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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者”韦奕礼离场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8736&time=2010-12-18&cl=115&page=all

重发展还是重监管?韦奕礼所信奉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监管”这一信条,此时仿佛正在受到质疑
《新世纪》周刊 特派香港记者 王端

 

  他被誉为“打虎英雄”,正值职场最佳年龄,却决意将提前离场,公开的理由是“只想回英国陪伴家人”。

  12月8日,韦奕礼(Martin Wheatley)突然宣布将于明年6月挂冠而去。作为香港证监会总裁,他自2006年6月出任此职,2011年9月任期届满。

  在他的执掌下,香港证监会一改“无牙”的传统形象,严厉打击股市内幕交易等失当行为,因而声誉日隆。韦奕礼亦获得“铁腕但执法有度”之誉,成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监管者之一。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突袭,也让他备受诟病。至今尚未收尾的“雷曼迷你债风波”的受害者,认为他未能阻止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不当销 售,负有监管之责。

  与此同时,他还承受着来自另一方面的重压。亚太金融中心激烈的市场竞争,如同一张无形之网,罩在香港上空——是重发展还是重监管?韦奕礼信奉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监管”这一信条,此时仿佛正在接受质疑。

  韦奕礼请辞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感谢他带领证监会平稳度过金融危机。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评价说:“在韦奕礼领导下,证监会成功应付了重重挑战,在国际间的地位亦日渐提升,且备受认许。”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韦奕礼“对加强香港监管架构有很大贡献,离职对证监会是一个损失”。

意兴阑珊

  圣诞渐近,寒风凛冽,漫步香港中环,可以感受到这位英籍监管者正在遭遇的压力。无论标志性建筑汇丰大厦,抑或遮打大厦,门前都摆放着花圈挽联,哀乐回响。雷曼迷你债的示威者在此聚集,发泄胸中不满。

  迷你债的示威者盘踞中环已两年多,近期的抗议愈发激烈,甚至封锁了遮打大厦的九个出口。遮打大厦八楼是香港证监会的办公地,示威者将韦奕礼的照片制成“遗照”,摆放在大门前。

  就在这一片诅咒声中,韦奕礼突然宣布将于明年夏天提前离任。当日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为何不做满任期、港府有否慰留等,韦奕礼只说大家都知道他 是个有强烈原则的人,“这就是一个决定”,无关政府压力,亦非另谋高就;并称明年6月之后,他在证监会任满六年,是适当的离开时间。

  香港《明报》引述未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韦奕礼当天通过电邮知会董事局离职的消息,事前董事局并不知情。

  “他的女儿要回英国上学,因此他要提前回去。”这是不少香港金融人士的说法。然而,接近韦奕礼家人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其家人对此事颇显忌讳,不愿多谈。就本刊记者的正面采访请求,韦奕礼一直未予回复。

  2005年6月,韦奕礼加入香港证监会。回顾过去五年,他曾如此总结:“证监会的工作相当忙碌,当中亦有困难的时候,但同时取得重大的成果。”他说,近年证监会致力于打击市场失当行为,成效显著。

  但他不曾料想,任内遭遇来自雷曼迷你债受害者的挑战。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台后,引发系列危机,数以万计的购买雷曼迷你债的投资者血本无归,部分受害者两年来在香港中环不间歇地示威抗议。

  其间,尽管香港政府提出最高本金七成的回购方案,但投资者仍不满意,要求百分百赔偿。香港证监会与销售雷曼迷你债券的证券商达成协议,新鸿基证券、凯基证券愿意向客户原价回购迷债。证监会又联同金管局,与银行达成和解,给投资者赔偿。

  时至今日,对于雷曼迷你债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并未有相关监管机构出面承担。事实上,社会各界对香港证监会在这一事件中的监管责任亦有争议。香港议员詹培忠认为,最大的责任者是金管局,证监会有技术上的错误。他并表示,不认为韦奕礼提早离职与雷曼迷你债事件有关。

  众说纷纭,毁誉不一,韦奕礼提前谢幕,可谓“未老还乡”。

“打虎英雄”

  “砰!”又是一个全中,最后一掷,使韦奕礼队最终夺得保龄球赛冠军。2010年新年前夕,香港证监会保龄球友谊赛上,韦奕礼与其爱将、证监会法 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施卫民(Mark Steward)各领一队。执意最后掷球的韦奕礼上场,他神情专注,助跑,掷球,全中,比分反超,转败为胜。

  韦奕礼曾供职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任副行政总裁。加入香港证监会后,他还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准则执行常设委员会委员、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委员,目前仍是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卖空专责小组主席。

  称他为“打虎英雄”并非过誉。“对于净化市场方面,韦奕礼很强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多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即使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市场动荡期间,韦奕礼及香港监管机构仍将较高的国际监管标准视为市场基石,并不迁就市场的不规范行为。

  内幕交易在内地一直被看做“取证难”的监管难题,而韦奕礼带领的团队在执法中显得驾轻就熟。其执法对象中,不少都是权倾一时的公司或基金。他曾 令内幕交易者在香港首次被定罪并送监狱。自2008年7月以来,目前已经有11人被判内幕交易罪成。此外,据FT中文网数据,仅最近三年,香港证监会就以 市场操纵罪成功起诉171人,占1989年以来起诉总数的70%。

  最引人瞩目的是,2009年9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董事总经理杜军因内幕交易,被判监七年及罚款2332万港元。这是香港被裁定内幕交易罪中职位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一例。

  同年,香港证监会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对曾叱咤风云的老虎基金旗下老虎亚洲基金(Tiger Asia Management LLC)及三名高管展开法律程序,认为其在年初卖空建设银行股份(00939.HK/601939.SH)的交易中,涉嫌从事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证监会 申请并冻结其总值近3000万港元的资产。

  今年4月,香港证监会就上述法律行动作出修订,加入了老虎亚洲基金涉嫌对中国银行股份(03988.HK/601988.SH)进行内幕交易的新指控;并申请法院颁令,禁止老虎亚洲基金在香港从事任何上市证券及衍生工具的交易。

  香港证监会也曾高调介入电讯盈科(00008.HK)私有化一案(参见本刊2010年第9期“李泽楷:成败电盈”),指有人买票操控投票结果,指责盈科拓展副主席袁天凡参与整起计划。法庭最终未批准电盈私有化。

  此外,证监会也曾调查中信泰富投资衍生品之事,并完成报告呈交律政司。对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及其妻杜鹃,证监会指控其涉及国美股份交易欺诈活动,并向法院申请冻结其资产。

  “在一系列执法风暴的背后,韦奕礼的作用不可小视。”一位接近香港证监高层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

监管角色争议

  在提高香港市场水准、保持香港市场公平透明方面,韦奕礼均有建树。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环球主要监管机构对于卖空交易都加强了监管或限制。

  但香港证监会并未一味跟风,对监管尺寸拿捏有度,被认为是全球对卖空交易控制最得当的市场之一。“韦奕礼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视野的人。”香港交易所一名决策层如此评价。

  他也因此受到争议。“在过去几年,韦奕礼似乎只扮演警察的角色。”接近证监会的一位人士说。香港证券学会前会长张华峰亦表示,韦奕礼对加强内地和香港经济合作了解不多,使香港证券界失去了不少商机;在监管上有“法、理、情”之说,但他更重视“法”。

  “与他的前任沈联涛相比,可能韦奕礼是一位优秀的执法者,未必是个战略家。”一名接近证监会高层人士说,“他有时缺少激情。”

  正所谓“旧邦新命”。过去数十年间,香港总是学习欧美,如伦敦、纽约,无论制度或是监管体系,都是与它们接轨,建立了较高的监管准则。不过,金 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格局正在重建,面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亚太区内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的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 对监管者提出新的要求。”

  一名接近证监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香港证监会应该担负几大主要使命,除了维护市场的公平和透明、保护投资者利益,还要发展市场等。在市场拓展方面,“似乎证监会一直不是很重视,或认为这是港交所或其他部门的职责。”

  对于监管思路,韦奕礼似乎也作出过微调。之前,他认为通过建立高标准的法规,把市场监管好了,市场变得有序了,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进来。近年这一思路有些变化,开始主张在监管及促进市场发展之间谋求平衡。不过,这种变化似乎并不明显。

  2009年-2010年香港证监会年报的封面上,是一名鞍马运动员,题目为“寻求平衡”。

新总裁人选

  就香港证监会的作为,一些国际监管人士认为,惟有保持目前较高的国际标准,才可以拥有竞争力,否则香港“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亦有不少金融人士担心,韦奕礼的继任者会否像前任一样,以铁腕打击市场失当行为,香港市场的高标准会否因人选变化而受影响。

  对于韦奕礼离任后的空缺,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将全球公开招聘,并强调“更换总裁不会影响证监会的良好监管传统”。

  韦奕礼亦表示,会配合港府物色新的接班人。他说继任人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诚信,专业,有监管理念”。

  目前香港证监会董事局成员中,只剩下四名执行董事。早前执行董事由六人组成,三位是国际人士,分别为韦奕礼、施卫民和简俊杰;另外三人是张灼华、何贤通、雷祺光,均为香港本地监管人才。外界评价说,“三外对三中,形成很好的制衡。”

  韦奕礼宣布离任之前,他的保龄球“队友”、证监会前营运总裁(COO)简俊杰(Paul Kennedy)已于今年初先行离职,其执行董事之位迄今仍未填补。余下的四名执行董事中,张灼华最为资深,香港《明报》认为他有可能接任行政总裁。张灼 华在2001年擢升为执行董事,目前主管政策、中国事务及投资产品部。

  不过,部分市场人士对这一人选表示质疑。曾任港交所非执行董事的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直言,若张灼华出任行政总裁,他会感到意外,“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有足够专业知识出任这要职……她过去的主要工作是共同基金审批。”

  接近香港证监会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面对香港金融中心角色的转变,新的接任者应该同时具备多项条件,“应了解国际规则,熟悉中国市场,并有发 展市场的勇气,尤其是新兴市场。”香港议员詹培忠则认为,接任者应能兼顾本地证券界与外资各方利益,以加强与内地联系,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亦有接近香港证监会人士指出,善用国际人才,是保证香港证监会执法独立及顺畅的要素之一。国际人士与当地的利益团体较少牵连,可以放开执法尺度。他认为应选择外籍人士出任,这样有利于减少裙带关系。

  本刊记者刘卫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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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玩具企业瘦身转型样本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31503.html

三角一些玩具、服装、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再次被成本压力逼近所能承受的临界线。

在玩具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东莞市坚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伟坚对这个传统产业的前景感到困惑。与很多同行一样遇到发展瓶颈,尽管订单逐渐回 暖,但同时成本也节节攀升,他暂时还无法找到有效控制成本的方法,只好选择将生产规模缩小,将玩具厂工人人数从最高峰期的五六千人减少到目前几百人。

珠三角大型玩具企厂数量有所减少,作为玩具出口贸易商的深圳市华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武对此深有体会。“今年来一直为找厂下单感到很烦恼,一 些常年合作的上规模港台资玩具厂家陆续关闭或转移,一下子很难找到合适的新供货商,欧美技术壁垒越来越高,由于担心小厂达不到要求,因此只好推掉了不少订 单。”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不断上涨,加上汇率波动,蚕食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一点利润。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今年11月对玩具、鞋等45家轻工出口企 业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自6月19日中国重启人民币升值以来,45家轻工出口企业中有35家出现利润下降,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升值1 个百分点,45家企业中预计将有20家利润率下降3%以上。

成本优势丧失加速,出口风险加大,面对新一股寒流,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步伐。

三大风险:成本、质量和贸易壁垒

李伟坚是在1989年加入玩具代工队伍中,凭着珠三角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过硬的产品质量迅速扩张,出口生意做得如火如荼,并成为了美泰、沃尔玛、迪士尼、肯德基等大型玩具采购巨头的供货商,在中国玩具制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玩具采购巨头对产品要求非常严格,会不定时派第三方来验厂,想要进入这些企业供货体系并不容易,例如为肯德基生产玩具赠品的企业,全球能达到 其标准的只有7家,我们是其中一家,肯德基采购量非常大,一个订单动辄上千万个玩具。”李伟坚谈到,他曾一度是以数取胜的,但最近几年随着原材料价格波动 太大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加上汇率波动,这种大规模代工出口的风险越来越大。

今年来,棉价大涨大跌令纺织服装行业陷入被动的状态,而在玩具产业则更早已经历过原材料价格的震荡。玩具行业原材料品种繁多,企业有可能仅一年内采 购的塑料原材料就上千种,没太大科技含量的玩具产品的定价与原材料价格密不可分,而原材料从2007年以来波动得非常厉害,玩具订单报价一不小心就会亏 损。

李伟坚与同在东莞设厂的玩具巨头合俊曾一齐争夺过一个上亿元的机器人玩具订单,他当时所报出的机器人玩具单价是200元,而合俊报价是150元,合俊以价格优势拿下订单。不过,李伟坚核算了一下成本,只要原材料上涨一点,按合俊的报价肯定是亏损的。

合俊在2008年10月轰然倒下,在业界引起一片哗然。在李伟坚看来,这不仅与金融危机爆发引起订单萎缩有关,更多还是合俊内部存在经营管理的问题,以削价竞争扩大规模导致连连亏损,最终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成本预算对劳动密集型的玩具行业来说至关重要,但这对大多利润在2%~3%的玩具企业来说也是极高的要求。最近几年原材料的价格震荡往往超出企业的 预期,例如塑料价格曾一度出现过上半年从11000元~12000元/吨上升到17000元/吨,紧接着在下半年又跳水到7000元/吨,过一阵又冲上万 元一吨。

“以前每月报一次价,因为原材料价格波动,近两三年来变成一天一个价,这对玩具出口企业来说非常困难,像肯德基这样的大单,从研发设计到交货的周期 往往是一年,普通订单从下单到交货也要两三个月,我们对报价束手无策。人工也在不断上涨,目前东莞工人工资普遍在2000元以上,今年来上涨幅度达到 20%~30%,而出口玩具要提价5%都不容易。”李伟坚对玩具代工的现状感到很无奈。

不仅仅是成本风险,欧美贸易壁垒渐筑渐高,也在增加玩具企业的出口风险。美国是中国玩具的主要出口市场,但近年来出口美国的中国产玩具频繁发生召回 事件,日前,美国进口消费品监管机构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如果中国玩具制造企业不根治安全隐患的话,将会遭遇更多的召回。此外,欧盟委员会将于 2011年7月20日正式实施《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该指令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最苛刻的玩具法规。

对于安全质量,李伟坚一点都不敢松懈,他身边就曾有朋友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2007年,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老板张树鸿以自缢的方式,回应了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对中国产玩具大规模召回事件。这件事情对李伟坚震撼很大。

押注瘦身转型

广东玩具生产大约占全球的一半。这几年来,目睹身边的玩具制造大鳄一个个倒下,李伟坚感叹自己的玩具厂能够生存下来实属不易,从去年起对企业进行大 刀阔斧的战略调整,一边将玩具厂迅速缩小到几百人的规模,一边加强了研发和设计,集中为一些中高端客户代工。与此同时,他腾出很大精力跨入LED灯具这个 新领域。

目前,国内企业一窝蜂涌入LED灯制造行列,李伟坚称,自己不是盲目地跟风踏入这个新兴行业,而是有计划地进行转型升级,在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大趋势下,必须提高产品附加值。

李伟坚初步的算盘是,年产1亿元产值的玩具,至少需要 2000名工人,而生产同样产值的灯饰,不到300名工人。一个玩具只能买几元到几百元,而一盏无极路灯可以卖到2000~3000元,一些LED路灯甚 至买上万元一盏,而且灯饰的原材料远远没有玩具的复杂,相对容易核算成本。

通过收购以及整合多方资源,李伟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已建立起8万多平方米的各类照明灯生产基地,拥有年产值10亿元的产品生产能力。

他坦言,LED灯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手中,该企业LED灯芯片基本还是依靠进口,但在LED灯开发应用和设计等方面取得很大突破,正在与一些照明光源科研机构合作从核心技术突围。

“国内外都在鼓励企业朝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这个新兴产业有很大市场空间,因此我们的节能灯从一开始就以自主品牌进军国内外市场,近日刚拿到一宗来 自智利的大单,因为之前从事电子玩具出口,熟悉欧洲RoHS指令等标准,也很顺利进入欧盟等市场。”李伟坚解释说,新兴行业更容易培育自主品牌,而玩具行 业已非常成熟,设计、品牌以及渠道基本掌握在美国、日本等玩具企业手中,而且中国玩具80%~90%以出口为主,国内缺乏玩具销售渠道,拓展内销也困难重 重。

在劳动密集型的玩具行业“瘦身”后,李伟坚明显感觉到成本压力减轻不少,对玩具订单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不急着依靠数量来维持工厂的运转,今年来一直保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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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的科学与艺术之二:思维模式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31904.html

略思维由两个部分构成:思维品质和思维模式。思维品质体现为一个人的判断力,思维模式体现为一个人怎么使用自己的判断力。思维品质是战略思维的基础,而思维模式,最终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是否具有战略性。

笔者通过测评企业领导人才发现,具有战略性的思维模式,有三大特点,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母表示:一个是A,一个是R,一个是T,放在一起,正好是ART,艺术。

A代表 aligned,即“目标一致性”,意思是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目标体系,叫做战略地图。关于什么是战略地图,我们可 以参考平衡记分卡的创始人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 Kaplan)和戴维·诺顿(David P. Norton)的《战略地图——化无形资产为有形成果》。目标一致性强的人,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而是有目的地做事。

R代表resource,即“资源敏感性”。意思是制定目标的时候首先考虑自身可利用资源的优势和劣势,SWOT分析里面的 S(strengths)和W(weaknesses),讲的就是对资源的认识。基于资源的战略规划(resource-based planning)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T代表timed或者timing,即“时间感”。意思是考虑问题时关注时间维度,平衡长、短期利益。时间感强的企业领导人审时度势,对环境变化敏 感,因而善于抓住商机;能够预见行业趋势,因而做事有前瞻性。SWOT分析里面的O(opportunities)和T(threats),讲的就是对环 境变化的敏感度。

一个企业领导人思维的目标一致性很强,那么,他对于企业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例如,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为了实现 “让汽车民主化”的最高战略目标,毅然决定放弃所有其他车型,只生产T型车。后来,又毅然决定放弃所有色彩,而只生产黑色的T型车。一个人的思维目标一致 性不强,属于战略思维的低级错误。然而,我们太多的企业领导人不懂得取舍,他们喜欢用“既要…又要…”的句型。苹果电脑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颇受追捧,其他 公司不是没有能力生产这些产品,而是不敢像苹果那样在产品属性上面做取舍。苹果电脑为了工业设计而牺牲功能性,不但没有失去消费者,反而使自己的产品对于 目标细分市场更加具有吸引力。

能够画出一个清晰的战略地图的企业,成功的概率远远大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航空业是一个不容易盈利的行业,美国的西南航空连续30多年盈利,是一 个奇迹。对于西南航空的奇迹,不同的人有不同版本的诠释。笔者发现,西南航空的诸多举措,包括航油期货、采购单一机型、使用二线机场、飞短线、快速周转、 简化机上服务、快乐员工策略、与工会搞好关系等等,完全可以排列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的战略地图。

一个企业领导人对资源敏感,那么,他会关注三大资源: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他意识到财务资源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基础,人力资源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保障。他懂得财务资源最难得,人力资源最难管的道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非常好地体现了对有 限资源的最大利用。花大钱做小事,是企业做精做强之道;花小钱做大事,是企业现金流干涸的原因。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思维资源敏感性不够,属于战略思维的中级 错误。太多的企业领导人无视企业自身资源局限,制定了过多过高的目标,结果以失败告终。德隆公司的失败,就是一个例证。它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在 于,它没有GE的资源,却照搬GE的战略,做GE在做的事情。

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时间感很强,那么,他对产品和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有着良好的直觉,知道什么时候该终止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开始什么事情。个人电脑 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对于有时间感的人,传统打字机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曾经是打字机制造商的IBM的几次转型,体现了其领导人卓越的时间 感。互联网的普及,在毁灭某些商业模式的同时,也给新的商业模式带来巨大的机会。未来的办公软件是否像谷歌预期的那样基于云计算,我们拭目以待。

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思维时间感不好,属于战略思维的高级错误。很多时候,商业评论家们很难找出企业领导人失败的原因,而往往用timing不好来搪 塞。虽然一些概念和理论模型涉及时间维度,例如投资回报率、货币的时间价值、波士顿矩阵等等,Timing仍然是A、R、T三个思维模式里面最难学习的。

为了提升战略思维模式,企业领导人必须时常自问:Why?(为什么做?)What?(我有什么?)When?(什么时候?)

(作者本名李峰,香港大学心理学博士,风里领导力学派创始人,著有《五大品质:卓越领导力心理基因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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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前程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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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来京出差,同学们凑了个饭局。读EMBA有个好处:就是能和各行业顶尖的高手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学,大家经常沟通,受益匪浅。

席间聊起各自公司的近况,想起最近关于一位知名企业家的传闻,正好有同学在那家公司担任高管,就向他求证媒体的一些揣测。

“都是无稽之谈。”同学断然否定了那些传言。然后把老板的打算和做法、公司董事会的安排娓娓道来,说得清清楚楚,一下子将我的疑问解释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这位同学说的话。

他所在的公司是业界龙头,读书时很多课程的案例都涉及他们公司,所以他经常被老师点名在课堂上现身说法。而他对自己公司的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管理 上使用的一些特殊的工具和方法非常清楚,每次都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遇有老师和同学的质疑,他还能以当事人的身份作出解释和说服,仿佛这些政策的制定他 都有份。

不仅如此,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用坚定地、不容置疑的态度维护他的老板。作为知名企业家,他的老板异常低调,社会上难免有些不同的声音。

由于从事管理工作,我养成了从细节观察人的习惯。我很欣赏这位同学。私下里,我认为他的前途无量。因为他无意中的这些表现恰恰是一个优秀职业经理人最难得的特质。

杰克·韦尔奇从价值观和能力两个维度出发,把员工分成四类:1.不认同公司价值观又没能力的人。2.认同公司价值观能力不够的人。3.不认同公司价值观但有能力的人。 4.认同公司价值观又有能力的人。

韦尔奇认为,第一类人对公司没有任何价值,应该毫不犹豫地让他们离开公司。第二类人能力不足,但他们对公司拥有忠诚度,这也是应该珍视的。可以考虑 调整岗位或对其培训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能力。第三类人有完成工作的能力,但由于不认同公司的核心价值,缺乏忠诚度。这种人在公司能够给他提供激励机制 时,可以和公司产生互相利用的关系,即所谓“合作”。第四种人认同公司的核心价值,又有能力,他们是公司的中流砥柱,是公司依靠的基本力量。公司里一旦发 现了这种人就要大胆提拔使用,把公司的权力和资源都交给他,让他成为公司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

很明显,我的这个同学属于第四种人,精明强干,朝气蓬勃,怀着阳光明媚的心态积极向上。作为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对自己的老板充满崇敬的信心,完全 认同老板的理念。更可贵的是,他能够透彻、准确地了解老板为公司确立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图,并且在毫不迟疑地贯彻和执行。遇有外界对老板有误解时挺身而 出,并且有能力消除之。这样的人,一定应该是被老板引为心腹,得到重用的。

我同时对他的老板多了一份敬意:能把自己的部下操练成这个样子,就是高手。有部下如此,加上他们公司在市场上优异的表现,可以判断他的管理团队整体质量很高。

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和上面这位的情况刚好相反,每次聚会时,总是听到他在抱怨自己的老板。

这位同学所在的公司在行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其中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是通常所说的“能人”。

这抱怨似乎从认识他就开始了,客观地说,作为旁观者、倾听者,他的老板似乎确实有些问题,比如公司文化的建设和管理的观念上不那么与时俱进,用人时总喜欢任人唯亲等。

当我这位同学EMBA学习结束,已经接触和了解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后,更是觉得自己的老板很落伍,常常恨铁不成钢。

按照韦尔奇的分类,他属于第三类人,有能力、但对公司缺乏价值认同。我曾经劝他离开现在的公司另谋高就,他也确实曾尝试着跳槽。但一来他们老板高薪挽留,二来别的公司没有特别理想的职位,就蹉跎下来,他也就一直抱怨着。

若不认同公司的核心价值,最好的方式是果断离开,另谋高就。生命是短暂的,不容浪费。

如果暂时无法离开,作为权宜之计就是向公司争取“合作条件”,考虑一下公司给自己的薪酬、期权收益、福利待遇、能使用的资源等因素能不能补偿自己的缺憾。

不过实话实说,从长远看这些都是浮云。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对职业生涯有明确的预期,要有确定的职业规划并且能克服困难实现之。过分地考虑眼前利益,是没出息的表现。

站在他老板的立场上,挽留他也应该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样的人和自己不是一条心,使用起来一定很别扭。而且他本人对公司没有什么忠诚度,一旦有事,第一个背叛公司的很可能就是他。眼下没有更好的替代人选,先凑合着吧。只要找到更好的人选,第一时间的选择就是换掉他。

这很可能演化成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结局: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而这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想要、又不得不接受的。

所以,在决定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或组织之前,一定要设法搞清楚它的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衡量一下自己能否与之契合,不合自己的心意尽量不要贸然加入。

必须要注意的是,世上的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大部分理念能认同就行。一旦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就要做一个坚定的追随者,努力修正自己不契合的那部分,让自己成为和老板志同道合的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搞清楚自己在价值观和能力的维度上处在组织的哪一个位置上,并学会作出必要的调整,是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也是决定你在组织中是否有前途的关键。

生活中我们会见到许多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的人,他们实际上就是那些不认同组织价值体系的人。他们其中有能力的是所谓“社会贤达”,会成为组织拉拢、利用的对象,但永远不会被信任和重用。

没能力的是所谓“志大才疏”的那部分人,他们的特点是眼高手低,对什么都看不惯又没有真本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备受冷落,沦为底层,成为最潦倒的那部分人。

要做哪一种人,你做好打算了吗?(作者为某房地产集团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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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不完美的控制 Bittermelon 苦中作樂

http://bittermelon2009.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20.html

初入內部審計(Internal Audit)這一行時,經常認為企業應該追求完美的內部控制,如果被審者不認同的話,我會視他們為懶惰,怕麻煩及欠承擔。

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當時的想法幼稚,工作了多年,最後才醒覺,一盤生意講求的是利益和成本效益,不能像藝術般去追求完美。況且,完美的控制根本就不存在,至少我未見過。

其實控制要去到那一個程度要視乎成本效益,當控制帶來的效益高於設置及執行的成本的話,這個控制就值得去做。

舉 個極端的例子,一家公司有幾百元現金用來做Petty cash,公司不會花幾十萬去買個夾萬來鎖這些現金,而且也不會在放置現金的地方特別加装CCTV,以及派護衛24小時守候吧,對不對?現實中,公司只會 花相配的資源去做控制,例如將現金鎖在抽屜,及找人不定期做盤點就已經可以了。

其實控制的設計要點在於「剛剛好」,有時比起追求完美還來 得辛苦和困難。因為如果要追求完美,時間金錢效益可以通通不管不理,就以上Petty cash的例子,夾萬、CCTV、護衛等通通都拿來用,乾手淨腳。但如果追求不完美而且要做到剛剛好的話,控制的成本效益就必需要考慮,較甚麼都不用理會 麻煩,是吧?

我不時都會收到從事內審的網友的電郵,而最普遍的提問是那裡可以找到流程的標準做法。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標準,因每家公司的情況不同,就算是相同的行業,不同公司的做法都可以不一樣,所以設計控制時要因時制宜,不要將所謂的標準當做聖經而硬套在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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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康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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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主席接受专访,谈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谈银行业监管新框架,也谈监管要“长牙齿”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胡舒立 凌华薇 冯哲

 

  12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下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第二天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外界一样,他密切关注这次会议对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定调。

  三天后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出“要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

  12月7日,当传出各家商业银行上报的明年信贷总量仍将达到7.5万亿元,与今年持平并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消息时,上证指数盘中即大涨。但相形 之下,连续五六年业绩保持高速增长的银行股却仍然低迷不振,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当天以绿盘报收。

  对于银行业的风险,最为关切的政府机构当属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

  如果说银监会成立后确立了中国银行业专业化的监管体系,现在的银监会则希望,新监管框架能为专业化银行监管升华的过程埋下另一块里程碑。在此基 础上,与国际标准看齐,根据中国的实践,建立一套更加完备、系统、有机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效机制,是银监会的目标。

  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成功上市后,正面临改革动力日渐消减的问题;近两年的信贷大量投放,更为银行业的未来积聚了风险。监管当局能否以更高的监管要求,据此倒逼银行业的深层次改革,亦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建造可靠的屏障?

  刘明康七年前首任银监会主席,此时站在“十二五”规划的新起点上,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负责人,有着明确的战略规划。12月9日下午,刘明康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回首银监会成立以来的改革路,亦对未来的新监管框架提出新的构想。

监管新框架

“要与国际监管改革同步,一是扩大银行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二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财新-《新世纪》: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新趋势应如何解读?银监会出台的相关政策甚至被认为走到了国际监管改革的前面?

  刘明康: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界痛定思痛,全面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虽然资本监管制度方面的缺陷既不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诱发条件,但却位于危机后改革的前沿,更说明了审慎资本监管的重要性。

  首先,最低资本充足率从原来的8%抬高到10.5%。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无论大小,2010年三季度末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6%。而且当银行低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业务会被叫停,风险资产不能随意扩张,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银行无限地铺摊子。

  第二条是核心资本率,国际上最新要求是达到6%(暂未实施),过去仅要求4%,其余4个百分点可通过债务工具来补充,这意味着普通股仅占资本金 的50%甚至更低。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中普通股占到了75%,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9.6%以上。发行债务工具补充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5%,这样 的审慎规定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另外,资本充足率的计算需要扣除八大项,其中有三项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的内容,另外五项我们已经净扣除。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如果扣除这八大项,资本充足率有可能降到负的1%到2%,要达到10.5%,非常困难。

  这一国际监管新规的最后宽限期是2019年1月1日。我当时想怎么那么远?怎么不“长牙齿”呢?当时在巴塞尔开会时我还开了个玩笑,可能还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但后来他们说服我,G20国家当中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反对,只因为他们现在实在做不到。

  财新-《新世纪》:听说你三次致信巴塞尔委员会?愿闻其详。

  刘明康: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监管当局直接参与了本次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的过程,一方面有机会深入理解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中积极反映国内实践,维护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利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监管改革中的话语权。

  我先后给巴塞尔委员会等机构写过几次信,阐述观点和建议,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迪拜债务危机发生时,我写信建议要高度重视主权债务危机,并关注欧洲,建议成立TASK FORCE(特别工作组)。对方很认真回了一封信,但是表示不用专门成立TASK FORCE了,已经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在那里加强这个功能。现在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超出了当时的预计。

  还有些信的内容是阐述中国对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看法。银监会坚持国际金融监管应高标准、严要求,提出要对金融危机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推进 全面改革,在资本定义、反周期超额资本、流动性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过渡期安排等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观点。比如对资本的定义,我们提出了股本 和留存利润,即等同于所有者权益。再如杠杆率,一些国家希望把CDS (信用违约掉期产品)量变对冲,这样就可以把风险资产降下一部分,但我们反对。这些意见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呼应,部分建议被采纳,已反映到巴塞尔委员会发 布的相关文件中。

  财新-《新世纪》:对比国际监管新规,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宣布全面达标?

  刘明康:应当看到,现在还存在国际上有,国内没有的监管规定。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努力,以跟国际上保持同步:一是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另一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这次国际新的监管框架提出,债务工具可以在监管者拉响警报的时候,强制转为普通股,承担损失。不能像这次危机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动用了大量 资金抢救银行,普通股缩水,银行国有化,股东被“剃头”,但债权人照样分红、分利息,安然无恙。当然监管者也不会轻易动用这种权力。

  另外,这次国际监管新规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覆盖面,即资本相对应的风险资产必须包括表内和表外,既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括交易账户。中国的银行业虽 然交易账户规模不大,但也存在或有风险资产。如银行经常就具体项目发贷款承诺函,过去从不记入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资产里。现在规定,凡是这种严格意 义上的承诺函,统统都要归到风险资产,以这一分母来要求10.5%以上的资本充足率。

  财新-《新世纪》:银行业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些规定是否有些超前、过于严格?

  刘明康:我们年初提高了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大型银行为11.5%,小型银行为10%,这一标准并没有高于国际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水平,而是不能后退的底线。

  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并非基于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建立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为银行国际竞争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因此,不能把8%做为底线。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按照8%计提的资本远远不能覆盖吸收危机期间银行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目前,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 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3%,英国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2%-14%。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世界前 50家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仍在11.86%以上,但其实际持有的资本仍不足以吸收危机期间的损失,更不能充分反映银行被动地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 本,包括倾销资产的连锁反应、信贷收缩阻碍经济复苏等。危机后提高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英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将资本充足率 标准提高至12%-16%。

拉响风险的警报

“对外讲风险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财新-《新世纪》:对于银监会提高的一系列新监管标准,银行是不是有意见认为,我们的资产以信贷为主,而非国际上以交易资产为主,风险没有那么大?

  刘明康:改革最大的成就是银行自我风险意识的加强。虽然中国以信贷资产为主,没有做CDO(担保债务凭证)、结构性产品的投资,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信贷风险很大。

  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我,提到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这次危机和自己是脱轨的。但是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包括中国。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11月后中国银行业加大了信贷投放了力度,因为要拉动经济增长和复苏,但也必然带来了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银监会2007年开五大行的董事长会和行长会,提出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要 从100%提到130%。大家当时不同意,不良贷款有100块,放100块不就是拨备了吗?为什么要提到130%?到2009年第一季度末,银监会把拨备 覆盖率要求提到150%,最后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是188%,现在是200%多。这意味不良贷款即使多冒出1倍来,我们还有足够的拨备去拼,把资本金 保护起来了。

  财新-《新世纪》:我们记得,银监会是较早提出要注意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目前解包还原的情况如何?

  刘明康:地方融资平台,我们是第一个拉警报的。2009年一季度银行业月均放款达到1.5万亿元,“两会” 结束后,我们在3月份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警示。在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当时里里外外思想都有些排斥,觉得怎么回事?金融危机还在肆 虐全球,这就开始拉警报,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不妥当的,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回过头来,经过一年的调查,现在几个董事长、行长都清楚了,他们都亲自带队下 去来验证银监会的提醒是否有道理,发现省一级的地方融资平台还好,到了地市就有问题了。

  我们从2009年3月起纠正地方融资平台的打捆式贷款、用票据占规模、“冲时点”等不审慎行为,4-5月起及时引导银行业从信贷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常态,信贷投放逐渐减少,并要求商业银行全面梳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解包还原,补足抵押和还款来源。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自成立以来每个季度向商业银行通报风险,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内容虽然并不完全公开,却一直深为业界关注,能否介绍这一做法?

  刘明康:金融界很奇怪,很多人不喜欢讲坏消息,因为背后是市场,要把市场稳住,不想把股票和债券砸下来。但 在风险方面,我是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比如平台公司有多少,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风险大,这些我都是对外讲的。对外讲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有风险 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银监会每个季度都会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分析全世界和全国的经济走向,提示风险。每次两个半小时,信息量很大。刚开始的时候请银行的高管们 来,张三李四都要请假,现在,他们是其他事儿请假也要来听这个会。我们在会上给的信息非常多,而且真实,另外被认为有很好的前瞻性。过去讲的许多问题,如 经济形势的方向、哪个行业过剩、潜在的风险等,很多都得到了验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动,也请他们讲讲情况。至于银监会提出的单项的风险提示就更多了。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明康:首当其冲还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房地产贷款风险最大的仍是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的这些贷款,风险不 在开发商更不在按揭贷款。按揭贷款风险较小,开发商的贷款是有风险,但是开发商现在都已经优选了,名单式管理,按在建工程的50%抵押贷款,一下子就把规 模压下来了。最担心的还是前面的土地储备贷款,又指向了平台公司。第三就是产能过剩风险。

  财新-《新世纪》:经过这轮危机和刺激政策之后,如果把前述风险都纳入进来,你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会上升到什么程度?

  刘明康: 2005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6%,超过欧美银行业的水准很多,但“十一五”结束时,银行业同口径的不良贷款率降到了1.2%。“十一五”的辉煌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实行更严格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把融资平台、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因素都加进来,我们估计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个百分点左右的不良贷款率是比较真实的和合理的。

  目前一般银行还能保持约2个点的利差,这使得即使拨备提高到200%还有利润。2010年,税后利润将超过7000亿元,比2005年大幅提升。

监管“长牙齿”

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

  财新-《新世纪》:也不乏意见认为,中国银行业有此辉煌的成就,与其说银监会管得好,不如说是碰上了国家付出巨大财务成本推动银行改革,以及遇上了宏观经济上升周期的大好机会?

  刘明康:银监会从2003年秉持着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的理念,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遇到问题就必须说,发生重大风险就必须追究责任。

  我举一个没有人花纳税人也没有花投资人的钱的例子。“十一五”开始的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数是上千件,涉案金额在50亿元左右,长期是 这么个水平。到“十一五”结束的今年,银行业案件数已经降到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涉案金额在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下降一半;每年因涉案处分的人,从过 去上千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和欧美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案件率已达到世界最好水平。亿元案件率、万家网点案件率,我们都好于欧洲水平、亚洲水平,这两个数字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证明了监管的有效性,建立了中国银行业的新形象,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还是长牙齿的。

  如果发生百万级的案件,我们坚持责任“上追两级”。因为虽然在网点案发,首先上级用人有失察之责;第二,出了案子说明制度不健全,让人有可趁之 机,把票据拿出去克隆,做假的章,借用人家的印鉴。第三,说明内控机制失灵,有了制度没有人查,制度形同虚设,底下的人胆子越来越大,这样的责任追究制 度,有效控制了银行业的案发率。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成立七年来,你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何在?

  刘明康:现在监管实践经过这次危机证明是成功的。银行业要健康成长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第一,不能脱离实体经 济,随意地创新发展;第二,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有隔火墙。银行上市、资本补充、发行债务工具可以要通过资本市场,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必须建 立在自己管理的基础上,不能贪图便宜,从资本市场上借短贷长,造成期限和收益上的不匹配。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暴露的淋漓尽致,起亚汽车就是这样倒掉的。 资本市场是过山车,丧失功能以后,就不能再融资,或者再融资的成本公司受不了,但如果投资、放款都是长期的,项目质量再好,不良资产再低,都要倒闭,因为 没有后续的资金,这也是这次危机很多银行倒闭的原因。这是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可惜的是金融市场上,无论国内国外金融从业人员的记忆都是短暂 的,狂热追求利润,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就提出来我们监管的重心就是风险,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第一是必须管住法人,要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第二就是管风险,监 管部门不管网点多少、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这些都是高管层和董事会负责,但是监管部门一定要管住风险;另外,公司本身应该健全内控机制,实现内部纠错的功 能,而不是光靠外部监管;最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凡是有杠杆率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必须提高透明度,接受投资 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的监督。

  财新-《新世纪》:那你认为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还需要努力的地方何在?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是什么?

  刘明康: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产生的风险集中问题,将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衍生产品柜台交易标准化合同和非标准化合同的清算支付使用不同的结算系统,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机制与安排,缺乏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和破产法庭;缺少高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

  第三,监管手段和方式方法仍需改进,监管资源亟待充实。要继续密切跟踪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银行业风险和资本造成的影响,继续探索完善具有前瞻性 的监管方法;要进一步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效能,切实推进非现场监管标准化工作,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并表监管,完善跨 境监管合作。

监管倒逼改革

“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底线守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是否也可以倒逼银行的改革?

  刘明康:本来就是这样。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的管理,风险大,资本充足要求就高,风险小,资本充足达标就可 以。再如我们现在推出来新的监管框架中有一个杠杆率工具,对资本扩张的限制性要求就更高了,不能在市场无限的发债借钱去打新股或者投入某个项目。虽然收益 率很好,但是高负债率是不行的。如果发现银行不审慎、信贷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计算也不准确,迁徙度(好的贷款向坏的贷款走的趋势——编者注)也比较差, 那杠杆率的要求就还要提高。

  财新-《新世纪》:你如何看待监管、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监管过严会不会以牺牲竞争力为代价?这也是业界所担心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银行对自己的监管机构就一直有意见,认为欧洲的监管比较松。

  刘明康: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

  这次危机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监管失察。纽约和伦敦一直在竞争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私募股权基金(PE)是美国的多,对冲基金是伦敦的多,两地都飚着政策,这种竞争使得监管者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害怕一管,就管住了竞争能力。

  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干,监管的成本是要花的,就跟人要做体检一样。监管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通过监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发展就会更好。底线守 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比如,这两年中国的银行对外兼并收购,总体很成功。工行去南非收购标准银行50%的股份;几家银行都在香港收购了网络,现在都盈 利了。

  现在全世界中国的银行,新加坡、首尔、伦敦、法兰克福,都是盈利的。我们要求这些海外分行和子行要做传统业务,追求盈利与合规,不要标新立异, 跟着中国客户走,服务于留学生、国内企业走出去,“十一五”期间中资海外行没有出现一次事故,境外的监管者对我们很认可,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管风险,如果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监管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刘明康:我们还是风险为基(RISK BASE),这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鼓励银行支持农业、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的增速。这是我们13亿人口的特点,民以食为天,粮食不能丢,小企业也不能丢。小企业创造就业最强,民营企业也主要是小企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不做限制,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从不多讲。

  财新-《新世纪》:今年初信贷突然放量,以后在银监会的强力监管下,每个月都非常精确地按照计划发放,不过到了10月、11月,又出现了信贷超计划发放的势头。今年新增信贷会突破7.5万亿元吗?

  刘明康:银监会一直引领商业银行严格按照既定的宏观信贷目标,科学把握银行业信贷投放节奏。我们要求商业银 行对信贷风险进行更为审慎、严格的管理,同时确保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得到满足,特别是确保在建、续建项目,不能“半拉子”,还有企业正常流动资金、 个人贷款需求及其他日常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大而不倒”争议

跨境资产的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关联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应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财新-《新世纪》:“大而不倒”一直是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难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这个话题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刘明康: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型金融机构的危机,矫枉必须过正。他们掏空了财政,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对经济的信贷功能,获得注资后,又去买美国国债去了,不放贷款。以后银行将被分两类,一类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类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前者尤其要加强监管等等。

  所谓“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以至于政府不能对相关机构采取破产、关闭等处置措施,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救助的情形。

  目前,各方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大而不倒”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建立起事前和事后的一整套解决措施。如何监管还有很多争议,如针对大 机构增加资本管制,这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社会组织都压着监管当局去加强管理。银监会一直认为对大机构的增加资本约束不一定是最有 效的,认为公司治理、加强监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但银监会赞成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逆周期资本要求。

  财新-《新世纪》:以规模来定,中国的五大银行全部都进入了世界最大银行的行列。但你为何会对以规模来定“大而不倒”机构提出异议?

  刘明康:这几个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并要放到国际的平台上监管,由国际组织进行运行稳定性评估、同行评议(peer review)。

  银监会非常赞赏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但认为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Size(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倒掉的雷曼兄弟并不是 最大的投行,北岩银行在英国也不是大银行,冰岛亦是。我们需要从全球关联度和复杂程度(包括交易复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等方面改进对“大而不能倒”机构 的评估方法,我建议这三个指标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个简单的规模指标。就是规模,也应该考虑跨境资产的规模,坏在国内是肉烂在 锅里,坏在国外才有溢出效应,影响别人。

   财新-《新世纪》:中国的几大行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无疑有着系统性重要影响,如何才能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

  刘明康:银监会正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具体的监管方法。理论上再大也要倒,不能有道德风险,但毕竟大型机构具有关联度,倒闭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我们对大型银行有一系列措施,应该说还是有效的。

  一是在监管资源上加大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在银监会内部,五大行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管。二是从今年初起,对大型银行新 增了附加资本的要求,大型银行11.5%,比小型银行高一个百分点。三是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束,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 握节奏和力度;坚决防止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过分复杂;四是所有新的监管规定首先要在大行上推进,如扩大风险资产的覆盖面等,大行的时间表要先于小银 行,2013年就要达标。小型银行是2016年达标。

  最后,继续执行严格的风险隔离与防火墙制度,“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或银行集团,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各类子机构,要完善监管方法,加强并表监管。

监管新挑战

“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财新-《新世纪》:你提到现在大的银行集团下面各类子机构很多,在目前新的监管框架下,跨业经营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如何才能有效监管?

  刘明康:我们允许,但是不鼓励跨业经营。

  现在很多银行底下都有保险、基金、信托、租赁、投行。我们一是用资本监管的办法,即对子公司的投资都必须在资本金中扣除,投多少就按比例扣多 少;二是并表监管,必须把公司的整个风险状况、损益都并进来;三是建立监管的防火墙。虽然银行、信托等都由银监会监管,但内部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的副 主席都不交叉。

  我们一并规定,银行在每个领域的控股子公司只能有一家,每五年做一次后评价,由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如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银监会有权通知这家银行全部出售有关子公司。和人一样,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这是要避免重蹈美欧的覆辙:一个伦敦的小子公司拖垮了整个AIG(美国国际集团),美国的一桩收购就让英国最好的银行汇丰(HSBC)亏了几十亿美元。

  财新-《新世纪》:像平安收购了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后,相应的监管怎么办?

  刘明康:平安集团是由保监会负责并表监管。保监会和我们的合作很好,最早签了详细的监管合作备忘录,2010年,针对跨业经营,我们实现了联合检查。现在证监会在查银行系基金时,也允许我们一起进场。

  财新-《新世纪》:不少商业银行还是希望重启资产证券化,借此来减轻资本和规模的矛盾。对此类金融创新,你持什么态度?

  刘明康:资产证券化有一个重大教训,目前还没有克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银行腾挪资产,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风险分散出去。

  分散风险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转给能够更好理解风险、消化风险能力最强的人,这样才能达到金融创新的目的,效率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和 投资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次资产证券化是把资产证券重新打包、组合、拆分、再组合,卖给了风险理解更糟和承受能力更差的老 百姓和金融机构,造成像香港这样的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风波,一直到现在法律手续都没有走完。

  二是资产证券化必须是透明的,不能让大家看不懂,必须是“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否则就会创造杠杆率,追逐利润,而不是追逐社会的效益,没有附加值。三是不可监管套利。

  在买卖双方都还没有把比赛规则搞清楚之前,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但是我们允许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之间也可转让资产,但都有前提条件。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在制定什么样的新政策,可以让银行有途径转让资产?

  刘明康:我们和财政部刚刚拟了一个文,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继续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上合格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也可以将资产打包卖给另外一家银行,但是必须通知借款人,“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条款。

  也就是说,不能搞三个名堂:第一,不能通过卖资产来规避监管对规模的控制。另外一边也做空中飞人,反正要回购,也不入大账,这绝对不允许。现在 我们依法叫停并且处分有关机构,禁止了监管套利的银信合作。第二,贷款可以在银行间转让,但必须征得借款人的同意。所有银行都应培养这样的信贷文化,尊重 借款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三,在银团贷款转让时,除非银团当中的其他成员放弃优先购买并同意转让的情况下,才可转让给第三方,抵押、担保的合同也要合法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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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亿吨钢铁“黑户”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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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最近的这次清查行动,目的是“追认”3亿吨“违规产能”中的一部分。谁是幸运儿?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张伯玲

 

  从北京驱车沿着京沈高速向北,行驶不到两个小时,高速路旁竖立起了无数冒着或白或黄烟雾的烟囱。这是中国钢铁重镇唐山市独有的一景,冒烟的烟囱代表着一个个正开足马力生产的钢厂。

  它们多为民营中小钢厂,在近十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大部分未经中央政府核准,被国家发改委称为“违规产能”,俗称“黑户”。

  根据工信部统计,中国目前7.18亿吨钢铁产能中,有3亿吨左右未获中央政府批准。当然,这3亿吨“违规产能”不仅仅包括民营企业,一些国有企业也隐藏着没有完成审批或核准程序的“违规产能”。

  对于一直处于“失控状态”的中国钢铁行业,一场清理大幕早已拉开,现在正临近第一幕的尾声。继7月工信部发布《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下 称《规范》)之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在1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清理钢铁项目的通知》。目前,工信部已经完成对上报钢铁企业第一次审核,国 家发改委要求在年底前完成钢铁产能申报表的填写。

  面对四部委的清查行动,3亿吨的违规产能究竟何去何从?谁能抢先获得“合法”身份?现在是钢铁“黑户”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规范”到“清理”

  “工信部已经完成了对按《规范》上报的钢铁企业的第一次审核。”工信部原材料司一位官员近日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透露,第一批符合《规范》名单已送到环保部,环保部审核通过后将公示。

  “第一批名单肯定是没有争议的或者争议较小的产能企业。”这位官员说。

  以“规范”来“追认”部分“违规产能”,原本是在工信部提议下开始的工作。早在2009年12月,工信部就出台了《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 件及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根据国务院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下称34号文)要 求,7月,工信部正式发布了《规范》。实际上,《规范》是以前述《管理办法》为基础,经征求各方意见形成。

  “《规范》主要针对当前钢铁行业生产过程当中存在的质量、能耗、环保、装备,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执行,进一步规范钢铁行业的生产经营秩序,抑制钢铁过快增长。”上述工信部官员解释说。

  《规范》对钢铁企业生产规模、工艺与设备以及环保标准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具体至排放标准、高炉容积都有要求。

  工信部公布的符合《规范》的钢铁企业,是否就意味着获得了钢铁行业的“准生证”,由违规产能变成合法产能?对此,上述工信部官员没有明确作答,仅表示《规范》公布的结果将作为有关部门核准和备案项目的一个依据。

  不过,一家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负责人对本刊记者透露,工信部出台《规范》是好事,更深层目的是想对之前违规的产能进行追认。“工信部的观点是这些违规产能虽然没批,但都建出来了,就好比小孩都生出来了,总要给户口。”

  这对于3亿吨钢铁“黑户”而言不啻于一次大赦。可是,当年拒绝给“黑户”们上户口的国家发改委答不答应呢?11月3日,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 保部联合发布《关于清理钢铁项目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对钢铁项目进行一次性清理,这让钢铁“黑户”们心中又蒙上阴影。

  根据《通知》要求,此次项目清理的范围为2005年以来开工建设的钢铁项目(包括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未核准的全部钢铁项目),由各省级发展改革委牵头清理,于12月31日前报送上述三部委。于是,很多钢铁企业又收到了第二张申报表。

  清理内容主要包括产能总体情况、项目核准情况、项目用地情况,以及项目节能环保等。“目前没有公布审核的具体标准,是因为需要等各地上报的钢铁 项目汇总后,再进行确定。”一位参与发改委清查项目的研究机构专家表示,对不同项目肯定会分别处理,“我们的标准也会参考工信部出台的《规范》。”

  钢铁业内资深人士分析,“追认”工作应该还会继续,只是由工信部启动的这项工作的主导权已转移至国家发改委,这对于谁能拿到“户口”会有微妙影响。

“黑户”因何而生

  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发改委和工信部的清查行动都是根据34号文的要求而开展,如果两者结合一起做效果应该会更好。“比如可以减少企业的申报工作。”

  更重要的,则是如何理解中国钢铁产业目前的“产能过剩”和“黑户”现象。“对产能过剩概念的误解和对需求的低估,落实在投资管理体制或政策上,是导致所谓违规产能出现的重要原因。”刘海民说。

  对过剩产能的误解,是简单地把产能减去产量或需求量之差当做过剩产能。这意味着只有“产能=产量”,也就是产能利用率为100%,才没有过剩。但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的研究,钢铁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达到85%即属正常,超过90%就意味着产能不足。

  这符合中国钢铁行业自身的经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两个年份钢铁产能利用率超过90%,分别是1993年和2003年,都出现了钢材价格成倍暴涨、进口钢材大量增加的现象。

  政府对钢铁需求过分低估,是钢铁行业内人士近十年来的共识。2000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参与编制的“钢铁产业十五规划”预测,2005年中国 粗钢消费量1.4亿吨,而该年实际消费量3.5亿吨;国务院2009年年初在《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预测当年中国粗钢消费4.3亿吨,结果实际消费 5.7亿吨;国家发改委2005年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预测中国2010年消费粗钢3.2亿吨(±7%),而今年实际消费量肯定不低于6亿吨。

  刘海民说,政府认为既然产能已经过剩了,就不用再增加产能,于是规定某些时期不新建钢铁产能,只有少部分大型国企的项目获得批准,比如首钢曹妃甸、鞍钢鲅鱼圈以及新余钢铁1580mm薄板工程等项目。

  可是,中国的实际钢铁需求仍在不断增长,政府的产能控制往往限制了国有企业,给民营钢企提供了发展机会。

  1999年,当时负责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经贸委提出钢铁工业要控制总量,国家冶金局于是要求大企业带头限产,淘汰落后装 备。时任国家冶金局计划司副司长单尚华后来回忆,国家经贸委下文限产后,实际上只限制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厂,“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比如江苏的沙钢集 团、山西的海鑫钢铁、复星以及目前唐山比较像样的民营钢铁企业,都是限产期间发展起来的。”

  北京钢联咨询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本刊记者,在未批先建的钢铁“黑户”中,大部分来自中小钢铁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年产300万吨以上的大 钢厂产量占中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48.3%降低到2001年的43.8%,而50万吨以下的小钢厂产量占中国的比重由9.6%上升到13.3%。

  导致企业“未批先建”的另一个原因,是钢铁项目审批手续复杂,耗时漫长,有时要两年才能完成审批,企业不愿放过市场机会,于是未批先建或者边建 边批。“建一个高炉我们从投建到运营不到一年就可实现,市场好的时候,当年就可有利润。如果等着政府审批,可能市场就失去了。”一位民营钢企负责人告诉本 刊记者。

  在这种无效的管制下,中国粗钢产能从2000年的1.27亿吨,膨胀至目前的7亿多吨,其中半数左右是没有审批的所谓“违规产能”。

“黑户”的未来

  一位参与发改委清查项目的专家表示,由于此次钢铁项目清理与“十二五”挂钩,他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不会虚报瞒报。《通知》提出,如实填报,严禁瞒报和弄虚作假,一经查实,涉及的项目将取消下一步整顿核准资格,所涉及地区“十二五”产业布局将实行“区域限批”。

  不少行业人士认为,这次调控是让一部分违规产能“合法化”的机会。“未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违规产能中,其中不少技术装备还比较先进,这些产能如果达到或者经过整改达到标准,应该合法化。”刘海民表示。

  中钢协亦持有同样看法。中钢协副会长罗冰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赞成将未获中央政府批准的产能都划为违规产能。“在这3亿吨产能中,虽然未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但大部分是经过各地方政府批准的,那些没有任何手续的产能极少。”罗冰生说。

  尽管工信部一再强调,此次规范公布的名单仅作为有关部门进行项目核准和备案的依据,但工信部官员透露,即将公布的第一批符合《规范》的名单中, 不仅有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这无疑给了一部分钢铁“黑户”一条最好的出路,但对于多数钢铁“黑户”来说,被兼并或者关闭也许将是他们的最终之路。

  中信证券钢铁行业资深分析师周希增认为,此次清查对大中型钢铁企业更有利。“大中型钢铁企业违规项目较少,而被清查出的违规项目又将给大中型钢铁企业提供兼并重组的机会,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另外,未来环保标准的提高将削弱中小钢铁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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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大唐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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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脚抢滩香港H股市场,华能和大唐一失一得,给后来的风电厂商留下经验教训
《新世纪》周刊 记者 杨悦 特派香港记者 王端

 

  没有人比瑞银和JP摩根投行部的人更关注华能新能源(00958.HK)上市的一举一动。作为仅比华能晚一天上市的大唐新能源 (01798.HK)承销商之一,他们深知,双方面对的几乎是同样一群投资者,而这些投资者现在对风电市场,对即将上市的两家风电公司到底怎么看,他们心 里还没谱。

  12月6日和7日,华能新能源和大唐新能源分别启动招股计划。前者计划发行24.86亿股,每股定价2.98港元—3.98港元,拟筹资82亿港元;大唐新能源计划发行21.43亿股,发行区间2.33港元-3.18港元。募资56.71亿港元。

  12月9日,是华能新能源公开发售截止日,香港市场上传来消息,华能新能源公开发售不足1倍。12月13日下午,华能新能源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鉴于市场环境变化以及近期市场意外出现剧烈波动”,暂停香港IPO计划。

  四天之后,同样不景气的市场,大唐新能源却在港交所挂牌。不过,华能的情况也让大唐倒抽一口冷气。15日晚,大唐新能源公告称,拟定每股2.33港元的底线价招股,筹资约47.73亿港元。

  两家巨头都选在岁末抢滩将风电业务登陆香港H股,却撞上了一个并不有利的市场时机。最终,在经营基本面上优于大唐的华能败下阵来,而大唐则得益于其低价路线和充足的基石投资,涉险过关,如期上市。

价高者危

  年底投资市场冷却,认购者情绪不高,国际形势不明朗,都为华能新能源上市之路蒙上阴影。一位接近交易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两家公司交易结果本应相差不大,差就差在发行策略上。”

  12月6日-9日,华能新能源公开发售,市场反应“很不怎么样”。另一位接近交易的机构人士称,“不仅公开发售不足1倍,连国际配售也不足1 倍。”他认为,华能(新能源)的问题出在价格“放得过高”,“势头没做起来”。上述人士称,“第一天1亿美金都不到,高端连二三成都没有。”

  受发行策略影响,华能新能源上市计划受阻,对大唐新能源亦有负面影响,大唐新能源有关人士透露,自华能搁置上市计划后,其发行情况亦不如前,华能新能源的撤退对投资者心理造成影响,对风电行业前景产生疑问。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欺负人。”一位接近交易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尽管业界公认华能新能源基本面优于大唐新能源,估值也不算高,但大唐和华能同时分拆风电板块上市,题材“撞车”。

  “市场环境不好时,投资者对价格敏感度非常高。”上述人士对本刊记者说。招股书显示,大唐新能源和华能新能源分列中国风电装机第二、第三名,均为各自母公司旗下惟一的风电平台。

  一位美资基金经理人认为,未来两年,华能新能源装机容量增速较快,跟龙源电力差不多,而大唐新能源则较差,“如果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华能(新能 源)。”一位风电设备制造商则以“大唐激进,华能稳健”评价两家公司,在他看来,大唐为筹划上市,在今年急剧扩张风电装机规模,大大简化了内部采购程序, 单独项目可自行定夺,无须向总部报批;华能则审批流程长。

  招股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大唐新能源装机容量占国内市场约10%的份额,累计控股装机容量2619.5兆瓦,2007年到2009年年复 合增长率达68.8%;华能风电总装机复合年增长率为246.2%。从经营数据上看,截至2009年,华能新能源风力发电利用小时数为2360小时,较大 唐的2016小时为高;上网平均电价,前者2009年为0.527元/千瓦时,后者0.480元/千瓦时。

  另外,去年才成立的大唐新能源,60%的风电装机集中于内蒙古,由于该地区大规模限电,大唐新能源今年上半年经营利润较2009年同期下降2%。

  一位投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大市消极情绪弥漫,投资者积极性普遍不高,早前长甲地产(00957.HK)、安迪苏(01095.HK)、中 国汽车系统(01283.HK) 及中国新材(01887.HK)均搁置上市计划,华能新能源是之后的第五家。而且,今年9月、10月机构盈利颇佳,加上全年表现超过预期,机构投资者普遍 没有动力冒险,大唐新能源的低价策略更能打动投资者。

  就发行区间看,大唐新能源市盈率13.16倍—17.96倍,华能新能源为14.5倍—19.8倍,仅差一个多点,两家都是央企,现在市场坏,“价格低,意味着下降空间更小,更符合机构当下保守投资的策略。”该人士称。

  作为央企风电上市第一单,国电集团旗下的龙源电力(00916.HK)凭借中国第一大风电运营商地位,2009年年底登陆港交所,以招股价上限8.16港元定价,超额认购234.58倍,筹资171.36亿港元,当选去年全球第八大IPO。

  但时过境迁,风电概念在海外投资者眼中,早已褪色。龙源电力难逃大市走低的行情,截至12月15日,龙源电力以7.03港元收盘,而较上市之初最高见11.8港元缩水不少。

基石投资定胜负

  基石投资者是此次奠定大唐新能源成功上市另一因素。公告显示,大唐新能源拥有七家基石投资者,鞍钢、中铝、国家电网、龙源电力、长江电力等“国字号”均现身其中。七家基石投资者共认购大唐新能源2.6亿美元股份,认购金额占募资净额的43.33%。

  大唐新能源的承销商告诉本刊记者,大唐新能源在基石投资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香港市场公开发行一般锁定金额约20%—25%,但大唐此次为了确 保发行,拿到了豁免权,锁定了约40%左右。而且,大唐新能源为确保顺利挂牌,亦在路演前争取到人寿、中银、淡马锡、中投等为锚定投资者。

  相形之下,华能新能源在基石投资者方面的阵容,则略显单薄,仅有国家电网、淡马锡、中银、中国城通等四家。虽基石投资者亦认购华能新能源1.6亿美元的股份,但与其9.5亿-12.71亿美元的发行规模相比,认购金额仅占发行总规模的12%—16%。

  “一个百分之十几,一个百分之四十多,压力显然不一样。”上述人士说。正是基石投资者的强大保证,使得大唐新能源在公开发售方面的压力大大降低,前述消息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认购比例大,亦保证了在至少半年以上的锁定期内,可以降低股价波动。

  华能新能源在这方面的准备显然输给了大唐新能源,“华能可能过于自信,反而失去了机会。”上述投行人士分析认为,如果华能新能源的基石投资能锁定30%的份额,情况可能会改观。

  双方对基石投资者的选择亦有差异。大唐新能源的基石投资者主要是企业,华能新能源的基石投资者多为财务投资者,清科集团银行部高级经理郑玉芬认 为,这两类基石投资者对企业的帮助程度不一样。风电是“食草型”企业,她比喻说,“资源是这类企业的立命之本,资源越丰富,走得就更远。机构投资者会比 较,谁拥有的资源更多?财务投资者,可不一定能提供资源。”

  传统的基金、专业投资者也更为看重中铝、鞍钢等这类企业投资。锁定约43%的金额,意味着半年锁定期内,市场流通可套现股份并不多,股价比较稳定,他说,相比之下,华能除掌握百分之十几的股票外,大部分股票都在公开市场流通,股价波动风险相对较大。

  在维护机构投资者同时,大唐新能源也在争取市场普通投资者,大唐新能源牵手香港富豪刘銮雄作为其基石投资者之一,投行人士认为,这会对公众认购 有一定的号召力。此外,郑玉芬认为,“大唐新能源拉来龙源电力作为基石投资者,也会影响市场投资者的判断,市场会认为同行看得更清楚。”

  从最后结果来看,慢一步有时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在市场形势不明的时候,但需要的则是企业快速应变,做出正确选择。现在,除了国电、华能、大唐, 中国五大电力集团中的华电集团,也在紧锣密鼓整合旗下新能源业务,筹划上市,谁都不愿多等,因为等下去,竞争会更加激烈。华能和大唐的一失一得,为后来者 留下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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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商城讨战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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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商城发动价格战,1.5亿美元可以烧多久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王姗姗

 

  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只关注了12个好友,其中有他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当当网创始人兼CEO李国庆。

  12月10日,刘强东在微博中写道:“刚有个网友发来短信抱怨,说老刘你的书是便宜,但也就便宜5%-10%,不给力啊。我说便宜多少才算给力?他说20%。我说:好,我们调整比较系统,从下周二开始,每本书都比对手便宜20%!”

  刘强东这番看似轻松豪爽的问答,被熟悉电子商务产业的人本能地解读为一份“讨战宣言”:一场围绕于京东商城与其两大对手——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之间的“价格大战”一触即发。

  在“讨战宣言”发布两天之前,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俞渝夫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宣布当当网上市,筹得2.72亿美元。以首日收盘价29.91美元/股计算,李国庆夫妇身价已超过10亿美元。

  李国庆喜气未退,就接到刘强东一轮微博叫阵,很多人认为刘在扮演一个“搅局者”的角色。12月13日,刘强东进一步主动燃起战火,不仅在微博中将次日即要履行降价承诺一事直接称为“12·14图书大战”,并且直接向对手发问——“国庆准备好了吗?”

  价格战在电子商务行业不是新鲜事,京东商城在2010年11月1日才上马图书项目,是否真的有实力叫板拥有十年出版类电子商务经验、市场份额长期稳居第一的当当网?

搅局者上微博

  从目前市场格局而言,京东商城、当当网以及卓越亚马逊是目前中国“自有库存模式”B2C市场当仁不让的三大巨头。其中,京东商城起家于经营3C家电产品的线上销售,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两家则首先在图书音像等媒体类产品的线上销售领域打下坚实基础。

  三家之中,京东商城在销售收入上遥遥领先,但是并无公开数字。不过,有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预测三家企业2010年的销售额大约为人民币100亿元、30亿元和25亿元。

  三大企业的战略目标,都是要成为综合类的电子商务公司,日趋激烈的竞争已在所难免。首要的第一仗就是要在商品的品类丰富度上,绝不能输给对手。

  11月1日,年初还放言“五年之内不做图书”的京东商城改口,“为满足用户需要”,“与时俱进”地推出图书频道。

  此时正值当当网上市路演关键时期。一旦当当网完成上市,竞争实力将比以前更强。刘强东在自己博客中对此直言不讳。“就是因为竞争,所以我们才不 断扩充品类;24小时开工建设广州、成都和武汉图书仓以提高配送速度;也正是因为竞争,我们才愿意保持20%的价格优惠,没有竞争,我们不会主动做这些 的!”

  当当网IPO招股书显示,截至2010年三季度,出版物在其销售收入中占据高达84%的份额。刘强东赶在当当网上市的第三天就开始降价大战,被业内人士多视为是进一步刺激当当网及其投资者的心理承受底线的举动。

  即使京东商城在图书在线销售上是“零起步”,仅仅凭借其已有的市场地位和用户积累,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当当网主营业务的兴衰具备“直捅心窝”的威慑效应。

  “从实力对比上看,刘强东的举动看似‘以卵击石’,效果上却可以帮助京东商城打响知名度,同时这场挑衅,多少也对目前急于稳定投资者信心的当当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冲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子商务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说。

从口水战到“封杀门”

  从12月12日到12月16日,刘强东忙得不亦乐乎。针对自己一手制造的这场图书低价大战,他先后发布了近20条微博,亲自卖力“直播”价格大战的盛况。

  “他们才刚刚10多万种书,而当当网已经60多万种图书,我们八成顾客能次日达,剩下两成是次日(第三天)达。”李国庆开始使用微博的时间,比刘强东稍晚两周,但他很快也效仿刘强东,主动担当起公司首席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1到2元的便宜也不能输。我们有价格指数调查,目前是全网最低价,我等着看谁送书能比我快呢!”面对刘强东的讨战,12月13日,李国庆在自己的微博中正式表态应战。

  12月14日,刘强东发布微博称:“今天凌晨,我们兑现了承诺,已经在京东价基础上再给会员打八折……如果网友们发现任何一本书的会员价没有便宜20%以上可以举报。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继续降价,确保便宜20%以上!直至价格降到零!!”

  数小时后,越战越勇的刘强东继续向对手发出挑衅:“如果国庆依然保持沉默抑或明日当当股价继续跌,我会考虑提价的。我只希望国庆明白:上市不代表无可匹敌,这场价格战你是打不起的!!”

  刘强东最怕的就是李国庆不应战。李国庆一开口,刘强东就在微博中迅速反击:“国庆,我们的图书品种已经22万种了,你的抓取系统需要改进了。至于配送速度,客户说了算。我们就别评论了。”

  事实上,刘强东在另外的场合曾公开承认,京东商城目前在图书配送方面只开通了北京和上海库房,未来三个月内开通广州和成都的图书库房,届时方能实现真正覆盖全国的配送能力。

  当当网则是经过十年的厮杀,已占据了整个图书零售市场10%以上的份额,在网上图书销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图书市场上下游企业均很松散的市场格局中,当当网对上游出版社企业具有很强的议价实力。

  这种实力很快得到了展现。12月11日,刘强东首次不指名地披露,有同行在媒体上发布“封杀京东”的威胁,痛斥“封杀实质上就是一种暴利垄断,试图扼杀竞争,维护自己既得的暴利”。12月15日,他公开指责当当网采取封杀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自从京东筹备书籍销售一年来,当当利用垄断优势,给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发去了禁止向京东供书的邮件,否则就要停止合作。”刘强东说。

  “封杀门”事件发生在12月14日京东商城对外宣布图书产品全面降价20%之后,部分图书出版机构于当时收到了一封来自当当网供货商的邮件。

  “京东商城以极低折扣销售相关图书,销售折扣低至五一折,导致当当、卓越系统自动跟进此销售折扣,严重影响到市场上所有与我公司合作客户的利 益。为了维护市场秩序,我公司特发出通报函,希望所有客户禁止向京东商城批销我公司图书,一经发现,我公司将立即停止向此批销客户发货。”这封邮件里写 道。

  当当网官方对媒体解释称,该电邮出自出版机构磨铁文化公司,而当当网员工只是通过私人关系拿到此信,在收到出版商针对价格大战的质询时曾转发此信“作为参考”,因此这一行为“不代表当当官方立场”。

  “我创业12年来第二次被激怒!一切都是国庆对我们封杀得太狠!几乎无法公平竞争!”刘强东公开在微博上对当当网两位创始人李国庆夫妇表示了强烈抗议。

  联想起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利用微博发动对腾讯的“3Q大战”,眼下两个电子商务企业之间新一轮微博口水大战,颇有些步其后尘的味道。嘴仗打得热闹,两家公司却距离“成熟运营”的企业形象相去甚远。

价格战玄机

  在刘强东宣布发动图书价格大战之初,李国庆毫不客气在自己的微博中回应说,“价格战是个假命题,大家都有比价工具,都降价了,谁也不会得到好处。”

  李国庆捅出的是电子商务市场最基本的一条价格游戏规则。对此,刘强东内心应该早有盘算——公开讨战的结果,势必会带着竞争对手一同降价。

  无论当当网、京东商城还是卓越亚马逊,日常运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进行抓取。三家之中一旦有一家先行降价,另外两家的比价系统就会在数小时内抓取到相关信息,并立即做到同步价格调整。

  “我们的比价系统完全是自动匹配调整价格。”卓越亚马逊公关总监金俊对本刊记者表示,碰到竞争对手调价必须跟进,否则就无法兑现对用户“天天低价”的承诺。出现价格大战,公司只能设法通过控制成本等手段,从内部消化降价对盈利带来的影响。

  12月15日,在京东商城执行全面降价第二天,当当网以庆祝成功上市为由,宣布站内图书音像举行“全场满119返30、满199返50、满 999返300”的促销活动。同时,先期已经默默跟随京东商城降价的卓越亚马逊也不再沉默,宣布针对圣诞、元旦双节,推出“全场图书降价20% 、全场免运费”的最给“利”特促活动。

  随后一天,当当网继续向媒体发布新闻通告,称从即日起斥资4000万元推出大幅降价促销活动,促销活动将涵盖图书、数码3C、美妆、母婴用品等众多产品线。

  不甘落后的卓越亚马逊亦发动第二轮降价攻势,宣布旗下经营的数十万种畅销书在网络最低价的基础上降20%后,将再参与满100返15元券活动。

  “顾客第一关注的肯定是选品,其次是价格,然后才是包装、配送、客服方面的体验。”金俊认为,当选品环节不存在太大差异,价格战在所难免。但是,根据目前图书线上销售利润率通常在10%到20%的情况来看,京东商城这样售价较对手直降20%的举措,只能是短线战役。

  “谁都不可能一直这么降下去。”优雅100创始人、前当当网营销副总裁陈腾华认为,每一轮价格大战都只可能是短期行为,而引发这样的降价潮,每 家有自己不同的目的。从广告造势的成效上,从博得用户认可度和产业链上游出版社同情加分的层面来看,刘强东主动发起这场价格大战颇有效果。

  但是,京东商城虽然在以往3C产品的线上营销中尝尽了低价策略的甜头,图书销售则远远不同。陈腾华说,图书是典型的“多品种”“低单价”“高毛利率”“低毛利额”的品类,与京东商城熟悉的3C数码的“少品种”“高单价”“低毛利率”“高毛利额”截然相反。

  京东商城自2004年初涉足电子商务以来,对外声称已经连续五年增长率超过200%,从3C产品领域而后进入到日用百货。根据2010年第二季 度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监测数据,在去除独立前的淘宝商城后,京东商城已占据中国B2C网络购物交易市场35.4%的份额,连续九个季度蝉联行业头名,其份额 超过身后第2名至第8名之和。

  “京东商城需要面对全新的仓储流程、配送费用、成本结构、品种效率管理、缺货率管理、仓储准确性管理、库存周转周期等众多挑战。”陈腾华说,以 三家的实力,短期价格战谁都能玩得起,但京东商城若想与久经沙场的当当网、卓越亚马逊分庭抗礼,一味低价绝非明智之举,如何制定一套更为灵活多样的价格反 应机制,才是京东商城需要花时间琢磨的。

  从2007年至今,京东商城已经完成三轮融资,最近一轮是在2010年年初获得老虎环球基金领投的超过1.5亿美元投资。

  相形之下,当当网刚刚实现IPO,暂时摆脱资金压力,而卓越亚马逊背靠资金实力雄厚的美国总部,对外一直声称“五年内没有盈利压力”,京东商城在机构投资者压力下扩张则更加迫切。

  刘强东近日也对外透露了扩张计划——京东商城正在全国建立一整套大家电采购、销售、物流配送、安装和售后体系。2010年京东商城已经在全国新 建10个配送中心,未来三年会建立40个-60个配送中心,力争在三年内覆盖国内95%的城市。此外,京东商城正在采购干线运输车辆,明年会大幅提升干线 运输速度。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1.5亿美元可以烧多久?业内人士推测,京东商城可能很快面临寻找下一轮融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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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工会在看着你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12-18/100208710.html

中国企业和其他企业有很大不同。”澳大利亚建筑、林业、矿业、能源工会西澳分会秘书长雷诺兹谈工会对中国公司印象

《新世纪》周刊 特派记者 赵剑飞 发自珀斯

  凯文·雷诺兹(Kevin Reynolds)身材不高,圆圆鼓起的小肚子,即使是坐在沙发上也难以隐藏。

  在回答提问之前,他先讲起了他的中国经历。

  1978年,他跟随一个中国政府邀请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来到中国,鞍山、沈阳、南宁、广州、上海、北京,这一圈跑下来,成为他此后了解中国的基础。

  雷诺兹是澳大利亚建筑、林业、矿业、能源工会(Construction Forestry Mining Energy Union,下称CFMEU)西澳分会秘书长,这个工会是澳大利亚三大工会之一,拥有14万会员。

  2010年11月的一天,雷诺兹在珀斯的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他说,工会与中国的工作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工会组织领导人还有幸见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雷诺兹自己则只能在天安门看看画像。

  “世易时移,个人与国家都在变化。我后来没有再去过中国,但是理解中国的发展。”雷诺兹说。

  时下最令雷诺兹关注的中国问题,是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工人。从四五年前,当中国人开始计划在西澳投资、建设和运营铁矿时,代表建筑工人利益的CFMEU就担忧来自中国的劳工会影响到本土劳工市场。

  争议最大的就是持有澳大利亚475类签证的劳工。

  根据澳大利亚规定,这类签证持有人可以在澳大利亚最长工作三年,以后还有机会转为申请永久居留权。不过,这类签证的申请人必须有亲戚或资助人担保,在澳大利亚工作工资等待遇也不得低于平均水平。

  雷诺兹和当地工人担心的是,中国工人会以低价优势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比如拿比当地人低的工资——尽管这样的工资肯定比在中国国内高很多,或者住宿、安全、休假等方面条件没有达到当地工人的水平。

  为此,工会派出代表常驻在矿区附近,监督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安全等待遇情况,以保证工人获得平等待遇。不过,由于法律禁止工会代表进入矿区,所以工会往往也有力不从心之感。

  一位在珀斯当地工作多年的华人告诉本刊记者,尤其在近几年矿业大繁荣、劳工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工人提出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所以工会在开展工作时并不那么得力。

  尽管如此,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却不能对工会的力量掉以轻心。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工人可以委托工会作为代表与雇主公司进行“企业合同谈判”(Enterprise Agreement Bargain),一般每三年一次,对每年工资的上涨幅度以及其他待遇条件都有明确约定。

  如果工会得到工人的支持越多,自然与企业谈判的力量就越强,而企业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财新-《新世纪》:工会主要关注中国工人的什么问题?

  雷诺兹:我得告诉你,我们一直很小心,确定我们的会员避免遭受种族歧视。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说不要中国人、菲律宾人或新加坡人,而从英国来的工人就可以。我要说的是,他们都是一样的。目前,在澳大利亚持475签证最多的来自英国。

  中国签证劳工的问题在于,他们语言不通,担心而且相信如果对食宿、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安全等提出投诉的话,会被雇主遣送回国。这是不对的,其实雇主不能。

  财新-《新世纪》:是否收到过工人的投诉?依我所见,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待遇远远好过在中国。

  雷诺兹:工人在澳大利亚的待遇比在中国好,问题是这个待遇低于澳大利亚的工人待遇。我们工会的目标是所有工人同工同酬。

  财新-《新世纪》:工会是否要与工人达成协议,才能够代表工人?

  雷诺兹:不是,澳大利亚规律规定,不论是否属于工会会员,都应该得到这个国家适用的工资。这也是关于475签证的法律。你不能付给475签证工人比澳大利亚工人低的工资。

  财新-《新世纪》:目前这个工资标准是多少?

  雷诺兹:取决于工人在什么地方工作。如果是在城里,有的可能不超过每周1500澳元(约合9901元人民币)。如果是在北面(矿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至少工作六天,能挣到每周3000澳元(约合19802元人民币)。

  财新-《新世纪》:中国企业是否与其他来投资的外国企业有很大不同?

  雷诺兹:毫无疑问,有很大不同。我与中冶的管理层见过,努力想说服他们应该与工会达成协议,但他们不想。现在,必和必拓、力拓都有工会协议。

  财新-《新世纪》:工会对此做过什么调查吗?

  雷诺兹:是的。我们有两名代表长期在卡拉萨(Karratha,距离中信泰富在西澳中澳铁矿项目最近的一个 小镇,亦为当地矿区的中心镇)。我们还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在中国制造,然后运到澳大利亚来,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凡是能够在澳大利亚制造的,都应该 在当地制造。如果不能赚钱,他们就不会来了。如果来了澳大利亚,就应该遵守这里的法律。

  财新-《新世纪》:从外国进口并不算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吧?

  雷诺兹:不违反。我并没说他们这样违反了法律。我们所说的是,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对进口进行限制。

  财新-《新世纪》:工会这边如何来接近中国公司,使中国公司接受工会?

  雷诺兹:我们希望中国公司来到澳大利亚,让工会代表工人来与他们签订劳工协议,保证他们引进的工人得到法律 所规定的待遇。不仅仅是矿区,在市区里也同样。两周前我们碰到一件事,有不少装修工人的工资比法律要求的低很多,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公司向这些工人支 付了按规定要求的工资。我们准备雇佣能讲中文的人,还准备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发行中文的刊物、印刷品,向工人宣传政策。

  财新-《新世纪》:我也听到一种说法,由于目前澳大利亚劳动力紧缺,工人们的要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这样工会是不是很难开展工作?

  雷诺兹:问题出在475签证工人,他们是在雇主的资助下来到澳大利亚,所以会担心可能失去资助而被迫回国。 如果没有资助人,移民部门只给他们28天来找新的资助人。所以,他们不敢说话。我们碰到过一件事,12个中国工人挤在一间屋子。而法律规定的是签证工人必 须获得一定的住宿保障。

  财新-《新世纪》:你需要经过公司的批准去跟工人接触吗?

  雷诺兹:我们只能在工人不当班的时间与工人谈话。我们不能进入营地,所以只能在营地外与工人谈话。我们在晚上举办烧烤,提供喝的,吸引工人到营地外面来,然后这样才能交谈。这是最近四五年才有的规定,以此之前,我们是可以进入矿区与工人谈话的。

  财新-《新世纪》:报纸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计划放松对外来劳工的政策限制,以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工会对此持什么立场?

  雷诺兹:在澳大利亚西部劳工短缺,但是在东部墨尔本、悉尼有很多失业者,政府应该提供经济援助让这些人转移到西部,给他们提供机会。

  本刊实习记者蒲俊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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