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前世行中國主管黃育川撰文表示，中國的投資佔GDP比例高（顯著高於日本和韓國的最高水平）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問題。
黃育川認為，這種現象僅僅反應了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隨著新興城市化工人收入提高，中國居民的收入和產出也增長），但是居民收入中消費的比例卻下降。
魯比尼全球經濟研究院的Adam Wolfe並不同意此觀點。為了測試城鎮化是否影響儲蓄率和消費，Wolfe對32個新興市場國家2000-2010年的數據進行了比較：
城市化和消費，以及城鎮化和儲蓄的關係較弱，且中國也是一個異常值。實際上，如果剔除中國的數據，這些散點圖就沒有相關性。
Wolfe認為，中國投資水平高於消費水平的原因不是因為該國的城鎮化進程和經濟發展，而是一系列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導致家庭財富流入國有企業。他說：
實際上，導致家庭財富流入國有企業的具體政策似乎更可能是原因。正如我們之前所說，中國實際的存款利率為負，人民幣被低估，財政政策變化和土地產權問題均有效的收刮了家庭財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城鎮化進程差別不大，但是GDP中消費的份額在2001年前都很穩定。這些政策也大致解釋了中國儲蓄率上升的原因。儲蓄率上升，投資增加。
他稱，黃育川的觀點頂多是「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不完整解釋」。
黃育川觀點背後的邏輯是劉易斯經濟增長模型的延伸。在該模型下，隨著經濟現代化發展，剩餘勞動力會從農業部門轉移至製造業。在剛開始的時候，勞動力充裕，但是資本匱乏，並且資本收益高於勞動力，直至勞動力剩餘狀況消失。
黃育川認為，中國現在接近這個臨界點；經濟再平衡將會是人口趨勢的一個自然結果。因此，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將再平衡作為目標，那麼他們將會犯錯誤。實際上，中國只需簡單的關注「提高城鎮化進程的效率，以及開發更合適的融資來源」。
FT的Kate Mackenzie稱，一系列政策是中國投資比例高於消費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國城鎮化進程可能也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
首先，中國的城鎮化的途徑有問題。戶籍制度本身打擊了中國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的觀點。黃育川認為它是導致儲蓄率上升，投資比例大的原因。
其次，中國至上而下的城鎮化策略也會引發一些問題，比如新建城市或無人居住，或充滿了負債纍纍的失業市民。
還有一種觀點是，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推進的有點快，但這最終會令經濟受益。
亞洲發展銀行的Anett Hofmann和萬廣華稱，經濟增長促進城鎮化，而不是城鎮化促進經濟增長。他們稱：
我們估計，GDP增長對城鎮化產生積極的影響比較大，但是城鎮化進程似乎並不能促進經濟增長：因果關係是經濟增長導致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