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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之燼 在伊拉克探尋薩達姆遺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3

2003年4月9日，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人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幫助下將前總統薩達姆的雕像放倒。（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薩達姆被推翻之後，我們得到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謝赫阿蔔杜拉告訴筆者，“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為了那一點點可憐的施舍，他們需要忍受更多朝令夕改的混亂。”

薩達姆·侯賽因高達6米的全身銅像，於2002年4月28日（即這位政治強人65歲的生日），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巴格達樂園廣場揭幕。對統治伊拉克進入第23個年頭的薩達姆本人來說，這是一個象征意義足夠突出的地點：在廣場東北角，是以伊斯蘭教齋戒期結束之日命名的“齋月14日”清真寺，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宗教傳統；西側並排的兩棟大樓是1980年代修建的地標性建築——18層高的巴勒斯坦飯店和118米的喜來登伊什塔爾飯店，使人回想起海灣戰爭之前的黃金歲月。沿著穆薩納·謝巴尼街繼續向東北方前進，可以抵達占地81公頃、年訪客數量超過150萬人次的巴格達動物園；在國際制裁的壓力下，這是伊拉克人少有的休閑去處。而薩達姆的銅像就矗立在所有這些建築之間，傲慢地俯瞰著他所創造的一切。

2003年4月9日，美軍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總統行宮之後第三天，前國家摔跤隊隊員卡齊姆·謝里夫手提一把10公斤重的大錘，掄出了砸向銅像基座的第一錘。這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表演：作為薩達姆長子烏代·侯賽因曾經的密友，見多識廣的謝里夫深知巴勒斯坦飯店乃是歐美記者最喜愛的下榻地，他的另類真人秀將通過電視信號和互聯網，傳遞到全世界每一個關註者面前。

而一輛意外闖入畫面的美軍M88A2“大力神”型裝甲車，則將整個表演推向了最高潮：年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將鋼索套到銅像的脖子和腳踝上，隨後發動柴油機，高舉右手的“薩達姆”從6米高的底座上重重跌落下來；四周圍觀的巴格達人一擁而上，向銅像吐口水、丟鞋。兩個多月後，殘留的基座上豎起了一座由年輕藝術家艾爾-達維里設計的綠色現代主義雕塑：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共同托起冉冉上升的新月和太陽，代表了伊拉克各民族和教派的重新團結。

當筆者站在樂園廣場中央幹涸的噴泉池內時，意外地發現那座趕制而成的“團結”雕塑已經因為銹蝕嚴重而被拆除，光禿禿的底座上卻還殘留著薩達姆銅像的一只腳掌，顯得荒誕而諷刺。在和筆者交談過的伊拉克官員、部落首領、商人以及普通市民中，沒有一個人懷念那位“尼布甲尼撒之子”，但所有人都承認：在伊拉克現代史上，還沒有任何一位其他領導人的影響力可以與薩達姆相提並論。那些散落在全國的行宮、巨大而浮誇的雕塑以及人們言談中對往昔“確定性”的追憶，猶如吹不散的灰燼，時時喚起人們關於那段威權統治的漫長記憶。而在確定性消解之後，重建政治的努力，也只能在這灰燼之上艱難地進行。

而這些都是拜美國人之“賜”。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綠區”的孤獨

和那些領導著現代全能型政府的威權政治家相比，薩達姆更像是一位古代君主：他的個人生活以及審美趣味完全與世隔絕，帶有宣傳性質的“親民”行為也完全通過個人對個人的方式進行。

“準備好證件，對哨兵微笑點頭，在任何一處公共建築前都不要逗留太久，”薩利赫緊張地告誡筆者，“如果需要攝影或攝像，記得告訴我你的拍攝目標。我們只能走單程路線，否則會被截停盤查，到時會很麻煩。”

作為伊拉克國家投資委員會公共關系司司長，薩利赫屬於五千余名擁有“綠區”出入許可證的本地特權人士之一。在依舊會發生零星爆炸和槍擊事件的巴格達，“特權”不僅意味著高級西服、“蘭德酷路澤”吉普車和新款iPhone手機，還包含了最高級別的安保措施。而位於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卡赫區、占地10平方公里的“綠區”，正是這個總數不超過2萬人的特權階層的聚居地。他們中有歐美外交官、常駐國際記者、伊拉克高級官員和石油公司代表，由一個營的伊拉克安全部隊、一個營的多國部隊以及大批安保公司雇員提供多層式戒備。穿過“7月14日”大橋的外圍檢查站之後，至少還須經歷4道崗哨的盤查和臨檢才能抵達“綠區”中心；從大橋另一端望去，警戒區外圍的混凝土墻上密布著彈孔和土制火箭爆炸的痕跡，令人觸目驚心。

將巴格達西部劃分為國際安全區“綠區”和平民生活區“紅區”的安排，雖然始於2003年美軍的入侵，但在1979年薩達姆正式上臺之後即已現出端倪。從這位鐵腕人物登上總統之位的第一天起，他本人以及複興黨領導層日常辦公和居住的場所就被重重的圍墻和崗哨包圍了起來，普通民眾只有在大型慶典或集會時才有機會一睹。由英國設計師布萊恩·庫珀主持修建的舊王宮被重新命名為“共和宮”，作為薩達姆的國賓館和藝術品收藏室，隨後又建造了雜糅有新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複興黨黨部。

在1980年代財力相對闊綽的歲月，“綠區”幾乎變成了薩達姆個人審美趣味和對外宣傳的最大窗口：250米高的無名戰士紀念碑，造型複古的國家慶典廣場，金碧輝煌的拉希德飯店，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並且齊集於“綠區”中央的閱兵大道兩側。尤其醒目的是大道盡頭為紀念兩伊戰爭而修建的“勝利拱門”——兩只巨大的鋼鐵之手擎起一對交叉的阿拉伯彎刀，在夕陽映照下拖著長長的暗影。那雙巨手是根據薩達姆本人的手型倒模制作，鑄造手模的鋼鐵來自戰爭前線繳獲的5000頂伊朗鋼盔；兩把重達24噸的彎刀則由從陣亡的伊拉克士兵手中回收的步槍制成。每逢7月14日共和革命紀念日或其他重要節慶，身著軍裝的薩達姆便會站到拱門巨大的陰影下方，檢閱共和國衛隊以及遊行群眾。至於平時，這些建築周圍往往空無一人，普通民眾根本無緣接近。

一些現代獨裁者會喜愛群眾簇擁、遊行歡呼的宏大敘事，而薩達姆和民眾的關系卻往往是單向度的：有時他會突然在共和國宮召見隨機從街上拉來的平民，賜予對方房產和現金；有時則秘密下令處決被懷疑不忠的複興黨高官，毫無規律可循。直到1995年，他才突然想起自己的總統身份並未經過“民主表決”，於是舉行了一場大選，不出意外贏得了99.99%的選票。

後薩達姆時代的“綠區”依舊保持著對外隔絕、人流稀疏的狀態。2003年之後在這里建立的駐伊臨時管理機構以及新政府曾屢遭汽車炸彈的襲擊，不得不再度築起高墻、安插上崗哨，這倒意外地使薩達姆時代遺留的建築和街道大致保持了原貌。在國防部大樓門前，漆成藍色的退役米格-21型戰鬥機、T-72M型坦克和BMP-1型步兵戰車依然一字排開，只有共和宮正門處兩座銅制的薩達姆胸像已經被悄然拆除。2005年，薩達姆·侯賽因本人最終在“綠區”的原複興黨總部大樓內被判處死刑。

行宮的政治含義

曾經的革命喧囂過去之後，薩達姆及其家族變成了權力的唯一來源。薩達姆遊走於行宮之間的身影，恰如威權政體對社會綿密而勞頓的控制。但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依然有暗流湧動。

“帶我去看看薩達姆的行宮吧，就去你叔叔見過的那幾處！”一天中午，筆者這樣問小賈希姆。他的叔叔拉提夫·努賽義夫·賈希姆曾任複興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美軍發布的“撲克通緝令”中位列“黑桃10”，如今流亡在德國。“別開玩笑了，那種宮殿光在巴格達就有十幾處，外省更多，花上兩星期你也逛不過來！”

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探訪那位薩達姆留下的行宮和別墅、在墻上留下塗鴉，幾乎成為了普通伊拉克人的一種消遣。從巴格達到提爾西特，薩達姆曾經棲身過的宮殿猶如一座座秘密寶藏，其中充斥著高達兩三米的巨大木雕、覆蓋一整面墻的誇張油畫、進口自捷克的波希米亞水晶吊燈以及鍍金的樓梯扶手，是劫掠者和獵奇客眼中的天堂。伊拉克政府甚至沒有興趣將那些行宮改建為博物館或度假村：一來它們的面積實在過大，單是修繕外觀、恢複水電就須花費一筆巨大的資金；二來對尚未開放旅遊簽證申請的伊拉克來說，缺少付費習慣的本地民眾也不足以撐起門票收入。這倒給了筆者以意外的便利，可以事無巨細地對其加以審視。

在近距離觀察過的3座薩達姆行宮中，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位於希拉附近的夏宮“薩達姆山”。不僅是由於其中擁有兩層樓高的柏爾尼（黑夜女王）木雕、超過100平米的臥室以及帶有羅馬柱裝飾的浴缸，更因為它的地基背靠幼發拉底河，就在傳說中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遺址之上。站在這座金字塔形建築的露臺上，可以俯瞰200米外的巴比倫古城遺址，伊什塔爾門、城墻、宮殿以及複建的巴別塔清晰可見。

那一瞬間，現實與歷史完成了交融，薩達姆本人和他衷心崇拜的耶路撒冷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形象完美地聯系在了一起。無怪乎他本人也曾洋洋得意地在複建的巴比倫城墻上留下巨大的簽名：“此墻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薩達姆重建，以增進伊拉克的榮光。”而真正的歷史遺跡卻被掩埋在了整齊劃一的仿古城磚之下。

行宮的價值，不僅在於充當薩達姆個人的享樂空間，更是威權政體實施社會控制和賄買的直接寫照。通過不定期地出巡外省，在宮殿中招待地方首長、部落首領和駐軍指揮官，贈予其豐厚的禮物和感官享受，薩達姆使得歷來在伊拉克傳統社會擁有巨大能量的謝赫（部落領袖）家族與執政當局結成了利益同盟。

然而自上而下推行的控制和滲透策略，由於成本過高，能實現的效率閾值畢竟有限。在城市社區，普通民眾的賑濟、動員和開導往往以清真寺為中心，無形中形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全新組織結構。當薩達姆政權提供的政治、經濟資源因國際制裁日益枯竭之時，清真寺所代表的力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十座行宮的誘惑。後薩達姆時代什葉派宗教團體的崛起，乃至“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中東宗教勢力的複興，原因蓋在此矣。

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

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多個次級權力中心的崛起使伊拉克處在了無政府狀態的邊緣。沒有人懷念暴君，但人們依舊會通過建構對於往昔繁華的追憶來表達對確定性的渴望。

“您如何評價薩達姆其人？”

坐在筆者面前的是瓦西特省資深謝赫阿蔔杜拉·薩阿德，1990年代，他曾多次蒙受那位獨裁者的召見。

“此人是個大阿里巴巴。他在位時，政府的地位極其強勢。國家通過出口石油獲得了大量外匯，但都消耗在無謂的對外戰爭中了。薩達姆被推翻後，我們獲得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政出多門，一事無成。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而他們必須忍受更多的混亂。”

與中國人印象里那個足智多謀的阿拉伯樵夫不同，在伊拉克人的日常話語中，“阿里巴巴”代表的是匪徒和強盜。如果說“大阿里巴巴”的統治意味著可以預估的殘忍，那麽在“小阿里巴巴”時代，無序和混亂已經成為了生活本身。當然，後者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前者的副產品——“大阿里巴巴”維持其地位的手段之一，在於人為擴大因地理、民族和教派差異造成的區隔，制造“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阿拉伯人是“我們”，庫爾德人是“他們”；遜尼派是“我們”，什葉派和基督徒是“他們”；農民、小商販和低級公務員是“我們”，知識分子是“他們”。暴政在某些時刻曾經侵犯到“我們”，但更多時候是加諸“他們”頭上：這形成了一種虛幻的心理安慰。而2003年戰爭之後出現的準無政府狀態卻可能隨機傷害到一切人。

在那個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和挑撥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普通伊拉克人所能信賴的只有眼前切實可見的力量和組織。擁有獨立武裝的庫爾德人建成了與巴格達離心離德的自治區，美國支持下的城市什葉派擁護伊斯蘭達瓦黨，廣大農村則處在薩德爾運動的影響之下。“我們”與“他們”的區隔催生出了多個次級權力中心，彼此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和直接，準戰爭狀態長期無法解除；即使是在時局趨於穩定的今天，普通伊拉克人對社區、教派和省份的忠誠依然遠遠超過他們的國家意識。而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飛行員等具有特殊技能的精英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舉家遷往歐洲，留下那個前途暗淡的國家繼續待在不確定性里。

令人驚訝的是，中老年人開始越來越多地追憶1958年共和革命之前的那段歲月：那時還沒有複興黨和薩達姆，沒有內戰和動亂，基爾庫克的巨大油田剛剛啟動開發，一切似乎都在朝光明的方向駛去。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曾親身經歷那段歷史，但我們討厭薩達姆和他的一切，寧可想象被革命推翻的費薩爾二世國王或許會成為更好的統治者。”圖書商人比拉爾告訴筆者。在日漸蕭條的巴格達文化中心穆塔奈比大街，歷史超過100年的老店鋪和老建築上重新掛起了哈希姆王室的照片，以及消失已有58年之久的伊拉克王國國旗，仿佛這些並不真切的圖騰可以作為往昔美好的象征加以緬懷。在一間開設於1905年的水煙館，比拉爾悠悠地回憶道：“有時會有一些年過七旬的老顧客找到我，我們一起喝著石榴汁，翻閱老照片，分享關於前薩達姆時代的各種記憶。許多人的口齒已經不再清楚，但提到那些遙遠的往事，依然會淚流滿面。”

新發展理念下的城市樣本：成都用留得住人的“天府綠道” 探尋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路徑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11/1192228.html

綠道絕不僅是一條綠化通道，也不只是實現開敞空間可達到性的通路，而是承載著塑造城市形態的重要作用。

綠道不是靜態的，綠化空間潛藏的是無可限量的創新接口，以及經濟與生態連接的巨大可能性。

城是人的，所有的落腳點都回到人身上。在多位受訪學者的眼中，成都正在用留得住人的“天府綠道”，探尋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的路徑。

成都天府新區智谷綠道 張建 攝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姚祥雲

新發展理念下，中國城市正尋求著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共生。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長，如何創新理念和機制，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共進，考驗著城市治理者的智慧。

作為正在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成都一直走在探尋的路上。去年，成都發布了1.69萬公里的“天府綠道”規劃。截至今年1月底，成都已編制多層級規劃和方案50余項，開工建設綠道1178公里，建成785公里。

眼下，“天府綠道”雛形初現，成都的思路也浮出水面——以市域綠道系統塑造城市形態，提升城市品質，完善城市功能。同時，天府綠道也是成都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的體現。

清華大學人居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其智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城市生態系統的構建，關鍵是擴大居民的活動空間。

成都的樣本意義在於，讓目光重回人的身上。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當城市發展回歸人本邏輯，綠道為人而建，更要建成留得住人的綠道。打通城市綠色血脈，為城市發展創造新場景，在中國城市轉型發展這場巨大實驗里，顯得越來越重要。

綠道旁的智能運動樂園 CFP圖

“綠道是關乎系統的事”

2月的成都，春寒料峭。沿步道賞花，踏晨光鍛煉，展悠閑社交，是成都居民典型的生活狀態。而1.69萬公里長的市域綠道即將展開，在成都人看來，這條綠道即是對理想城市形態的承載。

今年，“天府綠道”將改造新建綠道1765公里，初步形成互聯互通、成網成片的三級綠道體系。

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成都“天府綠道”項目的開展是在新發展理念的推動下，尋求生態與經濟共進的可行之策。中國城市發展與生態要素的聯系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綠色資源的可獲得性已成為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標。

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蘇解放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綠道作為重要的開敞空間，將為未來城市發展預留空間，並實現更多城市功能疊加。

“綠道是一件關乎系統的事情。”蘇解放認為，“包含了自然系統、交通系統和開敞空間系統。它不僅有連接功能、生態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將城市的綠色基建相聯通，這也是打造海綿城市的基礎。”他舉了一個例子，2007年，紐約推出一項25年規劃，旨在將紐約建設成一個綠色環保都市。6年多時間里，該市增加229個社區公園,在完善原有綠道系統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套綠色基建體系，實現了城市蓄水功能，變成真正的海綿城市。

世界城市發展經驗表明，科學規劃建設的綠道是塑造城市形態，提升生活品質，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途徑之一，而城市形態的改變也會帶來更長遠的效益。大規模城市綠地和開放空間，會吸引大量高素質人才到這里尋求有質量的生活，這也是紐約現如今獨特的競爭優勢，谷歌、臉書等500強企業總部設立於此，真正實現了經濟與生態的平衡。

綠道公園成為小朋友的新去處 圖據成都商報

讓目光重回人本身

對於城市經濟與生態的平衡，中國已展開探索。

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和《城鄉建設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中國城市綠地面積從2006年的132.12萬公頃增長至2015年的266.96萬公頃，增長102.06%；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也從2006年的35.11%提高到了2015年的40.12%，增長5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城市綠化規模化效益已開始形成氣候。

同時，對綠道這類開敞空間的認識，也提到新的高度。截至2015年底，全國已有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開展綠道規劃和建設工作。城是人的，所有的落腳點都回到了人本身，正如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的，城市發展要遵循規律，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

像成都這樣的城市，便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綠化基礎和規模。去年，成都規劃了1.69萬公里的“天府綠道”，核心理念折射出成都規劃、建設、治理從“產、城、人”到“人、城、產”的觀念之變。“城市生態系統的構建，關鍵是擴大居民的活動空間，所以目光還是要回到人。”毛其智也表示。

綠道為人而建，其挑戰也在於如何建成一個留得住人的綠道。

根據騰訊位置服務聯合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團隊於2017年發布的《京滬公園使用大數據及規劃啟示報告》，大部分公園在不同時間均出現了較大的人流量差異。以上海23座公園2015年數據為例，15座公園利用率僅不到人民公園的10%。

如同城市規劃觀察者拋出的疑問，無論是公園還是綠道，如果無人青睞，沒有居民使用，它的價值究竟幾何？能夠吸引人流才是開敞空間價值實現的基礎。

成都在這一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有能力根據成都本地特色來打造綠道，在毛其智看來，“成都有那麽多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有成都人自有的生活方式，如何適當延續，在建設中表達出優雅的生活情趣，值得研究。”

記者也註意到，成都已打造出包含熊貓造型灌木等元素在內的熊貓綠道。在多位受訪學者的眼中，成都正在用留得住人的“天府綠道”，探尋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的路徑。

綠道上安放的“書櫃” 圖據成都商報

“綠道+”為“綠色經濟”賦能

城是人的，“人”應是城市發展最終的落腳點。實際上，2016年住建部組織編制的《綠道規劃設計導則》也特別提及，綠道在生態環保、社會與文化、旅遊與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功能有待完善提升。

而在成都的規劃中，綠道絕不僅是一條綠化通道，也不只是實現開敞空間可達到性的通路，而是承載著塑造城市形態的重要作用。它包含了以“一軸兩山三環七道”為主體骨架搭建的綠網,構建生態區、綠道、公園、小遊園、微綠地五級城市綠化體系。

在成都的理念中，綠道也不是靜態的。近1.7萬公里長的綠化空間，潛藏的是無可限量的創新接口，以及經濟與生態連接的巨大可能性。

此前，《南方日報》曾報道指出，總造價約3億美元的美國東海岸綠道，全部建成後可為沿途各州帶來約166億美元的旅遊收入，為超過3800萬居民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換言之，對城市本身而言，綠道既是賞心悅目的風景，同時也是一種經濟資源，其本身還具備可待發掘的價值。

這也是為什麽成都提出，要把綠道打造成新的消費場景，將人流轉化成消費流，將消費流轉化成商業流。通過讓新的業態進入綠道，形成新的應用場景，並以此培育新的產業形態。

目前，成都對於綠道建設的部分探索已經落地。在“空港中央公園綠道”，智慧路燈將智慧城市的理念引入綠道系統。據介紹，路燈能夠實現安全監控、城市廣播、WIFI連接、井蓋監測、停車監測等功能。運用時新的語音識別技術，使得路燈能夠準確識別出“救命”等特定詞匯，並迅速向警方報告事發地點的坐標。

在成都建設理念中，通過思想再解放、社會再動員、功能再疊加，讓城市功能再提升，才是打造綠道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綠道可以實現的效益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堅持下來，久久為功。”毛其智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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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用一張新名片，告白全世界

華爾街Guru探尋李祿巴 菲特的黃金理論

1 : GS(14)@2010-08-30 21:41:03

2010-8-21 iM

價值投資法（Value Investing）起源於哥倫比亞大學，由格拉咸（Benjamin Graham）和David Dodd於1920年代創立，徹底地改變了很多人的投資態度，被認為是幻變的財富世界裏唯一不變的黃金真理。股神巴菲特及其接班人李祿，也是價值投資法的忠實奉行者，巴菲特攻讀大學時已師承兩位理論創辦人，視兩老為改變人生的恩師，更替長子取名Graham以表答謝。

本刊記者遠赴美國紐約，追尋被認為是價值投資法權威的哥大教授Bruce Greenwald。他是「Graham & Dodd價值投資中心」的統領人，多年來不斷承傳和發展價值投資學，是巴菲特的老友，更是李祿的師傅，《獲紐約時報》奉為「A guru to Wall Street's gurus」（華爾街大師中的大師），其見解和推論深深影響着投資界對股票升跌的理解和演繹。

「gu」是黑暗，「ru」解作光明。在黑暗中迎接光明，兩個字合起來就是梵文裏的「guru」，意思是擁有睿智的人，能夠帶領你認識真理，撥走雲霧；財富如是，處世亦然。

紐約的盛夏，炎熱也涼快。

跟巴菲特的老友、李祿的老師、價值投資法的權威，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Greenwald走在校園裏，迎面而來的學生都跟他點頭頷首。我們經過林蔭大道，朝大學圖書館方向走，太陽照得猛烈，微風卻輕拂臉頰。習慣了香港的悶熱侷促，這樣子又熱又清涼的環境，很讓人心馳神往。

我倆踱步至全美排名第二的哥大新聞學院門前，Greenwald突然說道：「我們的新聞學院很有名，年年慕名報讀的人多如恆河沙數，每年教出來的新聞系學生川流不息。當世界上有太多記者時，問題就出現了……」

他誇張的嘆一口大氣，刻意的要賣一個關子，「你幹嘛當起記者來？」當我幾乎就要吐出「不平則鳴」這四個字時，才意識到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這位華爾街Guru所設的圈套，他立時一臉得意的說：「你們都貪戀記者夠glamouring！」

我還來不及自辯，他隨即接著說：「這麼多記者，傳媒機構請人有幾難？請記者成本還會高嗎？除非你成為了很有名氣的記者，你才會有bargaining power，你才能擁有你的相對優勢。」

於是我們就在午後三時日照當頭之下，挑了草坪旁邊一張長凳來坐，由記者的相對「失勢」開始，將討論延伸至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擁有相對優勢的投資者。Greenwald清清喉嚨，準備將這套改變了股神巴菲特一生的價值投資法，在僅得一個「學生」的草地上開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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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No.1股票不是六合彩

當你拿定主意要買入某隻股票時，情況就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有人買入，便有人同時賣出，前者認為股票將會做好，後者覺得其股價勢將滑落；而買家和賣家兩者之中，一個贏錢，另一個就必然輸錢。

「那麼你要留意自己是否在Right side，否則，你就是犯錯那一方了。」Greenwald提醒，你必須經常質疑自己：「Why am I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rade？」這個問題絕不容易回答，但原來有捷徑可抄，就是你最起碼要確定，自己不是正在買入那些「Lottery Ticket（彩票）Stocks」，因為選股票從來不等同於買六合彩。

說話聲如洪鐘的Greenwald，突然就喊出這麼一句：「Stay away from the lottery ticket stocks, the boring and the ugly are good！」

幸運彩票幾乎是每個國家都有的玩意兒，大抵每個對投資有興趣的人也買過一張半張六合彩，但他直言這是最Crappy（糟糕）的投資，買六合彩的錢不過是支付一種希望和夢想，幾乎沒有實質意義。

選那些醜陋無名的股票

他說：「你要找尋便宜的股票，而不是一隻有60個分析員同時虎視眈眈的彩票股。你最好讓自己成為唯一欣賞那隻股票的人，留意最沉悶的、最醜陋的，毫不起眼（Obscure）的股票。」

正如股神巴菲特常言，別人貪婪時你要恐懼，別人恐懼時你最好貪婪入貨；價值投資法第一條的精髓，亦在於要戰勝心魔，別安於淪為平庸的羊群，人云亦云，你必須幹一些其他人不會做的事，也避開一些其他人會失足的陷阱。

「一般人都傾向誇大自己相信的東西，他們看不見Uncertainty。」Greenwald舉例說，當你認為伊拉克藏有攻擊性武器，那麼你大概就能肯定伊拉克不可能沒藏有這些具毀滅性的東西；正如一個人認為那是一隻好股票，那麼他就是真正的100%相信這隻股票一定是好東西，不願承認它是一隻好股票的或然率，實際上少於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機會是爛股票。說?教授眨眨眼睛，很有信心的道：「所以呢，好股票往往超買（Overbought）了，而爛股票則每每超賣（Oversold）了。」

eBay Vs Google

eBay是網上交易平台，Google是網上搜尋器，如果要你憑?價值投資法的規律，在兩家公司中二選一作投資，你會如何選擇？

且聽教授Greenwald如何為這兩家公司把脈：「你想想，我們從Yahoo走來，然後是Alta Vista，現在則是Google，意思是，只要有一天有一個更好的搜尋器出現，Google就玩完了。」

那麼eBay勢頭又如何？

「人人都會想去eBay瀏覽，這幾乎成為凝聚人氣的地方。而且，eBay更有相對優勢，他們在一些已壟斷及領先的拍賣項目中非常賺錢，控制了大局，並且很保護這些具優勢的項目。要巿場上出現新的東西與之競爭，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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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No.2Local戰勝Global

正值暑假，校園裏學生不是太多，卻三三五五的結集了不少遊人。眼前突然飄來一連串彩色光影，一個皮膚黝黑得發亮的小女孩，手裏牽住寫?「Happy Birthday」的超人圖案氣球，在草地上又叫又跳，自得其樂。

我跟教授相視而笑，他挪動一下拐杖，換了一個坐姿，就要開腔講價值投資者絕對不能干犯的錯誤：「增長（Growth）並不一定是好東西，相反卻是很有條件性的，不要因?一家公司有增長，就認為買它的股票是一項有價值的投資。」

Greenwald指出，要判斷一家公司的價值，必須由審視它的資產（Asset）開始，然後是其賺錢能力，接?才看增長。只有當投資所得的回報高過成本時，這種「增長」才算有意思，否則只會損害了整家公司的價值。

他舉例說，一家公司拿出1億元作投資，假設籌措這筆錢的成本為每年10%利息，即1,000萬元，而這筆投資所得的年回報率則為8%，即800萬；這條淺顯的減數一算，任憑誰都知道公司每年會蝕200萬元。

「這不就是公司（800萬元）增長，到頭來卻損害了股東的例子嗎？所謂的增長，不過在蠶食公司的價值吧。」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當公司每月在償還1,000萬的利息時，那一筆投資卻同時在賺取每年2,000萬的回報，這些便屬於極具價值的增長。只是 Greenwald隨即用很富挑戰性的口吻問道：「我問你，有哪些公司可以一邊付1,000萬利息，一邊又在賺2,000萬元？哪有可能咁容易？」

對「特許權」的重新演繹

依循價值投資法的思路，你必須具有很大的相對優勢，才有機會跑贏同行，而特許權（Franchise）就是很關鍵的指標。「惟有當公司擁有特許的專利，它才有可能用1,000萬成本來賺2,000萬的錢。專利必定是一些你能夠做到，但你的對手不能做到，又抄襲不來的東西。你可能以為科技（Technology）是專利吧，你開發了某種技術，那便是你公司的專利。才不！在高速發展的社會，要做到比其他公司高科技和低成本，是愈來愈難的事，就算你做到了，這種優勢「呼」一聲，好快又失去了。」

大塊頭Guru一邊說，一邊滿臉得意的笑了出來。

「哈哈哈！因為Copy太容易了。科技可以抄，甚麼都可以抄。只有對小部分生產程序非常複雜的行業，以及藥劑之類有完善知識產權保障的行業，你才有機會具有高技術的相對優勢呢。」

如果屬於Supply Side的高科技特許權行不通，那麼Demand Side又有沒有找尋到特許權的可能性？Greenwald頓一頓，再用其很富中氣的聲?提醒記者：「總之，那必須是一些很難複製（Replicate）的東西，才有可能發展為專利。」

諸如死守的顧客群（Customer Captivity），便意味?他們會有重複購買的消費模式，這對品牌或公司來說，便算得上是一種特許權。但只得死守的「熟客仔」不夠，還要加上規模生產（Economies of Scale），兩者結合後，才屬於真正有可能讓公司賺錢，並能保障其擁有的相對優勢的真正特許權（Real Franchise）。

簡單的例子如你到一家墨西哥餐廳吃飯，或許會點一罐墨西哥啤酒，卻未必會要一杯墨西哥可樂，寧願飲你最熟悉的可口可樂。又比如當你對你的家庭醫生，以及習慣光顧的健康檢查機構感覺滿意，那大部分人都不會隨便轉換機構，這便是所謂的死守顧客群。

現代規模生產愈細愈妙

然而在如今的國際化社會，一家公司要達到「規模生產」這項相對優勢也愈來愈難；Greenwald對「規模生產」的現代演繹，出乎意料不是「愈大愈好」，卻是「愈細愈妙」！

他聲調鏗鏘的吐出這個字：「L-o-c-a-l！」

「在這樣子一個全球化的年代，你幾乎已沒可能去統治一個好大的全球巿場，你只能在大世界裏，思考微小的本地化。例如Walmart，他最開始時，是先控制（Dominate）一些很小很本土的地方，享用其基礎建設和產品分配的優勢，當在某一小點的生意做得很穩陣兼且享盡地宜之後，才慢慢進攻另一個美國小城，同樣地在享盡另一個小地方的優勢後，才又開始攻勢，最後在全美賺大錢。但當她一搶攻德國、日本、韓國等，便全盤潰敗，因為她不夠當地的Local競爭，Global贏不了Local。目前很多公司以為全球包抄才是擴充的最好方法，他們全部錯了！」

感情充沛的教授，說話總是抑揚頓挫，沒甚麼冷場，他甫說完就圓睜杏眼，肉緊的望?記者說道：「金融機構，更加不能犯這個錯誤。」

記者頓一頓問：「你熟悉香港的?豐銀行嗎？」

Greenwald甫聽到HSBC四個字，便顯得興致勃勃，隨即大力點頭，將拐杖敲敲地面說：「HSBC is starting to make mistakes！」

?豐錯在衝出亞洲

這一頭香港人最鍾情的大笨象?豐控股（00005），教授Greenwald乍聽在耳裏，竟然連連搖頭，重重歎息。?豐銀行經金融海嘯洗禮，去年3月股價一度插水至低見33元，至今攀升至大約80元水位，復元動力似乎不壞，但這個價值投資法權威教授卻矢言，大笨象干犯了大錯，希望她早日回頭是岸。

「銀行業是一個非常本地化的行業，因為它太倚重本地資訊，而HSBC是紮根香港多年的老字號銀行，在本港能掌握很重要的經濟資訊，而香港亦是她回報率最高的地方。」

Greenwald續說，?豐在本港坐擁高回報、亞洲區亦然，但北美洲業務的回報較亞洲低，歐洲的回報再較美國低。顯而易見，?豐銀行在亞洲區擁有「資訊」這一種「特許權」，亦即是她的相對優勢，惟銀行卻一下子要勇闖全球，在北美和歐洲陌生的地方業務，暴露自己的短處。

這件事情落在教授眼中，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你知道嗎，一直以來，賺得最多錢的都是本地銀行，而不是國際銀行（Global Bank），你應該在相對優勢最強的地方發展，但HSBC卻去了她最弱的歐洲，在這個地方損失了好多好多錢的同時，現在仍錯而妄想收回失地。」

教授的眼鏡一直滑落至鼻翼，他也少理，瞇起眼睛說道：「如果我是HSBC，第一件事是把所有歐洲業務賣掉給當地大銀行，只保留部分在美國有不錯定位的業務，然後返回亞洲，統戰大局。堅持保留歐洲資產，簡直是浪費金錢和時間！」

一邊搖頭他仍然心有不甘，嘴裏喃喃自語：「They just love the idea of GLOBAL, that's why they keep making mistakes on the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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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No.3放長綫釣大魚

價值投資法最後一條，最簡單易明，就是放長綫才釣到大魚。

大塊頭Guru說到這裏，搖一搖頭，皺皺眉說：「你必須嚴守上述3條戒律，才算是一個價值投資者，缺一不可。這是唯一能讓你成功的投資態度，我知道這個答案很沒新意，但這是我所能給你最好的忠告。」

這個看起來的確很老套的第三戒是，面對股巿升跌時必須沉?應變，表現出最嚴格紀律，並且流露最大耐性，別沉迷一朝發達。

Greenwald說了一個扣除手續費後，年回報率平均達25%的The Hummingbird Value Fund管理人Paul Sokin的小故事︰他曾於高盛及多家著名投資公司任策略師，並為忠實的價值投資法奉行者。其策略是專買細價股，故此就算他只購入50萬美元（約390萬港元）股票，很多時他已經擁有了一家公司逾5%的股權，而這也意味?，他做到了價值投資法的第一戒，就是沒有選一些早獲巿場60個分析員垂青的彩票股投資，而運用個人的價值研究方法，覷中自己的投資對象。

股價跌時必須保持信心

他的做法是，作了第一手投資後，見其股價滑落便再入貨，股價一邊跌他一邊再買，絲毫沒有方寸大亂而隨便沽貨。結果發現，他所得的25%回報當中，有22%是來自往後的低價買入，而不是來自第一次的買賣。

教授說道：「如果你已經做足了價值投資者所須做的功課，到最後持有這隻股票時，你便要對自己有信心，並且很有紀律的Stick with你的選擇。因為一隻好的股票，只要它的公司的基本價值沒有改變，那麼股價8元時是好股票，當股價跌到4元時，它將是一隻更好的股票。當你見到 Bargains時要堅持自己的看法，別做傻事。」

至於耐性則是，學Greenwald的口吻，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盡快發達，他們今日投資了10元，就希望最好兩年後能賺到第一桶100萬的金，然而發達從來不會一朝一夕，耐性才是致富不能缺少的東西。

Amazon 之謎

老貓也會燒鬚？

全球最大?上零售商亞馬遜（Amazon），竟然成為竟是Greenwald的最大痛腳！原來他一直認為這家公司是巿場上的大泡沫，惟至今勢頭依然很勁，讓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大跌眼鏡。

Greenwald說：「我錯了好幾年。我一直認為Amazon是個泡沫，他們沒有死守的顧客群（Customer Captivity）、沒有一種他人難以抄襲的優勢，他們坐擁很大的巿場，卻沒有集中專門業務。」

不過Amazon股價走勢一直凌厲，至上月公布業績，由於獲利低於巿場預期，股價一度大跌，但仍獲分析師?場，指預計其投資會帶動高回報率。

大塊頭教授聳聳肩道：「Amazon一直在賣一個意念，就是他們會繼續增長，但他們同時繼續還債不力。債務一直還不清，最終會招來競爭。所以我始終想不明白，競爭為何不會令他們逐出巿場？這還不是泡沫嗎……真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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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17歲不發力就完蛋

被奉為價值投資法權威的Greenwald教授是一名「四十後」，今年64歲的他，在哥倫比亞這家美國長春藤大學執教20載，見盡了X、Y、Z世代的傑出小輩。當香港人似乎很熱衷批評八十、九十後如何不濟時，這位大塊頭Guru卻寬容相待；他打從心底歎喟，香港人迫得孩子太緊了，大器其實也可晚成。

Greenwald的腿不好走路，拄住拐杖的他跟記者漫步校園時，左手要重重地搭在我的肩膊借力。我倆步伐一致的相互配合走?，我心裏緊張得「左右左右」的念念有辭，生怕會叫他絆倒。反倒是教授或許早習慣了讓別人攙扶，故閒閒的一臉從容。

沿路經過大學圖書館門前一排石階，十來個年輕人圍坐?，笑聲似一連串銀鈴，背景是萬里晴空。記者向他問道：「你覺得大學校園裏，有一個很好的國際學生比例嗎？」

好大學趨難考競爭激烈

他點頭笑說：「Terrific！Terrific mix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f different interest！雖然我多數接觸商學院的學生，但據我所知，美國長春藤大學這麼些年來，研究院都沒有提高新生學額，惟海外學生、女生等的比例，卻幾乎高了3倍，可見好的大學是愈來愈難考入了，競爭非常激烈。」

學術成就很高的大塊頭教授，年輕時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主修電機工程，及後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兩個碩士學位，才又折返麻省理工攻讀經濟學博士。回憶起30多年前的大學生活，宛如喚醒了他一些沉默多年的思緒，興致勃勃的就要講自己的糗事。

Greenwald打一個哈哈說：「當年我在MIT讀學士時，拿很多F的，也取了不少D級，GPA是3.3，但已經是全級的Top 10%！」

「不過……」，吞一吞口水，他一臉讚嘆的道：「你知道嗎，昨日我跟我的研究助理吃飯，他在這裏讀書，告訴我他的GPA有3.95！說得簡單一點，他這個讀書生涯裏，最差也只是拿過幾個A-而已！」

這一代學生的出色表現，連這位名校教授也自愧不如。當香港人普遍認為新生代愈趨幸福，或對八十、九十後諸多批評的時候，Greenwald卻說：「這一輩人不能輕易犯錯，社會不容許他們犯錯了，因為叻人太多，只要稍一失手，成功的就是另一人。所以我覺得他們每一個都極為勤奮、極為專注，我替他們難受呢！」

美國社會包容孩子成長

雖然競爭熾烈得叫教授也看不過眼，但他始終認為美國社會整體氣氛包容，能有充裕空間接納孩子不同的成長步伐。他舉例說，在美國你可以讓自己沉淪至35歲才發力，只要你保留後勁就行了，「你看，小布殊一直酗酒，直到35歲才酒醒，最後還不是當上總統了！」

說完他抿抿嘴巴，皺起眉頭，輕輕的道：「在香港、在中國，如果你17歲時搞砸了，考不上好大學，你的一生就玩完了吧？」

記者心裏嘀咕，在香港17歲也太遲了吧，大概7歲時考不上名校，都幾乎要完蛋了。

Greenwald接?道：「在美國你28歲才覺醒考上大學，短期來說自是很徬徨，彷彿比人家走慢了。但美國文化讓你心底知道自己依然有Second chance，很多可能性，就會有一種特殊的氣氛包容你努力和成長。」

到最後，有人要用上這個酌情的機會才能成熟，當然也有早慧的人根本用不?這個額外的第二次，然而，只要他們都覺得可能性永遠存在，生命顯然已經大為不同了，「這製造了一個更加愉快的環境，你的天空更加廣闊。亦由於此，美國學府這麼多年來，仍然沒有給其他崛起國家的大學取代，而每一年仍有這麼多對自己國家忠心耿耿（tremendous loyalty）的中國學生要千里迢迢來讀書。畢業後我問他們要回國嗎，他們的答案也總是：Not if I can help it。」

與李祿的師徒情

《華爾街日報》最近一篇文章，爆出曾為六四學運領袖、現仍位列中國通緝名單上的李祿，或將成股神巴菲特的接班人，引起了全球對這個當年跟柴玲和吾爾開希並肩天安門廣場的人的無限興趣。

六四後李祿被通緝，流亡美國，199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取錄，師承Greenwald教授。一天他聽了一場股神巴菲特在哥大開講的演說，極受啟發，鋪成了他今日的黃金路。李祿曾說，哥大是他人生的新起點，而那一場講座卻開啟了他的事業生涯。而當日講座的搞手，便是眼前這位大塊頭教授。

Greenwald坦言這位前學生已成為他的老朋友，他甚至是李祿的欽佩者（Admirer），也是李祿管理的基金的投資者。不過按老朋友的意願，他不會公開評論其點滴。

而李祿在那次的演講會後，幾乎買了所有有關巴菲特的書籍研讀，兩年之後買入了人生第一手股票。3年之後的1996年，也即是距離六四事件不過8年，李祿自哥大經濟學、法律學及MBA畢業，成為哥大史上以最短時間修畢最多學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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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Greenwald 64歲

˙哥倫比亞大學Robert Heilbrunn Centre for Graham & Dodd Investing 主管及商學院教授

˙獲大學最佳教授及教學獎，其教授科目如價值投資法、經濟策略行為、全球化巿場等極受哥大學生歡迎，每每爆滿

˙?有多本書籍，其中《Value Investing︰ From Graham to Buffett and Beyond》被翻繹為多種語文

˙1978年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

˙1969年 普林斯頓大學公共及國際關係碩士及電機工程系碩士

˙1967年 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系學士

˙曾先後任職於美國預算局、花旗銀行前身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實驗室及政府機關；並先後任教於衛斯理大學和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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