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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五一前後發布存款保險具體條例

據彭博新聞社， 人大代表、中國中國銀行監事梅興保稱，李克強總理在會見兩會代表時表示，中國將在5月1日前後發布存款保險的具體條例。

今天早些時候，中國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也表示，“中國今年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

實際上，潘功勝上月接受中新網采訪時就已表示，存款保險制度今年應該會實施。但在被問及是上半年還是下半年實施時，他只說“會比較快地實施”。

《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已於2014年12月30日結束公開征求意見。潘功勝指出，自去年存款保險制度進行公開征求意見後，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均比較認可。目前存款保險制度出臺實施的準備工作已經比較充分。

值得註意的是，潘功勝1月23日曾在國新辦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透露，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工作已經圓滿完成，制度出臺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在按照規定履行相關審批程序之後，存款保險制度將會付諸實施。

此外，今年1月8日至9日召開的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明確了2015年工作的主要任務，“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位列其中。種種跡象表明，存款保險制度今年實施成為大概率事件。

根據征求意見稿，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最高償付限額為人民幣50萬元。也就是說，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銀行所有存款賬戶的本金和利息加起來在50萬元以內的，全額賠付；超過50萬元的部分，從該存款銀行清算財產中受償。

至於為何設置上限為50萬元，潘功勝稱，一方面考慮到要為絕大多數存款人提供保障，保證絕大多數存款人的信心和穩定；另一方面要考慮到防止道德風險，既包括存款機構的道德風險，也包括存款人的道德風險。據測算，這一限額能夠為全國99.6%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護。

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1月末指出：

從抗通縮的角度也需要下調存款利率，只不過考慮到利率市場化的背景，可能需要首先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打破剛兌。

.....

15年最重要的防火墻當屬存款保險制度，過去不能打破剛兌的一個重要顧慮是擔心風險傳染，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但如果以後50萬以下的存款都得到了全額擔保，那麽即便出現了銀行的違約，也不會導致大規模擠兌的發生，畢竟50萬以下有著政府的擔保。反過來也意味著打破剛兌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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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稅爭議若延燒 更加傷害政府公信力 前後任財長互槓 毛揆怎可坐視？

其意何耶？“家風”變熱詞的前前後後

領導幹部們的目光近來被“家風”這個詞吸引了。

起因是201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說的一句話：“領導幹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

兩周之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摘登了《習近平關於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一書的內容，標題是“教育敦促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走正道”。“家風專題”成為網站頭條，似是匆忙制作，專題頁面里尚有標點符號錯誤和空白鏈接。

“家風”這個詞並不是第一次借領導人之言登場。只是，此“家風”與彼“家風”是一回事嗎？“家風”這個詞在官方話語中有過怎樣的變遷？

“家風”：從社會價值觀到黨建重頭

早在2015年的春節團拜會上，習近平就提過一次“家風”。他說，“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註重家庭、註重家教、註重家風……”，究其原因，是因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而他的願望，是“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

把“家風”放在春節的語境里提出，非常應景。但這不是“家風”與新春佳節的第一次“聯姻”。再往前可以追溯到2014年春節，當時中央電視臺推出了“新春走基層·家風是什麽”系列報道，隨後，光明日報社和中央電視臺、中國倫理學會聯合舉辦了“以家風家教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討會——那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字基本內容”剛剛公布，舉國上下剛開始“深入學習”與“貫徹落實”。

而2015年的“家風”從社會風氣的倡導，過渡為一項黨建任務。在那年團拜會上說完“家風”後的第10天，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提出“各級黨委（黨組）要重視領導幹部家風建設，把它作為加強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作風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定期檢查有關情況。”

這次會議之後，《人民日報》數度刊文談“家風”和“廉政”。南方周末註意到，2015年8月18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蘇樹林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正家風是幹部必修課”的文章，評論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原中央書記處書記令計劃、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等人的落馬，“都帶有‘全家腐’甚至是家族式腐敗的特征”。不料刊文1個多月之後，蘇樹林也落馬了。

2016年伊始，習近平在中央紀委會議上談“家風”，不少人把它與2015年的反腐成果聯想到一起——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一篇文章中列出了一串數字：從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央紀委網站共發布34份部級及以上領導幹部紀律處分通報，其中有21人違紀涉及親屬、家屬，比例高達62%。

如何正“家風”

如何正“家風”，正什麽樣的“家風”？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但習近平的家庭故事被頻頻提及。習近平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談完“家風”之後數日，中國青年網發表一篇《三個詞解讀習家家風：家國情懷、家庭和睦、勤儉持家》。人民網2015年10月也曾發表題為《三句話讀懂習近平的家國情懷》的文章，稱“習近平個人的成長也離不開良好的家風熏陶”。

其實，早在2012年，“習近平的家風”這個話題，就出現在中央媒體上。

2012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新華社推出長篇特稿，披露了習近平的工作生活家庭情況。文中提到很多他不為人知的情感，包括對父親習仲勛的敬仰、對母親齊心的陪伴、對妻子彭麗媛的牽掛、對女兒習明澤的期許、對親朋好友的告誡。

如果說2012年新華社的特稿還只是描述了習近平家風的概貌，2013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憶仲勛》，無疑是習家家風更為具體的畫像。文章作者是習近平的母親齊心。文中提到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因習仲勛88歲壽宴不能親到慶祝而寫給爸爸的一封信，習近平在信中寫道：“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

關於“家風”，歷代領導人怎麽說

新中國許多領導人都談論過“家風”及其背後的意義。南方周末發現，此前“家風”一詞更多被表述為社會風尚，而且大都在倡導婦女權益的場合被提及。

2003年中國婦女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進行了座談，席間提到，希望廣大婦女能夠“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努力促進良好家風和社會風尚的形成”。

胡錦濤再次談到“家風”，是2010年紀念“三·八婦女節”100周年大會上，他要求廣大婦女“發揮在家庭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培育文明向上的家風”。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也同樣從婦女和家庭層面談過“家風”。1998年，中國婦女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江澤民在同中國婦女八大代表座談時提出，“在當前，要努力樹立和保持良好的家風”。

至於“家風”的意義，他的解讀是“如果每一個家庭都能使老人們受到充分的敬重，使子女們得到全面的教育，家家家風好，就一定會促進社會風氣的好轉。”1999年，《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論家風》，提到“家庭美德同良好家風的建設，必將進一步促進社會道德建設的良性運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更好地向前發展”。

寶能、華潤前後腳聲明反對萬科重組 僅間隔一小時值得揣摩

盡管萬科管理層在過去一周內極力說服投資者，但其公布的重組方案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23日晚間，始終緘默的寶能首度表態，反對萬科本次以發行股票的方式購買深鐵資產，並稱將在股東大會上投出反對票。緊隨其後，華潤也通過其集團公號聲援寶能。兩家公司的發聲前後間隔一個小時左右，是否有默契，值得揣摩。

寶能在其公開申明中指出，鑒於萬科披露的購買資產預案，存在“董事會表決程序的合法性、購買資產定價公允性、獨立董事身份有效性、股份發行定價合理性等方面的重大瑕疵”，作為萬科第一大股東，寶能公司方面有義務明確立場：

一是萬科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預案將大幅攤薄現有股東權益和上市公司收益，寶能作為第一大股東明確反對萬科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預案，並將在後續的股東大會表決上行使此權利。

二是鑒於萬科獨立董事喪失獨立性，監事會也未能盡到監督及糾正的職責，萬科已實質成為內部人控制企業，違背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

在寶能發布上述公告後不久，華潤也通過其官方平臺表達了類似的態度。華潤在其聲明中重申：支持萬科與深鐵的合作，但反對通過發行股票購買資產的重組預案；依然質疑6月17日的董事會表決結果；高度關註萬科存在的內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問題。

作為萬科第一和第二大股東，寶能系和華潤分別持有萬科24.26%和15.29%股份，兩者合計持股比重超過40%。在兩者均對重組預案持反對態度的背景下，如若未來不再平添變數，那麽萬科此番公布的重組預案即便通過第二輪董事會，最終也將無法在股東大會上獲得通過。

不過，停牌已久的萬科A即將複牌，市場對重組預案的態度也很快明了。但從複牌到股東大會仍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期間仍存較大變數。

日前，深交所已經向萬科發布關於重組的問詢函，萬科眼下首先需要獲得深交所的認同，以讓公司股票恢複交易。

毛澤東接見任繼愈的前前後後

盡管任繼愈先生對於毛澤東主席非常尊重，並且認為主席在哲學和宗教方面讀的書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對於主席的某些觀點，卻並不盲目跟進。（郭改雲/圖）

1959年毛澤東接見任繼愈，暢談宗教和中國哲學史問題。任繼愈生前很少向人講述接見的情況。到了1990年代，針對當時的特異功能熱和有神論泛濫的情況，才陸續披露了部分講話內容，但仍然不是全部。任繼愈手書的詳細談話記錄，直到他去世以後，才由家人發現。本文講述了任繼愈對這次接見的態度。——編者

1959年10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任繼愈（時年43歲，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編者）這件事，當時的學術界可說是家喻戶曉，今天仍為不少人所關註。其來龍去脈以及影響，先生哲嗣任遠、任重發表的《一份談話記錄和半個世紀的演繹》（《中華讀書報》，2016年4月6日）已有詳盡說明。這篇文章，只是以一個學生的角度談談老師對於這件事的態度。

對於接見處之泰然、淡然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不久，先生接見我們。一位女同學就提出，請先生講講毛澤東主席接見的情形。先生沒有接腔，用別的話叉開了。從此以後，我和研究生同班的同學們，也就再沒有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先生去世以後，有人說先生曾經和他們大談毛澤東接見的情形，那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為什麽不可能發生？

一位師兄見告說，先生有一次在黨小組會上檢討自己的缺點，說是有點士大夫的清高，對於錢財不怎麽看重。

土大夫是古代讀書人的通稱，其中主要是儒者。士大夫清高的缺點，近代以來論述者不少。然而這種清高也會輕易轉化為新時代的清正廉潔。所謂清正廉潔，不僅是不重錢財，也包括淡泊名利，不屑於借名人和權威以自重。古代那些持身清高的士大夫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表現先生這種品質的，可由以下幾件事佐證。

第一件是先生寫的紀念他最尊敬的教語文的小學級任老師曹景黃的文章。其中講到，曹老師講到《論語》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時候，引用曾子說的“脅肩諂笑，病於夏畦”，並解釋說，那些聳起肩膀、賠著笑臉的諂媚作態，比夏天在農田里幹活還要勞累。然後列舉社會上巴結上司、拍權勢者馬屁的事例加以說明，常常引得哄堂大笑。

還有一件事，是先生1939年在中央政治學校做助教。一次吃飯時，一位高級職員在飯桌上大講蔣委員長曾親自罵過他，並且原封不動、繪聲繪色地加以描述。講者不以為恥，聽者也都面露欣羨之色。此事使先生進一步感到國民黨的前途無望。

先生在幾十年後還能想起這些事情，足見這樣的事情對他影響之深，從這里也足以見到先生為人的態度，也很容易理解先生為什麽不大談論毛澤東主席接見的事情。

有一次，我和先生談起某個已經有些成就，但為人處事卻令人難以恭維的學者。先生說，當年他曾想考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一見面，他就先拿出某某權威寫給他的贊揚信。先生說，您還是考別人的研究生吧！

先生去世以後，北大陳來教授的紀念文章講到了一件事：

做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間，都拜訪過任先生。這一期間，我對任先生識人的高明，特別推崇。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們1978年入學北大做研究生時，有位南方某大學的青年教師來北大進修，也在我們的課上聽課。此君極善交際，堪稱奇才。不但校內文科老先生們皆被他哄得高興，對他表示欣賞，校外北京中國哲學史學界的領導人物也都被他的忽悠所迷糊，跟他的關系相當密切。但是老先生之中只有一位不為所動，那就是任先生。這位青年教師還善為奇詭之事，後來事發自盡，也不必說了。那時我跟任先生談起。任先生說，這個人來，談的都不是學問的事，只是說一些吹捧的話。這一點，使我對任先生非常敬佩。（載《哲人其萎，風範永存》，第87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這件事，我們也都是知道的。當時我們也都去聽張岱年先生講課，經常和這位青年教師見面。他總在我們面前講點先生的壞話，遠不像他在先生面前盡講吹捧的話，所以聽課一年之久，和他幾乎沒有什麽交談。後來聽說，他因為不止一次嫖娼被拘，羞愧自殺，這就是陳文說的“奇詭之事”。嫖娼罪不至死，自殺也不必，但總算未失廉恥之心。當時聽說他正在做一件與科學史和哲學史都相關的工作，也因此中斷，至今尚無人接續，我為此感到惋惜。

先生不喜歡聽奉承話，也不會說奉承話。馮友蘭先生曾經評論說，任繼愈這人不會向人獻殷勤。馮的侄女馮鐘蕓教授是先生的夫人，很可能，先生即使對於女友，也不會獻殷勤。這樣的做人處世態度，要他大談毛主席的接見，是不可能的。

不記“鼓勵個人的話”

任遠、任重最近發現的先生關於毛澤東主席接見的回憶記錄，一共七八頁。據先生的胞弟、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回憶，先生向北京大學領導寫的報告，僅僅兩三頁紙，還沒寫滿，像一篇新聞報道。如果這個回憶準確，則先生去世以後發現的這份記錄，僅僅是為保存事實真相所留的、至少是生前並不準備公布的歷史資料。

據任遠、任重的文章，記錄的內容，都是毛澤東主席的談話。當時在場的還有胡繩和陳伯達。但是他們兩個沒有更多的講話，所以沒有記錄。此外還有一項沒有記錄的，就是“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

這是一份資料性質的文件，一般說來，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可以不向別人炫耀，作為一份歷史資料，還是應該記下來的。因為這是歷史。那些“鼓勵個人的話”，也是談話的重要內容，應該記錄。但是先生沒有。也就是說，就連僅僅為留資料而保存的記錄中，先生也不記那些“鼓勵個人的話”。所以迄今為止，除了後來毛主席的一份批示中明確說到的“鳳毛麟角”四個字以外，主席還有哪些“鼓勵”的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了。

作為學生，我不大同意先生不記錄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在這件事上，先生對自己的嚴格，達到了苛刻的程度。

著文只談古為今用

先生自己撰寫的關於這次接見的文字，只有1978年12月20日發表於《文匯報》的《憶毛主席談古為今用》。不過文中沒有講宗教研究問題，講的是毛澤東談如何古為今用的三個事例。毛主席屈起一個手指，說我們學《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在對敵鬥爭中堅持不放第一槍；然後又屈起一個手指，說要學《左傳》的“退避三舍”，在井岡山反圍剿時，解放戰爭時打萊蕪城，都曾經大踏步後退，甚至一退幾百里，不止三舍；接著又屈著第三個手指說，我們學《禮記》的“禮尚往來”。對敵鬥爭，不無辜尋釁。敵人挑釁，也不立即報複。等待時機，有理、有利、有節地反擊敵人。

當時是1978年，我的同學想請先生講講毛澤東接見的情形，也就是這個時候。可以想見，那時候，關心這個問題的，不僅是我們這些學生，所以先生寫了這篇文章。

我們知道，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談的主要是宗教研究問題。然而在這篇文章中，先生卻偏偏沒談宗教研究問題，講的只是如何古為今用的問題。因為如果談到宗教研究，就免不了那些“鼓勵個人的話”。先生不願談這些，所以只講了古為今用，也算是對社會有個交代。

晚年才公布談話過程

今天所能看到的、關於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的情況，主要是1991年後，《中華英才》《人民論壇》等雜誌發表的幾篇文章。綜合這些文章的內容，可以對毛澤東主席接見先生的情況作如下描述：

1959年10月14日淩晨2點半（習慣說是13日深夜），毛澤東主席派車把先生接到中南海。先生不知道是什麽事，心情有點不安。見面時，主席開門見山地說：“你寫的文章我都看過了，今天想請你來談談。”談話首先涉及先生寫的幾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說梁啟超沒有講清的問題，先生講清楚了。主席說，過去我們搞革命，搞無神論，沒有顧得上宗教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主席問道北京大學有沒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書，先生回答說沒有。又問北大哲學系有多少人，先生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主席說，500多人的哲學系怎能沒人研究宗教呢！談話還談到中國哲學問題。主席贊成先生對孔子的評價，認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不贊成先生說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並親自背誦《老子》中“道常無名”以及“視之不見”等語句，說明老子是唯心主義者。

迄今為止，主席和先生四五個小時的談話，所能查到的，也就這麽一點。其中哪些是先生講的，哪些是記者們從別處得來的，已經弄不清楚了。

先生為什麽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公布這些材料？

引起我們註意的，有兩個因素：一是先生出生於1916年，1991年，先生75歲。我上研究生的時候，先生剛剛六十出頭。我碩士畢業後，隨即參加了先生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寫作班子。當時所謂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事情不斷見於報端。先生也不止一次在寫作班子內講：“我老了，現在只能作五年計劃了。”直到有一次，我說我都聽您說了好幾次了，先生才不再對我們講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先生六十多歲以後，常常有一種危機感，希望在他生前，把要做的事情做完。“人生七十古來稀”。70歲以後，先生更加感覺自己已到垂暮之年，毛澤東主席接見的情況，應該告訴人們了。這畢竟是一個重要事件。

1990年代講的內容，主要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因為這時候，正是所謂“有神論有人講，無神論無人講”的時期，特別是特異功能大師們正得勢興時的時期。公布這些內容，也是對當時社會上有神論泛濫狀況的一種回應。所以其中有一篇報道，題目就是《高揚科學和無神論之劍》。

在學術問題上不盲從

毛澤東接見任繼愈，主要是談宗教研究問題，同時也談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問題。因為學術界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是我國高等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教材。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國的哲學工作者。所以在這次談話中，談到中國哲學史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談話中，毛主席認為老子是唯心主義的，和先生的觀點完全相反。

這次談話是1959年。1961年，任繼愈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編《中國哲學史》教材，1963年，書編成出版。書中關於老子哲學，仍然堅持是唯物主義的。1964年，該書出第二版；1966年，該書第五次印刷，先生仍然堅持，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直到十幾年後，也就是1970年代，先生才改變了看法。覺得說老子哲學是唯心主義也說得通。1980年代以後，先生仍然十分關註老子哲學的研究。先生的最後結論是，對於老子哲學，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界來評說，是不合適的。

這段事實的考察表明，盡管任繼愈先生對於毛澤東主席非常尊重，並且認為主席在哲學和宗教方面讀的書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對於主席的某些觀點，卻並不盲目跟進。學術界某些人說，先生和毛澤東主席談話後，就改變了自己對於老子哲學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關於老子哲學的性質，僅僅是一個小問題，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

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提出了“天才”問題。陳伯達選編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加以支持，成為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對陳伯達“天才論”的批判運動。

為了批判天才論，毛澤東主席提出要學點哲學。先生被從五七幹校召回，主持編撰《中國哲學史簡編》。同時在編的，還有一部《簡明中國哲學史》。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不久，對陳的批判轉為對林彪的批判。後來，由於傳統儒家思想被認為是林彪政變綱領的指導之一，於是批判林彪的運動逐漸加進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成為所謂“批林批孔運動”。

不久，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逐漸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鬥爭。這年9月，一場以“批林批孔”為正題、“評法批儒”為副標題的思想運動，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為了配合“批林批孔”或稱“評法批儒”運動，《簡明中國哲學史》按照儒法鬥爭的線索作了修改。所謂“儒法鬥爭”或者“評法批儒”，直接涉及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線索、指導思想問題。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要不要也按儒法鬥爭的線索進行修改呢？先生的答案只有一條：不改。盡管這是毛澤東主席提出的。

然而不按儒法鬥爭寫中國哲學史，在當時，並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就在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出版當月，即1973年10月，《紅旗》雜誌發表北京某教授的“讀者來信”，來信中批評某些哲學史著作不講政治，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哲學史”。當時哲學圈內的人們都知道，這幾乎是點名批評任繼愈的哲學史。而遭到《紅旗》雜誌的直接批判，其後果將嚴重到什麽程度，今天的讀者是難以想象的。

如果說以前的一些分歧，比如老子哲學的性質，僅僅是局部問題，而且是學術觀點，可以討論。那麽，儒法鬥爭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且涉及哲學史的核心和指導思想問題。先生非常苦悶，覺得這哲學史沒法研究了。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國家、社會培養幾十年，總要為社會做點事情，於是先生想到了編寫《佛教辭典》，覺得這樣的工作涉及不到一般理論和政治問題。現在出版的、由先生主編的《佛教大辭典》，其基礎，就是先生在那時開始準備的。

“鳳毛麟角”僅僅是“很少”的意思， 還是高度稱贊？

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聯合撰寫的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上，有這樣一段批示：

這個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這點請宣傳部同誌們考慮一下。

批示被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定名為《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一生作過很多批示，但是這個批示，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可以說，當時全黨很少有人像毛澤東一樣意識到宗教問題的重要。也就是從這個批示開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宗教學，或者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才正式被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研究宗教，被提高為黨和國家在思想文化戰略方面的重要部署。而任繼愈先生，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這篇批示中，毛澤東用了“鳳毛麟角”這個詞，被認為是毛澤東主席對任繼愈先生宗教研究的高度贊揚。不過互聯網上有文章指出，“鳳毛麟角”僅僅是“很少”的意思，並不含有對作者贊揚的意思。

單從字面意義上說，互聯網上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正確的。“鳳毛麟角”確實只是“很少”的意思。然而批示中也提到了《現代佛學》雜誌。佛學雜誌在當時也很少，為什麽不用“鳳毛麟角”來形容呢。因為這個雜誌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而且“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其實，毛澤東主席接見任繼愈先生談論宗教研究問題本身，就說明，毛澤東主席對於任繼愈先生寫的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是充分肯定和贊揚的。並且在接見的時候，明確指出，同意先生關於禪宗問題的見解，認為先生講清了梁啟超未能講清的問題。所以，在這次接見四年多以後批示的“鳳毛麟角”四字，毫無疑問，就是對先生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佛教的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

2006年年初，《光明日報》將發表一篇關於先生的訪談，希望我寫一個關於先生學術成就的短文，和這個訪談配發。我的短文中，自然提到了“鳳毛麟角”，並且後面還有“人才難得”四個字。我把文稿拿給先生看，先生指著“鳳毛麟角”四個字淡淡地說：“這不過是說‘很少’”；指著後面那個“人才難得”說：“這是說鄧小平的，不是我。”

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批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繼愈先生任所長。有的文章說，他是毛澤東“欽點”的所長，也可以說有根據。因為批示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是有的文章說，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這就不正確了。不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因為在毛澤東主席批示的二十年前，任繼愈先生的研究生論文中，就對中國古代的儒佛道三教有獨到的研究。說毛澤東肯定和贊揚他的宗教研究，是正確的；說是毛澤東主席讓他研究宗教，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