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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該向太陽花世代學習

2016-03-21  TCW

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具有絕對優勢, 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令人憂心。

兩年前的此刻、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前夕,應該沒人能預期,一場改變台灣社會的學生與公民運動,將展開序幕。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我不再贅述。

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映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惟」的核心,台灣的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畫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畫「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三十年前,我們專注在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台灣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但這些戰略優勢與市場,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轉型。

拋開硬體與生產思惟,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開放、社會形態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世》(Forbes)雜誌發布首份亞洲版「三十位三十歲以下創業者」,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及「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

這三位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創造許多令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專欄由詹益鑑、鄭博仁、客座作家群共同主持)

撰文 / 詹益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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