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晚天氣依然寒冷，筆者和一班中學老師打邊爐。不知甚的扯上了中國問題，其中一個教通識科的人之患捧著陳桂棣和吳春桃所著的2003年(Com’on！已經係十年前的書！)名著「中國農民調查」侃侃而談中國當下的「三農問題」，認為中國農民被共匪剝削民不聊生而必定倒台。言猶在耳，另一名人之患亦批評來自農村暴發戶財大氣粗，不滿這些鄉巴佬話沒有他們來港購物香港人只有乞米。這可令筆者心中不禁暗笑，皆因這些鄉巴佬咀臉跟十多年前筆者所認識經常上莞城、厚街、樟木頭、長安的歡場浪子滿懷憐憫之心傾訴沒有他們這些港人足慾便沒有中國經濟奇蹟的恩客心態一(Q)樣。根據筆者經常北上的經驗和各種道聽途說，這些人之患和不少香港人一樣，對共匪和強國的認知和現況有很大的落差！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這可是作為城市人的香港人和西方社會經常看錯中國國情的根本原因。而在中國的農村經濟中，祠堂是掌管農村的政治、社會、宗教和經濟的組織。一般而言，鄉里的經濟基於農田，而族人的生計和承傳便是靠由農地所產的農作物而生，套用今天的術語便是靠農地的租值(Rental Yield)過活。「慎終追遠」是祠堂強調具有宗教意味的孝道，大意是記念某太公作為朝中名重一時的功卿(貪官)，功成身退(刮夠之後)後吿老歸田，購置田產(單以數千石薪津可買田買地？)躬耕(實際上是租給外姓人耕作)鄉里，不求聞達於濁世而成為一代名士(批評朝廷的腐敗)。太公仙逝，田產猶在，便交由族人管理的祠堂負責營運。兼每逢春秋二祭也好，初一十五也好，來個「太公分豬肉」，其實便是根據血緣來派發田地的租值。倘若太公沒有豬肉分，族人的孝心能否維繫天曉得？！另外亦以祠堂基金營運私塾教育族人子弟，希望未來再有一子嗣高中科舉再效當年太公成為朝中大員 (貪官)，關照族人「雞犬皆升」。說穿了，祠堂其實等於當今中外地產金融霸權透過私人銀行開立的家族信託基金(Trustee)矣！
毛匪自1949年一統中原後不久便實行土改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因此擁有數千年歷史而依賴土地經濟的祠堂亦一夜間消失，接著依附在祠堂的文化(如儒家思想)乃至族人的關係亦因此煙沒。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強國人不忠、不仁、不義、不信、不孝(當真否？！筆者可不知道！)，其原因或許是跟土改後建基於祠堂的政治、社會、宗教和經濟關係崩壞有關。土改後理論上原有的產權已經消失，經過了若干的左傾路綫後中國土地產權大抵在1978年許變成了一種農村集體公有制模式。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意識形態由左至右，大國崛起加上當今共匪官場亦繼承了中國五千年貪污的優良文化傳統，令近代中國農村土地經濟開始出現了不少微妙的變化。
今天皇崗口岸商廈林立，但在十年前還未來通關時皇崗村只是爛地、農地、廠房和滲雜在其中的足慾店。當年深圳市政府為了實現經濟轉型，決心把CBD由羅湖搬到福田，並開通24小時通關的皇崗口岸。當年皇崗村由村公所以農村集體公有制模式持有土地，由於深圳市政府出手闊綽，不少村民一夜間富起來。不過當年皇崗村村民非常明智，「洗脚上田」後保留部分資金和土地成立集體股份公司，並聘請了世界著名設計大師Larry. K精心設計樓高268建築面積超過10.14萬平方米的皇崗商務中心。
皇崗村的「洗脚上田」模式在中國近十多年經濟起飛土地有價迅速被全國各地效法。據筆者的損友莞城姑爺所言，其來自河南農村的QQ女友近日突然間不愁衣食，因為她的村最近亦受惠「洗脚上田」政策，經村公所賣地所得獲「分豬肉」近十數萬块人民幣。其實這種「洗脚上田」現象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收新界農地的現象大同小異。不過由皇崗村處理賣地所得的處理手法，似乎更比當年新界原居民更為進步，亦甚有解放前祠堂經濟學的影子，這更引證祠堂、土地和族人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關係本來是出於非常實際的考慮而非什麼虛無縹緲的儒(愚)家思想。2011年烏坎村事件便是「洗脚上田」遍地開花的一種現象，其原因本質上只不過是強國土地產權概念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之際，加上地方官員勾結地產商和村長貪污侵呑部分地產款項的結果，而非什麼民主抗共的起義事件，這些政府跟村民收地的爭執在港英年代亦時有所聞。
筆者有一奇怪念頭，便是中國家近半世紀所出現的變化由右至左再轉回右不單是中國歷史上罕見，亦是世界上的異數。利用中國當中光怪陸離的現象去引證和剖析西方學究經濟學肯定非常有趣。正如筆者拙文「彭麗媛高歌白毛女的玄機」中指出，習總的土改2.0是中共自當年土改1.0以來一項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大右轉，䆁放了農地的經濟潛力令「…未來中國的三農問題將不會是溫飽而是錢多到洗唔晒！…」倘若筆者推測正確，自命天之嬌子的糞青應效法慕容雪村名著『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的大學生陳啓明，儘快北上溝國內村姑黃芸芸，搏她將來有田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