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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車外賣車事故高發 缺乏保險分擔機制

路上最兇猛的車子是什麽？以前交通參與者可能會給出很多答案，近年來，這個答案越來越集中到“快遞、外賣電動自行車”身上。北京二中院調研自2014年至今的相關案例後發現，這些車輛發生事故的時候，有超過8成是由快遞員負全部責任。不幸的是，二中院審理的此類糾紛中，僅有一件曾由保險公司賠付，其他案件中，幾乎沒有出現保險公司的身影。

 2014年至今年10月，二中院轄區內審結的快遞、外賣電動三輪車侵權糾紛案件共有51件，其中既有交通事故，也有車輛忽然著火，導致附近他人財物受損。因超車、搶道，快遞、外賣人員經常會出現與他人爭執並產生肢體沖突的情形，隨意將車停放在空車位上導致小區居民無法正常停車而發生爭執也較為常見。

 二中院調研後發現，在全部案件當中，由快遞、外賣車輛負全部責任的42件，占全部案件數量的82.3%，其中，僅這些車子逆行引發糾紛的案件就有14起。這些案子幾乎涉及了全部知名物流、外賣企業，在法庭上，各方爭執最激烈的問題經常是“確定責任主體”。由於快遞行業業務層層分包現象較多，外賣行業也存在App平臺與負責實際配送公司不一致的情況，且快遞員勞務派遣情況較多；同時還存在快遞員為多家公司或多個平臺配送外賣的情形。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較難確認，各個公司也多以出了事故的員工屬於勞務派遣或者是承包、加盟的身份，不願承擔責任。

據法官介紹，快遞員送快遞，屬於執行工作任務，按照法律規定，在此期間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在審結的快遞、外賣車輛侵權案件中，被害人將快遞公司及保險公司共同列為被告起訴的僅有2件，其中1件法院認為快遞車輛投保了電動三輪車第三者責任險，判決由保險公司直接向被害人賠付；另一件法院認為快遞車輛投保的第三者責任險系非機動車的商業三者險，保險公司依法不能直接向受害人賠付，快遞公司向受害人賠付後,可根據雙方合同約定另行解決，因此未判決保險公司直接向被害人賠付。

 究竟是什麽導致了此類車輛的眾多事故或糾紛？法官認為，最明顯的是，快遞員安全意識不到位，企業缺乏崗前安全教育，或雖有規定但是流於形式，企業忽視送貨中的風險考評，對於快遞員的業績評價往往只是簡單以送件數量、簽收率、時效等作為標準，而這些都要求快遞員必須以最快速度完成取件和投遞工作。這種業績考評制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快遞、外賣車輛事故多發情況加劇。

 同時，快遞車輛缺乏保險分擔機制。由於電動三輪車、電動自行車沒有類似機動車的車架號，又缺乏統一規範的編碼和備案，未被納入機動車強制保險範圍，往往無法實現統一保險。近年來，保險公司已經陸續開發了針對電動三輪車、電動自行車的第三者責任保險，但並非強制投保，保險的賠償限額也偏低，相關企業為節約成本往往未購買此類責任保險。

基金20年 |20載四波“奔私”潮擾動資管江湖 公募離職高發背後何解？

日前，興全基金的靈魂人物、執掌興全13年的楊東離職“奔私”，留下其在公募基金的一段佳話，也再一次讓外界喟嘆公募基金再失一位大佬。

1998年至今，公募基金走過風雨20年，制度的保障讓公募基金成為最受投資人信賴的資管產品之一。但也不容否認，廿載發展，公募基金體制的僵化、繁瑣的程序、激勵的缺失等讓不少公募大佬心生去意。

從2007年的“奔私”開始，一批又一批公募基金經理下海，最新統計，目前“公募派”私募的管理規模約5000億元，約占整個證券類私募總規模的22%，已然成為私募江湖的中流砥柱。

隨著私募自律制度愈發規範和“公募派”私募的進一步壯大，公募基金註重基本面研究，不追漲殺跌的傳統也成為私募的主流操作手法，規範的私募為整個資管行業的正本清源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公募派”成中流砥柱

“奔私”始於2007年，後來2009年市場走出階段性的牛市，第二波“公奔私”風起雲湧，曾昭雄、孫建冬、許良勝等公募基金經理都在這一年轉投私募，行業不斷發展壯大。

再到2014年基金業協會推出備案制，2015年大牛市行情推動，逐漸迎來第三波、第四波“公奔私”潮，“公轉私”的人數進一步攀升。

10年奔私路，證券類私募基金在資本市場占據了一席之地，重要性舉足輕重。第一財經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末，上海地區百億級私募基金17家，總規模超過1500億；北京地區百億級私募基金2家，總規模約800億；華南私募總規模也超過500億，百億級私募也有2家。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2018年2月份的私募基金登記備案數據顯示，到2月末，私募基金的總規模單月增長2500億元，首次突破12萬億與公募旗鼓相當，其中證券私募規模達到了2.6萬億。

第一批“公奔私”的大佬們，為業界熟知的有趙軍、江暉、石波、肖華、陳家琳等，他們普遍管理規模在20億以上，有的突破百億，更有發展成為管理規模在幾百億的巨型私募。

至今，“公奔私”潮已超過十年時間，當時約有16位知名公募基金經理“下海”，包括肖華、江暉、魏上雲、田榮華、石波、程義全等大佬級人物。

隨著私募行業走向規範化發展方向，行業地位的不斷擡升，也成為不少公募基金經理的重要選擇。

在2015年的“奔私潮”中，當時一大批的明星基金經理離職。比如寶盈的王茹遠、上投摩根的馮剛、新華的王衛東、匯添富的齊東超、華寶興業的邵喆陽、華安的尚誌民等。今年1月9日，上海寧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寧泉資產”）註冊成立，註冊資本2000萬元，其中大股東楊東持股70%，任執行董事，李智峰和張優勤分別持股28%和2%，該公司將主要做二級市場投資。

這也直接證明，前興全基金總裁楊東也走上了“奔私”之路。楊東曾經在2007年5000多點的時候敢於唱空股市，他執掌興全基金的13年間特立獨行，興全基金也在其離職前創下了產品（興全合宜）單日300多億的銷售奇跡。

“基金經理自立門戶，旨在形成自己的投資品牌，拓展投資事業，但這條多數人的道路並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強大的市場號召力來吸納資金，同時高效的公司治理能力及團隊構建能力也必不可少，這些非投資因素很容易對投資造成幹擾。”私募行業分析人士坦言。

另一種“奔私”的方式是基金經理加盟已經成立的平臺，基金經理更專註於投資，從而實現雙贏，如：孫建波加入景林資產，鄧曉峰加盟高毅資產。隨著陽光私募行業內部競爭加劇，會有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選擇這條資源整合之路。

事實上，“公募派”在“奔私”後也體現出非常強的投研能力和市場認可度。格上研究中心統計，在股票型私募基金中，2017年公募派基金經理管理的產品平均獲得16.6%的收益，領先券商派等其他背景的私募；回撤方面，公募派私募也控制得最佳，平均最大回撤低於8%，而其他背景的私募機構平均回撤在10%左右或超過10%。

仍存在較多限制

牛市以來，大量奔私，不少公募基金聘用未管理過產品的基金經理來接替“奔私”的基金經理。比如接替了邵喆陽的樓鴻強、接替了齊東超的雷鳴都是當時的“新手”；除了啟用新人，部分基金公司也會選擇一些年輕有為的基金經理。比如接手寶盈核心優勢的張小仁，上投摩根行業輪動中代替馮剛的孫芳以及王衛東的接班人李昱等。相比前述這些公司提拔新人，也有的公司將老將派上場。比如在尚誌民離職後，老將翁啟森接替了基金經理一職。

明星基金經理的離職，對所在基金公司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例如王茹遠時代的寶盈，憑借著這位曾經的“公募一姐”，寶盈核心優勢在2013年以56.39%的凈值增長率拿下了混合型基金業績排名第一。

隨著王茹遠等明星基金經理的離職，寶盈的業績也一落千丈。天相顧投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剔除貨幣基金規模後寶盈的規模只有182.76億，同比下降27.72%，在121家公募基金中排在第59位。

分析人士指出，公募基金經理離職，一方面是既有的平臺激勵不足，基金經理希望能獲得更好的回報；同樣也有些公募老將，在原有公司中因為股東間的“內鬥”離開，開創一番自己的事業。

與此同時，大量公募牛人轉私募，也體現出公募基金無論對投資者還是優秀人才的吸引力都在下降。業內人士坦言，公募基金在投資限制、業績考核、利益統一、產品創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限制。

比如一直以來公募基金考核相對排名，基金經理絕對收益的動力不足，基金經理激勵難以和股東利益、投資者利益達成一致。

不過，牛市盛宴落幕，“奔私”者也大大減少。不論是2007年的“奔私潮”，還是2015年的“奔私潮”，都有一個共同的時代特點：均身處於激情澎湃的大牛市。

第一財經便註意到，2015年下半年以後“奔私”的基金經理人數大大減少，熱度也大為降低。當市場行情從谷峰跌至谷底，很多原本打算“奔私”的基金經理也就打了退堂鼓。“其實2015年下半年後大家的熱情就少了很多。以前做得好的基金經理，自我努力勤奮固然重要，但也離不開整個公司投資體系的支撐。簡單說比如上市公司的調研、產業鏈上下遊的交流等，離開後都需要自己去落實，其實是不那麽容易的。有一些去了私募的基金經理也有後悔的，也能理解。”北京某公募基金投資總監向第一財經表示。“公募基金發展20年，資產規模超過12萬億，可以說公募基金的成功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的成功。對外如此，對內也是如此。”上海某老牌公募基金高管也表示。

互金專委會：遊戲理財平臺是詐騙平臺的高發業態之一

4月20日，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會發文警惕遊戲理財平臺詐騙陷阱。國家互金專委會表示，投資者進行投資理財之前應仔細衡量平臺風險，認真審核平臺資質，切實保障自身權益。

根據統計，截至2018年4月，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分析技術平臺（以下簡稱“技術平臺”）已累計監測發現疑似詐騙平臺數百家。近期，技術平臺發現遊戲理財平臺三十余家，其中多數屬於詐騙平臺，遊戲理財平臺是詐騙平臺的高發業態之一，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理財時，應註意規避。

根據監測結果，遊戲理財主要有拆分盤模式和任務返利兩種模式。

拆分盤的遊戲理財模式是投資者在繳納一定入門費後，會獲得一定的初始積分、“股票”或“代幣”等其它獎勵，此類平臺宣稱積分、“股票”和“代幣”可兌換成人民幣，用戶以少量的資金投入後可以得到高額盈利。

與此同時，其通過不斷的拆分裂變，如養雞繁殖、種樹長果實等等，短時間內會產生更多的積分和“股票”，部分平臺還可能存在惡意提高積分或“股票”的價格，造成投資者資產暴漲的錯覺。但實際上平臺可能任意修改交易規則，延長提現期限，收取高額提現費用，最終導致用戶提現困難，無法收回資金。

任務返利模式的經營模式則較為簡單，投資者初期需繳納一定入門費用後，獲得遊戲試玩資格，此類平臺往往宣稱試玩指定遊戲或完成指定任務（如觀看新聞、使用指定APP）後用戶能夠獲得大量獎勵。同時，平臺宣稱獎勵可與人民幣掛鉤，用戶可以“自由提取”。技術平臺發現，此類平臺會不斷提高遊戲難度，惡意修改提現規則或封禁用戶賬戶，實則為詐騙平臺。

技術平臺認為，遊戲理財平臺主要存在業務模式存疑、涉嫌非法開展虛擬貨幣、龐氏騙局、資金安全性較差的風險。

在業務模式上，以拆分盤或做任務返利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資金運轉和返利關系難以長期維持。同時，一些遊戲理財平臺涉嫌非法開展假虛擬貨幣或證券業務。部分平臺通過出售“股票”、“代幣”的形式進行集資，實質上是一種假虛擬貨幣或非法開展證券業務。根據《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

技術平臺還指出，“拆分盤”式的經營模式涉嫌“龐氏騙局”。此類平臺以拉人頭的方式進行經營，以新收取的資金作為獎勵支付原有投資者，涉嫌金融詐騙。另外，資金安全性較差。根據技術平臺監測，投資者基本無法提現，平臺卷款跑路概率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