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0新昌管理味皇

黃偉祥打破電子零件通路是低毛利行業的觀念，清楚定位自己的角色與價值，並透過合併模式，將數字管理注入日常經營中，讓大聯大躋身全球電子零件通路第一名的位置。

撰文‧林宏文

三月二十日，大聯大宣布合併友尚，成為營收規模挑戰一百億美元、直逼全球第一的電子通路集團。一夕之間，投資人似乎才驚覺，原來台灣又多了一個世界第一，而且還是站在最具長線戰略價值及成長動能的中國及亞太市場。

更值得注意的是，陸資客戶如今已占大聯大營收的四六％，超過台商的四五％，讓大聯大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收成股。難怪外資近一個月內大幅加碼持股至四八％，股價也大漲至六十九元的歷史新高。

其實，大聯大控股能夠擁有今天的局面，向來低調的大聯大董事長黃偉祥，早已默默布局十年。在這十年間，他清楚定位自己在產業鏈的角色，並且用精密的數字管理，成功布局中國市場。

十年有成

壓低庫存，分工提高產品價值在許多人眼裡，電子零件通路是個毛利、價值都不高的行業。例如大聯大夾在兩強之間，上有聯發科、英特爾這種半導體供應大廠，下有廣達、仁寶、宏碁、聯想這種製造與品牌大廠，兩邊都很強勢，規模也都大很多，若沒有很好的管理模式，營收做愈大，帳放愈多，可能虧得愈慘。早期大聯大前身世平興業，就曾遇過類似情況。

很多人訝異大聯大的庫存怎麼這麼低，﹁當然要很低啊！我們淨利只有一、兩趴，庫存若不降到一、兩天，只要一批貨出狀況，我們就會很慘！﹂黃偉祥了解行業特性，讓大聯大得以在利潤微薄的行業競賽中，逐漸脫穎而出。

十幾年前，黃偉祥就已相當清楚中國市場的潛力及特殊的經營模式。有一次，朋友跟他提到，坐車從深圳到珠海，被﹁外包﹂三次故事，讓黃偉祥深具啟發。朋友說，他坐上車，給了兩百元，司機載他到高速公路旁停下來，把他交給另一個司機；第一個司機拿走了一百元，第二個司機再把他載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再交給第三個司機，就這樣三個人分了那兩百元，把他送到目的地。

在大陸，這種情況至今仍很常見，很多高速路旁都停了很多車，這些可能原本是各家公司的車及司機，反正車子有空，就出來載客賺錢，大家講好分工合作，各賺一段。黃偉祥說，像山寨手機之所以會這麼熱，是﹁因為很多跑單幫的人，在深圳批了貨，再順道拿到內地去賣；反正也沒別的成本，利潤只要幾趴就賣了，賺一票就走人﹂。

﹁大陸很多事情，都採取這種分工外包模式，在這種激烈競爭環境下，任何人都要找到自己清楚的定位。﹂黃偉祥認為，只有掌握分工，把自己角色定位好，才會成功。

大聯大做的是工業通路，不是消費型通路，黃偉祥很清楚，把企業客戶服務好才是關鍵；因此，大聯大的通路概念不是布局全中國各地城市，而是客戶工廠在哪裡，據點就跟著設到哪裡。例如，地處偏遠的四川綿陽，大聯大早在十幾年前就去設點，因為中國電視大廠長虹的總部就在那裡。目前大聯大全中國設有十六個據點，大部分都是設在主力客戶旁邊。

中國市場潛力大，像華為、聯想、長虹這樣的一級大客戶，一年與大聯大往來的營業額，最多也不過五億美元，對照這些集團的營運規模來看，未來成長空間還很大。至於為數眾多的中小型客戶，則機會更多。目前大聯大經常舉辦網路研討會(web seminar)，每次都吸引上千家公司參與，會後也有近兩百家公司來跟大聯大要零件，﹁這些公司登記的地名，很多都是我從沒聽過的。﹂黃偉祥說，這是中國市場潛力驚人之處。

服務企業

接近客戶，地點不論多偏遠都設點黃偉祥也坦承，中國地方大，永遠有中小型通路公司的生存空間，因為他們更靈活彈性，若大聯大要去打，有一定的困難，就像美軍去越南，叢林巷戰一定打不過本地人。

若不計友尚，目前大聯大控股旗下管理五個子集團、近七十家子公司。控股公司作為管理中心的精髓，就在於每天精確的數字管理，從營運資金、庫存、應收應付、現金及貸款，到營運資金回報率︵ＲＯＷＣ︶及股東權益報酬率︵ＲＯＥ︶等數字，讓集團充分掌握大環境和各項子產業的變化，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

○八年底的金融海嘯，這種數字管理的效果就明顯發揮出來。﹁當時一看苗頭不對，水龍頭立即一鎖，子集團庫存瞬間下降。﹂黃偉祥說，從○八年第四季至○九年第一季，當別家公司正陷入資金短缺危機時，大聯大卻立即擠出一百億元現金。

而且，○八年十二月還沒過完，黃偉祥就已看出有復甦的跡象，因為旗下那麼多子集團及產品線，有些跌幅較大，但有些已明顯止跌回升，﹁我們對業績做了八個版本的預測，從最悲觀到最樂觀，最後結果是八個中最好的第二個，與我的主張很接近。﹂這種快速反應調度的能力，讓大聯大完全不受金融海嘯影響，過去兩年每股稅後純益︵ＥＰＳ︶從二．四二元，進一步攀高到三．九四元。﹁我一向不覺得人會有多厲害，也許有的人很有sense，但如果沒有精確的數字來輔佐，是不可能做出好的決策的。﹂黃偉祥說。

數字管理的效果驚人，也讓五年來大舉購併進來的企業，一年內經營績效立即提升。因為當五個ＣＥＯ的營運數字一攤開，誰好誰壞就立刻看出來，而且由於同屬一個集團，資訊及管理都可以彼此分享學習，讓每個公司併入後，快則半年，慢則一年，營運數字都可以快速跟上整體水準。

﹁每次開會，大家的成績單拿出來，只要其中有一個ＣＥＯ，拍拍那個績效較差的ＣＥＯ肩膀說，我們就算做得再好，都無法提升集團的獲利時，那你想，那個績效較差的ＣＥＯ，回去會不趕緊努力把績效拉起來？﹂參與每一場經營會議的大聯大財務長袁興文，做著拍肩膀的動作說。

用營運資金的回報率來管理，也讓集團過去在大陸的布局快速見到成效。過去，大家都以為陸商的訂單毛利差，大部分人都不想做，但從ＲＯＷＣ的數字來看，陸商並不會低於台商，主因是陸商願意付現，而且把製造及設計全部外包，自己只專注在品牌與通路，不像很多台商自己還有很強的研發，因此，從ＲＯＷＣ的數字來看，陸商不見得低於台商。例如做台商生意，做一千億元生意，大約要準備三百億元現金，但做陸商生意，可能只須一百億元，儘管陸商毛利較低，但資金的回報率並不低於台商，這就是數字管理所能提供的優勢。

重視人才

參訪名校，深入了解文風與特色﹁用數字管理，讓原先認為是沙漠的地方，現在卻變成一片片綠洲。﹂從世平興業就擔任財務長的袁興文認為，﹁當數字告訴我們，沒穿鞋子的非洲人確實會買鞋子，那麼，集團旗下的專業經理人肯定不會再猶豫，大家一定爭先恐後，趕快跑去賣鞋子！﹂對於中國市場的觀察，黃偉祥最關心的是人才，他認為中國也在走過去台灣的路，但走的又不太一樣，﹁以前美、日大廠到台灣設廠，培養了台灣很多人才，但由於沒有長期扎根，反而讓台灣本地企業成長茁壯，現在台灣到大陸投資，一定要更重視人才的培育。﹂經常到大陸出差，黃偉祥都沒空去參觀名勝古蹟，但一定會到各大學拜訪，感受一下當地的人才與文風。﹁每個城市的興起，和人才有絕大關聯，像當年矽谷旁邊有史丹佛、柏克萊，竹科有交大、清大。﹂因此，至今黃偉祥還沒去過頤和園及天安門，但各地大學的特色專長，他都瞭若指掌。

例如最近竄起的重慶，他已去過兩次，每次都到大學城附近參觀，﹁西永微電子園區旁邊，目前集合了重慶十幾所大學，超過十萬名學生，這是未來重慶電子業成長最重要的驅動力。﹂這就是黃偉祥，有著水瓶座理想性格的他，看的、想的永遠比別人遠一點，也因為這種特質，讓他成功整合原本互相競爭的中小企業，發揮﹁海納百川﹂的力量，集結起來與國際大廠一較長短。﹁立足中國、放眼全球﹂，這是台灣電子業必然要走的方向，如今大聯大已實踐了，在兩岸三地企業排名中，未來肯定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黃偉祥

出生：1955年

現職：大聯大控股董事長

台灣電子零組件公會理事長

學歷：成大工程科學系

經歷：半導體經銷商業務員

企業管理、代工產業、世界工廠的反思鴻海事件給經理人的三堂課

2010-06-7 今周刊

接二連三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讓鴻海集團與總裁郭台銘從財經版面的常客，成為頭版新聞；然而，糾結在員工自殺事件背後的深層心理結構因素，卻鮮少被觸及。

事實上，事件不單只是鴻海管理階層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更是所有企業面對新世代員工，以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正產生巨大質變的新挑戰。

我們分別從企業管理、台灣電子代工產業未來，以及中國勞動市場可能的變革等三個面向，探討鴻海事件帶給管理者的三堂課。

撰文‧高飛鷂、林宏文、謝富旭、羅弘旭

企業管理的一堂課

軍事化管理絕非企業正途

談鴻海旗下富士康員工的自殺事件，能給管理者怎樣的教訓，如果想想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再世，能給鴻海總裁郭台銘什麼建議，應該是一個有趣的角度。當然，杜拉克不可能死而復生，但我們從他生前的著作中，依然可以得到寶貴的一堂課。

杜拉克在其自傳《旁觀者》提到的美國出版界大亨亨利．魯斯（Henry Luce），他創辦的《Time》、《Life》、《Fortune》與《Sports Illustrated》，不但讓自己累積驚人的財富，其對美國出版界與大眾文化的影響力迄今仍非常巨大。

杜拉克曾經幫魯斯打過工，擔任他出版王國的企管顧問。在《旁觀者》一書中，杜拉克雖對魯斯的成功大表讚賞，但對他在公司內部製造派系鬥爭，導致主管互相猜忌，並造成公司分化對立的作為，深惡痛絕，認為這絕非企業管理之正途。

鼓勵內部鬥爭的企業文化

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段陳年往事，是因為魯斯的企業文化不禁讓人聯想起鴻海的企業文化。鴻海是一個鼓勵鬥爭，用重利作為鼓舞專業經理人最重要手段的企業。郭台銘有句名言：「爭權奪利是好漢，開疆闢土真英雄。」最高領導者楬櫫的價值觀，配合紀律嚴明的執行力，整個組織上行下效，經年累月以來，整個企業體難免就充斥著功利主義，並形成只有壓力、沒有鼓勵的企業文化。

我從一九八九年就開始在中國大陸經商，做管理工作。以我對鴻海集團的觀察與了解，鴻海不僅中、高層管理階層待遇傲視同業，就連基層員工的薪資、福利甚至客觀的勞動條件，都高人一等。把富士康員工自殺歸因於「血汗工廠」，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

既然問題不是出在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究竟又是為了什麼？我覺得從心理學大師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金字塔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得到解答。

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可以分為五個層次，由低而高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嚴，以及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每一個人，當最低階的需求滿足之後，就會開始追求更高一階的滿足。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充分說明了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之處；而在管理學上，更以馬斯洛需求理論為基礎，衍生出各種激勵員工或業務員的管理理論。

鴻海集團藉由比同業高的待遇與福利，的確滿足了員工最基本（第一層）需求，但那只是動物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對其他更高層次的需求不僅忽視，甚至扭曲它們，這是鴻海管理階層面對接二連三員工自殺事件，最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拿第二層「安全」需求來看，本來鴻海可以輕易滿足員工，但也許是企業文化造成基層管理者的偏差態度(一方面可能是出於上一級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員工普遍薪水較高，認為要求苛刻一點也是應該)，往往會導致處罰過當。例如傳聞「只要犯錯，必定重懲」；而且隨時有人提醒你：犯這個錯，罰你五百元。鴻海管理人員會在生產線上丟置不良品來測試作業員的警覺性，這本也是無可厚非的品質管理動作，但在賞罰嚴明的環境下，它的副作用就是徹底打破了員工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那惶惶不可終日的壓力與緊繃感。

馬斯洛的第三層社會需求指的是與他人建立某種關係的需求，例如友誼、同事之誼以及對團體的歸屬感等等。當過兵，接受過新兵入伍訓練的人可能更有體會。當你離開了家(很可能是第一次)，進到新訓中心時，你原有的社會關係徹底被切斷，雖然周圍全是人，但你的感覺像是被丟到一個荒島，必須完全靠自己求生。

富士康的新人招募，氛圍與此相去不遠。人雖很多，但都是陌生人，人與人摩肩接踵，但由於管理上形塑，導致同事與同事之間的冷漠與疏離；所以在鴻海，人們社會需求滿足程度應該極低。這也是為什麼有些受訪者說：「沒有人關心我。」第四層需求談的尊嚴，可能是鴻海軍事化管理下最不堪聞問的項目。「我說一動，你做一動」的指揮方式，被指揮的人有什麼尊嚴可言？一個擺明了你就是機器人代用品的工作，能培養出什麼高度的自我期許？所以這一塊即使不是繳白卷，分數必然也是很低。

只能滿足員工低階層的需求至於金字塔頂的自我實現，唉，就別提了，這不僅是大部分人還追求不到的境界，更遑論這些從農村來的窮二代子弟。

很冷血地一言以蔽之，這些自殺的員工，等於為了追求較高的待遇，不自覺地進到一個只能滿足最低階需求的環境，卻死在所有較高階需求層次不滿足的問題。

鴻海最近計畫對大陸基層員工加薪二二％，如果沒有其他相對應的配套措施，比如說功利主義企業文化的矯正、管理人員的再教育、疏通基層員工升遷管道、減少員工加班時間等等，有可能反而吸引更多人，錯誤地投入這個他們承受不了的工作環境裡。

我曾經在中國某大企業推行ＴＰＳ（豐田生產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而貼近基層，深切了解許多中國農村到都市打工的人，為了溫飽一家人，咬牙打拚，忍受沒有尊嚴、動輒遭主管責罵的那種處境。要真正達到ＴＰＳ的目標，除了錢是不夠的，而是要教育他們所謂的品質意識，運用更高層次的激勵手段去激勵員工，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及公司產生認同感。

如果做不到這樣，只能訴諸最原始的需求，甚至是利用恐懼感管理員工，這種管理動作到最後可能演變成精神虐待，員工只能在那邊「熬」，最後如果情緒潰堤，後果將難以收拾。

最近在企業經營管理上，流行這樣的說法：給我執行力，其餘免談。鴻海在執行力上鮮有其他企業能超越，但是執行力必須建立在組織成員的各層需求有起碼的滿足之上，管理者得想法子餵飽他們的各層次需求，而企業文化、願景與激勵，也不該被視為陳義過高的企管理論，而是企業經營者必須思考、理解並且嚴肅看待的課題。

(作者高飛鷂曾任鴻海集團副總，目前退休，專研管理學及寫作)

代工產業的一堂課

壓縮利潤的模式已走到盡頭鴻海集團接連發生的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有兩個問題最值得重視，一是鴻海本身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台灣整體代工產業的問題。

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鴻海對外的處理方式，其實有待商榷。當跳樓事件不斷發生時，面對媒體的詢問，鴻海都沒有正面回應，一直等到郭台銘自己跳出來，帶著所有記者到深圳龍華廠參觀，才算是對外有了交代。大家看到的是，為了到深圳坐鎮處理，郭台銘整夜沒睡，搭私人飛機往返深圳與台灣，忙完記者會又要再飛回台灣接待大陸來訪官員，實在很辛苦。

很多人一定很納悶，鴻海集團內人才濟濟，有那麼多優秀的主管，一字排開至少十餘位副總裁級主管，難道沒有人可以出來處理嗎？這裡顯現的接班問題，早就是郭台銘心中之痛。

從原先二○○八年要交棒，到後來宣布重出江湖，準備再拚十年，郭台銘把自己再度推上火線，就像當年郭台銘語錄中講的：﹁領導人要以身作則，任何困難的事，我半夜不睡一定在場。﹂顯然，老郭披掛上陣，確實認真實踐當年的承諾。

郭台銘曾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痛苦，你們看到的是我光鮮的時候，但名人並不快樂，如果現在我有機會選擇，我要選擇窮小子的日子。」用這句話對比記者會當天，他稍顯浮腫的雙眼，不斷擦拭額頭上汗水的情景，似乎頗符合他當下的心境。

學習日韓轉向品牌發展

然而，潛藏已久、更值得深思的另一個問題是，台灣代工產業長期競爭力的疑慮再度浮現。

鴻海的高效率，很大原因是來自於經濟規模。一般來說，在台灣的工廠生產線，通常五、六千人就已是很大的工廠了，至於大陸廠區生產線通常更大，但四、五萬名員工也算是很多了，位於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鴻海龍華廠容納了近四十萬名員工，人口規模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型縣城。這麼多的員工，管理跨度(span of control，一位管理者帶領多少名下屬)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戰，難度本來就很高。

鴻海的成功，就在於能夠把這麼龐大的人員組成，像軍隊裡的排、連、營到師等，讓組織的運作有如部隊的效率，把許多國際大廠硬是比下去，透過這種效率化的運作，創造出驚人的成長，也創造當今世上無人能及的代工龍頭。但是，跳樓事件卻透露出，追求效率極大化的同時，若無法照顧到員工身心平衡等需求，這個事業就會有極限。

從製造業轉向品牌發展，從過去的日本、韓國都可以看到。二戰以後，日本也是從代工起家，但八○年代後逐步培養自己的品牌；至於韓國一樣循著這種模式，九○年代以後積極發展品牌，成功地從製造代工過渡到品牌的經營。

若拿鴻海與宏碁相比，更可看出品牌與代工生意有著強烈的對比。宏碁目前全球僅六千餘名員工，但去年創造了五七三八億元營收，也就是說，員工數只有鴻海的一％，但營收卻有鴻海的五分之一，可以顯示出品牌經營的效率。

若比較三星與鴻海兩大集團，更有參考意義。三星電子集團去年營收達新台幣四．八兆元，鴻海集團則在二．八兆元，但三星員工約二十萬人，鴻海則有九十萬人；在員工平均年薪部分，三星為四．八萬美元，鴻海則只有四○八六美元。

換句話說，三星只用不到鴻海四分之一的人力，每名員工平均薪資待遇是鴻海的十一．七倍，卻創造出鴻海一．七倍的營收。

重新思考定位才是台灣之福三星與鴻海都是電子業中的佼佼者，也是韓國與台灣經營效率的指標企業，早期三星也是以代工起家，但八 ○年代以後努力發展自有品牌，並維持很大比重由內部工廠生產製造；因此，拿來與純製造代工的鴻海相較，更能看出三星在跨足品牌經營後，為企業所創造出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優勢。

如今，代工產業的路愈來愈難走，除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缺工日益嚴重，中國政府也不斷要求提高工資，因此，鴻海不僅在年初的缺工潮已調漲薪資，日前在員工不斷跳樓後，更宣布全面加薪兩成，這種經營成本不斷墊高的趨勢，也讓未來代工產業的經營更加辛苦。

如何追求效率但又同時兼顧員工身心平衡，這是很難的課題。但人命關天，看到這些年輕生命的殞落，也許不能全部歸咎於鴻海管理階層，正如郭台銘所言，員工跳樓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不乏感情與家庭等個人因素；但是，在台灣拚命走向不斷壓縮利潤的代工方向，這個路已走到極限的盡頭。

鴻海也許不是血汗工廠，但台灣為數龐大的代工產業，確實都是靠著血汗累積出目前的成績，也許大家可以從這些跳樓事件中，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或許是台灣之福也說不定。

︵林宏文︶

鴻海擬加薪22%，薪資成本增加120億元在大陸員工頻傳自殺之際，鴻海內部研擬的基層員工全面加薪22%計畫，也「恰巧地」曝光；儘管鴻海強調加薪計畫與自殺事件無關，但消息一傳出仍引起投資人關注。外資甚至預估，加薪22%將導致鴻海每年薪資成本增加120億元，今年獲利將不進反退。

花旗證券原本預估，鴻海今年稅後純益將成長9.8%，達917億元新台幣，每股稅後純益（ESP）可達10.69元。但如果鴻海為中國數十萬員工全面加薪22%，今年獲利將萎縮至798億元，反將較2009年衰退4.7%，EPS則將下滑至9.29元。

如果花旗預測成真，鴻海將是今年台灣一線電子廠中極少數獲利呈衰退的公司，也是鴻海上市以來，除了2008年金融海嘯外，第二次獲利出現衰退紀錄。

（謝富旭）

世界工廠的一堂課

中國勞動條件改革可能走回頭路二○○八年正式實施的中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最低工資、女性勞工育嬰假以及資遣費等規定，為中國勞工人權跨出了一大步。

然而，鴻海員工自殺事件卻凸顯出，︽勞動合同法︾的一大步，只不過是中國勞工的一小步。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代名詞，龐大的勞工或許薪資稍微獲得調高，但依舊疲倦與過勞！

︽勞動合同法︾硬邦邦的法令，或許對保障中國勞工基本薪資與工作權有一定的作用，但卻無法照顧到中國勞工的身心健康。

「過度勞動或工作壓力過大可能導致憂鬱症，嚴重者甚至會自戕，先進國家如歐洲與日本對防止過度勞動有完善的法律規定甚至是社會保險，但這方面的探討，在中國依舊是一片空白！」鑽研勞動法的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良榮指出。

那麼，鴻海員工自殺事件有可能引起中國政府當局的重視，深化勞動條件的改革嗎？林良榮對此發展感到很悲觀：「中國勞動力市場依舊存在嚴重供過於求的問題，真實的失業率可能超過一○％以上，如果高失業率無法降下來，勞動薪資與勞動條件就很難有顯著的改善！」問題出在心理壓力！

工總大陸服務中心輔導顧問蕭新永觀察，鴻海除了基本工資按照︽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基本薪資執行外，其他應該有的福利，例如社會保險、文教娛樂設施等，都有提供，甚至比台商和大陸本土廠商都還要好，但接連發生事故，「問題出在心理壓力！」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孫友聯說，薪資只是勞工人權的一小部分而已，也是最基本的。況且，如果不長時間加班，鴻海大陸基層員工的薪資僅不過人民幣九百元至九百五十元間，以中國沿海的物價水準而言，物質生活仍相當拮据。孫友聯認為，要改善中國勞工的心理健康，讓工作環境更人性化，期望中國政府介入的可能性是極低的，靠政府不如靠先進國家消費者與人權團體對其國內品牌廠施加壓力，然後品牌廠再對鴻海這種代工廠施壓，要求改善勞動環境還比較實際。

中國勞動人權改革的阻礙

勞動法專家與勞工社會運動者，不僅對中國政府的勞動改革感到悲觀，甚至還擔心因為○八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外資企業衝擊太大，中國勞動條件改革甚至可能走回頭路！

林良榮去年走了一趟中國，並與當地勞動法專家交流後發現，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後，沿海的地方政府企圖自己制定規範較寬鬆的地方勞動合同法，以挽回外資投資成長趨緩的頹勢。

「中國勞動人權的改革是一個糾結各地方政府經濟發展角力，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彼此拉鋸的問題，複雜程度難以想像！」他歸納說。

尤其在中國政府試圖把「世界工廠」轉變成「世界市場」，一方面想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同時藉由提升人民所得水準，發展內需經濟的政策十字路口之際，中國對勞動市場改革力道的「拿捏」準度就會特別謹慎。

因此，林良榮研判，中國政府不會以新的制度或法令改革來解決勞動問題，而是會以「道德勸說」方式，引導大型企業逐步改善勞動條件。

在亮麗的經濟成長背後，中國勞工的憤怒卻與日俱增。除了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外，最近日本本田與南韓現代兩家汽車大廠位於中國的製造基地也爆發嚴重的罷工事件。

薪資待遇與工作環境不佳固然是罷工導火線，但中國貧富差距近幾年來嚴重惡化，恐怕才是工人不滿情緒的深層結構性因素。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的研究，在中國，收入最高的一○％階層與收入最低的一○％階層，兩者的收入差距倍數已從一九九八年的十倍驟升至二○○七年的二十三倍。如何平息人數眾多廣大勞工的不滿，將是中國執政當局與企業經營者未來的一大考驗。

︵謝富旭、羅弘旭︶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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