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conomy.caixin.com/2011-12-31/100344793.html
財新《新世紀》：從推出人民幣貿易結算和發行人民幣債以來，有一種看法認為，央行的思路主要是摸著石頭過河，但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外儲保值之間有密切聯繫，應該統籌考慮，以減少其間的內在衝突。
周小川：這個問題應當說是各界研究工作相對較弱的一個環節。理論上說，事先應設計一個最優順序，但操作起來，不是每項改革都能夠按部就班地去推進，因為改革措施往往是在壓力大的情況下才能出台。
現在有些意見提出，人民幣國際化怎麼走到可兌換前面去了？同時反映，其他條件還沒準備好，就開始在進口付匯時用人民幣替換外匯，這樣外匯儲備不是會增長更快嗎？這裡面有一個對外匯儲備的認識問題，有一些聲音把儲備多了純粹當壞事，這也不全面。要抓住儲備過剩有副作用的核心，那就是儲備增加太快了會導致外匯佔款投放過快，如對沖不足就會加大通貨膨脹壓力。但是用人民幣支付進口，表面上看替代了部分外匯儲備支付，但這部分外匯儲備不需要對沖。
財新《新世紀》：不過，是不是有個更清晰的目標安排會好一些，比如是希望錢出去優先，還是其他？和其他的目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周小川：道理上說，要改革就應該先解除各種不必要的管制政策，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然後再推人民幣的海外使用。但是，解除了管制也不見得就能實現本幣國際化。比如盧布，可兌換後很長時間了也不被廣泛接受，這是因為它沒有具備其他一些重要條件。
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推動是起源於一個機遇，就是在本輪金融危機之初，韓國的資本外流問題比較突出，希望和中國進行貨幣互換以增加流動性和信心。但當時情況下，中國如用美元去互換的話，大家不能接受，因為誰也不知道危機會演變到什麼程度，萬一我們自己也受衝擊而出現美元短缺，到時候就不好交代，所以提出用本幣互換的建議。韓國覺得中韓貿易量這麼大，人民幣拿來是可以用的，所以就做起來了。後來十多個國家都與我國開展了本幣互換，而且還想進一步用於貿易、投資的結算。當時正趕上美元在危機中受到影響，威信不高，這有點巧合。這個發展順序確實不完全符合一般規律，但即使人民幣還沒可兌換，也已經受到了周邊其他國家的歡迎，那你攔著幹什麼？當然，基本的邏輯關係早晚還得理順。現在做事的順序可能有違過去我們所持有的常識，但也不見得是壞事，因為這是機遇造成的，而且可以倒逼我們把沒做的事抓緊做掉。
也要注意到還有一種可能性，貨幣國際化一段時間後有可能衰落。日元在日本經濟鼎盛的時候，國際使用量的佔比也曾一度較高，但進入90年代以後，跨入所謂 「失去的十年」，由於日元基本上實行零利率制度，致使人們有了日元就要抓緊花出去，導致日元在儲備中的地位不斷降低。對此我們要有認識，不能簡單設想人民幣一路順風、越走越強的圖景。關鍵是適應形勢和市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急於求成。
總的來說，人民幣國際化主要取決於它被市場接受的程度。首先，這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影響，改革開放慢了，受歡迎程度就會下降；第二，與宏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有關，在金融危機期間有個相對比較效應，中國宏觀經濟目前相對而言還不錯，但實際上我們也有很多困難和挑戰。從國際經驗看，要保持持續、穩定、較快發展，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關鍵是把當前自己的工作做好，在這個基礎上尊重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的選擇。
財新《新世紀》：有說法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動作太大，會帶來境內外套戥行為的出現，對此怎麼看？
周小川：對套戥行為要從兩個角度來看。首先，經濟中有一些自然的套戥機會。那麼多對沖基金、資產管理公司，很多是專門做套戥的，因此不必持太負面的看法。只要市場中存在差價，就會有套戥，就像改革之初「二道販子」做長途販運，不可避免，但後來價差少了販運也就很少了。其二，有些差價的出現是和政策有關係的。這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決策制定方事先沒想到的，事後看到了就做出相應反應，套利者自然就會離開這個領域；另一種是決策方可能事先已經想到了套戥空間的存在，但是經過政策目標的權衡，利大於弊，還是要做。對後一種情況，要儘量把這些套戥行為的負作用控制在一個較小的範圍。比如在匯率單邊升值期間放開QFII進來，肯定是有套戥空間的，但是門不要開太大。這是一個政策權衡的問題。
總之，本幣國際化不是在辦公室設計出來的，是金融危機給出的一個機會窗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步驟、順序我們事先無法做充分準備，但又想抓住這個窗口，就會有差價和套戥的問題出現，這是不可避免的。從另外一方面看，這也會對進一步推進改革和完善政策產生壓力和動力。此外，這種套戥空間也有自我彌合的作用，比如在人民幣升值時，大家都去香港買匯，買多了就產生彌合效應，隨著NDF轉向，這種套戥機會就會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