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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會奪走白領的工作嗎

我們面臨的是“弗蘭肯斯坦”的問題，還是人與人的問題？（東方IC/圖）

在憂心人造智能會否反身攻擊制造了它們的人類之前，也許我們更應該憂心我們該如何與機器人共舞，以及在這樣一個共舞時代如何彼此和諧共舞，以免舞會因我們人類自己之間的問題戛然而止。

瑞士公投七成以上人士反對政府進行普惠型補助，被認為表明瑞士人民不願意吃大鍋飯，有人更上升到全面福利會助長全能型政府氣勢的高度，當然也有人“惡毒”地揣測，這是因為他們不想讓瑞士對移民太有“吸引力”。

瑞士人民的底氣來自本來就很殷實的福利和較高的就業率。如果換一個場景，比如瑞士的失業率高達七成以上，這些失業民眾會對政府的普惠型補助投反對票嗎？

會有這麽高的失業率嗎？按照《機器人時代》的說法，會的。在該書作者馬丁·福特看來，一個大多數人無工作的未來正在到來。

在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勒龐等民粹型政治家看來，外來移民和工作崗位外包是發達經濟國家普通民眾工作崗位喪失的主要原因。因此，限制外來移民，鼓勵工作崗位回流便成為他們煽動人心的主要政策訴求。

然而，現在有一個幽靈，一個機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幽靈，正在歐美國家徘徊。這個幽靈不僅正威脅到普通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如搬運工、收銀員等崗位，還開始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蠶食記者、翻譯、投行分析師等所有跟數據打交道的所謂智力密集型職位。前者是自1970年代歐美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崗位外流後普通民眾主要的就業領域，後者所提供的稅收則是支撐福利體系的主要基礎。如今這兩個領域的就業都面臨葷素不拒的機器人的威脅，其間所蘊含的風險及其後續影響委實不可小覷。

自工業革命以來，對於機器爭奪人類飯碗的恐懼和仇恨就一直揮之不去，英國18、19世紀之交以搗毀機器為主要訴求的“盧德運動”，便是在這類恐懼和仇恨的驅動下發動的。當然“盧德分子”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作為反對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落後頑固分子被嘲笑譏諷，以至於對計算機、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社會經濟後果表示憂心的人，也經常被冠以“新盧德分子”的名頭。

如此樂觀地看待“盧德分子”的底氣在於，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新的技術革新所引發的產業重構，在淘汰舊技術標準和產業格局下冗余崗位的同時，必然會產生新的工作崗位，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從而抹平轉型陣痛。而且退一步說，即使舊人囿於年齡和知識結構難以獲得新的工作機遇，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所帶來的發展紅利，必然會帶來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這樣的底氣過於樂觀。所謂發展紅利會自動外溢並覆蓋全社會的說法從來不成立，福利社會的構建是市場經濟先行國家的民眾經過一百余年的抗爭才基本成型，而那些掌握新技術和新經濟模式的人們總是能分得較大部分的蛋糕。

歐美戰後大規模制造業提供的大規模就業持續了“黃金三十年”，到1970年代隨全球制造業再布局而就業規模日趨縮小。大部分原藍領工人的再就業崗位並非來自1980年代起紅紅火火的信息科技、創意產業和金融行業，而是對勞動技能要求較低、含金量也較低的低端服務業崗位，由此導致的貧富分化和居民過度依賴財產性收入，再疊加經濟過度金融化，累積近三十年後終於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爆發。

後危機時代的美國經濟雖逐漸向好，但無就業複蘇帶來的挑戰與日俱增。如今機器人的橫空出世不僅同時威脅低端和高端職位，還令就業形勢進一步惡化，這無疑將加劇貧富分化，並進一步瓦解福利社會的基礎。特朗普這匹政治黑馬的勝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選民沮喪和挫敗情緒的反映。

此外，由機器人導致的發達經濟體工作崗位的收縮，還在銷蝕全球化紅利。此前一輪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資本和技術跨國流動尋找廉價勞動力，因此發達國家工作崗位的流失一般而言意味著新興市場國家就業市場的擴大，這從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受益於“世界工廠”和印度作為服務業外包對象國吸納的新增城市就業都得到充分證明。如今隨著智能化制造和數據抓取分析產業的勃興，上述勢頭很可能被大幅扭轉。上一輪全球化所形成的發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合作關系會否迎來重構甚至一定程度的脫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乃至政治齟齬會否增加，都有待觀察。

可以說，在資本主義興起的這五百年中，人們處心積慮要克服的挑戰是如何把全世界的無產者變成有產者，而如今人類歷史上可能第一次面對大批無工作者所帶來的挑戰。這也是《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為之憂心忡忡的議題。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和福利體系的勃興，是因為此前我們身處一個“大眾”的時代，工廠主需要大眾來充當制造業大軍，軍隊也需要大規模常備軍去打仗，因此統治階級被迫從各方面向大眾讓渡政治經濟權益和社會福利。如今隨著機器人和各種人工智能的崛起，“大眾”不再被需要，大眾時代即將徹底成為過去式，其所對應的社會結構和維系社會運轉的軟硬件會面臨怎樣的挑戰呢？

馬丁·福特指出，如果無工作者現象日益擴大且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也許就必須考慮類似全民補助計劃這樣的應對舉措，否則由於人們購買力的持續萎縮，經濟運轉將陷入停滯，所謂的高科技將變成自說自話的遊戲。在他看來，向高科技暴富人群征稅有著內在的合理性，畢竟這些科技突破與創新是在全人類的知識積累基礎上產生的，收益理應雨露均沾，更不用說有些研究發明所用到的基礎設施本身就是由納稅人的錢修建的。當然，這樣做會否打擊科技創新者的積極性，馬丁·福特並沒有給出答案。

而在樂觀的未來學者傑里米·里夫金看來，這些都不是問題，在一個“零邊際成本社會”和共享經濟的時代，互聯網和物聯網平臺使那些由社會企業和產消者組成的數百萬小型參與者聚集到一起，形成全球性協同共享系統。換言之，資本主義不僅被顛覆，還將被終結。估計在這樣的後資本主義時代，機器人也罷，人工智能也罷，都只不過是共享經濟的加速器而已。

里夫金式的樂觀顯然並不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通過所謂的個人化3D打印成為生產者，共享經濟也不意味著人人都是“平等”的消費者。

此外，在未來人們面臨的不僅僅是機器人搶奪工作崗位的挑戰，還有各種數字化、人工智能和包括DNA缺陷修複與改造等生物工程造成的鴻溝。確實，我們很難想象谷歌工程總監雷·庫茲韋爾在《機器之心》里所描述的那些腦機合體的人士，在面對有著普通人腦的種種缺陷和限制的蕓蕓眾生時，有著多麽大的智力、心理和情感上的優勢。當一方擁有幾乎全人類所有的已被數據化的文明成果及其算法，而另一方窮其一生焚膏繼晷也只能略具專業技能時，雙方怎麽可能平等地競爭。此外，當一方戰戰兢兢避免因病致貧，另一方卻可能通過生物工程大大延長生命並擁有幾乎不老的容顏時，這種觸目驚心的生命意義上的鴻溝又會給社會帶來什麽樣的撕裂感。

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言，21世紀可能會成為最不平等的一個世紀。那些負擔起這些高科技“奢侈品”的人群和那些負擔不起的大眾，在未來將如何相處，人類此前固有的經驗已入不敷出。

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也許以後社會上只有三種人：兢兢業業幹活兒而不知疲倦的機器人，有錢有閑享受“現實”樂趣的人，最後還有缺錢少工作靠VR（虛擬現實）慰藉平生的人。但VR真能長久滿足人類各方面的物質和情感需求嗎？有朝一日VR族會不會像美國戰後貌似無憂無慮的那代年輕人，為了尋求生活真正的意義，發起他們憤怒的反擊呢？

因此，在憂心人造智能會否反身攻擊制造了它們的人類之前，也許我們更應該憂心我們該如何與機器人共舞，以及在這樣一個共舞時代如何和諧共舞，以免舞會因我們人類自己的問題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