要學得夠深,同時相關學科要了解得夠廣。比如要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一方面應該有技術方面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學會和政策制定者溝通交流。因為這不僅僅涉及新能源、新技術,和政治、經濟等層面也都息息相關。
過去15年,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希望鼓勵這樣的T字形特質,這個獎學金計劃也希望往這個方向發展。
南方周末:你希望從這筆獎學金中受益的學生,將來能服務社會公眾。但如果他們只是想獲得在Google、FaceBook的工作經驗,將來找到好工作或者創辦自己的企業,怎麽辦?
約翰·亨尼斯:然後他們可能成為慈善家。何樂而不為呢?我們不希望約束這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做各種各樣的嘗試。當然我也希望他們能像比爾·蓋茨和他太太美琳達一樣,最後成為慈善家。
南方周末:斯坦福在籌款方面向來出色,目前有超過7000項的受捐基金。你們是第一個一年籌款超過10億美元的學校。截至2015年8月31日,斯坦福有史以來獲得的捐款總額達到222億美元。你們是怎麽做到的?
約翰·亨尼斯:最重要的經驗就是,讓那些捐款人最終能獲得重大的社會回報。我們能夠通過這些獎學金,獲得很好的教育成果和研發成果,比如,確實能解決一些重大的醫療問題。所以我們不僅僅要去募款,也希望能做更多創新,更多推進社會發展。
南方周末:斯坦福對捐贈者有設立什麽門檻嗎?
約翰·亨尼斯:只要捐款人和我們的想法匹配,基本沒有什麽限制。
但也有一些捐贈項目並不適合斯坦福,和我們的一些理念不匹配,或者我們的老師不支持。比如過去有些人提出捐款或捐贈,但是要主導本科的課程設計,我們就拒絕了。還有人想捐一個冰球場,但我們學校在加州,並不需要冰球場。
有些人願意資助建大樓,特別是科技大樓,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因為整個資金量很大。還有一些投資獎學金。有些捐贈者可能曾經遇到過改變他一生的老師,後來就會希望建立資助教授的項目。還有的人,可能愛人癌癥過世,因此希望捐款給一些項目,幫助攻克癌癥。
所有這些慈善相關的項目,我們都引以為豪,都歡迎,但我們也有主次先後,會根據主次先後,看是否匹配。
南方周末:騰訊是斯坦福商學院的投資人之一。投資和捐贈有什麽區別?投資者會獲得什麽回報?
約翰·亨尼斯:我想你說的是社會性的投資,其實也就是捐贈。斯坦福接收到的饋贈有各種形式,有些是設立獎學金,有些是專門資助科研大樓,有些則是提供給一些研究項目。區別在於,捐贈是永久性的支出。比如獎學金一旦設立,那麽就要保證以後每年持續下去。而投資是每年進行的,並且也不獲得直接的回報。
南方周末:曾經美國政府對斯坦福有一筆捐款,雙方在如何使用上發生了爭議。所以美國的私立大學並不是不可以接受政府捐款?
約翰·亨尼斯:美國的私立大學並不拒絕政府的資金,相反,斯坦福和其他大學一樣,都在申請政府各項研究基金。斯坦福與美國政府的關系一直非常好,也收到了很多來自政府的研究基金。申請這種基金有一定的流程,大學根據不同基金的要求,遞交申請以及項目計劃書。斯坦福大學在申請政府支持資金方面,也在全美大學中領先。斯坦福總共5500個獲得外部資助的研究項目中,81%都申請到了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

約翰·亨尼斯(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中國學生應該學會打斷老師
南方周末:你教過中國學生嗎?你對他們的印象如何?
約翰·亨尼斯:我當然教過很多中國學生。他們能力很強、很聰明。二十多年來,我覺得他們最大的變化是英文水平飛速進步。最近我和一個來自上海的中國留學生聊天,她是斯坦福創業俱樂部的成員,如果你只聽她說話,還以為她來自加州。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工科里中國女生的數量超過美國女生,看得出中國在性別平等方面,特別是技術領域,做得非常好。當然,部分原因也是中國留學生人數特別多。
南方周末:你覺得中國留學生的長處和弱點都是什麽?
約翰·亨尼斯:美國教育體系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學生一開始到美國,需要了解美國的學習方式,比如要學會如何打斷教授,和教授進行更多互動。
但中國學生學習非常快,整體表現非常出色。我們看到中國的畢業生,無論做企業家的,還是在美國一些頂尖大學當老師的,都做得很好。
我不覺得中國學生有什麽特別的缺點。可能剛來的時候有點不適應,但很快就能跟上。也許有一些來自鄉村的中國留學生,某些方面的能力會弱一點,包括語言口音有一點重,但他們非常努力,能夠克服所有困難。
南方周末:年輕一代的中國留學生,和前幾代相比,有變化嗎?
約翰·亨尼斯:他們更加輕松,自在,而且數碼時代,每個人都有手機,溝通更方便,社交媒體讓他們發生很大改變。當然過去二十年,中國留學生數量急劇增長,整個華人社區也更加蓬勃。
南方周末:斯坦福的兩位教授所創的Coursera在線免費課程,引發了全球開放在線課程的風潮,很多精英學府都有在線課程。你認為在線課程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麽?
約翰·亨尼斯:優點是,學生可以穿著睡衣上課,缺點是,他們可能就不會那麽多地去課堂了。
很多東西只通過在線可能無法完全學到。我們並不鼓勵完全的在線課程,學生可以在線上課,但也有指導老師面對面解答問題、進行一些小測試,有更多的互動,更多的問答環節,我們稱之為組合式的教學方法。我們的數據也顯示,這種組合式的教學方式優於純粹的在線式教育。
南方周末:“二戰”後,斯坦福就鼓勵師生創業,最後催生了矽谷。斯坦福如今依然鼓勵學生創業嗎?
約翰·亨尼斯:當然。我們也有與創業相關的專門課程。我們希望能培養他們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而且我們也有相應的創業環境,學生可以得到相關指導,也讓他們能夠做一些商業計劃。而且斯坦福的校友都會參與其中,幫助這些年輕人最後取得成功。
南方周末:如果有學生對你說我想退學去創業。你會怎麽回答?
約翰·亨尼斯:如果是本科生,我的回答是:“你有沒有和你父母談過?”我覺得最好先拿到本科學位。對於研究生,他們通常已經有所發現,掌握了一定的技術,情況就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想創業,但是還不知道要做什麽或者也沒什麽特別的技術或者技能,那還是回到課堂吧。
南方周末:中國有很多電商創業者畢業於斯坦福,你對他們有何評價?
約翰·亨尼斯:他們都很出色,各有特色。我註意到騰訊、百度、阿里巴巴所做出的創新和成果。這些企業或多或少都與斯坦福有聯系。比如百度的早期投資人中有一些是斯坦福畢業生,而騰訊的員工中也有許多斯坦福的畢業生。
斯坦福可能是美國最早開設電子商務相關課程的學校之一,20年前就有了,那時電子商務才剛剛出現。現在我們也一直在更新相關課程。我們始終關註未來和發展,思考如何創建未來。而我認為,中國是除美國外最有企業家精神的國家。
提升大學生英文程度的方法
2016-04-11 T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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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只是提升大學生英文程度的其中一種途徑, 除此之外,研讀原文書、寫英文摘要及多練習會話等多管齊下,效果會更顯著。 近來許多人關心提高大學生英文程度的方法,也有不少學者寫文章提醒大家英文能力對國家及個人競爭力的重要性。我認為英文能力十分重要,且提升大學生的英文程度,也不只是英語授課一種途徑。 五十年前我考進政大企管系。當時課程安排十分自由,各系享有相當的自主性,因此在系主任任維均教授的規畫下,企管系可以充分落實英文能力的強化。 我們大一、大二每學期各有四學分的英文課,精讀課本,並由鈕李琳教授全程以英語授課,每周另有課外閱讀,而且要用英文寫摘要報告。鈕老師學問好、要求嚴格又有愛心,上課偶爾會要求學生起來回答問題,當年各校受教於她的人很多,而她人生最後的日子幾乎全都給了政大企管系,是我們的福氣。 大學前三年每周還有兩小時英語會話,同學分成小組,由美籍教師上課。此外,大一有四學分英文文法,大二有四學分英文作文,大四還有商用英文。 在課本方面,主要課程大部分都用原文課本,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等;其中,大一經濟學除了每章要交英文摘要,甚至要求考試時一律以英文作答,以中文作答不計分。 在這樣的訓練之後,我到美國讀MBA的第一學期,在聽力上還感不足。當時個性比較積極外向,為了強化英語能力,除了平時盡量找美國人聊天講話之外,也參加許多次學校安排的外地家庭住訪,了解美國一般人的生活與想法。 在讀博士班時,由於我主修的「策略」和「組織」這些領域,用到的數學或統計很少,大部分的學習與研討都須依賴文字閱讀,讀起來十分辛苦,理解力及速度都是問題,但讀過許多這類書籍後,才漸漸體會美國學者如何用英文來思考與深入表達,或邏輯嚴謹的論述,這是與「會話」層次完全不同的。 四十年來,我的觀念、詞彙及論述推理方式都已高度「本土化」,很多知識內容也不是來自英文的文章,因此已很難用英語來上課了。提升年輕人英文能力刻不容緩,多管齊下,效果才更顯著。 (本專欄由司徒達賢、樓永堅、吳靜吉、李仁芳共同主持) 撰文 / 司徒達賢 |
女大學生頻繁遭遇性騷擾高校里的“狼”早來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453

大學校園里的女生正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全國婦聯曾經做過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高達67%。(魏泊靜/圖)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
2016年4月5日,南京大學大二女生趙夢在校園里遭遇驚魂一刻。
下午3點左右,她正走在去往仙二教學樓的路上。突然,一個騎車男子攔住她,說自己的腳扭了,問她能不能幫他扭回來。趙夢起先很警惕,但當對方說起熟悉的學校地名,加上周圍人來人往,防備的心松弛下來。
趙夢隨他走到四食堂旁邊,對方脫下鞋子。男子說,“不介意的話,用腳踩也可以。”趙夢彎起腰正考慮如何操作時,對方突然抓住她的小腿。趙夢驚得後退,男子解釋自己是“足控”,還提出要求,“能不能找個襪子給我綁一下。”趙夢沒有理睬,轉身時踩了男子一腳,趕緊跑到教學樓里。後來她在微信里跟小夥伴說,“還好是白天,心有余悸。”
隨後兩天,陸續有南大女生遭遇同樣的事情。南大女生的遭遇,恰好跟突然爆發的“和頤酒店女子遇襲事件”處於同一時間段。當女性安全再次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議題時,不為人知的是,大學校園里的女生也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中國婦女報》曾報道,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
“輕的有露陰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殺。學校的處理一般都是維穩,不讓受害者聲張,於是每個學校都有保研路(一般指高校偏僻幽靜的道路,女學生走在那條路上容易被騷擾。一旦發生惡性事件時,學校為了名聲都會答應給那些女孩子很大的好處比如保研,因此有人戲稱那條路是‘保研路’)的各類傳說。”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開放的大學空間中,女大學生就像沒有圍欄的牧場里的羊,那些意圖實施性騷擾的人無疑便是“狼”。讓人吃驚的,高校里的“狼”早就來了。
“美女要不要一起走”
接到幾起案例報告後,4月8日,南京大學保衛處公眾號發文提醒——“校園驚現揉腳變態!廣大同學註意!”南京大學保衛處說,“這件事不是個案,去年幾乎同時期就有發生過,極有可能是仙林地區流竄作案。”
事實上,女大學生遭遇的性騷擾不只發生在南京大學:“我在北京林業大學良鄉校區。前幾天,在博雅前的小路上,一個陌生男子差點把我拉進小樹林里。我大聲喊救命,嚇得大哭”;“我在中國礦業大學,我和一群女生吃完飯回校,有個大叔在校門口把我們叫住,還以為是問路的,結果露出下體。女生們嚇得跑掉了,那人騎著摩托車滿意地離去”;“我在暨南大學,看到有男生鬼鬼祟祟,反複進出某間女生宿舍的鐵門。我走過去,他立即逃走,他是要偷看女生洗澡”;“我在武漢大學,有一次走在‘保研路’上,看見暴露狂,太惡心了。我此生都不會再走保研路了。”
這些聲音來自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全國各大高校的女學生,她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曾遭遇性騷擾,且有些人不止遭遇過一次。
南京大學大三學生李安然便三番五次遭受到騷擾。有一次,她走在校園,突然一陌生男子用手勾住她的肩問,“美女要不要一起走?”李安然立刻大喊,正好迎面有人來,那男子也跑開了。
究竟有多少女大學生遭遇過性騷擾?華南一所大學新聞系學生朱麗娜利用朋友圈,做了個小範圍調查。她收回有效問卷73份,在整理時她哭了。她沒想到,身邊有那麽多熟悉的人有過被騷擾的遭遇。其中,有一人用同一個IP地址,填了三次問卷,依次留下了三句不同的話——“救我”、“男老師真惡心”“生無可戀”。
2013年,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從北京徒步到廣州,呼籲建立校園性侵害防範機制。在她看來,“高校的性騷擾很嚴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這種事很常見啊”
華南師範大學的師生曾為改進校園空間安全而努力過。
2013年,華南師範大學新聞系有位女生在第一課室樓(簡稱“一課”)遭遇偷窺後,找學校各部門反映無果,於是她自己開始調查一課的設備問題。
近萬字的報告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一課的廁所燈近一半是壞的,走廊是完全黑暗的,廁所的門各種損壞,錄像監視系統形同虛設,保安人數太少。報告還顯示,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0月,在第一課室大樓至少發生28起變態狂事件。
另一個涉及300個華師女生的調研結果顯示,10%的女生在一課遇到過性騷擾。令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韓益民意外的是,當被問及是否願意為了改變現狀公開說明自己遇到的性騷擾時,那30個女生竟然全都拒絕了。“在傳統文化里,她們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讓他吃驚的是10%的比例,這意味著石牌校區一萬名女生里,有千人,即使再減半,也有五百多人受到過性騷擾。
韓益民後來在微博上發起了匿名調查,請那些遇到過性騷擾的華師女生給他發郵件,他一共收到了近30封反饋。
有了這些材料,韓益民給校長辦公室打電話,沒想到工作人員在聽完情況介紹後說,“這種事很常見啊。”韓益民說,“在這位老師看來,這種事對人身沒有實質性傷害,不必小題大做。”
想來想去,韓益民決定以行動促改變。他和幾位同學做了一些警示的標語——“裝燈防狼”“我可以長得很安全,但是我也需要安全”等,貼在一課廁所、電梯口等顯著位置。他們還在網上註冊了“@校長狼來了”(現已更名為“華師關註女性權益小組”)的微博,呼籲以實際行動來對抗已存在多年的性騷擾。
2014年寒假情況得到了改觀。校方開展一連串動作:走廊燈都亮了,廁所設備也修好了,一課樓下還設了一個保安亭。“學校相當積極,很不容易”。韓益民本以為事情就這樣解決了,直到一年後,有同學告訴他,一課的性騷擾問題並沒有得以減輕,他才意識到問題沒那麽簡單。
相比於依靠官方,韓益民更喜歡自主靈活的民間行動。下一步,他準備建立一個校園反性騷擾的微信公眾號,傳播信息,連接有心人。同時,試驗各種類型的警報器,舉辦線下活動,來幫助處於弱勢地位的學生。
“這一套解決方案,目的是要先增強大家對性騷擾的防範意識。”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了充足的意識,各方行動才能到位,包括學生、家長和學校等。”
權力關系下的性騷擾更加隱蔽
“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性騷擾是明顯的和容易識別的。”女權主義者肖美麗認為,“另有一種性騷擾發生在權力關系下,更加隱蔽,危害也更嚴重。”
最為人熟知的案例是,2014年原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春明誘奸女學生事件。不過,該案受害人代理律師李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揭開的僅是冰山一角。”
廣州某高校中文系教師劉良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一位女學生被導師騷擾的故事。這位女學生曾經對劉良傾訴:她的導師借口改論文,把這位女學生單獨叫到辦公室。在辦公室里,導師提出親昵的要求,女生不從,逃了出來。事後,導師嘲笑女生“小題大做”“沒見過世面”。女生後來將此事告訴了家長,家長找到了校領導,得到的答複是“別鬧大,對誰都不好”。女生也缺少證據,後來就不了了之。
在另一起劉良接觸到的案例中,一位普通的高校語文老師,沒有任何職務,僅僅利用課堂和學業評價的權力,強行約會多名女學生。在約會女學生時,會不斷表白或暗示,給學生一種“你是獨一無二”“我只欣賞你”的錯覺,故意混淆“控制”與“浪漫”的區別,趁機達到自己的目的。後來,這位語文老師因個人生活中的其他作風問題,而被學校解聘。
“這跟吳春明的手法有相似之處。”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負責人柯倩婷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是一種隱性的控制。高校應對老師手中的權力有所監督和制衡。”
然而,目前對於高校里發生的性騷擾案例,尚無明確的定義和範圍界定。“性騷擾”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直到2001年,中國才出現首例性騷擾案件,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而被駁回。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時,“性騷擾”一詞才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條文中。
雖然在2014年9月,教育部出臺規定,高校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但在教育部原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看來,這個規定的最大問題是太籠統了,具體操作性差,“比如美國就明確提出,師生間不允許發生戀愛關系,這就很具體。我們提出來是師生間不允許發生不正當關系。什麽是‘不正當關系’?戀愛是正當還是不正當?”
“知道什麽可以做,什麽不能做,不僅對學生,同時對老師也是一種保護。”在柯倩婷看來,明確性騷擾的界限非常重要。同時她也覺得,在吳春明事件中,受害者敢於站出來,得益於社會各方的支持,“支持來自媒體、律師與輿論等,這會給受害者以勇氣。”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現在施害者的違法成本很低,賠償高的也就數萬元。因為性騷擾獲刑的屈指可數。”
社會上對性騷擾的受害者存在著一種偏見,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問題”。李瑩覺得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也急需培養,在她接手的一起案件中,受害人證據充分,但因擔心開庭之後案件有可能被公開,而最終選擇了庭外調解。受害人認為,“要是公婆、同事知道了,給自己帶來的傷害將比被騷擾本身要痛苦1000倍。”
對於受到性騷擾影響的學生,柯倩婷認為,負面影響將是一生的。“可能會導致她放棄學業、丟掉感情,以及對公共事務的熱心和關註。”
然而,發生在高校里的性騷擾事件,仍未停止。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浙江某高校一名大一女學生接到過該校歷史系主任一封郵件。該學生與這位老師僅一課之緣,但從郵件的內容看,老師的意圖已十分露骨:
“可愛的伊人:從第一次見到你,你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很喜歡你。找個時間到我辦公室來見我。正好我也挺想念你的。”
(應受訪者要求,趙夢、李安然、目分、劉良為化名)
謊稱與政法大學及多所國外大學辦博士班 男子騙取學費50萬獲刑12年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5-15/1005059.html
謊稱與中國政法大學及菲律賓多所國外大學聯合辦博士班,北京東方文薈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負責人許某以假成績單、假博士畢業證騙取6名學員51.6萬元。據了解,許某有前科,其曾因犯變造金融票證罪在2005年獲刑兩年。海澱法院審理後認定,許某犯合同詐騙罪,其又是累犯,故最終判處許某有期徒刑12年。
謊稱與中國政法大學(以下簡稱政法大學)及菲律賓多所國外大學聯合辦博士班,北京東方文薈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負責人許某以假成績單、假博士畢業證騙取6名學員51.6萬元。記者昨日獲悉,許某被海澱法院以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博士班”深造男子被騙10余萬
2010年3月,為移民方便,韓某想取得一名牌大學的文憑,於是他在網上搜到“中國政法大學在職碩博網”,該網站宣稱,若報名上政法大學和國外多所大學聯合辦的博士班,可拿政法大學的博士畢業證、學位證,另可與國外大學互認學分。
按照網上所留電話,韓某與許某取得聯系。按照許某要求,韓某交了10萬余元學費,其僅在政法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上了3次課。
2010年7月,韓某就領到了一張擡頭“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班”的證書。因認為這並非是許某當初承諾的畢業證,韓某多次找許某問原因。許某稱,要想拿證,需再交2.6萬元留學費,才可拿境外大學博士畢業證。
為此,韓某又交了2.6萬元。此後,許某帶著韓某兩次到菲律賓馬尼拉找學校,而所找的聖保羅和來西姆大學均否認與政法大學有合作,並拒絕韓某留學。
許某告訴韓某,“政法大學和菲律賓馬尼拉的國立大學有合作,你再交8萬元就可拿到學位。”這次,韓某並未輕信,他了解得知,該大學與政法大學也沒有合作。自感受騙,韓某報警。
據了解,與韓某經歷相似的張某、於某等5人也被多次騙到菲律賓,結果和韓某一樣,均被所找的大學告知與政法大學沒有合作,並拒絕留學。
發現招生造假兩學院停止合作
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兩名相關負責人稱,2010年,兩家學院與許某簽了聯合辦班協議,但看到許某做的招生網站存在造假,且安排課時不夠的情況;另外,許某還私自招生,且讓學員將學費直接打入其私人賬戶,故學院即時發聲明,終止了與許某的合作。
據了解,在與許某的合作中,政法大學認可並為57名學員頒發了畢業證,但韓某等6人的成績單及畢業證均為造假,且政法大學與境外大學沒有合作。
涉嫌合同詐騙被告人獲刑12年
據了解,許某有前科,其曾因犯變造金融票證罪在2005年獲刑兩年。
檢方指控稱,2010至2011年,許某虛構可以使被害人出國留學並獲得菲律賓大學博士學位的事實,在海澱區薊門里小區政法大廈等地,騙取被害人韓某、王某等7人學費66.1萬元。經被害人報案,許某在2013年11月12日被抓獲。
面對指控,許某及其辯護律師均稱無罪,其行為是正當經營。
海澱法院審理後認定,許某犯合同詐騙罪,其又是累犯,故最終判處許某有期徒刑12年,罰款60萬元,並責令許某退賠韓某等6名被害人學費51.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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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國家為何最關註西北大學?西安新絲路起點效應顯現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3551.html
已經連續舉辦了19屆的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西洽會”)經中央批準正式更名為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從原有的區域性展會升級為大型綜合性國際化平臺。名稱的變化顯示了陜西和西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突出的地位。
5月13日,更名後的2016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暨第20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在西安開幕。其中有37個國家(地區)、300多家企業在此集中展示,更名後的“絲博會”,通過各類展覽展示推動在交通、貿易、金融、人文、能源等領域開展全方位交流合作。
西北大學校長、絲綢之路研究院院長郭立宏認為,如果說201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年,2014年是“一帶一路”具體規劃年和初步落實年,2015年則是“一帶一路”進入全面推進之年,2016年將是“一帶一路”紮實推進和落地生根之年。
西安“新起點”效應明顯
西北大學來自土耳其的留學生白振國用51天時間,跨越中國七個省,走過近三萬公里,坐了兩百多個小時的火車,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下旅途中每一個瞬間,出版了《51天中國行》,被稱為土耳其的馬可波羅。
像他這樣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西安的留學生越來越多,尤其是中亞國家的。西北大學是全國最早為中亞各國培養留學生的院校之一。2000年以來,已培養中亞各國留學生1000余名,是陜西省培養中亞留學生最多的院校之一。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提出後,2014年,西北大學專門成立了中亞學院,搭建中國與中亞國家高等教育交流平臺,整合資源,集中優勢為中亞國家培養高層次複合型人才。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去年報道稱,根據億贊普大數據分析結果,在中亞國家更關註的事項中,西北大學中亞學院建設位居首位。
西北大學中亞學院還和中大石油公司開展校企合作,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千人培訓計劃”,計劃利用十年時間從吉爾吉斯斯坦國內青年中招聘培養1000名石油化工專業人才,每年培養100人。
不僅如此,西北大學還率先成立了實體機構絲綢之路研究院,圍繞絲綢之路建設的關鍵問題開展研究,服務於“絲綢之路”沿線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打造西部地區“一帶一路”重要智庫。現在已經與中亞國家智庫建立廣泛聯系,在項目合作研究上展開合作。
這些人文、教育和智庫建設使得西安在中亞國家的影響力力日益顯現,比如哈薩克斯坦最有影響力的智庫首任總統圖書館就和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簽署智庫合作備忘錄。與之同時,西安與中亞國家的通道建設和經貿往來則更加突出。
2013年11月,西安開通了到阿拉木圖的中亞班列“長安號”。截至2016年5月13日,“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共開行189班,其中2015年全年開行95班,今年已開行48班,同比增長36%,班列已實現了從運營初期的每月1班到現在每周2-3班的常態化運營。
統計數據還顯示,“長安號”已累計運輸貨物總重達32.7萬噸,出口總值約3.5億美元,貨物品類涵蓋工業原材料、機械設備、工業零配件、建材、食品、輕工產品等六大類、共計206個品種。
西安國際港務區有關負責人介紹,長安號貨源主要來自於陜西、甘肅、寧夏、山東、江蘇、河北、上海、浙江等地,其中陜西本地貨源約占30%, 外地貨源約占70%。貨物目的地遍布哈薩克斯坦等中亞5國的44個城市和站點。
陜西主打“絲路牌”
5月14日上午,2016絲博會暨第20屆西洽會舉行首場大會集中簽約,絲路概念成為本場簽約的一大亮點。陜西省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貴州等省區共簽訂了涉及商貿物流、文化旅遊、裝備制造等領域的37個項目合同,涉及總投資額723.3億元。
首場大會集中簽約,意大利拉齊奧大區旅遊部、順豐物流與陜西省簽訂了集物流貿易、倉儲建設等多項戰略合作協議。這些合作協議的簽訂,將更加促進陜西省打造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貿易物流集散中心”。
絲綢之路博覽會被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合作的平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歡迎辭中就說,國家賦予了絲博會新的歷史使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陜西爭取到這個王牌,更加充分利用了絲路牌,在本屆展會推出200多個重點項目,總投資額5117億元。
不僅如此,陜西將自己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在國家推出的一系列規劃布局中搶得有利地位。比如,國家發布的一帶一路願景和行動就提出,打造西安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支持西安建設航空港、國際陸港等。
而在這其中,利用絲綢之路的概念打造內陸自貿區更是陜西的一個主要目標。西安空港新城的有關負責人介紹,陜西的方案就是依托西安國際港務區、西鹹新區空港新城和西安高新區的綜合保稅區三個海關特別監管區申報內陸自貿區。
其中,西安國際港務區是西安依托鐵路集裝箱中心,在國內首個提出陸港概念,現在已經成型。本屆絲博會暨西洽會期間,西安國際港務區共簽約項目46個,簽約額達到370.59億元,其中內資項目34個,金額312.41億元;外資項目12個,金額58.18億元(8.95億美元)。而空港新城則是被國家民航局批複為首個以建設國際空港城市為目標的國家航空城實驗區。
陜西的自貿區方案就是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特色,並提出希望成為首批內陸自貿區。上個月底,陜西省委中心組進行集體學習,陜西省委書記婁勤儉表示,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來陜視察時的重要講話精神,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大格局,學習借鑒中國(上海)自貿區成功經驗,努力構建內陸改革開放新高地。
不過,婁勤儉又強調,改革都不是“等靠要”來的,當前最緊要的不是掛牌子、戴帽子,而是要踏實、不搞花架子,真正把工作做在前、把基礎打紮實。
熊丙奇:全國重點大學該怎樣招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332.html
又一年高考臨近,各地的高校一本錄取率差異又引起關註。其實,隨著高考改革的推進,一本概念將逐漸淡化,如上海高考錄取已經取消一本、二本劃分,只有本科批次。社會對一本率的關註,更確切地說,是對全國重點大學(即985、211院校)在各地的錄取比例的關註。
由於歷史原因,我國重點大學的地區分布和在各省市的招生錄取計劃、比例有很大的地區差異。如何縮小地區差異,是推進高考公平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采取的辦法是,進行區域間的合作以及跨省調整計劃。但很顯然,這種措施只治標不治本,而且,由於涉及到各地考生的高考利益,往往會引發沖突與矛盾。目前,重點大學在各地的招生,是將一定的招生名額分配到各省,納入第一批招生。既然招生計劃分配到各省,這就成為各省戶籍人口的蛋糕,要對蛋糕進行重新切分,就涉及到利益調整。
在筆者看來,在現行高考錄取制度之下,調整全國重點大學在各地的招生計劃,由此縮小各地的錄取比例差距,空間十分狹窄。我國全國重點大學的招生,完全可以突破現在的分省按計劃錄取方式,借鑒研究生招錄方式進行招生,實行不分戶籍報考、大學結合統一入學考試和學校面試考察進行錄取的方式。
近年來,筆者一直呼籲進行高考改革,提出大學可按其舉辦者性質分三類進行招生改革。第一類是“國立”的全國性大學,作為全國大學,應面向全國招生,可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統一測試,考生自由報考,再以統一成績去申請大學,大學獨立進行招生,每個考生可以申請若幹所大學,同時拿到多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再做選擇。
第二類是“省立”的地方性高校,由於是地方出資舉辦的高校,這些地方院校可把更多的招生名額投放給本地,其招生錄取方式,可以采取目前的計劃錄取方式,根據學生的高考分數,結合誌願進行錄取。
第三類是高職高專院校,面對現實生源情況,這類院校可實行註冊入學、申請入學,高中畢業的求學者都可登記入學,學校辦學實行寬進嚴出。
對於全國性大學的自主招生改革,不少人不以為然,認為這在中國不可行,擔心高校濫用自主權,制造更嚴重的招生不公平。很多人的建議是全國一張卷,統一分數線錄取,這種建議只是取消分省計劃,而把全國所有考生按分數從高到低排序進行錄取,貌似很公平,實則根本不可行——不但制造全國範圍內更嚴重的應試教育不說,還忽視了各地存在的教育質量差距。如果實行全國一張卷一條分數線錄取,會出現全國超級中學、全國擇校,而薄弱、貧困地區的孩子更無希望進入重點大學。
如果全國統一考試+大學完全自主招生不可行,那麽,全國重點大學借鑒我國目前的研究生入學制度可以嗎?我國目前的研究生入學制度,就沒有分省計劃,也不實行按戶籍報名,考生可在學習地、工作地自由報名,參加統一入學考試(文化課考試和報考學校的專業課考試),然後由國家劃出基本的複試線,高校再劃出本校的專業複試線,入圍複試的考生再參加複試,整個制度已經運行十分成熟,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可以被全國重點大學進行本科招生改革所借鑒。
一方面,我國重點大學本科招生人數,大約在60萬左右,而我國研究生招生計劃總人數2016年達到51.72萬人,這和本科規模差不多。另一方面,目前招收研究生的院校,有很大比例為全國重點大學,有的全國重點大學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已經超過本科招生規模,這些院校能順利進行研究生招生,沒有理由不能順利進行類似的本科招生。再者,我國高考改革已經提出要逐漸恢複全國統考,如果有全國統一考試,考試在任何地方自由參加這一考試,入圍複試後再參加學校的複試,大學結合統一測試成績和複試成績進行錄取,就突破了現在的分省按計劃錄取制度,又給了大學一定的自主招生權。
當然,全國重點大學本科招生在借鑒研究生入學考試時,可以進行進一步完善,比如統一測試不包含招生學校的專業課考試,而是基本科目考試(語數外科目加其他學科科目),考試之後,國家劃定基本複試分數(可設置分區分數線),達到複試分數的學生可自由申請若幹所學校(5~6所),大學進行綜合評價、錄取,每個學生可獲得多張錄取通知書,或者如果做不到同時申請若幹所大學、拿多所學校錄取通知書的話,可填報5到6所學校平行誌願,大學再對入圍學生進行測試,結合學校測試成績,並綜合考生地區教育因素等進行錄取。
而未被全國重點大學錄取的學生,則可參加各省高校的錄取,在本省範圍,可利用全國統一考試成績,結合學生的誌願,按省屬院校計劃進行錄取。在省屬地方院校錄取結束之後,還未被錄取的學生,則可自主申請進職業院校就讀。那麽,這就建立起了新的招錄體系。這一招錄體系,既考慮我國當前的現實,又有成熟的錄取制度做借鑒,對擴大大學的招生自主權,突破原有的戶籍制度限制,可以起到切實的推動作用。(作者系上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美國上大學人數每年減,80多萬高中生放棄大學提早工作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211.html
“一個大學的文憑是通往中產階層最可靠的門票。”就在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還這樣篤定地說。但根據官方公開的數據,美國人好像越來越不稀罕這張門票了。
最新的數據統計到了2014年的秋季。自2010年美國大學入學人數達到超過2100萬人的峰值以來,美國上大學的人數每年都在減少。到2014年秋季,至少81.2萬(812069人)的學生選擇離開大學校園,早早步入社會。
有人說,不用擔心,入學率下降了,但經濟正在改善。畢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努力工作賺錢,而不是辭職去獲得更多的學位。
美國教育部副部長米切爾(Ted Mitchell)表示:“從歷史數據看,隨著經濟的改善以及美國人重返就業崗位,大學的入學率是會下降的。”
但是那些放棄繼續讀大學的年輕人放棄的不只是一張學位,而是翻倍的薪水:大學畢業生就業後獲得的薪水比只有高中學位的工人高出近一倍。
所以,如果一個人在乎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那麽大學入學率的下降應該給他敲了敲警鐘。
按照奧巴馬的門票說法,現在至少80萬美國年輕人放棄了通往中產階級的可靠門票。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下降最快是這兩類學校
再研究下官方的公開數據,好像問題更糟糕。有兩類學校的招生人數下跌最明顯:社區大學和營利性大學。這些學校原本是最吸引低收入家庭以及少數族裔的孩子的。比如社區大學就好比是貧窮家庭的“救生索”,它們大多離家很近,也不要求學生出具SAT分數,同時學費也很便宜。
奧巴馬此前曾提出讓社區大學免學費兩年的建議,因為這是讓多數家庭的孩子受到高等教育進而獲得更好工作的大門。但自2010年以來,社區大學的入學人數減少了逾82萬人。
“我覺得去上大學然後住在校園里就能學到很多東西的想法是中產階層的價值觀。”美國教育家坎寧安(Cecilia Cunningham)這樣認為,他目前正在紐約運營一個鼓勵高中學生上社區大學的項目。
和2010年的峰值相比,營利性大學的入學人數減少了46.6萬人。和社區大學相比,營利性大學的入學率下降原因有所不同。這類學校被外界批評為給學生提供了“毫無價值的學位”的同時還帶來了沈重的債務。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錢是最大挑戰
壓倒一切的共識是:美國能夠而且必須做更多來確保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族裔學生獲得進入大學的機會。自2010年以前,美國高校的確都在擴招,但在2010年之後,美國高校的擴招道路上插起了一面紅旗,如果不說退步,至少已經停滯。
“太多學生和家庭開始覺得大學是遙不可及的了。”米切爾說,“在我們的歷史上,完成大學教育的機會也從來沒有如此緊迫地關系到美國人的生活。”
高中生斯賓塞(Skylar Spencer)就是其中一位正在猶豫要不要把大學規劃入自己未來的美國青年。
斯賓塞是莫里斯合作研究院的學生,該學校是紐約市最貧困社區之一的一所公立高中。她是班里的學生幹部,每天的任務是在早晨打電話給朋友們確保他們準時起床上學,並在下課後輔導他人學習直至很晚。她的座右銘是“一切皆有可能” (The sky's the limit)。
最容易被低收入家庭放棄
正是因為錢是上大學的最大挑戰,這張進入中產階層的門票也最容易被低收入家庭放棄。
雖然已到5月底,大部分高中生已經支付完了進入大學的學費,但斯賓塞仍然沒有完成她的大學計劃。為大學支付費用在斯賓塞看來是一種折磨。更糟糕的是,她的母親最近丟掉了工作。能不能在這個秋季入學都成為了斯賓塞感到迷茫的事。
“每個人都告訴我放輕松,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我都快被壓力弄瘋了。”她說。斯賓塞的夢想是進入位於拉斯維加斯的內華達州大學,她收到了這個大學的通知書。但由於她不是州內的學生,該大學每年的費用大約要2萬美元。沒有其他辦法了,她能做的只有繼續等待更多的助學金。
斯賓塞還同時被紐約的一所公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錄取了。她和她的母親正在盤算家庭的經濟狀況能否允許她去那里上學。與此同時,斯賓塞還在申請一些離家更近的學校做備份。
“我不會放棄的。”和成千上萬貧窮家庭的學生不同,斯賓塞仍然決定爭取在今年秋季走進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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