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此前報道，5月3日、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率領的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均認為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對兩國十分重要，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解決有關經貿問題。雙方就擴大美對華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向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在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雙方認識到，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歧，需要繼續加緊工作，取得更多進展。5月17日劉鶴又以特使身份率團於華盛頓與美方展開第二輪貿易談判。目前，雙方發表聲明：不打貿易戰，始於今年3月的中美貿易摩擦暫時告一段落。
中美貿易談判可以理解為中美間的一種利益博弈，本文試圖從博弈論視角對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提供一種分析認識。
中美貿易沖突表象的博弈解讀
博弈論這種分析工具，既可以分析純市場的微觀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國際事務決策過程之中。但使用博弈論對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探討分析兩國貿易沖突，及相關的國家利益、國家責任等，我們在此的整個分析還只是初步的探索。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各決策主體行為發生相互作用時的決策選擇以及決策均衡問題的理論和方法。約翰•納什（John F .Nash）揭示了博弈均衡與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論的基石，後來的博弈論研究基本上都沿著這條主線展開。
我們知道，博弈論對於行為解讀至關重要，然而，單靠博弈論並不能徹底解釋行為的所有動機，不能幫助解釋複雜國家行為選擇的所有方面。在國際貿易的情境當中，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選擇等國家行為，茲事體大，一般會由決策集團比較理性地做出決策。所以可以將國際貿易理解成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貿易國就如同博弈局中人一樣，都是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國家行為要受到諸多約束條件的制約，包括貿易規則、商業信息、自然稟賦和可以預料及難以預料的他國決策。可知，參與貿易的夥伴（也是對手方）之間，即便不存在形式上的強制，各國的利益仍然受制於他國的行為變化。於是，參與貿易的一國會將他國的行為納入自己的考慮範圍之內，並會關註他國的行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懸崖勒馬”、“自主研發的春天”、“奉陪到底”等評論，作為這類輿論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對手方的應對策略。但一般而言，貿易沖突宜緩和不宜加劇，應對需要高水平的戰略、策略、博弈智慧而非民間輿論逞一時之氣的痛快。
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各有所長，擁有為他國需要的資源，憑借各自的交易能力來進行貿易，希望借貿易獲得自己想要的資源及利益。盡管各國的偏好、資源和優勢各有差異，但只要認為對方可以為自己帶來預期收益，就有從事貿易或準備從事貿易的動力。毫無疑問，中國自加入世貿以後，在對外貿易中頗有斬獲並對於自身的發展助益甚大。然而，博弈並不僅有正和博弈這一種結果，有的時候還可能是零和博弈、負和博弈。共贏是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的不二法則，如果參與貿易的一國總感覺自己吃虧而他國獲益，那麽貿易過程便很難健康持續發展。順差逆差是國際貿易的零和博弈，中國的巨額順差意味著美國的巨額逆差。今年年初特朗普訪華在人民大會堂照例談到美國對華貿易巨額逆差時講道：“但是，我不怪中國。歸根到底，誰能責怪一個國家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另一個國家的便宜呢？我要說中國幹得好。但實際上，我要責怪過去幾屆的（美國）政府，居然允許這種失控的貿易赤字出現，還聽其不斷增長。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因為這樣是不行的……這是絕對不可持續的”。顯然，特朗普並不認可跟中國的貿易是共贏行為，放話要改變這種貿易結構，這已為貿易沖突埋下伏筆。
眾所周知，經濟正義的雙贏是指在價值評判意義上的主觀感受，即貿易規則、貿易過程、貿易結果均能體現出正義的特征。如果貿易不摻雜外界強制、欺騙，貿易雙方是自願行為，我們就可以認為貿易是正義的並且對雙方都有利。貿易雙方達到了這樣一個結果：各自在自願的情況下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提升了自身利益。博弈論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實現每個參與者的最優策略，從而可以最大化其期望支付（pay off）。有些策略，無論參與者如何把握最終都會成功，這就是占優策略。當各個參與者都有占優策略時，博弈就達到了占優策略均衡。這是理想結果，但也是特例。在實踐中，大多數博弈都沒有占優策略均衡，這是我們需要牢記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旨在促進整個社會利益，這樣，在突出強調國家天然理性經濟本性特質的同時，各國因為公平貿易而獲得好處，會漸漸地動態促成國際貿易的自然秩序。然而，每個參與者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裁斷者，參與國際貿易的一方如果認為貿易不符合經濟正義或自身利益的原則，就可能會發生貿易沖突。
博弈已從“雙方”聯系“第三方”和“多方”
博弈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非合作的，在合作博弈中，參與者可以共同設計有約束力的條款。在非合作博弈中，參與者不可能談判並執行有約束力的合同，此時不會出現雙方都合意的合作結果。中美貿易談判，不是一次定局，需要經過多輪重複較量，一時談不攏也屬正常，需要雙方不斷地權衡取舍、妥協讓步、求大同存小異。
大趨勢如此，但是互動的艱辛並非風輕雲淡。在談判中，策略性決策制定的關鍵點在於：理解美國的真正訴求，並推斷其對中國行為如何反應。這或許是我們判斷美國立場及這些立場所意味著的理性反應的關鍵所在。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的部分談判條件：
一、大量購買美國進口產品，尤其是農產品，在2020年之前減少2000億美元中美貿易逆差。
二、中國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不得要求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中國；不得反對美國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行業的投資。
三、美國可以用關稅制裁中國，但中國不得反擊，不能對美國產品加關稅。
四、中國撤銷在世貿組織中對美國發起的控訴……
美國的要求無異於獅子大開口，用以牙還牙策略（tit-for-tat strategy）強勢地拉開中美貿易談判序幕。其實美國的制約因素也是十分明顯的。在美國談判小組赴華談判的當天，美國1100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特朗普，表達了堅決反對特朗普貿易保護的做法，可見，這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沖突在美國也不得人心。
然而，這還只是考慮兩國經濟的簡化靜態分析，關鍵的一點在於，世界貿易的參與者並不僅僅局限於美國和中國。我們知道，供需或成本條件迅速變動也可以導致博弈均衡發生移動。中國是否有底氣應對美國對中國的限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是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取決於網上非理智的叫罵，而是取決於我們對該產品的研發生產能力或者可替代進口，這也是我們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雙贏是貿易合作的理想目標，也是中美兩國應該努力的方向。本次貿易沖突是美國發起的領導者序貫博弈，這種策略性行動可能有效，但也很冒險，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采取這種行動的局中人對行業的精確了解。美國會不會給他國提供撿漏的機會，取決於美國的盟友國在關鍵時刻是否能夠堅定不移地同它站在一起。“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畢竟大家都得活著，都得爭取好好地活著，天賜良機，誰能錯過？
非理性博弈的策略優勢
網上總有人評價特朗普是瘋子，批評他瘋狂、不理性。特朗普之所以看起來瘋狂是因為形成瘋狂不理性的名聲，能給博弈參與者帶來一定的策略優勢，即使這樣做可能也會造成一些（理智所不允許的）損失。獲得一種瘋狂非理性的名聲在重複博弈中是一種特別重要的策略，我們經常會發現在該博弈的幾次重複中表現得非理性，是對自己很有利的，這可能會為其帶來增加“長期利潤”的名聲與實惠。如果特朗普有這樣的名聲，且他過去已經用這種瘋狂的方式戰勝了很多競爭者，那麽通過塑造非理性和好戰的印象向中國傳達貿易沖突的威脅，就可信可行，在這種情況下其一貫的瘋狂行為方式也會提醒潛在的競爭者（中國），服從我也許對你更有利。特朗普的非理性博弈不能簡單地用經濟學上的即期盈虧絕對值來衡量，他在搞商戰、貿易戰。當市場競爭升級到“戰爭”之時，意味著經濟問題已經轉化成政治問題，所以要用政治學的思維來思考其行為邏輯，他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求得雙方力量的重新調整，試圖改變中美雙方的利益格局。
特朗普的本意應是想通過影響中國對美國會如何行為的預期，來限制中國的選擇，從而促使中國采用對美國有利的選擇，即引導中國的行為選擇盡量符合美國利益。通過“限制自身行為”以獲得優勢，這看起來有些荒謬可笑，威脅對中國限售芯片，主動斷腕裁掉一個大客戶大訂單，以自己的小損失換得中國的大損失。那麽美國的威脅可信嗎？威脅本身是一個信號，可真可假，一個威脅只有當它是可信時才有用，空頭威脅無用。然而，中美談判討價還價的結果，依賴於各方策略性地改變其相對談判地位的能力。
從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從美國提出的“中國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不得要求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中國，不得反對美國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行業的投資”的條款來看，美國將對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進行打壓。不難看出，中國的產業發展在未來，道阻且長。美國可以采用關稅、配額之類的貿易限制，同時對本國同類產品進行補貼、減稅，以鼓勵國內廠商比沒有這些措施時擴張得更迅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中國未來的產品進入世界市場，使美國相應產業實現較高的價格和銷量。該類政策或該類政策的組合打包會通過對潛在的進入者造成可信的威脅獲得成功。美國國內利用規模經濟的大型廠商，有能力以低價滿足世界市場的需要，如果未來中國的產品要進入世界市場，這些大型廠商有能力將價格壓低到使中國出產的產品無法盈利的水平。當前，我們只盯著貿易沖突，只關註研發替代，而進入世界市場是中國產業未來無法回避的另一道坎。中國應該務實地努力化解貿易沖突，同時用好反制措施手段為“中國制造2025”贏得時間。
我們目前還沒有跟美國正面對抗“終極對決式”打貿易戰的足夠資本，但既然是中美貿易博弈，就不會是美國獨自決定談判結果，我們不會拿核心利益與美國交換。中美兩國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競爭並力求實現博弈均衡，該均衡點非常有可能不是各國的最優利益點，但一定是兩國在這場貿易沖突里能夠階段性實現的最優點，這種均衡是建立在計算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中美兩國本意上不是為他國謀福利，但在談判互動的過程中，一國在獲得利益之前必須充分考慮他國對自己行為的可能影響，他國能夠擁有的利益達到什麽數量時才能允許自己實現所期望的利益數量，也就是說，必須在充分考慮他國利益的基礎上，在可能的範圍內，一國才有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這個利他的過程也就是為了利己。博弈均衡在微觀上是以利己為出發點，實現了宏觀層面上的共同利益。
中美貿易沖突最終是否能走向合作我們可拭目以待，而不能共贏的合作無法持續，支撐合作的要素說到底只有利益。即便美國再強勢，也應該懂得不經過中國點頭同意的收益，只能算是想法，離裝到自己兜里還遠著呢！想在中國這里獲得收益，首先要思考自己能給中國提供什麽，這樣一來，所提的條件才能看起來更靠譜，實現的幾率才能更大一些。一拍兩散意味著美國決不會輕松愜意。中美是世界上的兩極代表，構成當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博弈中，隨時都有可能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改變中美的談判地位，從而移動兩國的利益均衡點。博弈的精髓在於先思考好夥伴的可能收益，再想自己的收益。別弄反了。
目前，中美兩國的貿易談判正在從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我們期待，相關問題也能夠有一個雙方可接受的結局。
（賈康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歐智純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