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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壇退歐大辯論，金融城醞釀大撤退

自10月5日，英國首相、保守黨黨魁特蕾莎·梅在保守黨代表大會上宣布2017年3月前啟動退歐程序時間表，並發表被視為決意“硬退歐”的言論之後，不僅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英鎊兌美元更是一跌再跌，甚至閃崩下探1.15，創31年最低點，自退歐公投以來，英鎊累積跌幅已達17%。

無獨有偶，上周五傍晚，英國政府內閣一份尚未公開的所謂“退歐和貿易委員會”12名成員名單被泄露到媒體上。23名內閣成員中的6名退歐派大臣，包括退歐大臣戴維斯、外交大臣約翰遜、國際貿易大臣福克斯等，都毫無懸念地被列在其中。這份名單，使得人們對英國政府有意“硬退歐”的憂慮又添一成。

再加上投資者對英國經濟的信心動搖；工商界，特別是倫敦金融城對梅首相置移民於關乎英國經濟命脈的“單一市場”之先的鮮明立場，表現出強烈的疑問和擔憂。倫敦金融機構醞釀遷移的消息滿天飛；蘇格蘭宣稱本周發布第二次獨立公投法案；英國央行行長卡尼警告物價上漲，人們生活水準下降，法律人士質疑梅政府不通過議會投票啟動退歐的合法性；而英吉利海峽的另一端，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則態度一如既往地強硬：英國退歐“沒有蛋糕”可吃，只有“鹽和醋”(英國佳肴薯條和魚的基本調味品)，要麽“硬退歐”，要麽“不退歐”。

一時間，仿佛可見退歐之戰烽火四起。有英國輿論稱，梅首相的政治蜜月期已結束，接下來她將面對難以想象的挑戰。

英鎊下行

10月5日，身著絳紅色連衣裙的梅首相在保守黨代表大會上，以民眾的五個疑問、她的四個意願開始了她信心滿滿描繪英國偉大前程的主旨演講。從她強調建設公平社會，為每一個人創造機遇，奪回主權，掌控移民，自由貿易，大聲疾呼成為全球的英國的演講中，市場卻獲悉了一些響亮而清晰的信號：里斯本50條不會遲於2017年3月啟動；寧願放棄“單一市場”也要嚴控移民；懲罰那些不培訓新員工而雇傭有經驗外來人員的公司；收緊海外留學生簽證等等。

梅的話音剛落，英鎊兌美元立刻跌出30年新低。

市場普遍解讀梅的講話，是預示著英國很大可能走向“硬退歐”，即很可能放棄關稅聯盟，不再為爭取單一市場而在移民自由流動問題上作出任何讓步。

10月12日，梅宣布同意議會對退歐進程有討論和投票權，英鎊在連續下跌4天後方有所反彈。但就在同一天，英國央行副行長康利夫(Jon Cunliffe)表示，脫歐未來將出現的更多狀況難以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英鎊在短期內預期會繼續下跌；而瑞銀財富管理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判斷，英鎊對美元應該會穩定在1.2左右，因為英國央行行長卡尼之前已經排除負利率的可能，而且從購買力標準來核定，英鎊兌美元已經遠遠低於1.59左右的應有水平。同時他表示，如果英鎊繼續下行，英國政府與歐盟方面的談判又無法獲得預期結果，長期來看，英鎊甚至有失去儲蓄貨幣的可能。

目前各大銀行繼續看空英鎊，高盛預測接下來的三個月英鎊兌美元的下行趨勢很難阻擋，最低累計可能會出現25%的跌幅；匯豐則更為悲觀預測稱，到2017年年底，英鎊兌美元基本會觸底在1.1。

然而，退歐派們對英鎊大跌卻非常“看好”。前英國央行行長馬文金(Mervyn King)則認為英鎊下挫是一種應該受到歡迎的“改變”。一些支持退歐的經濟學家也堅稱，英鎊貶值促進出口，外來投資熱錢湧入，促進旅遊，對英國經濟並非壞事。

“退歐”的合法性

梅首相此前曾宣布，啟動退歐將不通過議會投票程序。

然而從10月12日開始，英國高級法院正在就梅首相決定不通過議會投票，擅自決定啟動里斯本第50條的合法性進行為期三天的聆訊。

英國大法官帕尼克勛爵(Pannick)代表訴訟人基娜·米勒(Gina Miller)在法庭陳詞稱，沒有通過議會投票，由英國政府首相大臣們擅自啟動退歐程序，是不符合憲法的越權行為。帕尼克辯稱，“退歐程序一旦啟動，意味著難以避免地導致出現英國終止執行歐盟1972年法律的最終後果。”他認為這將意味著英國民眾一系列的法定權利失效，而政府大臣們是無權終止這些最初由議會制定或批準執行的法律和權力的。

帕尼克認為，該案提出了關於行政權力極限的基本憲法重要性的問題。帕尼克還對訴訟中指責米勒想阻止退歐的單純意圖進行反駁，認為米勒完全有權利要求政府通過法定程序來決定退歐。

另一位到庭的大法官海倫·蒙特菲爾(Helen Mountfield)則強調，“啟動退歐”是一個不可逆的行動，一旦里斯本50條被觸發，“目前沒有一個權力機構有可能扭轉‘乾坤’，因為退歐從未發生過，逆轉要觸及對歐盟法律的解讀。”

聆訊當天，高院第四法庭觀眾位座無虛席。蘇格蘭和威爾士議會都雇傭了法官在席旁聽，按照英國法律，他們有權在必要的時候參與到上訴環節。而英國政府法律代表將於10月17日周一出庭辯護。

觸發蘇格蘭再次獨立公投

就在保守黨代表大會結束一周後，蘇格蘭民族黨代表大會召開。

一向旗幟鮮明強烈反對英國退歐，並在公投結果出來後不久，就前往歐盟尋求蘇格蘭和歐盟關系不變的蘇格蘭第一大臣斯特金，在13日大會開幕講話時語出驚人：新一輪獨立公投法案的草案將於下周公布，蘇格蘭或在英國正式退出歐盟前再次舉行獨立公投。

輿論立刻猜測，蘇格蘭最快可能在5至10年內獨立出英國。

斯特金說：“如果蘇格蘭在‘英國中’的利益因為退歐而不能受到保護，那麽蘇格蘭就有權選擇不同的道路。”斯特金還指出，英國政府最近在限制移民以及歐盟單一市場方面的言論表明，保守黨已經被“瘋狂且排外”的右翼掌控。

另外，對於被媒體提前曝光、新組建的“退歐和貿易委員會”12位成員中沒有蘇格蘭、北愛爾蘭和威爾士的代表，蘇格蘭民族黨副主席安格斯 羅伯森(Angus Robertson)立刻在媒體指責梅首相的“輕視”行為，“這分明是梅首相之前承諾蘇格蘭會全程參與到退歐談判進程的嚴重忽視。”

倫敦金融城醞釀大撤退

多家媒體報道稱，就在英鎊“跳水”之時，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們正在“蠢蠢欲動”。

10月11日，俄羅斯資本規模最大的VTB銀行已公開宣稱，為避免退歐幹擾，可能將投行部門遷出英國。事實上，在退歐公投之前，高盛匯豐等各大銀行就有類似表示。同一天，摩根斯丹利歐洲總部負責人羅伯特·魯尼(Robert Rooney)在倫敦的一個會議上表示，雖然圍繞英國退歐問題，各種言論紛紛擾擾，事實上事情並不複雜，如果留在“單一市場”，英國政府能夠實行“軟退歐”，那麽一切照舊；但如果是“硬退歐”的話，那麽一些業務不得不遷移到歐洲其他城市。

而且，有銀行透露，英國金融監管機構PRA(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已經開始到各銀行問詢，如果英國實施“硬退歐”，他們有什麽應急計劃。這也敦促金融機構不得不認真考慮新的“選項”。

另外有勞工律師透露，一些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所在機構有可能在英國退歐後，因為失去“單一市場”的“金融互換互通”而遷離倫敦的銀行職員、基金經理和其他金融從業人士，已經在向他們咨詢相關的法律事宜；然而業內也很明白，如業務遷移這樣的行動，所耗人力物力的成本難以想象。以匯豐銀行為例，為拓展北部業務，匯豐已經開始將1000個崗位遷到伯明翰，在那里建立一個中心，即使這樣的搬遷也將耗時3年。在公投之前，匯豐首席執行官曾預計，如果退歐發生，將有占比20%即5000個在倫敦的崗位會遷往巴黎。

法律咨詢公司奧利弗·懷門(Oliver Wyman)上周公布一個相關報告稱，如果金融機構不能自由地向歐洲大陸國家提供金融服務，英國將可能失去75000個相關工作崗位。還有業內人士認為，有些公司可能會就地裁員，因為一次性‘拗斷’賠償可能是更加簡單且花費相對低廉。

按照摩根大通分析師的預測，如果相關資本業務不得不搬出倫敦，美國八家主要銀行和歐洲銀行的相關搬遷費，接下來的五年，可能總共高達75億美元。

而且，在勞工律師們看來，在英國這樣一個勞工法律及其嚴謹健全的國家，要遷移一個員工離開居住地去他鄉工作非常不易，因為這關乎到員工的家庭成員就業、兒女求學、生活方式等各個環節，一旦員工不滿安排起訴公司，牽涉到的賠償成本最高可達每人80萬英鎊。

另外有報告顯示，如果退歐導致有局限地進入“單一市場”，英國金融業每年最多可能損失380億英鎊財政收益。

退歐花費幾何難以預料

正如離婚是件勞心、傷神、費錢的“買賣”，從結盟40多年的歐盟脫身“家產”易分，新賬難料，“舊賬”難了。

首先，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英國要脫離歐盟，必須要完成為歐盟“欠款”和養老金的英國份額部分買單，所需金額高達200億歐元。而德國一家雜誌給出的金額數，還要比這個金額再高出50億歐元。但在歐盟英國退歐主談判人邁克·巴尼爾(Michel Barnier )看來，遠遠不止這兩個數字，雖然他們暫時沒有提出具體數額。

所謂“欠款”是指撥給歐盟中相對貧窮國家，幫助他們進行道路、橋梁以及其他經濟發展相關項目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錢款。過去15年，由於歐盟東擴，瘋狂耗資，欠款金額累計攀升。2015年，歐盟“欠款”總數為2180億歐元。另外一項支出則是為1750名在歐盟工作的英國人承擔養老金費用，目前歐盟養老金需求總額達590億歐元;其次，雖然梅政府退歐大臣揚言在2019年前徹底脫離歐盟，但歐盟會員費可能因為支付條件和期限等原因，要最遲到2022年或2023年才能最後終止繳納;再有，按照目前非歐盟會員但享有“單一市場”進入權的國家每年交付費用，英國也不可能免費享用“單一市場”福利。

由此看來，退歐耗資不可小覷，究竟幾何不到最後一刻難以預料。

經濟動蕩時代該怎麽辦

一場由一個保守黨人執政野心引發的退歐公投，就這樣在一些不明真相又對現實不滿的小人物，受另一些野心政客鼓動下，演變成了一出將整個英國拖入史無前例的“硬退歐”大戲。

《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硬退歐”將英國經濟拖入困境：“英國政府的極端目標現在已明確無誤。投資者們采取了拋售英鎊，降低英國資產的價值來回應。目前英鎊的實際有效匯率接近2008年底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水平。英國資產的此番貶值是不可避免，反映了投資者對英國經濟前景已經惡化的判斷。英國過往糟糕的出口表現表明，此番貶值仍不足以帶來經濟結構的必要轉型，即使生產轉向可貿易的商品和服務。此外，在英國退歐後，當前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很有可能將無法維持。如果是這樣的話，相對於收入，英國將需要大幅降低總支出。而僅靠資產貶值不大可能實現這一點。宏觀經濟政策或許也需要收緊。但緊縮正是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及新的財政部班子極力想要避免的。”

事實上，英國與歐盟一刀兩斷的決定，特別是梅首相的一系列排外言論，引爆的不僅僅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資本債券市場的洗滌，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穩定，也不僅僅是即將發生的英國及歐洲歷史性的改變或者英國民眾生活的改變。

自英國退歐公投結果誕生的那個早晨起，伴隨著發生在美國的總統選舉，學者專家們開始了對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重新認識和深刻思考，人們清晰看到了民粹主義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猖狂的面目;所謂西方民主的偉大光環也沾染上了俗世的汙穢和非理性的癲狂。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們確實生活在經濟動蕩的時代，有一點我們必須認識到，那就是我們不會長久停留在一個時期。我們現在所處時期與之前大不相同，經濟增長幾乎停滯，不同的歷史階段，必須以不同的政策策略來引領，但是西方社會對此認識並不充分。因為我們特別是美國和英國，一直與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化等理念結合得緊密，但這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新的解決方案。確實在1945年以後，西方統領了世界經濟，出現了社會福利機制，采納凱恩斯主義政策，高就業公共部門規模大等現象，但這些在1970年代走到盡頭;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等理念。在我看來，這也走到了盡頭。那麽接下來怎麽辦?政治上的左右兩派對此有不同的政見。有一點我們可以說的是，不能再繼續現在這個樣子了。一些政治性的變化已經出現，而且一定會有改變。為什麽西方民眾如此不滿足於目前的生活現狀?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他們的生活水平這些年來幾乎凍結;第二個是貧富不均問題愈發嚴重，人們對貧富差異尤其不滿，這是導致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和英國脫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