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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華裔警察梁彼得的華人們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454

當地時間2016年2月20日,美國紐約,華人舉行遊行,聲援被指控槍殺非裔男子Akai Gurley的華裔警察梁彼得,要求公正對待。 (CFP/圖)

2016年2月19日,周五晚上,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40歲的阿超下班歸來,開始了另一場工作——這一周,每天晚上他都活躍於社交媒體,有時睡眠時間低至4個小時。今晚,是他最後一次在黑夜戰鬥,陪伴他的是坎伯蘭河畔的夜空。

正在此時,北方1000公里外,一輛車從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駛出。車里坐著同樣中年的蔣勇,作為三家公司的老板,他也剛剛結束一天的奔忙。前方還有三個小時的車程,他才能夠抵達芝加哥。

東北1400公里外的紐約,此刻華燈初上。28歲的鄧麗儀走過西班牙人群居的社區。她對黑夜里的西班牙人並沒有太多好印象,然而此刻快速的心跳,卻不是因為隨時潛在的危險。

他們都在為第二天的一場活動做著準備。這場在美國華人圈被稱為“220全國大遊行”的活動,2月20日席卷了美國40多個城市,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從五大湖到墨西哥灣。

一場裁定的是與非

十天前的2月11日,是中國農歷大年初四。居住於康涅狄格州的燕女士微信上跳出一個消息,令她新年的喜慶心情消失全無。消息來自一個名為“凝聚華人力量挺梁過春節”的群,這個群的首創者是被她稱為“挺梁四君子”之一的在美華人吳一平,而消息的內容,是梁彼得被大陪審團裁定為過失殺人罪、瀆職等5項罪名成立,最高將面臨15年監禁。

梁彼得是一個美國華裔警察。2014年11月,擔任警察不到兩年的他在巡邏一棟紐約布魯克林危險建築時,在黑暗且騷亂的環境下扣動了手槍扳機,子彈經墻壁反彈後意外擊中一名非裔男子,致其死亡。

裁定5項罪名成立的消息引起了群里一片激憤。而燕女士看到消息的第一感覺,是“很不平、覺得不可思議”。她此前聽聞過數起反響相當大的警民沖突事件,很多白人警察掐死、甚至當面打死黑人都沒有被警察局起訴,尚在實習期、因為意外殺人就要承擔如此後果的梁彼得顯得“太不一樣、太不公平了”。很快,她為這種不公平找到了原因,此前出現過的數起警察槍擊黑人事件已經引發了警民關系緊張,梁彼得被認為不過是一只消弭危機的“替罪羊”。

與她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生活在紐約的鄧麗儀在同一時間關註到這個消息,當聽聞梁彼得最高面臨15年監禁的重刑時,她的反應不僅是吃驚,更多是氣憤。“之前其他的警察更暴力對待疑犯,但是從警察局拍拍屁股沒事就走出來……為什麽?因為是個中國人警察(註:梁彼得應為華裔警察)!所以夠膽這樣不公正地判罪。”

鄧麗儀決定用行動為梁彼得鼓呼,她開始著手準備請願信,征集簽名,並計劃將信寄給法官和律師,爭取“公正的審判”。同時,“凝聚華人力量挺梁過春節群”里的激憤很快傳遞到各個華人群體,並在社交媒體上不斷發酵。

也有人抱著不一樣的看法。在華爾街工作的Jim,此時在微信上看到了與梁彼得相關的文章。他的第一反應也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在他看來,既然梁彼得不是故意殺人,就不該承受如此裁定。但是,當他仔細閱讀了相關報道之後,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我覺得梁警官是個阿鬥。”

Jim這樣解釋了他的“阿鬥”說。他覺得梁警官是一個無能的警察,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就在住宅區里亂開槍,以至於直接奪走了一個無辜平民的寶貴生命。更令Jim感到遺憾的,是梁警官在法庭上“很差很差的表現”。在他看來,那簡直是華人的恥辱。“他從來沒有向黑人受害者道歉,而且可能說假話,陪審團也不信任他,肯定把他當壞蛋。”

改變看法的,不僅僅是Jim一人。第一時間知道消息的燕女士,開始深入思考這樁案件背後的原因,之前未考慮過的因素一一閃現——為什麽讓一個技術不過關的警察上崗?為什麽要派兩個新警官去危險地帶?這些系統缺陷該由誰來埋單?

鄧麗儀卻一直堅持了當初的看法。她關註了一個叫“Civil Rights”的公眾號,因為那里可以得到最新的關於梁警官事件的資訊。這個公眾號,是一個海外華人的微信維權平臺,梁警官事件發酵之後,它開始組建各地的微信群。與此同時, “凝聚華人力量挺梁過春節”群也發展出了2群、3群……在這些新建的微信群里,人們開始討論如何組織遊行。最終的“220全美大遊行”計劃就在這一個個微信群里被醞釀了出來。

開始質疑的燕女士,改變觀點的Jim和熱心維權的鄧麗儀,帶著各自的想法,在2月20日這天齊聚在了紐約的華人集會現場。

“會哭的孩子有奶喝”

家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的蔣勇是當地一個僑團的領袖,在他的描述里,麥迪遜是一個“很小的大學城”。27萬人口的小城市里居住著1萬余華人,此次卻沒有組織出聲援梁彼得(下文簡稱“援梁”)的活動。

蔣勇覺得這是一個“意外”的遺憾,他原本已經在計劃組織一場本地活動,卻被告知2月20日那天要去芝加哥開兩場會。他曾試圖過聯系其他僑團,促成當地援梁活動,然而其他僑團的反應確是“淡淡的”。於是他只得報名參加了芝加哥的集會。

對這種淡漠,蔣勇表示理解,“這兒的華人普遍生活不太穩定,他們更加著眼於自己的小日子過得是不是順手,其他事情沒有能力顧及,所以這個事情不怎麽熱心。”

在美多年的蔣勇,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2008年聽聞汶川地震,他著手組織義賣和捐款,把母親珍藏的剪紙都變賣捐獻了。提起在美華人,蔣勇的情緒又很複雜。他痛心於華人的隱忍和不團結,但有人從中國新到麥迪遜,他會不遺余力地提供各種幫助,就像自己剛到美國時老一輩華人幫助自已一樣。在他看來,這次全國性的集會遊行活動,最大的意義是給了美國華人聚在一起統一行動的機會,讓美國知道“我們不是可以隨便捏的族群”。

結束集會後從芝加哥驅車趕回家,已經是淩晨兩點多,蔣勇的聲音沙啞又疲憊,卻似還帶著白天的高昂和激動。他說過去黑人經常搶劫華人,因為華人“有現金、不帶槍、也不危險”。後來幾個華人“奮起反抗用槍擊斃幾個黑人”,整個華人圈生活都安穩多了。“不是說贊成暴力,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必須按它的準則和情況進行運動,不然只能被不停地壓榨,不停地壓榨……”

“美國這里就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喝”,此時,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的阿超,也剛剛在微信上講述完屬於他的援梁故事。40歲的阿超是納什維爾集會活動的組織者,白天的集會是他近一個星期以來夙興夜寐的勞動成果。在他看來,集會援梁是行使作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只有從自己做起,努力發聲,才可能改善華人“乖乖仔,一貫容易被欺負”的狀況。

“權益”一詞,是2月20日參加援梁活動的在美華人常常提到的字眼。對這個詞的解讀,卻有著微妙的不同。在蔣勇和阿超看來,“權益”反映為華人的形象;在燕女士看來,“權益”更多是一種平等與地位;而在Jim看來,這個詞的意義要具象得多。

“從來沒有過華人總統、副總統、國務卿、最高法院法官等等。這是明顯的種族岐視。按人口比例,早應該有華人最高法官了。”Jim很在意華人是否能占據這些社會最上層的席位,因為這樣才會有人“幫著我們說話,爭取利益”。Jim在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他的朋友圈里滿是分析稅改、資本管制、收入差距等概念的長文章。

28歲的鄧麗儀精力充沛,工作之外還要兼顧兩份兼職和義工活動。喜歡做義工的她常常說維權,但想法卻簡單得多。援梁活動對於她來說就是一種打抱不平,“我為人比較熱血,比如在地鐵上看到別人欺負婦女,我會站出來那種。”而這次她最強烈的動力是“愛國”,這個國在她心目中指中國——盡管她10年前高中畢業就到了美國,如今已經是美國公民。“這時代美國對華人不公平,我是最看不過眼。我盡管入了美國國籍,護照永遠不會改英文名,因為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是真的。”

“幾萬人的集會,竟然能不留垃圾”

2月20日的紐約,天陰無雨。這一天有數萬華人聚集於這座城市的布魯克林區——梁彼得誤殺事件的發生地。

這些華人中很多從附近的州趕來,比如從新澤西州矮山鎮租大巴前來的May。May到達布魯克林的時候,已經是11點,那時布魯克林的公園已經聚集了上萬人,還有不斷的人潮湧入。“我都擔心是不是地方不夠要炸”。但是擁擠並沒有讓May感到過多不適,相反,她覺得“特別振奮”。因為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多人參加集會,也沒見過那麽多標語,是“排山倒海的感覺”。

鄧麗儀同樣覺得“特別振奮”。梁彼得的媽媽發言時,她甚至有想哭的感覺。那一天的鄧麗儀是現場義工中的一員,這群義工維持秩序、發放標語、收拾垃圾,獲得了很多人的好評。

阿超來到美國是在2005年。之前,他曾參加過中國國內的反日大遊行。“具體抗議什麽我記不清了。後來看報道說我們國人把很多日本汽車,店鋪給打砸了。”此次援梁集會前,他也曾參與過其他的美國集會遊行活動,在他的印象里,美國的活動還有一個特征是“相對平靜得多。”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平靜?他覺得,這是法治社會的結果。任何人觸犯法律都會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集會活動大家自然要按照規矩辦事。“法治健全,大家都習慣了,也就沒有過多問題。”

May在回憶集會現場時,對其高度的組織性印象深刻。“武裝得很專業,總動員很清楚,包括告訴大家喊什麽話,訴求是什麽。強調不能把黑人放在對立面,他們也是受害者,我們反映的應該是美國體制問題。”

而人群離去後會場的整潔,更是令她感慨不已。當日從康涅狄格州趕往紐約集會現場的燕女士也同樣對會場的整潔印象深刻。盡管素昧平生,她們二人卻有一個共同經歷——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後,尚未赴美的她們都參與了國內的遊行。May已經不太記得當時的細節,只是感慨“因為中國人比較隨便嘛。這次中午吃飯時段,幾萬人的集會,竟然能不留垃圾,素質真是高啊。”

作為義工忙碌一整天的鄧麗儀,對當天的集會非常滿意。此前她所在的紐約地區義工微信群就一直在討論集會相關的具體事宜:如何派發簽名信、如何配合各單位、如何印標語牌等。有的熱心人自己建了微信群來動員大家加群並參與集會,義工們與這些群主保持溝通,如果群主同意他們的方案,就會把這些行動的詳細方案告訴群里的參與者。

盡管有這樣較為有序的組織架構,鄧麗儀卻更願意將這次的良好面貌歸於大家“做個優秀好榜樣”的意識,因為“之前國人在國際印象中不太好,我們都知道要改善這些問題”。此前,吳一平曾經號召大家“在世人面前呈現最優素質和最佳狀態”。在鄧麗儀看來,這句號召被踐行得非常好。

相比於“意識”,燕女士更傾向於相信這種成果來自良好的前期組織。“口號標語都再三斟酌過”,燕女士在她所在的微信群里旁觀了整個前期準備過程,她說,吳一平為此還成立了好幾個小群,包括媒體宣傳群、社區領導人群、義工群等,大家在群里都有過爭論,最後做到了求同存異。而伊始的“凝聚華人力量挺梁過春節群”也發展到了10個,匯集了紐約集會的一些積極人士。

2月20日當天,除了事發地的紐約,美國還有40多個城市出現了華人的集會遊行活動。無論是芝加哥的蔣勇,還是納什維爾的阿超,對活動的印象里,都有“秩序”、“整潔”這些詞。

阿超是納什維爾地區集會的組織者。他加入了“2·20”全國遊行組織者總群,這個群的成員是各個城市的遊行集會活動組織者,有的之前就組織過類似活動,他們的經驗通過這個微信群傳播給了各地的組織者們。“大家互相討論,一些大城市還有律師幫助他們核對文字及方法”,阿超介紹說,從全國看,微信群分兩級結構,總群和地區群。總群聚集各地組織者,而地區群則有一定自主性。納什維爾的地區群分兩種,一種只有組織者和義工,主要討論具體細節工作;另一種群除了組織者和義工之外,還包括所有願意參加活動的人。阿超所說的微信群,首創者是天天,他對天天的描述是一名“全國負責人”。

正是因為這個“全國負責人”,阿超與援梁活動結下初緣。“天天開始建立微信群召集全國各大城市開展活動時,我被朋友拉入了這個群。然後,開始了解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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