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浪潮席卷了祖國大地，給各行各業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率先接到“互聯網+”橄欖枝的醫療行業，在慶幸之余，難免也倍感壓力。因為對於傳統醫療行業來說，“互聯網+”之路已然是勢在必行。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今天，醫療作為一個特殊的行業存在，由於其自身體系的獨特性與封閉性，難免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從今天來看，傳統醫療的弊端越發凸顯，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傳統醫療弊端日益凸顯
1、醫療資源集中，小病也上大醫院
伴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對醫療資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強。由此一來，衛生服務需求與醫療衛生資源的矛盾日益突顯。
根據國家衛生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其中30%的醫療資源又分布在大醫院，可以看出地區之間的衛生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同一地區不同等級的醫院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差異也很大。而且，農村和城市社區缺乏合格的衛生人才和全科醫師，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醫院也缺乏高水平的醫生。這使得老百姓形成了看病無論大小病都要湧向大城市、大醫院就醫的觀念；大醫院的功能本應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難病人，卻收治了大量常見病、多發病患者，不僅造成看病難、看病貴，還浪費了大量的寶貴資源。
就拿北京來說，堪稱“全國看病中心”。大量外地人口進京看病就醫，使得北京三級醫院不堪重負。據統計，日均70萬外地人奔赴北京就醫，毗鄰的河北省每年有700萬人次，甚至感冒發燒都要趕赴北京就醫問藥。
透過北京的“全國看病中心”現象，我們不僅看到的是北京聚集著優質的醫療資源，同時也透視著我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資源配置不均，最受傷的還是老百姓。據報道，北京協和醫院門診大樓外面，每過中午，租躺椅的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張租金10元，押金200元；晚飯時分，還會出現三三兩兩的“號販子”，本來只要14元的專家號，在他們手里要300元到500元方能“成交”。同樣，北京同仁醫院的眼科也是掛號“難於上青天”，每天從淩晨兩點左右開始，號販子就活躍起來。一個專家號要三四百元。外地人在“守夜人”中占了大多數，特別是剛到北京求醫的外地人，會白耗上幾天才學會排隊趕大早這個“硬道理”。
面對如此狀況，李總理的“互聯網+”給醫療帶來了新希望。首先，將線下就醫轉戰於網絡，以此來緩解資源缺乏的大問題；並在國家的高度重視之下，力推醫療資源的再分配。因為若不能改善資源配置狀況，久而久之，線下就醫那些“一號難求”、“醫患關系緊張”、“看病貴”、“設備良莠不齊”等難題，依舊會蔓延到網上。甚至還會滋生出新的問題，例如不識字、不懂電腦的人就難以享受網絡時代的成果。
2、看病更貴了
2014年11月中國社科院發布《醫改藍皮書》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雖然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底的34.4%，但個人支出上漲了64.31% 。從這組數據中最直觀的讓我們看到，之前醫改所帶來的並不是藥費上漲不上漲的問題，而是老百姓支付的醫療費用比重直接上升了，老百姓看病更貴了。
3、以藥養醫的畸形發展
醫改6年來，公立醫院藥價虛高十倍、十幾倍甚而幾十倍，醫生拿藥品回扣幾乎成為了公開的潛規則。尤其對於一些後期的癌癥患者，由於親人的救治心切，一些醫護人員也抓住這一特點給予一些非理性用藥，價格可謂“天價”形容。盡管央視也曾就這方面問題進行報道，比如藥價虛高、醫生拿藥品回扣等，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當公立醫院走向這種公開的潛規則時，其必然導致畸形發展。
4、回扣刺激醫生醫德下降
回顧這幾年的醫改情況，回扣的潛規則導致一些醫生並不是為患者考慮最優的診療方案，而是最貴的方案。
比如，醫生基本都知道的常識，就是抗生素的使用，盡管見效快，但對於人體免疫系統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現實的情況呢？我國不僅是人口大國，同時也是輸液大國，根據一些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年人均輸液達8瓶，是世界人均的3倍。我國抗生素人均年消費量約138克，是歐美國家的10倍。據中國紅十字會非正常死亡統計顯示，我國每年醫療損害事件（很大部分是不安全用藥）造成約40萬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數的4倍。每年約有20萬人死於抗生素濫用。這些情況不得不承認與醫藥的回扣存在著一定的關系。
5、醫患沖突不斷升級
近兩年醫患糾紛可謂到達了一種空前的局面，並且還形成了職業“醫鬧”的群體。這其中的因素盡管是多方面的，也不排除一些患者的“惡意”行為，但很大一部分是由醫療事故引起。不當的用藥、治療，甚至一些“玩忽職守”的情況時有發生，比如手術刀遺忘在患者肚子里。
6、藥品器械采購的腐敗鏈條
2015年2月8日媒體報道安徽16家公立醫院院長收受藥品器械賄賂而落馬，用當前反腐的流行詞來說，就是出現“塌方式”腐敗。整個案件涉及的部門多、人員多，上至局長、院長，下至藥械科長、財務科長、采購員、醫務人員，往往查處一案牽出數案，查獲一人牽出數人甚至數十人。藥品器械的采購環節可謂形成了一條嚴密的腐敗產業鏈。而一些省市有關部門牽頭的所謂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更是充滿著權利尋租的空間與機會。
7、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當前有個普遍現象就是地域之間的公共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比如三甲醫院大部分都分布在省會城市，先進的醫療器械和優質的醫護資源也都集中在這些醫院中，這就自然導致了大量的患者湧入這些醫院，即使其中一些患者並不是真的患了這方面的病癥，導致這些大醫院的一些專家醫生每天有掛不完的號，而就診的對象或許只是個感冒患者。這對於醫生醫療水平的提升也是一種阻力，一些時間花費在了與自身專攻方向無關的病患身上。
8、分級醫療體系效用低
根據全國政協教科文衛委員赴六省市的醫改調研發現，醫改這幾年來，城市大醫院門庭若市，門診量超萬人的醫院數目大大增加，而隨之的醫療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在政府強力監管下卻並未獲得有效提高。
與之相對應的基層醫療機構雖然人員待遇和設備、硬件得到提升，但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反而下降，不少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十分冷清。盡管我們構建了分級醫療體系，但實際效果明顯不理想。
9、醫生晉升體系因素多
按理說對於醫生晉升最直接的指標就是其醫術水平的高低，但在當前諸多人為考核因素下，醫生要想在走出學校走入醫院之後繼續提升醫療水平，除了所謂的“實踐”之外，其專研時間幾乎沒有。原因很簡單，在一些大醫院，一些醫生每天都需要接診大量患者，可以說忙到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下班了回家還要照顧家庭、小孩，此時哪里有時間去閱讀、查閱自身領域的專業文獻呢？好不容易能擠出點時間把各種領導關系，各種應酬搞定就不錯了，寫論文都不一定有時間，更何況學習。
10、醫保難保
目前，我國醫療保險覆蓋率超過95%的人群，從數據上來看相當壯觀。但實際的保障水平很低，且醫保基金入不敷出瀕臨崩潰。根據《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報告2014》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為33.20%，而支出的年平均增幅為34.39%，預計2017年就將出現當期收不抵支的現象，新農合的累計結余將為負數，至2020年支出將比當年籌資超支15.38%。
勢在必行的醫療改革與互聯網+
以上十大問題可以說是困擾與影響著醫療體系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不過有關部門也在不同層面意識到了這些問題。2015年2月6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撰文《醫改不可犯“顛覆性錯誤”》，表示醫改存在“顛覆性錯誤”的危險，主要表現在醫療衛生市場化、商業化、私有化趨勢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方向。
多年來，對醫改始終有公益性和市場化兩條道路的爭議。2009年中央確定了政府主導和公益性方向，但貫徹得還遠遠不夠。基本醫療衛生供給依然薄弱，基本醫保不能充分分散患者負擔，公立醫院仍然在“以藥養醫”舊機制下運行，戴著公立的帽子，做著逐利的事情，醫藥費用迅速增長，實際上抵消了基層醫改和基本醫保的效果，群眾負擔沒有減輕。
醫改導致傳統醫療體系帶給我們的問題越發突出，從以下幾方面可以稍作分析：
傳統醫療幾乎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不進行改革，必然將導致醫患關系問題的進一步升級。因此，在我看來傳統醫療的出路就是積極地借助互聯網，乘著“互聯網+”醫療的東風，撼動堅固的傳統醫療體制。
一方面從國家層面做好頂層設計；二是從醫院本身做好改革準備；三是從市場層面做好對接；四是產業鏈環節上的人員都需要改變觀念，迎接變革；五是既得利益者的轉變；六是借助於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雲平臺、可穿戴醫療等新科技時代的產物，重新建立新的醫療生態鏈，真正實現以患者為中心。
如果國家層面做了“互聯網+”醫療改革的頂層設計，而產業鏈環節中的相關方沒有順勢變革，抓住機遇，那麽其結果必然是面臨被顛覆。傳統醫療從當前來看還是承擔著整個醫療的主體工作，如何借助於“互聯網+”醫療來放大自身已有的價值，同時改善當前的短板，將是傳統醫療即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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