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22670.html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为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危机而忧心忡忡。受访者普遍表示，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难，“逼迫”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而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如今已经牵连了当地的家家户户。
近期温州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路”已经引发了高层的关注。随着政府的最终介入和多项扶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阴霾的生存困境或将迎来曙光。
“十一”长假期间的温州，气温骤降，阴雨笼罩着城市上空。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沉，越来越多老板“跑路”的消息和对整个资金链或将断裂的忧虑搅得一些人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都会私下议论着各处听来的最新消息。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温州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明确提出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以及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等措施。 至此，已持续半年的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和跳楼情况引起了高层关注。
中小企业主跑路成潮
自今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表示，加上小微企业，跑路、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远不止上述数字。
“我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周德文介绍说，“上半年已经有一些企业处于停工或者半停 工的状态，但这些都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所以没人理他们。”周德文一直向记者重复说，如果早点开始采取措施或许就不会蔓延成现在这种形势。
银行利息高昂融资无门
东信集团董事长王崇焕对本报记者表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波及的范围很广，从东信集团的感受来看，企业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过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目前企业实际的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了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在10%左右，这就等于所有的利润都不够给银行的，温州企业主为什么不 想做实业了?就是因为做实业总是亏损。”王崇焕称尽管不难从银行中贷到款，但是如此高的利息却令企业难以承受。他算了一笔账，一个企业若贷款20多亿，按 照现在实际的利息算，每年就有3亿左右的利息要交给银行。
“企业的资金越来越紧张，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信心都不是很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对记者表示，目前他的企业从银行中贷款仍然较难，即使贷到款，企业也没有那么高的利润支付利息。
周德文指出，目前大部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是由于银行和民间借贷对企业的逼迫。他介绍，“我们有一个会员企业也倒了，他的事例非常典型。这个企业 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 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认为，除2008年金融危机余震的影响外，4万亿救市政策对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亦是不可推卸的影响因素。“4万 亿下来后，政府加快投资、银行也不计风险地贷款，有些企业经不住诱惑，贷款几个亿投资房地产和太阳能，现在来看这两个行业都一落千丈，信贷用完了，又不能 让企业倒闭，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高利贷由此进来，也就是毒药进来了。”
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随着今年以来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周德文称，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受访者介绍，温州“全民借贷”绝非夸张。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多米诺骨牌的依次倒下，这场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邱世枝指出，民间借贷市场都是地下操作，很难做准确的统计，在温州有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募集到钱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本身有做工业的平台， 在温州有很大的厂房就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工业的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温 州的服装业、打火机、眼镜、皮革等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发展非主营业务，倒卖人民币搞个差价也算是非主营业务之一。”邱世枝说。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复杂。”周德文称，由于过高的利润，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各路资金，其中有人专门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上市公司的资金;也有国企和公务员的资金。民间借贷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多项扶持政策将出台
目前，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终于引发各级政府关注。9月2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 资、当地政府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防止银行抽资压贷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断链。温州市银监局也已要求当地各家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 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国庆节长假中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表示，“跑路”和“跳楼”在温州毕竟是极少数。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 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次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轰动一时的跑路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于10月5日回到国内，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因政府的最终介入而渐显曙光。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15/1NMzA3XzM3MTg1Ng.html
尽管已成过街老鼠，但“伪高新”在资本市场依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粗略查询发现，去年以来成功IPO的上市公司中，约有20余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受到质疑。
而在贝因美（002570.SZ）因不符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条件，需补缴税款5892.7万元沸沸扬扬之际，已经过会正在静待IPO的奥康股份、苏交科等准上市公司，也均被质疑涉嫌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高 新资格乱象不仅仅是此起彼伏，更有甚者，8月24日过会的浙江龙生，其2008年9月获得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正在复审，但其2011年1至6月的企业 所得税率却按15%税率预缴，而高新证书亦在复审阶段的亚星锚链（601890.SH），并未将今年上半年的所得税率按15%预缴。
同处A股市场，采取两种不同的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高新画皮的作用耐人寻味。笼罩着高新技术华丽光环的企业，正逐渐露出本来面目。
高新的画皮
对于不少上市公司来说，是否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对业绩的影响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根据有关规定，凡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其所得税税率可在3年内由25%减免至15%。
所得税税率从25%降至15%，这10个百分点就意味这少缴纳40%的所得税，无疑让众多加入高新技术行列的上市公司利润增厚不少。
以 中元华电（300018.SZ）为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享受了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2007年至2010年，享受的税收优惠金额占 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0.57%、25.31%、19.49%和20.8%。其中，所得税收优惠占当期净利润的8.73%、6.87%、 7.84%、9.64%。
所得税优惠给公司业绩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潞安环能（601699.SH）2010年6月被认定为全国煤炭行业唯一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年就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由此增加净利润2.7亿元，折合每股0.235元。
受 益于子公司的代表是保税科技（600794.SH），今年4月初，其控股子公司长江国际被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企业所得税自2010年起，至 2013年12月31日止减按15%的税率征收，长江国际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减免10个百分点的部分，将体现在公司2011年度，由此在保税科技上半 年0.36元的每股收益中贡献了0.049元，而预计下半年还将增厚业绩0.02元。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提升公司未来业绩，也成为证券 研究机构推荐个股的由头。今年2月25日，江西铜业（600362.SH，00358.HK）公告称，公司获得江西省2010年度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企业所得税从原税率25%自2010年起减按15%的税率征收。东方证券研究结论称，这将提升2010—2012年公司业绩0.19元、0.27元和 0.33元，占各期业绩比重约12%，维持“买入”投资评级。
“伪高新”乱象：上市公司“税变”之道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名号的上市公司可谓林林总总，惊艳牛股罗莱家纺（002293.SZ）堪为典型。
2010 年6月23日，罗莱家纺披露，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在对公司进行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因2009年9月公司上市，导致外资股比例 由上市前的25%下降至18.7484%，要求公司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规定，从2009年度起，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不再享受优惠过渡期税率，统一按 企业所得税率25%申报缴纳。
这一结果导致罗莱家纺2009年度和2010年一季度分别增加缴纳企业所得税费用750万元和123万元，相对应的净利润也下调更正。而罗莱家纺早在上市之前，就被质疑利用假外资参股达到避税目的。
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年4月份，已经公布年报的罗莱家纺，随后披露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自2010年起三年内享受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税收优惠政策，为此增加2010年合并报表净利润30579008.18元，从而使得2010年EPS增加0.171元，并从这开始拉开一波浩浩荡荡的逆 市行情。
因享受税收优惠带来利好行情，莱宝高科（002106.SZ）也是一个例子，今年1月25日，莱宝高科公告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因此将三季报中预计2010年业绩增长120%—150%的幅度，上修为增长150%—160%，股价随即10 多个交易日持续上涨。
更多披着高新资质外衣的企业，以此作为进入资本市场投机取巧甚至滥竽充数的敲门砖。
2011年8月19日上市的星星科技（300256.SZ），于2009年12月25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但在上市前夕被指其高等学历人员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两个方面均无法达到相关政策标准，涉嫌存在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进而偷逃企业所得税款的违法行为。
而星星科技在2009年和2010年，依靠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赚取”了319.72万元和615.37万元的税收优惠收益，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1.54%和11.81%，扮靓了业绩。
“伪高新”开始裸泳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高新资质增厚业绩的同时，反过来拖累每股收益也是立竿见影。
佳隆股份（002495.SZ））2011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96.77%，主要是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至2010年到期，本期暂按25%所得税率预缴所得税费用所致，而其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32.35%。
但不少上市公司，则在以往依赖并不具持续性的税收优惠支撑了漂亮的业绩增速，在“伪高新”画皮被揭后，其利润包装已经时过境迁，财务指标的追溯调整并无实际意义，而对其未来业绩变脸的风险，却缺少必要的监管措施。
贝 因美9月29日公告表明，审计署认定，贝因美2008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时，前三年实际投入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65%；且申报的发明 专利与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不直接相关，因此减免的2008年度和200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需补缴税款58927096.4元。
如此，则分别影响贝因美2008年、2009年度净利润10822485.57元、48104610.83元。而今年4月上市的贝因美，在这两年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10934.54万元和37578.13万元。
“伪高新”被审计署查实的上市公司还有东湖高新（600133.SH），其于6月17日补缴了2008年和2009年所得税税款1774.4万元及滞纳金490.27万元。这个数额，已经大大超过东湖高新2010年仅为1758.64万元的净利润。
造假获得高新资格的上市公司并非只此两家，此前，已有闽闽东（000536.SZ，现为华映科技）、精艺股份（002295.SZ）等，由于子公司人员等指标未达高新企业认定标准，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
而随着首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将于今年底到期，预计将有更多的“伪高新”上市公司现形。
按照审计署6月27日发布的国家税务局系统税收征管情况审计结果，在对18个省份的148家高新企业抽查后发现，有17家企业不符合高新企业的条件，却享受了26.65亿元的税收减免，平均每家1.57亿元。
审计署两年的抽查结果更是令人惊诧：抽查116家企业，不符合高新认证要求的企业数量高达85家，每家平均减免税4270万元。
甚至有统计显示，截至今年8月23日，两市共有641家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曾获高新技术认证，其中有三成存在着高新“成色”不足的情况。
“伪高新”粉墨登场，不仅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错配，而其肆虐的造假行为，更是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
事实上，高新技术企业带来的由25%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动辄占到企业净利润10%以上的税收优惠，对于急需做业绩上市圈钱和继续圈钱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也导致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铤而走险，并派生了相关利益链。
其实，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带来的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据福建省科技厅有关人士介绍，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有专门的科技创新政策扶持，在企业投融资、土地、工商等方面都能得到实惠。
有市场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的好大喜功，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伪高新”现象，而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少“伪高新”，摧毁了利用证券市场培育种子企业的初衷，对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并且误导了投资者的价值判断。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17/100314094_all.html
滬深兩市的「無主」公司已有45家，這些公司的大股東持股比例都在10%以下。
近日ST梅雁（600868.SH）發佈公告，稱董事長楊欽歡等三名董事以優化公司治理為由宣佈離職。此舉被市場強烈質疑大股東究竟是否要棄殼 離場。此時，該公司大股東梅雁實業經過數度減持，持股比例僅佔總股本2.197％，在A股上市公司中為最低。被媒體稱為「A股奇觀」。
一位證券從業人士直言：「美其名曰是優化公司治理，無疑是打公司治理的耳光。」
大股東減持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確因主營業務經營不善需資源整合的，也不乏以上市公司為「提款機」謀取私利，人為「造殼」再「售殼」的。
但這種無主公司，卻未必滿足殼資源的標準，債務規模過大、市值超過一定規模，並不真正滿足被借殼的標準。如四環生物（000518.SH）、 ST吉藥（000545.SZ）、銀廣夏（000557.SZ）等，已多次重組失敗。然而只要再出現重組傳聞，這類「殭屍股」仍會被爆炒，最後被套住的， 仍是不明真相又貪圖便宜和所謂重組概念的散戶。
無主背後
9月15日，ST梅雁發佈公告，包括董事長、現任總經理楊欽歡在內的三名董事宣佈離職，其中楊欽歡持有梅雁實業10.39%的股份，是ST梅雁的實際控制人。五天後，ST梅雁又發佈公告稱， 董事會提名公司三名獨立董事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該提議將於10月25日投票表決，如獲通過，ST梅雁的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將佔到三分之二。
1994年上市以來，被稱為「民營水電大王」的ST梅雁已成為以賣資產為生的典型代表。2002年起，公司開始大規模變賣旗下的礦業等資產和股 權，公司的資產總額一路走低。2002年梅雁股份的總資產為44.46億元，經過多年的變賣交易後，今年上半年減少為37.89億元。
2011年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ST梅雁實現淨利潤2047萬元。但是，今年上半年ST梅雁的淨利潤，主要來源於上市公司向大股東轉讓梅雁TFT顯示器有限公司43.82％股權所得。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公司虧損3653萬元。
ST梅雁的衰落模式在A股市場上並不鮮見。
自股權分置改革以來，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掏空現象日益嚴重。典型案例如1996年12月上市的四砂股份（600783.SH）被內蒙古通遼市民企艾史迪公司收購後，成為後者的專門「吸金處」，從而使四砂股份一直處於管理真空狀態，此公司後幾經重組，現更名為魯信創投。
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擔保、接收不良資產、代墊款項、關聯交易、低價提供優質資產，一旦出現問題，大股東還可操縱關聯公司破產，造成資金無法收回。而被掏空的上市公司，如能引入新東家，為大股東撤離前再賺一筆。資金在數家騰挪，背後往往是同一個操盤手。
一位證券業律師認為：「很多無主公司實際都有主，背後都有實際操縱人。看似無關聯的重組進入方，正是這些實際控制人介紹引入。」
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李小溪著文表示：大股東的股份優勢和信息優勢，使得他們在股權分置時期獲利更為簡單，在缺乏必要監管的情況下，很容易與二級市場的莊家聯手操縱股價。
死而不僵
在中國，由於發行審批制、退市制度缺位，造成殼資源價值高昂的怪象，使得眾多投資者相信這些殭屍公司一旦注入重組強心劑，就有「彈跳詐屍」的強動力。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如果一家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就要予以特別處理，即戴上ST帽子，ST帽子被戴上後，第三年繼續出現虧損，就會帶上*ST 帽子，算是退市預警，如果首個年度報告仍然顯示虧損，方會被終止上市。而只要中間一年公司摘掉ST或*ST帽子，退市風險就可免除。
業內人士表示，通過財務手段將某一年利潤暫時做上去並非難事。
君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毅表示：「中國上市公司與改組前母公司及關聯公司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具有自己獨特的利潤操縱手段。」這些手段包括關聯購銷、資產重組、費用分攤、會計個體變更等。
王毅介紹說，由於中國對資產價值評估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及操作規範，加上地方政府刻意參與，使得上市公司常以集團公司及其下屬公司為依託進行系列資產重組、資產置換，達到將不良資產轉讓給關聯公司，特優良資產轉讓給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短時間內經營業績可有較大改善。
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往往與地方政府相關。王毅表示，這種由政府推動的公司併購、重組活動不是公司在市場競爭中呈現的自主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而是 浸透了政府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與社會經濟治理者雙重身份的龐雜的政策意圖，使得公司併購的效益目標大打折扣，重組的真實績效低下。
此外，中國企業退市後的出路並不明朗，三板制度遲遲不能確定、幾乎無流動性，也實質性造成退市企業的中小投資者退出無門。
在美國等海外市場，有嚴格和細化的退市標準。在各個交易所市場被細化為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經營能力、資產規模、股利分配情況、股權的分散化程度、股權機構的合理化程度、資產負債營運狀況、公司經營是否合法合規、是否忠實履行其信息披露義務等。
業內律師表示，美國更為注重量化標準的退市機制，並且採用了時間和資本的雙重標準。例如納斯達克是根據總市值、資產、做市商數目、股東人數等因 素決定公司維持上市的標準。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退市條件包括股東少於600個、社會公眾持有股票少於20萬股、過去的5年經營虧損、連續5年不分紅利等。
香港的退市制度則與中國A股市場類似，規定較為籠統寬泛，也存在大量借殼現象和無主公司，但由於上市標準不如A股市場嚴格，因此殼的價格並未如A股一樣被炒得瘋狂，投資者構成也相對成熟。近年來，香港更對借殼上市視同IPO標準執行，大大提高了借殼上市的門檻。
虛假殼資源
除了難以退市，發審制度的存在，使得上市渠道持續成為稀缺資源，殼的價值也步步高陞。「香港市值1億的殼能翻3倍，我們遠遠不止這個數。」德衡 律師事務所律師房立棠表示。正是因為一殼難求，使得大股東在剝離上市公司優質資產後依然有暴利可圖，從而在側面降低了大股東加強管理、發展上市公司實力的 動力，也降低了大股東出逃的風險。
王毅表示：「上市被『資源化』，造成市場正常的新陳代謝功能不暢。」
但一位券商投行人士指出：「標準的殼資源要達到三條標準：股本不超過４億，市值不超過30億元，資產負債不能複雜。」
無主公司表面上看來股權分散，主營業務欠缺，業績不佳，利於進行資產重組，但這類公司市值大、結構複雜，往往難以被借殼。如四環生物上市18 年，6次更換大股東，10次更換證券代碼、兩度被ST，其股本高達10億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也僅有3.885%。這些情況足以令真正想開發業務的重組 方望而卻步。
而ST梅雁總股本更是高達19億股，如果要進行增發，對於注入資產的公司淨資產、盈利能力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2009年曾傳出廣東核電集團要接手ST梅雁的傳聞，最終無疾而終。
這些無主公司不僅僅市值股本「雙高」，主營業務缺少或根本沒有，優質資產被剝離乾淨，且多有負債，甚至負債額超過資產。這類公司成為名副其實的 殭屍公司，淪落為資本市場的玩具。如ST廣夏在2001年造假醜聞被曝光後，就經歷了多次重組而未真正注入核心資產。2009年12月，當時負責重組的大 股東中聯公司宣佈從ST廣夏剝離賀蘭山葡萄酒生產線，後引發糾紛。「那是ST廣夏僅存的有效資產了。」一位投行界人士說。
時至今日，ST廣夏總股本6.86億，市值仍高達48億元，多次重組未遂，最近的一次重整計劃使得ST廣夏從8月起停牌至今未有進展。「重組成本太高。」前述人士評論稱。
事實就是，莊家利用重組消息拉升股價，市值膨脹，大股東藉機退出，順便轉移有效資產，留下無主公司惡性循環。不少中小投資者明知風險存在，卻只求自己不是「擊鼓傳花」的最後一環。
嚴查關聯交易
「監管重點在於不公平的關聯交易。」一位證券界投資人表示，「見過太多拿上市公司當提款機的現象。如將關聯方資產高估之後賣給上市公司，從上市公司套現，或是相反。上市公司一旦被掏空，就減持出逃。」
2008年7月21日，證監會加強對「大小非」減持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大小非」減持需定期披露。2009年和2010年，監管機構又通過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要名單、嚴查稅收等多種手段試圖抑制「大小非」減持。然而，無主公司增加的趨勢並未從根本上扭轉。
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相關人士近日出席「第一屆國際公司治理研討會」時指出，目前中國公司治理中存在著四大不足：上市公司經營管理體制改造不徹 底，影響到上市公司獨立市場主體地位和經營真實性；部分上市公司大股東行為未得到有效制衡，侵佔上市公司和中小股東利益成為可能；由於公司治理相關立法、 司法和證券監管部門執法等方面因素，上市公司治理違規成本較低；公司治理文化培養有待深入，需完善公司自治、股東自治的文化和機制建設。
2006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對上市公司管理人員行為的種種規範，列舉了無償向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提供資產的、為明顯不具有清償能力的單位或者個人提供擔保、無正當理由放棄債權承擔債務等可能受到刑法處罰的行為。
然而，上市公司的不公平的關聯交易仍然比比皆是，公司自我約束的治理基礎差是重要原因。「多數董事是大股東派來的，有的實際控制人就是高管，利 益高度一致。股東大會其實是大股東會，很難實際制約。」一位證券界人士表示。對於廣大中小投資者來說，只能等到公司公告之時，才能得知已經發生的事實。
上市制度嚴格、殼資源昂貴大大降低了大股東出逃的成本，且又提供了一次獲利機會，僅僅做政策表層的修補難以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儘管監管當局有 諸多法規限制大股東的行為，但往往不夠細化且執行力欠缺。即使小股東有意願訴諸法律，往往因訴訟成本高、獲賠率低、獲賠金額少，無法對市場起到震懾作用。
有證券界人士將無主公司被爆炒的現象和美國的次貸危機相提並論，認為現有體製造成投資者盲目逐利，早已不關心自己投的究竟是什麼垃圾，「後果是什麼，你可以想像。」
徐飛近來動了離職的念頭。作為一家知名鋼鐵資訊網站的報價員，他覺得自己正對所處的行業越來越失望。特別是近日公司對一起同事違規調價的事件進行處罰後，令他有一種不自覺的「角色代入」，並由此引發諸多感慨。
目前，在我國鋼材流通行業的巨大盤子背後，經數年發展衍生出不少報價機構這一服務於上下游的平台，買賣雙方以第三方基於市場行情的報價，作為彼此結算價格的參考。
但本應透明公正、給予市場客觀參照的報價體系，由於資訊內容、所涉對象，和平台自身廣告費、會員費等收入糾葛一起，卻漸成為鋼廠、貿易商、平台三方博弈的亂象舞台。
「鋼材報價時常處於鋼廠、貿易商兩方力量的夾擊中。前者希望結算日報價越高越好，後者則相反。」徐飛告訴記者，「作為報價平台，要麼打太極兩邊都不得罪，要麼幹脆以誰給的廣告費更多來做選擇。」
利益誘惑之下，又無監管之束，擁有話語權的部分網站，開始出現失真失實操作。
6月8日午後，中國鋼鐵行業鋼材價格信息最全面的門戶網站「我的鋼鐵網」，向會員客戶發出了一則調價信息：「8日盤中滬建材個別下調，免檢大螺3910-3920平，其他3900-3910平，三級3910-4040跌20，其餘平穩。」
這樣的短信是常態，作為客戶的鋼廠、貿易商等一日中多則會收到數條。但此條信息中關於三級螺紋鋼售價整體下調20元/噸的情況，卻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從鋼貿QQ群流出的消息顯示，此次調價是報價小組首先基於盤中市場狀況變化做出，並發出了短信通知，而後組內又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此前一天的降息消息為利好，無需降價，又通過技術部協商撤銷了已發佈的行情，但撤銷通知卻未被發送至用戶。
這樣的反覆，以及此前就存在的多次客戶投訴，使得不少用戶對「我的鋼鐵」相關行情價格的公允性產生質疑。6月15日，「我的鋼鐵網」在內部開出一張處罰通知，對普鋼部建材小組相關成員進行了扣罰獎金和通報批評。
儘管「我的鋼鐵網」順勢強調了資訊質量，以及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的重要性，但此消息在圈內一經流傳，立即引發了又一場關於報價體系漏洞的討論。
有一位瞭解報價潛規則的行業人士向記者指出：「不排除存在一種可能，鋼價下調的信息，引發了鋼廠客戶的不爽快，他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結算價被調低。如果這恰恰又是報價平台的廣告客戶，那麼打個招呼撤銷調價也有可能。」
徐飛則不願意對同事遭遇和公司決定做出具體評論，但他坦承，報價受到利益相關方的支配，在圈中已成公開秘密。
按 照常規操作，現有報價平台及資訊網站的信息採集方式基本相同。即報價員通過電話、短信、網絡等手段向各地鋼廠代理商進行詢價，然後將採集到的10-20個 價格信息進行平均價發佈。如果是二三線較小城市，一兩個價格就成為當地鋼材價格標準，如果是大型城市，則會有較多大戶的報價供市場參考，當地貿易商與下游 結算時，就採取參考價。
網站的生存方式也很簡單，提供資訊服務，收取會員費用。或通過此類服務打造公信力平台，吸引企業來投放廣告，收取廣告費。但正是這種看似無可厚非的贏利模式背後，卻隱藏著諸多玄機。
報價「潛規則」
中物聯鋼鐵物流專委會副秘書長盛志誠向記者表示：「報價本身就是採取詢價方式取得，而詢價制度的弊端是，人為因素過重，包括報價源和採集價格工作人員兩方面。」
徐飛亦稱：「這個過程中人為的因素太大了。對於採集方，你並不知道你詢價的客戶有沒有說實話，對於報價方，則必須和客戶搞好關係，也不能把價格做得太透明。」
不透明的地方，即利益滋生處。據業內人士介紹，在二三線城市，由於市場容量小，往往一兩家貿易商的報價能被平台採納，披上「公信力」的外
衣，就會成為當地主導價。對於雙方之間的默契，則通過報價時加上貿易商的利潤差來實現。即在採購價中，再計入額外費用的差價，以50-80元/噸的幅度讓利貿易商。
不過徐飛表示，這種操作手法目前只限於個別小城市，在目前如上海、南京、杭州等一線大城市「肯定不敢這樣做」。因為在貿易商集中的大城市中，貿易商的無形之手乃是一股有效操控力量。
「調 價或報價，最終都牽扯到價格結算的問題。比如北方來了一批貨，到上海、南京或者杭州結算，各地的貿易商肯定希望結算日的報價是低的。而這批貨轉手時報價是 高的。」徐飛說，「而為什麼大多報價網站會這麼捧貿易商，因為他們都是主要的廣告和會員客戶。這兩年的鋼貿行情差，網站收費是越來越不好收。」
一 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在採集信息、報價資訊的同時，這些報價員們身上往往還會背負著一定的廣告、會員費「考核」，且考核任務逐年上漲。而對於那些付出十幾 萬、二十萬，佔據大廣告位的客戶的要求，「沒有幫到不好」，就成為客戶、報價員、網站平台之間睜隻眼閉隻眼的「灰色默契」。
「有時候遇到兩邊都投訴的，你是幫只交3000元會員費的客戶，還是幫交了幾萬廣告費的客戶？」一位報價員這樣反問。
當然，這些客戶既有貿易商，也有鋼廠，一線大城市的報價遊戲規則，就是要玩好平衡術。「比如一天價格可以調20，我調10元，上下兩邊都不得罪。或者尋求錯開，前一日鋼廠結算了報價高一些，後一日貿易商結算了調低一些。兩邊都幫，兩邊也都互相理解。」
「說難聽點，表面是以資訊為主，行情作準，但其實很多時候的報價都是浮云。」徐飛感嘆。
行業改革之需
上述行業人士還透露，近年報價系統開始流行的新招，是允許一些新興鋼廠的新產品，被列入主流報價單，並且在報價上力求與主流價一致，以此達到品牌廣告的效果。而入單的代價，當然是以廣告、會員、贊助的形式。
徐飛認為，沒有良好有效的監督，是現行報價體系的重大缺失之一。在很多報價平台內部，只要求按數目打滿諮詢電話、客戶沒有投訴就行，其它並無特殊監管措施。
一位曾經吃過「調價」虧的貿易商給記者講述了一次遭遇。數年前，其公司曾通過報價平台，約定以具體某一天的上海某軋鋼廠的報價結算，到了結算日，後者報價比日常高出20-30元/噸。
「以一個月1萬噸計，二三十萬就沒了，如果每個月都找個下家這樣處理，一年幾百萬也就到手了。」由於看不過這一投機取巧，該貿易商再也沒有和對方有過代理業務。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家從去年開始已不存在的軋鋼廠，如今仍出現在報價平台的報價單中，以便利益方按自己所需擬定價格。而報價平台上掛著名卻「買不到貨」的廠商還不止這一家。
對此亂象，儘管身處其中的鋼廠、貿易商、平台都心知肚明，也都有所抱怨，但在採訪過程中，大多人卻並不願多言。一位曾經從事報價員的人士向記者分析表示：「全上海貿易商差不多都知道報價體系的問題，意見也不是一般大，但是大家寧可在私下指責，也不會公開表態。」
「你是報價員，我是客戶，如果我反映了真實情況，下次讓你照顧我一下，你就不會了。而價格公平之後，其實對我也沒有任何好處，那我為何不如亂中取自己的利益？」她說。
關於行業的改革之道，盛志誠分析認為：「建議設立檢測監督機制的同時，這個時期力推交易價格機制已經勢在必行。就好比證券、期貨等，現貨交易機制下的定價原理，一是要充分考慮報的這個價格能不能買得到貨，二是這個價格是不是能代表市場主流成交價格。」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徐飛為化名）
衝著冬蟲夏草超過黃金的身價，人們瘋狂追逐這些有著神奇功效的蟲草高檔保健品。然而，當下風靡的蟲草保健品不僅替代品存爭議、原料「張冠李戴」，而且還在推廣、營銷中肆意誇大功能、隱瞞可能的副作用。
凌晨六點多，一個幽暗的角落裡，三百多名老人像聽話的小學生一樣圍坐在一起聽「健康講座」，結果，很多人還未聽罷，就攥著一大把人民幣去排隊搶購一種冬蟲夏草含片——每4盒一個療程，售價3999元。
當執法人員徐洪水假裝聽眾混進現場時，他被眼前的這幕場景驚呆了。
最終，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南山分局沙河監管所查扣了這批17.5萬元的保健品。執法人員發現，該產品生產廠家是山東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但生產許可證上的食品類別卻是壓片糖果。
公安機關鑑定結果顯示，這些「冬蟲夏草含片」的確是糖果。辦案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已有一人因涉嫌生產假冒偽劣商品被起訴，8人取保候審。
這幕發生在半年前的荒誕劇恰如當下冬蟲夏草保健品市場亂象的縮影——隨著冬蟲夏草價格飛漲，各種以冬蟲夏草作為賣點的保健品演化出抗腫瘤、提高免疫力甚至壯陽等神奇功效，輕而易舉地成了保健品市場上的新貴。
來自中國保健協會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類蟲草保健品的市場銷售額在30億元左右。
鮮為人知的是，早在2001年，衛生部就已明令限制冬蟲夏草這類國家二級保護物種作為保健食品原料。2005年，接手保健品監管的國家藥監局進一步明確，保健食品的原料使用了冬蟲夏草的，應以人工繁殖的菌絲體予以替換。
「國家藥監局目前尚未放開使用冬蟲夏草製造保健食品。」中國保健協會市場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王大宏說，「除了早期獲批的一些產品外，一些保健品命名為『冬蟲夏草』，是對消費者的誤導。」
「一個天大的誤會」
衝著冬蟲夏草超過黃金的身價，人們接受了蟲草保健品每盒百元至千元不等的價格，然而，這些高檔保健品究竟是什麼？
僅統計國家藥監局網站上以「冬蟲夏草」為名註冊的12款保健品就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標明是以人工繁殖的菌絲體作為天然冬蟲夏草的替代品。
中國地衣學主要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魏江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所謂「冬蟲夏草」，實則是生長在蝙蝠蛾科幼蟲軀體上的子囊菌門真菌，人們可以通過液體培養冬蟲夏草真菌的無性型菌種實現工業化生產，亦即通過克隆途徑獲得冬蟲夏草的替代產品。
冬蟲夏草的生長史包括分生孢子階段（無性型）和子囊孢子階段（有性型）。在人工培養、液體發酵等實際生產中使用的冬蟲夏草菌種均為無性階段，故而其無性型菌種的正確鑑定問題特別引人關注。
目前，蝙蝠蛾擬青黴正是被官方認定的冬蟲夏草真菌無性型菌種。國家藥監局在2005年發佈的一份文件中規定：「保健食品的原料使用了冬蟲夏草的，應以蝙蝠蛾擬青黴予以替換。」
不過，有研究者認為，官方的這一認定「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冬蟲夏草研究專家、青海畜牧獸醫科學院沈南英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早在1980年自己就分離出冬蟲夏草菌種，後經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郭英蘭教授通過分離和形態學研究，確定冬蟲夏草菌的無性型為中國被毛孢。
2005年魏江春完成了冬蟲夏草菌DNA鑑定，證實中國被毛孢的基因序列與天然冬蟲夏草一致。同年10月29日，中國菌物學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全國從事冬蟲夏草及其無性型生物學研究的專家均被邀出席，會議的結論是：冬蟲夏草菌的無性型是中國被毛孢。
沈南英指出，蝙蝠蛾擬青黴雖與冬蟲夏草有相似的化學成分和藥理作用，但不是冬蟲夏草菌的無性型，其發酵菌絲體粉產品不應冠以「冬蟲夏草」或「蟲草發酵菌絲」，以免使消費者誤認為是冬蟲夏草製品。
據稱，當下科學家們命名的冬蟲夏草菌種多達13個屬22個種名，由此發展出的「冬蟲夏草製品」多達幾十種。「這是蟲草保健品市場混亂的根源。」沈南英說。
蟲草原料「張冠李戴」
就在冬蟲夏草真菌菌種尚存爭議之際，一類以「蛹蟲草」為原料的蟲草保健品卻已然橫空出世。在當前近80款註冊的蟲草保健品中，以蛹蟲草為原料的佔近一半左右。
與冬蟲夏草只產於以青藏高原為中心地域海拔3500－5000米高寒濕潤的高山灌叢和高山草甸不同，蛹蟲草主產於云南、東北、內蒙古等地區針、闊葉林或混交林地表土層中鱗翅目昆蟲的蛹體上，且早已實現用家蠶和柞蠶蛹人工批量培育。
有意思的是，大多數蛹蟲草保健品在包裝和廣告上都愛用「北冬蟲夏草」這個別名。
「通常包裝盒和廣告上的『北』字印得小不可見，冬蟲夏草四個字卻印得斗大。」沈南英指出，這同樣涉嫌誤導，因為二者藥理藥效並不相同。從成本來看，蛹蟲草已經實現人工種植，市場價數百元一公斤，冬蟲夏草卻要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一公斤，價格相差千倍以上。
「冬蟲夏草和蛹蟲草的親緣關係就像小麥和大豆一樣，既不同屬，更不同科，屬於遠緣關係。」魏江春說。
按照沈南英等一些科學家的觀點，那些以為自己吃了冬蟲夏草保健品的人們，不僅吃貴了，而且還吃錯了。
宣傳鋪天蓋地，功能肆意誇大
儘管消費者可能「吃錯了」，但各類蟲草保健品還是靠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誇大功能、療效。
事實上，即便冬蟲夏草，「現在唯一能確定的是冬蟲夏草對預防腎臟、肝臟纖維化（硬化）有不錯的功效，僅此而已。」魏江春說。
2011年11月，北京市藥監局發佈保健食品廣告監測結果，「智靈牌冬蟲夏草膠丸」、「壽世寶元牌冬蟲夏草（菌絲體）膠囊」等5個產品的違規廣告發佈次數均達到10次及以上。2012年5月，智靈牌冬蟲夏草膠丸被國家藥監局收回了廣告批文。
生產智靈蟲草膠囊的山東智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市場部負責人坦言，有些銷售行為的確違規了，一些經銷商的操作沒有按照規定來做，誇大宣傳。「公司和政府的態度是一樣的，今後會加強管理。」該負責人說。
2012年兩會期間，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稱，自己關注保健品亂像已經有6年，此前他買下「金蟲草雙參膠囊」、「力加力」兩款保健品送到廣東省藥監局檢測，發現其中含有偉哥中的化學成分，甚至比偉哥的劑量還增加了一倍。鐘南山當時指出，這些藥可能會降低血壓，導致心力衰退，甚至引起死亡，但是這些保健品上沒有任何說明。
藥監部門的通報信息顯示，金蟲草雙參膠囊包裝盒上稱該產品系陝西安泰堂生物醫藥工程有限公司生產，該公司營銷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稱，金蟲草雙參膠囊並非其產品，2011年該公司網站即發表聲明，認為有人套用該公司多寶強力膠囊文號，已報告監管部門。
「只能跟美國人說 這是『中華瑰寶』」
或許是為了應對當前冬蟲夏草保健品市場的亂象，2012年8月，國家藥監局公佈了《冬蟲夏草用於保健食品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這意味著官方時隔十年之後，開始允許冬蟲夏草直接用作保健食品的原料。
《方案》對企業蟲草來源、研發、生產、檢測能力，特別是企業經營規模做了具體要求。比如「試點企業保健食品工業產品年銷售額10億元以上（原產地保健食品生產企業可適當放寬）」。
「冬蟲夏草的產業規模已經超過100億元，蟲草生產企業早就想進軍保健品市場了，但這個門檻太高了。」青海省三江源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扎西才吉說，這家青海最大的冬蟲夏草生產企業年銷售額也僅3億元。
青海省冬蟲夏草協會會長拉加才旦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青海目前沒有一家10億規模的企業，協會將向國家申請：要麼進行全省整合，要麼降低青海蟲草保健品的進入門檻。
拉加才旦同時也在籌劃青海冬蟲夏草研發基地，試圖加強研發能力。「全世界與冬蟲夏草有關的專利有170多項，但中國只有77項，沒有蟲草資源的日本都有68項專利。」
魏江春記得幾年前，曾有一家知名的美國保健品公司想引進冬蟲夏草，當時提出3個條件，必須說明冬蟲夏草的療效（有正式臨床報告）、活性物質（什麼成分起作用）和作用機理，3個條件中有1個滿足就可以進口。結果國內1個都拿不出來，只能跟美國人說這是「中華瑰寶」。
「冬蟲夏草到底是什麼成分起作用，搞清楚後才可能進一步開發，才可以走向國際市場。」魏春江說，「現在的問題是，監管決策需要多一些科學支撐，商業開發也還停滯在拚命賺錢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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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太陽能股票盈正豫順，竟讓勞保、勞退基金在短短一個月內慘賠逾兩億元，替政府基金代操台股的操盤手，頓時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這批掌握大把資金部位的代操基金操盤手，正是三大法人之外，最大的台股主力。 目前，國內投信的代操部位高達九千四百多億元，其中替政府基金代操的資金，約四千七百六十億元，占了一半。 這一群手握近一兆元、資金部位僅次於外資的代操基金經理人，和外資一樣喊水會結凍。但他們卻長期隱身在投信公司，不但持股未公開，就連操盤手法也蒙上神祕面紗。 這些代操基金的操盤人，大多數是明星操盤手，因為投信要爭取政府基金委託案，必須端出過往的投資績效，而曾經得到基金獎肯定的明星操盤手，往往成了投信爭取代操委託案的神主牌。 在盈正案中，捅出政府基金代操一億三千萬元虧損的安泰投信前副總經理謝青良，就曾是日盛上選基金操盤人，因獲得基金金鑽獎，一躍成為明星操盤手，二○○六年被安泰投信挖角出任副總經理，負責帶領代操業務。 然而，這些明星基金經理人再厲害，一旦變成代操基金經理人後，就戴上了緊箍咒，在三大政府退休基金「只賺不賠」的要求下，操盤手法出現三大亂象。 亂象一：當救火隊銜命護盤，績效反輸大盤 第一個亂象，就是在股災時銜命護盤，績效反而輸給大盤。政府基金委外代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投資回報；然而，弔詭的是，每次行情不好，代操基金經理人又搖身一變，成了銜命進場護盤的救援投手。 去年八月初，台股從八千七百點暴跌逾一千點，勞退基金就急速釋出一百五十億元的代操基金，結果代操基金經理人反而慘遭套牢，截至今年九月底，代操的報酬率是負二．○九％，同期間的大盤漲二．九六％，勞退基金帳面虧損超過三億元。由此可見，一旦遇上股市大環境不佳，代操基金經理人就算有通天本領，也不可能變出高報酬率。 亂象二：不可墊底低點不敢進，錯失波段漲幅 第二個亂象，則是抱持不要落入後段班的心態。雖然代操政府基金必須達到預定的目標報酬率，但只要比同業表現好，就不會成為被刷掉的目標。 一位代操基金經理人無奈的透露，政府基金的公務員負責監督績效，通常在同一批委託案中，表現落後於其他得標投信的代操經理人就會被盯，因此，「只要想辦法不當最後一名就好了。」 為了避免績效難看，代操基金經理人往往不願在低點進場，寧可在盤勢明顯上漲時，才進場廝殺，反而無法賺到波段漲幅。以勞退基金為例，今年七月釋出三百億元代操基金給投信，當時台股受到證所稅利空打壓，一度跌破七千點，代操基金經理人沒有把握相對低點的時機進場，截至九月底的報酬率只有三．二二％，表現反而不如大盤同期間的八．六％漲幅。 亂象三：短進短出政府看短，不看長期績效 第三個亂象，代操基金經理人在績效壓力下，變得跟散戶一樣短進短出，追高殺低。負責監督投信代操基金的公務員對於虧損不能容忍，賺少也不能接受，一旦代操基金的報酬率無法達到契約規定，政府基金管理委員會就會提前終止契約，要求投信馬上賣掉所有股票，將資金退還，或轉給其他投信代操。 投信投顧公會秘書長黃良瑞指出，為了達到短期績效，代操經理人變得跟散戶一樣短進短出，甚至追高殺低，而且以操作小型股為主，反而成為市場上一股不安定的力量。 一般而言，退休基金應該是追求長期績效，但政府這種「看短不看長」的管理方式，反而讓代操基金經理人必須跟著行情起舞。 反觀國安基金，沒有績效壓力，在股市最壞時機進場，即使買進後，股價持續下跌，都可以續抱，反而能在大虧幾年之後，才大幅獲利了結。 直到今年，在國際經濟情勢震盪下，退撫基金委外代操才首次改採「相對報酬制」，即報酬率目標值設定為台股加權指數報酬率加一百個基本點，也就是委外的經營績效只要比大盤高出一％即可，以避免在台股低迷不振時與現實脫節。 目前國泰投信擁有最大的代操部位，達二千九百億元（其中有兩千億為國泰人壽台股部位），幾乎是國內台股基金規模的總和。此外，保德信、富邦、安泰、統一、復華等投信，代操資金都超過五百億元。 通常，爭取到代操的投信，也是台股基金績效較佳或規模較大的投信，造成代操市場有大者恆大、集中化的現象。 雖然政府基金代操的管理費僅約○．二％，收費只是共同基金（管理費約一．五％）的八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不過，郵儲、勞保、勞退與退撫四大基金的總規模超過六兆，目前委外代操約五千億元，即使是○．二％管理費，就可以為投信帶來十億元的收入，也讓這批代操基金操盤手，成了投信最仰賴的獲利金雞。 | ||||||
被媒體揭露有大規模徵收「過頭稅」情況的河北滄州，官方仍未給出回應。
11月29日、30日本報記者在滄州下屬獻縣國稅局看到，國稅局大門一直緊閉，並有四位安保人員專職看守。他們聲稱：「沒有市國稅局的通知，非本局工作人員不得入內。」
11月29日，獻縣一鋼構公司的財務總監指出，此前他們和10餘家企業被國稅局約談，讓補繳稅款。最終他們拒絕了繳納6萬元補繳要求，「補繳稅款毫無因由，沒有稅法依據。我們公司的財務制度健全，沒有偷稅漏稅，不怕國稅局核查。」該總監稱。
記者採訪中瞭解到，稅務徵繳機構和納稅企業的矛盾在短期內凸顯，和當地經濟形勢近期的不景氣息息相關。 記者在獻縣工業區等地走訪過程中發現，目前該縣許多工廠大門緊閉，一些工業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的狀態。
在地方政府一把手政績考核之下，財政收入層層加碼。在獻縣，其今年的財政收入增速目標就高於滄州市和河北省，分別高出5個百分點和6.6個百分點。在經濟下滑期間，徵收「過頭稅」就成為地方政府保稅增收的方法之一。
專家表示，改變「過頭稅」徵收亂象必須依法徵稅並且改革現行的財稅體制。
徵繳約談與拒絕補繳
11月29日，據獻縣一鋼構公司的財務人員向本報反映，今年5月，獻縣國稅局召集該縣10餘家企業開會。會上，國稅局的工作人員向各家企業宣佈納稅任務，若企業不在規定時間內繳納，則對企業的賬目進行稽查。該公司此次的繳稅任務為6萬元。
她向記者轉述當時對方要攤派繳稅任務的原因：「國稅局認為（我們）這些企業稅負低，繳納的稅款低於其他企業」。
「國稅局說我們繳納的稅款少，但這是有原因的。」該公司財務總監向本報介紹：「我們的企業購進大量原材料和生產設備之後，形成進項稅，數額大。但是，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能製造成產品銷售出去，逐漸形成銷項稅，而且數額小，由此導致當期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和銷項稅嚴重不匹配。」
按照稅法規定，當期應交增值稅稅額為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由於上述原因，該公司現在的應交增值稅的餘額為-500萬元。
該總監指出，繳納這6萬元的稅款毫無因由，沒有稅法依據。因此，他們當時拒絕繳納，最終，國稅局核查了他們的賬目後，一無所獲。國稅局給出的處理意見是：希望該企業今後會計事務上提前確認收入或者延遲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
對此，該企業也拒絕了。這位財務總監說，公司的財務制度健全，沒有偷稅漏稅，不怕國稅局核查。
上述財務總監解釋道：「增值稅是國稅的大頭，提前確認收入意味著提前確認增值稅銷項稅額，這和延遲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一樣，將增加企業本期稅額繳納數，本質上還是提前繳納稅款。」這家企業和稅務機關的會談，只是稅務機關諸多約談之一。
雖然財稅部門對禁止徵收「過頭稅」三令五申，在今年8月，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公開強調，堅決不收「過頭稅」和防止虛增非稅收入。
但據媒體報導，河北獻縣、皮南縣、安平縣等多個縣區，仍出現了「補交稅」和「提前收稅」等徵收「過頭稅」現象，當地一些稅務機構為完成年度稅收任務，接連約談中小企業負責人，其間一名官員對幾名企業主稱，據其判斷，「中日就釣魚島會有一戰，因此希望企業再交稅，支援國家」。
當然，在約談企業中，除由於客觀原因繳納稅負少外，還有一些企業確實存在漏稅情況。獻縣一家規模較大的汽車銷售公司財務人員向本報表示：「擔心查賬的一般是一些小企業，他們會有漏稅情況。所以當稅務部門選擇稽核時，他們不得不繳稅費。『繳稅』總比『罰款』好聽。」
補繳延伸至食品等門店
採訪中記者發現，稅務徵繳機構和納稅企業的矛盾在短期內凸顯，還和當地經濟形勢近期的不景氣息息相關。
在獻縣工業區，記者從幾個工廠門縫往裡看，偌大的工廠人煙稀少，只有許多枯草在寒風中搖晃。在一家工廠門口，一位年僅50的大媽從門縫探出頭來，「以前這附近拉貨的車源源不斷，現在基本沒有了。老闆也不在工廠。」
在工業區堅持鋼瑪生產的一企業主告訴本報：「現在企業利潤大幅下降，維持員工工資的發放也是捉襟見肘。」
在工業企業稅收減少的情況下，當地稅務部門甚至將補繳稅款的範圍延伸至當地的門店。
11月29日獻縣縣城一家經營食品的店主告訴本報，去年工業企業效益好，稅務部門未通知她去繳稅，因此欠了上年的稅款。而今年三四月份期間，稅務部門通知她補繳所欠稅款上千元，並且每月都催促她及時繳納今年的稅費。
「以前每年只交幾百元的稅款，今年卻讓補繳上千元，而且今年的稅費比往年高出兩百元，但是企業實際效益比往年還差，這是為什麼？」她提出疑問道，「不是說國家對小微企業減稅嗎，我怎麼沒有感覺到？」
採訪中這位食品店主的疑問並非個例。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對本報表示，徵繳「所欠稅款」實際上表明一些地方政府稅法觀念不強。「如果稅務機關嚴格按照稅法徵稅，又怎麼會有欠稅一說？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在經濟困難時，讓企業補繳所欠稅款，更是加劇了企業的經營困難。」
本報記者11月29日、30日多次拜訪獻縣國稅局和滄州市國稅局求證核實相關徵稅情況未果。
據本報瞭解到，滄州市國稅局於11月28日將獻縣、皮南等縣的相關領導召集到市國稅局，聽取情況匯報，會議一直持續到當日晚間。此外，滄州市國稅局黨組成員、總會計師郭英芳於當日前往獻縣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但截至記者發稿前，官方調研和處理情況仍未公佈。
滄州市一位財政局官員此前公開表示，往年經濟發展勢頭好，今年滄州市財政收入遇到了特殊情況，「往年有的縣八九月份就完成了任務，目前，他還沒聽說哪個縣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務」。
獻縣國稅局副局長呂金沖此前介紹，獻縣國稅局已經連續5年沒完成稅收任務了。這種情況下，任務量是逐漸遞增的。
治理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徵收過頭稅的現象並不僅僅侷限於河北等地。此前浙江、河南等地也出現同樣的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朱大旗對本報分析稱，今年經濟下行，地方土地收入出讓金銳減，為了完成預定的財政收入指標，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徵收過頭稅等方式來完成目標。
施正文說，中國法定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賦予了稅務部門太大的自由裁量權，而稅務部門在核定稅收優惠的稅制要素時設置高門檻，把一些本來能夠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排除在外。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稅務部門的上述行為都是違法的，這是一種更加隱蔽的「過頭稅」。
施正文同時表示，每當稅收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就會把眼光投入非稅收入，但以罰沒收入來彌補稅收收入，背離了罰沒制度的精神和宗旨，並不可行。
根據審計署今年6月公佈的對54個縣的財政性資金的審計調查結果來看，非稅收入在我國地方財政收入佔比很大。數據顯示，2011年54個縣實現的財政性收入中，非稅收入佔60.45%。2012年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同比僅僅增長9.8%，而非稅收入同比增長29.4%。
在滄州，這一增長速度更高。數據顯示，河北省滄州市今年前三季度納入一般預算收入管理的非稅收入完成25.4億元，同比增加7.4億元，增長40.9%。
獻縣「過頭稅」情況見諸報端後，當地政府表示要進一步加強稅法宣傳，依法規範稅收程序，既不徵收「過頭稅」，又要依法治理偷稅、漏稅，做到應收盡收。
在施正文和朱大旗看來，解決「過頭稅」亂象的方法唯有稅務機關依法徵稅並且改革現行的財稅體制。「當經濟下行時，人大在編制預算時，應調整財政收入和支出，做好預算管理，和企業共渡難關。」施正文稱。
而朱大旗則表示：「更重要的應該控制『三公』支出等財政支出，減少財政收入的負擔，從而為企業減負。」
如同一個在懸崖邊掙扎的求生者，直銷巨頭雅芳正在拚命拋棄身上的「包袱」。
繼鐘彬嫻辭去CEO和董事長的職位之後，近日雅芳又傳出將在全球範圍裁員約1500人，並退出韓國和越南市場。接替鐘彬嫻的首席執行長Sheri McCoy表示，這一舉措是雅芳扭虧調整計劃的一部分，目的在於「加強成本管理基礎」。
針對此次裁員的決議，時代週報記者採訪了雅芳中國公司，但對方表示「裁員屬於全球策略，中國方面沒有授權來做任何回應。」
在雅芳持續動盪和「斷臂止血」的背後，難以掩蓋的是其一直在懸崖邊緣徘徊的事實。
2008年雅芳在華的「行賄門」事件讓這家直銷巨頭飽受質疑。今年年初，中國區總裁奧多內茲年初匆匆卸任，其接任者林展宏繼續推進雅芳的模式轉型計劃，加劇了與經銷商之間的矛盾。雖然大批經銷商集體向雅芳維權，但在雅芳執意向全直銷模式轉型的背景下，超過6000家的雅芳專賣店仍然不得不面對被拋棄的命運。
「減輕包袱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資深營銷專家吳志剛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的頹勢是雅芳的一個註腳，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市場的局面，雅芳將面臨更大的危機。」
據今年第三財季的數據顯示，雅芳淨利潤下滑81%，降幅遠超預期。隨著難看的營銷數據相繼披露，雅芳的股票持續走低。今年以來，已有多家機構透露出收購雅芳的計劃。對於成立已126年的雅芳來說，在即將到來的2013年，它仍然要為生存苦苦掙扎。
「休克療法」引發亂象
2012年3月，奧多內茲走了，留下一個爛攤子。
兩年前，雅芳前南拉丁美洲地區總經理奧多內茲空降中國，當時雅芳正處於2008年「行賄門」事件波及最厲害的時候。
當年，受「行賄門」醜聞直接影響，前中國區總裁高壽康、前中國區首席財務官馬思立、前中國區事務負責人孫長青，以及全球內審和安全部門主管伊恩•羅塞特，均被革職調查。
同時，雅芳中國的營銷模式亦無法跟上政策的變動，業績急劇下滑。2010年，雅芳在華虧損1080萬美元，成為雅芳全球唯一出現虧損的區域。而其主要競爭對手安利卻表現強勢，在2010年銷售超過了200億元。
奧多內茲被寄予厚望，雅芳總部希望他能力挽狂瀾。
此前，雅芳中國在前總裁高壽康的主導下，其模式為「專賣店+直銷」的兩條腿走路，而作為直銷模式發明者的雅芳來說，直銷已經滲入了其營銷的基因之中。而專賣店的存在，無論是對於在拉丁美洲推行直銷而大獲成功的奧多內茲，還是對於遠在美國總部的雅芳高層來說均不能接受。
奧多內茲採用了「休克療法」，一上馬就開始將高壽康的模式全部推倒，將雅芳中國向全直銷模式轉型。2010年5月，雅芳向經銷商發佈了《關於中國雅芳直銷發展的聲明》，砍掉原來的經銷商和專賣店渠道，轉向完全直銷。
「事實上，奧多內茲在中國一直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資深企業管理顧問胡遠江對時代週報記者說，「奧多內茲希望盡快推倒重來，卻忽略了在推倒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給雅芳帶來的持續動盪。」
很快，奧多內茲的變革引起了雅芳在中國的6000多家專賣店主的強烈反彈，輿論普遍指責雅芳對經銷商的不負責任。而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如果砍掉專賣店，雅芳不但要支付大量的囤貨回購資金，而且還將面臨渠道減少之後的業績下滑。
奧多內茲的「休克療法」企圖在「大亂之後建立大治」，但是在各方的阻力之下，雅芳在中國確實亂了套，卻並沒有馬上迎來「大治」的局面。2011年，雅芳在中國的業績繼續下滑，銷售額僅為10億元，而安利則在當年取得了260億元的銷售成績。
與業績下滑相比，雅芳的品牌形象受損更令人擔憂。吳志剛對時代週報記者分析道：「雅芳之前的品牌形象一直是高端而有活力的，行賄事件以及之後的一系列動盪讓雅芳的形象大為受損。」
內憂外困之下，雅芳選擇裁員也就不足為奇了。
棄專賣店掩蓋問題
雅芳的掙扎背後還有逐漸被遺忘的6000家專賣店的店主，他們更像是雅芳的棄兒。
在2008年雅芳遭遇分水嶺之前，這6000家專賣店可以算是雅芳的驕傲。這個由雅芳中國前總裁高壽康一手構建起來的龐大銷售網絡，在中國直銷業政策變動初期給雅芳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隨著高壽康落馬，中國的直銷政策逐漸明朗，雅芳逐漸開始著手更改中國的營銷模式時才發現，擺在面前的6000家專賣店不光是業績的來源，而更大程度上是雅芳推行全直銷模式的阻礙。
門店與直銷交錯，形成了渠道、貨品的混亂，而且造成了同門之間的惡意競爭，本來屬於優質高端品牌的雅芳，價格卻越賣越低。「門店的成本高，做不過直銷員和低價收貨的黑店舖，到最後都是虧本在賣。」原雅芳專賣店店主楊陽回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
面對這一局勢，雅芳也曾嘗試採用另外的方式解決專賣店問題。雅芳曾試水「第五代專賣店」，在專賣店裡進行收費美容項目，經銷商可以自由選擇。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現有經銷商捲走消費者的美容押金逃跑，消費者將矛頭直接指向雅芳的情況，雅芳只好逐步關閉或者收回第五代專賣店。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吳志剛對時代週報記者說，「雅芳必須要有所取捨，事實上，到後期的時候，雅芳店舖和直銷的模式已經嚴重阻礙了雅芳的發展。」
最終，雅芳選擇了砍掉專賣店業務，全面轉型做直銷。但這策略在實施過程中又引發了與專賣店店主之間的糾紛。
「雅芳在處理過程中很不負責任，對於專賣店，雅芳的態度是你愛做不做，反正雅芳知道專賣店在直銷員的競爭中做不下去，最後只能關門。」一直執著於向雅芳「討個說法」的原雅芳專賣店店主周錦輝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由於雅芳自身渠道管理不嚴，雅芳的產品很容易形成竄貨。在退貨時，雅芳往往以此為藉口，要店主出示貨品是從正規渠道進貨的憑證，我們從官網上採購貨品，雅芳根本不出示收據，要憑證只能一個個對代碼，整理起來非常困難。」楊陽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2009年以來，雅芳各地的專賣店店主多次組織集體維權活動討要說法，一直無明確答覆。（《時代週報》2012年3月8日報導《「行賄門」地震後的雅芳》）。對此，記者在日前就此事再次向雅芳提出疑問，但是截至發稿前，雅芳仍然沒有回應。
「雅芳不是不想解決這些問題，而是目前無法解決，」胡遠江對時代週報記者說，「相比較雅芳未來的發展，這些門店很可能成為犧牲品。」
身為跨國直銷巨頭的雅芳身處懸崖邊緣急於求生，顯然並沒有考慮遠在中國的專賣店店主們。對於雅芳來說，專賣店也許只是一個錯誤時間段下的錯誤決策，或者說是一枚棄子。
「雅芳應該對我們所有人道歉！」周錦輝對記者堅定地說。
轉折時期遠未到來
2012年3月，林展宏來了，雅芳仍在懸崖邊緣。
從林展宏的角度來看，2012年本應是轉折的一年。據當時外界分析，雖然雅芳中國的銷售額一直下行，但是2011年慘淡的10億元銷售額應該已經觸底，2012年雅芳很可能反彈。
「林展宏的到來包含了雅芳在中國發展的長遠考量，」一位業內人士對時代週報記者分析道，「林展宏的華裔背景有助於改善政商關係，緩和雅芳目前面臨的矛盾，所以奧多內茲下重手改革，再讓林展宏進行安撫，改善雅芳的形象。」
與奧多內茲一上馬就大刀闊斧改革不同，林展宏上任之後顯得異常低調。其唯一在媒體前露面是在今年的5月15日（國際家庭日），參加了一個由雅芳女性基金會發起的「反對家暴」項目活動。
但是，林展宏期待的2012年的轉折並沒有到來。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雅芳模式轉換的陣痛仍在繼續，而直銷模式的擴張又太激進。
時代週報記者向一些雅芳經銷商瞭解到，雅芳目前已經關閉了專賣店加盟的渠道，全力推進直銷經營，但是與之前的專賣店的貨品回購、賠償等問題依然糾結。
而雅芳的直銷模式推行也存在諸多問題，由於急於拓展直銷網絡，雅芳直銷員門檻設置很低，貨源渠道管理不嚴，這使得雅芳的產品在價格上存在很大的變動。「每天都在打折，現在不光是與其他品牌進行競爭，同品牌銷售員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一位不願具名的雅芳直銷員對時代週報記者抱怨道。
「雅芳現在還是很混亂，」吳志剛對時代週報記者表達著擔憂，「現在雅芳的產品一直在擾亂整個化妝品直銷市場，這對於雅芳的品牌非常不利，而做直銷，品牌認可度是關鍵。」
目前，在華拿到直銷牌照的直銷商有31家。安利業績遙遙領先，玫琳凱、完美、無極限在2011年的銷售額也均超過100億元。雅芳，毫無優勢可言。
另一方面，雅芳中國還受累於雅芳在全球範圍內的負面頻出和業績頹勢。
「行賄門」醜聞持續發酵，隨著多位高管的下馬，今年4月，雅芳集團副總裁、審計部門負責人克里•卡爾也黯然辭職。今年10月份，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調查發現，雅芳旗下護膚品牌「Anew」產品的抗皺宣傳存在誇大成分。而針對行賄事件，雅芳已經開展了持續近五年的內部調查，光是調查費就高達數億元。
負面新聞接踵而至，雅芳在2013年能夠迎來轉折？這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美國財政部正在調查，交易商是否囤積證券以拉升10年期國債價格，美國國債市場價值11萬億美元，是世界最常用的市場基準利率標準。
據知情人士透露，監管當局非常關注市場運轉順暢，沒有異常的價格波動。本週五，財政部要求任何持有20億美元以上2023年2月15日到期的10年期國債投資者，在3月21日前聯繫紐約聯儲，申報他們的持倉狀況。然而，持有巨大量國債並不是非法的。
上週一，在價值3萬億美元的回購市場中，出現了800億美元的失敗回購交易，金融機構把國債作為抵押品來獲取短期貸款融。監管當局開始檢查這些回購市場中的反常活動。
10年期國債的利率對消費者支付的利息影響巨大，包括抵押貸款、汽車貸款，還會影響外國投資是否願意給美國赤字提供融資。
據WSJ報導，一些交易商和投資公司擔心市場失靈，因為他們越來越擔心，當利率上升，美聯儲會開始收回金融危機後提供的安全網時，金融市場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2012年2月，美國財政部對國債市場的異常動向進行了類似的調查，但並沒有公佈調查結果。美聯儲一直督促大銀行進行現代化，改善他們在回購市場的操作流程。
一位官員表示，財政部的任務是「保證市場高效和有效運行」。美國的國債持有者包括投資公司、退休基金、各國央行、以及有大型交易部門的證券交易商。
市場人士認為，最近10年期國債交易的異常主要是因為市場預期國債價格將下跌、收益將上漲。由於美國經濟出現復甦跡象，許多投資者已經一直在把他們的投資轉移到高風險資產，比如說股票和垃圾債。
上週一，價值788.7億美元10年期國債回購市場抵押品無法歸還給回購市場的貸款對手方。根據存管信託和清算公司的數據，這是自1990年來日均交易失敗量的接近6倍。這種情況在接下來的四個交易時段一直持續出現，直到財政部提前了類似的10年期國債拍賣。如果無法歸還國債，將受到3%的罰款。
美國財政部下周公佈的每週數據可能會顯示，本週回購市場的交易失敗總量將高達1840美元，這是2011年9月以來最高的水平。
交易商表示，做空國債已經成為了潮流，大家都在努力尋求借取國債賣出的機會。在回購市場，投資者也不能找到足夠的國債歸還給他們的交易對手方。這使得10年期國債出現緊缺。10年期國債價格上漲，在市場中借出證券的交易商和投資者正收取極高的利率借出國債。監管者、交易商和其他人表示，這可能只是投資者囤積10年期國債，希望未來價格上漲獲利。
2月底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1.889%，本週一已經上漲至2.056%。而本週五的收盤價為1.998%。國債收益率上漲，價格下跌。
交易商表示，借入國債用於回購市場或做空的成本，本週上漲了3倍。
當財政部成功出售210億美元相同到期日的10年起國債以後，借入國債的成本終於下降了。一些交易商還表示，財政部的聲明是一個口頭警告，警告交易商不要囤積國債拒絕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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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人壽違背承諾，在龍邦股東會中行使董監改選投票權，金管會火速祭出對國寶人壽的處分，止住外界對主管機關的質疑聲浪。不過，長期以來，國內主管機關對公司治理監督的力度不足，一時之間恐怕仍難獲得改善。 撰文‧葉揚甲 紛擾數月之後，龍邦國際興業董監改選總算在五月七日落幕。選舉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公司派在九席董事席位中取得六席，保住經營權；然而，選舉過程中，大股東國寶人壽因違反先前對金管會所做出的「不參與董監改選」承諾，引發爭議。 國寶人壽不僅派員出席龍邦股東會，並且在董監改選中行使投票權，雖然改選結果仍由公司派保住經營權，但市場派卻也取得三席董事，令外界質疑，國寶人壽是否有意藉由壽險保戶資金左右董監改選結果。 雖然國寶人壽在事後強調自己的投票意向是「支持公司派」，但在市場派取得的三席董事裡，其中一席是國寶人壽大股東朱國榮；另一方面，且不論國寶人壽票投何方，公司違反對金管會的承諾，並以壽險資金參與企業董監改選的行為，被認為已嚴重挑戰公司治理原則，這也是事件爆發後，不僅資本市場譁然、金管會迅速對國寶出手懲處，就連學界人士也重話批評的原因。 主管機關放任 未落實修法壽險公司為何不宜介入企業董監改選？其實早在二○○八年五月間，立法院財委會就曾做出決議，要求金管會修改《保險法》，禁止保險公司對其所投資的公司在進行董監改選時行使投票權。 當時，財委會立委質疑，若不禁止保險公司行使董監改選投票權，一旦遇上經營權爭奪戰，手上透過保險資金而握有大批股權的保險公司，必成為各方爭取拉攏的目標，自然容易引發利益輸送等公司治理層面的弊端。立委賴士葆當時亦曾強調，保險資金來自保戶，當保險公司用這些錢去支持特定董監時，法律上沒有依據，保戶沒有權利過問，金管會更是不易管理。 不過，○八年財委會的決議，金管會當時僅以「必須再做評估」回應，而截至今日仍未落實修法。事實上，在學者眼中，主管機關的長期坐視與放任，就是造成今天這一樁「不甩主管機關」、挑戰公司治理事件的主要原因。 「這一次，主管機關不能再缺席！」針對這次事件，台灣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呂東英如此評論。在二○一二年亞洲公司治理協會的評鑑中，台灣公司治理排名位居亞洲第六，除了落後於星、港，表現甚至遜於泰國、馬來西亞；而在各項評分中最弱的一環，即是得分僅三十五分的「監理機關執行力度」，該項目相較於新加坡的六十四分、香港的六十八分，差距甚遠。 評鑑報告載明「監理機關執行力度不足」的主要案例，是一二年五月鬧得沸沸揚揚的「中石化董事會經營權爭奪」事件，針對當時的股東會爭議，應該有所表態的主管機關，竟然完全「缺席」。主管機關對公司治理無感，該表態而不表態，正是造成業者敢於對金管會「背信」的原因。 這次事件發生後，顏面無光的金管會一方面重話抨擊，另一方面也迅速對國寶人壽祭出處分。主管機關的快速反應，或許某種程度改善了過去「該表態而未表態」的缺失；然若細看懲罰內容，卻發現金管會似乎還是沒能切中「保險業捲入經營權之戰」問題的「核心」。 不查個人動機 只限縮投資金管會對於國寶人壽的處罰，包括不得再新增投資國內有價證券、除逐項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新增國外投資，亦不得再因持有有價證券而行使股東表決權。這些懲罰當然會衝擊國寶人壽的未來營運，但很明顯的是，並不能改變國寶人壽參與龍邦董監改選所造成的事實結果。 試問，不顧金管會承諾、在龍邦股東會行使股權投票的這項行為，難道不是事件中最有問題的部分嗎？為何金管會不積極查明這其中可能潛藏的「個人」動機，反而去限制國寶人壽「公司」的資金用途？ 而且，金管會只是重申國寶人壽「往後」不得再行使股權參與投票，言下之意，似乎是對於這一回國寶人壽「不甩」金管會的投票結果，有「這次就算了」的感覺。 如果是這樣，台灣公司治理的「監理機關執行力度」，恐怕還是難以避免被質疑，甚至是不被信任。「若龍邦董監選舉的過程有涉及不法，那麼，主管機關可考慮判定違法的部分選舉無效。」呂東英認為，只有這樣做，在公司治理的推動上才有更實質的意義。 在公司治理領域耕耘甚深的交大財務金融系教授葉銀華則認為，這次主管機關以「函令」的方式祭出行政裁罰，與先前只以「口頭」行政溝通有所不同，可看成是金管會對這次事件的正面回應，值得肯定。不過，金管會更要著眼的是，「該怎麼妥善解決長期經營不善的保險公司？」話說回來，在○八年立法院財委會建議修法未果之後，對於保險業在所投資公司股東會中行使董監改選投票權，金管會依然只能「道德勸說」；而事實證明勸說無效，更怕的是，此例一開恐造成未來更多類似亂象。或許，現在該是金管會「硬」起來的時候了。 淨值缺口持續擴大 國寶人壽近三年財務體質變化項目 2010 2011 2012 資產 487 481 534 負債 608 668 743 淨值缺口 121 187 209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保發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