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中，柏林，火車站》每天有超過1萬難民入境，這對德國來說，是希望，還是災難？ 德國總理梅克爾可能沒想到，當時還微笑和難民自拍，卻因為他們，自己的總理生涯在十週年之際遇到最大威脅。「梅克爾面臨的問題，從願不願意選二○一七，到過不過得了這個冬天。」德國媒體形容。 她遇上的是全球史上最高峰的難民潮，現在，就有等同台灣人口近三倍的難民在世界流亡，歐洲遇上二戰後最大一波人口移動而開始分裂，今年預計收容一百萬人的德國，接收人數是歐洲國家之最，衝擊也是。 為記錄這場影響全歐的德國豪賭，我們走訪德國六城，從反難民勢力最強的德勒斯登，到將阿拉伯語列為活動官方語言的柏林現場。發現有人縱火，有人卻全力協助融入。然後，難民Airbnb、難民大學、難民人力銀行、難民美食餐廳……各種創新誕生。 但，這些德國故事，與台灣何干？ 台灣雖無難民潮，問題卻與德國驚人得相似。缺工、少子化，挑戰這富足卻漸老的社會。許多德國小鎮人口驟減，小學因招生不足面臨廢校，台灣也是。 「如果梅克爾能掌控情況，則她將為未來二十年打造新的德國，一個嶄新、更加有活力、多元文化的德國，」金融時報評論。我們記錄他們的抉擇，同時也思索，如果是台灣，機會與威脅的試煉中，會怎麼做？ ~七十歲退休工程師.厄爾德鎮 今晚，被視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和解象徵——德勒斯登聖母教堂，選擇熄燈，由一片怒火照亮廣場。 「叛國者！」「恐怖分子之母！」上萬群眾上街大喊，一座頭像被掛在斷頭台上：「已預約，留給梅克爾。」 （Angela Merkel，德國總理）麥克風繼續喊著：「太可惜現在沒有集中營！」 「警察起義！趕走他們！」這是德國右翼團體PECIDA（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現場。 這夜，城市裡的文化建築、場館全都熄燈，不願意做PECIDA集會的背景。 同時街頭另一側，上萬人走來。 「德勒斯登不是只有排外分子！」「要真心！不要煽動仇恨！」反PECIDAA的群眾高呼。歌劇院投射字幕於外牆：「德勒斯登該向世界開放」。 警方一字排開，隔開兩方，但煙火、水瓶已在空中飛竄。PECIDA開始攻擊記者、警察、群眾，宣稱要讓難民從德國境內消失。 「我們做得到！」相較英國四年只收兩萬敘利亞難民，九月初梅克爾宣示接收難民無上限，讓歐盟各國大感吃驚，丹麥一度關起與德國相連的鐵公路，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批評：「她瘋了！」 度過金融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的梅克爾，競因此首度被黨內質疑不適任，民意支持度掉到三成。 僅僅兩個月，電視畫面從拍手歡迎的志工，換成舉著斷頭台的極右派，與各地煙硝四起的衝突。 官方預估今年將迎來一百萬難民，打破德國紀錄。「歐洲難民危機是比兩德統一更艱難的挑戰，」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Cauck）在全國演講中說。 十月十七日，德西大城科隆，市長選舉前夕，一名四十四歲男子對著女市長候選人喉部砍去，行兇後，他站在原地大喊：「我要保護你們！」 這位女候選人曾說：「我們將難民危機視作科隆的機會，」而成為極右派刺殺目標。陷入生命危險的她，在次日選舉中獲勝，成為科隆第一位女市長。 「這是一種新形態的恐怖主義，」德國《明鏡》週刊警示。今年以來，對難民的攻擊超過六百件，是去年三倍。大量死亡威脅寄向聯邦政府，近日警方查獲十三人購買數公斤炸藥，要攻擊兩處難民營。 歡迎。「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就會滅鎮！」 一道牆正在築起，不安與對立，考驗德國人的選擇。 人們問：他們是誰？他們的文件是真的嗎？會不會帶來疾病？會搶走我的工作嗎？畢竟，當每天有一萬名外來者抵達，誰會毫無疑慮？但，有人看到威脅，有人卻看到機會。 八千萬人口的德國，十五年後會出現一千萬勞動力缺口，缺工，是收容難民的最佳理由；另方面，梅克爾所屬保守黨，民意支持度快速墜落。難民潮不僅挑戰人性，也挑戰政治人物的抉擇。 這抉擇有多難？當一個德國變成兩個世界，執政者該站在哪邊？ 從柏林搭一個小時的火車，我們來到弗斯登堡（Furstenberg），一個德國典型的製造業小鎮。 一百三十位難民抵達前夕，鎮上活動中心擠進五百人，警察解釋著細節。「他們是誰？」 「會有治安問題嗎？」鎮民紛紛舉手。 「根本沒想到有那麼多人會來，」鎮民多姆沙伊特.伯格告訴我，三千五百人的小鎮組成七十人工作小組，包括衛生、語言等十五個組別，還向其他早一步接收難民的小鎮請益，希望快速協助難民融入。 她打開簡報檔，顯示小鎮人口結構二十五年來減少一半，二〇三〇年，十五到六十四歲人口會再少四〇％。 「如果不這麼做（接收難民），我們就會滅鎮。」她說。 再往東，緊鄰德國與波蘭邊界的小鎮Golzow，鎮長直接跑到收容所去尋找學齡兒童，請難民家庭移居至鎮上，因為要開學了，小學卻一個班都收不到十五個學童，恐將廢校。 如果沒有外來者，二〇三〇年的德國將出現八十五個德國年輕人養一百個退休老人，德國的經濟與社福系統將面臨崩解。聯邦統計局官員直言，這一波年輕的難民，將可以支付五〇、六〇年代出生人口的退休金。 除了人道考量，支持德國開門的最大理由，是經濟。但對退休工程師薛勒來說，卻看到負擔。 年約七十歲的薛勒，住在德國西北、魯爾工業區旁的厄爾德鎮（Oelde）。父親在二戰身亡，他靠著辛勤工作與儲蓄換來退休無虞的生活。 「我們沒有準備好在那麼短的時間，接收那麼多的伊斯蘭移民。我們已經有三百二十萬個土耳其人了。」他站在陽台，指著旁邊土耳其鄰居，說他們起初不過是一對移民夫妻，現在競變成三十人的大家庭。 他是典型的德國中產階級，原本支持梅克爾所屬保守黨，但現在開始動搖，「她（梅克爾）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經濟需要難民？「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們有很多工程師、受教育的勞工，但他們有經驗嗎？從哪來的？你知道有什麼公司來自敘利亞、來自中東嗎？可能他們的經驗是用槍的經驗吧！」他說。 德國今年為了難民撥出四十億歐元經費，明年一百億，占年度總預算超過三％，就是為了讓他們盡快融入並進入勞動市場。但根據統計，能在第一年找到工作難民只占八％，只有在十五年之後，就業率才會到七成。 但從今年起，德國每名納稅人將拿出約新台幣二萬五千元，支撐難民生活。 「未知，讓人們暫時忽略了經濟的正面效益，」長期研究移民對經濟效益的科隆經濟研究院博士蓋斯（Wido Geis）告訴我，他確定這波難民長期的經濟潛力，但難民沒有護照、學歷證明甚至連年齡也可以謊報，讓他開始動搖，德國真的撐得住？ 在德國首都柏林，我們跟著三十餘台警車、救護車一起迎接「難民轉車」。火車還沒停妥，難民們揉揉眼睛迫不及待站起，聞一聞身上流亡的味道，換上一件德國人捐助的長袖，排成一列緩緩下車。 其中，年輕男子占了七成。 檢驗身分後，他們搭乘不同的巴士、前往不同收容所。有的人一起跨越了整個巴爾幹半島，在生死交關中相識，登上兩台車後揮手告別。 一位中年男子望著窗外，緊握雙手激動落淚。 他們是經濟的新血，還是麻煩？ 一份對一千位難民所做的問卷發現，有超過一半想要創業。創業潮對一國經濟帶來新動能，聯合國對土耳其的最新研究指出，接收二百四十萬難民後，過去一年該國新創事業有三成來自敘利亞難民，全國平均薪資呈現正成長。 於是，當德國缺工職缺創史上新高，難民成為企業新希望。製造賓士汽車的戴姆勒總裁蔡澈（Dieter Zeetsche）說：「在最好的情況下，（難民）可以成為下一次德國經濟奇蹟的基礎......能夠完全離開原來的生活，絕對是幹勁十足的人，這種人，是我們賓士目前正在尋找的人才......當你想到未來，就不會拒絕難民。」 德國雇主聯合會主席克拉默（IngoKramer）也認為，應盡早將難民整合入勞動 我們來到萊比錫，拜訪長期研究德國社會排外情緒的萊比錫大學教授戴克（Olicer Decker）。他認為，討論難民對德國的經濟效益，其實是表層，「說穿了，核心問題是他們是不是自己人？」 德國近代有兩次大規模接收難民的經驗：第一次是在二戰後，一千三百萬具有德裔血統者，即使不會講德文，也能遷回德國取得國籍。 另一次是東西德統一後，三百萬個在蘇聯地帶的德裔人回鄉。兩次人數都遠多過百萬，即使當時德國經濟遠不如今，卻沒有人反對，因為認定他們是「同胞」。 「我老實跟你說，其實數字不是問題，問題是他們都是信伊斯蘭的，誰能保證他們不是ISIS？」退休工程師薛勒的心聲，代表許多中間民眾的不安。 「人類面對未知，就會有莫名的害怕（Angst，德文，對不具體事實的恐懼），」戴克說。但德國有移民背景的人數，已超過總人口五分之一，達史上最高，為何談起伊斯蘭、談起移民，德國仍會害怕？原因是對問題長期視而 不見，「我們犯過兩次錯誤，現在正付出代價。」戴克說。 第一次是客工政策的錯誤。德國在二戰後展開長期的「客工政策」，大量引進土耳其、希臘、義大利、甚至韓國勞工，只簽一年工作約，政府認為他們不會留下，於是沒有德文課、沒有文化整合，柏林龐大的土耳其區就是當時留下的紋理。 第二次是東西德合併後遺症。合併後，邁入中年的東德人發現，自己的教育、價值觀、工作技能都不再受用，成為經濟弱勢，覺得自己被政府遺忘。同時「客工政策」累積大量末融合的外國人，政府以獎金、退休金鼓勵客工返回母國，加上九〇年代來自巴爾幹半島的龐大難民潮，政府對「外人」好，對比自身的政經弱勢，讓他們將怒火轉向外來者。 「今天他們搶走你的工作，明天他們睡在你的克利汀娜（指伴侶）旁！」九〇年代，德國排外情緒升高，外籍人士被燒死的新聞不斷。 歷史的傷痕不會輕易消失，不安如同幽靈，一經煽風點火，很快就星火燎原。 矛盾的是，若沒有外來者，戰後缺工的德國沒有五、六〇年代的經濟奇蹟。「沒有外來人口，就沒有現在的德國經濟。」蓋斯直言。 知名媒體工作者奧古斯丁形容，「我們當然可以拒絕外來者上車，但當未來的德國變成一列又老又空蕩的火車，那是我們要的嗎？」 牆已建起，人民對立，一張右翼分子建立的Google地圖，揭露全國近兩千個難民收容所位置，呼籲眾人「起義」。 此時，政治人物要讓全民對融合抱持希望，很困難，迎合民眾的恐懼，卻簡單得多。 近期，丹麥、瑞士、波蘭、奧地利的選舉，都由排外的右派政黨獲勝，「我們要阻擋那些把霍亂跟寄生蟲帶來歐洲的難民！」波蘭勝選政黨如是說。 恐懼，正在全歐洲快速蔓延。 此時，梅克爾卻甘冒眾怒，公開宣稱，她不會因為民意調查數字決定做法，唯一的標準是：如何解決問題。 她務實的將龐雜的難民問題拆解成國內、歐盟、土耳其等不同層次。對內，她強勢主導執政聯盟長期磋商：對外，透過歐盟峰會試圖重建歐盟邊界秩序，並飛往土耳其，嘗試在難民路線的源頭解決問題；對於牽涉到國際角力的敘利亞內戰談判，連中國都拉攏出力。 《經濟學人》認為，她採取務實又有野心的大膽做法；《新蘇黎世報》形容，她是少數以「價值領導」的政治家。就連她的宿敵，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都稱：「梅克爾的立場是歐洲幸運的預兆......透過她的決定，我們重新證明了歐洲的人道主義精神。」 對於人們渴望的關閉國界，她呼籲誠實面對現狀，「在網際網路時代，封閉自己只會使問題惡化......難民始終會找到方法到歐洲的。」 難民運用智慧型手機，搜尋最可能成功的逃亡方法，最新路線竟是騎著腳踏車一路往北，從俄羅斯挪威邊界跨越至北歐，因為在俄羅斯步行跨越邊界有罪，而挪威方嚴查汽車載運難民。 不只是難民，包括移民、栘工，都透過網路找出路。且全球化降低栘動成本，形塑出如今的大移動時代，人群如流水般往希望而去，最弱勢的難民因為求生本能，更是最不可擋的一群。 根據聯合國統計，包含難民與移民，全球移動人口高達二億三千萬人，包含難民與移民，全球移動每年平均成長二.六%，二〇一三年移民到亞洲國家的人口，就超過七千萬人。 在台灣，包括外來人口與其子女已相當於總人口六.二％，十年間增加二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以增加六萬人的速度持續上升。 人口移動，成為缺工、少子化國家的機會，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從窮國栘入富國的人流，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重塑經濟發展。 入境德國的難民八成在三十五歲以下，這對人口老化的德國將有長遠利益，從德股十月份上漲超過一二％，漲幅遠高於英、法、與多數歐洲國家，顯示投資人對德國難民政策投下贊成票。 三顆種子，讓恐懼中掙扎的德國保有希望。 第一，一九九八年之後的新政府，以大量資源長期鼓勵全國公民社會發展，為德國社會鋪下族群融合的基礎。 第二，網路工具使用，讓外來者融入新社會更有效率，資源分配有更多可能性。（見一百一十四頁） 第三，占德國人口五分之一、具移民背景的居民，以及一千六百萬德裔難民及其後代，積極協助這波新難民。那張被極右派標示兩千個收容所的Google地圖，被換了名字，讓志工與物資能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們跟著地圖來到科隆最大難民營。會說七國語言的阿瑪蒂正在解釋遊戲規則，她每天拜訪兩個難民營，陪孩子運動、玩樂。她八歲時隨爸爸從伊朗逃出，在德國長大，現正攻讀碩士。我好奇問：「你覺得妳是德國人嗎？」 「是，我當然是德國人！」她沒有遲疑，「我來自伊朗，但德國代表的一切價值，開放、包容、多元，這些就等同於我，這（認同）不是問題。」 包容、開放，正是他們心中的「德國價值」。 這份「價值」是戰後德國的傳統中堅力量，是梅克爾一改謹慎低調，冒險宣示的主因，如果這場豪賭成功，大移動時代中德國價值更加耀眼，號召更多人才上車，成為一輛載有新生命的火車，往更多機會的未來駛去。（德國現場影片請見商業周刊官網www.businessweekly.com.tw）採訪後記》當難民反過來安慰我，我愣住了......五年前，我在德國念書，一天早晨，德國房東急忙敲門，「新納粹今天要遊行，可以的話你今天不要出門。」 當時我住的地方，是柏林被稱為新納粹聚集地的郊區。入住沒多久，房東跟我說了一些故事，關於越南人、土耳其人被燒、被打、被推下月台，有時我必須半夜搭車回學校上課，他會堅持送我去坐車。 仇視非西方的外來人口，在這裡從未消失。每年五月一日，新納粹跟反新納粹在街上互槓，這波百萬難民潮來得太快，讓反對聲浪壯大。 「你知道這些故事嗎？」我問一位厄利垂亞難民，他的年紀正是五年前我的歲數。 我們聊德文多難、德國食物多飽、天氣多冷，但不能聊回國之後做什麼。因為他的願望是永遠不要回國，不想被吊上樹三天之後發爛、截肢，不想擔心明天是否活著。 「我知道那些事（攻擊事件），」他回答，「我其實可以理解他們的害怕，」他解釋極右派的來由，仿佛理性的旁觀者。 然後，他吸了口菸，爽朗的笑說，非洲來的他實在太黑了，不然裝作亞洲人可能比較受歡迎。花了兩年歷經生死流亡，他笑得卻比誰都大聲，就跟我新認識的十幾位難民一樣。 若說恐懼程度，他們是新來者，應該比在地人更害怕，但恐懼沒有讓他們裹足不前，因為他們更盼望未來。 他看著我問，「像你們，台灣很有錢吧？」我搖頭說，現在經濟狀況不佳。 他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問題，我們還能怎樣？只能開心點過，對吧？」看著他全身捐助的衣服，卻反過來鼓勵我，我愣住了，久久說不出話來......。（文.劉致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