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中興通訊晚間公告稱,公司吸取過去在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的教訓,高度重視出口管制合規工作,把合規視為公司戰略的基石和經營的前提及底線。公司成立了總裁直接領導的合規管理委員會;組建了覆蓋全球的資深出口管制合規專家團隊;構建和優化中興通訊出口管制合規管理架構、制度和流程;引入和實施SAP貿易合規管控工具(GTS);配合獨立合規監察官開展的各項監管工作;並對出口管制合規工作進行持續投入。
中興通訊表示,公司已經且正在采取措施以遵守該拒絕令。本公司積極與相關方溝通以及尋求解決方案。
自德意誌聯邦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審慎地回顧上世紀30年代魏瑪共和國解體與此後納粹興起的那段時日,希望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但是,隨著當今民主政體中沖突頻現以及集權主義的興盛,上世紀30年代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所有國家深思。
第一個教訓便是經濟沖擊。比如,循環往複的通脹、經濟蕭條以及銀行業危機,對於所有政府而言都是棘手的挑戰。經濟不穩定以及隨之而來的艱難時刻使得民眾對當時的政府有所不滿。這不僅是從魏瑪時代遺留下的教訓,同樣也來自於對民主體制經濟運作內在邏輯的大量研究。
第二個教訓,便是在經濟已變得極端糟糕的情況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往往會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當一個國家的政體已變得支離破碎時,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將催生不合群的多數人。通常的結果便是,極左、極右勢力的興起。這一群體往往拒絕認同現有的政體。
結合起來看,這兩大教訓是政治學者研究魏瑪時期的傳統所得,但通常,學者們習慣孤立地看待這兩大教訓,往往會導致一些理所當然的結論。比如,第一個教訓常常使得人們認為,只有極端的經濟危機才會威脅政治體制的穩定;而第二個則使人們認為,非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體制更穩定,而這恰恰是錯誤的看法。
為了擺脫這些錯誤的認知,我們有必要看看魏瑪時期留給我們的其他八個教訓。
首先,公投是個危險的工具,尤其是在較少使用且選民對其了解有限的情況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納粹黨在1929年搖身一變,趁經濟危機爆發之際,聯合其他右翼政黨,發動全民公投,隨後篡奪了政權。
第二,在尚未得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過早解散議會也是風險巨大的嘗試。即便投票構成了新一輪選舉的基礎,也能被解讀為民主進程失敗的開端。在1932年7月,在那場雖不受限但法律上沒有必要的選舉中,納粹黨贏得了占絕對多數的37%的選票。而距離當時最近一輪的選舉僅2年不到的時間,後一輪選舉則是在1934年。
第三,憲法並不會必然保護政治體系。想當初,魏瑪共和國的憲法是出於一群最具智慧與倫理道德的學者之手,其中就包括馬克斯·韋伯,因此被認為幾近完美。但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時,比如外交政策的博弈或國內的不穩定,對現有政體的沖擊意味著急需額外的法律架構來彌補憲法架構中的缺陷。憲法的保護作用在這些沖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而且,民主的敵人會進一步利用這些突發事件。
第四個教訓也與此相關。商業遊說團體往往扮演著幕後黑手的角色,議會中的各派系往往極易受其影響,使得潛在的合作瞬間瓦解。
第五,那些被政客用來妖魔化對手的政治文化侵蝕著民主政體。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這種政客間的不正之風始於納粹興起前。1922年,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被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暗殺。不久之後,隸屬於中左翼派別的首相約瑟夫·韋爾特(JosephWirth)在議會中對右翼政黨警告說:“民主,不是那種拍著桌子叫囂道:‘我們現在掌權了!’”他以“我們的敵人是右翼”總結了這番良苦用心的告誡。但這一告誡最終使得議會中各黨派的關系處於空前劍拔弩張的狀態。
第六,總統的家人也可能是危險因素。在魏瑪共和國,年邁的保羅·馮·興登堡(PaulvonHindenburg)在1925年被選為總統,並在1932年連任。當時,在上世紀30年代早期,在幾次小中風後,興登堡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於是,他的兒子奧斯卡趁機控制了父親身邊的關系網。結果,只要任何呈交給他的協議,他都來者不拒地簽署了。
第七,即便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中,叛亂團體無需絕對多數就能控制政治體系。納粹黨人在1932年7月的選舉中獲得了37%的絕對多數,在當年11月的另一場選舉中,納粹黨人的支持率跌到了33%。不幸的是,下滑的支持率使得其他政黨低估了納粹黨人的影響力,因而將其視為一個潛在的聯合夥伴。
第八,教區的神職人員有時也能通過拉攏一部分民粹分子生存。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各州通常會提供住房、地方政府服務、農業與工業補助以及較大部分的公職服務,但通常依靠舉債來籌集提供這些服務所需的資金。
可以肯定的是,起初,魏瑪共和國的經濟表現搶眼。直到後來,政府開始尋求外國勢力的支援,德國政治形勢才開始出現惡化。其他國家並不相信德國政府的求援,即若不及時施以援手,一場政治災難在所難免。而在當時,要說服本國選民來幫助德國,更是不容易的事。
通常,人們總認為,以英美為代表實行普選制的國家,比依賴比例代表制選舉的國家更具靈活性。
但事實是,這些國家依舊在某些時候顯得脆弱不堪。比如,一國經濟對來自外國儲備依賴的程度,從長期來看或許與政治無關,但當今年美英兩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分別預計可能達到3.7%和3%時,再加上彌漫在英美選民中的孤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使外國債權人倍感失望之際,及時反思與清算是當務之急。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土耳其里拉從7月開始進入“暴跌”模式,拉開了土耳其金融危機的序幕。截至目前,土耳其危機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的危機,其傳染效應如何尚難估計。但土耳其危機的爆發,其背後存在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因素,梳理這些原因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秩序。
里拉危機的原因
引發這場危機的是一位名為安德魯·布倫森的美國牧師,2016年10月,土耳其以從事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為由逮捕了布倫森,並不允許保釋。土耳其稱,布倫森不僅與“居倫運動”、庫爾德工人黨等恐怖組織聯系,還參與了2016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試圖推翻埃爾多安政府。直到今年7月,布倫森才被改為軟禁在家。7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作出強硬表態,要求土耳其釋放布倫森,否則將對土耳其實施重大制裁,但土方對此表示不屑。這一事件迅速升級為一場外交風暴,並開始波及金融市場。
土耳其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從7月中旬4.5左右的水平,到8月中旬一度達到7.0的水平,此後稍有恢複,但快速的貨幣貶值已經意味著土耳其陷入嚴重的金融動蕩,即使危機可以很快得到平息,土耳其整體經濟和金融機構也需要數年的時間來逐步恢複。
事實上,土耳其經濟本身已經蘊含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因素。2012年年底,土耳其對美元的匯率還在1.8左右的水平,到2013年正式突破2.0關口,2015年年底接近3.0, 2017年年初接近4.0。從一個較長的時間來看,土耳其面臨著嚴峻的匯率貶值風險,而這樣的風險早就被外界關註,近期又被推上風口浪尖,這些風險是長期累積的必然結果。
從新興市場的經驗來看,經濟陷入危機往往存在幾個典型的指標:
首先是經常項目開始出現明顯的赤字。土耳其長期存在經常項目逆差。2011年其經常項目逆差達到了GDP的9%,此後雖然略有改善,但一直保持在GDP的4%~5%的水平,到了2018年該指標則再度出現惡化,第一季度底的經常項目逆差突破了GDP的6%,伴隨著土耳其里拉的貶值,經常項目的進一步惡化將難以避免。經常項目出現逆差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本國的大量債務需要外國投資者持有,而外國投資者願意進入一國的債務市場的先決條件是,資金能夠實現正常進出。這事實上變相打開了資本賬戶,也為下一步的危機埋下了種子。
經常項目赤字的來源是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在土耳其的案例中,私人和公共部門都保有較大規模的赤字。在2017年,為了推動經濟增長,土耳其加大了公開開支,並大規模推動PPP等項目,推動了當年的經濟增長,但經常項目赤字則出現大幅惡化,與2016年占GDP的3.8%的經常項目赤字相比,2017年的赤字激增至GDP的5.5%。與此同時,土耳其在2017年的經濟增速達到了7.4%,而2016年僅為3.2%。但不幸的是,關於經濟增長的歡呼聲還沒完全散去,一場金融危機已經悄然而至。
第二,與經常項目赤字同時上升的是通貨膨脹。從2011年以來,土耳其的通脹率居高不下,平均水平保持在8.0%左右。高通脹的一個直接後果是進口的大量增加,因為國內價格水平較高,進口商更有意願通過進口來滿足國內消費,而這又造成了貿易赤字的增加。貿易赤字不斷增加,又對土耳其里拉的匯率造成了壓力。
第三,連續的匯率貶值。土耳其央行並沒有采取過多的行動來保衛匯率,這多少也受到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影響,在他看來,高利率固然可以保衛匯率,但對窮人卻是一種“剝削”。在里拉不斷貶值的狀況下,土耳其央行在2014年曾經通過加息來保衛匯率,但從2015年至2017年,卻保持基準利率大致不變。這樣的一種舉動當然是希望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卻將匯率置於無保護的狀態之下,一旦匯率失控,即使土耳其央行采取快速加息,也無法抵禦市場信心的崩塌。目前土耳其的基準利率已經達到了17.75%,在這樣的利率水平下,經濟發展已經舉步維艱,這對於經濟基本面和匯率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打擊。
新興市場開始新一輪調整
在經濟肌體出現各種創傷後,一個重要的外部催化劑是美元中心制度的重新強化。在本輪危機後,美國經濟的複蘇領先於全球其他經濟體,這強化了美元的中心地位,而美國動輒使用“制裁”大棒,也導致了某一新興市場一旦被美國盯上,就很容易造成嚴重的踩踏效應。土耳其也是如此,本身就十分依賴外部的美元融資,而一旦本幣大幅貶值,那麽最終仍然需要美元來紓困。埃爾多安也在公開講話中呼籲國民將自己手中的美元和黃金換成里拉,而作為“果粉”,他呼籲國民不要使用iPhone,這些本身頗有些諷刺的現象,也從側面體現出美國和美元的強勢地位。
目前來看,土耳其危機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國內危機,其傳染效應仍然有限。但需要註意的是,如果美元繼續對新興市場貨幣升值,一些經濟基本面較差的國家,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壓力,其中俄羅斯、巴西以及南非已經受到了本輪土耳其危機的沖擊。從亞洲來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成為市場攻擊的目標,而這些經濟體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都是經常項目赤字較高或者海外投資者在國內債券市場的占比較高。國際投資者往往采取“順周期”的投資方式,換句話說,就是可以捧你上天,也可以推你下地。頻繁的資本流動也給經濟管理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而如果問題進一步蔓延,那麽新興市場中基本面較好的國家也難以避免相應的“傳染效應”,這種傳染性一般體現為匯率的大幅貶值、資本的大幅流出,抑或兩者疊加。由於資本的快速流動,金融市場很容易出現恐慌,因此很多國家雖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速,但卻往往無力抵擋“一波流”式的金融市場沖擊。這個時候往往需要受到沖擊的國家采取更加及時的預防性舉措,因為如果措施過晚,那麽任何舉措都有可能造成市場的反向解讀,從而造成更加難以管理的局面。
此外,從歷次新興市場的表現來看,我們往往會看到這樣的一種現象:在危機出現前,海外流入的資金出現快速上升,一旦進入危機模式,海外資金逐步撤出,而這樣的過程一般要持續2~3年。換句話說,整個危機有著相對清晰的傳導鏈條。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數據,進入新興市場的美元貸款增速在2017年再度創下數年來的高點,而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則出現了嚴重的退潮,這似乎也與歷次的新興市場大調整的時點相符,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借鑒,本輪新興市場的調整似乎才剛剛開始,未來的幾個季度內,可能會有更多的風險點暴露。
(作者系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