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諾貝爾經濟學獎新科得主談危機，對中國金融現象作行為金融學解釋◎ 財新記者 王力為 文wangliwei.blog.caixin.com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 （Ro bert Shiller）是個對於非主流觀點敢想也敢說的人。1981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文，質疑當時如日中天的有效市場假說。22年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講中設問， 「為什麼人們對有效市場假說依舊如此著迷？」台下坐的，正是有效市場假說的代表人物、與他一同獲獎的尤金 · 法瑪（Eugene Fama） 。 縱觀席勒的職業生涯，他數次成為「非主流」觀點的堅定擁護者，而且時間證明他往往都是正確的。他於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榮》 ，分析了全美民眾對股票投資過度著迷這一眾人皆知但無人承認的社會現實，並預測互聯網泡沫的破裂。2005年起，他接連著書、撰文，成為最早警告房市泡沫的滋生和破裂將引發危機的人之一。 2010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將他評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位思想者之一，評語為， 「因他將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拉回現實。 」以他名字命名的標普 / 凱斯 - 席勒房價指數（S&P/Case- Shiller Home Price Indices）已成為美國房市的風向標。近期，席勒在獲得諾獎後首次到訪中國。財新記者專訪席勒，試圖窺探他對危機、中美房市和金融監管的「非典型」看法。 危機缺席 財新記者： 對於中國經濟近來的放緩和隱現的「硬著陸」風險，你怎麼看？ 席勒 ： 我對中國近乎奇蹟般的增長印象深刻。現在增長放緩，但人們應該意識到，這是正常的經濟波動，不應對長期快速增長後的趨勢性放緩感到不安。 據我所知，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還 沒有經歷過哪怕一次長時間的經濟衰退。隨著經濟持續前行，中國遲早會經歷衰退。衰退的可能性對中國人來說可能是很大的心理衝擊，但它對於一個具有高度活力的經濟體來說是很正常的。 在自由市場裡，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但總有一天會因為某些因素而產生恐懼，而後保守行事。 財新記者： 政府是否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拖延危機的到來？是否只有發生危機才能讓人們達成共識、厲行改革？ 席勒 ： 這確實是個問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活動仍在延續，至少是某些類型的刺激，如在美國，貨幣刺激持續、財政刺激反倒缺位。 我並不希望中國發生危機。但如果出現一次真正的危機，或許會是一次機會。看待危機必須有正確的態度 。很多人曾提到，不要浪費危機所呈現的（改革）機遇。我認為，各國並沒有很好地抓住2008年危機的機會，推行改革。我們本應做得更多、更好。 財新記者： 中國的地方債問題，是否能從美國的過往經歷中獲得鏡鑑？ 席勒： 根據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我確實擔心地方政府過度舉債的風險。 美國歷史上曾經歷過兩次主要的地方債務危機，19世紀30年代的一次或許對中國更有借鑑意義。當時，美國各州政府在同一時間、極富野心地大規模鋪開運河、高速公路、鐵路修繕項目。人們極度樂觀的情緒在空氣中都能嗅到。 但一場危機不期而至，項目仍未完成，一些州政府的錢花完了，九個州政府因此破產。此後，所有的州政府都改變了他們的債務管理模式，嚴防過度借債。 因此在之後200年的時間裡，沒有發生過一次州政府破產。 我有時也在思索中國的情況會是怎樣。中國自鄧小平開啟改革以來，時間不長，也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危機。通常來說，危機是最好的學習機會，促使人們做出改變。我在想，中國的地方政府有可能過多受中國長期飛速增長的影響，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對危機的後果放鬆了警惕。 財新記者 ： 中美貨幣政策都對房市有影響。你覺得當下美國房市的狀況對於中國有何借鑑意義？ 席勒 ： 我擔心目前美國房市的持續繁容，與政府的刺激政策高度相關。首先，利率水平極低 ；其次，美聯儲仍在持續購入房屋抵押債券，儘管購買規模由於量化寬鬆政策的退出正在減小；第三，「兩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聯邦住房管理局，都是政府極力擔保房屋抵押貸款的典型體現。 美國仍然沒有推行根本性的改革。 其中一項是，對「兩房」怎麼辦？政府應該退出對房市的擔保。這樣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仍然陷於危機時期的思維模式之中，而沒有去思考怎樣讓整個體系運作得更為健康。 財新記者 ： 對於房市起落，你說過不應盲從社會主流觀點，去相信房價永遠不會下跌。你會對中國人說些什麼？ 席勒： 中國人是無辜的，因為他們還 從來沒有經歷過一次真正的危機，而是一直在體驗房價快速的上升。但他們或許忘了，人類的錯誤會慢慢發酵。就好像在坐過山車時，人們在某個瞬間誤以為它會一直上升，一些人因此振臂高呼。 這會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重在監管 財新記者： 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對高收益產品的投資看成是完全沒有風險的。他們需要怎樣的投資者教育？ 席勒 ： 問題其實就是，會不會終有一天出現危機。我不知道中國人對政府最終擔保這些產品有多大的信心。或許最終並不一定都會擔保，不是嗎？ 財新記者：你在此行質疑了餘額寶「作為一個貨幣基金產品幾乎不存在風險」的觀點。為什麼？ 席勒 ：2008年危機期間，貨幣基金市場的大規模贖回製造了恐慌。人們對於貨幣基金市場的反應，與銀行擠兌沒有多大區別。當時政府出面擔保，才穩定了市場。政府確實需要扮演最終的風險管理者。但正因此，不少美國人建議貨 幣基金應該交納相應的準備金。 在互聯網時代，事態的發展往往很快，某種程度上帶來更大的危險性。因此監管機構需要時刻為危機做好準備，絕不能假定某個市場不存在風險。 財新記者： 你說過人們對於改革抱有極大的期待，但現實是監管部門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激勵，來推行有效的、但高度技術性的改革。這如何解局？ 席勒 ： 完全是的！我今天上午在與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的交談中，問他「你有足夠的人力嗎？」他儘管不願承認，但還是說， 「我沒有。 」金融監管是一個很複雜的領域，需要很多的人力以及專業知識。 理解金融數學的人才，在我看來已經是不多見的了。但他們中有不少因為缺乏法律，或是行為金融學方面的知識，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因此需要兼具這些方面知識的人才，才能構建一個好的監管體系。另一點是， 不僅僅是僱傭更多的人， 應該給他們更高、 更合理的薪酬。 或許有不少人會因為愛國或出於個人使命感而選擇監管工作， 但他們還是要養家餬口的。 財新記者： 金融在你看來是一個工具，那麼金融業是否在現代經濟中佔據了太過主要的地位，汲取了太多人力資源？ 席勒 ： 確實很難弄清楚究竟多少人從事金融工作合適。在我看來，金融承擔風險管理、資源分配的功能，是支持經濟活動在長期內持續的一個核心工具。 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仍然認為，金融業對經濟體的創造力具有異常核心的作用。所以我事實上期待著有一天，眾籌或者互聯網金融能對社會做出比今天更大的貢獻。 人類有時確實是自私的，但只要有足夠的監管，金融業的問題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只需要政府監管機構發揮作用，還需要金融行業的自律。金融行業的領導者們需要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財新記者 ： 中國投資者面對投資機會往往一擁而上。行為金融學對此作何解釋？ 席勒 ： 人類的心理是複雜的，他們會在一些時候為未來考慮，顯得異常保守，但在另一些時候經不住投機的誘惑。不少中國人告訴我，中國人很喜歡賭博。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直到有一次我在新西蘭惠靈頓的一個賭場，發現一半的玩家都是中國人。另外，中國人對於運氣似乎有著超乎想像的虔誠態度。 當然，這也是因為中國經濟還比較年輕，市場經濟只運行了30年，還未曾經歷自由市場運作時間更長的其他經濟體所經歷過的。 財新記者 ： 問題是否也在於中國的金融市場不發達，百姓的投資選擇有限？ 席勒： 對。但是中國人卻可以投資比特幣。比特幣基本上是我見過的最瘋狂的投資標的。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