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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1106刑事法(三十二) 謀殺下篇

法律151106
刑事法(三十二) 謀殺下篇
蕭律師執筆

R v Nedrick：N對X有宿怨。他將一些可燃液體由X的前門信箱註入，之後點火，將屋內一名孩童燒死。N的「目的」是想「燒光」孩童母親的所有。N被控謀殺，陪審團被「Hyam指引」所引導，即是說，如果他能預見他的行為是高度可能引致傷害，他就足以被證明 “有意圖施加嚴重身體傷害”。 N被判謀殺罪成。當該案在上訴庭聆訊時，正值Maloney案中大法官否定Hyam指引的同時。由是N的謀殺罪被撤銷而代之以誤殺。

此案，Lord Lane CJ帶出以下依據「實質上肯定virtual certainty」的「示範模式指引 model direction」：

（A） 當要決定被告有否意圖時，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自己：（1）有多少可能後果是被告的自願行為所致？（2）他有預見那種結果嗎？如果他沒有理解到他的行為很可能會引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他不會有此意圖。如果他有預見，但理解到他加之於被殺者的行為後果只是輕微，陪審團就很易達致結論 “被告並無意圖達致那種後果”。另一方面，如果陪審團滿意被告認識到他的行為「實質上可能」（不可預見的幹預事件除外）引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陪審團就會很易推論 “被告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即使他或者沒有渴望達致那種後果…..
（B） 如果控罪是謀殺，陪審團要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論有意圖，除非他們非常肯定，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實質上可能」（不可預見的幹預事件除外）是被告行為的結果，而被告理解這點。
（C） 如果被告理解到，實質上無可避免地其行為會達致死亡或嚴重傷害，他渴望（無論如何輕微）那後果會發生的推論就無可抗拒。

R v Woolen： Woolen被判謀殺他的三個月大嬰兒。控方聲稱W情緒失控，將嬰兒擲在硬地上，嬰兒頭骨破裂而死亡。控方接納W在作出行為時，不一定渴望嬰兒的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但爭論他的行為無論如何有意對嬰兒做成嚴重傷害。在辯護中，W否認“有傷害意圖”，斷言他沒有想到擲嬰的後果。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他們滿意被告在擲嬰時，知道和理解他的行為會導致有「實質危險substantial risk」做成嚴重傷害，他們應判被告有罪。W被裁定有罪，上訴時亦遭駁回，最後上訴至上議院。

上議院撤銷謀殺罪而代之以誤殺，發還上訴庭判刑。Lord Steyn代表上議院各大法官的一致裁決，認為原審法官偏離「Nedrick指引」，將意圖與粗心大意的界線模糊化，亦即將謀殺與誤殺的界線模糊化。在最主要的問題上，究意Nedrick指引是否正確，他的回應是「正中要點」。

香港法庭經常引用Moloney和Hancock and Shankland，採納“意圖” 並不等同、但可作「預見」的推論，如果被告能預知後果會實質上肯定發生。
此說在R v Wong Tak Sing（1989）案中演繹。

Wong被判謀殺罪成。據控方的案情，在與死者爭吵中，W以刀架於死者喉上而致命地割下一刀，之後將死者屍體割成數塊而棄之。 在審訊時，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死或傷害是由於W的行為的「可能結果」，謀殺所需的意圖就成立。W上罪得直，被撤銷謀殺罪而改判誤殺。

大法官Silke強調，據此案的案情，根本完全不需要預見的指引，但原審法官卻選擇給與指引，是誤導了陪審團，單獨預見可能顯然並不足夠。Silke下結論：
“當「自然結果」用於Moloney案時，它很清楚指明後果是「壓倒性的」；在Handcock and Shankland，所同詞語是「高度可能」，那後來在Nedrick中變成為「實質上肯定」。如果必要給與指引，適當的詞語與強調就是這個。”

補充一句，前此提及的香港Coady案件，「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亦受到挑戰，認為是違反香港《人權憲章Bill of Rights》。上訴庭檢視不同按例，抗拒改變謀殺這一方面的法律，認為終審庭才可作此改變。

上面所謂「嚴重身體傷害」意指「“真正”嚴重身體傷害」： DPP v Smith（1959）（此案情在犯罪行為（六）中已提及，請翻閱，不贅。）

法律151105刑事法(三十一) 謀殺 中篇

法律151105
刑事法(三十一) 謀殺 中篇
蕭律師執筆

Hyam v DPP（1975）：Hyam太太（H）被控謀殺兩孩童罪成。她在兩孩童住所的樓下放火，孩童死於火中窒息。H的動機是想使兩孩童的母親（牽涉入和H的前男友的複雜關係）害怕。她辯稱她只是“想嚇嚇”兩孩童的母親，從沒“意圖” 引致任何人（包括兩孩童）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

此案的各位大法官對「蓄意的惡意」的看法意見分歧，各自表述，直至Archbold Criminal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在1982年出版（我們簡稱它叫Archbold，視之為刑事法實務上的「天書」），所謂「Hyam指引」才得以“淨化”。
它說：“在法律上，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都算是一個人自願行為引致後果，如果（a）他「想」它發生，無論他能否預見它會否發生；（b）他「預見」它或許會發生，無論他是否想它發生。” ***

香港Leung Kam Kwok（1984）案引用這個Hyam指引獲英國樞密院支持，但作以下附加：

“這個「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作為「蓄意的惡意」的一種形式，多次在庭上受到挑戰，但多次都被駁回。 英國上訴刑庭在Cunningham（1982）和Vickers（1957）均指出「明示」惡意是「意圖殺害」，「默示」惡意是「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 後者已在上面A-G’s Reference (No.3 of 1994闡述) 獲上議院， 及香港上訴庭在HKSAR v Coady（2000）案所確認，但大法官附加：被告必須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高度可能」而非簡單「可能」。

至1985年，上議院重臨此議題，首先在 R v Moloney（1985），後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訂下結論，所謂Archbold的「Hyam指引」是“不完善和潛在地誤導，不應再作為引導陪審團的指引。”***

以下幾宗案例，有些在講犯罪意圖時已討論過，但在此重溫，或對以下法律演繹的理解有所幫助。

R v Moloney（1985）： M，一位在家渡假的年青士兵，被判謀殺他的繼父罪成。兩人關係看來非常良好。 兩人一起在夜間參加一個敘會、喝了相當多烈酒。據M所言，M和他的繼父互相挑戰看誰拔槍和裝上子彈快。M勝出。他的繼父挑戰他：「你敢扣板機嗎？」M如言將槍指著繼父的頭部，扣板機，立時把繼父射殺。在被盤問時，他說：「我並沒有描準，一扣板機，他就死了。」

原審法官應用Hyam指引去引導陪審團，告訴他們，如果一個人預見一個結果或許發生，無論是否他所期望，「意圖」就得到證明。被告向上訴庭上訴，仍然失敗，他再上訴到上議院獲得成功，謀殺罪名終獲推翻，但被改判誤殺。
上議院大法官趁機大談「意圖」。Lord Bridge代表大部分大法官發言，雖然沒有否決Hyam指引，但不接受原審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他下結論：「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本身不能在謀殺案中建立「蓄意的惡意」。那不是「意圖」的代語詞。「可能性的預見」最多只可作為「歸納」特定心理狀態的「證據」。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把「預見」與「意圖」扯上關係；應該讓陪審團以普通常識去理解「意圖」。陪審團在謀殺案中應被引導去自問：（1）死與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自願行為的自然結果？（2）被告是否預見，結果是他或她的行為的自然結果？在此案中，如果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是」，那麼正確的推論是「他想那後果發生」。

但Maloney指引的正確性立即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案中被挑戰，而「預見」與「意圖」的關係再獲審視。在此案中，大部份大法官確認Maloney指引，但認為Lord Bridge的兩步指引本身有所欠缺，應加進「或然probable」的考慮。

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H及S是兩位礦工，參與了漫長而艱苦的煤礦罷工。為了阻攔意欲前往開工的礦工，他們在高速公路的架空橋上推下一塊65磅重的石屎在公路上，作為攔阻接載工人前往工作的車輛。他們聲稱，以為石屎不會有傷害性落下橫架路上，但竟跌落在接載工人前往開工車輛的擋風玻璃上面，壓死了司機。 H及S願意承認誤殺罪，但被控謀殺。原案法官應用Lord Bridge的二段法去引導陪審團。

二人被判有罪，上訴得直。上訴庭認為Lord Bridge判詞大部份是 旁及語obiter而且是錯的。控方不服，上訴至上議院，但被駁回。上議院大法官重申確定Lord Bridge有關意圖的意義，但仍認為他的二段法有所不足，「可能」應附加於每一條問題內，陪審團應考慮可能的程度，因為：“後果可能性愈大，預見後果的可能性就愈高；如那真能預見，更大可能就是結果是渴望的。”

Maloney及Handcock and Shankland二案因此定下：當「意圖」明顯於「預見」，「預見的心態」就顯得是由高度有關的證據去決定、去推論是否具有「意圖的心態」，特別是被告即時的「目的」並非其想引致的後果。

法律151103刑事法(三十) 謀殺 上篇

法律151103
刑事法(三十) 謀殺 上篇
蕭律師執筆

Def.「謀殺」是一種普通法罪行，指 帶著蓄意的惡意 非法殺死一個人。***

〈生而為人〉
被殺的必須是一個「人」，所以殺死一個未出生的胎嬰不是謀殺而是其他罪行。但如果傷害加之於一個未出世的孩童，孩童出生，但後來死於出生前的傷害，那仍會是謀殺。

A-G’s Reference (No.3 of 1994) ：當被告知悉女朋友懐孕，用刀狂插她。女友死不去，嬰兒因母傷而早產，再因併發癥在120天後死去。
原審法官裁決被告謀殺或誤殺罪不成立。 上議院裁決，原審法官的裁決 “謀殺罪名不成立”是正確的。“在此案中，並無證據顯示被告意圖傷害胎兒。「惡意malice」（下面討論）不可能轉換兩次。胎兒不能當成母親一部份，而是一個獨立的有機體。謀殺罪無法成立，因非法傷害是蓄意加之於母親而非胎兒。 孩子後來脫離母體，獨立生存一段時間才死去，就算母親子宮受傷害導致孩子後來的死亡，誤殺罪也不可以成立。”
整篇判辭十分值得細讀，那是一篇富高度批判性、對謀殺與誤殺罪的歷史發展進行全面檢視的文章。“殺人的法律是 類推、虛構、錯稱和過時 的推理的滲透…..” 大法官Mustill的宏大判辭是如此開始的。

〈非法〉
殺人必須是非法的。某些辯護（已前述），如自衛或防止罪行，可使殺人合法。

〈死〉
「殺人」必須有人死亡。
死，現今定義為「不能逆轉的腦幹brainstem死亡」：
R v Malcherek and Steel（1981）。 此兩件案因案情類似而爭論點相同，在上訴中合審。案情在「犯罪行為（六）中已討論過，請翻閱，不贅。」

〈Malice Aforethought蓄意的惡意〉
“蓄意的惡意”並不意味“預先策劃或邪惡”，控方只要證明被告“有意” 殺人或加以嚴重身體傷害即可。
所謂“有意”，如果意圖只是表面prima facie，譬如被告能預見他或她的行為可以引致傷害，那只是“魯莽”，不足以構成謀殺罪。要構成謀殺，控方必須證明被告能預見他或她的行為足以引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即使其發生只是「高度可能」。

另一方面，毋容置疑，「預見」在衡量一個人是否期望某種後果，特別是「意圖」基本上是用所有可接受的證據去「推論」，就顯得高度有關。 如果不容許的後果是被告行為的「自然及可能」，甚至只是「高度或許」的後果，那就足以合理地推論被告亦可預見該後果，更且是他或她確實想見到的。
因此「預見」可支持「意圖」的推論。

但「預見」，特別是客觀性的預見，本身缺乏主觀性心理狀態（在刑事法就叫「意圖」）。在斷言被告可能、或應會預見的後果（客觀性預見），和被告「確實」預見後果之間就有一度空白處，而第二個空白處是被告「想見」後果的說法。這分別時常是模糊不清的。
在DPP v Smith案中，上議院大法官定下，「意圖」在法律而言「必須是假定presumed」，其前提是：「結果」是某種特定行為的「自然及可能」的後果。
這個假定為後來香港的《刑事程序條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ce》第65A條所否決，重新釐定「客觀性預見」（後果是「自然及可能」）是一方面，而「主觀性預見」（被告能預見可能發生的後果）及「意圖」為另一方面。

假如後果是「差不多」或「實質上肯定virtually certain」，即是說，（除了一些不可測的事件介入外），後果是會發生的，就算被告能被證明已預見或知悉此種事實，那又怎樣？又或刑事法上，應不應該說，一個人有此種心理狀態去行事，就自動被視為「有意圖見其後果」？
上議院在Woolen（1999）（稍後引述）回歸其觀點：此種心理狀態可正確地被視為「意圖」的一種形式，起碼在謀殺案中可作如是看。

假設一個恐怖分子設計了一個炸彈，以一根頭髮繫在觸發器上，任何人去嘗試解拆就會爆炸。他的目的是想破壞建築物，但他應能預見拆彈專家必會前往解拆，無法避免他的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 他不一定“期望”任何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也可以辯稱這兩種結果都不是他想達的“目的”。
根據Woolen的案例，恐怖份子的預見足以證明他的行為是“意圖” 造或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而專家因試圖拆彈而死亡足可判恐怖份子謀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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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1230刑事法(三十三) 誤殺1

法律151230
刑事法(三十三) 誤殺1
蕭律師執筆

誤殺一般被視為比謀殺較輕的罪行，可分為兩種類別：自願誤殺和非自願誤殺。

〈自願誤殺〉
自願誤殺是一種非法殺害：被告預先有惡意的殺人動機， 但他有局部的辯護理由，可使罪情的嚴重性減輕。***
這些局部的辯護理由是：

A 自殺協定
自殺協定指兩人或多於兩人相約，要協約人全部死去， 不論個別人士是自殺或殺死其他協約人。 協約的活存者犯了誤殺罪，而不是謀殺罪。
活存者一般會被控謀殺，誤殺辯護須由被告舉證，以「相對性可信性原則」證明存有一個集體自殺協定。****

以前「自殺」是一種罪行，此例已廢除多時。但協助或教唆他人自殺現今仍是一種罪行。

案例：被告與另一協約人共同赴死。依據協定，他們在一個密室中關上門，各自服下安眠藥，然後由被告去打開煤氣掣。在關鍵時刻，有人破門而入。被告作出要求而得到氧氣存活，但他的合夥人因缺氧而窒息死去。存活者的控罪是謀殺而非協助或教唆他人自殺。

B 減責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如果被告殺人時患有“精神失常”，會大大減低他的刑責。減責的辯護明載於香港《殺人罪行條例》第三節（英文版與英國同名條例第二節用字完全相同）：
“凡任何人在殺死或參與殺死他人時屬神誌失常（不論是由心智發育停頓或遲緩，或與生俱來因素，或疾病或受傷所引起，）而其程度足以使其對殺人或參與殺人時作為及不作為的意識責任大為減輕，則該人不得被裁定犯謀殺罪。”

此節的引入部份原因是緩和神誌不清辯護的限制，從而使這類被控謀殺的人避免過去謀殺罪成的強制性極刑：死刑。（英國與香港通過《殺人罪行條例》於1962年，要到1972年兩地才廢除死刑而代之以終身監禁。）

「減責」由被告去舉證，證據的標準是「相對可信性」。

當被告在「減責」辯護範疇內有清晰證據是患有精神不正常，控方可以接受被告承認誤殺罪而不需強迫他或她於審訊時在庭上為自己辯護：Cox (1968) 52 Cr App R 130, Vinagre (1979) 69 Cr App R 104

雖然「減責」在大多數情況下由辯方提出，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可由法官及控方提出，起碼香港上訴庭在Jimmy Johnson（1962）、Chan Ming-luk（1962）和Lo Tin（1963）案都有如此看法，認為「公義利益」上有需要時，法官可以動議提出「減責」辯護，並傳召醫學及心理學專家舉證有關被告的精神狀態，即使被告沒有將他或她的精神狀態明顯地作為爭論點（如沒有主動提出「無意識行為」），甚至乎違反被告的意願。但在未得被告同意前，法官不可以將這問題交給陪審團裁決。

在考慮「公義利益」時，最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違反被告的意願而傳召醫學或心理學專家舉證有關被告的精神狀態，那是否會導致被告完全無罪，特別是被告已經給予其他辯解的證據，而有關被告精神狀態的證據會侵蝕被告的可信性：Jimmy Johnson案。

「減責」的辯護可由真正殺人者或共犯提出；如果被控謀殺者多於一人，其中一人成功護得減責而改判誤殺，這對餘下的被控謀殺者的刑責完全沒有影響。***

「減責」須證明三項要素：（a）神經不正常；（b）不正常的醫學病因；及（c）對精神責任的實質損害。

a 神經不正常
「神經不正常」的意義在Byrne（1960）案中曾作考慮：Byrne被判謀殺罪成，他將一個年輕女子勒死並將她的屍體肢解。 在審訊時有醫學證供表示被告是一名性變態者，他患有性暴力慾望至不能自制的地步，但其他方面卻差不多完全正常。 陪審團被引導此種反常的性慾望不落入「減責」辯護的範疇。被告上訴成功，獲改判誤殺，但維持終身監禁的判刑。

上訴庭裁定：「神經不正常」包括「各方面的精神活動，是一種異於普通人的精神狀態，以致明理人會稱之為不正常，不單是身體行為的感覺與作理智判斷的能力，亦包括運用意誌力去控制身體行為作理智判斷的能力。」因此，Byrne的「神經不正常」以致對性暴力行為衝動的控制困難與「減責」問題應交由陪審團裁決。
「減責」比「神智不清」有一個更寬廣的範疇，因為後者不包括無法自我控制。

「神經不正常」依案例還包括「常纏繞心頭的妒忌」與「受虐女人綜合癥battered woman syndrome」（一種女性常遭虐待所做成的一種身心病態，下講有案例解說）。

有時「局部」或「邊沿borderline」神智不清亦被用作解釋為「神經不正常」。在Seers（1984）案中，被告提出他患有「慢性反應抑鬱癥chronic reactive depression」的證供，英國上訴庭接納這種精神狀況為「神經不正常」，即使有異於一般的「精智不清」。
同樣，在Chiu Cheung（1986）審中，原審法官頗「不幸地」告訴陪審團：被告要成立「減責」不必需是一個「滿口胡言的瘋子」。但上訴庭仍支持下院的判刑，另加註腳：「這是一個不適當的表達」及「有危險使人認為減責是神智不清的邊沿。」

法官應決定，在醫學證供支援下，被告所患病的情況是否達到神經不正常。如果答案是正面，應交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是否事實上確是神經不正常。

（b與c太長，留待下講。）

法律160108刑事法(三十四) 誤殺2

法律160108

刑事法(三十四) 誤殺2

蕭律師執筆

〈b 不正常的醫學病因〉

「減責」的第二個要求是「神經不正常」 （不論是精神學上、心理學上或身體上的），必須起於醫學上認可的條件。

法例上雖並無明言一定要醫學或其他專家證供，但一般是需要此等專家的病原證供，去確定被告的神經不正常是否符合法例所指定的一個或多個因由（詳列於香港《殺人罪行條例》第3（1）條）—- 通常是由於弱智、任何內在原因、或由疾病或受傷所引起。

被告是否神經不正常是陪審團要回答的問題，但它的病因是專家證人要回答的問題。 醫學證供一經提出，陪審團必須考慮之，同時也要考慮其他證供，包括殺人的性質、被告殺人前、殺人時及殺人後的行為、及其任何神經不正常的歷史。

Ahluwalia（1992）：被告是一名亞洲女性，在安排的婚姻下嫁與死者。死者經年對被告施以暴力和虐待行為，並以與另一女人有性關係去奚落她。一夜，死者在恐嚇要毆打被告後睡覺，被告在死者的睡房放火，結果死者被燒死。被告被判謀殺，上訴。

在上訴庭，被告提出新的醫學證供，大法官認為原審法庭判罪證據不可靠，下令重審。在重審時，被告願承認誤殺，獲法庭接納。

神誌失常intoxication與減責

一般而言，僅僅服藥或醉酒而引致精神不正常是不會挑起「減責」的訴求，因為使用藥物或烈酒並沒有在《殺人罪行條例》第3(1)條）中列為條件之一。但（在下述Tandy案中）如果被告由於以往重複的酗酒習慣，以致酒醉達到某個程度，使他或她的大腦受傷害而嚴重影響其判斷力或情緒反應，酗酒變成非自願（即是說無法抵抗飲酒的衝動），酒醉仍可提出作為「減責」的理據。

Tandy（1989）女被告是一個酗酒者，在知悉她的11歲女兒常被她（被告）的男友性虐待時，將女兒扼死。被告事發當天曾飲了大量伏特加。

法庭面對兩種互相衝突的證供：在醫學證供下，酗酒是否一種精神病？或是被告在“自願”情況下飲下伏特加酒？大法官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被告的精神不正常究竟是酗酒後的直接結果、還是她飲了伏特加酒的結果？如果被告簡單地不能抗拒飲酒的衝動，她就不可能倚賴減責的辯護。這宗案件在「減責」的範疇中呈現出若幹困難，而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庭的裁決，撤銷被告的上訴，維持謀殺的判刑而判被告必須終身監禁。

被告不久在獄中自殺而死！你覺得這樣的一個被告能否證明她是在非自願下飲下第一口酒？

Atkinson（1985）： 被告18歲，偷了一些烈酒與朋友共飲。之後他們走去夜盜，但被77歲的受害人所阻，被告重拳毆擊受害人，以致頭骨破裂而死。審訊時有醫學證供證明被告有嚴重弱智，而酒精亦與事件有關。

上訴庭撒銷上訴，但同意對陪審團應作如下邏輯性次序的引導：

「在較可信性原則下，被告的辯護須你們滿意— 如果被告沒有飲酒，（i）他會殺死受害人？及（ii）被告當時是在減責情況下殺人？」

Dietschmann（2003）：被告是一個吸毒者，和比他年長一倍的“伯母”忘年戀並同居。被告後因犯事囚在獄中。 “伯母”常往監獄探望他並每天都給他寫信。但“伯母”在1999年六月去世，他在七月二日出獄，住在朋友家中。在十三日，他獲醫生處方給與一些抗抑鬱藥和安眠藥。在十七日，他在朋友家中飲了大量的烈酒但沒有醉。被告的手錶在跳舞時跌落地上。被告怪責那是V毀壞了他的錶，那是他的“伯母”給他最後的禮物。被告拳擊及腳踢V致死。

被告被判謀殺罪成。上訴庭撤銷上訴，但上議院各大法官一致批準上訴，並交還上訴庭去決定是否撤銷判刑，或改判誤殺，或將整件案件重審。結果上訴庭下令案件重審，被告再被判謀殺罪成。

這宗案件複雜處在於：既存在精神不正常，又夾以酗酒的「神智不清」──前已討論過──的問題。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庭對陪審團的引導是錯誤的。Hutton大法官認為當案情涉及精神不正常及酗酒濫藥、或吸毒等問題，對陪審團的適當引導應如下：

「被告是否令你們滿意，他即使沒有飲酒，他的神經不正常實質上損害了他的精神責任，或者你們根本不滿意？如果你們滿意，他的謀殺罪就不成立，你們可判他誤殺。如果你們不滿意，他的「減責」辯護就失敗。」（「減責」辯護失敗，謀殺罪名就成立。）

（下次講C失控 Loss of Control）

法律160112刑事法(三十五) 誤殺3

法律160112

刑事法(三十五) 誤殺3

蕭律師執筆

〈C 失控 Loss of Control〉

一個人受激怒而致自我失控，在此狀態下做了有意殺人，或引致他人嚴重身體傷害的行為，令受害人死亡，他或她可獲免謀殺罪而被改判誤殺。***

(註意此陳義包括1.「激怒失控」，2.「殺害或嚴重傷害的a動機與b行為」，及3.死亡結果。）

「激怒」以往一向受普通法認可作為對謀殺的辯護。

激怒的經典譯義由大法官Devlin在R v Duffy (1949) 案中所作出：

“「激怒」是一些行為、或連串行為，由死者做成，這行為實際上會令任何明理人或被告突然或短暫的自我失控，令他或她在那時無法主宰自己的思想”。

很清楚了，一個「突然或短暫的自我失控」是「受激」辯護的中心特徵。傳統上，這意指一種無法控制的忿怒、狂怒或怨恨，由激怒的行為所做成的自我失控，而非由驚恐或精神不穩定的自我失控所引起。

「激怒」陳義包含幾個受普通法認可的限制，包括：

A須有一個激怒行動（或連串行為，但非語言）；及

B死者對被告有激怒行為的需要。

舊式的激怒

（i）主觀因素

大法官Devin的經典釋義包含一個主觀因素（被告是否被激怒而致失控？），和兩個客觀因素（明理人會否被激怒？明理人會作出如被告同樣的反應嗎？）

被告須能證明他或她失控。

第一感看來，這是一種怪異的辯護：如果失控應得到原諒，那就是使暴力反應正當化。特別在女人殺了她們的丈夫最富爭論。上次所討論的Ahluwalia就是一個例子。

大法官正按察司Taylor如是說：「突然和短暫的自我失控」是以清晣及容易明白的辭語概括了激怒辯護的基本要素。 它強調這辯護是在一個人使用暴力的行為時，無法掌控自己的意誌。 法官在決定把有否失控的證據交給陪審團時，應考慮失控行為的發生與被告反應的相距時間。*** 這時距有時可以完全推倒激怒的辯護；這不是法律的原則，而是按每件個案不同的事實加以考量。

Thornton (1992) and (1995)： 女被告殺死她那酗酒、粗暴的丈夫。事發當日，死者大醉回家，然後夫婦口角。死者將被告的衣服扔出並大叫要被告離去。被告帶同兒子離家。 不久她折返回家，見死者睡在沙發上。她換了睡衣並叫死者上床。死者大叫被告是妓女，並聲稱如不離去將會殺死她。被告走進廚房拿一把切肉刀將之磨利，回到死者睡處，以刀致命地插入死者的胃。審訊時，被告提出減責的辯護，理由是「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心理病的一種）」，但主審法官將「激怒」的辯護向陪審團提出，並解釋這需要一些突然的失控。結果被告謀殺罪成，她上訴，質疑「激怒」是否必須是突然和短暫。

上訴庭撒銷上訴，她再上訴，根據新的醫學證供，她在殺死者時，除有「人格障礙」外，還患「受虐婦人綜合癥（battered woman syndrome）」。1995年案件重審，撤銷謀殺罪，改判誤殺。大法官認為陪審團應被引導去考慮被告的精神特徵以評估對被告自我控制標準的要求，而「突然失控」可以由小事引發。

這宗案件差不多承認近年一些評論者對「激怒」定義狂「插」的合理性。「激怒」是男性作為辯護的陳套，已演化了幾個世紀，男性可以因小事「易」被激怒而失控。而女性一般被認為是內向「慢燒」的，除非直至爆炸點。如果沒有失控，她們很難用得上「被激怒」的辯護。這導致有些人力爭失控的辯護應擴闊到包括入「慢燒」的反應。有些論點更有說服力：“「激怒」的辯護必定鼓勵和強調了人的性別或族類，構成‘女性和非白人為另類’，以保持男性和白人的霸權。”

下篇講「激怒」的（ii）客觀因素— 明理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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