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994年為何選擇回國創業？
A: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聯網帶回中國
Q:你怎麽看待人工智能泡沫？
A:我挺喜歡李飛飛那句玩笑話
“我不認為AI有bubble，但我認為它有一個bubblewrap”
Q:你會擔心錯過風口嗎？
A:從來不會，（始終能夠做到理性）對。
Q:如果能回到30歲，你會選擇做什麽？
A:可能去做研究，像哲學、認知科學、腦科學，這些領域我一直願意做下去
文字實錄
“實際上我們剛剛回到國內的時候，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聯網帶回中國，我一旦在1988年用上的時候，就覺得這東西太好了。”把互聯網帶回家，作為中國最早的一批“海歸派”，當時29歲的丁健便是懷著這樣的理念，和搭檔田溯寧回國創業。隨著全球信息化建設浪潮的興起，1995年亞信科技在北京一間不起眼的陋室里孕育而生，2000年丁健率領的亞信，成為第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科技公司，這讓亞信成為中國IT界一個響亮的品牌。2003年成功創業的丁健，選擇卸任亞信CEO，變身為金沙江創投合夥人。從一名創業者到專職VC，丁健似乎一直成功地踏在歷史和時代的節拍上，成為改革開放歷程的真實見證者。
張媛：謝謝丁總接受采訪，今年正逢改革開放40周年，一路見證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的蓬勃，您自身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個創業者，也逐漸在轉型和多元化。如何來看待這40年整個中國創業環境的變化？
國內創業投資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丁健：我們回國差不多1994年，尤其是海歸回來創業，我們幾乎算是最早的一批。我離開中國去美國上學的時候，感覺到很多，甚至做一點點生意，還是跟“投機倒把”關系在一起，還是很不完善。到我們回來，雖然很多基礎結構還不完善，那時註冊公司都找不著北。到今天，國家對於創業、投資的鼓勵，和各方面的支持政策，應該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十年以後回去矽谷，我說你們這兒連樹的形狀都不帶變樣的，好像它相對比較停滯，當然跟它成熟穩定也有關系。從某種程度來講，跟中國的日新月異確實沒辦法比，所以中國今天能夠從某種程度上，追成老二，甚至在某些領域變成老大，這也是確實跟這40年改革開放，關系非常大。
張媛：當然有改革開放、政策環境的變化，跟技術的更新和叠代也離不開，您一直以來都特別偏愛，在科技領域當中的創業和投資，您如何看待這種追承和趕超的過程，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我只想一件事情 把互聯網帶回中國”
丁健：其實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雖然我們的體制給大家“松了綁”，但是如果沒有這樣一種中國人的，特別是企業家的精神，包括冒險，敢於去挑戰未知的精神。另外我們傳統對於科技的重視，使得各種各樣的人才脫穎而出，在這樣的體制，劉永好、柳傳誌他們，甚至說在很難的壓力和夾縫中都生存下來和成長出來。對於我們來講，實際上我們剛剛回到國內的時候，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聯網帶回中國，我一旦在1988年用上的時候，就覺得這東西太好了。我就想讓中國所有大學生用上，我覺得中國就有希望能夠真正趕超，在高科技方面追上世界，所以我們就這樣一個想法回來做的亞信。
與另一位金沙江創投關鍵人物，人稱“獨角獸捕手”的朱嘯虎不同，丁健的投資風格更加穩重與從容，作為搞技術出身的投資人，他身上始終散發著強烈的工程師氣質，內斂、含蓄。他喜歡德州撲克，在他眼中，這是基本的投資訓練，通過科學的計算概率，來衡量風險和回報比，然而他也提到，真實的投資，往往涉及不理性價格競爭，挑戰更大。
張媛：對於比較早期的時候，因為我們關註科技成果轉化，當一個科學家尚在早期階段的時候，不知道它未來會長成什麽樣子，在這一過程當中即便是專業投資人，也存在對於不確定性的掌握，對嗎？
不理性價格競爭使創業投資難度加大
丁健：我經常用的一個比喻，因為我本身也喜歡打德州撲克，德州撲克里面最重要的是回報和風險的比，但是在那地方你可以計算概率，計算風險回報相對比較容易。但是在我們這行業是難在，首先計算風險回報就很難，其次計算完還要讓自己嚴格地遵守結果來約束自己，我們真正要有紀律性進行投資，這個難度特別大。尤其是今天當大家都分分鐘進來，用一個完全不理性的價格，在競爭的時候，對我們確實是挑戰。
創業者的理性程度與成功概率成正比
但是好處在我們堅信一個道理，我們認為創業者的理性，和對投資、對估值、對投資人的判斷，實際上跟他的成功概率是成正比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有一種天然的互相篩選的過程，所以我們並不急於去競爭，我們去找真正的能夠做大事，長遠來看有希望的團隊，這些人並不是很好高騖遠，很在意一時半會的得失，很在乎自己那麽一丁點的利益。在這些方面來講，實際上對於我們在投資里面，是很大的成功因素之一。
張媛：現在隨著科技的叠代，很多新出來的商業模式，估值越來越高，因此對於這種估值方面的合理性，是不是一定意義上講，您所處的這個位置也起到，對估值的一個定價的功能呢？
盲目炒高企業估值是對企業的不負責
丁健：某種程度上講是這樣的，當然我們雖然想定價，但是有可能不理性的錢進來，說我們就喜歡這東西，這東西很好，否則他們就會覺得自己進不來，他們就會拼命把這東西炒的很高。對於我們來講，其實不去追求這種定價權，我們只是追求，對於投資來講要有自己很強大的紀律，它的風險回報相比必須是合理的，我們要對投資人負責任，對我們的有限合夥人負責任，其實某種程度上對我們的企業也要負責任。
因為當一個市場泡沫很足的時候，把估值弄的太高，實際上對企業也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因為它到後面一兩輪，如果市場突然間下來，它融不到錢，因為前面的估值過高，後面的錢就非常難進來。這種情況下使得企業也會受害，所以我們一般都會避免這一類的情況出現，我們會很好地跟企業家、創業者溝通，大多數能被我們說服的創業者，往往成功的概率會比較高。
進入2018年以來，數字貨幣、區塊鏈成為創投行業競相追逐的風口，聯想到前幾年的o2o、直播、共享經濟、人工智能，風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唯恐錯過風口，不少投資人帶著資金，人脈親下戰場。然而大量資本和人力的投入，讓人也不得不開始擔心泡沫的產生。丁健認為，自己不會為所謂的追風口而焦慮，在他看來，投資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個追風口的遊戲。
張媛：隨著這一輪AI和大數據一同爆發，現在區塊鏈也是一個特別火的話題，對於現在初創性的企業，有好的技術，好的idea，找到適應的場景和落地，這個過程當中需要什麽樣的元素呢？
深度理解技術的難度越來越大 忌諱似懂非懂
丁健：除了這些投資里面我們經常去看的，包括像人、團隊，商業模式、競爭壁壘等等這些東西以外，我覺得在高科技領域，很大程度上，特別是最新的這幾樣東西，實際上對於技術深度的理解，開始比以前難度越來越大。未來我們還會看到更難的東西，像腦科學、量子等等的進入。但是今天，拿AI、大數據、雲來講，雲大家還比較好理解，但再往上走的時候，它意味著什麽？對於我們來說，比如大數據意味著什麽？大數據跟人工智能又是什麽關系？區塊鏈又是在什麽程度上？所以我們最忌諱的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追趕這些名詞。
張媛：聽起來就是不理性的。
“人工智能是下一場核戰爭”
丁健：其實我從兩三年前，在亞布力講人工智能，演講的是“人工智能——下一場核戰爭”，我提到這個重要性，只是今年年初布魯金斯，布魯金斯是美國最大的智庫，它新任的學會主席他寫了同樣一篇文章，說我們對待人工智能要拿出當年對待冷戰的精神一樣。我還跟他開玩笑，我說我們不約而同的在看同樣的問題，在動一個思路上去想這個問題，確實要把它提升到這個高度。
人工智能正在被“泡沫”包裹
但是反過頭來，高度是一回事情，落地是另外一回事情，並不是你有這樣的高度，就要所有人都跳進去，只要沾了人工智能，就把自己的身價翻個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還有投資人去回應這樣的東西。所以我挺喜歡李飛飛那句玩笑話，“我不認為AI有bubble，但我認為它有一個bubblewrap，核心是真的，但是被外面弄了一個泡沫的包裝”，這非常明顯。
張媛：看到2010年後，中國的整個PE、VC行業是蓬勃爆發式地增長，有一些非理性的資金進來，各路的財富管理機構，也都進入到這過程當中來，如何看一些大的估值泡沫出現的時候，你是否會擔憂你沒有搭上這趟膨脹的車。
丁健：從來不會。
張媛：始終能夠做到理性。
為什麽不擔心錯過“風口”？
丁健：對，因為我覺得一定要相信，第一永遠有好的項目，每年每時每刻都會有好的項目出來。第二，好的項目並不是說，在於別人投了你就沒有機會，而是在於你如何能夠從中發現這樣的機會。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自信的，尤其我們今天在創業者里面名氣越來越大，也越來越了解我們基金，所以通常優秀團隊都會來找我們，我們是有機會去真正判斷，是不是一個未來潛在的明星。
相對於投資本身，“技術出身”的丁健，他更著迷於前沿科技將給人類生活和傳統行業帶來的影響，比如腦科學領域的研究與發展。他坦言，更喜歡從技術上引領行業的公司，目前他也將工作時間更多地，放在如何尋找和發現有顛覆性的技術公司上。
張媛：您個人是非常偏愛腦科學的，這次其實在年輕的青年企業家當中，也有關於腦科學的一些企業，您怎麽看待腦科學領域當中的應用，為什麽這麽看中它？
為什麽要關註腦科學領域？
丁健：一方面是現在的物理學和化學的突破，使得在腦科學的研究，腦的工具方面有非常大的進展，包括像核磁，還有功能性核磁等等，包括腦電，使得我們對於腦，原來看不到的東西，現在能夠真正的很微觀地，甚至納米級地觀察。
第二，我們很多的應用和其他領域，在等待著腦科學的突破，這也使得它的價值大大的上升，對它的需求也大大上升，無論人工智能的研究，生物醫學的研究，甚至包括像哲學，物理學，研究意識和量子都和腦科學，某種程度上都發生非常大的關聯。所以這塊來講，我認為它的突破，可能會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在我們看來屬於一種高回報比的，可能成功還需要很長時間。
這是從我們的投資和生意的角度，那麽作為我個人的興趣角度，我也認為腦科學應該是下一步，對於人類來講最重要的突破，因為這塊沒有突破的話，那真的就成為“機器奴隸”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這方面真正有所突破，才能夠讓自己真正知道，我們的意識，在未來到底往哪個方向發展，我們的大腦到底在往哪個方向發展，而不是說憑空在那兒，傻等著機器超過自己。
張媛：一方面接受特別前沿的信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隨著推進改革的過程當中，您認為滿足好奇心的這些東西，落地變成生意的比例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為什麽參與創辦“未來科學大獎”？
丁健：應該是反過來，以前你的好奇心所在，可能在全球的前沿里面，在他們看來已經到可以應用的階段，所以你的好奇心滿足相對比較容易，你可能只需要了解一點就可以拿過來，今天我們的好奇心被慢慢提升越高的時候，你最好奇的東西已經是最尖端的了，越來越難好奇。
要讓這東西去落地，對我們來講更需要耐心去看去等待，我們走到技術的最源頭去判斷，整個高科技的突破源在哪里，所以這也是我很感興趣未來科技，和未來論壇的啟動和支持，一方面確實我們是有這樣一個想法，在中國搞一個像諾貝爾獎，讓中國的科學家和明星企業家一樣的成功，一樣的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那里去做。另一方面從我們角度來講，跟我們要做的事情也密切相關，我們跟這些最優秀的大腦在一起，也天天從他們那里學到每一個領域最前沿的東西在哪里。
張媛：同樣的一個技術，它在不同場景下落地的時候，可能會因為環境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收益和回報，而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也會出現不同和差異，在這個過程中從您的角度，您如何來平衡這種差異，以及利用這種差異呢？
全球尖端科技與中國市場相適配
丁健：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的優勢就在於一方面知道中國和中國最大的市場，巨大的潛力，我們的人口和我們人才的儲備。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國外在技術領域，特別是原創科學領域的突破。所以我們每年現在都要去這幾個非常有名的大學里面去學習，上七到十天的課，能夠聽到每個領域最優秀的科學家，跟我們講腦科學、引力波、量子計算機等等，我們把握好在全球最優最先進的科研最尖端在哪里。
另一方面我們又需要回到中國，來腳踏實地地看每一個deal，到底元素、應用合不合乎我們的國情，適合不適合中國的市場環境。有些方面我們甚至可能不需要去等待美國，我們可能需要超前甚至有所突破，才可能更好地往前沖，有些可能在美國不work的，可能中國會預先work起來，像共享單車，包括像“餓了麽”這樣的，在美國它的人口密度支持不了這樣的運作，但是在中國就可以。所以這些方面的東西，使得我們能夠把兩邊的優勢能夠真正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