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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規定，未滿十五歲的童工放學後工作不得超過四小時，且只有影劇、餐飲、發傳單等行業才能僱用童工。這種規定將使童工受到更大傷害。 首先，童工工時被限定為四小時，若這個限制真的有效，那就使僱主可僱用的整體童工總時數下降，他們須支付童工每小時更高的工資率，才能爭取到已變得更少的童工時數。 在僱主競爭下，童工的工資率上升，但這又會使童工想工作更長時間，或吸引原本未就業的童工也開始工作──這是「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的另一說法。然而童工的工時卻被政府規定限制住，這就變成：更高的工資率，使更多童工想工作更長，但檯面上僱主想僱用的工時卻沒那麼多，這些童工必須競爭那檯面上變得更有限的工作機會。 也就是說，在更高的工資率下，童工的勞動供給量大於需求量。這種政府規定造成的供過於求，將使童工對工作機會的競爭，以非價格形式呈現。或許是要和僱主套關係講交情，或是須具備僱主偏愛的特徵，才能找到工作。 這種非價格競爭同樣要消耗童工資源，在邊際上將抵銷童工因工資率上升所增加的收入，某些童工即使最後能獲得這有限的工作機會，他們也不會變得比以前更好，這就是「租值消散」。 其次，生產者僱用童工，是因為他發現此舉比僱用成人更有利。童工課後願意工作，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段時間用來工作賺錢，會比用來睡覺看書更好。只要生產者與童工認為有利可圖，政府的規定就不可能消滅這種雙方互利的交易，充其量只會使這種交易轉入地下，結果就是部分童工淪為地下黑工，他們處境反而變更糟。 同時，什麼樣的家庭會讓兒童出去工作？一種情況是家長或監護人收入太低，因此孩童須出外工作貼補家用。政府限制兒童的工作時數，或禁止他們在某些行業工作，等於剝奪他們賺更多錢的機會。《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曾自承他做過月薪只有港幣六十元的童工，他說「（如果當時）找不到工作餬口，我便大有可能鋌而走險、作姦犯科。」如今政府限制童工時數，不准他們去做某些工作，讓這些兒童無法賺更多錢，不就是逼被生計所迫的兒童去「鋌而走險、作姦犯科」嗎？ 再說，限制兒童課後工作時數，這些孩子就會在家乖乖唸書了嗎？本來這段時間他們還可光明正大的工作賺錢，但政府卻規定他們不准再工作。接下來這些孩子做的活動，一定是比原先他們去工作還要更糟的活動：或許是無所事事、四處遊蕩，被有心人吸引加入犯罪集團。官員們出於善意對童工的限制，到最後只會逼一些兒童走上更悲慘之路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