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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已到極限 G20：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

當前的全球經濟已經不是撒點錢，然後就“你想漲，想漲就能漲”的。

進入2015年後，全球央行的貨幣寬松馬力均有所減弱，這並非因為各國經濟已完全複蘇，而是長期過度承壓的貨幣政策已近“黔驢技窮”。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美國，“流動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無論如何釋放流動性，都無法進一步刺激企業的投資意願、提升通脹。

G20財政及央行行長合影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7月23日、24日在成都舉行，如何應對上述癥結成為重要議題。24日公布的G20公報重申，要用盡一切工具，結合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4日表示，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此外，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貨幣政策“頹勢”顯而易見

7月21日，歐洲央行召開自英國公投脫歐後的第一次貨幣政策會議。結果，歐洲央行選擇按兵不動，維持三大主要利率、QE購債規模(每月800億歐元)不變，這與英國央行的表態如出一轍。此前，全球央行在英國公投脫歐後紛紛表示出擴大貨幣寬松的意圖，眼下卻紛紛選擇觀望。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也對降準等措施有所顧慮，M1(狹義貨幣)和M2(廣義貨幣)數據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並在今年6月創下新高，這令中國企業的“流動性陷阱”備受關註。甚至有學者表示，降準及全年M2增長13%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貨幣政策回旋空間小，西方國家的財政空間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國仍可動用財政空間來輔助結構性改革。

無獨有偶，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近期表示，本輪經濟下行壓力的本質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例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降低企業成本、擴大社會需求、改變供需兩弱局面，並可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

盛松成認為，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更有優勢。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 GDP的比為39.2%;中國企業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推動企業生產積極性。2013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

“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說。

美法財長談結構性改革時都提及中國

樓繼偉23日在G20會議上表示，實現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強創新能力和促進社會公平。

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米歇爾·薩潘24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結構性改革是此次會議重點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實現世界經濟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手段，G20國家在這方面達成了共識。結構性改革，各國都不一樣，不應該泛泛而談，而是聚焦於某一個國家、某一個產業，都應該有具體措施。比如，中國鋼鐵、煤炭行業的去產能就比較有代表性。

他表示，結構性改革有一些優先的領域，比如貿易和投資、勞動力市場、基礎設施、財政的可持續等。此次會議也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如就業率、勞動生產率等。

對於具體的結構性改革，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在G20會議期間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範圍內都很困難，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財政政策絕對不能取代結構性改革，“如果中國能夠以財政空間輔助改革，例如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合理運用財政空間就能幫助過剩產能部門的失業、低技能員工度過過渡期，這是非常重要的。”

雅各布·盧

其實，中國今年以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成效顯著。例如，此前國有企業擠占了大量資源，且大量債務得到政府剛性兌付。然而，新的大環境是，政府希望打破剛兌現狀，鼓勵通過市場化處理債務問題。

數據統計顯示，截至6月30日，國內債券市場今年上半年發生42起債券違約事件，其中8只債券由擔保人代償。此外，還有29只債券發出兌付風險警示。一系列數據遠超2015年全年。

G20會議期間，當被問及“中央財政將對化解國有企業風險發揮什麽作用”時，樓繼偉幽默地用英語回應稱，“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為“援助但不兜底”)

“至於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何時參與，當出現系統性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時候，公共財政不得不介入，”樓繼偉強調，“這是納稅人的錢，要評估這給納稅人的損失，不輕易進行財政幹預。”

樓繼偉同時表示：“政府不能不作為，而作為就是預防，即宏觀審慎監管。就重大金融風險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這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這時宏觀審慎管理就要及早防範。”

稅制改革創新也被寄予厚望

除了合理運用財政空間，稅收也是全球經濟規則協調的重要內容。在各國期望從結構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尋經濟複蘇的出路時，稅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

樓繼偉23日表示，稅收是全球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全球經濟複蘇的重要手段。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利亞(Angel Gurria)也認為，稅收政策是G20結構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稅收政策能夠推動勞動參與率，提高對勞動力的投資，推動平衡區域的差異和國內的差異。

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舉辦了稅收高級別研討會。多國財長都表示，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體系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有力保障。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表示，當前雙向資本、人力、服務、貿易流動越來越頻繁，穩定的稅收制度，無疑能產生更廣泛的雙向互動，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雅各布·盧則表示，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資中，特別希望稅收政策發揮輔助作用，這就需要對稅制進行革新。“應註重長效機制的建立，而不只是看短期效應，要打破國家之間的稅收‘壁壘’，這需要通過G20合作機制，去引領稅收改革，更好推動和加強對競爭性刺激的影響。”他說。

新加坡副總理、財政部長尚達曼建議降低收入稅，“甚至可以嘗試對一些特殊群體，比如貧困人口征收一種特殊所得稅，即負所得稅，因為稅率與其實際收入密切相關，可以激發其勞動積極性。”

對於尚達曼的建議，唯一在研討會上發言的中國學者——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表示，一些國家嘗試的負稅率是把所得稅和社會福利補助制度結合，對於那些實際收入低於維持一定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家庭或個人，按一定比例付給所得稅。具體到四川，他的團隊主導的“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在提升就業率、增加家庭勞動性收入、提升家庭消費等方面效果不錯。

甘犁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稅收政策是促進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手段，實施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對於增加就業、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數據顯示，在中國小微企業對GDP貢獻度約為30%，提供了2.37億個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