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私有財產保護與思想解放

（商秋磊/圖）

2016年11月27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該意見開門見山地提出：“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

隨即又點出當前產權保護的一些薄弱環節：“國有產權由於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不夠清晰，存在內部人控制、關聯交易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財產等現象時有發生；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侵權易發多發。”

2016年11月15日，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原所長資中筠先生在“法人財產權研討會”上恰巧就類似主題做了一個發言。恰如該《意見》中所提，“必須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增強社會信心，形成良好預期”。我們刊登此文，供讀者參考。

我對企業問題是外行，不過講到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有些想法，但沒有什麽準備，想到哪講到哪。

稅收的來源

大家讓渡出一部分自由權和裁決的權力，交給一些管理人員。這些負責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時間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沒時間去生產了。於是，大家協議送給他們一點財物作補貼，這就是稅收的來源。

約翰·洛克說過：“財產是可以繼承的，權力是不能繼承的”。這里“權力”當然是指政府的權力。那就先從我理解的洛克《政府論》有關私有財產的問題講起。

政府是怎麽來的？原始人是沒有政府的，怎麽會出來政府呢？政府最基本的職責是什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

原始時代，大家都在森林里或原野里，誰能夠抓到魚或是打到兔子，自己就享用了。自然界的植物或動物是無主的，誰都可以拿，不存在“是誰的財產”問題。一旦你付出了勞力，打到了這個兔子，是憑本事把它打到的，這個兔子就不能被別人搶走，應該是你的。但是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之下，別人可以搶走。比如有人特別懶，不願意去打獵，或者沒有狩獵的技能，但他有力氣，就把人家打來的東西搶走。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需要立一點規矩：兔子是誰打的，就得誰來享用，別人不能隨便拿走！

誰來行使這個規矩呢？於是在一群人里，某些比較有本事，比較聰明，或者比較有威望，比較公正的人，被大家推舉出來，成為樹立和監督規矩的人。用洛克的話來講，就是大家讓渡出一部分自由權和裁決的權力，交給一些管理人員。這些負責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時間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沒時間去生產了。於是，大家協議送給他們一點財物作補貼，這就是稅收的來源。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時候，有“脫產幹部”之說。因為當時原則上所有的人都應該生產，“不勞動者，不得食”，每一個人都要親自紡棉花、種地。但大家需要有人去做全日制的行政工作，所以就有了一批脫離生產的專做管理的人。“脫產幹部”這一說法的前提是人本來應該都去生產，但由於沒時間，所以只能脫產，全職做管理。記得土改之後不久的農村，想讓一個農民，而且是比較會幹活的農民當幹部，他是很不情願的，家里人也不高興，需要動員，因為他得到的津貼少於他生產所得，覺得是吃了虧的。那叫做為革命工作而犧牲個人利益。

中國還能出現百年老店嗎

政府跟私有財產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

這就說明政府跟私有財產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所謂私有財產是什麽東西？最開始就是個人的勞動成果。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所以後來有“知識產權”。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時候，把腦力勞動撇在勞動之外，只有純體力勞動才算勞動。於是所有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都成為“不勞而獲”的人了。在這個前提下，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向勞動人民看齊”。再後來，到“文革”時期，連八級工資制都算“資產階級特權”應予取締。就是說工人的技術熟練都不算了，技術高超的老工人比剛從學徒轉正的工人多拿一點工資也不行了。這是向絕對平均主義倒退。起初好多事都想不通。後來有人跟我說，這就是“消滅三大差別”，我恍然大悟，認為說得對，可不是嘛，“腦力勞動向體力勞動看齊”，“城市向農村看齊”，“工業向農業看齊”，最後大家都去當農民，三大差別就消滅了！其實這完全是社會大倒退。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就是要扭轉倒退，轉向前進。他反對知識青年下鄉，讓知識青年都回來。他說是城市改造農村還是農村改造城市？因為當時讓知識青年全回來，有很大阻力。有人認為知識青年就應該向勞動人民學習，鍛煉鍛煉。鄧小平說，應該是沒有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人學習，不能讓沒有文化的同化有文化的人。此事我印象很深，從而想起來，民國時期許多有識之士下鄉，是帶知識去普及文化，教育農民。而“文革”時知識青年下鄉，則是向貧下中農學習，讓文盲或半文盲管理學校，把知識全丟掉了。

改革開放到今天，物質上和精神上都積累了很多資源。物質上的資源，我們國家經濟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裕過；精神上呢，經過上世紀70年代末真理標準的大辯論以後，思想也從最嚴格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了。現在我們能夠在這開會，在這里暢所欲言，這是開放思想的結果。在開放之前，我們都不能這麽說話，各抒己見。所以改革開放在精神上也是有一定的成績的。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弊病。比如說，腐敗問題，貧富懸殊，還有拜金主義盛行，道德滑坡。

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現在有一幫人，思想倒退，認為應該回到改革開放之前，認為窮人和富人差別那麽大是改革開放造成的，還不如過去大家都一樣窮的好。實際上現在這個年齡段的人，比如說三四十歲的人，根本就沒經歷過那個時代，也沒挨過餓。在他們想象中，那個時代是一片田園風光，大家過的儉樸一點也挺好的，而且大家是平等的。其實他們根本就不了解那時的特權、勞動大眾生活的困苦和種種違反公平正義之事。

對居於領導地位的人來說，現在做事，總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而且現在有互聯網，不同意見更多。那種一呼百諾的情況是倒退，適足以造成耳目閉塞，多犯錯誤，以至於達到“文革”那樣的全民的災難，這個教訓還不夠嗎？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了，GDP大大增加了，但因為改革不徹底，所以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什麽說改革不徹底？從馬克思的理論來講，上層建築已經束縛經濟的發展了，那上層建築非改不可。社會有這麽多問題，不能用上層建築倒退的辦法來解決。民營經濟感到很大壓力，沒有安全感，這對經濟發展很不利。國有企業本身的改革也得適合市場，該賣什麽，該生產什麽，應該順應市場。如果國企不是由客觀的市場需要來決定，而是由主觀的政治觀念來決定，也難以發展。

關於私企的困境，還有一個接班人的問題。有的民企已經遇到交班的問題，我碰到好幾個民營企業家，就是沒有辦法交接班，只好賣掉。

大午集團這樣優秀的企業是非常特殊的，全國也沒有幾個孫大午。這里已經形成一種企業文化，形成所有員工的共識。坦率地說，我覺得這個模式未必能在全國推廣。其他的私有經濟，民營企業在交班的時候，第一代企業家要退休的時候，怎麽處理呢？會不會都給賣掉了？中國還能出現百年老店嗎？

學術更應保護個體探索精神

有的課題先有了結論，大家再去查材料，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根本連學術的規律都倒過來了。

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也有這個情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還算基本符合學術規律，根據每個人的選擇來研究課題。後來就逐漸提出“課題制”，演變成所謂的“大兵團作戰”，“聯合攻關”。上面下令，要搞一個什麽“工程”，制作一批精品，大家一起來攻一個課題。

有的課題先有了結論，大家再去查材料，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根本連學術的規律都倒過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個人可以選擇不參加，但是這里牽涉到很大的利益問題。搞學術的人，常規工資很低，一個博士畢業以後到研究單位工作，要是不做課題的話，起步工資可能還不如一個家政工人。但是有課題的話，參加課題的人，實際收入就可以多很多，這讓大家不得不做課題。課題制本身是束縛思想，因為課題題目本身就不是你自己選的，你對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卻非研究不可。現在主持課題的人被稱為老板，因為他掌握這些錢，他可以找一批學生或年輕的研究員來完成課題，也可以決定把課題分給誰，學術研究變成了計件工資制，看數量不看質量。出版的問題。出版本來是要看市場的，讀者多，銷量才大，出版社可以根據書的質量來選書，或根據對讀者面的估計決定印刷多少本書。現在因為有課題補貼給出版社，出版社根本不用考慮什麽市場問題，你給錢，我就出，所以很多書剛剛印出來就送倉庫了，或者銷毀了，造成了人力物力極大的浪費。本來完全應該是最個體的東西，也這樣去“集體制”，而且是走向計劃經濟。

我們看到，美國、歐洲也出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基本源於從工業化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轉型。一是全球化，二是數字經濟。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想關起門來搞經濟，搞研究，已經很難了。即便主觀上想關門，也關不上。就是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想回到孤立主義，也是不可能的。在工業化的時代，經濟就已經國際化，何況互聯網時代。現在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在思索應該怎樣來適應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到來了，你不適應或者沒有找到合適的上層建築，比如民主制度的改進，也會出問題，所以歐美也在探索。

現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因為國家機制能夠調節勞資的關系，經常用和平的手段來改革。而當前的發達國家，也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全球化促進了全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但得利的還是少部分人。所以現在美國的工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為全球化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談判力量。以前每隔一定的時間，工會就可以提出加工資的要求，然後和資本家談判。現在資本家可以不加工資，而是到海外投資。

不過歐美國家遇到的問題同我們不在一個層次上。不能因為他們出了問題，我們就向後看，或者夜郎自大起來。

企業家比知識分子還重要

我寫的東西不是給領導看的，是給願意看的廣大讀者看的。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普通公眾的想法。普通人的選擇還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另一個討論題目是思想解放。現在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該怎麽應對？如何進一步思想解放？應該怎樣避免別人已經發生過的弊病？最可怕的是，整個世界已經完全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我們還想從工業化時代退回到用農業經濟時代，甚至是小農經濟時代的慣性思維來考慮問題。

我們還應該從一個習慣中解放出來，就是眼睛永遠向上。我有時候寫一些東西，有的讀者覺得不錯，於是就跟我說，你真應該讓某某領導好好看一看你的東西。我說我寫的東西不是給領導看的，是給願意看的廣大讀者看的。但從另外一方面講，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普通公眾的想法。現在教育普及了，相當多的人都受過高等教育，可是這一批人在各個工作崗位，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他們的思想怎樣呢？我感覺最悲哀的、最要命的，就是相當多的人比他的領導還保守，領導往這邊偏一點，底下趕快就跟上去，變本加厲地往錯誤方向推。普通人的選擇還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發展繁榮需要有一大批新興的企業，有一批很有思想的企業家，原指望可以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但很多人都想依賴政府，或者當紅頂商人。可市場是硬碰硬的，不遵循經濟規律，馬上就會受到懲罰，企業這樣搞下去，能興旺發達嗎？當時鄧小平之所以要發表南方談話，就是因為發現經濟出現了問題，所以要他挽回這個局面。

經濟的事情，畢竟是企業家在掌控，除了公權力之外，企業是社會最大的力量。我覺得比起知識分子，企業家還是更重要的。沒錢是辦不了事兒的。如果企業大批關門，勞動者大批失業，會給決策者造成很大的壓力，或者這也可以成為推進思想解放的動力？

（本文經作者修訂，刊發時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在大午集團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