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創新發展的機遇與條件（治國理政論壇）
劉世錦《人民日報》（ 2016年08月15日 07版）
加快創新發展，正確認識形勢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我們準確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與條件。
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
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底”在何處?從高速增長回落後前景如何?這是我們在“十三五”時期直接面對的重要問題。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直觀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背後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體制政策的系統性轉換;從長期增長過程看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長的平衡轉向中高速增長的平衡。這一平衡的實現，將取決於三個條件：一是從需求側看，高投資要觸底;二是從供給側看，去產能要到位;三是從中長期看，新動能要形成。
在經歷了6年多的增速放緩後，上述3個條件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資的三大需求，即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出口正在趨於穩定;去產能有所進展，工業品出廠價格開始反轉回升;盡管新增長動能在規模上還無法完全對沖舊動能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長質量效益、擴展發展空間上呈現好的勢頭。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已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後一兩年成功觸底。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V型或U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而是穩住了，進入L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從國際經驗看，這個平臺有可能穩定5到10年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從而為我們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更長遠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固基礎。
質量追趕階段需要更多依靠創新發展
目前，我國人均GDP約為800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我們要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趕應完成於中高速增長期。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數量追趕，那麽，進入中高速增長期後則主要是質量追趕。
與數量追趕期相比，質量追趕期的一個特點是外在的變化趨緩、追趕難度加大，主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一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在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生產率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於行政性壟斷，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仍然會在傳統產業釋放出規模可觀的需求，特別是有利於提高效率的投資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收益，化解潛在風險。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潛力最大的領域。
二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水平;將從行業標準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動精致生產的制度和文化建設。
三是加快創新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區別在於：產業升級中的大多數內容，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們也要跟著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趕的含義;而創新則是從無到有，我們與發達國家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入質量追趕階段後，創新是否足夠活躍，特別是創新成功的概率是否足夠高，成為能否實現質量追趕階段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因素。
加快創新發展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在這方面，政府應更“聰明”地發揮作用，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使他們能夠安心從事研發活動;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吸引創新要素聚集和優化配置;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相應改革教育和研發體制;深化金融改革，為創新提供全鏈條的金融支持;等等。
使資源更多地流向創新活動。盡管當前服務業所占比重已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創新活動的重心所在。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創新驅動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服務業中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吸引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削弱創新發展的能力，甚至導致金融和經濟大幅波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的經濟泡沫，把資源盡量引導到有利於促進創新、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鼓勵各地開展創新競爭。創新要素是流動的，只有吸引到更多創新要素的地方，才會擁有更多創新成功的機會。所以，大量創新出現在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但是，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並非人為指定的，而是在競爭中形成的。地方競爭是我國以往發展的重要動力，新階段應使改善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應給地方和基層更大的創新試驗空間，鼓勵形成各有所長、特色鮮明的創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